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
周绍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2年02期第109～114页
【作者简介】周绍泉，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日 期】2001-11-20
【关 键 词】退契/社长/里老/乡村裁判
在乡村制度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将元代和明代联在一起进行研究。恰恰相反，往往把元明两代做对比研究。比如，通常都认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痛恨元朝胥吏鱼肉百姓，实行“以民管民”的政策，即如苏州府人王鏊所说：“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实有行义之家，以民管民，最为良法”（注：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王文恪公集》卷三六）。由此，在乡村设立粮长、里长、老人制度。
老人制度，即在乡村举年高德劭者为里老人，主管一里词讼，建立了由里老人审判这种别于官府听讼的司法体系。明初的里老人审判意在减少地方官特别是胥吏、衙役等擅权弄法的机会，将官吏一手执掌的业务由编户齐民自己来进行，在说到老人制度时，也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村社制度联系起来。我们在研究退契时，才发现在处理乡村退契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老人发挥着惊人相似的作用。
我最早试图说明退契是在1991年。用的是《正统八年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注：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现依原契格式迻录于下：
十西都方寿原，有父方添进存日，永乐二十
二年间，作祖方味名目买到本都谢孟辉名下
七保土名方二公坞山一片，系经理唐字三百八十七
号，计山壹拾亩。有本都谢能静先于永乐十
八年间用价买受谢孟辉前项山地，已行雇
人拨种，栽养山苗在山。是父添进将山地拨去
一弯，致被能静状告老人谢志道，蒙索出二家
文契参看，系干重复。今寿原凭亲眷李振祖
等言说，自情愿将前项山地悔还先买人谢能
静照依先买文契，永远管业，本家再无言说。
所有原价并收足讫。未悔之先，即不曾与家、外
人重复交易，如有一切不明，并是寿原承当，
不及能静之事。所是原买文契，与别产相连，
不及缴付，日后赍出，不在（再）行用。今恐无凭，立此
退还文契为用。
正统八年十二月初八日退契人方寿原（押）契
见人李振祖（押）
方安得（押）
依口代书人邵志宗（押）
我当时根据所看到的退契作了如下的解说：“退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一块田土买受数年后，原卖主想买回，买主又同意将这块田土卖给原卖主，便以退契的方式将这块田土退给原卖主，通常在原卖契后面由原买主书写一段批文，言明原价收足，将该田土退赎给原卖主。另一种是一块田土重复交易，即一块田土先后卖给两个买主，造成田土纠纷，后买之人立退契将该田土退给原卖主，同时收回原买契价。这种退契和典当的回赎相似，不同的是退契的价银无利息，而典当契立契时即写时利率，回赎时不仅交回典当价银，还要交利息方能赎回原卖田土。”并把这个想法写进后来发表的《徽州文书的分类》中。
当时就没有深入地想想，买主既然买了田产，为什么却愿意退回去呢？后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看到《康熙谢氏誊契簿》中的一张退契，才发现在退契的后面还有许多故事。原契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我猜拟的：现迻录于下：
宣德二年祁门谢希升退契
西都谢希升曾于上年间买受到谢荣祥等山地乙号，坐落本保，土名吴坑口，系经
理唐字一千九百五十八号，计山三亩三角，其山东至降，西至溪，南至
，北至
溪，后有谢震安亦买谢应祥等名下前项山地。二家得知，将出原买文契参照，果
系重复。今荣祥等仍备原价前来取赎，希升愿将前项所买山地退还荣祥等管业无
词，所有原缴与谢希升上手文契贰纸，系谢则成、谢岩友名目，今检寻未见，日
后赍出，不在（再）行用。今恐无凭，立此退契为用。
宣德二年九月初六日谢希升（号）契
见人胡仕恭（号） 谢思政（号） 谢能迁（号）
这张退契和正统八年的《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一样，都是重复买卖。不同的是立这张退契的同时，还有一张《祁门十西都解决重复典卖文书》，说明了上一张“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的来历。现将这张文书迻录于此：
宣德二年祁门十西都解决重复典卖文书
十西都谢应祥、永祥、胜员等，曾于永乐二十年及二十二年间月日不等，二契将
承祖本都七保吴坑口，系经理唐字一千九百五十八号山地三亩三角，东至降，
西、北溪，南至头，立契出卖与谢则成名下，收价了毕。后有兄谢荣祥复将前
项山地内取一半，卖与本部谢希升名下。令有谢则成男谢振安得知，具词投告本
都老人 谢处，蒙拘出二家文契参看，果系重复，蒙老人着令谢荣祥等出备原
价，于后买人谢希升名下取赎前项山地。其希升除当将原买荣祥等文契扯毁外，
写还退契乙纸，付与荣详转付振安照证外，荣祥曾将祖景荣、景华原买谢岩友、
杰友、谢则成名目上手文契二纸，缴与希升，今希升写还退契，当将前项岩友、
则成名目老契二纸，俱各废毁无存，不及缴付。日后倘有遗漏契字，荣祥、希升
等及他人赍出，不在（再）行用。自今凭众议写文书，付与谢振安照证之后，一
听振安照依伊父谢则成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契原买前项山地，永远管业为
始。荣祥、应祥等即无异言争竞，如有异言争竞，一听赍此文赴 官理治，仍依
此文为始。今恐无凭，立此文书为用。
宣德二年丁未岁九月初六日谢荣祥（号）文书 谢应详（号）
谢祯祥（号） 谢永祥（号）
谢胜员（号）
见人谢从政（号） 谢思政（号）
谢能静（号） 谢能迁（号） 李宗益（号）
理判老人谢尹奋（号）
从这张“解决重复典卖文书”可知，谢应祥、谢永祥、谢胜员于永乐二十年和永乐二十二年，将十西都7保经理唐字1958号山地3亩3角，卖给谢则成。后来谢应祥之兄谢荣祥又将上述土地的一半卖给本都谢希升，原买主谢则成之子谢振安得知此事，“具词投告本都老人”谢尹奋，谢尹奋“拘出二家文契参看，果系重复”，“着令谢荣祥等出备原价，于后买人谢希升名下取赎前项山地。其希升除当将原买荣祥等文契扯毁外，写还退契乙纸，付与荣祥转付振安照证”。并规定“自今凭众议写文书：付与谢振安照证之后，一听振安照依伊父谢则成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契原买前项山地，永远营业”，谢荣祥、谢希升“如有异言争竞，一听赍此文赴官理治？仍依此文为始”。显然，这是一桩由“理判老人”为主、有许多在乡里很有影响的人参加的即所谓“众议”的乡村裁判。
这种乡村裁判是否像通常所说的是从明代开始的呢？
我在整理宋元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时发现，早在元代时就已有了退契这类资料。现将这两张契纸转录于下：
第一张：
元统三年洪社客退号文书
十三都二保洪社客，有祖墓林壹段，坐落四都
二保，土名张婆坞。却于元统叁年贰月当到彼看
幸，当有四都潘富二评事砍斫杉木并株木
在山，彼时用宝字铁号印讫。今二家凭社长、
众人入坟内看视，即系控（空）地内砍斫木植，不
系坟地畔砍斫。今随即退宝字铁号付与潘
富二评事，自用人工□移为主，本家不在阻当。
今恐人心无信，立此退号文书为用者。
元统三年三月初六日洪社客（押）
见退号人谢仁官人（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14页。拟题有所变化。）
第二张：
宋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祁门谢公亮退契
拾都谢公亮，昨用价买受到谢士云住屋基地壹
片，坐落王坑源，经理唐字 号，尚（上）地肆拾步
早，夏（下）地叁拾九步。东至众墓地，西至谢升叔，
南至自存门屋地，北至山。今为少货支用，愿
将前项地基出退赎与谢士云名下，面议价货
贯文前去。其货物当立契日乙并收足
无欠。未卖之先，不曾与家、外人交易。如退赎
之后，乙任买主为主，本宅即无阻挡。所是（有）尚（上）手
乙并缴付。如有漏落，日后不在行用。今恐无
凭，立此退契为用者。
龙凤拾年十一月廿五日谢公亮（押）契（注：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馆，藏契号2：26584。）
这第二张退契，和前面明代的第一张退契一样，从契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根据我们对前述明代退契的理解，有理由怀疑在这张退契的背后，也隐藏着谢公亮、谢士云两家的纠葛和纷争。
再看第一张退契。这张退契是说，家住某县13都2保的洪社客去毗邻的4都2保自家祖墓林查看，看见潘富二砍斫的杉木、株木在山，于是将其使用的斧“宝字铁号”作为物证收讫。两家因此争告到社长那里。“今二家凭社长、众人入坟内看视，即系控（空）地内砍斫木植，不系坟地畔砍斫。今随即退宝字铁号付与潘富二。”根据社长及众人的裁定，在洪社客将“宝字铁号”退与潘富二的同时，写立这张“退号文书”，以防止日后再生争端。
由上述几个例子可见，在元代和明代都存在与朝廷到县衙门的“官府”体系相区别的地方“社”、都、图的民事调节与裁判，我们这里将其称作“乡村裁判”。
这种乡村裁判存续多长时间，现在还不敢确说。从我们看到的资料，至少到明代末年尚可指证其实事。现举一例以作说明。
万历二年祁门谢承恩等退还文约
西都八保谢承恩兄弟等，原祖误买七保谢富闰、谢祖述佥业名目山，坐落八保，
吊字二百三十三号，二百三十四号，土名下坞。今有谢富闰、祖述子孙至山管
业。本家赍出原买契字，并无谢富闰、祖述子孙卖契，是富闰子孙谢敦等托中来
说，要行告理。今承恩等思得，误买他人〔明〕名目，不系佥业山人子孙名目出
卖。故此不愿到官，自情愿凭中李满，退还七保谢敦等永远管业毋词。本家日后
子孙再不许管业。今恐无凭，立此文约为照。
万历贰年二月初八日立文约人谢承恩（押）
弟谢承惠（押）
中见人李 满（押）
李 早（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字·宋元明编》第3卷，第9页。）
这张契纸中的争执，乍看起来，并无乡村裁判的任何影像，但细读契中所言，联系其他资料，便可了解其中的结症。
该文约中的“谢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十西都谢氏的一支，即以谢能静为始祖的谢敦本堂的简称（注：见拙文《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载《徽学》2000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自谢能静的孙子进士及第之后，谢敦本堂这一支便不断兴旺、发达，和同姓及异姓的土地纷争也不断发生，该文约即是其中的一个。
争执的一方谢承恩、谢承惠兄弟认为，土名下坞的山是他们祖上买谢富闰、谢祖述“佥业”山。而现在由谢敦本堂“至山管业”，于是发生争执。谢敦本堂“托中来说，要行告理”，一场经官的诉讼立即就要发生。而谢承恩兄弟“思得，误买他人名目（之山），（该山）不系（以）佥业山人子孙名目出卖（的）”，只得隐忍，“不愿到官”，“自情愿凭中李满”，将该山“退还七保谢敦等永远管业毋词”。这中间的“中人”李满、李早正是依据双方情词进行调解和裁处的关键人物。李满和李早是否是粮长、里长、老人，这个材料中没有说明，不过，此时在徽州尚存粮长、里长和老人（注：见拙文《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如果他们是粮长、里长和老人，也不必奇怪。
再举一例：
万历二十四年叶寄护退契
十二都叶寄护等，原父买受同都丁（荣）鸾、丁再、丁福保、丁得名下山五号，
俱坐落本都九保，土名小源口，系李公伏、胡廷石、胡文仲（？）、叶伯贵、桂云
名目。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所有原价，当即收讫。
所有原卖契四纸，随即缴付，即无异言。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再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互名下。日后砍木，听自三股相分。
允中批。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立退契人叶寄护（押）
里长胡大受（押）
胡允中（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3卷，第280页。）
如果不看契中的里长，只从契中听言“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很难看出这张退契和一桩纠葛有关系。此契中既有里长胡大受之押署，又有里长胡允中的批文，从胡允中听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寄）互（护）名下”，就是说，该山场仍由叶奇护“拨作”，由此可知，契中所言叶寄护“管业不便”，全系虚词。由此，这张退契是一场争执妥协的结果，便不言自明了。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元、明退契的背后隐藏着民间的争执与纠纷。这种争执与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官府，而是经由乡村的具有“职役”功能的人出面解决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有一定的职务，却又不是朝廷的命官，他们是官府根据一定标准佥派的“役人”。他们在处理乡村争执和纠葛时，在思想体系上，不可避免地用“天理、国法、人情”，他们会首先以“天理”——长幼、尊卑来权衡纷争的轻重和倾向，然后以“国法”警示纷争的双方，如果不能在乡村解决，便不得不诉诸县、州、府公堂，受国法惩处。在最后处理时，总是“揆诸人情”，给纷争双方留下余地，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又不止哪一家在村民面前丢掉面子。
这种称作调节也好，称作裁判也好，都是在乡村的范围内进行的，城坊中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现手上尚无资料证明。不过，城坊中有此种情况，当在情理之中。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在县以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如以一个村庄和数个临近村庄组成的“乡约”、宗族与家族及其组成的“祠会”、由“进学”的人组成的“文会”、以修桥渡河而组成的“桥会”、“船会”、结合节气和风俗，以“游神赛会”为中心的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社会”。此外，还有书院、诗社、商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都在古代社会中起着各自的作用。即在调节和裁处社会区域范围内的纷争与纠葛方面，有资料表明，它们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只能另写文章了。^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2年02期第109～114页
【作者简介】周绍泉，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元明时代的一些退契。作者透过这些退契及相关文书，发现这些退还土地文书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诉讼纷争。而在处理这些土地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发挥着惊人相似的作用。 |
【关 键 词】退契/社长/里老/乡村裁判
老人制度，即在乡村举年高德劭者为里老人，主管一里词讼，建立了由里老人审判这种别于官府听讼的司法体系。明初的里老人审判意在减少地方官特别是胥吏、衙役等擅权弄法的机会，将官吏一手执掌的业务由编户齐民自己来进行，在说到老人制度时，也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村社制度联系起来。我们在研究退契时，才发现在处理乡村退契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老人发挥着惊人相似的作用。
我最早试图说明退契是在1991年。用的是《正统八年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注：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现依原契格式迻录于下：
十西都方寿原，有父方添进存日，永乐二十
二年间，作祖方味名目买到本都谢孟辉名下
七保土名方二公坞山一片，系经理唐字三百八十七
号，计山壹拾亩。有本都谢能静先于永乐十
八年间用价买受谢孟辉前项山地，已行雇
人拨种，栽养山苗在山。是父添进将山地拨去
一弯，致被能静状告老人谢志道，蒙索出二家
文契参看，系干重复。今寿原凭亲眷李振祖
等言说，自情愿将前项山地悔还先买人谢能
静照依先买文契，永远管业，本家再无言说。
所有原价并收足讫。未悔之先，即不曾与家、外
人重复交易，如有一切不明，并是寿原承当，
不及能静之事。所是原买文契，与别产相连，
不及缴付，日后赍出，不在（再）行用。今恐无凭，立此
退还文契为用。
正统八年十二月初八日退契人方寿原（押）契
见人李振祖（押）
方安得（押）
依口代书人邵志宗（押）
我当时根据所看到的退契作了如下的解说：“退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一块田土买受数年后，原卖主想买回，买主又同意将这块田土卖给原卖主，便以退契的方式将这块田土退给原卖主，通常在原卖契后面由原买主书写一段批文，言明原价收足，将该田土退赎给原卖主。另一种是一块田土重复交易，即一块田土先后卖给两个买主，造成田土纠纷，后买之人立退契将该田土退给原卖主，同时收回原买契价。这种退契和典当的回赎相似，不同的是退契的价银无利息，而典当契立契时即写时利率，回赎时不仅交回典当价银，还要交利息方能赎回原卖田土。”并把这个想法写进后来发表的《徽州文书的分类》中。
当时就没有深入地想想，买主既然买了田产，为什么却愿意退回去呢？后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看到《康熙谢氏誊契簿》中的一张退契，才发现在退契的后面还有许多故事。原契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我猜拟的：现迻录于下：
宣德二年祁门谢希升退契
西都谢希升曾于上年间买受到谢荣祥等山地乙号，坐落本保，土名吴坑口，系经
理唐字一千九百五十八号，计山三亩三角，其山东至降，西至溪，南至
，北至溪，后有谢震安亦买谢应祥等名下前项山地。二家得知，将出原买文契参照，果
系重复。今荣祥等仍备原价前来取赎，希升愿将前项所买山地退还荣祥等管业无
词，所有原缴与谢希升上手文契贰纸，系谢则成、谢岩友名目，今检寻未见，日
后赍出，不在（再）行用。今恐无凭，立此退契为用。
宣德二年九月初六日谢希升（号）契
见人胡仕恭（号） 谢思政（号） 谢能迁（号）
这张退契和正统八年的《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一样，都是重复买卖。不同的是立这张退契的同时，还有一张《祁门十西都解决重复典卖文书》，说明了上一张“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的来历。现将这张文书迻录于此：
宣德二年祁门十西都解决重复典卖文书
十西都谢应祥、永祥、胜员等，曾于永乐二十年及二十二年间月日不等，二契将
承祖本都七保吴坑口，系经理唐字一千九百五十八号山地三亩三角，东至降，
西、北溪，南至
头，立契出卖与谢则成名下，收价了毕。后有兄谢荣祥复将前项山地内取一半，卖与本部谢希升名下。令有谢则成男谢振安得知，具词投告本
都老人 谢处，蒙拘出二家文契参看，果系重复，蒙老人着令谢荣祥等出备原
价，于后买人谢希升名下取赎前项山地。其希升除当将原买荣祥等文契扯毁外，
写还退契乙纸，付与荣详转付振安照证外，荣祥曾将祖景荣、景华原买谢岩友、
杰友、谢则成名目上手文契二纸，缴与希升，今希升写还退契，当将前项岩友、
则成名目老契二纸，俱各废毁无存，不及缴付。日后倘有遗漏契字，荣祥、希升
等及他人赍出，不在（再）行用。自今凭众议写文书，付与谢振安照证之后，一
听振安照依伊父谢则成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契原买前项山地，永远管业为
始。荣祥、应祥等即无异言争竞，如有异言争竞，一听赍此文赴 官理治，仍依
此文为始。今恐无凭，立此文书为用。
宣德二年丁未岁九月初六日谢荣祥（号）文书 谢应详（号）
谢祯祥（号） 谢永祥（号）
谢胜员（号）
见人谢从政（号） 谢思政（号）
谢能静（号） 谢能迁（号） 李宗益（号）
理判老人谢尹奋（号）
从这张“解决重复典卖文书”可知，谢应祥、谢永祥、谢胜员于永乐二十年和永乐二十二年，将十西都7保经理唐字1958号山地3亩3角，卖给谢则成。后来谢应祥之兄谢荣祥又将上述土地的一半卖给本都谢希升，原买主谢则成之子谢振安得知此事，“具词投告本都老人”谢尹奋，谢尹奋“拘出二家文契参看，果系重复”，“着令谢荣祥等出备原价，于后买人谢希升名下取赎前项山地。其希升除当将原买荣祥等文契扯毁外，写还退契乙纸，付与荣祥转付振安照证”。并规定“自今凭众议写文书：付与谢振安照证之后，一听振安照依伊父谢则成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契原买前项山地，永远营业”，谢荣祥、谢希升“如有异言争竞，一听赍此文赴官理治？仍依此文为始”。显然，这是一桩由“理判老人”为主、有许多在乡里很有影响的人参加的即所谓“众议”的乡村裁判。
这种乡村裁判是否像通常所说的是从明代开始的呢？
我在整理宋元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时发现，早在元代时就已有了退契这类资料。现将这两张契纸转录于下：
第一张：
元统三年洪社客退号文书
十三都二保洪社客，有祖墓林壹段，坐落四都
二保，土名张婆坞。却于元统叁年贰月当到彼看
幸，当有四都潘富二评事砍斫杉木并株木
在山，彼时用宝字铁号印讫。今二家凭社长、
众人入坟内看视，即系控（空）地内砍斫木植，不
系坟地畔砍斫。今随即退宝字铁号付与潘
富二评事，自用人工□移为主，本家不在阻当。
今恐人心无信，立此退号文书为用者。
元统三年三月初六日洪社客（押）
见退号人谢仁官人（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14页。拟题有所变化。）
第二张：
宋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祁门谢公亮退契
拾都谢公亮，昨用价买受到谢士云住屋基地壹
片，坐落王坑源，经理唐字 号，尚（上）地肆拾步
早，夏（下）地叁拾九步。东至众墓地，西至谢升叔，
南至自存门屋地，北至山。今为少货支用，愿
将前项地基出退赎与谢士云名下，面议价货
贯文前去。其货物当立契日乙并收足
无欠。未卖之先，不曾与家、外人交易。如退赎
之后，乙任买主为主，本宅即无阻挡。所是（有）尚（上）手
乙并缴付。如有漏落，日后不在行用。今恐无
凭，立此退契为用者。
龙凤拾年十一月廿五日谢公亮（押）契（注：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馆，藏契号2：26584。）
这第二张退契，和前面明代的第一张退契一样，从契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根据我们对前述明代退契的理解，有理由怀疑在这张退契的背后，也隐藏着谢公亮、谢士云两家的纠葛和纷争。
再看第一张退契。这张退契是说，家住某县13都2保的洪社客去毗邻的4都2保自家祖墓林查看，看见潘富二砍斫的杉木、株木在山，于是将其使用的斧“宝字铁号”作为物证收讫。两家因此争告到社长那里。“今二家凭社长、众人入坟内看视，即系控（空）地内砍斫木植，不系坟地畔砍斫。今随即退宝字铁号付与潘富二。”根据社长及众人的裁定，在洪社客将“宝字铁号”退与潘富二的同时，写立这张“退号文书”，以防止日后再生争端。
由上述几个例子可见，在元代和明代都存在与朝廷到县衙门的“官府”体系相区别的地方“社”、都、图的民事调节与裁判，我们这里将其称作“乡村裁判”。
这种乡村裁判存续多长时间，现在还不敢确说。从我们看到的资料，至少到明代末年尚可指证其实事。现举一例以作说明。
万历二年祁门谢承恩等退还文约
西都八保谢承恩兄弟等，原祖误买七保谢富闰、谢祖述佥业名目山，坐落八保，
吊字二百三十三号，二百三十四号，土名下坞。今有谢富闰、祖述子孙至山管
业。本家赍出原买契字，并无谢富闰、祖述子孙卖契，是富闰子孙谢敦等托中来
说，要行告理。今承恩等思得，误买他人〔明〕名目，不系佥业山人子孙名目出
卖。故此不愿到官，自情愿凭中李满，退还七保谢敦等永远管业毋词。本家日后
子孙再不许管业。今恐无凭，立此文约为照。
万历贰年二月初八日立文约人谢承恩（押）
弟谢承惠（押）
中见人李 满（押）
李 早（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字·宋元明编》第3卷，第9页。）
这张契纸中的争执，乍看起来，并无乡村裁判的任何影像，但细读契中所言，联系其他资料，便可了解其中的结症。
该文约中的“谢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十西都谢氏的一支，即以谢能静为始祖的谢敦本堂的简称（注：见拙文《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载《徽学》2000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自谢能静的孙子进士及第之后，谢敦本堂这一支便不断兴旺、发达，和同姓及异姓的土地纷争也不断发生，该文约即是其中的一个。
争执的一方谢承恩、谢承惠兄弟认为，土名下坞的山是他们祖上买谢富闰、谢祖述“佥业”山。而现在由谢敦本堂“至山管业”，于是发生争执。谢敦本堂“托中来说，要行告理”，一场经官的诉讼立即就要发生。而谢承恩兄弟“思得，误买他人名目（之山），（该山）不系（以）佥业山人子孙名目出卖（的）”，只得隐忍，“不愿到官”，“自情愿凭中李满”，将该山“退还七保谢敦等永远管业毋词”。这中间的“中人”李满、李早正是依据双方情词进行调解和裁处的关键人物。李满和李早是否是粮长、里长、老人，这个材料中没有说明，不过，此时在徽州尚存粮长、里长和老人（注：见拙文《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如果他们是粮长、里长和老人，也不必奇怪。
再举一例：
万历二十四年叶寄护退契
十二都叶寄护等，原父买受同都丁（荣）鸾、丁再、丁福保、丁得名下山五号，
俱坐落本都九保，土名小源口，系李公伏、胡廷石、胡文仲（？）、叶伯贵、桂云
名目。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所有原价，当即收讫。
所有原卖契四纸，随即缴付，即无异言。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再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互名下。日后砍木，听自三股相分。
允中批。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立退契人叶寄护（押）
里长胡大受（押）
胡允中（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3卷，第280页。）
如果不看契中的里长，只从契中听言“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很难看出这张退契和一桩纠葛有关系。此契中既有里长胡大受之押署，又有里长胡允中的批文，从胡允中听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寄）互（护）名下”，就是说，该山场仍由叶奇护“拨作”，由此可知，契中所言叶寄护“管业不便”，全系虚词。由此，这张退契是一场争执妥协的结果，便不言自明了。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元、明退契的背后隐藏着民间的争执与纠纷。这种争执与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官府，而是经由乡村的具有“职役”功能的人出面解决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有一定的职务，却又不是朝廷的命官，他们是官府根据一定标准佥派的“役人”。他们在处理乡村争执和纠葛时，在思想体系上，不可避免地用“天理、国法、人情”，他们会首先以“天理”——长幼、尊卑来权衡纷争的轻重和倾向，然后以“国法”警示纷争的双方，如果不能在乡村解决，便不得不诉诸县、州、府公堂，受国法惩处。在最后处理时，总是“揆诸人情”，给纷争双方留下余地，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又不止哪一家在村民面前丢掉面子。
这种称作调节也好，称作裁判也好，都是在乡村的范围内进行的，城坊中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现手上尚无资料证明。不过，城坊中有此种情况，当在情理之中。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在县以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如以一个村庄和数个临近村庄组成的“乡约”、宗族与家族及其组成的“祠会”、由“进学”的人组成的“文会”、以修桥渡河而组成的“桥会”、“船会”、结合节气和风俗，以“游神赛会”为中心的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社会”。此外，还有书院、诗社、商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都在古代社会中起着各自的作用。即在调节和裁处社会区域范围内的纷争与纠葛方面，有资料表明，它们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只能另写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