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
——以１８１２年数据为中心
曹树基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3年01期第92～105页
【作者简介】曹树基，复旦大学史地所 200433
【关 键 词】1812年/四川/人口
一、问题与思路
施坚雅《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注：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301页。）是关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研究的力作。这部长篇论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一个认真的整理和辨伪。施坚雅指出《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数据差错主要是由以下三种错误所构成：其一，统计中的差错；当用计算机进行的加总工作和原数据不一致时，就意味着原数据出现了问题。其二，与20世纪的数据比较，可以得知1887年大多数县级人口记录总数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其三，1822年的数据要比1887年的数合理得多，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即1812年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台湾学者刘铮云最近对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以下简称《乾隆民数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版。）。这份民数册与施坚雅所分析的9本民数册属于一个体系。 刘铮云的分析证实以下三点：其一，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的造报过程是相当严谨的；其二，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项指标看，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据要比道光以后好得多；其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及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得与我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成长率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虽然施坚雅对于道光以后9 本四川户口数册的分析是成立的，只是他基于这一分析上的一些推论则是大有疑问的。比如说，他认为四川户口数据的编造是自嘉庆以后开始的，即嘉庆十七年《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据是准确的，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一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因此，对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的分析构成本文的重点。
地方志系统的户口数据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完整的四川分县户口数见于嘉庆《四川通志》卷56《食货·户口》。该书列出分县户数和男、女性人口数及人口总数。笔者用计算机对男、女性人口进行加总，所得结果与原书中的分县总人口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原书在加总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错误。然而，数据加总过程中的正确无误并不能说明数据的来源也是正确的。
绝大多数府志、县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前后的户口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为小，有的数据相差不多，有的数据相差很多。这一现象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有误，一是府志、县志的记载有误。嘉庆《四川通志》出现误差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当所载嘉庆十七年的口数超过1953年的人口数时，我们可以断定嘉庆年间的数据是夸大了的。在未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嘉庆时期的人口总是要少于1953年的。府志、县志记载出现错误的明显标志是，与1953年人口数相比，嘉庆时期的口数过少，以致于从嘉庆年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太高。
刘铮云所讨论的《乾隆民数册》所载即姜涛所整理的清代户部《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注：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435页。）。如上文所述，根据分县数据，刘铮云已经怀疑乾隆六十年四川户口数可能低估。本文重点讨论川中区和川西区的数据，还将从制度的层面，解释乾隆六十年数据的意义及寻求判读的方法，并对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作出推测。
二、川中地区的花户与粮户
嘉庆《四川通志》中有关川中地区各府及各县的户口记载，既比《嘉庆一统志》所载为低，又比各县志所载为高。兹以重庆、泸州及叙永厅、资州等地为例，分析如下。
（一）重庆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1。
表1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户口》。
说明：1953年合川县人口中包括合川市人口。嘉庆十七年铜梁县户口数中包括安居县，涪州包括武隆县。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户数为95.8万，口数为301.8万，远远超过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乾隆民数册》载重庆府户数为34万，丁口数为133.3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比较，户数为49.2％，口数为56.4％。县志系统的数据如果不是照抄嘉庆《四川通志》中数据的话，就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的低许多。《嘉庆一统志》、《乾隆民数册》及县志与嘉庆《四川通志》不属于一个系统。
从表1可见，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綦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9％。这一较高的增长速度表明嘉庆十七年的綦江口数不可能高估。然而，另外两个系统的数据较其更低。道光《綦江县志》卷2 《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只有7880户，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全县仅有10004户。《乾隆民数册》载17347户，63379丁口。 《綦江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数据更无法令人相信。
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江北厅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见表1），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相当高的，故嘉庆十七年口数不可能高估。 其他两个系统的口数更低。道光《江北厅志》卷3 《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仅有20626户，男妇91714口；还记乾隆六十年17105户，75744口；《乾隆民数册》载19486户，84832丁口，均无法令人相信。
据表1，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定远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民国《武胜志》（即清代定远县）卷4 《田赋·户口》记载嘉庆十六年只有20156户，31223丁，乾隆六十年11924户，27897丁；此处的“丁”已不是人口。《乾隆民数册》载19836户，83466丁口，只及表1 所列的半数左右。
同治《璧山县志》卷2 《食货·户口》载嘉庆十七年“实在承粮花户”共24372户，人丁61492。《乾隆民数册》载21781户，71852丁口，县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县志所载“人丁”非人口。以户数计，17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6‰。此与嘉庆十七年至1953 年璧山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相近。
民国《涪州志》卷6 《田赋志》称“清花民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九户。康熙六年归并武隆花民四千五百一十五户，总计二万零六百八十四户。因欲轻赋役而隐蔽，上下相欺，非其实也。自免丁税并入田赋，乾隆五十年“户”至58436，“丁”至129786，户均2.2丁。《乾隆民数册》载52549户，154687丁口，户均2.9丁口。虽然数据有所不同，《涪州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据表1，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涪州（含武隆县）户数为56821，口数为260746，户均4.6口，性别比108，均符合标准。对比可知，民国《涪州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丁”或“丁口”不是人口。按照同样户均口数，若以《涪州志》所载为准，乾隆五十年有26.9万口，以《乾隆民数册》为准，乾隆六十年则有24.2万口。两个年份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5‰和7.6‰，将清代中期至1953年涪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应该是合适的。据表1，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涪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在涪州，三个系统的数据大体是吻合的。
民国《涪州志》记载嘉庆十年户数为45616，丁为166007， “户小于前者一万二千有奇，丁多于前者三万有奇。盖不征丁则当经手曹吏随意增减之，视为具文，亦非其实也”。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因为，此处的涪州指的是不包括武隆县在内的涪州，而以上分析的涪州户口数包括武隆县在内。乾隆年间武隆并于涪州，并未单列。
如果将《乾隆民数册》的错误全部理解为是因户均口数过少而引起的错误，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乾隆民数册》所载重庆府户均丁口数已达3.9口，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重庆府户均口数只有3.4口。我怀疑在许多县，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数都是不完全的，即只记载了部分人口，而未包括全体人口。
光绪二十年《永川县志》卷4《赋役·户口》称：“勘乱初， 流亡甫集，烟火尚稀，其后休养生息，日益繁滋。除编审复业外，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准其入籍考试，是以永之民籍有老户、新户，而乐普、太平、来苏各乡，皆分为二焉。老户所隶之乡则老乐、老太、老来是也，新户所隶之乡则新乐、新太、新来是也。惟安贤里编户加多，仍合为一。各乡新与老错处，一体耕输故通谓之‘粮户’。其无粮者人同土著类，不一而足，故通谓之‘花户’。花户未登县籍，粮户之册又往往数家而一名，乃遵行保甲（雍正八年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挨资编联，每团数十百家不等，则通谓之烟户。就烟户计之，斯丁口之多寡于是乎可核矣。”在这一记载中，有“老户”、“新户”、“土著”、“烟户”的不同称呼。新户是清代迁入的移民，老户即是土著。粮户是承担赋役的民户，包括新户和老户，不承担赋役者被称为“无粮者”，称为“花户”。大量的“花户”应属佃农阶层，他们是不登载于县籍的。粮户之册“往往数家而一名”，是一种与土地相关的业主名单。我相信最初的粮户是一家一名的，随着土地的分割细化，同一块土地上的业主越来越多，“数家而一名”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此类似于明代户口册的演变。只有保甲册中的烟户，才具备全部人口的意义。
同书记载，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旧额新添报部全数”，永川县30148户，男57490丁，妇50212口，共男妇107702（并见省志）， 即与表1所列相同。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县志，“仅云户五千二百有奇， 丁口十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前后多寡，户固悬殊，丁口亦复稍减，若止计粮户耶，则无从核其丁口，况户之奇零，尚不能知，丁口又何以独详。如是，是所载皆非实数也。”县志作者的判断相当有道理：户之不知，焉知丁口。“今由户房粮册查核粮户，又由兵房团册查核烟户，于是丁口之在烟户内者，亦遂朗若列眉云。”所列结果为：粮户11860户（花户从略），烟户76888户（粮户在内），其中男191169丁，妇110548口，共301717丁口。即11860户“粮户”包括在76888户“烟户”之中。《乾隆民数册》载16117户，68465口，所载大多为“粮户”，或许全部为“粮户”。另外，从光绪十九年至1953年，永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5‰。由于永川县户均口数太少，故此增长率显然过高。
依涪州例，以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 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数为364.9万；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74.4万。如果将嘉庆《四川通志》重庆府的户均口数调整为5，嘉庆十七年有345.1万口。以此数为基点至嘉庆二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7‰。由此看来，《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确是实际户口数的半数左右，实际人口的另外一半，即非“粮户”为其忽略。
（二）泸州和叙永厅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和叙永厅分县户口数见表2。
表2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和叙永厅分县户口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1908年划泸州九姓乡置古宋县。
据表2，嘉庆十七年泸州和叙永的人口性别比是正常的。 但户均口数偏低。若调整至户均5口，嘉庆十七年泸州约有74.2万口，叙永厅约26.1万口。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两地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7.2‰。
《嘉庆一统志》所载泸州户口数与表2相同，又载叙永厅有70156户，203088口，较表2所载要多得多。《乾隆民数册》载泸州有86024户，306625口，又载叙永厅有31699户，117212口，均较表2中记载的要少许多。
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2《赋役·户口》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旧花户”864户，男妇3469丁口； 嘉庆十五年“造报新旧承粮花户”共计715户，“未承粮花户”7390户，共计男妇25591。嘉庆十五年的“承粮花户”较乾隆二十三年数略有减少，但仍可视作同一系统。“未承粮花户”远远超过“承粮花户”也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之际兵燹之后，泸州人口大减，清代前期土著甚少，纳税户也少，固定下来的纳税单位更少。“承粮花户”历数十年时间只有些许变动，反映的是人丁税额的变动，与人口变动无关。“未承粮花户”如果是实际户数的话，是决不可以与“承粮花户”相加的。
《乾隆民数册》载九姓司户数为7596，丁口数为17759， 较《四川通志》所载要少得多。光绪《泸州九姓乡志》所载“承粮花户”和“未承粮花户”的户口总数分别只有表2中的44.4％和59.2％。很明显，九姓司的“未承粮花户”也未包括全体户口。
仍据《泸州九姓乡志》，光绪四年，该地承粮花户1021户，未承粮12268户，男女共计62609丁口。夷民1476户，男妇5941丁口。似乎该地在按照人口的比例增加自己的纳税额。从嘉庆十五年至此，“承粮花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未承粮花户”为7.5‰。尽管“未承粮花户”未包括全体人口，但它自身的增长却可能反映全县人口的增长速度。
嘉庆《纳溪县志》卷4 《田赋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花户1271户，男2372，妇2058，共4430丁口；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十六年止“新增承粮花户”9247户，男24328，妇23270，共47598。 “统计承粮花户”10518，男26300，妇25328，共52028丁口。“统计承粮花户”是乾隆二十三年花户和嘉庆十六年“新增承粮花户”之和。《乾隆民数册》载8962户，36489丁口；嘉庆《四川通志》载13501户，60624口。 《乾隆民数册》中的户数与《纳溪县志》所载是吻合的，丁口数则偏低；《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较《纳溪县志》所载明显为多。但无论如何，各系统所载纳溪县的户口都不像是真实的户口数，而是代表部分人口的“承粮花户”。
光绪《泸州志》卷5 《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旧承粮花户”共9400户，男20360，女20257。 嘉庆十六年户48780 ， 男75531，女70911，共146442口，与《四川通志》所载基本相同，且记为“户”，而非“承粮花户”。光绪八年（1882年）户数为108345，口数为520044，户均口数为4.7。从嘉庆十六年至此， 泸州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5‰，从光绪八年至1953年，泸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从这一系列数据的比较来看，嘉庆十六年泸州本州户的数据应是可靠的。按照户均4.7口的规模修正，嘉庆十七年有22.9万。
泸州人口的高增长与近代泸州城市的发展有关。1953年，泸州城市人口多达29万。同一时期较大的府城人口不过5万～6万。若排除泸州城市的发展不计，嘉庆十六年至1953年泸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9.8‰。
将嘉庆二十五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定为25.4万，而将其他地区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 嘉庆二十五年泸州和叙永厅人口分别为73.5万和28.3万，仍设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以年均增长11‰计，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有人口15.7万；以8‰计，泸州其他县有人口33.9万，合计人口为49.6万。乾隆四十一年叙永厅有人口19.9万。
（三）资州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数见表3。
表3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
资料来源：同表1。
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个指标考察，表3 中的数据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性别比，几乎达到了完全相同的程度。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考察，除了井研县外，其他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在11‰－13‰。
《嘉庆一统志》载186555户，953783口，远较表3户口为多。 《乾隆民数册》载88936户，374925口，户口数分别为表3的63％和54％。州县志中的数据也远较表3为低。如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所载嘉庆十七年左右的户口大多较《四川通志》所载为低。资州嘉庆十六年户数为22611，口数为96291；资阳县嘉庆十五年“承粮花户”19917户，106039丁；仁寿县嘉庆十七年34954户，154817口；井研县嘉庆十六年12767户，61941丁口。只有内江县例外，嘉庆十七年该县35174户，大大超出《四川通志》所载，其男妇共177777丁。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资州等三县的在籍人口可能仅仅为“粮户”人口。有相当数量的“花户”并不为册籍所载。光绪《资州直隶州志》所载五县人口合计为59.7万，较嘉庆《四川通志》要少近10万人口。如果扣除内江县多出的人口，同一口径下的差额可能达到14.3万。
以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的内江县数据为准，至1953年，内江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这一数据可能意含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有低估的可能。否则，清代中期以来这一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宣统二年，资州户数为53.1万，口数为266.7万。至1953 年资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以1953年数据为基础，按照10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行回溯，嘉庆二十五年资州人口约为95.9万，竟与《嘉庆一统志》中数据几乎相同；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约为61.9万。
资州的例子说明，就四川情况而言，《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并非完全错误，施坚雅认为比较准确的嘉庆《四川通志》数据也存在较严重的低估。
三、川西地区的数据编造
（一）成都府
成都府是四川省的首府，其各县户口数详见表4。
表4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成都府分县户口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成都县于1952年撤消，并入成都市及温江、新都、郫县、新繁等县。1953年“成都县”条下实为成都市人口。1962年华阳县裁入双流县。
仔细考察表4中的各项数据，有几个问题可供讨论。其一， 除了成都、华阳和汉州（今广汉县）三地外，其他各县的户均口数只有2.3～3.8，大大低于正常的家庭规模。其二，如果将清代正常人口性别比定为110的话，只有郫县和汉州是合格的。其他各县都存在规模不等的对女口的漏记。因全府人口性别比为122，所以，女口漏记的幅度不算大。其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有1706958户，5484272口，户均3.2口，与表4中户均3.3口接近。这或许表明嘉庆《四川通志》和《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出自同一个系统。然而，《嘉庆一统志》中成都府的口数大大多于嘉庆《四川通志》，所以此说又不能成立。依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成都府的人口几无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其四，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141年间，成都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低的， 细究各县数据，其中温江、新繁、新都、郫县、双流、崇宁、新津六县人口不增反减，有悖于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前四县因成都县撤消引起了政区调整，人口已有额外的增加，人口不增反减，更无道理。另外，清代中叶至1953年，四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或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人口如此变动是不可能的。
有一批县志记载了清代若干年份的户口数。通过对这批户口数的分析，可以对嘉庆中期前后成都府的人口变动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同治《成都县志》卷2 《食货志·户口》称：“康熙六年由湖北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口五千六百余名，同治十年报部册档，有四千五百余户，一万三千七百余名。”康熙六年的户均口数为2.8， 同治十年为3，远远低于嘉庆年间成都县的户均口数， 但与成都府的户均口数大体相当。如果说康熙六年来川的满蒙八旗中以青壮年士兵为多，家庭人口少，同治十年，八旗户均口数之低，与对八旗子弟的职业限制有关。从康熙六年（1667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这批满蒙八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
民国《双流县志》卷2《赋税·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户数为30518，口数为94385，户均3.1口。嘉庆十七年户数为31730，口数为97254，户均3.1口。对照表4，县志记载的嘉庆十七年数据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之53％。
这一数值多次出现使我产生联想，嘉庆《四川通志》似乎是在《乾隆民数册》或县志系统资料记载的基础上编造的。如前所述，县志系统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大批“承粮花户”之外的人口可能为其忽略。“承粮花户”与“非承粮花户”的比例可能大体相当，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据此而编造嘉庆十七年的口数。然而，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却不曾料想，在成都府的一些县份，县志系统乃至《乾隆民数册》系统所载是完整的人口数。在成都府，我们就不曾见到川中、川东地区的“承粮花户”之记载。当《四川通志》的编者将正确的口数增加一倍左右的数额之后，口数就大得太离谱了，以至于超过1953年人口数。依《双流县志》数，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 大致合理。然而，《乾隆民数册》载双流县户数为23103，丁口为75725，户均3.3丁口。此数据较民国《双流县志》所载要少许多。依此数， 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也不算离谱。 唯有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超过1953年人口，则是明显不合理的。
民国《新都县志》第二编《政纪·户籍》称嘉庆十七年有户21378，有人丁83685，户均3.9口，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47％。依嘉庆《四川通志》，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新都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若以民国《新都县志》所载为基准，这一时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这一增长速度虽然偏低，但比嘉庆《四川通志》却要可靠得多。民国《新都县志》还记载乾隆六十年有户4571，有人丁54251，户数与人丁数已无法搭配。在《乾隆民数册》中，新都县户数为19038，口数为76047；户均4口，性别比为107。两相比较，《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更为合理：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新都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扣除政区调整的因素，人口增长速度还应低一些。 民国《新都县志》的记载远不如《乾隆民数册》可靠和准确。在新都县的县志系统中，对于户口数的夸大也是从嘉庆年间开始的。
民国《什邡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花户49259户，148362口，户均3口。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嘉庆十七年什邡县口数为174652，户均仅2.4口，更难令人相信。在《乾隆民数册》中，什邡县户数为26777，口数只有80553，户均3口。口数占《四川通志》口数的46.1％。按照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编造数据规律的认识，《四川通志》编者所编嘉庆十七年口数是根据《乾隆民数册》数据编制的。依《乾隆民数册》中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这一数据是合理的。
民国《新繁县志》卷3《赋役·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有11751户，33413口，仅及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15％。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依《四川通志》所载，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而依《新繁县志》，则达9.7‰。1953年的新繁县人口中，已包括部分成都县人口，政区的调整导致其人口增长率偏高。《乾隆民数册》载新繁户数为26271，口数为91237，户均3.5口。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 新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新繁县志》的数据偏低， 《乾隆民数册》的数据偏高。
民国《彭县志》卷3《户口数》中记载嘉庆十七年有41034户，147633口，户均3.6口，口数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230418口的64％。如果《四川通志》所载户均口数也是3.6的话，民国《彭县志》所载将是其口数的58％。《乾隆民数册》记载彭县户数为28305，丁口数为107708，户均3.8口，与民国《彭县志》所载属一个系列，但户口数更低，似有低估。依《彭县志》的记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彭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而依《乾隆民数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则为8.4‰。
嘉庆《汉州志》卷6 《户口》记载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 共有23706户，109592口。户均4.6口，户数和口数分别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的47.7％和47.8％。这一记载格式不是用一个时点而是用一个时段的方式表达的，我将此视作嘉庆十六年数据。查《乾隆民数册》载汉州户数为20237，丁口数为91210，与嘉庆《汉州志》的数据属于同一系统。根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而据嘉庆《汉州志》所载，则为7.7‰。嘉庆《汉州志》及《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显然要比《四川通志》所载为合理。
民国《崇宁县志》卷3 《户口》记载的方式与嘉庆《汉州志》相同，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六年，崇宁户数有26916，人丁有93349，户均3.5丁， 其丁数仅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男性人口数相当。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数多达18.4万，远远超过1953年该县的10万人口，殊不合理。如果民国《崇宁县志》所记为真，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人口几无增长。虽然如此，却比《四川通志》系统中的人口负增长要合理一些。《乾隆民数册》载崇宁县23509户，81354丁口，户均3.5口，与民国《崇宁县志》所载同属一个系统。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 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1958 年崇宁县裁入郫县、彭县和灌县，或许与其人口较少，人口增长不快有关。
道光《新津县志》卷16《户口》记载“自乾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添户”若干，“实载”男妇共165734丁口。以后从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年，从道光元年至七年，从道光八年到十七年，“实载”的男女口数每个年段只有微小的增加，最后一个年段中达171155，接近1953年口数。可见，县志系统中的浮夸在嘉庆十六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嘉庆《四川通志》的浮夸更为严重，嘉庆十七年即达19万余人，超过1953年人口。只有《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是合理的， 乾隆六十年新津县25509 户， 89129丁口，户均3.5丁口；至1953年，新津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
《四川通志》记载嘉庆十七年温江县人口已达27万余，而1953年仅19万余，尽管这还是加有部分成都县在内的人口数量。民国《温江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户3万余，口14万余。 《四川通志》或许就是根据这一数据进行编造的。《乾隆民数册》载29009户，107613丁口，户均3.7丁口。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温江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显然要比其他各种数据好得多。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金堂县户口数可能是唯一正确的一组数据。嘉庆十七年金堂县户数为60919，口数为222808，户均3.7 口， 性别比132，偏高。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嘉庆《金堂县志》卷8 《民赋·户口》所载嘉庆十五年户口比嘉庆《四川通志》要少得多：户仅56232户，男女共147539口，户均只有2.6口。此记载显然属于另外一个数据体系。《乾隆民数册》记载金堂县户数为26626， 丁口数为90372，远较前两套数据为低，更不可信。
从1953年至1962年再至1982年，金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3‰和5.4‰，合计则为6‰。同时期，由于各种社会或自然的因素，同一地区其他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忽高忽低，成都府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9‰和20‰，合计则为15.9‰， 唯有金堂一县保持稳定的匀速增长。从这一数据看，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应当是正确的。
在上述十县中，除金堂以外，其余九县户口数据皆以《乾隆民数册》为相对准确。县志系统中有双流、彭县、汉州、崇宁四县的数据大体正确。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只有金堂一县的数据是正确的。
在《乾隆民数册》系统中，双流等九县乾隆六十年口数合计为80.1万，1953年为187.3万，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然而，《乾隆民数册》载成都府总丁口数为162.4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4‰。仔细对照表4中的数据，在成都府16个州县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双流等九县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最低的一批。也就是说，在籍人口高增长的简州、金堂、崇庆等县并未包括其中。以简州为例，当嘉庆《四川通志》在《乾隆民数册》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口数以后，至1953年其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0.5‰，《乾隆民数册》的丁口低估是相当惊人的。金堂、崇庆两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成都市与华阳县在籍人口的增长速度一高一低，正好相互抵消。从这一分析看，双流等九县丁口的增长速度可以代表成都府的一般水平。作为佐证，在县志系统中，双流等四县嘉庆十七年口数为44.8万，1953年为100万，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
简州地处成都府之东南部，地域广阔，与成都城附近区域相比，简州人口发展的空间可能要大一些，人口增长的速度可能要高一些。崇庆州的情况亦大致如是。以5.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简州、崇庆及金堂三州县以外的人口数为179万，按8‰的年平均增长率对简州、崇庆二州人口回溯，嘉庆二十五年两州人口约为53.8万，以7.5‰的年平均速度对金堂县人口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有23.7万，是年成都府合计人口约256.5万。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 外地人口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速度已接近于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在移民迁入后不久，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仍会是较快的。参照周边几个府的情况，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设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以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成都府有人口180.6万。
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总数为383.7万， 若统一到嘉庆二十五年，则较上述修正数多出约150万。 《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口数为162.4万，如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 约为139.6万，与上述修正数相差约40万。 这是由《乾隆民数册》对成都府若干县丁口数的低估所引起的。
（二）嘉定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嘉定府分县户口数见表5。
表5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嘉定府分县户口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嘉庆十七年峨边营人口数为根据该地户数所得估计值。该地居民为“夷人”。1953年犍为县人口中包括五通桥市人口；荣县人口中包括1／2自贡市人口。
嘉庆十七年嘉定府各县的户均口数和性别比均相当合理，然口数的变动却有四县显得异常。峨眉、洪雅、夹江三县口数均超过1953年，荣县的口数在141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 其余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7‰。
嘉庆《峨眉志·食货志·户口》载：“嘉庆十四年将县我边一甲及太平堡二处拨出归峨边厅管辖，造报除去花户五千八百四十六户，人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六丁。”又载：“嘉庆十七年报部实在花户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四，人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每户丁数不足3丁， 此处的“人丁”数肯定不是人口。
民国《夹江县志》卷4《户口》称嘉庆十七年有29048户， 人丁77840丁。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远远低于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由于户均口数太低，此处“人丁”不是人口。
《乾隆民数册》记载峨眉、洪雅、夹江三县的口数分别为106093、140937和102713，三县的户均口数分别为4.7、4.3和4.4，性别比分别为109、104和107。至1953年，三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2.5‰和3.7‰。很显然，这一组数据要比省志及县志所载合理得多。 将《乾隆民数册》所载此三县的户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数的半数略多。就全府而言，《乾隆民数册》载81.8万口，也是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53％。
然而，还有另一套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嘉庆《峨眉志·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十年有32270户，人丁70455，户均2.2丁。民国《夹江县志》卷4《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承粮户21782，人丁45732，户均2.1丁。与《乾隆民数册》比较，户数或多或少，口数相差甚多。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研究者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鉴于县志中所载乾隆六十年的户均丁数太低，可能只载有部分男性人口，不予采信。
从峨眉等三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一些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即使《四川通志》的编者将乾隆六十年或嘉庆十七年真实的人口数增加一倍，与1953年比较，口数仍可能呈增长状，研究者不易发现其中的错误；而在一些人口增长较低的地区，这类增加就可能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嘉庆十七年口数超过了1953年，数字的虚假也就昭然若揭。
在表5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称嘉庆十八年有28250户，86019丁口。由于户均口数太低，兹采用户均5口的规模加以修正，得141250口，仅及表5中的半数稍多。《乾隆民数册》载犍为县有25074户，146641口，户均5.8口。民国《犍为县志》所载与《乾隆民数册》属于同一系统。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记载乾隆六十一年有11892户，23679口，与《乾隆民数册》比较，相差甚远，不予采信。
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使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编造有了与以前不同的新的认识。光绪《威远县志》卷2 《食货志·户口》称嘉庆二十五年有36375户，男妇154014丁口，户均4.2口。《威远县志》中的户数较《四川通志》要少得多，但口数大体相同。《乾隆民数册》中威远户数为16270，丁口数为76283，仅为嘉庆十年及嘉庆十七年的半数左右。如果采用《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威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乾隆民数册》的这一数据令人怀疑，还因为在光绪《威远县志》卷2中，我们读到另一组乾隆六十年的户口记载，户数为14292，丁数为56065，虽较《乾隆民数册》所载还要少，但仍属一个系列。乾隆六十年威远县的户口数存在很大的问题。
据表5，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荣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2‰，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与这一区域井盐业的发展有关。1939年划荣县贡井和富顺县自流井合置自贡市，就是井盐业及区域城市发展的结果。然而，《乾隆民数册》载荣县户数为22689，口数为103445，仅为表5的55.7％。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乾隆民数册》的记载，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荣县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2.9‰。在158年的时间里，荣县人口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比较而言，对于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来说，我更愿意接受嘉庆《四川通志》所载。
从上述峨眉、夹江、犍为三县例子看，由于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存在不同的版本，不可完全相信。威远、荣县的例子证明，即使是《乾隆民数册》所载，也有可能登录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另外，按照上文对川中地区“承粮”及“花户”的分析，我以为《乾隆民数册》所载某些县份的户口也有可能仅包括人口的一部分，即承担赋役的部分人口。
《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嘉定府有81.8万口，如果不采纳其中的威远县和荣县口数，而代之以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则有口数95.6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依此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嘉定府人口为84万，嘉庆二十五年为113.2万。《乾隆民数册》中未记载峨边厅户口，但这一区域户口极少，不影响分析。
四、结论
笔者虽然没有可能阅读施坚雅所讨论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户口数据，但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所载数据的分析，证明施氏在《四川通省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氏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至此，我们将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四川分府人口列如表6。
表6 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四川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资料来源：乾隆六十年以外的各数据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325页。乾隆六十年数转引自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
说明：王笛引用的宣统元年六直隶厅人口数未作细分（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查王士达引户部清册，知此六直隶厅为懋功厅、石柱厅、打箭厅、松潘厅、叙永厅。太平厅口数未见记载。兹根据各厅户数乘以5.2口，即得各厅口数。打箭厅与松潘厅合并计算。 另有数万“55属船户”忽略不计。
在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间，川中地区和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不断呈上升趋势。川西地区及川西边区的人口比重在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的177年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比较而言，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比川中地区还要大一些，川西边区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比川西地区还要大。
分时期论，唯有未经修正的乾隆六十年人口数显得与众不同。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2.8‰，肯定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我曾指出清代的移民四川，至乾隆中期已经结束。乾隆中期以后的移民，已是零散的，非规模性的了。按照清代的法令，迁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可以分得土地，编入户籍，所以也不存在入籍的障碍。乾隆六十年人口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四川的保甲体系尚不足以控制全部的人口。
在修正过的数据中，从1776年至1820年，从1820年至1910年，再从1910年至1953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不变，人口增长有规律可循。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四川口数为2165.8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为2802万，本文推测同年口数为2356.5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相近，而与《嘉庆一统志》相差甚远。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证明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资料是可靠的。该志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浮夸，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漏载。宣统年间分府人口数基本可靠，只有川西边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一些问题，修正后的结果稍多于册载户口数。^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3年01期第92～105页
【作者简介】曹树基，复旦大学史地所 200433
| 【内容提要】 | 本文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嘉庆《大清一统志》等四种文献所载数据的分析，证明施坚雅在《四川通省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坚雅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
施坚雅《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注：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301页。）是关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研究的力作。这部长篇论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一个认真的整理和辨伪。施坚雅指出《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数据差错主要是由以下三种错误所构成：其一，统计中的差错；当用计算机进行的加总工作和原数据不一致时，就意味着原数据出现了问题。其二，与20世纪的数据比较，可以得知1887年大多数县级人口记录总数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其三，1822年的数据要比1887年的数合理得多，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即1812年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台湾学者刘铮云最近对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以下简称《乾隆民数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版。）。这份民数册与施坚雅所分析的9本民数册属于一个体系。 刘铮云的分析证实以下三点：其一，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的造报过程是相当严谨的；其二，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项指标看，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据要比道光以后好得多；其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及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得与我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成长率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虽然施坚雅对于道光以后9 本四川户口数册的分析是成立的，只是他基于这一分析上的一些推论则是大有疑问的。比如说，他认为四川户口数据的编造是自嘉庆以后开始的，即嘉庆十七年《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据是准确的，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一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因此，对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的分析构成本文的重点。
地方志系统的户口数据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完整的四川分县户口数见于嘉庆《四川通志》卷56《食货·户口》。该书列出分县户数和男、女性人口数及人口总数。笔者用计算机对男、女性人口进行加总，所得结果与原书中的分县总人口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原书在加总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错误。然而，数据加总过程中的正确无误并不能说明数据的来源也是正确的。
绝大多数府志、县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前后的户口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为小，有的数据相差不多，有的数据相差很多。这一现象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有误，一是府志、县志的记载有误。嘉庆《四川通志》出现误差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当所载嘉庆十七年的口数超过1953年的人口数时，我们可以断定嘉庆年间的数据是夸大了的。在未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嘉庆时期的人口总是要少于1953年的。府志、县志记载出现错误的明显标志是，与1953年人口数相比，嘉庆时期的口数过少，以致于从嘉庆年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太高。
刘铮云所讨论的《乾隆民数册》所载即姜涛所整理的清代户部《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注：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435页。）。如上文所述，根据分县数据，刘铮云已经怀疑乾隆六十年四川户口数可能低估。本文重点讨论川中区和川西区的数据，还将从制度的层面，解释乾隆六十年数据的意义及寻求判读的方法，并对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作出推测。
二、川中地区的花户与粮户
嘉庆《四川通志》中有关川中地区各府及各县的户口记载，既比《嘉庆一统志》所载为低，又比各县志所载为高。兹以重庆、泸州及叙永厅、资州等地为例，分析如下。
（一）重庆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1。
表1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的(1812年) 1953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重庆市 1772486 巴县 75743 218779 2.9 121 879378 17.9 江津 47551 199115 4.2 105 971838 11.3 长寿 38708 154023 4.0 108 543095 9.0 永川 30148 107702 3.6 114 501044 11.0 荣昌 33381 93598 2.8 109 431029 10.9 綦江 35259 108215 3.1 110 570617 11.9 南川 33538 149562 4.5 118 390196 6.8 铜梁 61919 297264 4.8 118 512491 3.9 合州 83154 187357 2.3 124 959326 11.7 涪州 56821 260746 4.6 108 798710 8.0 大足 33793 117561 3.5 107 504523 10.4 璧山 38470 151022 3.9 109 387979 6.7 定远 53688 168823 3.1 108 436946 6.8 江北 37990 152039 4.0 105 719134 11.1 合计 690163 2365806 3.4 112 10605941 10.7 |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户口》。
说明：1953年合川县人口中包括合川市人口。嘉庆十七年铜梁县户口数中包括安居县，涪州包括武隆县。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户数为95.8万，口数为301.8万，远远超过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乾隆民数册》载重庆府户数为34万，丁口数为133.3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比较，户数为49.2％，口数为56.4％。县志系统的数据如果不是照抄嘉庆《四川通志》中数据的话，就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的低许多。《嘉庆一统志》、《乾隆民数册》及县志与嘉庆《四川通志》不属于一个系统。
从表1可见，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綦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9％。这一较高的增长速度表明嘉庆十七年的綦江口数不可能高估。然而，另外两个系统的数据较其更低。道光《綦江县志》卷2 《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只有7880户，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全县仅有10004户。《乾隆民数册》载17347户，63379丁口。 《綦江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数据更无法令人相信。
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江北厅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见表1），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相当高的，故嘉庆十七年口数不可能高估。 其他两个系统的口数更低。道光《江北厅志》卷3 《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仅有20626户，男妇91714口；还记乾隆六十年17105户，75744口；《乾隆民数册》载19486户，84832丁口，均无法令人相信。
据表1，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定远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民国《武胜志》（即清代定远县）卷4 《田赋·户口》记载嘉庆十六年只有20156户，31223丁，乾隆六十年11924户，27897丁；此处的“丁”已不是人口。《乾隆民数册》载19836户，83466丁口，只及表1 所列的半数左右。
同治《璧山县志》卷2 《食货·户口》载嘉庆十七年“实在承粮花户”共24372户，人丁61492。《乾隆民数册》载21781户，71852丁口，县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县志所载“人丁”非人口。以户数计，17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6‰。此与嘉庆十七年至1953 年璧山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相近。
民国《涪州志》卷6 《田赋志》称“清花民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九户。康熙六年归并武隆花民四千五百一十五户，总计二万零六百八十四户。因欲轻赋役而隐蔽，上下相欺，非其实也。自免丁税并入田赋，乾隆五十年“户”至58436，“丁”至129786，户均2.2丁。《乾隆民数册》载52549户，154687丁口，户均2.9丁口。虽然数据有所不同，《涪州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据表1，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涪州（含武隆县）户数为56821，口数为260746，户均4.6口，性别比108，均符合标准。对比可知，民国《涪州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丁”或“丁口”不是人口。按照同样户均口数，若以《涪州志》所载为准，乾隆五十年有26.9万口，以《乾隆民数册》为准，乾隆六十年则有24.2万口。两个年份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5‰和7.6‰，将清代中期至1953年涪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应该是合适的。据表1，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涪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在涪州，三个系统的数据大体是吻合的。
民国《涪州志》记载嘉庆十年户数为45616，丁为166007， “户小于前者一万二千有奇，丁多于前者三万有奇。盖不征丁则当经手曹吏随意增减之，视为具文，亦非其实也”。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因为，此处的涪州指的是不包括武隆县在内的涪州，而以上分析的涪州户口数包括武隆县在内。乾隆年间武隆并于涪州，并未单列。
如果将《乾隆民数册》的错误全部理解为是因户均口数过少而引起的错误，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乾隆民数册》所载重庆府户均丁口数已达3.9口，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重庆府户均口数只有3.4口。我怀疑在许多县，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数都是不完全的，即只记载了部分人口，而未包括全体人口。
光绪二十年《永川县志》卷4《赋役·户口》称：“勘乱初， 流亡甫集，烟火尚稀，其后休养生息，日益繁滋。除编审复业外，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准其入籍考试，是以永之民籍有老户、新户，而乐普、太平、来苏各乡，皆分为二焉。老户所隶之乡则老乐、老太、老来是也，新户所隶之乡则新乐、新太、新来是也。惟安贤里编户加多，仍合为一。各乡新与老错处，一体耕输故通谓之‘粮户’。其无粮者人同土著类，不一而足，故通谓之‘花户’。花户未登县籍，粮户之册又往往数家而一名，乃遵行保甲（雍正八年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挨资编联，每团数十百家不等，则通谓之烟户。就烟户计之，斯丁口之多寡于是乎可核矣。”在这一记载中，有“老户”、“新户”、“土著”、“烟户”的不同称呼。新户是清代迁入的移民，老户即是土著。粮户是承担赋役的民户，包括新户和老户，不承担赋役者被称为“无粮者”，称为“花户”。大量的“花户”应属佃农阶层，他们是不登载于县籍的。粮户之册“往往数家而一名”，是一种与土地相关的业主名单。我相信最初的粮户是一家一名的，随着土地的分割细化，同一块土地上的业主越来越多，“数家而一名”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此类似于明代户口册的演变。只有保甲册中的烟户，才具备全部人口的意义。
同书记载，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旧额新添报部全数”，永川县30148户，男57490丁，妇50212口，共男妇107702（并见省志）， 即与表1所列相同。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县志，“仅云户五千二百有奇， 丁口十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前后多寡，户固悬殊，丁口亦复稍减，若止计粮户耶，则无从核其丁口，况户之奇零，尚不能知，丁口又何以独详。如是，是所载皆非实数也。”县志作者的判断相当有道理：户之不知，焉知丁口。“今由户房粮册查核粮户，又由兵房团册查核烟户，于是丁口之在烟户内者，亦遂朗若列眉云。”所列结果为：粮户11860户（花户从略），烟户76888户（粮户在内），其中男191169丁，妇110548口，共301717丁口。即11860户“粮户”包括在76888户“烟户”之中。《乾隆民数册》载16117户，68465口，所载大多为“粮户”，或许全部为“粮户”。另外，从光绪十九年至1953年，永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5‰。由于永川县户均口数太少，故此增长率显然过高。
依涪州例，以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 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数为364.9万；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74.4万。如果将嘉庆《四川通志》重庆府的户均口数调整为5，嘉庆十七年有345.1万口。以此数为基点至嘉庆二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7‰。由此看来，《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确是实际户口数的半数左右，实际人口的另外一半，即非“粮户”为其忽略。
（二）泸州和叙永厅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和叙永厅分县户口数见表2。
表2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和叙永厅分县户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泸州市 289043 泸州 46036 140616 3.1 105 859638 15.0 纳溪 13501 60624 4.5 121 285841 11.1 合江 36292 113232 3.1 111 503740 10.6 江安 34403 88364 2.6 112 271085 8.0 九姓司 18238 43219 2.4 112 155511 9.1 合计 148470 446055 3.0 111 2364858 11.9 叙永 31568 96960 3.1 107 271252 7.3 永宁 20608 66877 3.2 112 445070 13.5 合计 52176 163837 3.1 109 716322 10.5 |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1908年划泸州九姓乡置古宋县。
据表2，嘉庆十七年泸州和叙永的人口性别比是正常的。 但户均口数偏低。若调整至户均5口，嘉庆十七年泸州约有74.2万口，叙永厅约26.1万口。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两地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7.2‰。
《嘉庆一统志》所载泸州户口数与表2相同，又载叙永厅有70156户，203088口，较表2所载要多得多。《乾隆民数册》载泸州有86024户，306625口，又载叙永厅有31699户，117212口，均较表2中记载的要少许多。
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2《赋役·户口》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旧花户”864户，男妇3469丁口； 嘉庆十五年“造报新旧承粮花户”共计715户，“未承粮花户”7390户，共计男妇25591。嘉庆十五年的“承粮花户”较乾隆二十三年数略有减少，但仍可视作同一系统。“未承粮花户”远远超过“承粮花户”也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之际兵燹之后，泸州人口大减，清代前期土著甚少，纳税户也少，固定下来的纳税单位更少。“承粮花户”历数十年时间只有些许变动，反映的是人丁税额的变动，与人口变动无关。“未承粮花户”如果是实际户数的话，是决不可以与“承粮花户”相加的。
《乾隆民数册》载九姓司户数为7596，丁口数为17759， 较《四川通志》所载要少得多。光绪《泸州九姓乡志》所载“承粮花户”和“未承粮花户”的户口总数分别只有表2中的44.4％和59.2％。很明显，九姓司的“未承粮花户”也未包括全体户口。
仍据《泸州九姓乡志》，光绪四年，该地承粮花户1021户，未承粮12268户，男女共计62609丁口。夷民1476户，男妇5941丁口。似乎该地在按照人口的比例增加自己的纳税额。从嘉庆十五年至此，“承粮花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未承粮花户”为7.5‰。尽管“未承粮花户”未包括全体人口，但它自身的增长却可能反映全县人口的增长速度。
嘉庆《纳溪县志》卷4 《田赋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花户1271户，男2372，妇2058，共4430丁口；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十六年止“新增承粮花户”9247户，男24328，妇23270，共47598。 “统计承粮花户”10518，男26300，妇25328，共52028丁口。“统计承粮花户”是乾隆二十三年花户和嘉庆十六年“新增承粮花户”之和。《乾隆民数册》载8962户，36489丁口；嘉庆《四川通志》载13501户，60624口。 《乾隆民数册》中的户数与《纳溪县志》所载是吻合的，丁口数则偏低；《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较《纳溪县志》所载明显为多。但无论如何，各系统所载纳溪县的户口都不像是真实的户口数，而是代表部分人口的“承粮花户”。
光绪《泸州志》卷5 《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旧承粮花户”共9400户，男20360，女20257。 嘉庆十六年户48780 ， 男75531，女70911，共146442口，与《四川通志》所载基本相同，且记为“户”，而非“承粮花户”。光绪八年（1882年）户数为108345，口数为520044，户均口数为4.7。从嘉庆十六年至此， 泸州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5‰，从光绪八年至1953年，泸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从这一系列数据的比较来看，嘉庆十六年泸州本州户的数据应是可靠的。按照户均4.7口的规模修正，嘉庆十七年有22.9万。
泸州人口的高增长与近代泸州城市的发展有关。1953年，泸州城市人口多达29万。同一时期较大的府城人口不过5万～6万。若排除泸州城市的发展不计，嘉庆十六年至1953年泸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9.8‰。
将嘉庆二十五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定为25.4万，而将其他地区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 嘉庆二十五年泸州和叙永厅人口分别为73.5万和28.3万，仍设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以年均增长11‰计，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有人口15.7万；以8‰计，泸州其他县有人口33.9万，合计人口为49.6万。乾隆四十一年叙永厅有人口19.9万。
（三）资州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数见表3。
表3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资州 28665 140232 4.9 110 829554 12.7 资阳 24371 134996 5.5 111 682020 11.6 内江 28119 133807 4.8 110 544204 内江市 190222 12.1 仁寿 38659 170684 4.4 110 1081543 13.2 井研 21443 114510 5.3 110 275842 6.3 合计 141257 694229 4.9 110 3603385 11.7 |
资料来源：同表1。
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个指标考察，表3 中的数据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性别比，几乎达到了完全相同的程度。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考察，除了井研县外，其他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在11‰－13‰。
《嘉庆一统志》载186555户，953783口，远较表3户口为多。 《乾隆民数册》载88936户，374925口，户口数分别为表3的63％和54％。州县志中的数据也远较表3为低。如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所载嘉庆十七年左右的户口大多较《四川通志》所载为低。资州嘉庆十六年户数为22611，口数为96291；资阳县嘉庆十五年“承粮花户”19917户，106039丁；仁寿县嘉庆十七年34954户，154817口；井研县嘉庆十六年12767户，61941丁口。只有内江县例外，嘉庆十七年该县35174户，大大超出《四川通志》所载，其男妇共177777丁。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资州等三县的在籍人口可能仅仅为“粮户”人口。有相当数量的“花户”并不为册籍所载。光绪《资州直隶州志》所载五县人口合计为59.7万，较嘉庆《四川通志》要少近10万人口。如果扣除内江县多出的人口，同一口径下的差额可能达到14.3万。
以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的内江县数据为准，至1953年，内江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这一数据可能意含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有低估的可能。否则，清代中期以来这一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宣统二年，资州户数为53.1万，口数为266.7万。至1953 年资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以1953年数据为基础，按照10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行回溯，嘉庆二十五年资州人口约为95.9万，竟与《嘉庆一统志》中数据几乎相同；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约为61.9万。
资州的例子说明，就四川情况而言，《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并非完全错误，施坚雅认为比较准确的嘉庆《四川通志》数据也存在较严重的低估。
三、川西地区的数据编造
（一）成都府
成都府是四川省的首府，其各县户口数详见表4。
表4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成都府分县户口
州县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 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成都 69597 386397 5.6 126 856713 5.7 华阳 85974 389656 4.5 128 415511 0.5 双流 66989 181797 2.7 127 175272 -0.3 温江 74872 270998 3.6 132 194193 -2.4 新繁 76572 222658 2.9 123 129986 -3.8 金堂 60919 222808 3.7 132 636808 7.5 新都 46236 177458 3.8 131 131284 -2.1 郫县 94236 236659 2.5 107 225506 -0.3 崇宁 62486 183570 2.9 119 100020 -4.3 灌县 108571 251266 2.3 115 341529 2.2 彭县 70657 230418 3.3 120 401234 3.9 简州 73921 256536 3.5 116 1123799 10.5 崇庆 81435 228565 2.8 117 429454 4.5 新津 73010 193581 2.7 122 172792 -0.8 汉州 49659 229485 4.6 109 323656 2.4 什邡 72209 174652 2.4 142 244262 2.4 合计 1167343 3836504 3.3 122 5902019 3.1 |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成都县于1952年撤消，并入成都市及温江、新都、郫县、新繁等县。1953年“成都县”条下实为成都市人口。1962年华阳县裁入双流县。
仔细考察表4中的各项数据，有几个问题可供讨论。其一， 除了成都、华阳和汉州（今广汉县）三地外，其他各县的户均口数只有2.3～3.8，大大低于正常的家庭规模。其二，如果将清代正常人口性别比定为110的话，只有郫县和汉州是合格的。其他各县都存在规模不等的对女口的漏记。因全府人口性别比为122，所以，女口漏记的幅度不算大。其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有1706958户，5484272口，户均3.2口，与表4中户均3.3口接近。这或许表明嘉庆《四川通志》和《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出自同一个系统。然而，《嘉庆一统志》中成都府的口数大大多于嘉庆《四川通志》，所以此说又不能成立。依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成都府的人口几无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其四，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141年间，成都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低的， 细究各县数据，其中温江、新繁、新都、郫县、双流、崇宁、新津六县人口不增反减，有悖于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前四县因成都县撤消引起了政区调整，人口已有额外的增加，人口不增反减，更无道理。另外，清代中叶至1953年，四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或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人口如此变动是不可能的。
有一批县志记载了清代若干年份的户口数。通过对这批户口数的分析，可以对嘉庆中期前后成都府的人口变动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同治《成都县志》卷2 《食货志·户口》称：“康熙六年由湖北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口五千六百余名，同治十年报部册档，有四千五百余户，一万三千七百余名。”康熙六年的户均口数为2.8， 同治十年为3，远远低于嘉庆年间成都县的户均口数， 但与成都府的户均口数大体相当。如果说康熙六年来川的满蒙八旗中以青壮年士兵为多，家庭人口少，同治十年，八旗户均口数之低，与对八旗子弟的职业限制有关。从康熙六年（1667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这批满蒙八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
民国《双流县志》卷2《赋税·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户数为30518，口数为94385，户均3.1口。嘉庆十七年户数为31730，口数为97254，户均3.1口。对照表4，县志记载的嘉庆十七年数据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之53％。
这一数值多次出现使我产生联想，嘉庆《四川通志》似乎是在《乾隆民数册》或县志系统资料记载的基础上编造的。如前所述，县志系统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大批“承粮花户”之外的人口可能为其忽略。“承粮花户”与“非承粮花户”的比例可能大体相当，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据此而编造嘉庆十七年的口数。然而，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却不曾料想，在成都府的一些县份，县志系统乃至《乾隆民数册》系统所载是完整的人口数。在成都府，我们就不曾见到川中、川东地区的“承粮花户”之记载。当《四川通志》的编者将正确的口数增加一倍左右的数额之后，口数就大得太离谱了，以至于超过1953年人口数。依《双流县志》数，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 大致合理。然而，《乾隆民数册》载双流县户数为23103，丁口为75725，户均3.3丁口。此数据较民国《双流县志》所载要少许多。依此数， 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也不算离谱。 唯有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超过1953年人口，则是明显不合理的。
民国《新都县志》第二编《政纪·户籍》称嘉庆十七年有户21378，有人丁83685，户均3.9口，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47％。依嘉庆《四川通志》，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新都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若以民国《新都县志》所载为基准，这一时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这一增长速度虽然偏低，但比嘉庆《四川通志》却要可靠得多。民国《新都县志》还记载乾隆六十年有户4571，有人丁54251，户数与人丁数已无法搭配。在《乾隆民数册》中，新都县户数为19038，口数为76047；户均4口，性别比为107。两相比较，《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更为合理：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新都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扣除政区调整的因素，人口增长速度还应低一些。 民国《新都县志》的记载远不如《乾隆民数册》可靠和准确。在新都县的县志系统中，对于户口数的夸大也是从嘉庆年间开始的。
民国《什邡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花户49259户，148362口，户均3口。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嘉庆十七年什邡县口数为174652，户均仅2.4口，更难令人相信。在《乾隆民数册》中，什邡县户数为26777，口数只有80553，户均3口。口数占《四川通志》口数的46.1％。按照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编造数据规律的认识，《四川通志》编者所编嘉庆十七年口数是根据《乾隆民数册》数据编制的。依《乾隆民数册》中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这一数据是合理的。
民国《新繁县志》卷3《赋役·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有11751户，33413口，仅及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15％。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依《四川通志》所载，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而依《新繁县志》，则达9.7‰。1953年的新繁县人口中，已包括部分成都县人口，政区的调整导致其人口增长率偏高。《乾隆民数册》载新繁户数为26271，口数为91237，户均3.5口。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 新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新繁县志》的数据偏低， 《乾隆民数册》的数据偏高。
民国《彭县志》卷3《户口数》中记载嘉庆十七年有41034户，147633口，户均3.6口，口数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230418口的64％。如果《四川通志》所载户均口数也是3.6的话，民国《彭县志》所载将是其口数的58％。《乾隆民数册》记载彭县户数为28305，丁口数为107708，户均3.8口，与民国《彭县志》所载属一个系列，但户口数更低，似有低估。依《彭县志》的记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彭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而依《乾隆民数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则为8.4‰。
嘉庆《汉州志》卷6 《户口》记载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 共有23706户，109592口。户均4.6口，户数和口数分别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的47.7％和47.8％。这一记载格式不是用一个时点而是用一个时段的方式表达的，我将此视作嘉庆十六年数据。查《乾隆民数册》载汉州户数为20237，丁口数为91210，与嘉庆《汉州志》的数据属于同一系统。根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而据嘉庆《汉州志》所载，则为7.7‰。嘉庆《汉州志》及《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显然要比《四川通志》所载为合理。
民国《崇宁县志》卷3 《户口》记载的方式与嘉庆《汉州志》相同，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六年，崇宁户数有26916，人丁有93349，户均3.5丁， 其丁数仅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男性人口数相当。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数多达18.4万，远远超过1953年该县的10万人口，殊不合理。如果民国《崇宁县志》所记为真，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人口几无增长。虽然如此，却比《四川通志》系统中的人口负增长要合理一些。《乾隆民数册》载崇宁县23509户，81354丁口，户均3.5口，与民国《崇宁县志》所载同属一个系统。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 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1958 年崇宁县裁入郫县、彭县和灌县，或许与其人口较少，人口增长不快有关。
道光《新津县志》卷16《户口》记载“自乾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添户”若干，“实载”男妇共165734丁口。以后从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年，从道光元年至七年，从道光八年到十七年，“实载”的男女口数每个年段只有微小的增加，最后一个年段中达171155，接近1953年口数。可见，县志系统中的浮夸在嘉庆十六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嘉庆《四川通志》的浮夸更为严重，嘉庆十七年即达19万余人，超过1953年人口。只有《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是合理的， 乾隆六十年新津县25509 户， 89129丁口，户均3.5丁口；至1953年，新津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
《四川通志》记载嘉庆十七年温江县人口已达27万余，而1953年仅19万余，尽管这还是加有部分成都县在内的人口数量。民国《温江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户3万余，口14万余。 《四川通志》或许就是根据这一数据进行编造的。《乾隆民数册》载29009户，107613丁口，户均3.7丁口。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温江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显然要比其他各种数据好得多。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金堂县户口数可能是唯一正确的一组数据。嘉庆十七年金堂县户数为60919，口数为222808，户均3.7 口， 性别比132，偏高。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嘉庆《金堂县志》卷8 《民赋·户口》所载嘉庆十五年户口比嘉庆《四川通志》要少得多：户仅56232户，男女共147539口，户均只有2.6口。此记载显然属于另外一个数据体系。《乾隆民数册》记载金堂县户数为26626， 丁口数为90372，远较前两套数据为低，更不可信。
从1953年至1962年再至1982年，金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3‰和5.4‰，合计则为6‰。同时期，由于各种社会或自然的因素，同一地区其他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忽高忽低，成都府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9‰和20‰，合计则为15.9‰， 唯有金堂一县保持稳定的匀速增长。从这一数据看，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应当是正确的。
在上述十县中，除金堂以外，其余九县户口数据皆以《乾隆民数册》为相对准确。县志系统中有双流、彭县、汉州、崇宁四县的数据大体正确。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只有金堂一县的数据是正确的。
在《乾隆民数册》系统中，双流等九县乾隆六十年口数合计为80.1万，1953年为187.3万，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然而，《乾隆民数册》载成都府总丁口数为162.4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4‰。仔细对照表4中的数据，在成都府16个州县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双流等九县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最低的一批。也就是说，在籍人口高增长的简州、金堂、崇庆等县并未包括其中。以简州为例，当嘉庆《四川通志》在《乾隆民数册》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口数以后，至1953年其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0.5‰，《乾隆民数册》的丁口低估是相当惊人的。金堂、崇庆两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成都市与华阳县在籍人口的增长速度一高一低，正好相互抵消。从这一分析看，双流等九县丁口的增长速度可以代表成都府的一般水平。作为佐证，在县志系统中，双流等四县嘉庆十七年口数为44.8万，1953年为100万，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
简州地处成都府之东南部，地域广阔，与成都城附近区域相比，简州人口发展的空间可能要大一些，人口增长的速度可能要高一些。崇庆州的情况亦大致如是。以5.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简州、崇庆及金堂三州县以外的人口数为179万，按8‰的年平均增长率对简州、崇庆二州人口回溯，嘉庆二十五年两州人口约为53.8万，以7.5‰的年平均速度对金堂县人口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有23.7万，是年成都府合计人口约256.5万。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 外地人口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速度已接近于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在移民迁入后不久，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仍会是较快的。参照周边几个府的情况，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设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以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成都府有人口180.6万。
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总数为383.7万， 若统一到嘉庆二十五年，则较上述修正数多出约150万。 《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口数为162.4万，如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 约为139.6万，与上述修正数相差约40万。 这是由《乾隆民数册》对成都府若干县丁口数的低估所引起的。
（二）嘉定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嘉定府分县户口数见表5。
表5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嘉定府分县户口
县厅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乐山 49701 247764 5.0 108 433069 4.0 峨眉 38977 196148 5.0 107 164380 -1.2 洪雅 49049 250747 5.1 123 208655 -1.3 夹江 35351 199172 5.6 118 184787 -0.5 犍为 40138 243660 6.1 107 534383 5.6 荣县 38255 185619 4.9 114 781620 10.2 威远 46036 160956 3.5 112 416279 6.8 峨边厅 5020 21121 4.2 101 6.1 峨边营 4236 20000 97195｝ 6.1 合计 306763 1525187 5.0 112 2810368 4.3 |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嘉庆十七年峨边营人口数为根据该地户数所得估计值。该地居民为“夷人”。1953年犍为县人口中包括五通桥市人口；荣县人口中包括1／2自贡市人口。
嘉庆十七年嘉定府各县的户均口数和性别比均相当合理，然口数的变动却有四县显得异常。峨眉、洪雅、夹江三县口数均超过1953年，荣县的口数在141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 其余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7‰。
嘉庆《峨眉志·食货志·户口》载：“嘉庆十四年将县我边一甲及太平堡二处拨出归峨边厅管辖，造报除去花户五千八百四十六户，人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六丁。”又载：“嘉庆十七年报部实在花户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四，人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每户丁数不足3丁， 此处的“人丁”数肯定不是人口。
民国《夹江县志》卷4《户口》称嘉庆十七年有29048户， 人丁77840丁。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远远低于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由于户均口数太低，此处“人丁”不是人口。
《乾隆民数册》记载峨眉、洪雅、夹江三县的口数分别为106093、140937和102713，三县的户均口数分别为4.7、4.3和4.4，性别比分别为109、104和107。至1953年，三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2.5‰和3.7‰。很显然，这一组数据要比省志及县志所载合理得多。 将《乾隆民数册》所载此三县的户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数的半数略多。就全府而言，《乾隆民数册》载81.8万口，也是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53％。
然而，还有另一套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嘉庆《峨眉志·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十年有32270户，人丁70455，户均2.2丁。民国《夹江县志》卷4《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承粮户21782，人丁45732，户均2.1丁。与《乾隆民数册》比较，户数或多或少，口数相差甚多。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研究者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鉴于县志中所载乾隆六十年的户均丁数太低，可能只载有部分男性人口，不予采信。
从峨眉等三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一些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即使《四川通志》的编者将乾隆六十年或嘉庆十七年真实的人口数增加一倍，与1953年比较，口数仍可能呈增长状，研究者不易发现其中的错误；而在一些人口增长较低的地区，这类增加就可能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嘉庆十七年口数超过了1953年，数字的虚假也就昭然若揭。
在表5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称嘉庆十八年有28250户，86019丁口。由于户均口数太低，兹采用户均5口的规模加以修正，得141250口，仅及表5中的半数稍多。《乾隆民数册》载犍为县有25074户，146641口，户均5.8口。民国《犍为县志》所载与《乾隆民数册》属于同一系统。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记载乾隆六十一年有11892户，23679口，与《乾隆民数册》比较，相差甚远，不予采信。
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使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编造有了与以前不同的新的认识。光绪《威远县志》卷2 《食货志·户口》称嘉庆二十五年有36375户，男妇154014丁口，户均4.2口。《威远县志》中的户数较《四川通志》要少得多，但口数大体相同。《乾隆民数册》中威远户数为16270，丁口数为76283，仅为嘉庆十年及嘉庆十七年的半数左右。如果采用《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威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乾隆民数册》的这一数据令人怀疑，还因为在光绪《威远县志》卷2中，我们读到另一组乾隆六十年的户口记载，户数为14292，丁数为56065，虽较《乾隆民数册》所载还要少，但仍属一个系列。乾隆六十年威远县的户口数存在很大的问题。
据表5，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荣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2‰，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与这一区域井盐业的发展有关。1939年划荣县贡井和富顺县自流井合置自贡市，就是井盐业及区域城市发展的结果。然而，《乾隆民数册》载荣县户数为22689，口数为103445，仅为表5的55.7％。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乾隆民数册》的记载，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荣县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2.9‰。在158年的时间里，荣县人口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比较而言，对于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来说，我更愿意接受嘉庆《四川通志》所载。
从上述峨眉、夹江、犍为三县例子看，由于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存在不同的版本，不可完全相信。威远、荣县的例子证明，即使是《乾隆民数册》所载，也有可能登录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另外，按照上文对川中地区“承粮”及“花户”的分析，我以为《乾隆民数册》所载某些县份的户口也有可能仅包括人口的一部分，即承担赋役的部分人口。
《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嘉定府有81.8万口，如果不采纳其中的威远县和荣县口数，而代之以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则有口数95.6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依此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嘉定府人口为84万，嘉庆二十五年为113.2万。《乾隆民数册》中未记载峨边厅户口，但这一区域户口极少，不影响分析。
四、结论
笔者虽然没有可能阅读施坚雅所讨论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户口数据，但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所载数据的分析，证明施氏在《四川通省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氏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至此，我们将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四川分府人口列如表6。
表6 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四川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1953年 (1795年) (1776年) (1820年) (1910年) 川中地区重庆府133.3 274.4 364.9 692.7 1060.6 泸 州 30.7 49.6 73.5 162.1 236.5 叙永厅 11.7 19.9 28.3 65.6 71.6 顺庆府 102.2 121.0 171.8 316.4 485.3 潼川府 70.5 116.3 180.2 452.6 676.9 资 州 37.5 61.9 95.9 266.7 360.3 保宁府 53.4 77.3 119.7 293.1 449.6 小 计 439.3 720.4 1034.3 2249.2 3340.8 百分比(%) 39.5 42.9 43.9 49.7 51.2 川东地区酉阳州25.7 44.8 62.2 102.8 146.0 绥定府 31.0 69.9 108.3 262.3 329.4 太平厅 9.6 14.0 41.6 夔州府 42.9 91.8 130.3 215.8 373.4 忠 州 30.9 47.3 69.8 139.3 213.8 石柱厅 6.6 7.5 10.8 3.3 32.2 小 计 137.1 270.9 395.4 723.5 1136.4 百分比(%) 12.3 16.1 16.8 16.0 17.4 川西地区绵 州 34.7 63.3 80.6 133.5 167.3 成都府 162.4 180.6 256.5 412.1 590.2 邛 州 27.9 26.6 39.0 70.7 86.2 龙安府 28.0 25.1 32.6 57.6 65.1 眉 州 28.9 31.8 42.4 69.1 85.5 嘉定府 81.8 84.0 113.2 219.6 281.0 叙州府 88.1 130.1 176.9 304.9 392.0 小 计 451.8 541.5 741.2 1267.5 1667.8 百分比(%) 40.6 32.2 31.5 28.0 25.6 川西边区雅州府 31.5 49.2 62.6 100.7 126.4 宁远府 38.0 83.5 104.5 164.9 207.0 茂 州 11.4 4.9 5.3 6.3 6.9 理番厅 2.4 1.7 1.8 3.3 2.4 懋功厅 3.1 3.9 3.5 8.3 松潘厅 1.9 5.9 7.5 6.4 15.2 小 计 85.2 148.3 185.6 285.1 366.2 百分比(%) 7.7 8.8 7.9 6.3 5.6 合 计 1113.4 1681.1 2356.5 4525.3 6510.8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
资料来源：乾隆六十年以外的各数据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325页。乾隆六十年数转引自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
说明：王笛引用的宣统元年六直隶厅人口数未作细分（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查王士达引户部清册，知此六直隶厅为懋功厅、石柱厅、打箭厅、松潘厅、叙永厅。太平厅口数未见记载。兹根据各厅户数乘以5.2口，即得各厅口数。打箭厅与松潘厅合并计算。 另有数万“55属船户”忽略不计。
在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间，川中地区和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不断呈上升趋势。川西地区及川西边区的人口比重在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的177年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比较而言，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比川中地区还要大一些，川西边区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比川西地区还要大。
分时期论，唯有未经修正的乾隆六十年人口数显得与众不同。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2.8‰，肯定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我曾指出清代的移民四川，至乾隆中期已经结束。乾隆中期以后的移民，已是零散的，非规模性的了。按照清代的法令，迁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可以分得土地，编入户籍，所以也不存在入籍的障碍。乾隆六十年人口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四川的保甲体系尚不足以控制全部的人口。
在修正过的数据中，从1776年至1820年，从1820年至1910年，再从1910年至1953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不变，人口增长有规律可循。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四川口数为2165.8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为2802万，本文推测同年口数为2356.5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相近，而与《嘉庆一统志》相差甚远。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证明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资料是可靠的。该志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浮夸，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漏载。宣统年间分府人口数基本可靠，只有川西边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一些问题，修正后的结果稍多于册载户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