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继承·改造·创新
——京沪两地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刘文鹏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界》(合肥)2003年03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例组秘书。
近一个世纪以来，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修纂一部可以传之后世的史书，一直是学界，乃至许多国人的一大心愿。直到去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这一心愿终于付诸实施，纂修清史，作为建国来最大的文化学术工程得以启动。在文化部呈报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清史纂修的体裁是用旧体（纪传体）还是新体，叙史是用浅易文言还是白话文，拟纂修工程启动后经专家充分论证后再定。经过充分准备，2003年2月—4月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召开三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近300名相关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
一、缘 起
这几次全国性的清史纂修体裁体例会议，是清史编纂委员会就体裁体例问题进行全国调研的重要步骤，它凝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智慧，展现了他们为清代修史执着而深厚的学术情怀。“易代修史”是我国一个悠久的史学传统。清代历95年修成《明史》，乾隆帝将其与以前《史记》、《汉书》等合称“二十四史”。民国初年，赵尔巽组织遗老遗少为亡清修史，是为《清史稿》。由于错漏甚多，成书伊始便备受批评。自此以后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如何为清代纂修一部更为成功的史书，成为治史者心中最大的情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两次提议纂修清史，甚至做了一些人员、机构方面的具体准备，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阻碍，两次努力都未果而终。
2001年，第三次纂修清史之议再提，学界呼吁之声日渐高涨。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2年5月，在北京召集全国相关专家召开“清史纂修研讨会”（注：因为是在北京静之湖滨馆召开，所以又称为“静之湖会议”），共议清史纂修的学术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界统一认识，坚定了学界共同纂修清史的决心。党中央、国务院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清史项目，由中央14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可见中央的重视。又于2002年12月12日成立编纂委员会，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专门召开“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并表示党中央、国务院会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持清史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编纂委员会已经开始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首先组成“体裁体例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体裁体例调研、征集意见的工作。
在清史编纂委员指导下，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经过近1个月的紧张工作，于一月底拿出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连同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关于体裁体例的补充意见一同分发各地学者。其目的有二，一是征求全国各界学者的意见，二是为召开体裁体例会议设定议题，作前期准备。这一大纲列出了清史编纂将会涉及到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体裁、文体、规模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将与之有关的一些资料作为背景材料附之于后，作为参考。事实证明，这种准备非常成功，也非常必要。
这次会议汇集了全国清代历史、近代史、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个方面畅谈当代纂修清史所应遵循的思想理论、主要原则、总体构架，以及具体部件的设计、文体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又都是史学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检验。
考虑到会议范围广，与会学者人数多，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分三次召开体裁体例会议，在北京开两次，主要是北方学者参加，时间是2月21日—22日、24日—25日；在上海开一次，主要是南方学者参加，时间是4月6日—7日。
二、争 鸣
2003年1月2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纂修清史，“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修成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高质量的清史。
学术会议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听到各方面不同的观点，通过争论使不同观点之间互相借鉴，形成共识，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从一开始，清史编纂委员会就一再强调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如戴逸先生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讲到：“清史工程不同于一般小的工程，要有一个很好的设计，清史的设计师就是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们。”“我诚恳地希望听到同志们的声音，听到同志们的意见、建议。”
以下几个问题是会议讨论的热点。
（一）定位和原则问题。新修清史如何定位，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是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注：根据对其中的150名学者进行的初步统计，本文所说的“大多数”超过150名学者总数的70％，多数是指50％—70％，少数是指30％—49％，极少数、个别是指低于30％）。学者认为：一是新修清史的质量在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越《清史稿》，能够象征性的于二十四史相衔接；二是有助于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有助于反映清代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增强人们对复杂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清史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的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深刻丰富的历史借鉴。多数学者还认为：纂修清史应该继承优秀的中国史学传统，与反映当代史学研究水平、吸收世界先进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全面系统地总结已有的清史研究成果和重点创新相结合。
这些选择首先说明自20世纪初以来已有的《清史稿》与学者心中所想相距甚远，为清朝纂修史书，依然是老、中、青几代学者心中的不解情怀和未泯理想；其次也说明学者希望我们即将修纂的清史必须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资料基础上，以先进的方法为指导，通过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清代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规律，从而为现实和未来服务。
这其中也颇有争论，争执最大的莫过于清史应否与二十四史衔接，虽然有70％以上的学者对此持认可态度，但反对者也是旗帜鲜明。反对者认为今天我国的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史学形态也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新修的清史不应该和二十四史挂钩，应该独树一帜，应该是一部新型的、具有时代性、科学内容的清史。
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另外的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和建议。如在实现主要目标方面，不仅要服务于国内，还要面向21世纪的海外学者、港台学者和读者，具有国际性。又如，注重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系统和层次性，尤其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联系性及其内在运作机制，避免条块分割与孤立介绍；要注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动态性，避免静态地反映历史现象与事件，等等。
（二）关于文体问题。“五四”以前，中国的书面语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后，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文得以普及，取代了文言文的书面语地位。所以，现在的教科书、政府文件等无不以白话文为标准语体。古今语言的这种变化，为我们现在的许多领域都留下了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纂修清史应该用文言文还是用现代书面语，也是这次体裁体例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少数学者认为新修清史必须用文言文，原因如下：一是以与传统史书保持一致；二是便于引述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三是节约篇幅，做到文省事增。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应采用精炼、典雅的现代书面语，原因一是强调与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视野对应的语言形式只能是白话文；二是语言应有时代特色，不可泥古；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语言文字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用文言无法表达的新词汇。三是文言文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驾驭，能够写好文言文的人寥寥无几。
（三）关于体裁问题。这是几次会议争论最多的问题，也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总结，姑且将对150人意见的初步统计结果列表于下。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作以下几点分析：
1、主张纪传体的占7.3％，主张以纪传体为框架、加以现代改造的，占50％，两者相加，共计57.3％，说明传统的纪传体对当今学者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非常认同纪传体的诸多优点。主要包括（1）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具有独创性和极具生命力的史书体裁，适合为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修史，可以保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2）纪传体是由纪、表、志、传等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结构严密，不可分割；（3）纪传体每一部分都担负着历史的某一方面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个侧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在人物记载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谓“范围千古，牢笼百家”。
2、主张章节体的占2％，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占4％，两者相加为6％，说明在大多数学者心目中，章节体并不足以承担为清代修纂历史的重任。但他们也曾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章节体的诸多优点。一是章节体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同一个章节里面你可以有图、也可以有表，可以有统计资料都可以表现的，便于运用多种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有利于看清事情的全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还可以清楚地表明历史人物的坐标。三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纪传体所容纳不了的事件。章节体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国内得到史学家的普遍认可，代替纪传体是一种趋势。
3、以纯粹的纪传体或章节体来修纂清代历史，分别占2％和7.3％，所占比例都很低，表明当今的学者们都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有的体裁，探求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话语。
（四）关于全书的结构。对于全书的结构，争论比较多的有两点，一是总论部分，多数学者认为，清史的第一部分应该用章节体来纵论有清一代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演变大势，但在这一部分的具体设计上有许多不同意见。首先是其称呼达十几种之多，综论、序论、总序、综述、概述、通史、通论、清代历史大趋势要论、清史总论、“清代”三百年历史要略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主张将大事年表并置其中；在作用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该部分是全书之纲，灵魂所在，不可或缺，应该与其他部分浑然一体；有的学者则认为，该部分可以与其它部分难免有重复，可以作为普及本单独处理。在篇幅方面，不同学者因该部分的地位作用不同，其篇幅规模也大相径庭，从30万字、50万字，到100万字、200万字、300万字等各不相同。
二是“载记”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清朝对立的政权。清初有南明，后有准噶尔，清代中叶有太平天国。可以像《清史稿》、《明史》那样，给他们立传。或是仿照《晋书》，按“载记”方式处理；或是对这些对峙政权可以一笔带过。会上，有的学者支持以载记方式进行处理，有的学者则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如果按“载记”方式处理，表明这些政权都是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平等政权，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容易引起政治敏感问题。他们主张通过专史的方式予以处理。
（五）关于史与论的关系。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后来的诸正史的“论曰”，或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评论是使史书增色的亮点，也是历代著史者心向往之的绝妙笔法。但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滑入空泛、偏激的误区，使妙笔成为败笔，为后人所不齿。鉴于此，在体裁体例会议上，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努力仿效古人妙笔之论，使清史增色，以免陷入历史资料的堆砌之中。但多数学者主张“述而不作”，客观叙史，不作议论，以免贻笑后人。
三、沟 通
通过讨论，几次体裁体例会议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沟通。如对于本纪，取消帝王本纪几乎成为共识，大多数人主张将本纪改造为按时间顺序展示一代历史的发展脉络的“通纪”，或者“编年”、“纪年”。关于传记部分，入选人数多寡尚有一定分歧，但对大的原则也比较趋同，其中包括：对于明末清初人物、清末民初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对清朝历史有无重要影响决定应否入选；增加新的传目，尤其要增加反映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特别是下层的人物，如“革命烈士传”、“盐商传”、“工匠传”、“医家传”和“艺人传”等。关于志的设置，普遍认为应该打破旧史书中志的设置原则，对原来的志进行增减分合，使清史之“志”能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和下层社会状况，反映清代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变。至于对表和图录的设置与讨论，基本没有什么分歧。
四、展 望
自古以来，修纂史书一直被看作国家之盛事，学界之大事，每次修史，国家都会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社会各界精英也要为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作为纂修清史之肇端，本次会议不但汇集了全国英才，而且当代学界在纂修史书方面的思想理论、学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检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上表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单纯主张以原有的某一种体裁来修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学者主张进行不同形式的综合。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有34％的学者主张将纪传体、章节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结合运用，以形成新的综合体；有50％的学者主张以大体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有4％的学者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前者的改造必然需要加入章节体等内容，后者的改造则必须加入纪传体的内容，只是比例、运用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这两种改造实际上都是综合与创新。三者相加为88％。同时，综合与创新是这一主流的两个方面，综合意味着对历史上已有的史书体裁，包括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以及上个世纪传入的章节体的继承。创新意味着改造和发展。清史的修纂将是当代人对推动史书体裁进一步发展的一部伟大作品。
2、对时代精神的追求也是学者们的主要话题。如何理解“时代精神”？又如何理解纂修清史方面的时代精神？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性；与会学者对新修清史的“世界性”非常关注，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要将清代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变化来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变化；第二就是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来推动清史纂修，从而使清史纂修在选题、研究方面能够高瞻远瞩，能够得到全球华人的认同，能够与国际史研究学对话。
（2）科学性；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关键在于它的科学性。如何保证清史的科学性也是体裁会议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保证清史纂修科学性的思想基础；其次要力求做到史料全面新颖，加强基本史实的考订，确保新修清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再次还要观点鲜明、评价公允，必需在大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章节，充分反映当今清史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总之，这次会议起到了沟通、交流、进步的作用，许多专家纷纷撰写清史的框架结构，和就某一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表现了很高的学术造诣，展现了当代史学家们的才华与风貌，为清史体裁体例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是整个清史纂修工作的开展的良好开端。^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界》(合肥)2003年03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例组秘书。
一、缘 起
这几次全国性的清史纂修体裁体例会议，是清史编纂委员会就体裁体例问题进行全国调研的重要步骤，它凝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智慧，展现了他们为清代修史执着而深厚的学术情怀。“易代修史”是我国一个悠久的史学传统。清代历95年修成《明史》，乾隆帝将其与以前《史记》、《汉书》等合称“二十四史”。民国初年，赵尔巽组织遗老遗少为亡清修史，是为《清史稿》。由于错漏甚多，成书伊始便备受批评。自此以后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如何为清代纂修一部更为成功的史书，成为治史者心中最大的情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两次提议纂修清史，甚至做了一些人员、机构方面的具体准备，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阻碍，两次努力都未果而终。
2001年，第三次纂修清史之议再提，学界呼吁之声日渐高涨。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2年5月，在北京召集全国相关专家召开“清史纂修研讨会”（注：因为是在北京静之湖滨馆召开，所以又称为“静之湖会议”），共议清史纂修的学术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界统一认识，坚定了学界共同纂修清史的决心。党中央、国务院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清史项目，由中央14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可见中央的重视。又于2002年12月12日成立编纂委员会，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专门召开“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并表示党中央、国务院会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持清史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编纂委员会已经开始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首先组成“体裁体例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体裁体例调研、征集意见的工作。
在清史编纂委员指导下，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经过近1个月的紧张工作，于一月底拿出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连同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关于体裁体例的补充意见一同分发各地学者。其目的有二，一是征求全国各界学者的意见，二是为召开体裁体例会议设定议题，作前期准备。这一大纲列出了清史编纂将会涉及到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体裁、文体、规模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将与之有关的一些资料作为背景材料附之于后，作为参考。事实证明，这种准备非常成功，也非常必要。
这次会议汇集了全国清代历史、近代史、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个方面畅谈当代纂修清史所应遵循的思想理论、主要原则、总体构架，以及具体部件的设计、文体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又都是史学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检验。
考虑到会议范围广，与会学者人数多，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分三次召开体裁体例会议，在北京开两次，主要是北方学者参加，时间是2月21日—22日、24日—25日；在上海开一次，主要是南方学者参加，时间是4月6日—7日。
二、争 鸣
2003年1月2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纂修清史，“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修成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高质量的清史。
学术会议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听到各方面不同的观点，通过争论使不同观点之间互相借鉴，形成共识，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从一开始，清史编纂委员会就一再强调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如戴逸先生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讲到：“清史工程不同于一般小的工程，要有一个很好的设计，清史的设计师就是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们。”“我诚恳地希望听到同志们的声音，听到同志们的意见、建议。”
以下几个问题是会议讨论的热点。
（一）定位和原则问题。新修清史如何定位，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是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注：根据对其中的150名学者进行的初步统计，本文所说的“大多数”超过150名学者总数的70％，多数是指50％—70％，少数是指30％—49％，极少数、个别是指低于30％）。学者认为：一是新修清史的质量在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越《清史稿》，能够象征性的于二十四史相衔接；二是有助于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有助于反映清代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增强人们对复杂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清史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的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深刻丰富的历史借鉴。多数学者还认为：纂修清史应该继承优秀的中国史学传统，与反映当代史学研究水平、吸收世界先进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全面系统地总结已有的清史研究成果和重点创新相结合。
这些选择首先说明自20世纪初以来已有的《清史稿》与学者心中所想相距甚远，为清朝纂修史书，依然是老、中、青几代学者心中的不解情怀和未泯理想；其次也说明学者希望我们即将修纂的清史必须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资料基础上，以先进的方法为指导，通过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清代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规律，从而为现实和未来服务。
这其中也颇有争论，争执最大的莫过于清史应否与二十四史衔接，虽然有70％以上的学者对此持认可态度，但反对者也是旗帜鲜明。反对者认为今天我国的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史学形态也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新修的清史不应该和二十四史挂钩，应该独树一帜，应该是一部新型的、具有时代性、科学内容的清史。
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另外的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和建议。如在实现主要目标方面，不仅要服务于国内，还要面向21世纪的海外学者、港台学者和读者，具有国际性。又如，注重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系统和层次性，尤其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联系性及其内在运作机制，避免条块分割与孤立介绍；要注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动态性，避免静态地反映历史现象与事件，等等。
（二）关于文体问题。“五四”以前，中国的书面语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后，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文得以普及，取代了文言文的书面语地位。所以，现在的教科书、政府文件等无不以白话文为标准语体。古今语言的这种变化，为我们现在的许多领域都留下了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纂修清史应该用文言文还是用现代书面语，也是这次体裁体例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少数学者认为新修清史必须用文言文，原因如下：一是以与传统史书保持一致；二是便于引述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三是节约篇幅，做到文省事增。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应采用精炼、典雅的现代书面语，原因一是强调与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视野对应的语言形式只能是白话文；二是语言应有时代特色，不可泥古；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语言文字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用文言无法表达的新词汇。三是文言文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驾驭，能够写好文言文的人寥寥无几。
（三）关于体裁问题。这是几次会议争论最多的问题，也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总结，姑且将对150人意见的初步统计结果列表于下。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作以下几点分析：
1、主张纪传体的占7.3％，主张以纪传体为框架、加以现代改造的，占50％，两者相加，共计57.3％，说明传统的纪传体对当今学者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非常认同纪传体的诸多优点。主要包括（1）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具有独创性和极具生命力的史书体裁，适合为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修史，可以保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2）纪传体是由纪、表、志、传等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结构严密，不可分割；（3）纪传体每一部分都担负着历史的某一方面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个侧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在人物记载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谓“范围千古，牢笼百家”。
2、主张章节体的占2％，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占4％，两者相加为6％，说明在大多数学者心目中，章节体并不足以承担为清代修纂历史的重任。但他们也曾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章节体的诸多优点。一是章节体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同一个章节里面你可以有图、也可以有表，可以有统计资料都可以表现的，便于运用多种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有利于看清事情的全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还可以清楚地表明历史人物的坐标。三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纪传体所容纳不了的事件。章节体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国内得到史学家的普遍认可，代替纪传体是一种趋势。
3、以纯粹的纪传体或章节体来修纂清代历史，分别占2％和7.3％，所占比例都很低，表明当今的学者们都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有的体裁，探求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话语。
（四）关于全书的结构。对于全书的结构，争论比较多的有两点，一是总论部分，多数学者认为，清史的第一部分应该用章节体来纵论有清一代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演变大势，但在这一部分的具体设计上有许多不同意见。首先是其称呼达十几种之多，综论、序论、总序、综述、概述、通史、通论、清代历史大趋势要论、清史总论、“清代”三百年历史要略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主张将大事年表并置其中；在作用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该部分是全书之纲，灵魂所在，不可或缺，应该与其他部分浑然一体；有的学者则认为，该部分可以与其它部分难免有重复，可以作为普及本单独处理。在篇幅方面，不同学者因该部分的地位作用不同，其篇幅规模也大相径庭，从30万字、50万字，到100万字、200万字、300万字等各不相同。
二是“载记”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清朝对立的政权。清初有南明，后有准噶尔，清代中叶有太平天国。可以像《清史稿》、《明史》那样，给他们立传。或是仿照《晋书》，按“载记”方式处理；或是对这些对峙政权可以一笔带过。会上，有的学者支持以载记方式进行处理，有的学者则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如果按“载记”方式处理，表明这些政权都是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平等政权，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容易引起政治敏感问题。他们主张通过专史的方式予以处理。
（五）关于史与论的关系。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后来的诸正史的“论曰”，或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评论是使史书增色的亮点，也是历代著史者心向往之的绝妙笔法。但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滑入空泛、偏激的误区，使妙笔成为败笔，为后人所不齿。鉴于此，在体裁体例会议上，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努力仿效古人妙笔之论，使清史增色，以免陷入历史资料的堆砌之中。但多数学者主张“述而不作”，客观叙史，不作议论，以免贻笑后人。
三、沟 通
通过讨论，几次体裁体例会议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沟通。如对于本纪，取消帝王本纪几乎成为共识，大多数人主张将本纪改造为按时间顺序展示一代历史的发展脉络的“通纪”，或者“编年”、“纪年”。关于传记部分，入选人数多寡尚有一定分歧，但对大的原则也比较趋同，其中包括：对于明末清初人物、清末民初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对清朝历史有无重要影响决定应否入选；增加新的传目，尤其要增加反映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特别是下层的人物，如“革命烈士传”、“盐商传”、“工匠传”、“医家传”和“艺人传”等。关于志的设置，普遍认为应该打破旧史书中志的设置原则，对原来的志进行增减分合，使清史之“志”能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和下层社会状况，反映清代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变。至于对表和图录的设置与讨论，基本没有什么分歧。
四、展 望
自古以来，修纂史书一直被看作国家之盛事，学界之大事，每次修史，国家都会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社会各界精英也要为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作为纂修清史之肇端，本次会议不但汇集了全国英才，而且当代学界在纂修史书方面的思想理论、学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检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上表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单纯主张以原有的某一种体裁来修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学者主张进行不同形式的综合。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有34％的学者主张将纪传体、章节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结合运用，以形成新的综合体；有50％的学者主张以大体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有4％的学者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前者的改造必然需要加入章节体等内容，后者的改造则必须加入纪传体的内容，只是比例、运用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这两种改造实际上都是综合与创新。三者相加为88％。同时，综合与创新是这一主流的两个方面，综合意味着对历史上已有的史书体裁，包括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以及上个世纪传入的章节体的继承。创新意味着改造和发展。清史的修纂将是当代人对推动史书体裁进一步发展的一部伟大作品。
2、对时代精神的追求也是学者们的主要话题。如何理解“时代精神”？又如何理解纂修清史方面的时代精神？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性；与会学者对新修清史的“世界性”非常关注，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要将清代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变化来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变化；第二就是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来推动清史纂修，从而使清史纂修在选题、研究方面能够高瞻远瞩，能够得到全球华人的认同，能够与国际史研究学对话。
（2）科学性；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关键在于它的科学性。如何保证清史的科学性也是体裁会议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保证清史纂修科学性的思想基础；其次要力求做到史料全面新颖，加强基本史实的考订，确保新修清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再次还要观点鲜明、评价公允，必需在大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章节，充分反映当今清史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总之，这次会议起到了沟通、交流、进步的作用，许多专家纷纷撰写清史的框架结构，和就某一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表现了很高的学术造诣，展现了当代史学家们的才华与风貌，为清史体裁体例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是整个清史纂修工作的开展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