| 明清史 |
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
吴琦/唐洁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3年04期第94～99页
【英文标题】The Age Status and Politics： the Aage Status of Nei-ko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U Qi, TANG Jie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作者简介】吴琦，唐洁，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吴琦（1962—），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唐洁（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史学理论。
【日 期】2003-04-04
【关 键 词】寿龄/政治/阁臣the age status/politics/the members of Nei-ko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4-0094-06
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通过对于人的关照去审视历史，在历史研究中便显得尤其重要。作为明代历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阁大臣，在明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在阅读《明史》等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明朝内阁成员的寿龄状况与社会政局尤其是朝廷政治有着极大的关联。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此类重要问题完全未予关注。本文将明代内阁阁臣视为一个群体，分析其高寿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明史》中的人物年龄记载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1.《明史》的缺憾
《明史》虽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官修正史，但与其他正史一样，在许多方面留下了缺憾，其中的重大缺憾之一，便是介绍人物时，始终没有完整地记载下当事人的生卒时间。翻开《明史》，集中记载人物的《列传》，似乎并不注重反映人物寿龄的长短，尤其是出生的时间。对于人物的卒龄，纯粹的记载形式也较少，如（金幼孜）“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1]（金幼孜传）的记载形式，往往并不多见。不少传记在记载人物去世的内容时，会简略地涉及该人的卒龄、卒时、卒地或卒因等，如（朱能）“卒于军，年三十七”[1]（朱能传）；（练子宁）“语不逊，磔死”[1]（练子中传），（戴珊）“疾作，遂卒”[1]（戴珊传），等等，但大多数人物的生卒时间不详或完全无从查知。
事实上，《明史》在具体人物叙述中，对于哪些人记载年龄的问题是有所侧重的，通常多是品级较高的官员，如内阁阁臣、六部尚书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的传记中，大多留下了卒年或卒龄的记载。而对于品级较低的官员或外朝官以及平民等，常会通卷省略，而代之以“卒”、“未任卒”、“遂卒”、“久之卒”、“卒于官”等极为简略的记载形式。
在《明史·列传》对于官员事迹的记载中，一般是在人仕之后，方可见人物具体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大大小小、朝廷内外的官员，只有正式踏上政治舞台后，才开始进入史册。同样，官员致仕，相关的记载也就终止，所以我们在传记中很难看到官员致仕后的活动经历，由此，卒年与卒龄也便常常遭到忽略。这种人物记载方法与特征明确反映，古代中国的官修正史，实质上是否定将人物作为主体来叙述历史。正史更多的是关注与人相关的事，关注与朝廷、帝王相关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列传》中对人物的逐一叙述，始终是通过人物来贯穿忠孝之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大方向。人不是独立的人，不是生活的人，而是政治中的人，伦理中的人，事迹中的人。
总之，《明史》对于人物的记载，总体上表现出了重上轻下，重高轻低，重内轻外，重事轻人的指导思想。对于朝廷、政权以及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个人，则力求叙述完整，而对其他人物却多予忽视。
2.关于非正常死亡的卒年记载
《明史》在记载非正常死亡人物的卒年前，常常会事先说明人物的卒因。《明史》人物传中有关非正常死亡记载的比例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有明一代的内政外交多变无常，从朝廷到边关，常有致文臣武将于非命的事件，尤其是明朝皇帝的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刚愎自用，成为大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很多明朝官员难以寿终正寝。
在《明史》的记载中，官员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于太祖、成祖、英宗、思宗四朝。洪武初年，许多跟随太祖创业的将官都死在巩固疆土的战斗中，建国后不久，朱元璋又通过胡惟庸、蓝玉等大案，将追随其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继逮杀殆尽。特别是到他晚年，更是猜忌多疑，暴虐乱杀，许多大臣上朝时，都先与家人诀别，唯恐上朝之后不能平安归来。
永乐初年，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明成祖，为维护其即位的合法性，残酷地镇压反对者，对于毫不臣服的建文朝臣大开杀戒，大部分官员惨遭杀戮。如：
练子宁，“语不逊，磔死，族其家，姻戚具戍边”[1]（练子宁传）。
王度，“坐语不逊，族”[1]（王度传）。
石撰，“及城陷，愤詈不屈，支解死”[1]（石撰传）。
崇祯末年，由于农民起义的发展并最终推翻明王朝，许多明朝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殉难。此后的清军入关，不少前明官员也在抵抗中身亡，有的则守节而死。 《列传》对于非正常死亡人物卒龄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等人物传中，此外，还有一些正、反两面的非正常死亡人物散见在其他人物传中。明代是历史上倡导节烈最盛的朝代之一，也是表彰节烈最多的时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的观念成为人物评价中的主要价值准则之一，特别是对于妇女的评价，不但要节烈，而且还要提倡至惨、至烈、至奇、至苦，“忽庸行而尚奇激”，死烈行为尤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表彰和称道。在《明史》所记载246名烈女中，有210多名是守节而死，占记载总人数的80％以上。同样，《忠义传》与《孝义传》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超过70％。一般在表彰的死烈人物中，男性多大骂不屈，被杀而死；女性则多为守节而“不食死”、“投井死”、“自缢死”等。
有明一代，被朝廷或皇帝处死的朝中大臣不计其数。明代统治者不惜用严刑酷罚对待士大夫，鞭苔捶楚成为朝中官僚士大夫的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于书，许多官员因此而丢掉性命，其中死亡比例最高为言官。明代的科道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权力很大，监察的范围也较广泛，包括弹劾大臣，进谏皇帝。但往往忠言逆耳，言官们常常得罪各级官员，包括当权太监，而且还有皇上，最终难逃被杀的命运。如：
给事中耿通，曾为太子的正当行为辩解，竟招至皇上嫉恨，“帝曰：‘失出，细故耳，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竟论奸党磔死”[1]（耿通传）。
御史钟同，因上疏言及复储事，“帝乃封巨挺就狱中杖之，同竟死”[1]（钟同传）。
武宗正德十年，言官谏南巡，廷杖一百四十人，死十一人。世宗嘉靖年间，在“大礼议”之争中，嘉靖皇帝下诏廷杖共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思等十八人病创卒。崇祯年间，用刑急，大臣们也多死于狱中。
以上种种非正常死亡，在《明史》的具体人物记传中，卒年的记载情况多有不同，《明史》视为正面的非正常死亡官员，间或可见卒年的记载，尤其是品级较高的官员；而《明史》视为反面的非正常死亡官员，则鲜见卒年的记载。
二
《明史》卒龄记载最完整的要属中央政府的核心官员，其中阁臣便属此类。明朝初年，由于废除丞相制之后君权发展的需要，朱元璋挑选了一些官员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来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仁宗时，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日重，特别是到英宗时期，阁臣通过票拟制度取得相当于前代丞相的权力。作为中枢机构，内阁在明代政治主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内阁阁臣的命运也与明代政治发展紧密相连。
1.《明史》中的阁臣年龄记载情况
《明史》对阁臣生平事迹的记载相对较为完备。但并不是所有的明内阁成员都进入《明史》，而收入明史的阁臣也并非都有年龄的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内阁年龄记载的详略情况，了解明代阁臣的大致生存状况及其与政局的关系。
表一 内阁年龄记载率表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及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下同）制成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景泰朝入阁阁臣的年龄记载率仅为42％，入阁的7位阁臣中，有2名在《明史》中无记载，而另2名则无明确的卒龄记载，这在明朝前期是不多见的现象。在景泰末年，曹吉祥、石亨等人趁代宗病危之机，将软禁多年的英宗重新拥上皇位，发动了“夺门之变”，为了事出有名，英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景泰朝的阁臣王文斩于市，杖责陈循五十，谪戍边，同时将萧镃、商辂削为民。景泰内阁旧臣被全部去掉，这是明代内阁唯一一次全部更换。很明显，英宗是想通过忽略对景泰朝阁臣的记载，尽可能地抹掉景泰朝的政治影响因素，以便体现他重新即位的合理性，并在史册上留下更多的有利因素。
同样，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仅25年时间，共入阁63位阁臣，但是，记载率却比其他各朝都要低。这是由于明末三朝，局势严峻，内忧与外患连绵不断，以至国事操之过急，政局日趋紊乱，从而导致整个政局的积重难返。特别是崇祯朝时，内阁成员多达五十人，这是由于，一方面思宗求治太急，希望众多的阁臣能够为其提供一些有效的救世方案，当时廷推阁巨人选就多达三十人；另一方面，明末皇帝猜忌甚盛，加之宦官弄权，内阁内部相互倾轧，因而阁臣任职时间普遍较短。此外，社会动乱，王朝灭亡，许多阁臣年龄无法统计。
明代阁臣的非正常死亡率并不高（见表二），与明朝其他官员，特别是常受廷杖之辱而死的言官相比，皇帝对待他们要宽容得多。他们中间仅有的十余位非正常死亡者，多是由于与皇帝之间的激烈冲突而致身亡的。所以，尽管皇帝对于阁臣以宽容为主，但绝非高枕无忧，一旦皇帝意识到内阁对自己的触犯难以容忍时，等待阁臣的将是不幸的命运。如景泰朝阁臣王文，由于当年帮助代宗改撤太子，后被继任的英宗斩首。嘉靖朝的夏言，不奉召撰写清词，又对世宗赐给的香叶道冠不置一顾，因而得罪世宗，最后导致被杀。在崇祯朝，仅被赐死的就有3人，而其他阁臣被罢免或革职闲住更是家常便饭。
表二 明代阁臣非正常死亡表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与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2.明代阁臣平均寿龄状况
表三是对明代各朝阁臣平均年龄的综合统计情况。据《明史》记载，内阁“阁臣参预机务”是从永乐初才开始，虽然在洪武和建文两朝，翰林学士已有代言之职，但仍属于内阁的孕育阶段。而明末三朝，对于阁臣寿龄的记载率极低，非正常死亡率较高。基于这些原因，表三没有将这几朝的阁臣年龄情况列入其中。另一方面，洪熙和宣德两朝的内阁大臣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将其并在一起。
表三 明代各朝阁臣平均寿龄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及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从表三不难看出，如果按照所有人员平均计算，则明代阁臣的平均寿龄显然在七十岁以上。正德、嘉靖和万历三朝，阁臣平均寿龄都超过了七十岁，而人数也都达到十几位。“人到七十古来稀”，古代社会，由于科技水平不高，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七十寿龄之人应当是极少数。而明代阁臣的平均寿龄达到七十岁以上，确是令人惊讶，如果把明代内阁的阁臣们视为古代社会的一个群体，誉之为高寿群体，则毫不为过。
三
明代阁臣的命运始终与朝廷政治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阁臣寿龄的长短，也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同理，通过对于阁臣寿龄的变化状况，也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关照明代政治。分析表三，可见明代阁臣的寿龄从洪熙到万历经历了几个大的变化阶段，即仁、宣阶段，英、宪阶段，孝、武阶段，世、神阶段。阁臣寿龄水平处于波动状态，波动的高低总体上与明代政治的发展相吻合。除此之外，皇帝的性格特征，阁臣本身的经历与性格，以及致仕以后的生活状况等，也都是影响阁臣寿龄的重要因素。
1.政局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仁宣时期，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苦心经营，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矛盾亦趋于缓和，整个王朝进入和谐、有序的状态。《明史·宣宗本纪》记载，宣宗时期，“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可谓是传统社会的太平盛世。这种社会状况的出现，首先受到褒扬的自然是皇帝和他身边的阁臣，正所谓“明称贤相，首必三杨”。阁臣们不但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伸展，同时又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在这种志得意适的政治满足感中，阁臣们身心顺畅。
然而，英宗时期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土木之变”使五十万精锐明军死伤大半，英宗被俘，明朝受到奇耻大辱，人们心目中的强盛帝国已经暴露出了无能的一面，许多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不满和痛恨便直接指向了朝廷，批评和攻击渐如潮涌。然而，皇帝是不能随意指责的，因此，那些成天跟随在皇帝身边“误导皇帝”的宦官们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同时，在皇帝身边佐政的内阁大臣们也难辞其咎。这一时期的阁臣们再也很难享受到他们前辈那种广泛的社会认同了，无论是皇帝或是社会民众，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史书中所载对阁臣的挖苦、讽刺也多见于此时，如成化内阁被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阁臣刘吉由于被言官弹劾多次，仍稳坐内阁，被讥讽为“刘棉花”，意为越弹越好。阁臣万安缺乏政治见解和能力，只知在皇帝面前多呼“万岁”，以表示赞同皇帝意见，被讥为“万岁阁老”。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阁臣的压力越来越大，多有心力交瘁而死于在职者。
到孝宗朝，由于政局重新趋于稳定，士人及社会大众开始恢复对朝廷的信任，并投以一定的政治热情。阁臣们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悉心辅佐皇帝，再现仁宣盛世的景象。于是，整个内阁出现了新的气象。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充满个性张力的王学兴起，人们更多地注重自我身心的修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孝宗及武宗朝出现了阁臣长寿的现象。
嘉、万时期，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加上内阁成员内部斗争越演越烈，特别是首辅之间的明争暗斗。嘉靖“大礼议”之后，张璁任首辅，恃宠跋扈，结怨过多，被礼部尚书夏言弹劾去职；夏言为首辅时，又势凌礼部尚书严嵩，严嵩借夏言支持兵部侍郎曾铣倡议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言“误国”，最后导致夏言弃市；而严嵩操政日久，受朝廷弹劾渐多，后又受世宗怀疑，儿子严世蕃被杀，自己也被革职，徐阶继任首辅；隆庆初，高拱与徐阶抗衡，并最终取代徐阶；不久，高拱又被张居正取而代之。明代后期，阁臣在任内多已显得力不从心，身心疲惫。
2.君臣关系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皇帝与阁臣关系融洽与否同样影响到阁臣的寿龄变化。作为倍受儒家熏陶，又经历科举选拔的佼佼者，阁臣们无不胸怀宏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环境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始终是影响他们人生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皇帝的人生态度，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对内阁成员人格尊重程度，都直接影响到阁臣的心态。这种影响同样不同程度地从阁臣的寿龄中反映出来。
表三反映，明代阁臣平均寿龄最高的是洪熙、宣德和弘治三朝。也恰恰是这三朝的阁臣，诸如杨士奇、杨溥、杨荣、黄维、金幼孜、胡俨、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与皇帝关系最为融洽。永乐时期，仁、宣朝的阁臣都曾在东宫长期教导两位后来继位皇帝的太子，从而结下较深的感情，并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达成了相互的了解，而且这些阁臣都曾在仁宗与高煦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出过大力，许多还一度为此获罪而身陷囹圄。所以，一旦东宫太子登基握权，理所当然厚待昔日荣辱与共的大臣，如仁宗登基伊始，便立即将杨溥、黄维、金幼孜等一帮被成祖下狱的阁臣悉数官复原职，而且登基未及一月，便赐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上书密封言事的“绳愆纠谬”章，可见对他们重视的程度。这些阁臣又多较早踏入权力机构，经过多年风雨洗礼，对政治驾轻就熟，而此时的皇帝却不再具有先祖开国时的那种气魄与能力，知道如果失去这些阁臣的拥戴，则会陷入一筹莫展。因而，此时的阁臣们身居高位，荣辱有加。他们多次提出致仕，但朝廷一再挽留。他们也便兢兢业业，诚厚谦恭，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皇帝的冲突降至最低点。
孝宗朝之前，朝臣在成化年间饱受宦官势力的压制与迫害，阁臣们或被贬官，或主动归隐。但孝宗继位以后，其温和的性格与锐意革新的种种举措，使阁臣与皇帝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皇帝多了一份宽容，阁臣则多了一份责任。徐溥拒撰“三清乐章”，刘健拒写诰，言词激切，如果是在嘉靖朝必不可想象，而孝宗不但不予责备，反而给以嘉奖。明代官员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一书中，对于孝宗一朝的君臣关系多有记载与评论，如：“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2]（卷二）；又如，“上勤政，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则免。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升奉天门奏事，或因走急滑跌，上多不问。常以通政，鸿胪寺官奉事繁难，若差错一两字者，有旨不必纠奏。经筵诸讲官失仪，尤加宽慰。闸朝不到者，多从宽宥，不得已罚俸一月”[2]（卷二）。故而，著名学者孟森据史实评论道：“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3]（p172）。
孝宗虽不具仁、宣宗时与阁臣间那种感情纽带，但其性格温和，努力与阁臣保持一种轻松、和谐的关系，并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面对这种待遇，阁臣们深深感激知遇之恩。同时，孝宗身边的阁臣们本身也具备良好的能力和状态。据《明史》记载，时人评价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人皆称之为“贤相”[1]（谢迁传）。他们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而皇帝“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1]（刘健传）。阁臣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并延年益寿。
3.阁臣性格品质对寿龄的影响
人的性格与品质常影响一生。在明朝阁臣的传记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性格品质对于其政治生涯甚或一生命运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无疑也会反映到阁臣的寿龄上面。
仁、宣时期的著名辅政阁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七十五岁以上，在三人中杨士奇的年龄最高，活到八十岁的高寿，这与其性格品质不无关系。杨士奇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后其母改嫁，他也随继父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厚严谨的优秀品质。在《明史》杨士奇本传中，记载了其性格和为人，“奉职甚紧，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人有小过，常为掩覆之”。他的谨慎奉职的性格，使其不仅在永乐一朝得到信任，而且任职经洪熙、宣德、直到正统，可谓四朝元老。既使在比较艰难的永乐时期，每当朱棣离开京师，他都是东宫太子监国的辅政大臣之一，虽两次下狱，但都很快得到朱棣的宽宥。宣宗在给杨士奇的赞敕书中，由衷称赞杨士奇是“学问识明，端靖忠厚，有良臣之体”。他不为小过责人，并善于识别人才，在朝廷上下享有好评。“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但生活奢侈，宣宗曾私下询问杨士奇对杨荣的看法，但杨士奇要宣宗不要以小过责人。当朱瞻基告诉他，杨荣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责他的过错时，杨士奇却马上恳求皇上要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来对待杨荣。杨荣知道后非常惭愧，自此两人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时朝臣评价这位贤相“正而不谲”，有古代贤人之风范。杨士奇对皇帝的忠，为人的正，行事的才，加上大巨的气度，使他具“三杨”之首当之无愧。
而孝宗朝的刘健，活到九十四岁的高寿，是明朝所有阁臣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和杨士奇一样，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明史》本传记载其“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私谒，不交一言”。孝宗临终前便拉着刘健的手将武宗托付给他，可见其信任程度之深。阁臣谨慎、宽容的性格及优秀的品质，对阁臣的政治活动有极大的帮助，对于构造其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前途大有裨益，这些因素最终都将影响到阁臣的心境和寿龄。
相反，性格过强的阁臣则常常多有缺失。成化朝阁臣岳正，《明史》本传记载其性格“正素豪迈，负气敢言”。这种性格在朝廷中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天顺改元初，徐有贞方得皇帝宠信，上以阁中缺人，因问：“岳正可否用？”徐有贞答曰：“臣性刚褊，正又过臣，恐不能共事。”又问李贤何如？徐有贞称赞其贤，李贤因此得以入阁。[4]（卷八）后来，岳正虽被特简，但他曾言石亨将谋不轨，为曹吉祥、石亨辈所忌恨。天顺元年七月五日，“承天门灾，命阁臣岳正草诏，言多自咎权奸甚恨，逐贬肃州”。连提拔他的宪宗后来也不无感慨地说：“岳正倒好，只是胆大”[4]（卷三）。岳正的性格不容于时，也是他五十多岁就早早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
嘉、万时期的阁臣张居正，被时人称为“真宰相”。他当上首辅以后的十年中，不仅内阁无人敢与他平起平坐，就是神宗也惧他三分。他也完全丢弃前朝阁臣对相权可望而又不敢为之的扭捏姿态，以相自居，以相自勉。正是这种“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相业；但也是这种极强的性格，导致他晚年的内外交困。特别是“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做事更加偏恣，官员的升逐，全凭个人的爱憎，因而就越受到言官们的弹劾，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加重他的心理压力，他的早逝与此不无关系。
4.致仕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明朝法律规定大臣正常退休年龄为七十岁。但大多数阁臣都没有等到法定年龄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致仕。去职后的阁臣远离官场生活，权势与威望大不如前，但是回到故乡后，在地方却仍具有较大影响，并形成地方士绅的中坚力量。他们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较广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没有在朝中的胆战心惊，勾心斗角。他们心态平稳，或纵情山水，或闭门著书，俨然一片怡然自得，无拘无束。
表四 明代各朝阁臣寿龄比率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和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根据表四的统计，八十岁以上的阁臣共十四位，其中有八位致仕超过二十年以上，他们常常在六十岁初就早早致仕，虽然致仕原因各不相同，或因病，或被罢黜，或不容于时，但最后却因祸得福，怡享天年。七十至八十岁的阁臣所占比率最高。而六十岁以下的阁臣全都死在任上。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政治生活对于阁臣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朝中矛盾激化的时期，诸如正统、嘉靖朝，阁臣的低龄比率偏高，而高龄比率偏低。相反，仁宣与弘治等朝，七十至八十岁以及八十岁以上寿龄的阁臣比率甚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为明朝权力机构的内阁成员，其命运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他们常遭受社会政局、朝中政治斗争、皇帝性格好恶的强烈影响。明代阁臣的寿龄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历史上高级官员的政治生活背景。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3年04期第94～99页
【英文标题】The Age Status and Politics： the Aage Status of Nei-ko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U Qi, TANG Jie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作者简介】吴琦，唐洁，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吴琦（1962—），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唐洁（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史学理论。
| 【内容提要】 | 从人的年龄与寿命去关照历史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视角，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以寿龄为切入点，探讨明代内阁大臣的高寿现象，并将明代的阁臣视为一个群体，考察其高寿现象的普遍性及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包括：政治格局、君臣关系、阁臣的性格与品质、阁臣的致仕等。全文力图通过对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及问题。 From the human being's age and life-span to research history is an influential perspective, but is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ssage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longevity of the members of Nei-ko in Ming Dynasty by emphasis on age, then looks upon this group as a whole community, reviews the universality and causation of this phenomena, includ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and minor, the character and quality of this group.their retiring age and the influence after re-ti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reveals some aspects and problem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is still attached no important to the people. |
【关 键 词】寿龄/政治/阁臣the age status/politics/the members of Nei-ko
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通过对于人的关照去审视历史，在历史研究中便显得尤其重要。作为明代历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阁大臣，在明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在阅读《明史》等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明朝内阁成员的寿龄状况与社会政局尤其是朝廷政治有着极大的关联。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此类重要问题完全未予关注。本文将明代内阁阁臣视为一个群体，分析其高寿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明史》中的人物年龄记载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1.《明史》的缺憾
《明史》虽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官修正史，但与其他正史一样，在许多方面留下了缺憾，其中的重大缺憾之一，便是介绍人物时，始终没有完整地记载下当事人的生卒时间。翻开《明史》，集中记载人物的《列传》，似乎并不注重反映人物寿龄的长短，尤其是出生的时间。对于人物的卒龄，纯粹的记载形式也较少，如（金幼孜）“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1]（金幼孜传）的记载形式，往往并不多见。不少传记在记载人物去世的内容时，会简略地涉及该人的卒龄、卒时、卒地或卒因等，如（朱能）“卒于军，年三十七”[1]（朱能传）；（练子宁）“语不逊，磔死”[1]（练子中传），（戴珊）“疾作，遂卒”[1]（戴珊传），等等，但大多数人物的生卒时间不详或完全无从查知。
事实上，《明史》在具体人物叙述中，对于哪些人记载年龄的问题是有所侧重的，通常多是品级较高的官员，如内阁阁臣、六部尚书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的传记中，大多留下了卒年或卒龄的记载。而对于品级较低的官员或外朝官以及平民等，常会通卷省略，而代之以“卒”、“未任卒”、“遂卒”、“久之卒”、“卒于官”等极为简略的记载形式。
在《明史·列传》对于官员事迹的记载中，一般是在人仕之后，方可见人物具体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大大小小、朝廷内外的官员，只有正式踏上政治舞台后，才开始进入史册。同样，官员致仕，相关的记载也就终止，所以我们在传记中很难看到官员致仕后的活动经历，由此，卒年与卒龄也便常常遭到忽略。这种人物记载方法与特征明确反映，古代中国的官修正史，实质上是否定将人物作为主体来叙述历史。正史更多的是关注与人相关的事，关注与朝廷、帝王相关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列传》中对人物的逐一叙述，始终是通过人物来贯穿忠孝之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大方向。人不是独立的人，不是生活的人，而是政治中的人，伦理中的人，事迹中的人。
总之，《明史》对于人物的记载，总体上表现出了重上轻下，重高轻低，重内轻外，重事轻人的指导思想。对于朝廷、政权以及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个人，则力求叙述完整，而对其他人物却多予忽视。
2.关于非正常死亡的卒年记载
《明史》在记载非正常死亡人物的卒年前，常常会事先说明人物的卒因。《明史》人物传中有关非正常死亡记载的比例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有明一代的内政外交多变无常，从朝廷到边关，常有致文臣武将于非命的事件，尤其是明朝皇帝的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刚愎自用，成为大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很多明朝官员难以寿终正寝。
在《明史》的记载中，官员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于太祖、成祖、英宗、思宗四朝。洪武初年，许多跟随太祖创业的将官都死在巩固疆土的战斗中，建国后不久，朱元璋又通过胡惟庸、蓝玉等大案，将追随其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继逮杀殆尽。特别是到他晚年，更是猜忌多疑，暴虐乱杀，许多大臣上朝时，都先与家人诀别，唯恐上朝之后不能平安归来。
永乐初年，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明成祖，为维护其即位的合法性，残酷地镇压反对者，对于毫不臣服的建文朝臣大开杀戒，大部分官员惨遭杀戮。如：
练子宁，“语不逊，磔死，族其家，姻戚具戍边”[1]（练子宁传）。
王度，“坐语不逊，族”[1]（王度传）。
石撰，“及城陷，愤詈不屈，支解死”[1]（石撰传）。
崇祯末年，由于农民起义的发展并最终推翻明王朝，许多明朝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殉难。此后的清军入关，不少前明官员也在抵抗中身亡，有的则守节而死。 《列传》对于非正常死亡人物卒龄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等人物传中，此外，还有一些正、反两面的非正常死亡人物散见在其他人物传中。明代是历史上倡导节烈最盛的朝代之一，也是表彰节烈最多的时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的观念成为人物评价中的主要价值准则之一，特别是对于妇女的评价，不但要节烈，而且还要提倡至惨、至烈、至奇、至苦，“忽庸行而尚奇激”，死烈行为尤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表彰和称道。在《明史》所记载246名烈女中，有210多名是守节而死，占记载总人数的80％以上。同样，《忠义传》与《孝义传》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超过70％。一般在表彰的死烈人物中，男性多大骂不屈，被杀而死；女性则多为守节而“不食死”、“投井死”、“自缢死”等。
有明一代，被朝廷或皇帝处死的朝中大臣不计其数。明代统治者不惜用严刑酷罚对待士大夫，鞭苔捶楚成为朝中官僚士大夫的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于书，许多官员因此而丢掉性命，其中死亡比例最高为言官。明代的科道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权力很大，监察的范围也较广泛，包括弹劾大臣，进谏皇帝。但往往忠言逆耳，言官们常常得罪各级官员，包括当权太监，而且还有皇上，最终难逃被杀的命运。如：
给事中耿通，曾为太子的正当行为辩解，竟招至皇上嫉恨，“帝曰：‘失出，细故耳，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竟论奸党磔死”[1]（耿通传）。
御史钟同，因上疏言及复储事，“帝乃封巨挺就狱中杖之，同竟死”[1]（钟同传）。
武宗正德十年，言官谏南巡，廷杖一百四十人，死十一人。世宗嘉靖年间，在“大礼议”之争中，嘉靖皇帝下诏廷杖共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思等十八人病创卒。崇祯年间，用刑急，大臣们也多死于狱中。
以上种种非正常死亡，在《明史》的具体人物记传中，卒年的记载情况多有不同，《明史》视为正面的非正常死亡官员，间或可见卒年的记载，尤其是品级较高的官员；而《明史》视为反面的非正常死亡官员，则鲜见卒年的记载。
二
《明史》卒龄记载最完整的要属中央政府的核心官员，其中阁臣便属此类。明朝初年，由于废除丞相制之后君权发展的需要，朱元璋挑选了一些官员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来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仁宗时，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日重，特别是到英宗时期，阁臣通过票拟制度取得相当于前代丞相的权力。作为中枢机构，内阁在明代政治主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内阁阁臣的命运也与明代政治发展紧密相连。
1.《明史》中的阁臣年龄记载情况
《明史》对阁臣生平事迹的记载相对较为完备。但并不是所有的明内阁成员都进入《明史》，而收入明史的阁臣也并非都有年龄的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内阁年龄记载的详略情况，了解明代阁臣的大致生存状况及其与政局的关系。
表一 内阁年龄记载率表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及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下同）制成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景泰朝入阁阁臣的年龄记载率仅为42％，入阁的7位阁臣中，有2名在《明史》中无记载，而另2名则无明确的卒龄记载，这在明朝前期是不多见的现象。在景泰末年，曹吉祥、石亨等人趁代宗病危之机，将软禁多年的英宗重新拥上皇位，发动了“夺门之变”，为了事出有名，英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景泰朝的阁臣王文斩于市，杖责陈循五十，谪戍边，同时将萧镃、商辂削为民。景泰内阁旧臣被全部去掉，这是明代内阁唯一一次全部更换。很明显，英宗是想通过忽略对景泰朝阁臣的记载，尽可能地抹掉景泰朝的政治影响因素，以便体现他重新即位的合理性，并在史册上留下更多的有利因素。
同样，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仅25年时间，共入阁63位阁臣，但是，记载率却比其他各朝都要低。这是由于明末三朝，局势严峻，内忧与外患连绵不断，以至国事操之过急，政局日趋紊乱，从而导致整个政局的积重难返。特别是崇祯朝时，内阁成员多达五十人，这是由于，一方面思宗求治太急，希望众多的阁臣能够为其提供一些有效的救世方案，当时廷推阁巨人选就多达三十人；另一方面，明末皇帝猜忌甚盛，加之宦官弄权，内阁内部相互倾轧，因而阁臣任职时间普遍较短。此外，社会动乱，王朝灭亡，许多阁臣年龄无法统计。
明代阁臣的非正常死亡率并不高（见表二），与明朝其他官员，特别是常受廷杖之辱而死的言官相比，皇帝对待他们要宽容得多。他们中间仅有的十余位非正常死亡者，多是由于与皇帝之间的激烈冲突而致身亡的。所以，尽管皇帝对于阁臣以宽容为主，但绝非高枕无忧，一旦皇帝意识到内阁对自己的触犯难以容忍时，等待阁臣的将是不幸的命运。如景泰朝阁臣王文，由于当年帮助代宗改撤太子，后被继任的英宗斩首。嘉靖朝的夏言，不奉召撰写清词，又对世宗赐给的香叶道冠不置一顾，因而得罪世宗，最后导致被杀。在崇祯朝，仅被赐死的就有3人，而其他阁臣被罢免或革职闲住更是家常便饭。
表二 明代阁臣非正常死亡表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与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2.明代阁臣平均寿龄状况
表三是对明代各朝阁臣平均年龄的综合统计情况。据《明史》记载，内阁“阁臣参预机务”是从永乐初才开始，虽然在洪武和建文两朝，翰林学士已有代言之职，但仍属于内阁的孕育阶段。而明末三朝，对于阁臣寿龄的记载率极低，非正常死亡率较高。基于这些原因，表三没有将这几朝的阁臣年龄情况列入其中。另一方面，洪熙和宣德两朝的内阁大臣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将其并在一起。
表三 明代各朝阁臣平均寿龄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及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从表三不难看出，如果按照所有人员平均计算，则明代阁臣的平均寿龄显然在七十岁以上。正德、嘉靖和万历三朝，阁臣平均寿龄都超过了七十岁，而人数也都达到十几位。“人到七十古来稀”，古代社会，由于科技水平不高，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七十寿龄之人应当是极少数。而明代阁臣的平均寿龄达到七十岁以上，确是令人惊讶，如果把明代内阁的阁臣们视为古代社会的一个群体，誉之为高寿群体，则毫不为过。
三
明代阁臣的命运始终与朝廷政治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阁臣寿龄的长短，也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同理，通过对于阁臣寿龄的变化状况，也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关照明代政治。分析表三，可见明代阁臣的寿龄从洪熙到万历经历了几个大的变化阶段，即仁、宣阶段，英、宪阶段，孝、武阶段，世、神阶段。阁臣寿龄水平处于波动状态，波动的高低总体上与明代政治的发展相吻合。除此之外，皇帝的性格特征，阁臣本身的经历与性格，以及致仕以后的生活状况等，也都是影响阁臣寿龄的重要因素。
1.政局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仁宣时期，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苦心经营，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矛盾亦趋于缓和，整个王朝进入和谐、有序的状态。《明史·宣宗本纪》记载，宣宗时期，“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可谓是传统社会的太平盛世。这种社会状况的出现，首先受到褒扬的自然是皇帝和他身边的阁臣，正所谓“明称贤相，首必三杨”。阁臣们不但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伸展，同时又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在这种志得意适的政治满足感中，阁臣们身心顺畅。
然而，英宗时期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土木之变”使五十万精锐明军死伤大半，英宗被俘，明朝受到奇耻大辱，人们心目中的强盛帝国已经暴露出了无能的一面，许多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不满和痛恨便直接指向了朝廷，批评和攻击渐如潮涌。然而，皇帝是不能随意指责的，因此，那些成天跟随在皇帝身边“误导皇帝”的宦官们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同时，在皇帝身边佐政的内阁大臣们也难辞其咎。这一时期的阁臣们再也很难享受到他们前辈那种广泛的社会认同了，无论是皇帝或是社会民众，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史书中所载对阁臣的挖苦、讽刺也多见于此时，如成化内阁被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阁臣刘吉由于被言官弹劾多次，仍稳坐内阁，被讥讽为“刘棉花”，意为越弹越好。阁臣万安缺乏政治见解和能力，只知在皇帝面前多呼“万岁”，以表示赞同皇帝意见，被讥为“万岁阁老”。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阁臣的压力越来越大，多有心力交瘁而死于在职者。
到孝宗朝，由于政局重新趋于稳定，士人及社会大众开始恢复对朝廷的信任，并投以一定的政治热情。阁臣们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悉心辅佐皇帝，再现仁宣盛世的景象。于是，整个内阁出现了新的气象。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充满个性张力的王学兴起，人们更多地注重自我身心的修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孝宗及武宗朝出现了阁臣长寿的现象。
嘉、万时期，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加上内阁成员内部斗争越演越烈，特别是首辅之间的明争暗斗。嘉靖“大礼议”之后，张璁任首辅，恃宠跋扈，结怨过多，被礼部尚书夏言弹劾去职；夏言为首辅时，又势凌礼部尚书严嵩，严嵩借夏言支持兵部侍郎曾铣倡议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言“误国”，最后导致夏言弃市；而严嵩操政日久，受朝廷弹劾渐多，后又受世宗怀疑，儿子严世蕃被杀，自己也被革职，徐阶继任首辅；隆庆初，高拱与徐阶抗衡，并最终取代徐阶；不久，高拱又被张居正取而代之。明代后期，阁臣在任内多已显得力不从心，身心疲惫。
2.君臣关系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皇帝与阁臣关系融洽与否同样影响到阁臣的寿龄变化。作为倍受儒家熏陶，又经历科举选拔的佼佼者，阁臣们无不胸怀宏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环境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始终是影响他们人生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皇帝的人生态度，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对内阁成员人格尊重程度，都直接影响到阁臣的心态。这种影响同样不同程度地从阁臣的寿龄中反映出来。
表三反映，明代阁臣平均寿龄最高的是洪熙、宣德和弘治三朝。也恰恰是这三朝的阁臣，诸如杨士奇、杨溥、杨荣、黄维、金幼孜、胡俨、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与皇帝关系最为融洽。永乐时期，仁、宣朝的阁臣都曾在东宫长期教导两位后来继位皇帝的太子，从而结下较深的感情，并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达成了相互的了解，而且这些阁臣都曾在仁宗与高煦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出过大力，许多还一度为此获罪而身陷囹圄。所以，一旦东宫太子登基握权，理所当然厚待昔日荣辱与共的大臣，如仁宗登基伊始，便立即将杨溥、黄维、金幼孜等一帮被成祖下狱的阁臣悉数官复原职，而且登基未及一月，便赐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上书密封言事的“绳愆纠谬”章，可见对他们重视的程度。这些阁臣又多较早踏入权力机构，经过多年风雨洗礼，对政治驾轻就熟，而此时的皇帝却不再具有先祖开国时的那种气魄与能力，知道如果失去这些阁臣的拥戴，则会陷入一筹莫展。因而，此时的阁臣们身居高位，荣辱有加。他们多次提出致仕，但朝廷一再挽留。他们也便兢兢业业，诚厚谦恭，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皇帝的冲突降至最低点。
孝宗朝之前，朝臣在成化年间饱受宦官势力的压制与迫害，阁臣们或被贬官，或主动归隐。但孝宗继位以后，其温和的性格与锐意革新的种种举措，使阁臣与皇帝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皇帝多了一份宽容，阁臣则多了一份责任。徐溥拒撰“三清乐章”，刘健拒写诰，言词激切，如果是在嘉靖朝必不可想象，而孝宗不但不予责备，反而给以嘉奖。明代官员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一书中，对于孝宗一朝的君臣关系多有记载与评论，如：“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2]（卷二）；又如，“上勤政，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则免。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升奉天门奏事，或因走急滑跌，上多不问。常以通政，鸿胪寺官奉事繁难，若差错一两字者，有旨不必纠奏。经筵诸讲官失仪，尤加宽慰。闸朝不到者，多从宽宥，不得已罚俸一月”[2]（卷二）。故而，著名学者孟森据史实评论道：“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3]（p172）。
孝宗虽不具仁、宣宗时与阁臣间那种感情纽带，但其性格温和，努力与阁臣保持一种轻松、和谐的关系，并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面对这种待遇，阁臣们深深感激知遇之恩。同时，孝宗身边的阁臣们本身也具备良好的能力和状态。据《明史》记载，时人评价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人皆称之为“贤相”[1]（谢迁传）。他们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而皇帝“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1]（刘健传）。阁臣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并延年益寿。
3.阁臣性格品质对寿龄的影响
人的性格与品质常影响一生。在明朝阁臣的传记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性格品质对于其政治生涯甚或一生命运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无疑也会反映到阁臣的寿龄上面。
仁、宣时期的著名辅政阁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七十五岁以上，在三人中杨士奇的年龄最高，活到八十岁的高寿，这与其性格品质不无关系。杨士奇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后其母改嫁，他也随继父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厚严谨的优秀品质。在《明史》杨士奇本传中，记载了其性格和为人，“奉职甚紧，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人有小过，常为掩覆之”。他的谨慎奉职的性格，使其不仅在永乐一朝得到信任，而且任职经洪熙、宣德、直到正统，可谓四朝元老。既使在比较艰难的永乐时期，每当朱棣离开京师，他都是东宫太子监国的辅政大臣之一，虽两次下狱，但都很快得到朱棣的宽宥。宣宗在给杨士奇的赞敕书中，由衷称赞杨士奇是“学问识明，端靖忠厚，有良臣之体”。他不为小过责人，并善于识别人才，在朝廷上下享有好评。“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但生活奢侈，宣宗曾私下询问杨士奇对杨荣的看法，但杨士奇要宣宗不要以小过责人。当朱瞻基告诉他，杨荣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责他的过错时，杨士奇却马上恳求皇上要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来对待杨荣。杨荣知道后非常惭愧，自此两人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时朝臣评价这位贤相“正而不谲”，有古代贤人之风范。杨士奇对皇帝的忠，为人的正，行事的才，加上大巨的气度，使他具“三杨”之首当之无愧。
而孝宗朝的刘健，活到九十四岁的高寿，是明朝所有阁臣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和杨士奇一样，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明史》本传记载其“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私谒，不交一言”。孝宗临终前便拉着刘健的手将武宗托付给他，可见其信任程度之深。阁臣谨慎、宽容的性格及优秀的品质，对阁臣的政治活动有极大的帮助，对于构造其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前途大有裨益，这些因素最终都将影响到阁臣的心境和寿龄。
相反，性格过强的阁臣则常常多有缺失。成化朝阁臣岳正，《明史》本传记载其性格“正素豪迈，负气敢言”。这种性格在朝廷中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天顺改元初，徐有贞方得皇帝宠信，上以阁中缺人，因问：“岳正可否用？”徐有贞答曰：“臣性刚褊，正又过臣，恐不能共事。”又问李贤何如？徐有贞称赞其贤，李贤因此得以入阁。[4]（卷八）后来，岳正虽被特简，但他曾言石亨将谋不轨，为曹吉祥、石亨辈所忌恨。天顺元年七月五日，“承天门灾，命阁臣岳正草诏，言多自咎权奸甚恨，逐贬肃州”。连提拔他的宪宗后来也不无感慨地说：“岳正倒好，只是胆大”[4]（卷三）。岳正的性格不容于时，也是他五十多岁就早早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
嘉、万时期的阁臣张居正，被时人称为“真宰相”。他当上首辅以后的十年中，不仅内阁无人敢与他平起平坐，就是神宗也惧他三分。他也完全丢弃前朝阁臣对相权可望而又不敢为之的扭捏姿态，以相自居，以相自勉。正是这种“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相业；但也是这种极强的性格，导致他晚年的内外交困。特别是“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做事更加偏恣，官员的升逐，全凭个人的爱憎，因而就越受到言官们的弹劾，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加重他的心理压力，他的早逝与此不无关系。
4.致仕对阁臣寿龄的影响
明朝法律规定大臣正常退休年龄为七十岁。但大多数阁臣都没有等到法定年龄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致仕。去职后的阁臣远离官场生活，权势与威望大不如前，但是回到故乡后，在地方却仍具有较大影响，并形成地方士绅的中坚力量。他们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较广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没有在朝中的胆战心惊，勾心斗角。他们心态平稳，或纵情山水，或闭门著书，俨然一片怡然自得，无拘无束。
表四 明代各朝阁臣寿龄比率
注：表中数据据《明史》和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制成 根据表四的统计，八十岁以上的阁臣共十四位，其中有八位致仕超过二十年以上，他们常常在六十岁初就早早致仕，虽然致仕原因各不相同，或因病，或被罢黜，或不容于时，但最后却因祸得福，怡享天年。七十至八十岁的阁臣所占比率最高。而六十岁以下的阁臣全都死在任上。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政治生活对于阁臣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朝中矛盾激化的时期，诸如正统、嘉靖朝，阁臣的低龄比率偏高，而高龄比率偏低。相反，仁宣与弘治等朝，七十至八十岁以及八十岁以上寿龄的阁臣比率甚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为明朝权力机构的内阁成员，其命运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他们常遭受社会政局、朝中政治斗争、皇帝性格好恶的强烈影响。明代阁臣的寿龄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历史上高级官员的政治生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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