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不治”
晁中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3年02期第22～26页
【英文标题】“Ren Xuan Governance”or“Yong Xuan Governance？"
CHAO Zhong-ch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作者简介】晁中辰，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晁中辰（1947-），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中外关系史。
【日 期】2002-06-12
【关 键 词】明朝/永乐帝/仁宣之治/永宣之治ming dynasty/yongle emperor/“ren xuan governance”/“yong xua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2-0022-05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仁宗只在位1年，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1年间将国家治理成盛世。宣宗只在位10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实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此为基础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以前，由于明成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称为“篡逆”，故不愿肯定永乐帝的政绩。今天人们已清楚，靖难之役实则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年间的盛世景象也应该得到如实的承认，称“永宣之治”更合于历史实际。
一、关心农事，发展生产
永乐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永乐帝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1]（卷114）一个封建帝王能说出这种话，这是难能可贵的。
永乐帝即位之初，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残破景象，尤其是北方的经济遭受的破坏最重。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乐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一）与民休息
靖难之役打了3年，人心思定，而且一片残破的经济亟待恢复，所以永乐帝即位后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尤其是永乐初年，这种政策执行得比较有效。永乐元年（1430）二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方与之休息。数有令，擅役一军一民者，处以重法以闻。”并再次申明前令，对“再犯者诛不宥”。[1]（卷16）由此看来，永乐帝起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很认真的。
永乐初年，有人向永乐帝献战阵图，以希见用。但这人万没想到，不但未受重视，反而被严厉训斥一通。永乐帝说，用兵乃是不得已之事，“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岂当复言用兵！”在这种与民休息的思想指导下，永乐帝还将不少军士复员务农。后来，永乐帝亲征漠北，有人建议将建文时在江西召集起来的民兵调来随征，永乐帝不许，认为既让他们复员，再召他们去打仗，这等于向天下人表明自己不守信用。
（二）招抚流民
靖难之役打了3年，“淮以北鞠为茂草”，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此永乐帝一再劝民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他即位不久就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江北地广民稀，务农者少……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废业。今不时劝民，使尽力农亩……来春宜早遣人督劝……诚使四海皆给足，虽不盛馔以乐侑食，未尝不乐。”[1]（卷15）最后这句话不能仅仅看作是自我标榜。永乐帝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永乐帝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永乐帝还特地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有的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永乐帝听说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2]（卷7）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又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三）资助农民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帝经常发放给穷苦农民一些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打开太宗朝的《明实录》就会发现，这一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永乐帝刚即位一个月，“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宫牛给之”。[1]（卷11）当年年底，户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县的老百姓“虽多复业，今尚艰食，且乏牛耕种”。明成祖遂命调粮接济，并命官府买一些耕牛发放给他们。
永乐元年（1403）年底，工部尚书黄福上奏，称陕西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永乐帝遂命官府到外地买些耕牛，发放给农民，所缺耕具，则命当地官府督造。这类向农民发放耕牛、种子之类的事，永乐初年最多，几乎史不绝书。这对农民恢复生产来说，自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徙民垦荒
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垦，永乐帝也像他的父皇朱元璋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
这种有组织的移民从永乐元年（1403）即已开始。这年八月，发南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实北京”。后来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因为当时北京一带的荒地较多，永乐帝还下令，将各地流罪以下的犯人都发来“垦北京田”。永乐十四年（1416），永乐帝还“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3]（成祖本纪）即免除3年的徭役。
永乐年间移民的规模是很大的。例如，当时山东西部和北部都受战争破坏较重，地广人稀，永乐帝就从山西迁移来大批百姓。时至今日，山东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还经常说起祖先迁移来的情形，有些成了生动的故事。《山东省菏泽市地名志》有菏泽市“村庄建置年代一览表”：菏泽市共有村庄1753处，其中仅明代建置的村庄即达1270处，约占全部村庄数的73％。在明代建置的村庄中，又主要是洪武和永乐朝建置的，洪武年间达519处，永乐年间达148处。“地名志”中列举出来的家谱资料显示，这些村庄的始祖大都是从山西迁来的。[4]这种情况在鲁西、鲁北和豫西一带具有普遍性。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永乐帝徙民垦荒的规模是很浩大的。通过移民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种很有力的措施。
二、倡言民瘼，宇内富庶
永乐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他心里很清楚，那些大大小小各级官员大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真正为国为民的很少。很多人只报喜，不报忧，邀功钓誉，希图晋升。下边的真实情况如何，自己难以周知，对此，必须依靠各级官员及时上报。有一次，永乐帝对通政司官员说：“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2]（卷7）因此，凡有关百姓休戚者，虽小事亦必须马上奏闻。
尽管永乐朝是明代的鼎盛时期，但永乐帝从来不以太平自诩。相反，他却经常谈及政事中的弊端。永乐十年（1412）三月举行殿试，永乐帝在制策中说，自己即位十年来，“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若是而欲济世泰和，果何行而可？”[1]（卷82）这等于明确承认，上上下下还有许多弊政，他需要臣下直言民瘼，及时整治。
令永乐帝十分恼火的是，自己苦口婆心地反复要臣下直言民间利病，但外地官员来京时还是大都说好听的，例如五谷丰登、闾阎乐业等等。刚听到这类话不久，就又听到山西的老百姓有吃树皮草根的。徐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有卖子女以求活者。为此，永乐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官员言民情的话，通政司官员都要记下来。如果他所辖境内有灾伤饥馑，自己不报，被别人报上来，对这人要以隐欺之罪加以惩处。
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灾，地方官匿而不报，反而说是个丰收年。永乐帝遣人巡视，发现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种子，甚至有人已饿死。永乐帝立命对这些地方官严加惩治，并为此榜谕天下：“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2]（卷7）
在永乐帝的提倡和鼓励下，一些臣僚比较大胆地直言民间疾苦。对此，永乐帝都及时予以处理。例如，他听说徐州因水灾有人卖了子女，一时颇为动容，立命开仓赈灾，凡是卖子女者，由官府代为赎回。
山西安邑的老百姓有些逃徙他乡，而税粮却要由未逃徙的农户陪纳。永乐帝闻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这等于逼着那些没逃徙的人也逃徙掉，征收的税粮也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他马上传谕各地，禁止这类陪纳，并要尽力招抚他们复业。温州的老百姓每年轮流往京师运白矾，隔山阻水，负运艰难。永乐帝问工部臣，运白矾干什么用，说是染色布。永乐帝显得很惊讶：“染白布，竟劳民于数千里之外！”立命罢免了这种扰民之征。这样，一些扰民的弊政就及时得到了纠正。
他一再申谕各地方官，凡发生水、旱、蝗虫等灾荒，必须及时上报，否则要予严惩。就在永乐帝即位的当年十月，山东青州诸地发生了蝗灾，永乐帝马上命户部给钞20万锭，赈济灾民近4万户，并下令免除这些灾民的徭役。
地方上发生灾荒后，先上奏，得到敕谕后再赈济灾民，往来耽误时日。有时灾害来势很猛，例如发大水，就不能再按常规奏报，否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为此，永乐帝申谕各地，遇到这种严重的灾害，允许地方官先赈济，后奏报。因此，永乐年间虽然不时出现灾荒，但大都及时得到赈济，没有因灾荒而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赈济只是临时的补救措施，最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是关键一环。为此，永乐帝在即位之初就申谕各级官员：“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坡池。”[2]（卷7）即要各地在农闲时兴修水利。永乐帝还沿袭了他父皇朱元璋的做法，免征南方一些地方农民的秋赋，让他们在十月至十二月去修水利工程，称作“均工夫”。这样，在洪武年间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永乐年间的水利工程更加完备，规模也更大。其中由户部尚书夏原吉督修的苏凇水利工程最为人们所称道，对这一带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在永乐帝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了。他们都直言敢谏，清正有为，使永乐时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无壅蔽”，从而促进了永乐盛世的形成。
永乐年间一度呈现出一派富庶的景象。当时，全国人口一般维持在五千一二百万口上下，每年征收上来的税粮三千一二百万石，每年比洪武年间多征300万石左右。因此，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永乐时“赋入盈羡”的记载。永乐二年（1404），广西桂林的地方官报告说，仓中储粮过多，有些已经腐烂。永乐六年（1408）陕西也有此类的报告。永乐十年（1412）五月，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奏言，在重庆所属的浯州和长寿县，“见积仓粮五万余石，每岁所发不过五百石，约可支百年。”[1]（卷83）这的确是令永乐帝振奋的好消息。《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时的景况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种“宇内富庶”的景象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经洪武3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再经永乐帝20余年的励精图治，明朝的国力在永乐时达到鼎盛。
三、国力鼎盛，内外经营
永乐帝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辉煌。
永乐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饬内政，加强中央集权。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确有才能者能破格任用。尤其可贵的是，他用人不求全责备，而讲求“贵得大体”。正因如此，在永乐帝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治国能臣，其中像“三杨”、“蹇夏”等很多人都是建文旧臣。永乐帝对他们能推诚任用，不计旧嫌。正是在这些得力大臣的辅佐下，永乐帝才能够内外经营，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永乐帝积极经营边疆，其成就光前耀后，他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部司，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行省，加强了当地和中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在西北地区，洪武时曾设有安定卫等4卫，永乐帝继续向西发展，又增设3卫。尤其是哈密卫的设立，使之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他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将蒙古贵族驱逐到大漠以北，使蒙古贵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敢内犯。永乐帝积极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和经营，并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今称巨港）设立宣慰使，首任宣慰使施进卿即由郑和亲自前往册封，使浩瀚的南海俨如中国的内海。今天，我们生活在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里，这与历代杰出人物的贡献密不可分。其中，永乐帝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永乐帝不仅武功显赫，在文治上也卓然有成。他广泛延揽文土，让他们整理编纂文化典籍，成就十分可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永乐大典》。前后参与其事的有三千余人，史称“三千文士修大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盛事。全书共22211卷，11095本，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它汇集了我国15世纪以前的文化典籍，使古代佚文秘典得以保存和流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另外，永乐帝还组织编纂了《性理大全》、《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等史籍，亦都颇有价值。这种文化建设为永乐盛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永乐帝依仗国力强盛，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工程，影响深远。其中，大规模营建北京和浚通大运河影响最大。永乐帝要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故营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明廷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数十万能工巧匠，上百万民工，还抽调大批驻守北京的军士参与其事。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完工，翌年即正式迁都至北京。经此营建，北京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迄今为止，除建国后的一些新建筑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乐时奠定的。例如故宫的宫殿，虽几经焚毁，几经重建，但仍保留着永乐时的基本样式和格局。
浚通大运河的工程也十分浩大。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绕了一个大弯。元代开通了济洲河、会通河、通惠河，尽可能南北取直，不再绕经洛阳。但元代运河的漕运能力只在30—50万石，仍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经永乐时的大规模浚通，对大运河各段进行治理，不仅解决了黄河泛滥造成的运河淤塞问题，而且开凿了清江浦，沿河增建许多辅助设施，使大运河得以畅通无阻。于是，大运河的漕运能力大为提高，“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也就是说，其漕运能力由元代不足50万石增至500余万石，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需要。正因如此，所以永乐帝废止了风险较大的海运，而只用河运。也正是从永乐时起，大运河才真正起到了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
永乐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他的父皇朱元璋不务远略，厉行海禁，洪武后期甚至连三处市舶司亦废掉，只允许周边少数几个国家来中国朝贡。永乐帝即位后则马上恢复了被朱元璋废掉的三处市舶司，大大放宽了海禁，各国贡使来者不拒，行“厚往薄来”，对外国贡使多有优待。永乐帝恢复了中断达二十余年的对日交往，使中日之间建立起正常的朝贡贸易关系，使明初的所谓倭寇问题大体得以平息。中日这种正常交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嘉靖初年，长达1个多世纪之久，为中日两国人民造福甚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使中外使节往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实际上，除郑和外，还有很多数次出使的使节。例如侯显出使榜葛刺（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等地，《明史·侯显传》赞道，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3]像李达、陈诚数次出使中亚诸国，陈诚还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记》的著述。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永乐时有名可查的比较重要的出使的使臣即达35人，只是他们出使的规模都没有郑和使团大，所以郑和就显得特别出名。与此同时，外国使臣也频繁来华，使洪武末年那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顿时改观，外国来华使节“络绎于道”。永乐五年（1407）就有11个国家的使节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随船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来华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1]（卷127）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国贡使和王子、王妃外，永乐年间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来华，其中3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注：这三个国王的国别是：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葬地在山东德州；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葬地在南京安德门外；古麻剌郎，今属菲律宾，国王葬地在福州。），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这种“万邦来朝”、“祯祥毕集”的盛况正是永乐盛世的典型表现。这正如《明史·成祖本纪》赞语所说，永乐帝“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3]对永乐盛世的这种赞誉是毫不夸张的。史实表明，永乐朝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有“康乾盛世”，这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这样的时代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而仁宗和宣宗朝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永乐帝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永乐帝在位22年，将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时间跨度33年，就可以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了。因此，今天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3年02期第22～26页
【英文标题】“Ren Xuan Governance”or“Yong Xuan Governance？"
CHAO Zhong-ch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作者简介】晁中辰，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晁中辰（1947-），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中外关系史。
| 【内容提要】 | 以前人们常提到明代的“仁宣之治”，实则不确。仁宗只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宣宗在位10年，其相对太平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永乐时“赋入盈羡”，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编纂了《永乐大典》，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的漕运能力由每年不到50万石提高到500余万石，大工迭兴而国力不绌，外国贡使来华者“络绎于道”，一片盛世景象。由于永乐帝是通过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指责为“篡逆”，故不愿承认永乐盛世的史实。今应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永乐盛世和宣德时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 “Ren Xuan Governance”, though often so called by many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t the correct ap-pellation for an era in history for the reason that Renzong Emperor's reign lasted only one year. Xuanzong Emperor's reign, which lasted ten years, was a period of relative peace and tranquility, during which the prosperity of the Yongle Emperor's reign was still retained. The fact that the revenue generated far exceeded expenses,and the whole nation was powerful during that period, made it possible that Zheng He started his voyage to the West, which wa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at Nu Ergan army and governmental office was established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at the Yongle Canon was compiled. After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Beijing, the Jing-Hang Canal was dredged. As a result,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 to Beijing increased by nine times from less than 500,000 to 5 million dan's. Numerous large-scale buildings were being built, but no in-sufficieney and weakening of national power resulted in. Foreign convoys, one following the other, came to Chi-na to pay tribute to the Chinese emperor. Nevertheless, scholar-bureaucrats refused to acknowledge Yongle's reign as an era of prosperity due the fact Yongle Emperor had usurped the throne from Jian Wen Emperor, his nephew. The present article has been written to defend Yongle Emperor and Xuande Emperor by naming both e-ras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as “Yong-Xuan Govemance”. |
【关 键 词】明朝/永乐帝/仁宣之治/永宣之治ming dynasty/yongle emperor/“ren xuan governance”/“yong xuan governance”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仁宗只在位1年，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1年间将国家治理成盛世。宣宗只在位10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实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此为基础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以前，由于明成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称为“篡逆”，故不愿肯定永乐帝的政绩。今天人们已清楚，靖难之役实则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年间的盛世景象也应该得到如实的承认，称“永宣之治”更合于历史实际。
一、关心农事，发展生产
永乐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永乐帝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1]（卷114）一个封建帝王能说出这种话，这是难能可贵的。
永乐帝即位之初，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残破景象，尤其是北方的经济遭受的破坏最重。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乐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一）与民休息
靖难之役打了3年，人心思定，而且一片残破的经济亟待恢复，所以永乐帝即位后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尤其是永乐初年，这种政策执行得比较有效。永乐元年（1430）二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方与之休息。数有令，擅役一军一民者，处以重法以闻。”并再次申明前令，对“再犯者诛不宥”。[1]（卷16）由此看来，永乐帝起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很认真的。
永乐初年，有人向永乐帝献战阵图，以希见用。但这人万没想到，不但未受重视，反而被严厉训斥一通。永乐帝说，用兵乃是不得已之事，“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岂当复言用兵！”在这种与民休息的思想指导下，永乐帝还将不少军士复员务农。后来，永乐帝亲征漠北，有人建议将建文时在江西召集起来的民兵调来随征，永乐帝不许，认为既让他们复员，再召他们去打仗，这等于向天下人表明自己不守信用。
（二）招抚流民
靖难之役打了3年，“淮以北鞠为茂草”，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此永乐帝一再劝民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他即位不久就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江北地广民稀，务农者少……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废业。今不时劝民，使尽力农亩……来春宜早遣人督劝……诚使四海皆给足，虽不盛馔以乐侑食，未尝不乐。”[1]（卷15）最后这句话不能仅仅看作是自我标榜。永乐帝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永乐帝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永乐帝还特地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有的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永乐帝听说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2]（卷7）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又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三）资助农民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帝经常发放给穷苦农民一些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打开太宗朝的《明实录》就会发现，这一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永乐帝刚即位一个月，“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宫牛给之”。[1]（卷11）当年年底，户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县的老百姓“虽多复业，今尚艰食，且乏牛耕种”。明成祖遂命调粮接济，并命官府买一些耕牛发放给他们。
永乐元年（1403）年底，工部尚书黄福上奏，称陕西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永乐帝遂命官府到外地买些耕牛，发放给农民，所缺耕具，则命当地官府督造。这类向农民发放耕牛、种子之类的事，永乐初年最多，几乎史不绝书。这对农民恢复生产来说，自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徙民垦荒
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垦，永乐帝也像他的父皇朱元璋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
这种有组织的移民从永乐元年（1403）即已开始。这年八月，发南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实北京”。后来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因为当时北京一带的荒地较多，永乐帝还下令，将各地流罪以下的犯人都发来“垦北京田”。永乐十四年（1416），永乐帝还“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3]（成祖本纪）即免除3年的徭役。
永乐年间移民的规模是很大的。例如，当时山东西部和北部都受战争破坏较重，地广人稀，永乐帝就从山西迁移来大批百姓。时至今日，山东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还经常说起祖先迁移来的情形，有些成了生动的故事。《山东省菏泽市地名志》有菏泽市“村庄建置年代一览表”：菏泽市共有村庄1753处，其中仅明代建置的村庄即达1270处，约占全部村庄数的73％。在明代建置的村庄中，又主要是洪武和永乐朝建置的，洪武年间达519处，永乐年间达148处。“地名志”中列举出来的家谱资料显示，这些村庄的始祖大都是从山西迁来的。[4]这种情况在鲁西、鲁北和豫西一带具有普遍性。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永乐帝徙民垦荒的规模是很浩大的。通过移民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种很有力的措施。
二、倡言民瘼，宇内富庶
永乐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他心里很清楚，那些大大小小各级官员大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真正为国为民的很少。很多人只报喜，不报忧，邀功钓誉，希图晋升。下边的真实情况如何，自己难以周知，对此，必须依靠各级官员及时上报。有一次，永乐帝对通政司官员说：“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2]（卷7）因此，凡有关百姓休戚者，虽小事亦必须马上奏闻。
尽管永乐朝是明代的鼎盛时期，但永乐帝从来不以太平自诩。相反，他却经常谈及政事中的弊端。永乐十年（1412）三月举行殿试，永乐帝在制策中说，自己即位十年来，“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若是而欲济世泰和，果何行而可？”[1]（卷82）这等于明确承认，上上下下还有许多弊政，他需要臣下直言民瘼，及时整治。
令永乐帝十分恼火的是，自己苦口婆心地反复要臣下直言民间利病，但外地官员来京时还是大都说好听的，例如五谷丰登、闾阎乐业等等。刚听到这类话不久，就又听到山西的老百姓有吃树皮草根的。徐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有卖子女以求活者。为此，永乐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官员言民情的话，通政司官员都要记下来。如果他所辖境内有灾伤饥馑，自己不报，被别人报上来，对这人要以隐欺之罪加以惩处。
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灾，地方官匿而不报，反而说是个丰收年。永乐帝遣人巡视，发现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种子，甚至有人已饿死。永乐帝立命对这些地方官严加惩治，并为此榜谕天下：“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2]（卷7）
在永乐帝的提倡和鼓励下，一些臣僚比较大胆地直言民间疾苦。对此，永乐帝都及时予以处理。例如，他听说徐州因水灾有人卖了子女，一时颇为动容，立命开仓赈灾，凡是卖子女者，由官府代为赎回。
山西安邑的老百姓有些逃徙他乡，而税粮却要由未逃徙的农户陪纳。永乐帝闻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这等于逼着那些没逃徙的人也逃徙掉，征收的税粮也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他马上传谕各地，禁止这类陪纳，并要尽力招抚他们复业。温州的老百姓每年轮流往京师运白矾，隔山阻水，负运艰难。永乐帝问工部臣，运白矾干什么用，说是染色布。永乐帝显得很惊讶：“染白布，竟劳民于数千里之外！”立命罢免了这种扰民之征。这样，一些扰民的弊政就及时得到了纠正。
他一再申谕各地方官，凡发生水、旱、蝗虫等灾荒，必须及时上报，否则要予严惩。就在永乐帝即位的当年十月，山东青州诸地发生了蝗灾，永乐帝马上命户部给钞20万锭，赈济灾民近4万户，并下令免除这些灾民的徭役。
地方上发生灾荒后，先上奏，得到敕谕后再赈济灾民，往来耽误时日。有时灾害来势很猛，例如发大水，就不能再按常规奏报，否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为此，永乐帝申谕各地，遇到这种严重的灾害，允许地方官先赈济，后奏报。因此，永乐年间虽然不时出现灾荒，但大都及时得到赈济，没有因灾荒而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赈济只是临时的补救措施，最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是关键一环。为此，永乐帝在即位之初就申谕各级官员：“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坡池。”[2]（卷7）即要各地在农闲时兴修水利。永乐帝还沿袭了他父皇朱元璋的做法，免征南方一些地方农民的秋赋，让他们在十月至十二月去修水利工程，称作“均工夫”。这样，在洪武年间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永乐年间的水利工程更加完备，规模也更大。其中由户部尚书夏原吉督修的苏凇水利工程最为人们所称道，对这一带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在永乐帝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了。他们都直言敢谏，清正有为，使永乐时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无壅蔽”，从而促进了永乐盛世的形成。
永乐年间一度呈现出一派富庶的景象。当时，全国人口一般维持在五千一二百万口上下，每年征收上来的税粮三千一二百万石，每年比洪武年间多征300万石左右。因此，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永乐时“赋入盈羡”的记载。永乐二年（1404），广西桂林的地方官报告说，仓中储粮过多，有些已经腐烂。永乐六年（1408）陕西也有此类的报告。永乐十年（1412）五月，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奏言，在重庆所属的浯州和长寿县，“见积仓粮五万余石，每岁所发不过五百石，约可支百年。”[1]（卷83）这的确是令永乐帝振奋的好消息。《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时的景况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种“宇内富庶”的景象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经洪武3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再经永乐帝20余年的励精图治，明朝的国力在永乐时达到鼎盛。
三、国力鼎盛，内外经营
永乐帝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辉煌。
永乐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饬内政，加强中央集权。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确有才能者能破格任用。尤其可贵的是，他用人不求全责备，而讲求“贵得大体”。正因如此，在永乐帝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治国能臣，其中像“三杨”、“蹇夏”等很多人都是建文旧臣。永乐帝对他们能推诚任用，不计旧嫌。正是在这些得力大臣的辅佐下，永乐帝才能够内外经营，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永乐帝积极经营边疆，其成就光前耀后，他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部司，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行省，加强了当地和中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在西北地区，洪武时曾设有安定卫等4卫，永乐帝继续向西发展，又增设3卫。尤其是哈密卫的设立，使之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他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将蒙古贵族驱逐到大漠以北，使蒙古贵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敢内犯。永乐帝积极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和经营，并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今称巨港）设立宣慰使，首任宣慰使施进卿即由郑和亲自前往册封，使浩瀚的南海俨如中国的内海。今天，我们生活在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里，这与历代杰出人物的贡献密不可分。其中，永乐帝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永乐帝不仅武功显赫，在文治上也卓然有成。他广泛延揽文土，让他们整理编纂文化典籍，成就十分可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永乐大典》。前后参与其事的有三千余人，史称“三千文士修大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盛事。全书共22211卷，11095本，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它汇集了我国15世纪以前的文化典籍，使古代佚文秘典得以保存和流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另外，永乐帝还组织编纂了《性理大全》、《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等史籍，亦都颇有价值。这种文化建设为永乐盛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永乐帝依仗国力强盛，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工程，影响深远。其中，大规模营建北京和浚通大运河影响最大。永乐帝要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故营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明廷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数十万能工巧匠，上百万民工，还抽调大批驻守北京的军士参与其事。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完工，翌年即正式迁都至北京。经此营建，北京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迄今为止，除建国后的一些新建筑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乐时奠定的。例如故宫的宫殿，虽几经焚毁，几经重建，但仍保留着永乐时的基本样式和格局。
浚通大运河的工程也十分浩大。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绕了一个大弯。元代开通了济洲河、会通河、通惠河，尽可能南北取直，不再绕经洛阳。但元代运河的漕运能力只在30—50万石，仍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经永乐时的大规模浚通，对大运河各段进行治理，不仅解决了黄河泛滥造成的运河淤塞问题，而且开凿了清江浦，沿河增建许多辅助设施，使大运河得以畅通无阻。于是，大运河的漕运能力大为提高，“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也就是说，其漕运能力由元代不足50万石增至500余万石，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需要。正因如此，所以永乐帝废止了风险较大的海运，而只用河运。也正是从永乐时起，大运河才真正起到了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
永乐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他的父皇朱元璋不务远略，厉行海禁，洪武后期甚至连三处市舶司亦废掉，只允许周边少数几个国家来中国朝贡。永乐帝即位后则马上恢复了被朱元璋废掉的三处市舶司，大大放宽了海禁，各国贡使来者不拒，行“厚往薄来”，对外国贡使多有优待。永乐帝恢复了中断达二十余年的对日交往，使中日之间建立起正常的朝贡贸易关系，使明初的所谓倭寇问题大体得以平息。中日这种正常交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嘉靖初年，长达1个多世纪之久，为中日两国人民造福甚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使中外使节往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实际上，除郑和外，还有很多数次出使的使节。例如侯显出使榜葛刺（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等地，《明史·侯显传》赞道，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3]像李达、陈诚数次出使中亚诸国，陈诚还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记》的著述。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永乐时有名可查的比较重要的出使的使臣即达35人，只是他们出使的规模都没有郑和使团大，所以郑和就显得特别出名。与此同时，外国使臣也频繁来华，使洪武末年那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顿时改观，外国来华使节“络绎于道”。永乐五年（1407）就有11个国家的使节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随船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来华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1]（卷127）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国贡使和王子、王妃外，永乐年间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来华，其中3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注：这三个国王的国别是：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葬地在山东德州；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葬地在南京安德门外；古麻剌郎，今属菲律宾，国王葬地在福州。），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这种“万邦来朝”、“祯祥毕集”的盛况正是永乐盛世的典型表现。这正如《明史·成祖本纪》赞语所说，永乐帝“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3]对永乐盛世的这种赞誉是毫不夸张的。史实表明，永乐朝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有“康乾盛世”，这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这样的时代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而仁宗和宣宗朝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永乐帝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永乐帝在位22年，将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时间跨度33年，就可以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了。因此，今天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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