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摩崖考释
邓锐龄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藏学》(京)2003年01期第48～56页
【作者简介】邓锐龄，满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
【关 键 词】布达拉山/康熙/摩崖/碑文
［中图分类号］K877.4＝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3）01－0048－09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红山东侧现存清康熙时汉文摩崖六处，其中四通文字1985年经仵军魁君刊布于《拉萨文物志》上（注：《拉萨文物志》［Z］，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1985年8月，第141—151页。），另外两处则是1998年由西藏大学张虎生君发现并于2001年7 月北京藏学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布于世（注：张虎生：《西藏新见两通摩崖碑刻与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J］，2001年7月26日。）。这六通摩崖文字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季秋至六十一年（1722）季春之间进入拉萨的清军官兵所刻，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仅有的遗存。可惜，二、三通文字残损，或因风雨剥蚀，或因佛教信徒在原摩崖上复镌刻佛像，虽经二君不辞艰辛，厕足层崖，扪剔辨认，仍然有若干字漫漶磨泐，难于研读。我在听了张虎生君关于发现经过的报告并读了他的论文后，颇感兴趣，复觅到仵军魁君的记录，与手下撮抄的史料对比，拟补做一些考释，为了读者的方便起见，先大体上以摩崖所记年月为序，列表如下：
（1）李麟等人《功垂百代》摩崖 仵君已辨认全文十分之九， 间有十余字空白，殆原石残缺所致。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木刻本《西藏碑文》一卷，馆员签注云：“道光间敕纂，内府刊本”，收入碑文十一通，李麟、西仑图、噶尔弼三碑在内。1985年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牛力耕先生序称《碑文》成书于咸丰元年，此后，199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也收《西藏碑文》，均据木刻本影印。原碑最后李麟之外尚有十四名武将题名，刻本仅录李麟一人，现将此木刻本全文附后（附录一）。
李麟，据《清史列传》卷十二，《清史稿》卷二五七本传，知李麟在入藏前曾参预征讨云南吴世璠、击败准部噶尔丹于昭莫多、收复打箭炉等战役。康熙五十五年任山东登州总兵，五十九年随平逆将军延信率大军护送达赖灵童经青海入藏，奉诏参赞军务，当年八月，在藏北那曲之沙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注：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C］，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8册第61—62幅。）击退了据藏的准部的突袭，十月十四日到拉萨。此摩崖当是李麟于十一月返归四川前所刻。
此摩崖纪叙北路大军入藏经过，推崇延信的功绩。所记延信沿途驻营布置警戒，也见于当时隶属李麟麾下李凤彩的《藏纪概》（注：李凤彩：《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而总帅抚远大将军王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满文奏折于此叙述的最为详细，奏折云：
“安营时，我营取中，与达赖喇嘛营相连，并前锋营头队兰州、凉州、荆州各处绿旗兵共十二营，皆沿我营及达赖喇嘛营周围扎下。四尊大炮分在四犄角（按：摩崖所云“喀路”，疑即“卡路”，犄角之意），一百十八子母炮在营墙周围均匀摆列。挖地坑预备点火粪住哨（按：意谓烽警）。黄昏前撤围墙外兵，二三里之遥，每二里号令接连（按：此处译文意谓昼间遣兵在营外周匝二三里内放哨，及晚收回）。随行之兵，编为三分。每夜二分营外围墙，十人编一队，牵马在营周围巡防；一分在营内巡防，预备妥协（按：今语“稳妥”）。备鞍马各拴一匹外，余马昼则在围墙外牧放，夜则进围喂养，如此每日严密防范。”（注：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79—180页。）碑末依仵君辨认还有十四名将领题名，从其职衔来看，与《藏纪概》云李麟麾下有“山东陕西都标、甘凉宁夏兵”也一致，惟其中有
“统领四川松潘绿旗官兵四川化林协副将杨尽信”则此人来自四川。按：四川总督年羹尧确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从川北松潘派出一支川军由杨尽信率领北上护运军粮，杨行至木鲁乌苏（通天河上游），与大军会合，受延信赏识，委任他为先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年羹尧、噶尔弼奏，六十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册第659、844页。）。 据此石刻得知杨尽信即被拨隶于李麟统领之下，随同入藏。
（2）《安藏碑记》摩崖 仵君记此碑与上碑相邻并云因被后来的一大浮雕彩绘佛像所覆盖，“摩崖破坏惨重，无法通读”。按：计仵君辨认出181个字， 而木刻本《西藏碑文》收《布达拉山东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含此181个字在内，共有1000多字， 碑尾记西仑图等五人立，即此摩崖，见后（附录二）。
这一摩崖文字与上述李麟摩崖笔法相同，即在歌颂皇帝庙谟深远，妙算决胜，抚远大将军王允禵克副帝心，调度得宜之外，更用浓笔重彩刻画延信战胜准部策凌敦多布的三次袭击的经过，突出地赞扬延信的谋略和功勋。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有关文献都称准部三次袭营，而据此摩崖可知其中一次只是清军在行进中与敌方的遭遇战，对照前引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折和《藏纪概》，仅仅八月十五日夜，清军驻营于博克河边，遇到一次准部突袭，是夜有一千多名准军冲击延信本营及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阿宝等营，均未得手，而“惊跑前锋营马四十余匹”。《藏纪概》云：
“总管前锋章京西伦围（按：应作图）尾追，连战三次，杀贼二名，将马赶回，十六日天明查看，共杀贼人二十人（按：允禵奏折据延信禀谓各将杀敌二十二人）。随发兵搜寻山谷，获瘦乏马匹器械鞍鞯无数。”
由此可知，立碑人西仑图虽“随军转饷”，而勇决逐敌。西仑图在碑尾题名前记为“宗亲”，其下乃施世藩题名，记为“靖海侯”，则施世藩是攻克台湾功臣施琅之子，入旗籍，袭侯爵（《清史稿》卷二六○施琅传作“世范”）。二人皆贵族，自与汉人山东籍李麟地位不同。又，此原碑记立于康熙五十九年季秋，与上一碑殆同时刻成，但不知孰前孰后。
（3）《用昭万世》摩崖 文为入藏南路军统帅定西将军噶尔弼撰并书（图见封二）。据《清史稿》卷二九八本传，康熙五十八年，噶尔弼奉调自西北至四川辅助川督年羹尧治理军务，五十九年，授定西将军率川军并会合滇军进藏，详情可参见拙稿《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此一碑文又载于《卫藏通志》卷十三上，仵君取二者对校并列出异词表，甚是。刻本《西藏碑文》也收入，名作《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附录三），持校原摩崖及《卫藏通志》，三者互有异同，今比勘几处意义重要的异文，试作讨论。
a、摩崖原刻云噶尔弼“于八月二十三日直抵召地。 ”《西藏碑文》同。《卫藏通志》则误作“八月十三日”。按：《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一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九二，乃至《卫藏通志》卷十三上噶尔弼《平定西藏疏》皆作“八月二十三日”，是。噶尔弼率南路军早于延信等北路军二十一天进入拉萨。
b、摩崖原刻云：“下仗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 ”《西藏碑文》同。《卫藏通志》则改作“下仗诸臣布置”，故意抹去年羹尧之名及其功绩。
c、摩崖原刻云：军队“道经五千，时历□冬”， 后一“冬”字疑仵君辨认有误。按：南路大军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1720.5.22）从成都出发，八月廿三日（1720.9.24）抵拉萨，全程四个月，适当夏季。《西藏碑文》、《卫藏通志》均作“时历四月”，是。
d、摩崖原刻云：师旅“壮气干云，有征无战，成此克复之功也。 ”《西藏碑文》同。而《卫藏通志》则作“壮气凌云，直入亘古师旅未到之绝域，而成此克捷之功也。”省去“有征无战”四字。按：南路军自拉里西进，出乎意外，未遇抵抗，兵不血刃地直入拉萨。《卫藏通志》编校者似认为“有征无战”与勒石纪功之宗旨不相应而加以改写。
e、摩崖原刻题名者共24人，《西藏碑文》仅录噶尔弼、伍格、赵坤、岳钟琪4人。摩崖有噶尔弼“撰文并书”。《西藏碑文》同。 《卫藏通志》作噶勒弼平定西藏碑记且无刻石年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卫藏通志》一书，1936年吴丰培先生考定为松筠编，书应成于嘉庆时（1796—1820）。据袁昶序知光绪二十一年（1896）付梓，书中《校字记》多引姚莹《康輶纪行》，此书见姚莹自编《中复堂全集》，初刊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据黄山书社刊《康輶纪行》施培毅、徐寿凯点校说明），可知《卫藏通志》编成后至光绪时叠经校改，从上述数则来看，摩崖原文接近历史事实，而《卫藏通志》本经过多手转录，反而易误，甚至擅加改写，这也证明以金石文字考史较为可信。
（4）《异域流芳》摩崖 仵君谓上部横列“异域流芳”四个大字，下部正中竖行中楷作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四川军务兼理巡抚事加三级纪录三次老爷年德政碑”
两边楷体小字共三十竖行为立碑者策旺（诺）尔布等官员题名，在题名之外左右刻有32字：
“弘略周详，我军奋扬，敌贼震慑，远遁□荒，韬侔公望，功传武乡，百蛮钦仰，永定四方。”按：这是颂扬四川总督兼巡抚年羹尧功勋的刻石（图见封二），颂词以年的智谋功业可与古人吕尚（太公望）、诸葛亮（武乡侯）相比。刻石列名计43人，首名“议政总统驻藏蒙古绿旗兵护国公策旺（诺）尔布”，其次为“统领厄鲁德官兵贝勒（额）附阿保”，再次为“议政统领云南四川绿旗驻藏官兵云南鹤丽镇总兵官赵坤”，以下有（常）灵、（巴特）马、（杨尽）信等（注：括弧中字，原碑文已剥去，兹据文献补）。立碑时日为“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仲春吉日”，这是南北两路入藏大军大部分撤离拉萨，暂时清中枢同意允禵的建议，命令策旺诺尔布总领留驻军队的时候。在这以前，川督年羹尧在供应南路入藏军队的粮糈，接济撤回内地的官兵的军需上克尽全力，卓有绩效，策旺诺尔布、阿保（阿宝）等官员，虽然自青海入藏，也深知年羹尧多年办理后勤之功，此时留驻西藏，所率师旅必须依靠四川自南路补充支应，而且年羹尧正圣眷日隆，所以他们和所领导的“蒙古、四川、云南伍千名兵丁”“公立”这个功德碑。
（5）《流芳百世》摩崖 这是张虎生君1998 年在红山东侧断崖处发现的两处摩崖石刻之一（图见封二）。张云：两碑被一大幅莲华生阴刻造像所覆盖，上施黄绿等重彩油漆，字形大多数已模糊难辨。碑题“流芳百世”之外，能辨识者仅39个整字。碑身中部楷体竖书：
“……地方军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按：“军”后似应有一“务”字。检《清史稿》卷一一六兵志云：“康熙三十一年（1692）定总督加衔制。由巡抚授者，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羹尧在康熙四十八（1709）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皇帝允准他的请求授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第8册，第330—331页，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年羹尧奏。《清实录》同年十月甲子（二十日）任年为川督。）张君已指出此破裂的文句适与《异域流芳》碑身中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四川军务兼理巡抚事加三级记录三次大老爷年德政碑”，在字形、位置、词序、刻款样式、用语风格上基本一致，因此，我怀疑此或是另一座颂赞年羹尧的德政碑。但其刻石在“大清康熙六十年季春月”，较《异域流芳》碑晚一个月，或许是另一批驻藏官兵所立。
（6）《永戴千秋》摩崖 这也是张虎生君的新的发现。 他辨读出计42个字，即
“巡抚云南福建……兵……副都御史记录三次杨德政碑……向……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季春月吉日立浙江省八旗五百名……”按：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记清初云南巡抚通用之全衔为
“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东川等处督理川贵兵饷兼右副都御史”（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Z］，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又，云南省安宁县《重修曹溪寺碑记》，立石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作
“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等处赞理军务兼督川贵兵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韩王继文撰。”（注：《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Z］，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8页。）
我疑此长衔至康熙末年变更不多。若是，张君所记之“福”或即“兼”之误认。或者“福”与繁体“礼”字相近，如是“礼”字，应即“巡抚云南礼（州）建（昌）毕（节）东（川）等处”，但无实据。
“杨”，张君疑即杨尽信。但杨尽信一名已见于李麟《功垂百代》及策旺诺尔布《异域流芳》二碑，官阶仅至副将，为题名诸武员之一，不可能使驻藏官兵歆慕敬仰。此杨某应为云南巡抚杨名时，其事迹具《清史列传》卷十四，《清史稿》卷二九○本传。后书卷二○一疆臣年表，杨名时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署理云南巡抚，十一月补授，雍正二年（1727）免，则摩崖刻石之年正值他在云南巡抚任上。又，在入藏大军陆续撤离后，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皇帝认为拉萨形势重要，只有蒙古、绿营驻守而无满兵，军力不足，故从云南调五百名满兵入藏。云南原有从江宁、杭州调来满兵二千，半数已经前此入藏并返回，此次则从另一半即一千人中选出。率领者为新自西藏撤回云南的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仍沿云南进藏之路入藏驻守”。（注：《清实录》［Z］康熙六十年三月已丑、四月癸已条。）六十一年（1722）季春，这一部分官兵已在拉萨。摩崖上所称“浙江省八旗”可能指的是这部分满兵。
据《清史列传·杨名时传》，他曾用盐规四万六千两供应驻藏官兵军需赏赉及公私费用，这数目虽不及北路入藏军统帅延信动用军需赏给官兵及买补马匹七万九千两之多（注：参看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J］，《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假若受益者是在云南一度驻留并先后两批入藏的满兵，则足敷需用。又，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一杨名时行述说，为了防止入藏满兵沿途扰民，杨曾厚予犒劳，及第一批满兵返归，又为之奏请免去赔补倒毙马匹费用，以故甚为满兵感激，曾立巨碑，“树之署侧”。则此德政碑也应是这一批驻守拉萨的满族官兵所建。
在研读了这六通摩崖文字之后，不难看出，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季秋到六十一年（1722）季春这一年半中，不同系统的官兵纷纷在布达拉山东崖上刻铭记功，这在清入关以来，在边陲似一创举，可以看到康熙帝晚年政尚宽容的一面，而又给人以政出多门的印象。当年进藏和留驻的官兵论民族成分则有满、汉、蒙古等之分，论入藏前原驻地则有京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江浙之别，以故会师和驻留，难免互相间出现矛盾，所以延信、噶尔弼离藏返川接到朝命都称病不愿再回西藏任事，很可能深知统帅这成分复杂的驻军有相当的困难。至于奉命正式统领驻藏官兵的策旺诺尔布，乃外藩蒙古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贵族，袭镇国公爵。而与他一起领部进藏并驻留的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则袭封亲王，据说罗卜藏丹津进入拉萨即占据原拉藏汗府邸，（注：《抚远大将军奏稿》［Z］第245页，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折。又，罗卜藏丹津在藏不满于受策旺诺尔布“辖治”，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上册，299页，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允祥奏。）则俨然以绍续正统之未来西藏汗王自居，自是因为地位高而不甘心服从策旺诺尔布的指挥。而自内地入藏的高官如常龄（长龄、摩崖之□灵）、巴特麻（摩崖之□□玛）等或如康熙六十一年秋年羹尧奏疏所云“任意生事”，（注：《清实录》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壬寅条。）恐也难受部勒，所以在入藏大军撤离前后出现这么多的摩崖也许从这里得到理解。
通观这些摩崖文字，又显而易见，允禵、延信、年羹尧这几名日后为雍正帝疑嫉迫害的将领，当时在入藏将士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读者或问：奉康熙帝命以大将军王身份统诸路军出征的皇十四子允禵何以无人为他单独立碑纪功？窃以为，一则他护送达赖喇嘛到木鲁乌苏河边，亲视达赖喇嘛渡河即返回西宁，旋去甘州，没有到拉萨，事迹较难著笔；再则他的身份太高贵，当时朝野已流传他可能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消息，如立碑，自不能与以上诸摩崖并列在一处。然而能否不在拉萨呢？
按：《上谕内阁》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十四日上谕谴责宗室阿布兰谄媚允禵云：
“允禵自军前回时，伊特出班跪接，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兰以为不佳，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王允禵，拟文勒石。朕即位后自知诬谬，复行磨去。”（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Z］，第6册《上谕内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允禵在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自甘州返京，次年四月复往军前，见《清实录》。）孟森先生（1867－1937）据此（又见《清实录》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条）考定阿布兰等宗室当时已相信允禵将继承帝业。“立碑颂大将军功德，在康熙间不惧得罪，至雍正初磨去其文，可知圣祖之意，不以颂扬大将军为非，自有拟为储贰之意。”（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533—535页。）我们从这里至少得知，康熙帝晚年，京师中确有为允禵刻碑颂功之举。
如果说允禵主持了北路进藏军队的组编、后勤、调度，那么年羹尧指挥南路军进藏的工程内容与他并无二致，而且成效更加出色，所以在布达拉山东崖的功德碑颂词也应是人们自发撰刻的。同样，稍后在京师也有人想到应该单独为年羹尧立碑留念。肖奭《永宪录》记翰林院侍讲钱名世，在年羹尧雍正二年自陕入京朝觐时，允禵赋诗送行，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并自注云：“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注：肖奭：《永宪录》［Z］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274页。 “先帝平藏碑”指康熙帝《平定西藏碑》，《清实录》谓康熙六十年九月制。刻本《西藏碑文》首收此文，记“雍正二年季夏月吉日立”。《拉萨文物志》第116页云“雍正二年内阁学士鄂贲等刻立于布达拉大门内”，按：鄂贲一名见同书第148页，《用昭万世》摩崖， 官职为“钦差理藩院郎中”。）雍正三年冬，年羹尧获罪赐死。四年三月钱诗被大学士九卿揭发上报，《实录》记谕旨云：“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谬，所犯不至于死，著革去职衔，发回原籍。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又令在京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各撰诗文，纪其劣迹，汇齐给付钱名世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注：《清实录》雍正四年三月壬戌条，五月庚子条。《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谕。）《永宪录》又记奉旨诸臣中翰林吴孝登，诗句“谬妄”，不称上旨，被谴至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另有三人俱遭革职处分。诗是语言的最优美的形式，用世界语言中最优美的汉语赋诗围剿一名思想犯，作为刑罚，中外古今只有此例。
忆往昔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名教罪人》刻本一部，至今只记得书题“名教罪人”楷书四大字，各占一页，甚为夺目。那时此书已经很少流传，今则深藏于国内外大图书馆中，名声晦寂，若存若亡，而布达拉山东侧的德政碑摩崖虽历经风雨，却与世界闻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一起保存下来，得以供博雅好古的居民游客驻足欣赏，看来，专制的统治者固然可以其无上的权威，任意嘲弄历史，而终于为历史嘲弄，这是“文武英明”的雍正皇帝所未料及的。
附录一
前藏布拉达山东崖上第一碑文
窃惟远塞用兵，非神武不能独断，刻期剪逆，非睿虑何以万全，我皇上恩同九有，德遍遐荒，万国咸宁，舟车一统，正朔所被，未有如此之广者。不意贼亡阿喇蒲坦妄逞螳背（按：摩崖作“臂”，是），塞外跳梁，荼毒生灵，骚扰邻族，始侵哈密，继掠西藏，我皇上赫然震怒，遣将驻兵八里坤以遏贼之出没，又念西藏为佛地，贼将车零敦多布践踏寺院，烧毁经典，有失黄教，命抚远大将军王亲统六师，驻节西宁，调粮练兵，将塔尔寺之忽必尔汉加以达赖喇嘛封号，给以印册，俾其坐藏主持黄教，兴行教化。此真我皇上天地为心，惟虑一隅之未静，致有一夫之不获者也。抚远大将军王，仰体圣意，布德宣威，特保议政大臣宗室延信进藏，蒙皇上调京陛见，亲授方略，加平逆将军。抚远大将军王于今夏出口，师次穆鲁乌素，选将挑兵，计筹粮饷，亲视渡河。平逆将军总统满汉官兵前进。余恭承王谕，领都标甘、凉、宁夏官兵护御达赖喇嘛过河之后，赖平逆将军调度有方，连营十二，周围统匝，分派大炮摆列喀路，昼则放马于外，夜则收马于内，法令森严，步伐齐整，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逆贼袭营三次，俱被枪炮打败，杀伤者无算。逆贼丧胆夺魄，远窜遐奔。达赖喇嘛，贝叶幢幡，安行入藏，男女合掌礼拜，喇嘛伏身恭迎，咸庆光天化日均乐太平之春，绝域遐荒永享宁静之福，手舞足蹈，鼓乐讴歌。于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安座。此皆我皇上乾纲独断，离照当空，睿虑殿陛之间，决胜万里之外，抚远大将军王知人善任、保举得贤之所致也。平逆将军之功昭昭西域矣。余得追随骥尾，欣附龙鳞，爰纪其事，勒诸贞珉以永垂不朽。
钦命军前议政大臣镇守山东全省地方驻扎登州总兵官都督签事加一级李麟题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吉旦
（注：字下标“·”者为与仵君魁君录文相异处或可补原摩崖残缺之字。附录三同）
附录二
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上第二碑文
从来运会昌隆，天既生神圣之君，必有辅翼之臣，上下一德交泰，以成厥功。稽古帝王，抚万邦，勤远略，足以昭示来兹者，史册具载，从来（按：原刻如此，应是“未”字）有如我皇上安藏之师，卓越今古，无与比伦者也。恭惟我皇上，文德诞敷，武功赫濯（按：应是“耀”字），日月照临之所及，无思不服。乃贼亡阿喇蒲坦，小丑无知，扰我哈密，爰有西师。彼贼不敢犯我大兵而远扬遁迹，使其贼党旁袭西藏。我皇上胞与为怀，普天同视，虽遐陬异域，如保赤子，不致失所，直如至溺已饥，讵肯任彼贼虏，蹂躏番民。于是亲授方略于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名以兵威之，实则以德绥之，而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凡商确（按：应是“榷”字）机密重务，一委决于议政大臣正兰旗都统宗室延信，知其克膺重任，具奏以闻，诏授平逆将军，时五十九年夏四月，大将军王统满汉官蒙古诸部落，调度既定，欲请亲领大军，深入不毛，直抵西藏。奉旨：大将军王止木鲁乌苏，居中调度，定能得人决胜。因平逆将军协各都统提镇专征入藏。藏俗崇佛，番民事所谓达赖喇嘛如事佛然，故安藏以达赖喇嘛至，因心以化厥俗，此诚大圣人神化之妙，匪易测也。职等随军转饷，覩将军之军容整肃，纪律严明，崇山峻岭，逾数千里，无不步伐止齐，进退有节，动若风雷，静如山岳，虽巨寇强敌，将畏之若神，况彼狐鼠，以萤光螳臂，妄欲照顷（按：应是“须”字）弥、当车辙者。贼将策轮敦多布，狡诈特甚，闻大将军来，潜入幽险，欲瞰我军之疏而袭其衅，不知我将军自统师来，令各营集马阵中，十二连营，周匝列布，鳞次勾环，首尾相应，甲胄器械，昼夜整束，诸部什伍，更替悉息。忽一日下令曰：“严备袭寨者。”是夜，贼果至，逐之，歼其半。又一日，雪深尺余，将军又下令如前，而贼果又至，复杀贼无算。又一日，闻两山险峻，下令各营辎重，从中道前，队伍两翼行列高岭上，贼人适欲从高趋下，以薄我师而计不得行，乃知我将军之不可复犯，收余烬别道以奔。追至贼营，贼众披靡，委戈急走。众请更追之，将军曰：“穷寇勿追。”（按：此下疑缺一二行字，且与附录三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三碑文错简，今据史实及上下文意改正）我皇上处殿陛之间，早已决胜于万里之外，而况抚运大将军王布兵于噶师等处，扼其归路，贼游魂旦夕，亦何所逃，是不折一矢而获全胜也。于是长驱直进，渡哈喇乌苏，安藏入藏之日，藏民扶老携幼，稽首道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将军按辔徐宣上德威抚绥，番民踊跃欢呼，声动天地。溯远近代，以西藏地绝险远，多瘴疠，从未有师旅至者，此真圣天子福被遐荒，妙算决胜，而抚远大将军克副帝心，勋劳丕著，又何莫非平逆将军之料敌如神，克彰天威，以成此不世之奇功者也。文武官弁咸称贺。职等躬逢盛举，略纪颠末，勒诸石以志平逆将军丰功伟烈于万一云尔。
宗亲奉恩将军加拖沙喇哈番又加三级总管前锋营 西仑图
总领粮运陕西延汉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永泰
领运夸兰大靖海侯 施世藩
直隶分巡大名道河南按察使司副使 陈志源
河南分守开归河道布政使司参政 戴锦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季秋月吉日率同陕西运粮州县游守千把各官同立
附录三
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三碑文
圣天子统御中外，覆育万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难化之族，武功赫耀，辟从来未辟之疆，允矣，泽被无雷，威周出日（按：无雷见《汉书·西域传》，出日见《书·君奭》，此喻极西极东之地），凡秉血气，莫不尊亲。独泽亡阿拉布坦蠢尔无知，自外生成，逞井蛙之见，肆螳背（按：应作臂）之雄，会同敦多布等戕害喇藏，荼毒生灵。边臣奏报，上廑辰衷，轸此荒隅，陷于水火。爰命抚远大将军王亲统貔貅，驻节穆鲁乌苏，居中调度，指示机宜。遣平逆将军延信，由苦苦诺儿一路进剿。命臣噶尔弼统领川、滇、荆楚、江浙满汉官兵，由蜀进剿。弼于康熙五十九年（此下应有“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之打箭炉、里塘、巴塘，以至札垭、叉木多，会集滇兵，整队进发。一由类五齐，结东、结科噶、三大奔工为正兵。一由洛龙宗、朔般多、达赖宗、沙弓喇、弩弓拉为奇兵。定期会取喇里、竹贡、墨竹工（按：应补“卡”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恩威，晓以顺逆大义，抚归戮叛，败散贼番，降服准噶尔委授之藏王达格咱、喋巴阿角拉复坦，兵不血刃，于八月二十三日直抵招地，封仓库以待西师，抚僧俗而宁佛土，招回哈喇乌苏助逆之蛮兵，断彼喇撒、达木馈贼之粮道。西师在前，我兵在后，而车零敦多布等援散食绝，力竭势穷，狼奔鼠窜，戢影远遁。由是西来之达赖喇嘛于九月十五日得以抵藏坐床。僧俗皈依，远迩倾向，欢声振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山河巩固。此皆上赖庙谟宏远，天威遐振，下仗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兼之将士奋勇，共切同仇，所以道经五千，视危峰雪岭有如平地，时历四月，冒蛮烟瘴雨而甘之如饴。壮气干云，有征无战，成此克复之功也。勒之丰碑，聊记道途年月云尔。
铭曰：天地为界，日月为期，一洗尘氛，永靖荒裔。
定西将军噶尔弼
议政大臣（摩崖有“都□兼护军统领”） 伍格
议政云南鹤丽镇总兵官 赵坤
议政四川永宁协副将 岳钟琪大清康熙伍拾玖年拾壹月 日定西将军噶尔弼撰并书^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藏学》(京)2003年01期第48～56页
【作者简介】邓锐龄，满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
| 【内容提要】 | 本文依据史籍对拉萨布达拉山上清康熙晚年（1720—1721）入藏将士所刻的摩崖文字六通作了缜密的考证研究，说明它较书面记载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不仅补充了一般记述的不足，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允禵、延信、年羹尧这些日后为雍正帝嫉恨迫害的将领在当时官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3）01－0048－09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红山东侧现存清康熙时汉文摩崖六处，其中四通文字1985年经仵军魁君刊布于《拉萨文物志》上（注：《拉萨文物志》［Z］，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1985年8月，第141—151页。），另外两处则是1998年由西藏大学张虎生君发现并于2001年7 月北京藏学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布于世（注：张虎生：《西藏新见两通摩崖碑刻与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J］，2001年7月26日。）。这六通摩崖文字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季秋至六十一年（1722）季春之间进入拉萨的清军官兵所刻，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仅有的遗存。可惜，二、三通文字残损，或因风雨剥蚀，或因佛教信徒在原摩崖上复镌刻佛像，虽经二君不辞艰辛，厕足层崖，扪剔辨认，仍然有若干字漫漶磨泐，难于研读。我在听了张虎生君关于发现经过的报告并读了他的论文后，颇感兴趣，复觅到仵军魁君的记录，与手下撮抄的史料对比，拟补做一些考释，为了读者的方便起见，先大体上以摩崖所记年月为序，列表如下：
次序 碑题 年月 立碑人 所在(1) 功垂百代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李麟等 红山东侧第四级台地(2) 安藏碑记 康熙五十九年季秋 西仑图等(注:西仑图为本文所考定.) 红山东侧第四级台地(3) 用昭万世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噶尔弼等 红山东侧第一级台地(4) 异域流芳 康熙六十年仲春 策旺诺尔布等 红山东侧第一级台地(5) 流芳百世 康熙六十年季春 ? 红山东侧第三级台地(6) 永载千秋 康熙六十一年季春 ? 红山东侧第三级台地 |
（1）李麟等人《功垂百代》摩崖 仵君已辨认全文十分之九， 间有十余字空白，殆原石残缺所致。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木刻本《西藏碑文》一卷，馆员签注云：“道光间敕纂，内府刊本”，收入碑文十一通，李麟、西仑图、噶尔弼三碑在内。1985年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牛力耕先生序称《碑文》成书于咸丰元年，此后，199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也收《西藏碑文》，均据木刻本影印。原碑最后李麟之外尚有十四名武将题名，刻本仅录李麟一人，现将此木刻本全文附后（附录一）。
李麟，据《清史列传》卷十二，《清史稿》卷二五七本传，知李麟在入藏前曾参预征讨云南吴世璠、击败准部噶尔丹于昭莫多、收复打箭炉等战役。康熙五十五年任山东登州总兵，五十九年随平逆将军延信率大军护送达赖灵童经青海入藏，奉诏参赞军务，当年八月，在藏北那曲之沙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注：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C］，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8册第61—62幅。）击退了据藏的准部的突袭，十月十四日到拉萨。此摩崖当是李麟于十一月返归四川前所刻。
此摩崖纪叙北路大军入藏经过，推崇延信的功绩。所记延信沿途驻营布置警戒，也见于当时隶属李麟麾下李凤彩的《藏纪概》（注：李凤彩：《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而总帅抚远大将军王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满文奏折于此叙述的最为详细，奏折云：
“安营时，我营取中，与达赖喇嘛营相连，并前锋营头队兰州、凉州、荆州各处绿旗兵共十二营，皆沿我营及达赖喇嘛营周围扎下。四尊大炮分在四犄角（按：摩崖所云“喀路”，疑即“卡路”，犄角之意），一百十八子母炮在营墙周围均匀摆列。挖地坑预备点火粪住哨（按：意谓烽警）。黄昏前撤围墙外兵，二三里之遥，每二里号令接连（按：此处译文意谓昼间遣兵在营外周匝二三里内放哨，及晚收回）。随行之兵，编为三分。每夜二分营外围墙，十人编一队，牵马在营周围巡防；一分在营内巡防，预备妥协（按：今语“稳妥”）。备鞍马各拴一匹外，余马昼则在围墙外牧放，夜则进围喂养，如此每日严密防范。”（注：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79—180页。）碑末依仵君辨认还有十四名将领题名，从其职衔来看，与《藏纪概》云李麟麾下有“山东陕西都标、甘凉宁夏兵”也一致，惟其中有
“统领四川松潘绿旗官兵四川化林协副将杨尽信”则此人来自四川。按：四川总督年羹尧确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从川北松潘派出一支川军由杨尽信率领北上护运军粮，杨行至木鲁乌苏（通天河上游），与大军会合，受延信赏识，委任他为先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年羹尧、噶尔弼奏，六十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册第659、844页。）。 据此石刻得知杨尽信即被拨隶于李麟统领之下，随同入藏。
（2）《安藏碑记》摩崖 仵君记此碑与上碑相邻并云因被后来的一大浮雕彩绘佛像所覆盖，“摩崖破坏惨重，无法通读”。按：计仵君辨认出181个字， 而木刻本《西藏碑文》收《布达拉山东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含此181个字在内，共有1000多字， 碑尾记西仑图等五人立，即此摩崖，见后（附录二）。
这一摩崖文字与上述李麟摩崖笔法相同，即在歌颂皇帝庙谟深远，妙算决胜，抚远大将军王允禵克副帝心，调度得宜之外，更用浓笔重彩刻画延信战胜准部策凌敦多布的三次袭击的经过，突出地赞扬延信的谋略和功勋。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有关文献都称准部三次袭营，而据此摩崖可知其中一次只是清军在行进中与敌方的遭遇战，对照前引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折和《藏纪概》，仅仅八月十五日夜，清军驻营于博克河边，遇到一次准部突袭，是夜有一千多名准军冲击延信本营及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阿宝等营，均未得手，而“惊跑前锋营马四十余匹”。《藏纪概》云：
“总管前锋章京西伦围（按：应作图）尾追，连战三次，杀贼二名，将马赶回，十六日天明查看，共杀贼人二十人（按：允禵奏折据延信禀谓各将杀敌二十二人）。随发兵搜寻山谷，获瘦乏马匹器械鞍鞯无数。”
由此可知，立碑人西仑图虽“随军转饷”，而勇决逐敌。西仑图在碑尾题名前记为“宗亲”，其下乃施世藩题名，记为“靖海侯”，则施世藩是攻克台湾功臣施琅之子，入旗籍，袭侯爵（《清史稿》卷二六○施琅传作“世范”）。二人皆贵族，自与汉人山东籍李麟地位不同。又，此原碑记立于康熙五十九年季秋，与上一碑殆同时刻成，但不知孰前孰后。
（3）《用昭万世》摩崖 文为入藏南路军统帅定西将军噶尔弼撰并书（图见封二）。据《清史稿》卷二九八本传，康熙五十八年，噶尔弼奉调自西北至四川辅助川督年羹尧治理军务，五十九年，授定西将军率川军并会合滇军进藏，详情可参见拙稿《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此一碑文又载于《卫藏通志》卷十三上，仵君取二者对校并列出异词表，甚是。刻本《西藏碑文》也收入，名作《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附录三），持校原摩崖及《卫藏通志》，三者互有异同，今比勘几处意义重要的异文，试作讨论。
a、摩崖原刻云噶尔弼“于八月二十三日直抵召地。 ”《西藏碑文》同。《卫藏通志》则误作“八月十三日”。按：《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一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九二，乃至《卫藏通志》卷十三上噶尔弼《平定西藏疏》皆作“八月二十三日”，是。噶尔弼率南路军早于延信等北路军二十一天进入拉萨。
b、摩崖原刻云：“下仗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 ”《西藏碑文》同。《卫藏通志》则改作“下仗诸臣布置”，故意抹去年羹尧之名及其功绩。
c、摩崖原刻云：军队“道经五千，时历□冬”， 后一“冬”字疑仵君辨认有误。按：南路大军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1720.5.22）从成都出发，八月廿三日（1720.9.24）抵拉萨，全程四个月，适当夏季。《西藏碑文》、《卫藏通志》均作“时历四月”，是。
d、摩崖原刻云：师旅“壮气干云，有征无战，成此克复之功也。 ”《西藏碑文》同。而《卫藏通志》则作“壮气凌云，直入亘古师旅未到之绝域，而成此克捷之功也。”省去“有征无战”四字。按：南路军自拉里西进，出乎意外，未遇抵抗，兵不血刃地直入拉萨。《卫藏通志》编校者似认为“有征无战”与勒石纪功之宗旨不相应而加以改写。
e、摩崖原刻题名者共24人，《西藏碑文》仅录噶尔弼、伍格、赵坤、岳钟琪4人。摩崖有噶尔弼“撰文并书”。《西藏碑文》同。 《卫藏通志》作噶勒弼平定西藏碑记且无刻石年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卫藏通志》一书，1936年吴丰培先生考定为松筠编，书应成于嘉庆时（1796—1820）。据袁昶序知光绪二十一年（1896）付梓，书中《校字记》多引姚莹《康輶纪行》，此书见姚莹自编《中复堂全集》，初刊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据黄山书社刊《康輶纪行》施培毅、徐寿凯点校说明），可知《卫藏通志》编成后至光绪时叠经校改，从上述数则来看，摩崖原文接近历史事实，而《卫藏通志》本经过多手转录，反而易误，甚至擅加改写，这也证明以金石文字考史较为可信。
（4）《异域流芳》摩崖 仵君谓上部横列“异域流芳”四个大字，下部正中竖行中楷作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四川军务兼理巡抚事加三级纪录三次老爷年德政碑”
两边楷体小字共三十竖行为立碑者策旺（诺）尔布等官员题名，在题名之外左右刻有32字：
“弘略周详，我军奋扬，敌贼震慑，远遁□荒，韬侔公望，功传武乡，百蛮钦仰，永定四方。”按：这是颂扬四川总督兼巡抚年羹尧功勋的刻石（图见封二），颂词以年的智谋功业可与古人吕尚（太公望）、诸葛亮（武乡侯）相比。刻石列名计43人，首名“议政总统驻藏蒙古绿旗兵护国公策旺（诺）尔布”，其次为“统领厄鲁德官兵贝勒（额）附阿保”，再次为“议政统领云南四川绿旗驻藏官兵云南鹤丽镇总兵官赵坤”，以下有（常）灵、（巴特）马、（杨尽）信等（注：括弧中字，原碑文已剥去，兹据文献补）。立碑时日为“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仲春吉日”，这是南北两路入藏大军大部分撤离拉萨，暂时清中枢同意允禵的建议，命令策旺诺尔布总领留驻军队的时候。在这以前，川督年羹尧在供应南路入藏军队的粮糈，接济撤回内地的官兵的军需上克尽全力，卓有绩效，策旺诺尔布、阿保（阿宝）等官员，虽然自青海入藏，也深知年羹尧多年办理后勤之功，此时留驻西藏，所率师旅必须依靠四川自南路补充支应，而且年羹尧正圣眷日隆，所以他们和所领导的“蒙古、四川、云南伍千名兵丁”“公立”这个功德碑。
（5）《流芳百世》摩崖 这是张虎生君1998 年在红山东侧断崖处发现的两处摩崖石刻之一（图见封二）。张云：两碑被一大幅莲华生阴刻造像所覆盖，上施黄绿等重彩油漆，字形大多数已模糊难辨。碑题“流芳百世”之外，能辨识者仅39个整字。碑身中部楷体竖书：
“……地方军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按：“军”后似应有一“务”字。检《清史稿》卷一一六兵志云：“康熙三十一年（1692）定总督加衔制。由巡抚授者，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羹尧在康熙四十八（1709）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皇帝允准他的请求授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第8册，第330—331页，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年羹尧奏。《清实录》同年十月甲子（二十日）任年为川督。）张君已指出此破裂的文句适与《异域流芳》碑身中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四川军务兼理巡抚事加三级记录三次大老爷年德政碑”，在字形、位置、词序、刻款样式、用语风格上基本一致，因此，我怀疑此或是另一座颂赞年羹尧的德政碑。但其刻石在“大清康熙六十年季春月”，较《异域流芳》碑晚一个月，或许是另一批驻藏官兵所立。
（6）《永戴千秋》摩崖 这也是张虎生君的新的发现。 他辨读出计42个字，即
“巡抚云南福建……兵……副都御史记录三次杨德政碑……向……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季春月吉日立浙江省八旗五百名……”按：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记清初云南巡抚通用之全衔为
“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东川等处督理川贵兵饷兼右副都御史”（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Z］，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又，云南省安宁县《重修曹溪寺碑记》，立石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作
“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等处赞理军务兼督川贵兵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韩王继文撰。”（注：《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Z］，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8页。）
我疑此长衔至康熙末年变更不多。若是，张君所记之“福”或即“兼”之误认。或者“福”与繁体“礼”字相近，如是“礼”字，应即“巡抚云南礼（州）建（昌）毕（节）东（川）等处”，但无实据。
“杨”，张君疑即杨尽信。但杨尽信一名已见于李麟《功垂百代》及策旺诺尔布《异域流芳》二碑，官阶仅至副将，为题名诸武员之一，不可能使驻藏官兵歆慕敬仰。此杨某应为云南巡抚杨名时，其事迹具《清史列传》卷十四，《清史稿》卷二九○本传。后书卷二○一疆臣年表，杨名时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署理云南巡抚，十一月补授，雍正二年（1727）免，则摩崖刻石之年正值他在云南巡抚任上。又，在入藏大军陆续撤离后，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皇帝认为拉萨形势重要，只有蒙古、绿营驻守而无满兵，军力不足，故从云南调五百名满兵入藏。云南原有从江宁、杭州调来满兵二千，半数已经前此入藏并返回，此次则从另一半即一千人中选出。率领者为新自西藏撤回云南的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仍沿云南进藏之路入藏驻守”。（注：《清实录》［Z］康熙六十年三月已丑、四月癸已条。）六十一年（1722）季春，这一部分官兵已在拉萨。摩崖上所称“浙江省八旗”可能指的是这部分满兵。
据《清史列传·杨名时传》，他曾用盐规四万六千两供应驻藏官兵军需赏赉及公私费用，这数目虽不及北路入藏军统帅延信动用军需赏给官兵及买补马匹七万九千两之多（注：参看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J］，《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假若受益者是在云南一度驻留并先后两批入藏的满兵，则足敷需用。又，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一杨名时行述说，为了防止入藏满兵沿途扰民，杨曾厚予犒劳，及第一批满兵返归，又为之奏请免去赔补倒毙马匹费用，以故甚为满兵感激，曾立巨碑，“树之署侧”。则此德政碑也应是这一批驻守拉萨的满族官兵所建。
在研读了这六通摩崖文字之后，不难看出，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季秋到六十一年（1722）季春这一年半中，不同系统的官兵纷纷在布达拉山东崖上刻铭记功，这在清入关以来，在边陲似一创举，可以看到康熙帝晚年政尚宽容的一面，而又给人以政出多门的印象。当年进藏和留驻的官兵论民族成分则有满、汉、蒙古等之分，论入藏前原驻地则有京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江浙之别，以故会师和驻留，难免互相间出现矛盾，所以延信、噶尔弼离藏返川接到朝命都称病不愿再回西藏任事，很可能深知统帅这成分复杂的驻军有相当的困难。至于奉命正式统领驻藏官兵的策旺诺尔布，乃外藩蒙古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贵族，袭镇国公爵。而与他一起领部进藏并驻留的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则袭封亲王，据说罗卜藏丹津进入拉萨即占据原拉藏汗府邸，（注：《抚远大将军奏稿》［Z］第245页，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折。又，罗卜藏丹津在藏不满于受策旺诺尔布“辖治”，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上册，299页，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允祥奏。）则俨然以绍续正统之未来西藏汗王自居，自是因为地位高而不甘心服从策旺诺尔布的指挥。而自内地入藏的高官如常龄（长龄、摩崖之□灵）、巴特麻（摩崖之□□玛）等或如康熙六十一年秋年羹尧奏疏所云“任意生事”，（注：《清实录》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壬寅条。）恐也难受部勒，所以在入藏大军撤离前后出现这么多的摩崖也许从这里得到理解。
通观这些摩崖文字，又显而易见，允禵、延信、年羹尧这几名日后为雍正帝疑嫉迫害的将领，当时在入藏将士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读者或问：奉康熙帝命以大将军王身份统诸路军出征的皇十四子允禵何以无人为他单独立碑纪功？窃以为，一则他护送达赖喇嘛到木鲁乌苏河边，亲视达赖喇嘛渡河即返回西宁，旋去甘州，没有到拉萨，事迹较难著笔；再则他的身份太高贵，当时朝野已流传他可能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消息，如立碑，自不能与以上诸摩崖并列在一处。然而能否不在拉萨呢？
按：《上谕内阁》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十四日上谕谴责宗室阿布兰谄媚允禵云：
“允禵自军前回时，伊特出班跪接，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兰以为不佳，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王允禵，拟文勒石。朕即位后自知诬谬，复行磨去。”（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Z］，第6册《上谕内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允禵在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自甘州返京，次年四月复往军前，见《清实录》。）孟森先生（1867－1937）据此（又见《清实录》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条）考定阿布兰等宗室当时已相信允禵将继承帝业。“立碑颂大将军功德，在康熙间不惧得罪，至雍正初磨去其文，可知圣祖之意，不以颂扬大将军为非，自有拟为储贰之意。”（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533—535页。）我们从这里至少得知，康熙帝晚年，京师中确有为允禵刻碑颂功之举。
如果说允禵主持了北路进藏军队的组编、后勤、调度，那么年羹尧指挥南路军进藏的工程内容与他并无二致，而且成效更加出色，所以在布达拉山东崖的功德碑颂词也应是人们自发撰刻的。同样，稍后在京师也有人想到应该单独为年羹尧立碑留念。肖奭《永宪录》记翰林院侍讲钱名世，在年羹尧雍正二年自陕入京朝觐时，允禵赋诗送行，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并自注云：“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注：肖奭：《永宪录》［Z］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274页。 “先帝平藏碑”指康熙帝《平定西藏碑》，《清实录》谓康熙六十年九月制。刻本《西藏碑文》首收此文，记“雍正二年季夏月吉日立”。《拉萨文物志》第116页云“雍正二年内阁学士鄂贲等刻立于布达拉大门内”，按：鄂贲一名见同书第148页，《用昭万世》摩崖， 官职为“钦差理藩院郎中”。）雍正三年冬，年羹尧获罪赐死。四年三月钱诗被大学士九卿揭发上报，《实录》记谕旨云：“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谬，所犯不至于死，著革去职衔，发回原籍。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又令在京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各撰诗文，纪其劣迹，汇齐给付钱名世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注：《清实录》雍正四年三月壬戌条，五月庚子条。《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谕。）《永宪录》又记奉旨诸臣中翰林吴孝登，诗句“谬妄”，不称上旨，被谴至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另有三人俱遭革职处分。诗是语言的最优美的形式，用世界语言中最优美的汉语赋诗围剿一名思想犯，作为刑罚，中外古今只有此例。
忆往昔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名教罪人》刻本一部，至今只记得书题“名教罪人”楷书四大字，各占一页，甚为夺目。那时此书已经很少流传，今则深藏于国内外大图书馆中，名声晦寂，若存若亡，而布达拉山东侧的德政碑摩崖虽历经风雨，却与世界闻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一起保存下来，得以供博雅好古的居民游客驻足欣赏，看来，专制的统治者固然可以其无上的权威，任意嘲弄历史，而终于为历史嘲弄，这是“文武英明”的雍正皇帝所未料及的。
附录一
前藏布拉达山东崖上第一碑文
窃惟远塞用兵，非神武不能独断，刻期剪逆，非睿虑何以万全，我皇上恩同九有，德遍遐荒，万国咸宁，舟车一统，正朔所被，未有如此之广者。不意贼亡阿喇蒲坦妄逞螳背（按：摩崖作“臂”，是），塞外跳梁，荼毒生灵，骚扰邻族，始侵哈密，继掠西藏，我皇上赫然震怒，遣将驻兵八里坤以遏贼之出没，又念西藏为佛地，贼将车零敦多布践踏寺院，烧毁经典，有失黄教，命抚远大将军王亲统六师，驻节西宁，调粮练兵，将塔尔寺之忽必尔汉加以达赖喇嘛封号，给以印册，俾其坐藏主持黄教，兴行教化。此真我皇上天地为心，惟虑一隅之未静，致有一夫之不获者也。抚远大将军王，仰体圣意，布德宣威，特保议政大臣宗室延信进藏，蒙皇上调京陛见，亲授方略，加平逆将军。抚远大将军王于今夏出口，师次穆鲁乌素，选将挑兵，计筹粮饷，亲视渡河。平逆将军总统满汉官兵前进。余恭承王谕，领都标甘、凉、宁夏官兵护御达赖喇嘛过河之后，赖平逆将军调度有方，连营十二，周围统匝，分派大炮摆列喀路，昼则放马于外，夜则收马于内，法令森严，步伐齐整，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逆贼袭营三次，俱被枪炮打败，杀伤者无算。逆贼丧胆夺魄，远窜遐奔。达赖喇嘛，贝叶幢幡，安行入藏，男女合掌礼拜，喇嘛伏身恭迎，咸庆光天化日均乐太平之春，绝域遐荒永享宁静之福，手舞足蹈，鼓乐讴歌。于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安座。此皆我皇上乾纲独断，离照当空，睿虑殿陛之间，决胜万里之外，抚远大将军王知人善任、保举得贤之所致也。平逆将军之功昭昭西域矣。余得追随骥尾，欣附龙鳞，爰纪其事，勒诸贞珉以永垂不朽。
钦命军前议政大臣镇守山东全省地方驻扎登州总兵官都督签事加一级李麟题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吉旦
（注：字下标“·”者为与仵君魁君录文相异处或可补原摩崖残缺之字。附录三同）
附录二
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上第二碑文
从来运会昌隆，天既生神圣之君，必有辅翼之臣，上下一德交泰，以成厥功。稽古帝王，抚万邦，勤远略，足以昭示来兹者，史册具载，从来（按：原刻如此，应是“未”字）有如我皇上安藏之师，卓越今古，无与比伦者也。恭惟我皇上，文德诞敷，武功赫濯（按：应是“耀”字），日月照临之所及，无思不服。乃贼亡阿喇蒲坦，小丑无知，扰我哈密，爰有西师。彼贼不敢犯我大兵而远扬遁迹，使其贼党旁袭西藏。我皇上胞与为怀，普天同视，虽遐陬异域，如保赤子，不致失所，直如至溺已饥，讵肯任彼贼虏，蹂躏番民。于是亲授方略于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名以兵威之，实则以德绥之，而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凡商确（按：应是“榷”字）机密重务，一委决于议政大臣正兰旗都统宗室延信，知其克膺重任，具奏以闻，诏授平逆将军，时五十九年夏四月，大将军王统满汉官蒙古诸部落，调度既定，欲请亲领大军，深入不毛，直抵西藏。奉旨：大将军王止木鲁乌苏，居中调度，定能得人决胜。因平逆将军协各都统提镇专征入藏。藏俗崇佛，番民事所谓达赖喇嘛如事佛然，故安藏以达赖喇嘛至，因心以化厥俗，此诚大圣人神化之妙，匪易测也。职等随军转饷，覩将军之军容整肃，纪律严明，崇山峻岭，逾数千里，无不步伐止齐，进退有节，动若风雷，静如山岳，虽巨寇强敌，将畏之若神，况彼狐鼠，以萤光螳臂，妄欲照顷（按：应是“须”字）弥、当车辙者。贼将策轮敦多布，狡诈特甚，闻大将军来，潜入幽险，欲瞰我军之疏而袭其衅，不知我将军自统师来，令各营集马阵中，十二连营，周匝列布，鳞次勾环，首尾相应，甲胄器械，昼夜整束，诸部什伍，更替悉息。忽一日下令曰：“严备袭寨者。”是夜，贼果至，逐之，歼其半。又一日，雪深尺余，将军又下令如前，而贼果又至，复杀贼无算。又一日，闻两山险峻，下令各营辎重，从中道前，队伍两翼行列高岭上，贼人适欲从高趋下，以薄我师而计不得行，乃知我将军之不可复犯，收余烬别道以奔。追至贼营，贼众披靡，委戈急走。众请更追之，将军曰：“穷寇勿追。”（按：此下疑缺一二行字，且与附录三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三碑文错简，今据史实及上下文意改正）我皇上处殿陛之间，早已决胜于万里之外，而况抚运大将军王布兵于噶师等处，扼其归路，贼游魂旦夕，亦何所逃，是不折一矢而获全胜也。于是长驱直进，渡哈喇乌苏，安藏入藏之日，藏民扶老携幼，稽首道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将军按辔徐宣上德威抚绥，番民踊跃欢呼，声动天地。溯远近代，以西藏地绝险远，多瘴疠，从未有师旅至者，此真圣天子福被遐荒，妙算决胜，而抚远大将军克副帝心，勋劳丕著，又何莫非平逆将军之料敌如神，克彰天威，以成此不世之奇功者也。文武官弁咸称贺。职等躬逢盛举，略纪颠末，勒诸石以志平逆将军丰功伟烈于万一云尔。
宗亲奉恩将军加拖沙喇哈番又加三级总管前锋营 西仑图
总领粮运陕西延汉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永泰
领运夸兰大靖海侯 施世藩
直隶分巡大名道河南按察使司副使 陈志源
河南分守开归河道布政使司参政 戴锦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季秋月吉日率同陕西运粮州县游守千把各官同立
附录三
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三碑文
圣天子统御中外，覆育万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难化之族，武功赫耀，辟从来未辟之疆，允矣，泽被无雷，威周出日（按：无雷见《汉书·西域传》，出日见《书·君奭》，此喻极西极东之地），凡秉血气，莫不尊亲。独泽亡阿拉布坦蠢尔无知，自外生成，逞井蛙之见，肆螳背（按：应作臂）之雄，会同敦多布等戕害喇藏，荼毒生灵。边臣奏报，上廑辰衷，轸此荒隅，陷于水火。爰命抚远大将军王亲统貔貅，驻节穆鲁乌苏，居中调度，指示机宜。遣平逆将军延信，由苦苦诺儿一路进剿。命臣噶尔弼统领川、滇、荆楚、江浙满汉官兵，由蜀进剿。弼于康熙五十九年（此下应有“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之打箭炉、里塘、巴塘，以至札垭、叉木多，会集滇兵，整队进发。一由类五齐，结东、结科噶、三大奔工为正兵。一由洛龙宗、朔般多、达赖宗、沙弓喇、弩弓拉为奇兵。定期会取喇里、竹贡、墨竹工（按：应补“卡”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恩威，晓以顺逆大义，抚归戮叛，败散贼番，降服准噶尔委授之藏王达格咱、喋巴阿角拉复坦，兵不血刃，于八月二十三日直抵招地，封仓库以待西师，抚僧俗而宁佛土，招回哈喇乌苏助逆之蛮兵，断彼喇撒、达木馈贼之粮道。西师在前，我兵在后，而车零敦多布等援散食绝，力竭势穷，狼奔鼠窜，戢影远遁。由是西来之达赖喇嘛于九月十五日得以抵藏坐床。僧俗皈依，远迩倾向，欢声振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山河巩固。此皆上赖庙谟宏远，天威遐振，下仗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兼之将士奋勇，共切同仇，所以道经五千，视危峰雪岭有如平地，时历四月，冒蛮烟瘴雨而甘之如饴。壮气干云，有征无战，成此克复之功也。勒之丰碑，聊记道途年月云尔。
铭曰：天地为界，日月为期，一洗尘氛，永靖荒裔。
定西将军噶尔弼
议政大臣（摩崖有“都□兼护军统领”） 伍格
议政云南鹤丽镇总兵官 赵坤
议政四川永宁协副将 岳钟琪大清康熙伍拾玖年拾壹月 日定西将军噶尔弼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