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侯德仁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02年05期第111～117页
【英文标题】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Frontiers between the Dao-Xian Times in the Qing Dynasty
HOU De-r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作者简介】侯德仁，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天津 300071
侯德仁（1975－），男，黑龙江海伦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日 期】2002－02－11
【关 键 词】边疆史地学/新趋势/新特征/忧患意识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rontiers/new trends/new characteristics/preparations for frontier defence/consciousness of misery and crisis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5－0111－07
我国清代自道光、咸丰之后，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一时形成士林风尚，成为学术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此期间，名家辈出，著作如林。边疆史地学之研究亦由史学之附庸蔚为大国，逐渐成为当时的“显学”。本文主要是探讨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道咸年间（1821－1861年），清王朝统治已经从百年鼎盛的颠峰走向全面衰落。内乱外侮，使社会迅速陷于衰败和动荡之中。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均已全面凸显，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寸飘摇之中，此时的社会状况诚如龚自珍所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1］（P87），“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1］（P78），“不十年惧或烦兵事”［1］（P1），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嘉庆二十五年（1820），流亡在海外的原维吾尔族上层统治者的后裔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勾结浩罕国势力，利用新疆各族人民对清朝官僚统治腐败的不满和仇视，窜入南疆，煽动分裂祖国的叛乱，这场叛乱直至道光七年（1827）才最后平定。此外，沙俄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地区进行武装侵扰和非法占领。自此，中国西北边疆进入“多事之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和罪恶的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英国侵略者逼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自此，中国的边疆地区烽烟四起，“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2］， 海警沓至，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边疆局势日益严峻。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领土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乘机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的侵略。早在40年代，沙俄就多次派人潜入中国的黑龙江境内进行窥伺，在黑龙江沿岸遍设哨所。同时侵入中国西北地区。1846年，沙俄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不断地对这一地区进行蚕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借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之机，加快了向中国黑龙江地区扩张的步伐。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运用武力不断地侵略和割占中国北疆领土，成为中国北疆最大的隐患。
至于东南海疆，更是炮火连天，动荡不宁。英国侵略者正是从东南沿海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英法等国的侵略者开始不断地侵扰我国的东南海疆。而西南边疆，英国侵略者，也不断地制造事端，甚至一度侵入我国的西藏地区。
中国的边疆地区险象环生，祸患接踵的严峻形势的出现，以及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激发了边疆史地研究者深层次的思索。他们自觉地将边疆史地研究和筹边谋防相结合，使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二、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新趋势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时势的激荡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空前兴盛。
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源远流长。它发展到清代，由于长期受乾嘉汉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一种以内地十八行省为基本范围、以诠经读史为基本内容、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的“古”地理学研究。然而，大约从嘉庆中期开始，由于西北边疆经常动荡不宁，边事屡兴，西北边疆史地学开始悄然兴起。首开这股学风的就是祁韵士和徐松。二人因事先后遣戍伊犁，开创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新风。这股风气不断地弥漫开来，并在道咸年间达到了兴盛。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格尔叛乱发生，西北边务吃紧，西北边疆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于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愈益重要，终于蔚然成风，遂成当时的“显学”。是年，徐松被释还北京。由于徐松不仅“负域外之绝学，苞闳中之丽藻”［3］， 而且敦切友朋，提携后进。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 莫不相见恨晚”［4］。于是，在徐松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学者，相与探讨时局和西北史地。这些人有张穆、沈垚、程同文、魏源、龚自珍、程恩泽、何秋涛、李光廷，以及京师外的学者，如李兆洛、姚莹、王鎏等。他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但是却志同道合，贵不骄贱、富不厌贫、濡沫相染、生死相济，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梁启超评价他们说：“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5］（P388）
道咸年间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果颇多，蔚为壮观。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西域，还包括内外蒙古，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西藏。但总的说来，人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西域和蒙古两个地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龚自珍的《蒙古图志》、《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与人论事海事宜书》，沈垚的《元史西北史地蠡测》、《地道记》、《新疆私议》、《西域小记》、《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李兆洛的《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历代地理韵编》，俞正燮的《咯尔咯伊犁》、《蒙古》，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昆仑异同考》、《北魏地形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圣武记》，姚莹的《康輶纪行》等私家著述。官修则有：《钦定回疆则例》、《钦定平定回疆剿逆裔方略》等。由此可见，当时西北史地学的兴盛。
第二，中俄边疆地理学研究的兴起。
早在从顺治年间开始，沙俄就不断在我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骚扰，迫使清政府在康熙年间两次出兵，收复雅克萨，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与此相适应，学术界兴起一股研究中俄边疆地理的“热潮”。如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钱良怿的《出塞记略》和徐元文的《俄罗斯疆界碑记》以及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等。
鸦片战争后，沙俄乘机疯狂地蚕食和鲸吞我西北边疆领土，中俄边疆地理研究再度兴起。此时的中俄边疆史地研究是由林则徐发其端，何秋涛总其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为了了解世界大势，就从《澳门新闻纸》等报刊杂志中选择了许多有关俄国史地情况的资料，包括俄国的面积、人口、军事等，以及俄英争夺阿富汗、垂涎波斯和英属印度的报道。他还甚至根据报道在地图上查出俄国通往印度的两条道路。1841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将林则徐革职拿问，遣戍伊犁。林则徐在遣戍途中逐日记载一路所见所闻，辑成《荷戈纪程》一书。林则徐在该书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历史、地理、社情及行旅路程等情况。在新疆期间，他“周历天山南北两万里，东西十八城”［6 ］，详细考察了西北边疆地理形势。林则徐通过考察研究，即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7 ］林则徐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继林则徐之后的何秋涛，从19世纪40年代即开始重视和注意俄国问题。进入50年代，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看到“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8］，于是1858 年辑成《北徼汇编》6卷。数月之后，他又将该书增衍图说，扩为80卷， 奏上朝廷。咸丰帝看后，大加赞赏，称赞该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9］，特赐名《朔方备乘》。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也是中俄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如《北徼界碑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艮维窝集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族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等，不仅搜讨甚详，而且寓意极深。何秋涛对中俄边界形势了解得十分透彻，详细地记载和考证了中俄分界之各条山脉和河流的走向、起止和别名；关于中俄关系，何秋涛依据大量的史料阐述了中俄互市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对“俄罗斯”的由来、机构、定例、礼节及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至于雅克萨城，何秋涛考证指出，乃是“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征在后”［10］，而尼布楚城“本中国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瓯脱之区”［11］，这些情形在《钦定开国方略》和《八旗通志》里都记载得十分清楚。何秋涛通过对过往100多年的中俄关系的研究，希望清政府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警惕沙俄侵略，能像其圣祖康熙帝有所作为。何秋涛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
第三，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元史》始修于明朝洪武二年，先后两次开局，合计纂修时间只有11个月，便仓促成书。因此，是书史实舛漏百出，讹误甚多。《元史》自明朝开始就遭到责难，补作者不乏其人，如解缙曾撰《元史正误》、朱右曾撰《元史补遗》等。入清以后，自康熙以来就有人准备重修《元史》，但因当时学术研究的重心是训释儒家经典，考订《史记》、《汉书》，故无人能卒其业。到了嘉道年间，随着以上整理工作的完成，学术研究的重心开始逐渐向子学和辽金元史学转移，元史研究再度兴起，并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学结合起来。梁启超曾对当时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和蒙元史学相并发展的状况做了形象的叙述，他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记东三省则其附庸也。”［5］（P390）事实确实这样。如龚自珍很早就开始研究蒙古问题，他曾参与《大清会典》中“理藩院”门类的校理工作，对蒙古及西北边疆的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及源流分合均有研究，曾撰《蒙古图志》，惜逾年毁于大火，仅存其中水地、台卡、象教各志序文若干篇，收于《龚定庵文集》。张穆曾评价自己“喜述龙荒可汗才”［12］，他不仅撰写了《蒙古游牧记》，并将自己所藏的《元圣武亲征录》交何秋涛校勘后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一起刻入《连筠簃丛书》中，使之得到流传。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经世大典》中的西北舆图，交给魏源刻入《海国图志》。魏源则更是集蒙元史学与西北边疆史地学于一身，他的《圣武记》既是西北边疆史地学名著，又有很大部分是蒙古族专史。他的《元史新编》一书，“采用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广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13］，着重补充元太祖至宪宗四朝史地，尤重西北边徼沿革。他如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当时西北边疆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的共进、互补作用，从而推动了蒙元史研究的进步和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繁荣。
第四，边疆史地学研究中鲜明的经世致用意识。
清代的经世之学是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首倡并发展起来的。当时，他们面对神州陆沉、宗社丘墟、满清入主中原的惨酷现实，心灵上遭受了巨大的阵痛。他们认为明末“王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是导致了明“亡天下”的根源。黄宗羲、顾炎武等于是率先垂范作文，批判空疏学风，力倡经世之学。他们倡导：“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14］（P13105），“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5］他们在清初开启了一股经世学风。进入乾隆朝以后，由于政治稳定，国家承平日久，并且在清政府右文政策的有意导引下，学者步入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经世致用意识逐渐消泯。
道咸年间，西方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大举入侵，边患危机日甚一日，甚至造成割地赔款的屈辱结局。这旷古未有的巨变，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惊觉起来，由训诂考据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经世思潮再度兴起。作为有关国计民生、民族危亡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龚自珍和魏源即是感于当时的时势，从事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王国维说，龚魏二氏“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16］（P720）祁寯藻就曾评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洲《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17］（P1）祁寯藻的评价并不过分。何秋涛“于经史百家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究其原委，较其异同，而归诸实用……比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8］。沈垚的《新疆私议》更是经世致用的典范，此文就是针对当时一些人以喀什噶尔四城“悬远难守”、费用浩大为由而主张放弃的“捐西守东”之议而作。沈垚批驳了弃守西域的荒谬观点，他说：“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真迂士之论！”［18］进而，他探讨了坚守西域的方法，如主张屯田积谷、慎择边臣等。总之，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意识。
第五，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强调“目验得之”的重要性。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承乾嘉考据之余波，除了秉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辨传统外，越来越重视到实地考察方法的重要性。林则徐的《荷戈纪程》，就是他在遣戍途中逐日所记而成，是为得之亲历。魏源在作《西北边域考》一文时，不但“钩档册之遗闻”，而且还“诹都户之属吏”［19］，注意吸收他人的实地考察成果。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除将见诸《方略》等书的有关文献资料“罔不敬录阐扬之”外，且对于“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20］，可见张穆对他人实地考察的成果也十分重视。正是由于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对实地考察成果的重视，而且注重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从而增加了其著述的可信度，表现出了认真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
三、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研究的新特征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抗敌御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此时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空前强烈的忧患意识。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忧患时局的意识，而且这种忧患意识是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为内涵和底蕴的。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空前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以及强邻四逼、虎视眈眈、蚕食疆土的严峻时局，使边疆史地研究者空前地警觉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研究边疆问题，表现出强烈自觉的危机意识。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仍然未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21］（P147）。以致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仍有所图谋的情况下，朝野上下竟然在“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2］（P529）。即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所造成的严重“边患”，乃至随之给国家和民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劫难缺乏足够清醒地认识。有鉴于此，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走出蒙昧无知、夜郎自大、冷漠麻木的误区，对“边患”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以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将他们对“边患”的自觉的认识倾注于其撰述之中。
姚莹对因陈腐落后的“夷夏观”而致的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无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愤然写道：“莹谓：中国，周有象胥之官，所以通四方夷敌之言语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晋《乘》、楚《梼杌》之类，大抵不出《禹贡》九州之域。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非复黄帝、神农以前，德被遐荒之旧矣。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汉武之通西域，无不诟其夸侈，为其病中国也。然而古今异势，非可拘谈，三代王畿，不过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巩固，自无事于远求。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谓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作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23］（P358）姚莹认为封闭隔绝、狂妄自大、迂腐落后的“夷夏观”，不但是导致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暗昧的根源，而且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屡受重挫和惨败，乃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姚莹既强调了了解和研究“边情”，对抗敌御侮、救亡图存的至关重要，不容漠视，又对“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之“暗于边情”的现状与随之而来的恶果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焦灼，实际上这忧虑和焦灼之中更融入了姚莹对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密切关注和担忧。姚莹的《东槎纪略》就是激于这种忧患而作。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一书，正是激于国人对于“俄患”的认识不足而作。何秋涛在该书中，以“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和“其所以防患未然者，意志深远”［24］之自觉清醒的忧患意识为指导思想，通过对沙俄自清初以来，就屡屡侵犯中国北部边疆的史实的认真研究，指出“俄患”由来已久，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侵略最大威胁的正是沙俄。他说：“俄罗斯地在哈萨克之外，势渐强盛”，随距我边地卡伦尚有千数百里远近不等，中隔哈萨克诸部，但“哈萨克诸部皆无城廓，迁徙不常，是以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咯伦（卡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至塔尔巴哈台咯伦之外……其明验也。”［25］由此，他大声疾呼“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26］。同时，他还指出，沙俄历来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对于中国北部边疆觊觎已久，不可不防。他说：沙俄“略地而东，遂于顺治年间窃取雅克萨地，侵扰索伦等部垂四十年”［27］，甚至还一直图谋侵入新疆地区，乾隆年间，就曾暗中支持新疆地区额鲁特辉特部首领阿睦尔萨纳分裂祖国的叛乱，阿睦尔萨纳兵败逃入俄国境内，沙俄仍“欲抚而用之”［28］，后因其很快病死而未能得逞。这些记载，无疑有助于国人认清沙俄的侵略本性，增强边疆危机意识。
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研究著作无不透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在当时已经成为边疆史地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诚如徐松巍先生所指出，这种忧患意识，绝非是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一时的热血沸腾和慷慨陈辞，而是以对国家和民族之深沉的挚爱和高度的关注为底蕴与内涵，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宗旨，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这是边疆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共同特点［29］。
第二，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世界性意识。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已呈现出一种世界性意识。这既表现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开始紧密结合，又表现为边疆史地研究者开始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反映出此时的边疆史地研究之恢廓的视野。边疆史地研究中世界性意识的出现，是中国史学思想空前的重大变化，它已显示出某种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新趋势。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的典型著作当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何秋涛在该书中，不但详细考察了我国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而且还系统地考察与介绍了相对完整的俄国的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况，以及清前期的中俄关系等。如书中所撰写的《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考》、《俄罗斯境内分布表》等诸多篇目都是关于俄罗斯史地以及中俄关系的记载。因此，《朔方备乘》不单纯是一部边疆史地著作，而且还包括很大部分俄国史地的内容。这样就有利于国人更加清晰地认识沙俄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使人们在了解“边情”和“夷情”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该书表现出了鲜明的“以夷制夷”意识，诚如何秋涛在该书《凡例》中所言：“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盛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置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所谓“集夷务以烛情伪”，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备“俄患”，“以昭边禁”，“以固封圉”。即是为了防备“俄患”，巩固边防，就必须研究“夷务”，将“夷情”作为“边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察，这就是一种世界性意识的重要体现。他认识到边疆问题再不是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
姚莹在这方面也是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之一。《康輶纪行》一书乃是由其率军入川、入藏期间的所做的札记汇编而成。是故该书主要集中记载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由于姚莹曾经亲自率军抗击英军的入侵，对边疆事务的重要性有深切的感受，故《康輶纪行》一书，对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尤其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窥伺，有极大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故其于外国的史地、政治亦多有研究，如《俄罗斯方域》、《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诸条，都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意识。姚莹在《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中，强调了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列举英、法、普、俄以至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无不关注外国“情事”；他怒斥许多士大夫固守旧的传统的“华夷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乃是一种“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勤于小而望其大”的狭隘偏见。他清醒的认识到：“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是故，姚莹力陈必须改变“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风气。他不但慨然以介绍外情为己任，而且把不了解外情看作必雪的国耻，嘱托后继者道：“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23］在“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时代，姚莹急切地呼唤更多的人从事域外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因为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姚莹的这番话，正是反映了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时代要求。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既体现在他们从中俄、中英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和探求“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策，又表现为他们还欲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与分析，巧妙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魏源曾说：“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咯、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咯，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征专在印度。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咯、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卖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启程入中国，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再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咯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30］在魏源看来，要想筹边谋防，有效地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安全，不仅需要“知彼”——“悉夷情”，了解自己的敌手，又需要了解自己敌手的敌手，亦即密切追踪和注视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变化的新动向，并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就能从彼此的得失利害之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发现为我所用的有利形势。只要因势利导，把握为我“可乘之机”，巧妙地利用敌手与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就可以使我们在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乃至最终化解危机，赢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魏源在这里详细地分析了英、俄在争夺殖民地中存在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并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可为我所用的两个有利之机。魏源这种欲从“世界大势”亦即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来思考、探求中国的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之方略的自觉意识，反映了魏源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
综上所述，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进步，使清代边疆史地研究在道咸年间“蔚然成风”，尤为兴盛。同时，这些新趋势和新特征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史学仅仅关注于王朝治乱兴衰的狭隘封闭的学术格局，加速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嬗变。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02年05期第111～117页
【英文标题】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Frontiers between the Dao-Xian Times in the Qing Dynasty
HOU De-r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作者简介】侯德仁，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天津 300071
侯德仁（1975－），男，黑龙江海伦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frontiers between the Dao-Xian times in the Qing Dynasty exhibited unprecedented new trends of development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from the predecessors, especially as stirred by the domestic disturbances and foreign aggressions and the actu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During this time,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Sino-Russian frontiers emerged while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s thriv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which paralle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the Mongolian-Yuan history. 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frontiers exhibited unprecedented consciousness of misery, crisis and world awarenes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
【关 键 词】边疆史地学/新趋势/新特征/忧患意识the histori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rontiers/new trends/new characteristics/preparations for frontier defence/consciousness of misery and crisis
我国清代自道光、咸丰之后，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一时形成士林风尚，成为学术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此期间，名家辈出，著作如林。边疆史地学之研究亦由史学之附庸蔚为大国，逐渐成为当时的“显学”。本文主要是探讨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道咸年间（1821－1861年），清王朝统治已经从百年鼎盛的颠峰走向全面衰落。内乱外侮，使社会迅速陷于衰败和动荡之中。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均已全面凸显，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寸飘摇之中，此时的社会状况诚如龚自珍所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1］（P87），“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1］（P78），“不十年惧或烦兵事”［1］（P1），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嘉庆二十五年（1820），流亡在海外的原维吾尔族上层统治者的后裔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勾结浩罕国势力，利用新疆各族人民对清朝官僚统治腐败的不满和仇视，窜入南疆，煽动分裂祖国的叛乱，这场叛乱直至道光七年（1827）才最后平定。此外，沙俄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地区进行武装侵扰和非法占领。自此，中国西北边疆进入“多事之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和罪恶的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英国侵略者逼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自此，中国的边疆地区烽烟四起，“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2］， 海警沓至，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边疆局势日益严峻。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领土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乘机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的侵略。早在40年代，沙俄就多次派人潜入中国的黑龙江境内进行窥伺，在黑龙江沿岸遍设哨所。同时侵入中国西北地区。1846年，沙俄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不断地对这一地区进行蚕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借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之机，加快了向中国黑龙江地区扩张的步伐。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运用武力不断地侵略和割占中国北疆领土，成为中国北疆最大的隐患。
至于东南海疆，更是炮火连天，动荡不宁。英国侵略者正是从东南沿海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英法等国的侵略者开始不断地侵扰我国的东南海疆。而西南边疆，英国侵略者，也不断地制造事端，甚至一度侵入我国的西藏地区。
中国的边疆地区险象环生，祸患接踵的严峻形势的出现，以及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激发了边疆史地研究者深层次的思索。他们自觉地将边疆史地研究和筹边谋防相结合，使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二、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新趋势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时势的激荡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空前兴盛。
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源远流长。它发展到清代，由于长期受乾嘉汉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一种以内地十八行省为基本范围、以诠经读史为基本内容、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的“古”地理学研究。然而，大约从嘉庆中期开始，由于西北边疆经常动荡不宁，边事屡兴，西北边疆史地学开始悄然兴起。首开这股学风的就是祁韵士和徐松。二人因事先后遣戍伊犁，开创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新风。这股风气不断地弥漫开来，并在道咸年间达到了兴盛。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格尔叛乱发生，西北边务吃紧，西北边疆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于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愈益重要，终于蔚然成风，遂成当时的“显学”。是年，徐松被释还北京。由于徐松不仅“负域外之绝学，苞闳中之丽藻”［3］， 而且敦切友朋，提携后进。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 莫不相见恨晚”［4］。于是，在徐松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学者，相与探讨时局和西北史地。这些人有张穆、沈垚、程同文、魏源、龚自珍、程恩泽、何秋涛、李光廷，以及京师外的学者，如李兆洛、姚莹、王鎏等。他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但是却志同道合，贵不骄贱、富不厌贫、濡沫相染、生死相济，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梁启超评价他们说：“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5］（P388）
道咸年间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果颇多，蔚为壮观。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西域，还包括内外蒙古，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西藏。但总的说来，人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西域和蒙古两个地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龚自珍的《蒙古图志》、《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与人论事海事宜书》，沈垚的《元史西北史地蠡测》、《地道记》、《新疆私议》、《西域小记》、《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李兆洛的《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历代地理韵编》，俞正燮的《咯尔咯伊犁》、《蒙古》，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昆仑异同考》、《北魏地形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圣武记》，姚莹的《康輶纪行》等私家著述。官修则有：《钦定回疆则例》、《钦定平定回疆剿逆裔方略》等。由此可见，当时西北史地学的兴盛。
第二，中俄边疆地理学研究的兴起。
早在从顺治年间开始，沙俄就不断在我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骚扰，迫使清政府在康熙年间两次出兵，收复雅克萨，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与此相适应，学术界兴起一股研究中俄边疆地理的“热潮”。如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钱良怿的《出塞记略》和徐元文的《俄罗斯疆界碑记》以及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等。
鸦片战争后，沙俄乘机疯狂地蚕食和鲸吞我西北边疆领土，中俄边疆地理研究再度兴起。此时的中俄边疆史地研究是由林则徐发其端，何秋涛总其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为了了解世界大势，就从《澳门新闻纸》等报刊杂志中选择了许多有关俄国史地情况的资料，包括俄国的面积、人口、军事等，以及俄英争夺阿富汗、垂涎波斯和英属印度的报道。他还甚至根据报道在地图上查出俄国通往印度的两条道路。1841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将林则徐革职拿问，遣戍伊犁。林则徐在遣戍途中逐日记载一路所见所闻，辑成《荷戈纪程》一书。林则徐在该书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历史、地理、社情及行旅路程等情况。在新疆期间，他“周历天山南北两万里，东西十八城”［6 ］，详细考察了西北边疆地理形势。林则徐通过考察研究，即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7 ］林则徐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继林则徐之后的何秋涛，从19世纪40年代即开始重视和注意俄国问题。进入50年代，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看到“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8］，于是1858 年辑成《北徼汇编》6卷。数月之后，他又将该书增衍图说，扩为80卷， 奏上朝廷。咸丰帝看后，大加赞赏，称赞该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9］，特赐名《朔方备乘》。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也是中俄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如《北徼界碑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艮维窝集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族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等，不仅搜讨甚详，而且寓意极深。何秋涛对中俄边界形势了解得十分透彻，详细地记载和考证了中俄分界之各条山脉和河流的走向、起止和别名；关于中俄关系，何秋涛依据大量的史料阐述了中俄互市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对“俄罗斯”的由来、机构、定例、礼节及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至于雅克萨城，何秋涛考证指出，乃是“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征在后”［10］，而尼布楚城“本中国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瓯脱之区”［11］，这些情形在《钦定开国方略》和《八旗通志》里都记载得十分清楚。何秋涛通过对过往100多年的中俄关系的研究，希望清政府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警惕沙俄侵略，能像其圣祖康熙帝有所作为。何秋涛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
第三，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元史》始修于明朝洪武二年，先后两次开局，合计纂修时间只有11个月，便仓促成书。因此，是书史实舛漏百出，讹误甚多。《元史》自明朝开始就遭到责难，补作者不乏其人，如解缙曾撰《元史正误》、朱右曾撰《元史补遗》等。入清以后，自康熙以来就有人准备重修《元史》，但因当时学术研究的重心是训释儒家经典，考订《史记》、《汉书》，故无人能卒其业。到了嘉道年间，随着以上整理工作的完成，学术研究的重心开始逐渐向子学和辽金元史学转移，元史研究再度兴起，并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学结合起来。梁启超曾对当时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和蒙元史学相并发展的状况做了形象的叙述，他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记东三省则其附庸也。”［5］（P390）事实确实这样。如龚自珍很早就开始研究蒙古问题，他曾参与《大清会典》中“理藩院”门类的校理工作，对蒙古及西北边疆的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及源流分合均有研究，曾撰《蒙古图志》，惜逾年毁于大火，仅存其中水地、台卡、象教各志序文若干篇，收于《龚定庵文集》。张穆曾评价自己“喜述龙荒可汗才”［12］，他不仅撰写了《蒙古游牧记》，并将自己所藏的《元圣武亲征录》交何秋涛校勘后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一起刻入《连筠簃丛书》中，使之得到流传。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经世大典》中的西北舆图，交给魏源刻入《海国图志》。魏源则更是集蒙元史学与西北边疆史地学于一身，他的《圣武记》既是西北边疆史地学名著，又有很大部分是蒙古族专史。他的《元史新编》一书，“采用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广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13］，着重补充元太祖至宪宗四朝史地，尤重西北边徼沿革。他如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当时西北边疆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的共进、互补作用，从而推动了蒙元史研究的进步和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繁荣。
第四，边疆史地学研究中鲜明的经世致用意识。
清代的经世之学是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首倡并发展起来的。当时，他们面对神州陆沉、宗社丘墟、满清入主中原的惨酷现实，心灵上遭受了巨大的阵痛。他们认为明末“王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是导致了明“亡天下”的根源。黄宗羲、顾炎武等于是率先垂范作文，批判空疏学风，力倡经世之学。他们倡导：“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14］（P13105），“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5］他们在清初开启了一股经世学风。进入乾隆朝以后，由于政治稳定，国家承平日久，并且在清政府右文政策的有意导引下，学者步入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经世致用意识逐渐消泯。
道咸年间，西方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大举入侵，边患危机日甚一日，甚至造成割地赔款的屈辱结局。这旷古未有的巨变，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惊觉起来，由训诂考据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经世思潮再度兴起。作为有关国计民生、民族危亡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龚自珍和魏源即是感于当时的时势，从事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王国维说，龚魏二氏“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16］（P720）祁寯藻就曾评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洲《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17］（P1）祁寯藻的评价并不过分。何秋涛“于经史百家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究其原委，较其异同，而归诸实用……比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8］。沈垚的《新疆私议》更是经世致用的典范，此文就是针对当时一些人以喀什噶尔四城“悬远难守”、费用浩大为由而主张放弃的“捐西守东”之议而作。沈垚批驳了弃守西域的荒谬观点，他说：“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真迂士之论！”［18］进而，他探讨了坚守西域的方法，如主张屯田积谷、慎择边臣等。总之，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意识。
第五，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强调“目验得之”的重要性。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承乾嘉考据之余波，除了秉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辨传统外，越来越重视到实地考察方法的重要性。林则徐的《荷戈纪程》，就是他在遣戍途中逐日所记而成，是为得之亲历。魏源在作《西北边域考》一文时，不但“钩档册之遗闻”，而且还“诹都户之属吏”［19］，注意吸收他人的实地考察成果。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除将见诸《方略》等书的有关文献资料“罔不敬录阐扬之”外，且对于“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20］，可见张穆对他人实地考察的成果也十分重视。正是由于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对实地考察成果的重视，而且注重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从而增加了其著述的可信度，表现出了认真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
三、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研究的新特征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抗敌御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此时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空前强烈的忧患意识。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忧患时局的意识，而且这种忧患意识是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为内涵和底蕴的。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空前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以及强邻四逼、虎视眈眈、蚕食疆土的严峻时局，使边疆史地研究者空前地警觉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研究边疆问题，表现出强烈自觉的危机意识。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仍然未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21］（P147）。以致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仍有所图谋的情况下，朝野上下竟然在“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2］（P529）。即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所造成的严重“边患”，乃至随之给国家和民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劫难缺乏足够清醒地认识。有鉴于此，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走出蒙昧无知、夜郎自大、冷漠麻木的误区，对“边患”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以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将他们对“边患”的自觉的认识倾注于其撰述之中。
姚莹对因陈腐落后的“夷夏观”而致的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无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愤然写道：“莹谓：中国，周有象胥之官，所以通四方夷敌之言语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晋《乘》、楚《梼杌》之类，大抵不出《禹贡》九州之域。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非复黄帝、神农以前，德被遐荒之旧矣。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汉武之通西域，无不诟其夸侈，为其病中国也。然而古今异势，非可拘谈，三代王畿，不过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巩固，自无事于远求。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谓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作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23］（P358）姚莹认为封闭隔绝、狂妄自大、迂腐落后的“夷夏观”，不但是导致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暗昧的根源，而且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屡受重挫和惨败，乃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姚莹既强调了了解和研究“边情”，对抗敌御侮、救亡图存的至关重要，不容漠视，又对“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之“暗于边情”的现状与随之而来的恶果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焦灼，实际上这忧虑和焦灼之中更融入了姚莹对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密切关注和担忧。姚莹的《东槎纪略》就是激于这种忧患而作。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一书，正是激于国人对于“俄患”的认识不足而作。何秋涛在该书中，以“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和“其所以防患未然者，意志深远”［24］之自觉清醒的忧患意识为指导思想，通过对沙俄自清初以来，就屡屡侵犯中国北部边疆的史实的认真研究，指出“俄患”由来已久，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侵略最大威胁的正是沙俄。他说：“俄罗斯地在哈萨克之外，势渐强盛”，随距我边地卡伦尚有千数百里远近不等，中隔哈萨克诸部，但“哈萨克诸部皆无城廓，迁徙不常，是以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咯伦（卡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至塔尔巴哈台咯伦之外……其明验也。”［25］由此，他大声疾呼“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26］。同时，他还指出，沙俄历来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对于中国北部边疆觊觎已久，不可不防。他说：沙俄“略地而东，遂于顺治年间窃取雅克萨地，侵扰索伦等部垂四十年”［27］，甚至还一直图谋侵入新疆地区，乾隆年间，就曾暗中支持新疆地区额鲁特辉特部首领阿睦尔萨纳分裂祖国的叛乱，阿睦尔萨纳兵败逃入俄国境内，沙俄仍“欲抚而用之”［28］，后因其很快病死而未能得逞。这些记载，无疑有助于国人认清沙俄的侵略本性，增强边疆危机意识。
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研究著作无不透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在当时已经成为边疆史地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诚如徐松巍先生所指出，这种忧患意识，绝非是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一时的热血沸腾和慷慨陈辞，而是以对国家和民族之深沉的挚爱和高度的关注为底蕴与内涵，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宗旨，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这是边疆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共同特点［29］。
第二，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世界性意识。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已呈现出一种世界性意识。这既表现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开始紧密结合，又表现为边疆史地研究者开始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反映出此时的边疆史地研究之恢廓的视野。边疆史地研究中世界性意识的出现，是中国史学思想空前的重大变化，它已显示出某种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新趋势。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的典型著作当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何秋涛在该书中，不但详细考察了我国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而且还系统地考察与介绍了相对完整的俄国的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况，以及清前期的中俄关系等。如书中所撰写的《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考》、《俄罗斯境内分布表》等诸多篇目都是关于俄罗斯史地以及中俄关系的记载。因此，《朔方备乘》不单纯是一部边疆史地著作，而且还包括很大部分俄国史地的内容。这样就有利于国人更加清晰地认识沙俄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使人们在了解“边情”和“夷情”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该书表现出了鲜明的“以夷制夷”意识，诚如何秋涛在该书《凡例》中所言：“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盛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置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所谓“集夷务以烛情伪”，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备“俄患”，“以昭边禁”，“以固封圉”。即是为了防备“俄患”，巩固边防，就必须研究“夷务”，将“夷情”作为“边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察，这就是一种世界性意识的重要体现。他认识到边疆问题再不是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
姚莹在这方面也是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之一。《康輶纪行》一书乃是由其率军入川、入藏期间的所做的札记汇编而成。是故该书主要集中记载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由于姚莹曾经亲自率军抗击英军的入侵，对边疆事务的重要性有深切的感受，故《康輶纪行》一书，对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尤其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窥伺，有极大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故其于外国的史地、政治亦多有研究，如《俄罗斯方域》、《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诸条，都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意识。姚莹在《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中，强调了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列举英、法、普、俄以至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无不关注外国“情事”；他怒斥许多士大夫固守旧的传统的“华夷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乃是一种“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勤于小而望其大”的狭隘偏见。他清醒的认识到：“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是故，姚莹力陈必须改变“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风气。他不但慨然以介绍外情为己任，而且把不了解外情看作必雪的国耻，嘱托后继者道：“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23］在“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时代，姚莹急切地呼唤更多的人从事域外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因为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姚莹的这番话，正是反映了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时代要求。
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研究者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既体现在他们从中俄、中英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和探求“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策，又表现为他们还欲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与分析，巧妙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魏源曾说：“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咯、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咯，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征专在印度。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咯、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卖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启程入中国，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再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咯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30］在魏源看来，要想筹边谋防，有效地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安全，不仅需要“知彼”——“悉夷情”，了解自己的敌手，又需要了解自己敌手的敌手，亦即密切追踪和注视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变化的新动向，并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就能从彼此的得失利害之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发现为我所用的有利形势。只要因势利导，把握为我“可乘之机”，巧妙地利用敌手与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就可以使我们在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乃至最终化解危机，赢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魏源在这里详细地分析了英、俄在争夺殖民地中存在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并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可为我所用的两个有利之机。魏源这种欲从“世界大势”亦即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来思考、探求中国的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之方略的自觉意识，反映了魏源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
综上所述，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进步，使清代边疆史地研究在道咸年间“蔚然成风”，尤为兴盛。同时，这些新趋势和新特征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史学仅仅关注于王朝治乱兴衰的狭隘封闭的学术格局，加速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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