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
万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3年07期第8～15页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郑和下西洋是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以明王朝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规模庞大，历时28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极为壮观的远航，充分证明了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达到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巅峰。
英国业余历史学者加文·孟席斯于2002年3月1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他的新观点：是郑和首次环球航行，发现了世界。10月，他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他的新著《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的一年》，而且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做了讲演。虽然孟席斯关于郑和船队的新说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他的论点和论据也有不少值得商榷，需要认真研究之处，但是，关于郑和研究，应该承认，他的新说是对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的挑战，给了我们启示，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对以往的郑和研究进行反思。
一、郑和研究的简略回顾
郑和研究是上个世纪史学领域新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已有百年。这一研究始于梁启超。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21号。），弘扬中华民族的航海精神，同时，也奠定了与西方比较的分析框架。此后，文献资料的发现和文物资料的发掘相结合，不断掀起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可谓上下求索，积累了大批研究资料，出版了大量有质量的论著。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册对相关史料网罗备至，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关于下西洋的次数，已确定为七次；关于宝船的尺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史书记载还是可信的，文献资料不可任意否定，少数学者则持疑；对出航地点最远到达东非，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至于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在认识上则一直存在分歧，明清时已有“追踪建文”、“耀兵异域”等说法，有关讨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探求。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政治说，以许道龄、李晋华为代表；第二种是经济说，以吴晗为代表；（注：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第十一卷一期。）第三种是政治经济并重说，以童书业、韩振华为代表；（注：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禹贡》半月刊，1937年5期，第七卷1-3期合刊，许、李的观点见此文作者识；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第四种是前后分期说，认为前三次是政治需要，后四次是发展经济交流，以郑鹤声、郑一钧为代表。（注：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1期。）可以说，大多数学者是从政治角度去评价郑和的，因此，对郑和出航的经济影响的阐述不多，总的评价不高，一般认为下西洋主要是为统治者寻求奢侈品，在此基础上，下西洋“软弱的动因”已形成了成说。在赞扬下西洋远航的同时，大量论文将郑和与哥伦布进行了比较。不少文章探讨了下西洋为什么没有促使中国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问题。迄上个世纪末，由于缺乏新材料，关于郑和的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定局。如上所述，对于有的问题虽有争议，但也因缺乏史料而实际陷于停滞。许多论文转向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阐释，立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推论上，存在越来越脱离学术研究的倾向。无论在史料还是理论、观念和方法上，郑和研究都有待于新的突破。
二、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框架
新世纪，郑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孟席斯提出了新说。虽然我们没有他周航世界寻求郑和船队遗迹的条件，但是我们不乏探索精神。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毕竟在程度上不能与中国学者相比，因此，纪念郑和，将郑和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郑和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如果对历史本身没有接近客观真实的考察，那么，对历史事件的内涵将无法给以合理的阐释。然而至今，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明显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海伟大意义的全面认识，因此，对带有欧洲中心论内涵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是颇有必要的。
在上个世纪对郑和的研究中，自一开始，梁启超就将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进行了比较，后来的大量论著，即使没有显露比较字样，却实际上大都是在比较框架中为郑和下西洋定位的。在与西方的航海比较后，得出的是“软弱的动因”和“不同的结果”的结论。东西方航海结果不同本不足为奇，历史不会走入同一条河流，时代背景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会相同。问题就在我们所用的比较框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是以欧洲的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欧洲本来并不先进，欧洲的凸现应该说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功，自此占据了传播和话语的优势，使世界随之向欧洲倾斜。于是，欧洲经验的有效性成为我们评价的标准，欧洲中心论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话语，产生了以欧洲经验对照世界上其他地区历史的比较框架，从而也出现了另一种图景，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夸大了西方的作用，特别是历史作用，处处以西方为标尺，形成对其他地区历史的贬低和文化的曲解，也使我们不能公正、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航海扩张一东来，就是先进的代表，中国从此就落后了的观念，产生了明清停滞论，即16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假说。这种极力夸大西方航海作用，从而将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比较框架，影响了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作用。在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欧洲经验的有效性。
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给郑和航海伟大事件以合理阐释，需要从中国本体的角度出发，将东西方航海置于平等的地位比较和评价。下面是一点思考：
第一，从动因来看。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软弱的动因”，与封建帝王的政治野心和寻求奢侈品相联系。与此相关，是将哥伦布等人航海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将追求黄金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相联系。事实上，15世纪东西方也可以说都是在追求物质的欲望下走向海洋的探索。郑和航海是中国帝王组织的航海活动，葡、西的航海活动同样是在封建国王主持下完成；说前者是追求奢侈品，没有经济动力，后者追求黄金就是经济动力，而黄金难道不是奢侈品？古代东西方贸易属于远距离贸易，这种贸易就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贩运奢侈品的贸易，当国际贸易交往增多以后，奢侈品向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转变就会发生，这是已为东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过程。（注：西方航海后存在这一过程，郑和航海贸易同样具有这一过程，参见拙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第三章第三节《海外政策的反馈--郑和下西洋的两极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葡、西在航海后建立的仍旧是封建帝国，掠夺的奢侈品大多供给皇室消费，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返观郑和，下西洋不是“软弱的动因”所促成，具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向海外开拓的动力基础，没有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经营大规模航海活动。汉唐对外开拓性交往，都是在王朝兴盛时期开展的，明朝也不例外，下西洋是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伟大航海活动。在古代，贸易是中国与东亚乃至亚非持续不断交往的主题，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不能截然分开，朝贡本身包含了政治、经济双重含义，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坚持要将二者分开，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比如郑和七次航行都到达古里，正因为那里是繁盛的东西方贸易港口，如果没有贸易目的，而仅从政治意义来看，是很难说明的；又如明朝对于满剌加、苏门答剌的大力扶植，也都与东亚乃至亚非贸易网络的建立紧密相联系，下西洋中两国在贸易网络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抽取了贸易关系而谈论国际关系，显然是很片面的。
西方将航海活动称为探险，而中国传统则一直将航海与朝贡联系在一起，这是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使然。但是，就此而断言中国人的航海没有探险意识，则是不全面的。以往将哥伦布等航行定位于世界探险活动，引申出郑和航海由于目的局限，故不可能航行到更远世界的看法。实际上，葡、西王室组织和支持航海，就当时来看，目的是扩大封建统治的范围，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考诸史实，郑和时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完全有可能进行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东非更远的航行的。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再到明宣宗，一脉相承的是大一统的世界观，至今留存的明朝初年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注：《大明混一图》，彩绘绢本世界地图，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朝鲜学者根据元代世界地图改绘，永乐元年（1403年）献给明朝，现有复印件藏日本京都天理大学图书馆。去年范春歌自南非带回一复印件，承郑明将军提供，特在此表示感谢。），其命名就说明了明朝帝王的天下观具有宏大的包容性，“混一”所代表的正是大一统的理念。明朝初年的中国，处于政冶、经济和军事的黄金时期，统治者锐意复古，下西洋是明朝“复汉家威严”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发现的明宣宗“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人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注：明宣宗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明内府钞本。）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郑和远航与张骞凿通西域是相提并论的，以这样一种“怀远须均及”、“敷恩合褊过”的观念，郑和船队不仅有可能将己知范围的海外各国都跑遍，而且也可能忠实地航向大尽头，直到“天河”。张骞“凿空”，意义就在“开外国道”，郑和下西洋具有与之相同的意义和作用，在当时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地圆说，所以郑和不可能向西航行到美洲。正如古代没有任何的科学认识理论，却完全可能创造认识的奇迹一样，这实际上并不能构成阻止郑和航行“向辽远”世界的根据。
第二，就后果而言。一般认为，哥伦布航行以后美洲得到了开发，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但是，众所周知，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没有就此走向资本主义，葡、西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把他们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作为近代的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的代表，与历史事实不符。欧洲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地理大发现攫取海外资源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在几百年以后，在与15—16世纪航海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
核对中西历史记载，不难发现，撇开西方先进的光环，东西方的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从统治者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异域物品的寻求来看，航行也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无海外领土的占有欲，并将这种占有欲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框架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行的整体评价：不仅使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合理的阐释，而且还使我们忽略了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对于内外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将郑和航海与中国的落后与西方先进联系起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为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迁准备了条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注：参见拙文《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下西洋以后大批中国移民走向南洋，对南洋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5世纪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都与移民开发相联系，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一是和平的，另一是暴力的；难道只有征服领土、占领殖民地才是伟大的航海？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实现区域和平秩序的典型范例。如果说西方航海有经济动力，那么扩张领土则说明了明显的政治意图；如果说朝贡体系只有政治目的，则中国却恰恰没有领土的扩张要求，而是建立起了东亚乃至亚非繁盛的经济贸易网络。从西方来说，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与英国实现资本主义没有直接的关联；就中国而言，郑和航海的重大影响，体现在海上贸易转移到民间，创造性不是表现在领土的占领和暴力掠夺，而是表现在大量移民参与了开发南洋。通过郑和下西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的贸易网络，带来的是区域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和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发展。
郑和下西洋以后，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与社会变迁相关的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就落后于西方了。发展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独霸远东海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足以为中国海上力量不弱于西方的证明，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也不能与之抗衡。葡、西不能，稍后的荷兰也同样。明朝郑和与郑成功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强盛，决非是西方一来到东方，中国就落后了。中国海上力量的落后，发生于以后的年代里，不应时间错位地置于明朝。西方发现新大陆和来到东方，中国就此落后了的观点，显然是在西方优势建立后，西方话语拥有了优势以后出现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纷纷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不少学者指出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其特殊性。（注：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8，P115.）将航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看作有必然因果联系，没有得到历史事实证明。葡、西的航海活动与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作为当时航海的先锋，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而是建立了封建帝国，将航海得来的财富挥霍殆尽。那么，我们仍然确认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根据又何在呢？哥伦布等人的航海自有其伟大的意义，是西方持续几个世纪向东方寻求的产物，而郑和航海则是中国从东方不断向西方、向海洋寻求的产物。给西方航海带上先进的光环，这与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不能说没有关系。实际上，西方航海与资本主义有实际关联也好，无实际关联也好；都是欧洲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自身有着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和模式，从历史真实出发，研究和探讨这种自身的经验，给以理论的阐释，更有意义。
问题在于，两种航海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显然，以欧洲的经验来论成败，不能给予郑和航海以公正合理的阐释和评价。郑和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又何谈西方后来形成的观念中那样的后果呢？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是史学的根本要求，史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既无事实依据，又于史实无补的推论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上不只有欧洲的经验，我们也有着自身的历史经验，哥伦布等人的经验到18世纪晚期被确认为欧洲的经验，历史被打上了欧洲强力的印记，我们受到了欧洲经验的巨大影响，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框架带上了欧洲中心论的明显印记，我们的历史被融入了欧洲话语之中，受到以欧洲经验为标准的评判，这形成了以往在评价郑和航海时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源。
实际上，在以往的研究框架中，我们是在中国也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开展郑和研究的。这充分表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欧洲的经验作为普遍模式，以此为出发点评价中国历史发展过程，遂使我们的理论阐释出现了偏差。中西历史发展模式本不相同，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存在着多样性，而不只是单元和直线的，这已为史学研究所证明。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就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出发，不做任何假设，客观研究和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以欧洲经验出发来重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回到郑和生活的历史真实场景中，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15世纪的大航海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的伟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在西方存在，在东方也存在，东西方对海洋的探索，同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
三、东西方航海的两种模式及其意义
东西方的航海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各具特色的航海活动，但同样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大无畏探索和开拓行为。美国学者王国斌提出，中西比较应有双向的评价标准。这意味着平等的比较和客观的评价。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注：参见[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东西方自古所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事实在15世纪通过航海而凸显了出来：即存在两种航海模式。从双方的角度来考虑和比较，以双向的标准来评价，才能避免失之偏颇。（注：应该说明，本文主旨是谈郑和研究，限于篇幅，因此对西方航海模式及其意义没有展开比较和论述。）
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换言之，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的存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多元性，不是单元直线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中西两种航海模式代表的是两种历史发展模式。世界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探索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郑和下西洋将中国于15世纪初在区域乃至世界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出来。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深刻地影响了亚洲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来理解中国历史，理解郑和，意味着客观地理解明朝时期中国与东亚乃至亚洲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是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的，这显然是一种对外的开拓精神，郑和航海与西方的扩张同样具有向海洋开拓发展的含义，开启了15世纪人类向海洋寻求扩大交往的崭新阶段，是人类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就当时发生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历史来看，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一个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由此，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层上，下西洋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在区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这是对中国汉唐王朝“德被四海”的发扬光大，与暴力掠夺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不同。这一意义至今没有得到全面阐释。（注：笔者在2002年10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东盟研究学术论坛”上提交论文，试图对此进行全面阐释，得到与会国内外学者关注，论文待发表。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用“东亚”一词是广义的，包括今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朝鲜、韩国。）
历史向我们表明，明朝朝贡体系不仅只有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满足统治者“万方来朝”虚荣心理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以强盛综合国力为后盾积极开拓发展的一面。汉唐的盛世也正是在强盛国力之上造就的。过去我们强调明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消极的一面比较多，对明初大一统盛世对区域和平秩序和国际贸易网络作用的积极意义有所忽略。郑和是明朝官方的代表，对外是中国的代表，出航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意义。就这一意义而言，明朝的创新久被忽略，而专注于海禁，甚至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实行海禁的也大有人在。我们的研究是怎么了？我们应该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撇开带欧洲中心论印记的旧框架，在对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这段历史及其意义。如果说15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那是由郑和航海发其端的，在时间上具有世界意义。在空间上，中国在亚洲的空间位置突显，明朝“协和万邦”的朝贡体系的建立，起了整合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在各国间建立了合法性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区域空间特征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网络，在区域突出的是和平秩序与发展的主题。明代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下西洋建立的东亚与与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贸易网络，整合形成了当时世界三大贸易区之一，显示出了东方文明的整体存在，使区域贸易发展呈现出整体性和互补性的特征，可以说是东亚乃至亚洲区域合作最早的开端，这一意义深远的组合形成，一直持续到欧洲人东来以后。这是西方航海所完全不具备的作用，近百年后，西方人来到了东方，加入了东亚贸易圈，并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角色，西方不是一到东方就控制了整个东方的。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观点，欧洲人东来不过是加入了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的活动，他认为“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的内容”。（注：[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郑和所代表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东方航海活动，是一种开拓精神的产物，无论从目的、性质和后果来看，都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客观地比较，而不是时间错位地将18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经验和观念置于15—16世纪东方历史场景中，15世纪这一海洋的世纪，包含了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出现了两种航海模式，都为人类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东西方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四、结束语：走向世界的郑和研究
明代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是由郑和下西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国际公认。走向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中国人如何认识外界、走向世界历史过程的探讨，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孟席斯先生的新说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重大的，启发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是在理论上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郑和航海及其意义。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证据，搞清楚郑和航海全过程的历史事实。同时，加强对郑和航海影响作用的研究，不是以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质疑中国航海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现象，并根据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做出推导，而是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研究，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其次，是在观念和方法上突破以往的既定框架。今天的研究已表明，郑和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发展趋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仅大力搜集，而且扩大史料搜集的视野，向新的更广阔领域寻找包括文本和非文本形式的史料，全面整理国内外有关史料，在重新考订、综合整理史料的坚实基础上，重构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要求我们从过去有限的知识传统中走出来，郑和研究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单一性，形成了历史学、海洋学、天文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造船史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就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论证，因此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合作研究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在史料的挖掘上，存在认识上的局限；视野不开阔，影响了研究的开拓深入，比如早已有学者根据欧洲威尼斯的制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1459年所给世界地图上的注文，指出中国帆船可能航行过好望角和南非海域。（注：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azation in China，Vo1.4，Part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54，P.572.）但是我们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重要的线索。又如福建长乐显应宫的巡海大臣塑像群，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现， 1994年发表了发掘报告，（注：《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在此对郑明将军提供此材料和被称为巡海大臣的一组塑像照片表示感谢。简报中仅将出土泥塑编号分别说明，并未确认是何人。从主塑像形象来看，头戴明代太监所戴的宫帽——三山帽，身穿蟒龙袍，脚蹬粉底皂靴，与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四十六回对郑和穿着的记述“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锦蟒龙袍”是吻合的，更与同书第二十一回《软水洋换将硬水》的插图所绘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是郑和的塑像，特此说明。）但由于一直没有确定身份，也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塑像群的发现表明，在明后期的民间社会中，郑和已经上升到与天妃平起平坐的民间保护神地位，郑和形象的重塑，是历史经过民间社会诠释展现出的意义，将航海开拓与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如当时除了郑和以外，还有一批航海家，过去仅注意了郑和以及侯显等个别的人，而杨庆、洪保等人则没有给以关注和研究；此外，根据石刻确定郑和是七次下西洋，但是七下西洋以外的航海活动并不在内，而且郑和以外的一些出使也不在内，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最后，郑和研究已经突破了国界，走向了世界，不仅是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郑和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关系史的特征就在于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我们的研究要走向世界，是很正常的，因此，这一研究不仅需要国内史学界的合作，而且日益显示出国际合作研究的必要。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是在下西洋范例中对照出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航海所体现的和平秩序与合作发展的主题，不正是我们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吗？就此意义上说，我们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3年07期第8～15页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英国业余历史学者加文·孟席斯于2002年3月1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他的新观点：是郑和首次环球航行，发现了世界。10月，他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他的新著《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的一年》，而且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做了讲演。虽然孟席斯关于郑和船队的新说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他的论点和论据也有不少值得商榷，需要认真研究之处，但是，关于郑和研究，应该承认，他的新说是对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的挑战，给了我们启示，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对以往的郑和研究进行反思。
一、郑和研究的简略回顾
郑和研究是上个世纪史学领域新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已有百年。这一研究始于梁启超。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21号。），弘扬中华民族的航海精神，同时，也奠定了与西方比较的分析框架。此后，文献资料的发现和文物资料的发掘相结合，不断掀起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可谓上下求索，积累了大批研究资料，出版了大量有质量的论著。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册对相关史料网罗备至，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关于下西洋的次数，已确定为七次；关于宝船的尺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史书记载还是可信的，文献资料不可任意否定，少数学者则持疑；对出航地点最远到达东非，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至于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在认识上则一直存在分歧，明清时已有“追踪建文”、“耀兵异域”等说法，有关讨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探求。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政治说，以许道龄、李晋华为代表；第二种是经济说，以吴晗为代表；（注：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第十一卷一期。）第三种是政治经济并重说，以童书业、韩振华为代表；（注：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禹贡》半月刊，1937年5期，第七卷1-3期合刊，许、李的观点见此文作者识；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第四种是前后分期说，认为前三次是政治需要，后四次是发展经济交流，以郑鹤声、郑一钧为代表。（注：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1期。）可以说，大多数学者是从政治角度去评价郑和的，因此，对郑和出航的经济影响的阐述不多，总的评价不高，一般认为下西洋主要是为统治者寻求奢侈品，在此基础上，下西洋“软弱的动因”已形成了成说。在赞扬下西洋远航的同时，大量论文将郑和与哥伦布进行了比较。不少文章探讨了下西洋为什么没有促使中国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问题。迄上个世纪末，由于缺乏新材料，关于郑和的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定局。如上所述，对于有的问题虽有争议，但也因缺乏史料而实际陷于停滞。许多论文转向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阐释，立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推论上，存在越来越脱离学术研究的倾向。无论在史料还是理论、观念和方法上，郑和研究都有待于新的突破。
二、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框架
新世纪，郑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孟席斯提出了新说。虽然我们没有他周航世界寻求郑和船队遗迹的条件，但是我们不乏探索精神。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毕竟在程度上不能与中国学者相比，因此，纪念郑和，将郑和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郑和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如果对历史本身没有接近客观真实的考察，那么，对历史事件的内涵将无法给以合理的阐释。然而至今，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明显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海伟大意义的全面认识，因此，对带有欧洲中心论内涵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是颇有必要的。
在上个世纪对郑和的研究中，自一开始，梁启超就将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进行了比较，后来的大量论著，即使没有显露比较字样，却实际上大都是在比较框架中为郑和下西洋定位的。在与西方的航海比较后，得出的是“软弱的动因”和“不同的结果”的结论。东西方航海结果不同本不足为奇，历史不会走入同一条河流，时代背景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会相同。问题就在我们所用的比较框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是以欧洲的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欧洲本来并不先进，欧洲的凸现应该说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功，自此占据了传播和话语的优势，使世界随之向欧洲倾斜。于是，欧洲经验的有效性成为我们评价的标准，欧洲中心论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话语，产生了以欧洲经验对照世界上其他地区历史的比较框架，从而也出现了另一种图景，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夸大了西方的作用，特别是历史作用，处处以西方为标尺，形成对其他地区历史的贬低和文化的曲解，也使我们不能公正、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航海扩张一东来，就是先进的代表，中国从此就落后了的观念，产生了明清停滞论，即16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假说。这种极力夸大西方航海作用，从而将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比较框架，影响了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作用。在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欧洲经验的有效性。
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给郑和航海伟大事件以合理阐释，需要从中国本体的角度出发，将东西方航海置于平等的地位比较和评价。下面是一点思考：
第一，从动因来看。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软弱的动因”，与封建帝王的政治野心和寻求奢侈品相联系。与此相关，是将哥伦布等人航海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将追求黄金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相联系。事实上，15世纪东西方也可以说都是在追求物质的欲望下走向海洋的探索。郑和航海是中国帝王组织的航海活动，葡、西的航海活动同样是在封建国王主持下完成；说前者是追求奢侈品，没有经济动力，后者追求黄金就是经济动力，而黄金难道不是奢侈品？古代东西方贸易属于远距离贸易，这种贸易就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贩运奢侈品的贸易，当国际贸易交往增多以后，奢侈品向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转变就会发生，这是已为东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过程。（注：西方航海后存在这一过程，郑和航海贸易同样具有这一过程，参见拙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第三章第三节《海外政策的反馈--郑和下西洋的两极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葡、西在航海后建立的仍旧是封建帝国，掠夺的奢侈品大多供给皇室消费，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返观郑和，下西洋不是“软弱的动因”所促成，具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向海外开拓的动力基础，没有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经营大规模航海活动。汉唐对外开拓性交往，都是在王朝兴盛时期开展的，明朝也不例外，下西洋是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伟大航海活动。在古代，贸易是中国与东亚乃至亚非持续不断交往的主题，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不能截然分开，朝贡本身包含了政治、经济双重含义，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坚持要将二者分开，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比如郑和七次航行都到达古里，正因为那里是繁盛的东西方贸易港口，如果没有贸易目的，而仅从政治意义来看，是很难说明的；又如明朝对于满剌加、苏门答剌的大力扶植，也都与东亚乃至亚非贸易网络的建立紧密相联系，下西洋中两国在贸易网络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抽取了贸易关系而谈论国际关系，显然是很片面的。
西方将航海活动称为探险，而中国传统则一直将航海与朝贡联系在一起，这是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使然。但是，就此而断言中国人的航海没有探险意识，则是不全面的。以往将哥伦布等航行定位于世界探险活动，引申出郑和航海由于目的局限，故不可能航行到更远世界的看法。实际上，葡、西王室组织和支持航海，就当时来看，目的是扩大封建统治的范围，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考诸史实，郑和时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完全有可能进行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东非更远的航行的。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再到明宣宗，一脉相承的是大一统的世界观，至今留存的明朝初年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注：《大明混一图》，彩绘绢本世界地图，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朝鲜学者根据元代世界地图改绘，永乐元年（1403年）献给明朝，现有复印件藏日本京都天理大学图书馆。去年范春歌自南非带回一复印件，承郑明将军提供，特在此表示感谢。），其命名就说明了明朝帝王的天下观具有宏大的包容性，“混一”所代表的正是大一统的理念。明朝初年的中国，处于政冶、经济和军事的黄金时期，统治者锐意复古，下西洋是明朝“复汉家威严”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发现的明宣宗“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人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注：明宣宗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明内府钞本。）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郑和远航与张骞凿通西域是相提并论的，以这样一种“怀远须均及”、“敷恩合褊过”的观念，郑和船队不仅有可能将己知范围的海外各国都跑遍，而且也可能忠实地航向大尽头，直到“天河”。张骞“凿空”，意义就在“开外国道”，郑和下西洋具有与之相同的意义和作用，在当时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地圆说，所以郑和不可能向西航行到美洲。正如古代没有任何的科学认识理论，却完全可能创造认识的奇迹一样，这实际上并不能构成阻止郑和航行“向辽远”世界的根据。
第二，就后果而言。一般认为，哥伦布航行以后美洲得到了开发，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但是，众所周知，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没有就此走向资本主义，葡、西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把他们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作为近代的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的代表，与历史事实不符。欧洲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地理大发现攫取海外资源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在几百年以后，在与15—16世纪航海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
核对中西历史记载，不难发现，撇开西方先进的光环，东西方的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从统治者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异域物品的寻求来看，航行也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无海外领土的占有欲，并将这种占有欲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框架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行的整体评价：不仅使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合理的阐释，而且还使我们忽略了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对于内外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将郑和航海与中国的落后与西方先进联系起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为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迁准备了条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注：参见拙文《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下西洋以后大批中国移民走向南洋，对南洋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5世纪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都与移民开发相联系，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一是和平的，另一是暴力的；难道只有征服领土、占领殖民地才是伟大的航海？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实现区域和平秩序的典型范例。如果说西方航海有经济动力，那么扩张领土则说明了明显的政治意图；如果说朝贡体系只有政治目的，则中国却恰恰没有领土的扩张要求，而是建立起了东亚乃至亚非繁盛的经济贸易网络。从西方来说，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与英国实现资本主义没有直接的关联；就中国而言，郑和航海的重大影响，体现在海上贸易转移到民间，创造性不是表现在领土的占领和暴力掠夺，而是表现在大量移民参与了开发南洋。通过郑和下西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的贸易网络，带来的是区域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和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发展。
郑和下西洋以后，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与社会变迁相关的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就落后于西方了。发展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独霸远东海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足以为中国海上力量不弱于西方的证明，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也不能与之抗衡。葡、西不能，稍后的荷兰也同样。明朝郑和与郑成功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强盛，决非是西方一来到东方，中国就落后了。中国海上力量的落后，发生于以后的年代里，不应时间错位地置于明朝。西方发现新大陆和来到东方，中国就此落后了的观点，显然是在西方优势建立后，西方话语拥有了优势以后出现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纷纷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不少学者指出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其特殊性。（注：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8，P115.）将航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看作有必然因果联系，没有得到历史事实证明。葡、西的航海活动与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作为当时航海的先锋，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而是建立了封建帝国，将航海得来的财富挥霍殆尽。那么，我们仍然确认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根据又何在呢？哥伦布等人的航海自有其伟大的意义，是西方持续几个世纪向东方寻求的产物，而郑和航海则是中国从东方不断向西方、向海洋寻求的产物。给西方航海带上先进的光环，这与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不能说没有关系。实际上，西方航海与资本主义有实际关联也好，无实际关联也好；都是欧洲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自身有着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和模式，从历史真实出发，研究和探讨这种自身的经验，给以理论的阐释，更有意义。
问题在于，两种航海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显然，以欧洲的经验来论成败，不能给予郑和航海以公正合理的阐释和评价。郑和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又何谈西方后来形成的观念中那样的后果呢？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是史学的根本要求，史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既无事实依据，又于史实无补的推论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上不只有欧洲的经验，我们也有着自身的历史经验，哥伦布等人的经验到18世纪晚期被确认为欧洲的经验，历史被打上了欧洲强力的印记，我们受到了欧洲经验的巨大影响，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框架带上了欧洲中心论的明显印记，我们的历史被融入了欧洲话语之中，受到以欧洲经验为标准的评判，这形成了以往在评价郑和航海时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源。
实际上，在以往的研究框架中，我们是在中国也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开展郑和研究的。这充分表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欧洲的经验作为普遍模式，以此为出发点评价中国历史发展过程，遂使我们的理论阐释出现了偏差。中西历史发展模式本不相同，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存在着多样性，而不只是单元和直线的，这已为史学研究所证明。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就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出发，不做任何假设，客观研究和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以欧洲经验出发来重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回到郑和生活的历史真实场景中，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15世纪的大航海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的伟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在西方存在，在东方也存在，东西方对海洋的探索，同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
三、东西方航海的两种模式及其意义
东西方的航海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各具特色的航海活动，但同样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大无畏探索和开拓行为。美国学者王国斌提出，中西比较应有双向的评价标准。这意味着平等的比较和客观的评价。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注：参见[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东西方自古所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事实在15世纪通过航海而凸显了出来：即存在两种航海模式。从双方的角度来考虑和比较，以双向的标准来评价，才能避免失之偏颇。（注：应该说明，本文主旨是谈郑和研究，限于篇幅，因此对西方航海模式及其意义没有展开比较和论述。）
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换言之，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的存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多元性，不是单元直线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中西两种航海模式代表的是两种历史发展模式。世界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探索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郑和下西洋将中国于15世纪初在区域乃至世界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出来。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深刻地影响了亚洲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来理解中国历史，理解郑和，意味着客观地理解明朝时期中国与东亚乃至亚洲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是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的，这显然是一种对外的开拓精神，郑和航海与西方的扩张同样具有向海洋开拓发展的含义，开启了15世纪人类向海洋寻求扩大交往的崭新阶段，是人类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就当时发生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历史来看，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一个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由此，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层上，下西洋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在区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这是对中国汉唐王朝“德被四海”的发扬光大，与暴力掠夺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不同。这一意义至今没有得到全面阐释。（注：笔者在2002年10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东盟研究学术论坛”上提交论文，试图对此进行全面阐释，得到与会国内外学者关注，论文待发表。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用“东亚”一词是广义的，包括今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朝鲜、韩国。）
历史向我们表明，明朝朝贡体系不仅只有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满足统治者“万方来朝”虚荣心理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以强盛综合国力为后盾积极开拓发展的一面。汉唐的盛世也正是在强盛国力之上造就的。过去我们强调明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消极的一面比较多，对明初大一统盛世对区域和平秩序和国际贸易网络作用的积极意义有所忽略。郑和是明朝官方的代表，对外是中国的代表，出航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意义。就这一意义而言，明朝的创新久被忽略，而专注于海禁，甚至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实行海禁的也大有人在。我们的研究是怎么了？我们应该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撇开带欧洲中心论印记的旧框架，在对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这段历史及其意义。如果说15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那是由郑和航海发其端的，在时间上具有世界意义。在空间上，中国在亚洲的空间位置突显，明朝“协和万邦”的朝贡体系的建立，起了整合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在各国间建立了合法性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区域空间特征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网络，在区域突出的是和平秩序与发展的主题。明代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下西洋建立的东亚与与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贸易网络，整合形成了当时世界三大贸易区之一，显示出了东方文明的整体存在，使区域贸易发展呈现出整体性和互补性的特征，可以说是东亚乃至亚洲区域合作最早的开端，这一意义深远的组合形成，一直持续到欧洲人东来以后。这是西方航海所完全不具备的作用，近百年后，西方人来到了东方，加入了东亚贸易圈，并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角色，西方不是一到东方就控制了整个东方的。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观点，欧洲人东来不过是加入了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的活动，他认为“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的内容”。（注：[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郑和所代表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东方航海活动，是一种开拓精神的产物，无论从目的、性质和后果来看，都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客观地比较，而不是时间错位地将18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经验和观念置于15—16世纪东方历史场景中，15世纪这一海洋的世纪，包含了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出现了两种航海模式，都为人类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东西方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四、结束语：走向世界的郑和研究
明代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是由郑和下西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国际公认。走向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中国人如何认识外界、走向世界历史过程的探讨，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孟席斯先生的新说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重大的，启发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是在理论上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郑和航海及其意义。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证据，搞清楚郑和航海全过程的历史事实。同时，加强对郑和航海影响作用的研究，不是以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质疑中国航海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现象，并根据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做出推导，而是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研究，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其次，是在观念和方法上突破以往的既定框架。今天的研究已表明，郑和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发展趋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仅大力搜集，而且扩大史料搜集的视野，向新的更广阔领域寻找包括文本和非文本形式的史料，全面整理国内外有关史料，在重新考订、综合整理史料的坚实基础上，重构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要求我们从过去有限的知识传统中走出来，郑和研究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单一性，形成了历史学、海洋学、天文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造船史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就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论证，因此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合作研究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在史料的挖掘上，存在认识上的局限；视野不开阔，影响了研究的开拓深入，比如早已有学者根据欧洲威尼斯的制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1459年所给世界地图上的注文，指出中国帆船可能航行过好望角和南非海域。（注：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azation in China，Vo1.4，Part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54，P.572.）但是我们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重要的线索。又如福建长乐显应宫的巡海大臣塑像群，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现， 1994年发表了发掘报告，（注：《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在此对郑明将军提供此材料和被称为巡海大臣的一组塑像照片表示感谢。简报中仅将出土泥塑编号分别说明，并未确认是何人。从主塑像形象来看，头戴明代太监所戴的宫帽——三山帽，身穿蟒龙袍，脚蹬粉底皂靴，与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四十六回对郑和穿着的记述“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锦蟒龙袍”是吻合的，更与同书第二十一回《软水洋换将硬水》的插图所绘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是郑和的塑像，特此说明。）但由于一直没有确定身份，也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塑像群的发现表明，在明后期的民间社会中，郑和已经上升到与天妃平起平坐的民间保护神地位，郑和形象的重塑，是历史经过民间社会诠释展现出的意义，将航海开拓与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如当时除了郑和以外，还有一批航海家，过去仅注意了郑和以及侯显等个别的人，而杨庆、洪保等人则没有给以关注和研究；此外，根据石刻确定郑和是七次下西洋，但是七下西洋以外的航海活动并不在内，而且郑和以外的一些出使也不在内，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最后，郑和研究已经突破了国界，走向了世界，不仅是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郑和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关系史的特征就在于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我们的研究要走向世界，是很正常的，因此，这一研究不仅需要国内史学界的合作，而且日益显示出国际合作研究的必要。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是在下西洋范例中对照出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航海所体现的和平秩序与合作发展的主题，不正是我们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吗？就此意义上说，我们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