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
——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
张玉兴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3年04期第37～45页
【英文标题】Brief Discussion on Bao Yi with Han Family Name and Han Army
ZHANG Yu-x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作者简介】张玉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2
张玉兴（1939—），男，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明清史暨东北地方史研究。
【日 期】2003-04-01
【关 键 词】八旗制度/包衣汉姓/汉军/抬旗/出旗 the 8—Flag system/Bao Yi with Han family name/Han Army/carrying flags/ sending out an army with flags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4—0037—09
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的包衣汉姓与汉军，在清朝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耐人寻味。
1
包衣汉姓，即原本由汉人出身的包衣，主要指清朝内三旗旗鼓佐领下或管领下人，亦即清朝内务府包衣汉姓人，所谓内府世仆。当然也包括下五旗旗鼓佐领、管领，或分管、管辖下包衣汉姓人。其与汉军本不相同，清官书早已言之凿凿。雍乾之际成书的《八旗通志》及乾隆时修成的《钦定八旗通志》曾明确记载：只有在八旗满洲里方有包衣组织，而包衣汉姓隶属于八旗满洲。由包衣汉姓组成的旗鼓佐领乃至管领等均在八旗满洲之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见《八旗通志》卷3至卷10，《钦定八旗通志》卷3至卷17）。在上三旗者为内务府属，下五旗者为五旗王公府属。而其它旗分即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中并无包衣组织（见《八旗通志》卷11至卷16，《钦定八旗通志》卷18卷29。按，这里指的是包衣组织，非指各类包衣，即一般意义上的奴隶。因为在带有浓厚奴隶制特色的八旗社会里，奴隶即包衣无所不在，但他们是分属不同主子的散在奴隶。这些散在的奴隶所谓八旗户下人即八旗户下家奴，尽管多寡不等，有的数量相当可观，但却不能等同于包衣组织）。雍乾之际敕编而成的另一部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更称这些包衣旗鼓佐领及管领下人为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满洲旗分内汉姓之人（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至卷80。按这里虽有“尼堪”、“台尼堪”和“抚顺尼堪”的不同标识，但皆为尼堪即汉人的本质则毫无疑议）。对此，清人福格曾明确指出，“若内府旗鼓，按《八旗通志》内统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其八旗汉军，别列一门，盖内务府乃皆从龙，隶于满洲，自与外八旗汉军别置八帜者，固有不同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这就是说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姓，其成员虽为汉人出身的汉姓人却向来隶属于满洲，为八旗满洲之人，是八旗满洲而非八旗汉军。所以包衣汉姓即八旗满洲汉姓与八旗汉军是两个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限清晰，本不相混，亦不容混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形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并非如此简单。
大概在雍正年间以后，由于诸多事态的变化，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之界限已越来越不甚清晰，以致人们对其认识如同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以讹传讹。进而出现习惯的谬误而约定俗成，终于左右了舆论，被许多人所接受。乾隆年间成书的《清文补汇》即误云：“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见《清文补汇》卷6）。道光年间成书的《寄楮备谈》亦误云：“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奕赓：《佳梦轩杂著》《寄楮备谈》）。而最具权威的如《清实录》等清朝官书中亦出现有“包衣汉军”（《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这一很不规范的称谓。影响所及，所谓“旗鼓汉军”（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汉互用》）、“内务府汉军”（《清史稿》卷320，《英廉传》）等等不正确的称谓，比比皆是。当年如此，今亦依然。尽管近来一些有关清代内务府包衣的重要论著，如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兼论一些有关包衣的问题》[1]，以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据，全面论述了内府包衣的分类、组织、属性，乃至包衣与汉军关系等诸多问题；王锺翰《内务府世家考》[2]系统论述了清一代内务府世家的情况，特别突出点明了汉姓人问题。均廓清了对包衣问题的许多模糊认识，人们如加留意，认真领会，过往的认识谬误当不会重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旗鼓佐领，汉人包衣佐领，或叫包衣汉军佐领”，甚至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列举的“尼堪姓氏”中之“尼堪”，亦误认为就是“汉军”，等等提法、称谓、认识充斥于现今许多论著及权威的辞书之中。显然这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如此，除学术交流滞后，耳目闭塞之外，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包衣汉姓人的本质属性，未细究包衣汉姓人在八旗中实际地位；还在于由包衣汉姓人组成的旗鼓佐领，与八旗汉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交叉之事、相同之点甚多；更由于清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将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往一起连的政策，以至给外界造成许多其形同一体、似是而非的印象。人们不深究其彼此各不相同的历史、详加考查其异同，以及事态之变化，便将其混为一谈。
2
包衣汉姓与汉军均有各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包衣汉姓原本是充作女真——满洲的家内奴隶的汉人。包衣之出现早在16世纪辽东女真崛起之时。其沦为依附主子奴隶的主要途径，是被掳俘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会说话的被驱使的工具。后八旗制度建立，他们便随主子一起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按其被奴役的状况，他们又往往被分为“有时亦随主驰驱”即临战阵者，和“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供厮役者。前者被编入包衣佐领（包衣牛录），即旗鼓佐领（旗鼓牛录），后者被编入管领，或分管、管辖之中。其名称不一，效力内容不一，但本质则一，即均为满洲主子的家内奴隶，与“奉职于国”的旗分佐领不同，是“奉职于家”[3]（P261），其号为包衣者。
包衣又有上三旗及下五旗之别（在八旗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组成佐领的包衣成分有满洲人、汉姓人及高丽人等）。上三旗包衣即皇帝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及正白旗中的包衣，由专设的内务府机构加以管辖，称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或称内府三旗包衣，或称内三旗包衣。内务府所辖汉姓包衣，除佐领下人及管领下人外，还有其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为屯居旗人之一种。下五旗包衣，即隶属于下五旗的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之包衣，所谓五旗王公府属。其中的汉姓包衣，虽然没有像上三旗内务府那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但所拥有旗鼓佐领及管领则略同于上三旗。作为汉姓包衣，他们虽为汉人出身却失去了汉人的身份与地位，也不像在八旗内自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独立性，所谓旗分佐领的汉军。当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即不同于没有组织起来的旗下家奴，所谓“八旗户下人”（《清史稿》卷110，《选举志五》，第12册，第3205页，中华书局，1976）的贱民。是虽然没有独立人格，但却受组织管辖，并具有一般社会平民所具有的权力的特别人群。如他们拥有贱民所不具备的科举仕进的权利，有些人还相当显赫。其中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属皇帝的家奴，非同一般。其中能直接侍候皇帝者，往往受到青睐，被远派地方，委以重任。如正白旗包衣汉姓人曹锡远之子曹振彦外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工部尚书，曾孙曹寅，因母系康熙帝之烨乳母，更是备受皇帝宠信，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成为皇帝之耳目，傲视臣僚而炙手可热。玄孙曹颙、曹頫亦分别任郎中、员外郎。曹氏一家显赫数十年，是清朝内府世家中最为突出者。此外清朝一代声名显赫的内府世家，据王锺翰先生考证，多至二三十家，位尊事显者逾百余人。其中汉姓人占大多数。可见包衣汉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这些世家及荣显人员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包衣汉姓来说，并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他们虽然身居高贵门庭，但所能感受到的乃是奴仆的境遇。他们是一群特殊存在于清代社会的“非贱民的奴仆”[4]（P140）。而且，还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们的汉姓（尽管其中有些人已不再使用汉姓、汉名，但他们汉姓人的身份却无法改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
汉军的产生则在汉姓包衣之后，当初设八旗时，建州统治者为统兵征战及保证兵源之需要，曾将治下的汉人壮丁，及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兵，以及俘获的汉人兵丁，编入八旗之内为八旗土兵，成为汉人牛录，共十六牛录。均附属于八旗满洲之内，由满洲大臣统领。凡编入牛录者具有独立的身份，而不同于奴仆的包衣。虽尽管如此，但却仍被满洲主子当做奴仆对待，其“差徭繁重”令其难以承受，人身亦难得保障，甚至连“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清太宗实录》卷17，天聪八年正月癸卯），而受尽苦楚。因而，其忿懑与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当时的后金统治者皇太极深悉此情。遂开始将汉人官兵从八旗满洲中抽出而独立编旗（固山），设官统辖，使之自成体系。据清官书所载，于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清史列传》卷78，《马光远传》；又《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七月辛卯），乃编汉人为一固山，即一旗，名“乌真超哈”，意即重兵，乃使用火器之兵。固山额真为马光远。此为八旗汉军之始。以后，因明清战争升级，降兵降将渐多，兵源扩大，汉军的规模亦随之发展扩大。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乃“分汉军为两旗”，继续“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固山额真为石廷柱、马光远（《清太宗实录》卷37，崇德二年七月乙未）。四年（1639年）六月，又扩分汉军二旗为四旗，固山额真为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颜（《清太宗实录》卷47，崇德四年六月丙申）。七年（1642年）六月，又将设有四旗的汉军，扩编为八旗，其固山额真为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及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至此八旗汉军体系完整建立。这与八旗初创的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晚了二十七年。八旗中满洲、蒙古及汉军各以八个旗并立而存，八旗制度从此完善起来。以后不论汉军的规模如何扩大，但八旗在满洲主子牢牢控制下的三级管理体制不变，汉军作为旗分佐领效命于国家之身份地位及权利义务不变。
据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所载，内府上三旗包衣佐领中之旗鼓佐领，即满洲旗分内之包衣汉姓佐领共18个，属“初编”的，即清入关前编立的共10个，而康熙年间“编立”或“分立”的共8个（见《八旗通志》卷2至卷5）；八旗汉军佐领共270个，属入关前编设的为161个，入关后增设的为109个。其中顺治年间增设的为46个、康熙年间增设的为59个、雍正年间增设的为4个。有明确记载其来历的共57个，其构成的主要成分为入关前后的降兵降将（见《八旗通志》卷13至卷16）。这个事实充分反映和说明了不论八旗包衣汉姓还是八旗汉军，在清兵入关之后特别是顺康时期仍处在发展和壮大阶段。
3
属于八旗满洲成员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不相同，然而彼此又有许多相同、相似处和交叉点。其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均为汉姓的汉人出身（当然这是就总体和大多数而言，不冠汉姓，别起满名或其它不同寻常之名者，不论在内府包衣中，还是在汉军中，都不乏其人。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所载：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周国彬，其孙名周天成、周天柱，曾孙名周世俊，元（玄）孙一名周遵，一名却叫桑格，四世孙名扣升额、来福、海保。后四人均无汉姓，均非汉名；正白旗包衣人马偏额，其子名桑格、费雅达、马二格，其孙名马维品、马维翰、马维范，曾孙名葛本额、德林、倭升额，元（玄）孙名永泰。不用汉姓、不起汉名者更是多多。尽管如此，该书仍将其列入“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仍不失为“汉姓人”。汉军人如李永芳，据《八旗通志》卷182所载，其子九人分别名：洋阿（延庚）、李率泰、刚阿泰、哈什库、巴颜、呼图礼、胡拜、克腾额、克德。而巴颜之子名释迦保。虽然大部都已改变了姓名，但他们仍属李氏家族成员。因此，不论包衣汉姓还是汉军，无论如何更名改姓，他们的汉人出身之身份则是改变不了的）。而清朝统治者白雍乾以后，在政策上更是一再把两者往一起连。连的原则是促令包衣汉姓向汉军的单向靠拢。其最引人注目的突出之点便是将包衣汉姓子弟应试，一律划归汉军额内。熟悉清代掌故的咸同年间内务府镶黄旗汉姓人福格曾说：内三旗佐领下，有汉姓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今考试归于汉军”。“内三旗管领，初谓之浑托和”。其“康熙年间考试，均归于满洲，今则汉姓人亦归于八旗汉军考试。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未详始于何时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蒙汉旗分》）。又说旗鼓人“其在内府仕途，均与满洲相同，洊升九卿，亦占满缺，惟中进士分部院观政，则与八旗汉军相同，亦近世之误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其实包衣汉姓人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的起始时间明确，其中进士分部院观政，与八旗汉军相同亦并非近世之误。因为这都是清朝统治者自己的规定，且凿凿有据。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即已奏准，凡包衣汉姓人员，“误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应归入汉军额内”。乾隆三年（1738年）再次议准确认：“嗣后包衣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并八旗满洲都统，严饬该管官，除实系满洲、蒙古人员，于本人名下注明册送外。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旗鼓佐领之旧汉人，俱注姓名另册咨送，归入汉军额内考试”（《清高宗实录》卷80，乾隆三年十一月癸亥；又见《钦定八旗通志》卷102，《选举志》《八旗乡试会试缘起》）。这就是说凡在八旗满洲都统属下的包衣汉姓人，即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亦不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还是庄头人，一律比照汉军参加考试。这是把汉姓包衣视同汉军处理的最明确的官方规定。这项规定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仅是单纯确定考试身份的方式问题，而是有着暗示汉姓包衣的发展趋势与最终归属的问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仕途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最为引人注目、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重大举动。而历来科举又极重应试人员之出身、籍贯。凡对不同类别的人群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人以类聚。不同人群自当归入不同类别，不得错乱，也错乱不了。包衣汉姓本属满洲旗下，毫无疑义，其一切活动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自当随从满洲一起行动。康熙以前其入学中式均在满洲额内，乃理所当然之事。雍乾以后，硬性规定汉姓包衣一律比照汉军，占汉军名额，尤为怪异的是竟不顾历史事实，将以前把包衣汉姓参试人员，一律归入满洲额内入学中式，这一符合实际的处理方式，公然指斥为谬误。这不能不给人们以同类相归的错觉，而产生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淆、包衣汉姓即汉军的误识。尽管内务府或八旗都统所造具之清册上，均一一注明汉姓包衣的具体身份。但这类注明不论多么细致，人们会自然而然且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与汉军无异，甚至就是汉军。很显然这种错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造成的。
而且，自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甚至竟直接将某些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这是以解决生计为由，将内务府上三旗以及下五旗中之一些包衣汉姓人拨出，改隶于八旗汉军的。雍正八年上谕称：“又如内务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之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佐领当差”（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8）。这里所提的“汉军佐领”，孟森据引时曾正确指出乃“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其实指的是包衣汉姓，即旗鼓佐领。而“旗下公中佐领”，乃八旗之旗分佐领（迥别于包衣属性的旗鼓佐领）。陈国栋在转引前句话时指出，所谓拨入八旗披甲，“则其中必有拨入汉军者”，“而这些拨入汉军的当然是汉人包衣”[5]。确实如此。因为后来乾隆帝曾说：“前经皇考谕，将上三旗包衣佐领下人等，分附汉军旗分，令其披甲”（《清高宗实录》卷163，乾隆七年三月戊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尽管这是清统治者根据需要，改变一部分包衣汉姓人之身份，将其归入汉军的一种统一处理方式。但给人们的极深印象却是：包衣汉姓最终将归向汉军。这里，它们已不仅仅是接近，而是千真万确地变成了一体。而尤为特异的是，雍正三年“议准内务府旗鼓佐领、内管领下，选取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能射之壮丁三百八十名，拨充绿旗兵，交步军统领按缺挨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1，《内务府》《内务府三旗官兵》）。将内府包衣改为绿旗兵之举，已远远超出变包衣汉姓为汉军，即在八旗内部解决问题的界限，这分明是“出旗为民”！把内府上三旗之包衣汉姓剥离八旗，是变旗人为民人，即道地的汉人。这是人身隶属关系的根本改变，亦是包衣汉姓的极其重大的变化。当然，人们看到，此事并未引起以后的链式反应。这表明这只是个特例、个案，并非一个连贯性政策的开端，还不能看成是清朝的出旗为民决策行动之始。但这里所展示的包衣汉姓之最后归宿，值得注意。
在清朝特定环境中，待遇虽厚而地位卑微的汉姓包衣，对自己的身份似乎并不感到荣耀。这仍与清朝的政策有关。清朝对功勋卓著的内府包衣汉姓人的酬劳方式之一，便是将其“抬”入汉军。官至云南巡抚的正黄旗包衣汉姓人朱国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当吴三桂举兵叛乱威逼其从叛之际，他坚决拒绝，“坚守臣节，骂贼不屈”，而遇害。五十六年后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胤禛以其忠于清朝，尽节殉国，特下令从其后世子孙中选出一户，“出包衣，归于正黄旗汉军公中佐领”（《八旗通志》卷195，《朱国治传》；又见《钦定八旗通志》卷230，《朱国治传》），以示表忠。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胤禛以其勤妃之母乃镶黄旗包衣汉姓人陈善道之后人，遂颁旨令此外戚陈氏“著出包衣”，入于本旗之汉军。并将陈氏家族七十余入编一佐领，令其族人管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陈善道》。按：世宗之勤妃，《清史稿》卷214，《后妃传》及《星源集庆》《世宗宪皇帝胤禛》下，均未著录。殆其未有子女之故？待考），成为世管佐领。尤为突出的是，还有径由包衣汉姓，越过八旗汉军，一跃而成八旗满洲，所谓一步登天者。如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的高斌，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女为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之故，而被抬入八旗满洲镶黄旗，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6]（P18）；乾隆朝曾官至工部、吏部尚书，卒谥勤恪的金简，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其妹为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之故，嘉庆初，仁宗颙琰命其族改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金佳氏（《清史稿》卷321，《金简传》）；又乾隆帝之令皇贵妃魏氏卒谥令懿皇贵妃，本为内务府正黄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清泰之女，因其子颙琰继位为仁宗皇帝，乃被尊为孝仪纯皇后，后家魏氏同时被抬入正黄旗满洲，赐姓魏佳氏（《清史稿》卷214，《孝仪纯皇后传》）。由包衣汉姓命入汉军，甚至抬入满洲，乃是一种褒奖、一种提升，当然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荣耀。在这种氛围中，身为包衣者岂能不自惭形秽？所以不难理解包衣汉姓人包括已经抬入汉军者及其后人关于自己本是包衣或原本出身于包衣一事，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已身居高位者皆不愿理直气壮地明说。对此，他人亦为之含糊其词，甚至官书中亦加讳言，出现一律只提汉军的怪事。如朱国治本隶包衣及其后人出包衣一事，除《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外，在其它清官书如《清国史》、《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乃至《清史稿》中，均无记载（见《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卷39、《清史列传》卷6、《满洲名臣传》卷19、《清史稿》卷488）。又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康熙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吴兴祚本是正红旗包衣汉姓人，曾任陕西巡抚的张滋（自）德本是正白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曾任浙江巡抚的陈秉直、吕犹龙本分别是镶黄旗包衣汉姓人及正红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曾任弘文院学士的周天成本是镶黄旗包衣旗鼓人，等等，然而在清朝形成的各种官私传记中或在《清代职官年表》中，却均作“汉军”，不露丝毫“包衣”之痕迹。究竟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人们不得而知。但人们已把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当年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人为掩盖自己原本包衣的身份竟而出现公开作伪的现象。如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乾隆六十年（1795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的高鹗，本出身于世居沈阳三台子地方的镶黄旗包衣汉姓之家[7]，但他却冒籍为铁岭，自称“铁岭高鹗”（见高鹗手书《红楼梦序》及《红香馆诗序》，影印件载《高兰墅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此举自有其苦心在。因为一提铁岭高氏人们便自然联想到隶镶黄旗汉军，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的高氏一族。高鹗此动作可谓一举数得，不仅其包衣身份不见了，而令人们产生高鹗即铁岭望族高氏之后，乃镶黄旗汉军人之错觉，且这个错觉至今依然存在。无形中身份地位同时改变与提高。
4
抬旗与出旗是八旗制度演变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对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乃至八旗本身之影响更非同小可。当然这均是清统治者的决定及所颁布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抬旗，不仅包括如前所述令将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也包括由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乃至由下五旗改变为上三旗。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玄烨追念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下令将孝康皇太后之兄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纲袭封一等公。二十七年（1688年），将佟国纲这支由汉军改入满洲（《清史列传》卷4，《佟图赖传》及卷10，《佟国纲传》）。世称“后族抬旗自此始”（《清史稿》卷214，《孝康章皇后传》）。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之第四子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将侧福晋年氏家族由下五旗的镶白旗汉军，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故年氏之兄内阁学士升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便由镶白旗汉军人抬为镶黄旗汉军人。而雍正五年（1727年），正蓝旗汉军人河南巡抚加兵部尚书田文镜，以政绩突出，“命抬入正黄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镜传》）。所谓“抬”，即由低向高提升之意。抬旗乃是褒奖酬劳之举，是旗员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重要途经，是一种显赫的荣耀。而获此殊荣多由皇帝特旨或部议。虽然这是八旗内部人事关系的某些调整与完善，而无碍于八旗整体，所以不论如何抬出或抬入，对八旗总体影响不大。但对于相关者来说其意义则非同一般。在因为这种抬旗过程中，它们虽然各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但均是由低向高的荣耀位移。对包衣汉姓和汉军来说则是：包衣汉姓人向汉军转化、汉军向满洲转化。很显然其位移转化中，各自的属性亦随之改变。当然，不论何种转化他们仍在八旗之中，仍是八旗的成员。而出旗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出旗，指脱离八旗，一般指汉军改归民籍，即所谓出旗为民。这是乾隆帝弘历于乾隆七年（1742年）《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所做出的决定。该谕曰：
“八旗汉军自从龙定鼎以来，国家休养生息，户口日繁。其出仕当差者，原有俸禄钱粮，足资养赡。第闲散人多，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外任人员既不能置产另居，而闲散之人，外省即有亲友可依，及手艺工作可以别去营生者，皆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 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轸念。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本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内如有世职，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其有原籍并无倚赖，外省亦难寄居，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所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无论京外官兵闲散，俱限一年内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当，原为汉军人等生齿日多，筹久远安全计，出自特恩，后不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体恤之意，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可令八旗汉军都统等详细晓谕，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具折奏闻。”（《清高宗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汉军发出的上谕虽然说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许汉军人退出八旗，回归汉籍则是千真万确的。其理由是因为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不能置产另居，而别去营生。为解决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即“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鉴于“汉军其初本系汉人”，因而准其“改归民籍”，“与民人一例编入保甲”，而脱离八旗回归汉籍。声称此“非逐伊等出旗”，“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限定此项工作要在一年内结束，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似乎这又是临时举措。尽管这时主要针对的是京师八旗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这并非权宜之计。
因为令汉军改归民籍的决策一经实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谕”、“旨”，或“议准”、“奏准”等形式继续明确提出一系列出旗为民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继续推动这项汉军改归民籍决策的实现，且步步加紧，范围亦逐渐扩大。一年到期后，八旗汉军都统等上奏称：京师八旗汉军中情愿出旗为民者共1396人，其中有官员身份者达140名，包括现职官员23名。其余为“现食钱粮”的马步兵、拜唐阿，并告休、参革官员，以及闲散（《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这个状况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于是他颁布上谕称，准许八旗汉军改归民籍，乃“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于是明确规定：“嗣后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不必改归民籍”（《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对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出旗者要从严掌握。似乎收缩了政策。然而这是明紧实松，因为此谕一出，就等于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内完成，且下不为例之决定作废。因为在这里未言及的其他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当然可以继续出旗。这也等于宣布出旗为民之事照旧进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谕说：“朕观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产，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属违例。伊等潜居于外，于心亦不自安。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于是又决定，“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清高宗实录》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显然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又一次放宽出旗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颁谕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此上谕紧接着又称：“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其愿为民者，听其散处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县，呈明出旗人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其“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而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乾隆帝又针对军机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并“请令各该总督将军按各处情形，详悉妥议”之奏请，乃颁旨称：“不用将来再看，若要办，从京口起”（《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这是令驻防汉军立即出旗，不得迟延。不久，乾隆帝又说，令汉军出旗“正为伊等生计起见”。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额，“即以满洲充补，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显见这更透露出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举措，大有丢卒保车，即舍弃汉军保存满洲之真实用意。一声令下，从十九年起，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之举便陆续展开。至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又见《杭州八旗驻防营志》卷15，《经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八旗汉军年老疾残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是对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硬性规定，凡符合此条件者，一律出旗，在这里已完全取消了自愿原则，没有商量余地。一切年老疾残、庸劣无能及谋生乏术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来令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与数十年前上谕中所谓为汉军人等着想，筹长久安全之计的“特恩”，已大相径庭。实际上，清廷同时还有规定，对所谓“旗人渐染恶习，竟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认为乃是一些“寡廉鲜耻，估终之徒，留之有损无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属此类“不但汉军当斥令为民，依律遣发，即满洲亦当削其名籍，投畀远方”（《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见出旗为民，又是对八旗中“败类”的一种惩罚手段。所以在政治上，从总体来说出旗为民并无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从而突破了汉军出旗为民政策实行二十年来，从龙人员子孙除外的防线。从龙人员子孙备受青睐，永在八旗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从龙人员即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人员，本是八旗构成的基础，现在允许他们的子孙出旗为民，无异于动摇基础，这不论对汉军乃至八旗总体来说都是一种重大的变化。此年，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可收入民籍（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里虽然有是否“情愿”的一项条件，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一刀切”或“一风吹”的现象势所必然。这对八旗存在之基础不能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此政令推行了二十八年后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奏准中又收回成命：“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准其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同时再次申明，“如有兵丁及闲散人等，情愿改入民籍者，仍照旧例准其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亦即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进程继续运行。
就在清廷允许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之令颁布不久，允许包衣的出旗为民令，便随之出现了。这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颁布的“定八旗另记档案人为民例”，及允许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谕（《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所谓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又称“开户家奴”，简称“开户”，这些人本为八旗异姓贵族、官员以及富显者之奴仆，后以效力年久，允许其脱离本主另立户口，而取得正身旗人之地位者。但他们仍归原主名下，即仍然留在原主佐领下，是被控制在八旗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奴仆，这是又一种包衣。而宗室王公等包衣其大部分皆为汉姓人。清廷之所以令这些开户家奴及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皆因“八旗户口日繁”，“致生计日益艰窘”，“旗人众多，伊等不能遽得钱粮，生计未免艰窘”；而由“王公等养赡，亦恐拮据”。故令其出旗为民，以“听从其便，俾各得为谋”，使之“均得一体谋生”（《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如此表白分明是向世人昭示：此举乃为诸包衣着想。但不久却出现了有些已出旗为民的包衣，因不适应而又返回故主，重入旗籍的现象，对此乾隆帝认定这是“侵占旗缺”之犯罪行为，而颁谕禁止并加驱逐。下令凡于限期内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为民”。如隐瞒不报被查出者，“即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乙酉）。随即又严申此令，规定凡于限内“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发往伊犁”。并严令各旗都统“宜不时悉心严查”，以杜绝此事之发生。此后若有复行入旗者，“一经查出，除将本人从重治罪外，定将该旗都统等一并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对这些人简直是弃之如敝屣，留之同赘疣，惟恐清除不净，充分暴露了允许包衣出旗为民的真实用意：为八旗“甩包袱”。当然这还未涉及内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上三旗包衣汉姓人即内府世仆，在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热潮中，似乎并未与之同步。因为乾隆帝弘历曾颁谕明确地说：“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这里所称的“包衣汉军”，并非八旗汉军，指的乃是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隶属于八旗满洲的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即上三旗包衣汉姓人，他们是直接为皇帝服役者，当然不能脱旗而去。但内府汉姓包衣佐领不是内府汉姓世仆之全部，内府世仆除包衣佐领外，还有如前所述的内务府管领下人、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即散处于各庄头服役的屯居旗户丁口，或称屯居旗人。实际上它们在这股出旗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被卷入了这个进程，虽然其时间有所滞后，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当然这仍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决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针对直隶总督蒋攸铦奏请革除屯居旗人总催、领催名目一折，谕内阁曰：“向来屯居汉军旗人事件，俱归所隶州县管理，应与民人一律编查，自不得任其区分抗阻。著照所请将总催、领催名目概行革除。并著内务府及八旗满洲、汉军都统，将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庄头屯居旗产丁口，分晰各州县城乡住址，造册移交该督，转发各该管官存贮，以备查核，毋得视为具文”（《清宣宗实录》卷66，道光四年三月乙亥。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15，《八旗都统》）。这里的“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屯居旗户丁口”，既包括上三旗即内务府属也包括下五旗各王公所属下的庄头旗人，均为包衣汉姓人。现在将其与屯居汉军旗人，即与屯居八旗汉军人等同对待，一律划归所在州县管理，与民人一律编查，亦即出旗为民。至此，内府包衣向无出旗为民之例终被打破。这样八旗出旗为民，就不只包括汉军改归民籍，也包括包衣汉姓人中之大部分改归民籍的内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构成八旗的基本成份纷纷离去，对八旗总体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削弱。
5
综上所析，从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演变之过程，已概见八旗制度变化之轨迹。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即八旗满洲汉姓）这两个特殊群体自出现之日起其长消起伏，已不仅仅是其自身问题，其每步变化都紧紧关联着八旗制度的盛衰。最初，它们彼此关系与界限清楚明确，并按各自的特点发展运作，扩充壮大，充分展示了八旗制度的发展进程；然而久而久之，两者之关系却逐渐模糊起来，甚至难以区分，直至共同步入出旗为民的轨道，诚可谓殊途同归，则展示了八旗制度的趋向衰落。从表面上看，促进这一演变过程之关键在于清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当年清统治者广泛吸纳大量汉人，追求多多益善，使之成为自己的有生力量而发展壮大了八旗；但是曾几何时，它又一再颁布政令，将相当数量的八旗汉军乃至包衣汉姓成员剥离八旗，甚至强制驱逐，严防其离而又返，造成八旗的萎缩。这后一举措无异于自戕，然而这却是形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者。
八旗制度由发展到衰落，非人力所能左右。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本是清朝的立国之本，是维系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保证。它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产生于满洲崛起之际，与当时的满洲社会形态相适应，带有鲜明的军事奴隶制之特点。其兵源、兵饷、后勤供应，乃至成员及其家属生计等等问题，本来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清入关前后特别是入关前是其大发展时期。然而当清朝夺取了全国政权，它面对内地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冲击，诸多方面出现不适应。特别是因清承明制，它不仅已由维系国家存在的根本制度，降低为一种军事制度，而且更面临严重的挑战，出现了其自身难以解决的严重困难。当时越来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不仅成为八旗制度的危机，也严重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为此清统治者用尽了各种办法，诸如采取提高月饷、补助赈济、代偿欠债、赎回旗地、设养育兵、京旗移垦及出旗为民等等措施，以求解决，以图维系这种制度。然而多为治标，收效甚微，多无济于事，这令清统治者大伤脑筋。惟独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关系八旗根本的治本之法，尽管这是伤筋动骨之举，但因收效显著，使清统治者在心烦意乱之中，终于看到了保存八旗的希望，所以便不惜有所牺牲，舍其次而留其主，而坚持下来并扩而大之。这些也就是上述一系列出旗为民决策雷厉风行贯彻到底的原因所在。由只分旗民、不分满汉，强调满汉一家，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同属八旗，同为一家兄弟；到辨明满汉，一再制造舆论把满洲汉姓即包衣汉姓视同汉军，并为汉军身份正名，强调其原本汉人，进而令其出旗为民，清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有所留就得有所失，为保存八旗骨干，必须清除八旗侧翼，而八旗汉军乃至包衣汉姓便顺理成章地首当其冲了。从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的最后遭遇看，八旗制度的衰落趋势已难以阻挡。
（本文初稿曾征求定宜庄教授意见，承蒙赐教，谨致谢忱！）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3年04期第37～45页
【英文标题】Brief Discussion on Bao Yi with Han Family Name and Han Army
ZHANG Yu-x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作者简介】张玉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2
张玉兴（1939—），男，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明清史暨东北地方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出身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以致人们产生许多误识，直至今日。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 Under the 8—Flag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Bao Yi with Han family name from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Han Army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originally framed their own system. But with time passing by， owing to many reasons they were very close， even hardly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many mis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 till now. Their complicated constradiction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8—Flag system. |
【关 键 词】八旗制度/包衣汉姓/汉军/抬旗/出旗 the 8—Flag system/Bao Yi with Han family name/Han Army/carrying flags/ sending out an army with flags
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的包衣汉姓与汉军，在清朝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耐人寻味。
1
包衣汉姓，即原本由汉人出身的包衣，主要指清朝内三旗旗鼓佐领下或管领下人，亦即清朝内务府包衣汉姓人，所谓内府世仆。当然也包括下五旗旗鼓佐领、管领，或分管、管辖下包衣汉姓人。其与汉军本不相同，清官书早已言之凿凿。雍乾之际成书的《八旗通志》及乾隆时修成的《钦定八旗通志》曾明确记载：只有在八旗满洲里方有包衣组织，而包衣汉姓隶属于八旗满洲。由包衣汉姓组成的旗鼓佐领乃至管领等均在八旗满洲之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见《八旗通志》卷3至卷10，《钦定八旗通志》卷3至卷17）。在上三旗者为内务府属，下五旗者为五旗王公府属。而其它旗分即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中并无包衣组织（见《八旗通志》卷11至卷16，《钦定八旗通志》卷18卷29。按，这里指的是包衣组织，非指各类包衣，即一般意义上的奴隶。因为在带有浓厚奴隶制特色的八旗社会里，奴隶即包衣无所不在，但他们是分属不同主子的散在奴隶。这些散在的奴隶所谓八旗户下人即八旗户下家奴，尽管多寡不等，有的数量相当可观，但却不能等同于包衣组织）。雍乾之际敕编而成的另一部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更称这些包衣旗鼓佐领及管领下人为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满洲旗分内汉姓之人（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至卷80。按这里虽有“尼堪”、“台尼堪”和“抚顺尼堪”的不同标识，但皆为尼堪即汉人的本质则毫无疑议）。对此，清人福格曾明确指出，“若内府旗鼓，按《八旗通志》内统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其八旗汉军，别列一门，盖内务府乃皆从龙，隶于满洲，自与外八旗汉军别置八帜者，固有不同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这就是说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姓，其成员虽为汉人出身的汉姓人却向来隶属于满洲，为八旗满洲之人，是八旗满洲而非八旗汉军。所以包衣汉姓即八旗满洲汉姓与八旗汉军是两个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限清晰，本不相混，亦不容混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形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并非如此简单。
大概在雍正年间以后，由于诸多事态的变化，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之界限已越来越不甚清晰，以致人们对其认识如同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以讹传讹。进而出现习惯的谬误而约定俗成，终于左右了舆论，被许多人所接受。乾隆年间成书的《清文补汇》即误云：“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见《清文补汇》卷6）。道光年间成书的《寄楮备谈》亦误云：“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奕赓：《佳梦轩杂著》《寄楮备谈》）。而最具权威的如《清实录》等清朝官书中亦出现有“包衣汉军”（《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这一很不规范的称谓。影响所及，所谓“旗鼓汉军”（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汉互用》）、“内务府汉军”（《清史稿》卷320，《英廉传》）等等不正确的称谓，比比皆是。当年如此，今亦依然。尽管近来一些有关清代内务府包衣的重要论著，如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兼论一些有关包衣的问题》[1]，以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据，全面论述了内府包衣的分类、组织、属性，乃至包衣与汉军关系等诸多问题；王锺翰《内务府世家考》[2]系统论述了清一代内务府世家的情况，特别突出点明了汉姓人问题。均廓清了对包衣问题的许多模糊认识，人们如加留意，认真领会，过往的认识谬误当不会重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旗鼓佐领，汉人包衣佐领，或叫包衣汉军佐领”，甚至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列举的“尼堪姓氏”中之“尼堪”，亦误认为就是“汉军”，等等提法、称谓、认识充斥于现今许多论著及权威的辞书之中。显然这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如此，除学术交流滞后，耳目闭塞之外，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包衣汉姓人的本质属性，未细究包衣汉姓人在八旗中实际地位；还在于由包衣汉姓人组成的旗鼓佐领，与八旗汉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交叉之事、相同之点甚多；更由于清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将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往一起连的政策，以至给外界造成许多其形同一体、似是而非的印象。人们不深究其彼此各不相同的历史、详加考查其异同，以及事态之变化，便将其混为一谈。
2
包衣汉姓与汉军均有各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包衣汉姓原本是充作女真——满洲的家内奴隶的汉人。包衣之出现早在16世纪辽东女真崛起之时。其沦为依附主子奴隶的主要途径，是被掳俘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会说话的被驱使的工具。后八旗制度建立，他们便随主子一起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按其被奴役的状况，他们又往往被分为“有时亦随主驰驱”即临战阵者，和“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供厮役者。前者被编入包衣佐领（包衣牛录），即旗鼓佐领（旗鼓牛录），后者被编入管领，或分管、管辖之中。其名称不一，效力内容不一，但本质则一，即均为满洲主子的家内奴隶，与“奉职于国”的旗分佐领不同，是“奉职于家”[3]（P261），其号为包衣者。
包衣又有上三旗及下五旗之别（在八旗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组成佐领的包衣成分有满洲人、汉姓人及高丽人等）。上三旗包衣即皇帝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及正白旗中的包衣，由专设的内务府机构加以管辖，称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或称内府三旗包衣，或称内三旗包衣。内务府所辖汉姓包衣，除佐领下人及管领下人外，还有其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为屯居旗人之一种。下五旗包衣，即隶属于下五旗的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之包衣，所谓五旗王公府属。其中的汉姓包衣，虽然没有像上三旗内务府那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但所拥有旗鼓佐领及管领则略同于上三旗。作为汉姓包衣，他们虽为汉人出身却失去了汉人的身份与地位，也不像在八旗内自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独立性，所谓旗分佐领的汉军。当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即不同于没有组织起来的旗下家奴，所谓“八旗户下人”（《清史稿》卷110，《选举志五》，第12册，第3205页，中华书局，1976）的贱民。是虽然没有独立人格，但却受组织管辖，并具有一般社会平民所具有的权力的特别人群。如他们拥有贱民所不具备的科举仕进的权利，有些人还相当显赫。其中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属皇帝的家奴，非同一般。其中能直接侍候皇帝者，往往受到青睐，被远派地方，委以重任。如正白旗包衣汉姓人曹锡远之子曹振彦外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工部尚书，曾孙曹寅，因母系康熙帝之烨乳母，更是备受皇帝宠信，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成为皇帝之耳目，傲视臣僚而炙手可热。玄孙曹颙、曹頫亦分别任郎中、员外郎。曹氏一家显赫数十年，是清朝内府世家中最为突出者。此外清朝一代声名显赫的内府世家，据王锺翰先生考证，多至二三十家，位尊事显者逾百余人。其中汉姓人占大多数。可见包衣汉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这些世家及荣显人员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包衣汉姓来说，并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他们虽然身居高贵门庭，但所能感受到的乃是奴仆的境遇。他们是一群特殊存在于清代社会的“非贱民的奴仆”[4]（P140）。而且，还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们的汉姓（尽管其中有些人已不再使用汉姓、汉名，但他们汉姓人的身份却无法改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
汉军的产生则在汉姓包衣之后，当初设八旗时，建州统治者为统兵征战及保证兵源之需要，曾将治下的汉人壮丁，及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兵，以及俘获的汉人兵丁，编入八旗之内为八旗土兵，成为汉人牛录，共十六牛录。均附属于八旗满洲之内，由满洲大臣统领。凡编入牛录者具有独立的身份，而不同于奴仆的包衣。虽尽管如此，但却仍被满洲主子当做奴仆对待，其“差徭繁重”令其难以承受，人身亦难得保障，甚至连“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清太宗实录》卷17，天聪八年正月癸卯），而受尽苦楚。因而，其忿懑与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当时的后金统治者皇太极深悉此情。遂开始将汉人官兵从八旗满洲中抽出而独立编旗（固山），设官统辖，使之自成体系。据清官书所载，于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清史列传》卷78，《马光远传》；又《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七月辛卯），乃编汉人为一固山，即一旗，名“乌真超哈”，意即重兵，乃使用火器之兵。固山额真为马光远。此为八旗汉军之始。以后，因明清战争升级，降兵降将渐多，兵源扩大，汉军的规模亦随之发展扩大。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乃“分汉军为两旗”，继续“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固山额真为石廷柱、马光远（《清太宗实录》卷37，崇德二年七月乙未）。四年（1639年）六月，又扩分汉军二旗为四旗，固山额真为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颜（《清太宗实录》卷47，崇德四年六月丙申）。七年（1642年）六月，又将设有四旗的汉军，扩编为八旗，其固山额真为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及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至此八旗汉军体系完整建立。这与八旗初创的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晚了二十七年。八旗中满洲、蒙古及汉军各以八个旗并立而存，八旗制度从此完善起来。以后不论汉军的规模如何扩大，但八旗在满洲主子牢牢控制下的三级管理体制不变，汉军作为旗分佐领效命于国家之身份地位及权利义务不变。
据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所载，内府上三旗包衣佐领中之旗鼓佐领，即满洲旗分内之包衣汉姓佐领共18个，属“初编”的，即清入关前编立的共10个，而康熙年间“编立”或“分立”的共8个（见《八旗通志》卷2至卷5）；八旗汉军佐领共270个，属入关前编设的为161个，入关后增设的为109个。其中顺治年间增设的为46个、康熙年间增设的为59个、雍正年间增设的为4个。有明确记载其来历的共57个，其构成的主要成分为入关前后的降兵降将（见《八旗通志》卷13至卷16）。这个事实充分反映和说明了不论八旗包衣汉姓还是八旗汉军，在清兵入关之后特别是顺康时期仍处在发展和壮大阶段。
3
属于八旗满洲成员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不相同，然而彼此又有许多相同、相似处和交叉点。其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均为汉姓的汉人出身（当然这是就总体和大多数而言，不冠汉姓，别起满名或其它不同寻常之名者，不论在内府包衣中，还是在汉军中，都不乏其人。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所载：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周国彬，其孙名周天成、周天柱，曾孙名周世俊，元（玄）孙一名周遵，一名却叫桑格，四世孙名扣升额、来福、海保。后四人均无汉姓，均非汉名；正白旗包衣人马偏额，其子名桑格、费雅达、马二格，其孙名马维品、马维翰、马维范，曾孙名葛本额、德林、倭升额，元（玄）孙名永泰。不用汉姓、不起汉名者更是多多。尽管如此，该书仍将其列入“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仍不失为“汉姓人”。汉军人如李永芳，据《八旗通志》卷182所载，其子九人分别名：洋阿（延庚）、李率泰、刚阿泰、哈什库、巴颜、呼图礼、胡拜、克腾额、克德。而巴颜之子名释迦保。虽然大部都已改变了姓名，但他们仍属李氏家族成员。因此，不论包衣汉姓还是汉军，无论如何更名改姓，他们的汉人出身之身份则是改变不了的）。而清朝统治者白雍乾以后，在政策上更是一再把两者往一起连。连的原则是促令包衣汉姓向汉军的单向靠拢。其最引人注目的突出之点便是将包衣汉姓子弟应试，一律划归汉军额内。熟悉清代掌故的咸同年间内务府镶黄旗汉姓人福格曾说：内三旗佐领下，有汉姓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今考试归于汉军”。“内三旗管领，初谓之浑托和”。其“康熙年间考试，均归于满洲，今则汉姓人亦归于八旗汉军考试。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未详始于何时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蒙汉旗分》）。又说旗鼓人“其在内府仕途，均与满洲相同，洊升九卿，亦占满缺，惟中进士分部院观政，则与八旗汉军相同，亦近世之误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其实包衣汉姓人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的起始时间明确，其中进士分部院观政，与八旗汉军相同亦并非近世之误。因为这都是清朝统治者自己的规定，且凿凿有据。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即已奏准，凡包衣汉姓人员，“误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应归入汉军额内”。乾隆三年（1738年）再次议准确认：“嗣后包衣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并八旗满洲都统，严饬该管官，除实系满洲、蒙古人员，于本人名下注明册送外。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旗鼓佐领之旧汉人，俱注姓名另册咨送，归入汉军额内考试”（《清高宗实录》卷80，乾隆三年十一月癸亥；又见《钦定八旗通志》卷102，《选举志》《八旗乡试会试缘起》）。这就是说凡在八旗满洲都统属下的包衣汉姓人，即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亦不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还是庄头人，一律比照汉军参加考试。这是把汉姓包衣视同汉军处理的最明确的官方规定。这项规定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仅是单纯确定考试身份的方式问题，而是有着暗示汉姓包衣的发展趋势与最终归属的问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仕途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最为引人注目、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重大举动。而历来科举又极重应试人员之出身、籍贯。凡对不同类别的人群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人以类聚。不同人群自当归入不同类别，不得错乱，也错乱不了。包衣汉姓本属满洲旗下，毫无疑义，其一切活动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自当随从满洲一起行动。康熙以前其入学中式均在满洲额内，乃理所当然之事。雍乾以后，硬性规定汉姓包衣一律比照汉军，占汉军名额，尤为怪异的是竟不顾历史事实，将以前把包衣汉姓参试人员，一律归入满洲额内入学中式，这一符合实际的处理方式，公然指斥为谬误。这不能不给人们以同类相归的错觉，而产生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淆、包衣汉姓即汉军的误识。尽管内务府或八旗都统所造具之清册上，均一一注明汉姓包衣的具体身份。但这类注明不论多么细致，人们会自然而然且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与汉军无异，甚至就是汉军。很显然这种错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造成的。
而且，自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甚至竟直接将某些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这是以解决生计为由，将内务府上三旗以及下五旗中之一些包衣汉姓人拨出，改隶于八旗汉军的。雍正八年上谕称：“又如内务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之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佐领当差”（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8）。这里所提的“汉军佐领”，孟森据引时曾正确指出乃“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其实指的是包衣汉姓，即旗鼓佐领。而“旗下公中佐领”，乃八旗之旗分佐领（迥别于包衣属性的旗鼓佐领）。陈国栋在转引前句话时指出，所谓拨入八旗披甲，“则其中必有拨入汉军者”，“而这些拨入汉军的当然是汉人包衣”[5]。确实如此。因为后来乾隆帝曾说：“前经皇考谕，将上三旗包衣佐领下人等，分附汉军旗分，令其披甲”（《清高宗实录》卷163，乾隆七年三月戊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尽管这是清统治者根据需要，改变一部分包衣汉姓人之身份，将其归入汉军的一种统一处理方式。但给人们的极深印象却是：包衣汉姓最终将归向汉军。这里，它们已不仅仅是接近，而是千真万确地变成了一体。而尤为特异的是，雍正三年“议准内务府旗鼓佐领、内管领下，选取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能射之壮丁三百八十名，拨充绿旗兵，交步军统领按缺挨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1，《内务府》《内务府三旗官兵》）。将内府包衣改为绿旗兵之举，已远远超出变包衣汉姓为汉军，即在八旗内部解决问题的界限，这分明是“出旗为民”！把内府上三旗之包衣汉姓剥离八旗，是变旗人为民人，即道地的汉人。这是人身隶属关系的根本改变，亦是包衣汉姓的极其重大的变化。当然，人们看到，此事并未引起以后的链式反应。这表明这只是个特例、个案，并非一个连贯性政策的开端，还不能看成是清朝的出旗为民决策行动之始。但这里所展示的包衣汉姓之最后归宿，值得注意。
在清朝特定环境中，待遇虽厚而地位卑微的汉姓包衣，对自己的身份似乎并不感到荣耀。这仍与清朝的政策有关。清朝对功勋卓著的内府包衣汉姓人的酬劳方式之一，便是将其“抬”入汉军。官至云南巡抚的正黄旗包衣汉姓人朱国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当吴三桂举兵叛乱威逼其从叛之际，他坚决拒绝，“坚守臣节，骂贼不屈”，而遇害。五十六年后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胤禛以其忠于清朝，尽节殉国，特下令从其后世子孙中选出一户，“出包衣，归于正黄旗汉军公中佐领”（《八旗通志》卷195，《朱国治传》；又见《钦定八旗通志》卷230，《朱国治传》），以示表忠。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胤禛以其勤妃之母乃镶黄旗包衣汉姓人陈善道之后人，遂颁旨令此外戚陈氏“著出包衣”，入于本旗之汉军。并将陈氏家族七十余入编一佐领，令其族人管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陈善道》。按：世宗之勤妃，《清史稿》卷214，《后妃传》及《星源集庆》《世宗宪皇帝胤禛》下，均未著录。殆其未有子女之故？待考），成为世管佐领。尤为突出的是，还有径由包衣汉姓，越过八旗汉军，一跃而成八旗满洲，所谓一步登天者。如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的高斌，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女为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之故，而被抬入八旗满洲镶黄旗，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6]（P18）；乾隆朝曾官至工部、吏部尚书，卒谥勤恪的金简，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其妹为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之故，嘉庆初，仁宗颙琰命其族改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金佳氏（《清史稿》卷321，《金简传》）；又乾隆帝之令皇贵妃魏氏卒谥令懿皇贵妃，本为内务府正黄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清泰之女，因其子颙琰继位为仁宗皇帝，乃被尊为孝仪纯皇后，后家魏氏同时被抬入正黄旗满洲，赐姓魏佳氏（《清史稿》卷214，《孝仪纯皇后传》）。由包衣汉姓命入汉军，甚至抬入满洲，乃是一种褒奖、一种提升，当然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荣耀。在这种氛围中，身为包衣者岂能不自惭形秽？所以不难理解包衣汉姓人包括已经抬入汉军者及其后人关于自己本是包衣或原本出身于包衣一事，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已身居高位者皆不愿理直气壮地明说。对此，他人亦为之含糊其词，甚至官书中亦加讳言，出现一律只提汉军的怪事。如朱国治本隶包衣及其后人出包衣一事，除《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外，在其它清官书如《清国史》、《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乃至《清史稿》中，均无记载（见《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卷39、《清史列传》卷6、《满洲名臣传》卷19、《清史稿》卷488）。又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康熙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吴兴祚本是正红旗包衣汉姓人，曾任陕西巡抚的张滋（自）德本是正白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曾任浙江巡抚的陈秉直、吕犹龙本分别是镶黄旗包衣汉姓人及正红旗包衣管领下汉姓人，曾任弘文院学士的周天成本是镶黄旗包衣旗鼓人，等等，然而在清朝形成的各种官私传记中或在《清代职官年表》中，却均作“汉军”，不露丝毫“包衣”之痕迹。究竟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人们不得而知。但人们已把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当年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人为掩盖自己原本包衣的身份竟而出现公开作伪的现象。如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乾隆六十年（1795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的高鹗，本出身于世居沈阳三台子地方的镶黄旗包衣汉姓之家[7]，但他却冒籍为铁岭，自称“铁岭高鹗”（见高鹗手书《红楼梦序》及《红香馆诗序》，影印件载《高兰墅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此举自有其苦心在。因为一提铁岭高氏人们便自然联想到隶镶黄旗汉军，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的高氏一族。高鹗此动作可谓一举数得，不仅其包衣身份不见了，而令人们产生高鹗即铁岭望族高氏之后，乃镶黄旗汉军人之错觉，且这个错觉至今依然存在。无形中身份地位同时改变与提高。
4
抬旗与出旗是八旗制度演变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对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乃至八旗本身之影响更非同小可。当然这均是清统治者的决定及所颁布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抬旗，不仅包括如前所述令将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也包括由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乃至由下五旗改变为上三旗。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玄烨追念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下令将孝康皇太后之兄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纲袭封一等公。二十七年（1688年），将佟国纲这支由汉军改入满洲（《清史列传》卷4，《佟图赖传》及卷10，《佟国纲传》）。世称“后族抬旗自此始”（《清史稿》卷214，《孝康章皇后传》）。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之第四子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将侧福晋年氏家族由下五旗的镶白旗汉军，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故年氏之兄内阁学士升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便由镶白旗汉军人抬为镶黄旗汉军人。而雍正五年（1727年），正蓝旗汉军人河南巡抚加兵部尚书田文镜，以政绩突出，“命抬入正黄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镜传》）。所谓“抬”，即由低向高提升之意。抬旗乃是褒奖酬劳之举，是旗员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重要途经，是一种显赫的荣耀。而获此殊荣多由皇帝特旨或部议。虽然这是八旗内部人事关系的某些调整与完善，而无碍于八旗整体，所以不论如何抬出或抬入，对八旗总体影响不大。但对于相关者来说其意义则非同一般。在因为这种抬旗过程中，它们虽然各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但均是由低向高的荣耀位移。对包衣汉姓和汉军来说则是：包衣汉姓人向汉军转化、汉军向满洲转化。很显然其位移转化中，各自的属性亦随之改变。当然，不论何种转化他们仍在八旗之中，仍是八旗的成员。而出旗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出旗，指脱离八旗，一般指汉军改归民籍，即所谓出旗为民。这是乾隆帝弘历于乾隆七年（1742年）《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所做出的决定。该谕曰：
“八旗汉军自从龙定鼎以来，国家休养生息，户口日繁。其出仕当差者，原有俸禄钱粮，足资养赡。第闲散人多，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外任人员既不能置产另居，而闲散之人，外省即有亲友可依，及手艺工作可以别去营生者，皆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 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轸念。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本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内如有世职，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其有原籍并无倚赖，外省亦难寄居，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所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无论京外官兵闲散，俱限一年内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当，原为汉军人等生齿日多，筹久远安全计，出自特恩，后不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体恤之意，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可令八旗汉军都统等详细晓谕，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具折奏闻。”（《清高宗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汉军发出的上谕虽然说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许汉军人退出八旗，回归汉籍则是千真万确的。其理由是因为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不能置产另居，而别去营生。为解决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即“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鉴于“汉军其初本系汉人”，因而准其“改归民籍”，“与民人一例编入保甲”，而脱离八旗回归汉籍。声称此“非逐伊等出旗”，“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限定此项工作要在一年内结束，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似乎这又是临时举措。尽管这时主要针对的是京师八旗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这并非权宜之计。
因为令汉军改归民籍的决策一经实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谕”、“旨”，或“议准”、“奏准”等形式继续明确提出一系列出旗为民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继续推动这项汉军改归民籍决策的实现，且步步加紧，范围亦逐渐扩大。一年到期后，八旗汉军都统等上奏称：京师八旗汉军中情愿出旗为民者共1396人，其中有官员身份者达140名，包括现职官员23名。其余为“现食钱粮”的马步兵、拜唐阿，并告休、参革官员，以及闲散（《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这个状况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于是他颁布上谕称，准许八旗汉军改归民籍，乃“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于是明确规定：“嗣后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不必改归民籍”（《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对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出旗者要从严掌握。似乎收缩了政策。然而这是明紧实松，因为此谕一出，就等于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内完成，且下不为例之决定作废。因为在这里未言及的其他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当然可以继续出旗。这也等于宣布出旗为民之事照旧进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谕说：“朕观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产，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属违例。伊等潜居于外，于心亦不自安。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于是又决定，“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清高宗实录》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显然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又一次放宽出旗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颁谕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此上谕紧接着又称：“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其愿为民者，听其散处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县，呈明出旗人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其“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而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乾隆帝又针对军机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并“请令各该总督将军按各处情形，详悉妥议”之奏请，乃颁旨称：“不用将来再看，若要办，从京口起”（《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这是令驻防汉军立即出旗，不得迟延。不久，乾隆帝又说，令汉军出旗“正为伊等生计起见”。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额，“即以满洲充补，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显见这更透露出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举措，大有丢卒保车，即舍弃汉军保存满洲之真实用意。一声令下，从十九年起，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之举便陆续展开。至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又见《杭州八旗驻防营志》卷15，《经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八旗汉军年老疾残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是对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硬性规定，凡符合此条件者，一律出旗，在这里已完全取消了自愿原则，没有商量余地。一切年老疾残、庸劣无能及谋生乏术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来令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与数十年前上谕中所谓为汉军人等着想，筹长久安全之计的“特恩”，已大相径庭。实际上，清廷同时还有规定，对所谓“旗人渐染恶习，竟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认为乃是一些“寡廉鲜耻，估终之徒，留之有损无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属此类“不但汉军当斥令为民，依律遣发，即满洲亦当削其名籍，投畀远方”（《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见出旗为民，又是对八旗中“败类”的一种惩罚手段。所以在政治上，从总体来说出旗为民并无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从而突破了汉军出旗为民政策实行二十年来，从龙人员子孙除外的防线。从龙人员子孙备受青睐，永在八旗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从龙人员即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人员，本是八旗构成的基础，现在允许他们的子孙出旗为民，无异于动摇基础，这不论对汉军乃至八旗总体来说都是一种重大的变化。此年，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可收入民籍（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里虽然有是否“情愿”的一项条件，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一刀切”或“一风吹”的现象势所必然。这对八旗存在之基础不能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此政令推行了二十八年后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奏准中又收回成命：“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准其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同时再次申明，“如有兵丁及闲散人等，情愿改入民籍者，仍照旧例准其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亦即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进程继续运行。
就在清廷允许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之令颁布不久，允许包衣的出旗为民令，便随之出现了。这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颁布的“定八旗另记档案人为民例”，及允许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谕（《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所谓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又称“开户家奴”，简称“开户”，这些人本为八旗异姓贵族、官员以及富显者之奴仆，后以效力年久，允许其脱离本主另立户口，而取得正身旗人之地位者。但他们仍归原主名下，即仍然留在原主佐领下，是被控制在八旗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奴仆，这是又一种包衣。而宗室王公等包衣其大部分皆为汉姓人。清廷之所以令这些开户家奴及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皆因“八旗户口日繁”，“致生计日益艰窘”，“旗人众多，伊等不能遽得钱粮，生计未免艰窘”；而由“王公等养赡，亦恐拮据”。故令其出旗为民，以“听从其便，俾各得为谋”，使之“均得一体谋生”（《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如此表白分明是向世人昭示：此举乃为诸包衣着想。但不久却出现了有些已出旗为民的包衣，因不适应而又返回故主，重入旗籍的现象，对此乾隆帝认定这是“侵占旗缺”之犯罪行为，而颁谕禁止并加驱逐。下令凡于限期内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为民”。如隐瞒不报被查出者，“即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乙酉）。随即又严申此令，规定凡于限内“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发往伊犁”。并严令各旗都统“宜不时悉心严查”，以杜绝此事之发生。此后若有复行入旗者，“一经查出，除将本人从重治罪外，定将该旗都统等一并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对这些人简直是弃之如敝屣，留之同赘疣，惟恐清除不净，充分暴露了允许包衣出旗为民的真实用意：为八旗“甩包袱”。当然这还未涉及内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上三旗包衣汉姓人即内府世仆，在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热潮中，似乎并未与之同步。因为乾隆帝弘历曾颁谕明确地说：“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这里所称的“包衣汉军”，并非八旗汉军，指的乃是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隶属于八旗满洲的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即上三旗包衣汉姓人，他们是直接为皇帝服役者，当然不能脱旗而去。但内府汉姓包衣佐领不是内府汉姓世仆之全部，内府世仆除包衣佐领外，还有如前所述的内务府管领下人、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即散处于各庄头服役的屯居旗户丁口，或称屯居旗人。实际上它们在这股出旗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被卷入了这个进程，虽然其时间有所滞后，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当然这仍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决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针对直隶总督蒋攸铦奏请革除屯居旗人总催、领催名目一折，谕内阁曰：“向来屯居汉军旗人事件，俱归所隶州县管理，应与民人一律编查，自不得任其区分抗阻。著照所请将总催、领催名目概行革除。并著内务府及八旗满洲、汉军都统，将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庄头屯居旗产丁口，分晰各州县城乡住址，造册移交该督，转发各该管官存贮，以备查核，毋得视为具文”（《清宣宗实录》卷66，道光四年三月乙亥。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15，《八旗都统》）。这里的“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屯居旗户丁口”，既包括上三旗即内务府属也包括下五旗各王公所属下的庄头旗人，均为包衣汉姓人。现在将其与屯居汉军旗人，即与屯居八旗汉军人等同对待，一律划归所在州县管理，与民人一律编查，亦即出旗为民。至此，内府包衣向无出旗为民之例终被打破。这样八旗出旗为民，就不只包括汉军改归民籍，也包括包衣汉姓人中之大部分改归民籍的内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构成八旗的基本成份纷纷离去，对八旗总体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削弱。
5
综上所析，从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演变之过程，已概见八旗制度变化之轨迹。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即八旗满洲汉姓）这两个特殊群体自出现之日起其长消起伏，已不仅仅是其自身问题，其每步变化都紧紧关联着八旗制度的盛衰。最初，它们彼此关系与界限清楚明确，并按各自的特点发展运作，扩充壮大，充分展示了八旗制度的发展进程；然而久而久之，两者之关系却逐渐模糊起来，甚至难以区分，直至共同步入出旗为民的轨道，诚可谓殊途同归，则展示了八旗制度的趋向衰落。从表面上看，促进这一演变过程之关键在于清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当年清统治者广泛吸纳大量汉人，追求多多益善，使之成为自己的有生力量而发展壮大了八旗；但是曾几何时，它又一再颁布政令，将相当数量的八旗汉军乃至包衣汉姓成员剥离八旗，甚至强制驱逐，严防其离而又返，造成八旗的萎缩。这后一举措无异于自戕，然而这却是形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者。
八旗制度由发展到衰落，非人力所能左右。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本是清朝的立国之本，是维系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保证。它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产生于满洲崛起之际，与当时的满洲社会形态相适应，带有鲜明的军事奴隶制之特点。其兵源、兵饷、后勤供应，乃至成员及其家属生计等等问题，本来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清入关前后特别是入关前是其大发展时期。然而当清朝夺取了全国政权，它面对内地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冲击，诸多方面出现不适应。特别是因清承明制，它不仅已由维系国家存在的根本制度，降低为一种军事制度，而且更面临严重的挑战，出现了其自身难以解决的严重困难。当时越来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不仅成为八旗制度的危机，也严重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为此清统治者用尽了各种办法，诸如采取提高月饷、补助赈济、代偿欠债、赎回旗地、设养育兵、京旗移垦及出旗为民等等措施，以求解决，以图维系这种制度。然而多为治标，收效甚微，多无济于事，这令清统治者大伤脑筋。惟独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关系八旗根本的治本之法，尽管这是伤筋动骨之举，但因收效显著，使清统治者在心烦意乱之中，终于看到了保存八旗的希望，所以便不惜有所牺牲，舍其次而留其主，而坚持下来并扩而大之。这些也就是上述一系列出旗为民决策雷厉风行贯彻到底的原因所在。由只分旗民、不分满汉，强调满汉一家，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同属八旗，同为一家兄弟；到辨明满汉，一再制造舆论把满洲汉姓即包衣汉姓视同汉军，并为汉军身份正名，强调其原本汉人，进而令其出旗为民，清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有所留就得有所失，为保存八旗骨干，必须清除八旗侧翼，而八旗汉军乃至包衣汉姓便顺理成章地首当其冲了。从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的最后遭遇看，八旗制度的衰落趋势已难以阻挡。
（本文初稿曾征求定宜庄教授意见，承蒙赐教，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