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船山学刊》(长沙)2003年01期第96～100页
【作者简介】雷炳炎，南华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

罪宗庶人的管理是伴随罪宗庶人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如何管理好罪宗即是遏制宗室继续犯罪与危害社会的重要环节，也是朱明王朝“亲亲”之道的政策必然。庶人管理涵盖了方方面面，诸如安置、名封奏请、婚嫁、生养死葬的处理等等，这些都属于制度文化的一部分，颇有探讨之必要。

    明代宗藩问题滥觞于明太祖的置封设藩，凸显于弘治、正德年间，至嘉靖年间，遂演化成为与河患、边患并难处置的三大社会问题。宗藩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宗室人数的急剧膨胀，宗禄的巨额增加，带给王朝前所未遇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宗禄逋欠问题久拖不决，宗室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等，明代中期宗室犯罪现象也日见泛常，罪宗庶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数量规模也在扩大，为此，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对固有的宗藩条规、祖制成宪作适当调整，并着手考虑和解决罪宗庶人的安置、名封、婚嫁、丧葬等管理上的问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罪宗庶人的安置
    明初，罪宗庶人安置，尚无固定的制度，如属骄恣不法，常谪居风阳陵寝，至如有谋反之嫌的重犯则多禁住西内，（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7。）也有匆忙措置，临时安排的，如安置庐州，囚居军卫公署。（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至明中叶，宗室犯罪，降为庶人者，酌情之轻重而定发落之所，具体安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发落高墙
    高墙，位于中都风阳，是犯宗庶人最重要的关押所。风阳为朱元璋父、祖陵墓所在地，将罪宗关禁于此，其意“盖使（犯宗）亲近祖宗之基，思创业之艰难，或知省改。”据此看来，明最高统治者把高墙建在风阳，是希图犯宗直接或间接了解其祖宗创业艰辛，明白建立明王朝之不易，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番然悔悟，改过迁善，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高墙之有始自何时？天启间，袁文新《风阳新书》引尹令疏云“天顺以后，又以各处违犯祖训宗室发本处（指风阳）高墙为庶人，省令悔悟。”（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可见，尹疏高墙之有始于天顺，正之于史载，笔者以为不然，明初有制：宗室“有过谪守陵寝”（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这里的陵寝，当然指的是明太祖父祖陵墓，与后来的风阳高墙是迥然有别的，永乐初，幽建庶人于广安宫，史载，广安宫在中都皇城内，而风阳高墙在皇城之外的东向，显然，不能把二者混同，据此，我们敢断定：洪、永时期，风阳尚无高墙这种建筑。今考《明史诸王表》载平阳王济熿：“宣德二年，通高煦事发，革爵，发高墙，除。”（注：卷100，卷116，卷117，卷118。）《诸王传》作“废为庶人，幽风阳”（注：卷100，卷116，卷117，卷118。），对照二条，可知，高墙之有始于宣德二年，不待天顺以后。
    高墙规制无定则，有明历代增损不一，《凤阳新书》称“内外筑垣凿池，岁岁兴工”（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可见，修浚增益，非一日之功。初建置高墙时，规模尚小，至正德间，由于宗室犯罪增多，“高墙渐添至六处。”（注：《明武宗实录》卷8。）而且分散布列，不便管理，遂有嘉靖时两度裁并之举。第一次，规模不大，裁并后，“高墙五座散处其间”，（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依旧防守难周，三十六年（1557），再度决定，将原五处合并至一、二处，务以内全其伦理，外便于防守为目标，结果，除东高墙、五高墙毗邻建筑外，余三处仍散布其间。嘉靖以降，这种旧有的布局基本上保留下来，只是历年修浚，一如旧制。高墙五座“俱在（凤阳）县东南，墙各有宅，宅多寡不同”，（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天启时，各高墙住宅情况大致如下：东高墙内九宅；中高墙内十三宅；西高墙内十九宅；四高墙内七宅；五高墙内十宅。合计五十余宅。
    一般说来，高墙庶人皆系钦定重犯，或为十恶疑犯，或属屡犯不悛，因而，对他们“锁闭深严，不通往来。”（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为防生变，又“崇垣深渠，门楼敌台，不减郡县城郭规制。”（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有关高墙庶人事务由镇守风阳之守备太监兼掌，高墙锁钥责其专管，（注：刘若愚《酌中志》卷4。）外镇以卫所，内设“高墙军”（注：吴伟业《绥寇纪略》卷7。）看守，一防庶人扰乱，二防“不逞之徒”有“抢挟高墙之谋”（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借以胁制朝廷，犯上作乱。
    嘉靖以前，凡宗室因罪发落高墙，“各连的亲家口取凤阳居住”（注：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偶有无罪获准留住本府，听亲郡王约束，不过为特恩，一时权宜而已；正德、嘉靖年间，犯宗日增，更因前朝锢禁积压过多，高墙规制难以荷负，乃更易旧制，嘉靖五年（1526）议准“庶人发高墙者，其未革爵前所生子女系无罪之人，俱存留本府居住，责令相应亲属照管。”（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当然，如所犯事关子女，或叛逆、人命、弑父害兄之类，则另当别论了。
    嘉靖以前，高墙庶人多在新皇帝继位恩诏特赦时释放，释归时，由司礼监委派内臣监护，送回本府居住。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继位后，“释凤阳高墙内已故庶人磐烨子莫、玄胄并其家属。”（注：《明孝宗实录》卷3，卷75，卷201。）至嘉靖间，释放高墙庶人较前代更见频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四次，其额累计不下四百，至于随关随释，恩诏特赦等小规模的释放就更见频繁了，究竟多少，史无详载，难以统计，不过，据明人张瀚估计，嘉靖时，高墙庶人“遣内官张寿等释放不下五百人。”（注：张瀚《松窗梦语》卷8。）张瀚为嘉、隆之际人，熟于掌故，其所载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当然，高墙关押庶人及其家眷，如“干叛逆、人命、伦理重情者，则不擅议释放”，那些有谋反或胁从谋逆之嫌的过犯，常常禁锢终生，其家眷也须待该犯亡故后才允许“陆续奏请释放、送回”，（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特赦恩诏亦不惠及其身。成化中，“庶人徽焟宝鉴以父幽凤阳二十年，奏乞免……意甚恳切”（注：《明孝宗实录》卷99。），法司以徽焟曾参与勾结苗兵谋反，罪恶深重，力言将其禁锢终生，宪宗采纳了朝臣的建言，拒绝释放。
    高墙庶人及末减释归，“征夫颇劳”（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沿途多有骚扰，若得廉靖，便属异数。庶人或子女释放后，通常回原府居住，嘱本宗亲郡王约束。病故高墙庶人，其所遗妾媵若无子女，释放后，由其“父母亲属领出嫁遣”，如无父母亲属，则明政府“量为处置、疏放（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以免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高墙庶人在押人数之多寡，有明历朝情况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方志材料也语焉不详，正德以前，正常在押人数，我们无法揣测、武断，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自正统以后，高墙犯宗在不断地增涨，嘉靖时，尽管屡屡释放，到中后期，在押犯宗人口仍每每“不减三百口之众。”（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隆庆初，张瀚查得高墙在押犯宗及其家眷达381人之多，时适逢大释之后，加上已释人等105人，其额几近500之众，其在押之多，可想而知。罪宗庶人之所以如此严重积压高墙，其原因有三：首先，有明代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世宗滥用威柄，宗室有犯动辄禁闭高墙。其次，不少情犯可疑，特、恩诏令至亦在不赦之列，这些犯宗一旦发落高墙，吏民不敢贸然议请释放。再次，官场拖沓之风盛行，主管官员惰于查议，朝廷虽“屡有诏旨，欲行宽释，所司人员视之如故纸”，（注：《皇明诏令》卷21。）以至高墙庶人有“系至三、四世者（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长此以往，遗孥日增，积压日剧。
    　　2.安置闲宅
    闲宅，是安置罪宗庶人的另一重要处所，通常于“省城内择空间宽敞一处盖造”（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有宗藩分封的省很多都设有闲宅，或预为筹建，或仓促构置。“闲宅之设，制仿高墙”，（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各处构置大同小异，屋内“一应合同井灶家火”齐全，旨在供庶人及其家眷备用，免致搬徙之烦，房屋“四周缭以高垣”，高垣外面“设总门，严为扃钥”，构成全封闭式的监狱建筑。
    凡宗人因罪降为庶人迁发闲宅，由本府差委内臣旗校，官府派遣可靠官员护送，所遣官员又负责内外防禁，“锁钥封闭，五日一启巡风，人役昼夜守护，不许私自出入，交通外人。”（注：张瀚《松窗梦语》卷8。）王府、官府共遣的当人等监守闲宅，这与高墙外镇以卫所，内委高墙军看守，略有差异，但锁钥封闭，昼夜看守，禁绝出入，交通外人的作法则如出一辙，防禁、戒备森严实质一样。
    嘉靖以前，发禁闲宅尚属不多，嘉靖年间，鉴于高墙积压负荷太重，凤阳路程遥远，监护之人亦受负累，沿途供亿，扰害地方，中后期遂明令规定，“如有不服钤束，或劫掠财物，打抢平民，假借奏事越关私行等项一应背违祖训，罪犯颇重，送住闲宅。”（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
    然而，随着宗室犯罪的增多和世宗过于强调罚治，因而，不少的闲宅人满为患，加上世宗对庶人口粮一减再减，庶人供给困难，凡此等等，招致群宗怼怨，“众庶乘机殴辱官校，纪法荡然”（注：张瀚《松窗梦语》卷8。），甚至遣官押送庶人赴闲宅亦遇重重阻力。嘉靖四十四年（1565），韩府奉国将军融糯以率众私出告粮降为庶人，押发闲宅禁闭，韩王奉诏“遣官押送之，糯怒不服，遂与其弟融炴庶兄融、融烁、融烨等各持刃逐送者，大噪诣平凉府，知府祁天叙闭门不纳，乃逾墙执天叙，殴之”（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从这种抗旨逐官、折辱府吏，目无君上，藐视纪法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犯宗安置中存在的种种艰难。
    至于庶人不守监规，擅出闲宅，更属惯常之事了，他们出则为非，骚扰地方，时人颇为耽扰。嘉靖四十五年（1566），陕西巡抚都御史张瀚为此大声疾呼“若复恣其出入，何以示法”（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可以看出，闲宅庶人的管理约束问题已唤起了士大夫的关注，但是，明统治者最终没有解决庶人管理问题这一难题。
    　　3.伴守祖坟
    祖坟，实际指的是各王府始封亲王之坟园。宗藩因罪谪守祖坟，明初已有成例。永乐中，晋府平阳王济熿诬（晋王）济熺罪。竟夺济熺爵，并“废（子）美圭为庶人，守（晋）恭王�h坟园”。（注：郑晓《吾学蝙》卷14。）宣德年间，秦府安定王尚炌以罪迁守秦愍王樉坟园。正统时，辽王贵火削爵，伴守辽简王植坟园。秦王樉为太祖次子，晋王�h为太祖第三子，辽王植系太祖第十五子，三人都是府内之始封亲王。正统以后，犯宗迁守祖坟，遂成一代定制，照袭不误。当然，终明中叶之世，犯宗庶人迁守坟园不如发落高墙、闲宅人数众多，引入注目，但我们不能以其安置多寡厚彼薄此，迁守祖坟仍是安置犯宗庶人及其眷属的一条重要途径。
    凡宗藩谪守坟园，亦由内官负责督送，并会同王府“内外官员管送祖坟所安置”（注：《皇明诏令）卷16、宪宗纯皇帝下《戎谕晋王》《成化十八年九月初一）。），有司负责在坟园预备房屋及生活用具，多寡视其眷属数额确定。
    庶人谪守坟园，子女一同迁发，他们不得擅自出入，结交外人，名为伴守，实乃禁锢，如秦府庶人尚炌 “子女锢守陵寝三十余年，同受禁锢”，（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为防不测之事发生，又辅以兵卫，以备无患，凡此与高墙、闲宅大同小异而已，兹不再作赘述。
    　　4.留住本府
    留住本府，亦称府内闲住。相对来说，其情罪较上三类庶人为轻。凡庶人留住本府，夺爵前系亲王，则革爵后听府内管理府事者约束，革前属郡王以下者，废为庶人后，仍听本府亲郡王约束，明政府又责成地方有司时常察访，以防其再为不法。与高墙、闲宅等处庶人相比，府内闲住的庶人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庶人婚配亲属许相往来”，对他们不障以高垣深渠，不加以锁钥封闭，凡家中需索之生活用品，如“有买卖衣服、饮食等物适市者”（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只要不招惹事非，则不阻泥其行动。
    正因为明统治者给留府庶人以相对活动的余地，才使得他们较前三类庶人之为害社会益钜，骚扰闾阎更深，一些人为非作恶的本性不变，在废为庶人后，仍不知痛改前非，相反，却变得更加暴横，无所忌惮，这可从废齐裔孙的横行留都以窥一斑。
    齐王榑，为明太祖第七子，建文即位后，以罪废为庶人，靖难后，成祖恢复其爵封，旋以谋反之嫌除国，锢南京，子孙皆庶人，有庶粮无名封，因府废，遂安置南京，听出人无禁束，实与府内闲住庶人同，及支属渐繁，横行留都，他们对“廊下诸铺，院中诸妓，动辄出票，取物不还值，荐枕不损囊，以至僧寺亦罹其害”，（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4。）能奉法自爱者不多。至于因废生怨，由怨而坠入更深重的犯罪，因而，禁锢高墙、闲宅甚至招来灭顶之灾的亦有人在，兹就不再去一一列叙了。
    　　　　二、涉及庶人及其家眷管理问题探讨
    凡宗室因罪降为庶人后，其本人与家眷的生养死葬、府事的管理、家眷的名封请乞、婚嫁的处置，皆为明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明政府究竟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兹逐一概述。
    　　1.府事管理
    府事管理是一个极为笼统的概念，其内涵包罗极多，诸如亲王府支属宗人钤束，合府宗仪主持，宗人请名请封的代为转奏，迎接招敕，大宗庙祀的举行等等。根据明初分封制度的规定，一府之中，亲王为尊，其下依次有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亲王之女封为郡主，郡王以下女依次封县主、郡君、县君等。亲王负责一府府事的管理，下属郡王多寡不一，他们往往负责转达郡府内将军、中尉等的奏请，因而，一府之管理，实由亲王主掌之，辅之以列郡王。亲郡王一旦因罪废闭或闲住，一府府事管理委托于何人呢？一般说来先经廷议，最后钦定，具体言之，其处理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亲郡王夺爵后，由世子掌府事。亲郡王夺爵后，府事多率先考虑世子的适合与否，因而，相对言之，明中叶，世子代废王掌府事较普遍。弘治十八年（1505）年，晋王秦宁化王钟鈵 “缘事革爵，将伊男奇急奏代掌府事”（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获准。正德年庆王台浤屈事寘鐇，嘉靖时废为庶人，徒居西安，而“封（木质）世子，视府事”（注：卷100，卷116，卷117，卷118。），当然，如亲郡王得罪，事情关连世子，则定难允准了。
    （2）亲王夺爵，府事委命郡王管理。宗藩之中，郡王之尊，略次亲王，他们或为皇帝裔孙，或系郡王嫡传，因此，亲王得罪，且在事关世子的情况下，郡王代为尊长就显得名正言顺了。如，嘉靖中后期，郑王厚烷上奏犯君，“送发高墙，缺人管理府事”，议者以世子载堉或庐江王祐行谊可择，世宗废世子之议，而“着祐管，写敕与他，敢有争辨渎奏者罪之。”正德末，宁王宸濠因谋反伏诛削封，郡王仅存，各郡王上失亲王管束，变得群龙无首，嘉靖初，遂命“江西建安、乐安、弋阳三王府分管各宗室，建安以钟陵一府附之，乐安以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阳以临川、宜春二府附之”，而“转奏，行庆贺等礼，轮次从尊。”（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府事管理不仅是威仪的显示，而且也是权力的象征。因而，明代中期，亲王夺爵或削封，郡王往往为府事管理权的归属而纷起相争，彼此揭短，攻讦不已，朝廷有时难所适从。有鉴于此，嘉靖四十三年（1564），因而作了明文规定：“凡亲王有罪削封，本府各郡王听自行管束，宗仪及奏请一应事件，若迎接招敕十大宗庙祀，则轮从尊者”（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总算是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各郡王之间因争府事管理而造成的矛盾。
    （3）复亲王冠带，使视府事。亲郡王夺爵后，又复冠带视府事，在明中叶，并不普遍，这种情况的出现，或由于本府宗藩多人推戴甚至奏保，或因为府内争执、谦让，难以一时作决，才起复亲郡王冠带，使暂时署理府事。弘治中代府武邑王璁先革爵闲住，旋又以身试法，“居丧，酗酒荒淫，打死人命”，被降为庶人，弘治八年（1495）四月，其母王氏及枣强等王奏保故得以从宽赦宥，“着做革爵武邑王，仍住太原，……着他管理府事。”（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嘉靖四年（1525），岷王彦汰与弟南安王彦泥互伺阴事相奏讦，皆被降为庶人，八年令世子誉荣摄府事，誉荣恳词上陈，以父“困苦寂寞”居心不安，又托词“子无制父之理”（注：《明史》卷118。），执意辞事归父，下廷议，准复彦汰冠带，理府事。
    　　2.庶人及家属的生养死葬
    （1）庶人旧有财产的处置。
    宗藩夺爵或革除世封者，其财产处理也因情而异，大凡谋反而罪大恶极导致削除世封者，籍没其资财，所籍“悉人内帑”，（注：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铺传》卷5。）倘若宗藩之中有首告发奸之功，明政府除予以褒誉外，亦将庶人部份财产酌情判归告发之人。如景泰中，广通王、阳宗王结连苗人，企图发动叛乱，镇南王知情后揭奸，景帝命将徽煠、徽焟 “所有地土田园，粗重物件在岷府者，与镇南王收用。”（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情节稍轻，不足以危及朱明王朝统治根本的普通犯宗庶人，其财产的处理，明中期前后略有变化。正统时，仍允许他们将动产随身之去留搬走、寄托，不动资财，则不轻动（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到嘉靖时，对犯宗非法劫取的官民财物予行追夺，甚至革爵前所有“奏讨退滩地土追夺还官，私敛亭馆、店房等项都着拆毁”，“不该给主人官的”（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才准带随住所自行使用。
    （2）犯宗庶人的生养死葬。明代中期，庶人及其家眷的衣食之给仰赖于明王朝的口粮供应。
    天顺以前，庶人及其家眷的口粮尚未定额，所给不一，多寡常决自皇帝。正统中，废为庶人的原巴东王贵煊，仍岁赐千石，食租衣税，其额不减昔日。景泰间，因叛逆罪而废为禁锢的庶人徽煠徽焟，也“每岁各家给米二百石，量与柴薪”（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可是，几乎同时的齐庶人贤爀仅“月给米人一石，柴一百五十斤”（注：《明孝宗实录》卷99。），我们姑且撇开各府人口多寡不论，仅就各家给粮标准来衡量，其差距是迥然易见的。
    至成化中期，庶人粮额差别才得以取消。成化十三年（1477），具体确定了庶人及其家眷的人粮定额，“庶人所生男女不分宗支嫡系，每人月给厨料等物，准折并本等口粮，共米麦二石五斗五升，再加四斗五升，准作布绢、绵花通前共米麦三石，亡故者住支”。对于未到婚娶年龄“未出、幼只许支一半。”（注：（大明会典）卷38，卷55，卷57。）如此明确规定，避免了罪宗庶人粮额支配上的混乱与利益不均，给定的标准基本上能解决庶人的生活问题。事实上，人月供给厨料等物，通折米麦二石五斗五升，十三年前则有关支之例，十三年仅准为定则而已（注：《明孝宗实录》卷99。），此后，弘治、正德皆照袭不易，其间，虽有入主张更制，却并未准行。成化末，代府庶人成凿以辅国将军坐罪革职，八年不支口粮，至弘治六年（1493）成凿奏乞以庶人例关支其口粮，户部以其家口已达六人，“六人岁得总数多于奉国中尉，是有罪与无事等”（注：《明孝宗实录》卷3，卷75，卷201。），请损减如幼女例，亦即减半支给，孝宗以宜守祖制而按例关支。
    至嘉靖时，庶人粮额才有所变化，嘉靖前期，名义上仍照袭前代庶人口粮成规，实际上往往减给，或缺给不补。这固然与王朝的财政状况颇相关，然而，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使得庶人的经济境遇也由此江河日下，日见艰难了。凡宗室生居死穴，皆有成制，天顺以前，皆官为营造，成化中，始定为则例，郡王以下者，官府给价自行修造。庶人或其家眷亡故，凡属锢禁高墙、闲宅，“从便埋葬、烧化”（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禁绝庶人子女亲眷擅自扶枢回府归葬。至于留住本府庶人亡故，则统一给予衣食棺椁之费，以应售办营造坟墓之夫价物料。
    3.庶人子女的名封问题。庶人子女的请名，与亲郡王、将军、中尉子女同，先由亲郡王或管理府事者审查核实，于每季第二个月类奏，统一确定五岁请名，礼部类题，终明一代，延袭不变。庶人子女的请封，有明中叶，大致遵循着这样一个准则：罪宗革爵以前所生的子女予以分封（含袭封），夺爵后生的子女不得封。不过，具体言之，前后亦有细微的变化。
    革爵后生子女不准分封或袭封，明文规定在弘治年间，弘治十六年规定：“郡王已革王爵，将军、中尉已革官职或降为庶人者，其降革以后所生子女不许请封。”（注：（大明会典）卷38，卷55，卷57。）
    事实上，革爵前生子女准封，夺爵后生子女不封，在弘治前则为不成文的规定。间有侫奏请封，觊觎蒙混过关，朝廷疏于核查得准其请者，一经查实，所封爵秩皆行追夺，转奏之亲郡王亦难免受罚，礼部官僚有失察之责，也休想迁就带过。尽管成文规定革前生子女准封，实际运用过程中并非尽遵规制，封建统治者对十恶重犯尤其是那些冒纲常之大不韪的叛逆者，从来就不按照成文的规定去处待。弘治以前，以反叛废闭的徽煠等眷属，不仅不依不成文的事例予以封爵，而且将他们严加锁闭，自景泰至嘉靖，子孙数代，不见天日。正德时，对宸濠等人的子女更是加以刀锯，武宗还明文昭示，“其革前所生例应封者，各王府亦要备查先年犯罪轻重，降革缘由，具实奏闻。”（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分封与否，须凭上裁。
    所要辨明的是，亲郡王等废为庶人与削除世封不同，其子女是否分封的规定也自有别。凡属削除世封的宗藩不管其子女是革前革后所生，概不予封，甚至已经分封的也追夺封爵。嘉靖三十五年，微王载削除世封，所生已封第一子安阳王翊锜第二子万善王翊钫革除封号，追回册印，仪仗，冠服，并“未封三子翊铖、四子翊鏼未名五子、六子、七子俱为庶人。”（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至万历中，弘治十六年的成文规定则被完全抛弃。
    4.庶人及其子女的婚嫁。犯宗庶人，作为特殊的宗室成员，宗藩的组成部分，其本人与子女的婚嫁是“无人敢与议配”的（注：（大明会典）卷38，卷55，卷57。），只有地方官吏在政府付予其权柄时，才能依制处理，明王朝对庶人及其子女的婚嫁究竟如何处置的呢？
    庶人及子女婚嫁，明统治者定量给予婚资以完婚娶，景泰二年（1415），辽府庶人贵燮表陈“子女众多，蜗庐困苦，莫遂人伦”，景帝下令给其子女“婚嫁每人与四表裹，首饰银二十两，猪羊各四，令自行选配行礼。”（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至天顺四年，便引此例而作为庶人子女婚资的统一标准。弘治后期，诏勅内虽有条文所定婚资与天顺成例不同，但就弘治后期通行婚资给额看仍沿前朝定制，正德初的通行事例也依天顺成规。嘉靖时，照袭不误。尽管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偶尔有将表裹、猪羊、首饰银通折银八十两之例，这不过是对庶人婚资给额的灵活处理而已，不可视为违制或易制。
    庶人子女婚姻，必预先奏闻，各王府勘明无误后上请，礼部覆议，南京地方的庶人及其女子一到婚娶之年，上题后，委命南京吏部查实上奏，按既定事例给予表裹、猪羊、首饰银，不得擅婚、滥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