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大战略是清王朝历史命运的制动力
徐兆仁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2年03期第117～123页
【英文标题】Big Strategy Is the Braking Force of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Qing Dynasty
XU Zhao-r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徐兆仁（1955-），浙江温岭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日 期】2001-11-22
【关 键 词】清代/大战略/制动力/历史动力 Qing Dynasty/Big Strategy/braking force/history dynamics
中国分类号：K01；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3-0117-07
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涉及清王朝历史命运的制动力问题时，自然会首先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此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论。实际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着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最后形成一种合力，对社会产生作用。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最终动因作用的是人类的需要，所以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最深层次。恩格斯曾经指出，旧唯物主义错误之处在于不从动力入手进一步追溯其动因，而唯物史观则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离开需要，就不能说明人类何以劳动、创造，生产力为什么发展，社会为什么前进。所以，尽管需要必须借助于动机、目的等主观形式，以动因方式对历史发展起作用，并且需要的满足还必须借助于其他动力，不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那样以自己的运动发展直接表征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这却是整个动力系统的根源，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一个层次。作为满足需要的人类劳动现实化的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二个层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由于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动力作用是最直接地体现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并通过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出来，所以，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第三个层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政治等上层建筑给社会的经济基础带来极大的反作用力，并直接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从而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第四个层次。社会意识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性动力，对上述四个层次的动力均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起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而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第五个层次。[1]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著作针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展开探讨，但是他们的上述思想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构成了清代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形成了清代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动力。所有这些动力，在最后形成合力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并进一步影响历史演变方向和社会发展进程时，都受到了一种制动力的整合与支配。
一、大战略是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
我们所说的制动力，是指通过对全部动力系统的协调、支配、控制、运筹等全方位的活动，产生影响和决定历史演化方向、社会发展状况的力量。很显然，在清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大战略属于直接的制动力。所谓大战略，又称国家战略，指的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精神等因素在内的全部综合力量，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综观清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形势的逆转、格局的变化、王朝的更替、江山的易主，无一不与大战略紧密相连；集团的兴亡、政权的成败，国力的强弱、国家的盛衰，无一不与大战略息息相关。大战略运筹决定着实施者所在集团或政权势力消长的轨迹，同时也描述出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历史发展曲线，大战略是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
在清代，大战略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绝不是偶然的。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大战略从根本上决定了最高决策者的治国模式和统治样态。一方面，大战略展现了统治集团处于上升时期的利益驱动和宏大蓝图。在康、雍、乾时代，清王朝政治统治力较以往朝代大大增强，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有效地遏制了周边国家的侵略，成功地粉碎了国内叛乱势力的分裂，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大战略给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某种活力。另一方面，大战略也反映了统治集团走向失败命运的利益制导和运思区限。在清代，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进入晚期的没落阶段，封建专制主义到了极限，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管制，禁锢思想，钳制言论，逐渐变得保守、落后、反动、腐朽，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摇摇欲坠，大战略为垂死的封建制度作最后的挽救。
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大战略从总体上规定了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为终极政治目标的综合国力建设重心。清王朝历代帝王在综合国力的建设与运用上竭尽全力，其根本指向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目标与手段高度一致，目标完全为政治服务。清王朝重视疆域拓展、土地开垦等自然力量，重视建设水利、改善赋税等经济力量，注重骑射为本、训练八旗等军事力量，打击异端、推崇理学以凝聚精神力量，怀柔蒙古，联为羽翼，改善周边环境和同盟关系，以加强外交力量。从总体上说，清王朝综合国力的建设带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体现了大战略强大的整合功能和导向作用。
作为一种制动力量，大战略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精神领域的力量，始终决定着清王朝国家机器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和运动状态等，不断地将国家意图转换成现实。我们清楚地注意到，一旦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大战略，清王朝的统治就得到了加强，其势力就得到拓展，其政权也就沿着上升的趋势发展。相反，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的大战略也往往会导致其政权走向绝境，甚至濒临灭亡。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其组织、调动、提升和运用综合国力的能力变得很强，因而大战略所产生的能量也很大，大战略的状态对于清王朝政治命运的决定力也极大。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动力系统产生正常作用的时候，大战略往往会改变这种动力的运动轨迹和矢量，维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权益。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面前，清王朝统治者采取的大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推动作用，延缓了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由于大战略是汇集国家的全部资源的一种运动和运筹，因此其本身即带有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足以按照大战略设计者的要求，去改变现实层面的状况。当然，会存在多种结果。而实施大战略的统治者将始终按照其自身的利益运作，因此并不能预见到这种制动力是否与内在的原动力、外部推动力处于一个一致的轨道，未曾考虑到这种制动力的有效性。清王朝的覆灭在于统治者不能拥有这种制动力的有效性，即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国家力量已经出现变化，统治者再也无力凝聚全部力量，去实现其既定的政治目标。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战略始终围绕利害关系展开运思和进行运筹。认识利害、运用利害和逆转利害的精神驱动，促使清王朝统治者的决策被置于现实功利价值的目的之下，大战略将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一律纳入统治者谋取最大利益的轨道，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大战略的张力，强化了统治者的意志，加强了某种历史进程的力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利益集团的愿望取代了全社会的意志，人为地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清王朝统治者无论如何不愿放弃眼前的利益，其大战略的运筹也始终在这个天地内打转转，从而与内在的原动力、外部的推动力产生激烈的碰撞，直至失去控制。到了这般境地，清王朝也距离崩溃不远了。
二、影响和制约清王朝大战略的若干因素
大战略的具体状况决定了清王朝不同历史时期兴盛衰亡的不同命运。为什么大战略不能永远保证清王朝的长盛不衰？为什么大战略的实施结果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清王朝的大战略受到以下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清王朝大战略受实施主体所在的集团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影响。如前所述，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蒙汉地主阶级而组成的统治集团，这一集团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通过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一切国家资源。但是，这也势必激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引发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囿于集团利益的大战略，在政治目标的视野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部综合国力，不可能利用、开发和整合全社会动力系统中的全部能源。相反，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而制定的大战略，由于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大战略的制动力量遭到来自全部动力系统的抵消，甚至被后者所吞噬。
第二，清王朝大战略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大战略的历史文化起源很早，从先秦到明代，出现了诸如《周易》、《尚书》、《左传》、《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鬼谷子》、《乾坤大略》等大量充满大战略思想和理论的典籍，产生了诸如兵家、法家、纵横家等不同的流派，涌现了无数的大战略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战略观念受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贵和尚中”、“人伦为本”、“崇智重谋”等基本精神的影响，追求“不战而胜”、“以战止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上兵伐谋”的境界。战略取向着重于防御性质，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标志。思想取向注重于大一统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反对暴乱，谋求安定；反对战争，谋求和平；追求仁政，反对暴政。尽管中国历史上战祸连年，但是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那些发动战争、制造暴乱、谋划分裂的人和集团始终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批判。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体系，清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既充分吸收，又时刻警惕抵制汉俗的侵蚀，保持本民族勇武、朴诚、求实的本色。他们以批判的吸收和有效的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对待汉文化，反对泥古不化、因循守旧，对满汉两种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满汉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2]
中国传统文化中“君权神授”的封建帝国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清王朝的大战略。皇权至上、乾纲独断思想，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心态，睥睨一切、惟我蚀尊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大战略原有功能的发挥。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倾向导致军事技术发展的麻木和落后，清王朝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官僚政治更加剧了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不辨方向，狂妄自大，独断专横，决策错误。统治者承袭传统文化中保守性的方面，实行海禁，消极防御，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多次葬送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屈辱挨打，人为地阻碍了社会发展、时代演化的步伐。
第三，清王朝大战略受到了让会环境的影响。清王朝所在的社会环境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情况。就内部的社会环境而言，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形成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安土重迁、依赖自然、平均主义等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心理，血缘纽带牢不可破，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儒家伦理深入人心。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先进的封建农业文明，对四周相对落后的民族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力，汉民族本身也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凝聚。在常规条件下，汉文化促使了后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各方面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逐步接近、共同发展、相互依存、融为一体的大家庭。由于清王朝政权的民族特性，统治者坚持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无视这种社会现状。因为大战略的控制权掌握在充满民族歧视的统治者手中，终清朝统治之世，满汉矛盾均十分激烈，满汉矛盾的社会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最后，这种矛盾逐渐升级成革命运动，导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结果。
就外部的社会环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正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野心，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清王朝统治者对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安危与兴衰的军事斗争对象、性质、目标、敌我友关系、战略运筹的基本方向茫然无知，对时代特征、世界战略格局、有关国家的战略动向、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国际利益矛盾和力量消长一无所知，清王朝大战略运筹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清王朝大战略受到决策者素养的影响。从努尔哈赤到慈禧太后，清王朝历代的最高决策者运用大战略之剑导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大战略受决策者素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清王朝创立时期的决策者，无一不是经历战争炮火的洗礼，多谋善断、英勇刚决、坚韧顽强，能识胜败之机、废兴之理，善营主动之势、霸业之基，恩威并施、刚柔相济，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和常人难以具备的战略品质。而康乾盛世时期的几任帝王，则博学多识、高瞻远瞩，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深谋远虑、拨乱反正，具备雄才大略，清势力在这些统帅的决策和指挥下，节节胜利，走进一个统治势力上升的通道。而乾嘉以后诸帝，或才识平庸，或智略浅显，或气度一般，或胸怀狭窄，或精于权术疏于治术，或明于当前昧于长远，以致清王朝不断衰败之时，统治集团竟乏回天之力。
传统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决策主体状况等各种因素赋予研制定的大战略以根本的特性，并且决定其是否正确。政治集团或国家所实施的大战略由于集中了所能调动的综合国力，掌握了所能控制的全部资源，整合与支配着社会的动力系统，因此具有巨大的、实在的社会能量，能够使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化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运动。当这种运动方向与历史潮流一致时，政治集团或国家就会出现兴盛的局面，反之，则会产生衰败的后果。
三、清王朝大战略的若干特点
通过对清王朝兴盛衰亡关键时期的历史考察，可以把清王朝大战略最为突出的特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大战略决策体制充分融合满汉政治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体制最早创建于秦朝，这一体制在权力分布上，表现为下宽上锐的宝塔式结构；在权力统属上，实行下层事权分散和上层大政归一的原则。这一体制以皇帝制度为主干，以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为辅翼，配合全国一统的政令和各项管理制度，组合成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政权体系，以行使阶级统治和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职能。这一体制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下来，奉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早在关外时期，清朝的缔造者就以明朝的政治制度为样板，设立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将《大明会典》作为重要的行政法典。入关以后，清王朝基本上沿袭和仿照明朝的体制，即人们常说的“清承明制”。与此同时，清代也保留了不少满族的政治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制度上的创新。其荦荦大者，有以下三端：
一是与满族早期社会中的民主共议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满洲亲贵大臣商讨和决定军国大事，均采取这种形式，只是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深入和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才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间被废弃。
二是皇位继承制。最初采用满族贵族会商共举的方法产生，带有浓厚的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成分，清代独特的“秘密立储法”，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不变的立嫡立长的传统。“秘密立储法”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因王位继承而起的自相残杀，消弭因此而起的结党营私弊端，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优选性远远高出嫡长子继承法。但是“秘密立储法”也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即全凭皇帝一人的好恶决定，难免挑选只重忠孝、缺乏创新和进取的平庸之人。
三是成立军机处。清代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封建体制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皇帝独断专行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但成立军机处，使得中枢办事机构集中、简化，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大战略决策体制的应变能力。
清代这种既全面继承历代中原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又融入满族政治传统的大战略决策体制将秦王朝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高峰。英明的统治者一旦制定出正确的大战略方针，就能够借助这套体制的威力，开创出诸如康乾盛世这样的局面。但是这种体制本身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因为这种体制把君主的权力绝对化，甚至发展到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的程度。这种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反而会造成一大批奴才。神化君主和帝王的反面必然轻视民众，一人的政治智慧也难以与全体民众的智慧匹敌，因此这种制度下社会繁荣的程度和持续性都是有限的。当遇到开明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时，国家就会出现一时的兴盛。相反，昏庸无能的帝王，就会使国家衰败下去。融合满汉政治传统的专制体制在赋予帝王绝对权力的同时，也使得国家的政治命运捆绑在随时都有可能出轨和颠覆的列车之上。这一体制中的官僚机器缺乏对于帝王的约束力和对君权的制约功能，从本质上讲，清代整个国家机构都是君权的延伸或附属物，所以被称作帝王的股肱、喉舌、肺腑和爪牙。官僚机构只有按照帝王所赋予的权力，来行使职能，才能存在；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裁并或取消。如内阁权力的衰落、六科被并入都察院等。国家机器创新能力的缺乏和对君权制衡作用的减弱，使得帝王或掌权者的专制独裁信马由缰，随时都有可能从悬崖上摔下，将国家和社会引向绝路。清王朝不同时期大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兴盛衰亡的历史起落现象，就是与这种体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大战略行为主体坚持以满族为主干、满汉贵族为核心
作为大战略的行为主体，满族的人数相对较少，入关以后面对的又是比自身人口多出上百倍的汉族群体。努尔哈赤成功创建后金政权并统一女真，其力量不断壮大的关键是创建一种在当时能够卓有成效地凝聚满族力量的八旗制度。后金政权以及此后的清王朝正是以八旗制度为纽带，以满族为主体，以满族亲贵为核心，联合蒙汉地主阶级，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实施对中原和周边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清王朝统治者“首崇满洲”、“八旗为国家根本”、以满治汉的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不仅如此，清代的基本国策也全面保证了作为大战略主体的满族的根本利益。例如在清王朝行政系统内，中央各衙门均实行满汉复职制，在官缺中专门定有“满”、“蒙”、“汉”等各种不同的缺分，何职由何种人递补，均有明确规定，不许随意变动。不仅如此，还规定满人可以补汉缺，汉人则不能补满缺。清军入关以后，清廷发布无异于公开掠夺的圈地令，实行旨在奴役汉族的接纳“投充”，推行严酷的缉捕逃人法。在法律上，规定满族等八旗成员可以享受汉人不能享有的“换刑”等特权。清代帝王一直将以“清语骑射”为本作为统治的法宝，念念不忘，历代相传。当时代变化，八旗军队逐渐腐化时，清王朝还专门出台了旨在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一系列政策，以确保和维护八旗兵和满洲贵族作为清王朝政治支柱的根本利益。
清王朝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带有鲜明的满族特色，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和传统，历代帝王不断告诫属下要严厉拒斥汉俗，竭力提倡和推行满族旧制和旧俗，内心深处对汉人的防范意识十分强烈，采取各种方法阻止满族的汉化。这其中蕴藏着的秘密，就是以满族为根本，结成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政治实体，去统治处于总体上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的汉族和别的民族。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讲，清王朝并不真正代表其所统辖版图上的各民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清代满汉矛盾的长期存在和愈演愈烈。清王朝以团聚满族兴，复以仅仅囿于满族少数人的利益而亡。
清王朝历代统治者并没有真王走出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圈子，即便在太平天国革命烈火快要烧毁清王朝的统治大厦时期；在甲午战争失败，列强瓜分中国，清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刻；在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面临覆灭之际等多次历史转折关头，清王朝的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满族集团和满洲亲贵的既得利益，带着对汉族的深深的恐惧心理，牢牢拽住政治权力，惟恐汉人乘隙夺取。满汉之防，高于一切。满洲亲贵中所表现的这种鼠目寸光和狭隘偏见，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政治命运。清王朝大战略之所以引起由盛而衰的大幅度变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坚持所代表的集团利益紧密相关。一旦这个利益集团发展到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成为众矢之的，任何大战略家也无力回天，挽救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核心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设想，可谓洞若观火，远见卓识。他们根据满清王朝的统治本质，鞭辟入里地指出：建立国民政府，旨在“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3]的革命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建立在清王朝日趋腐朽和反动的大前提之下。
3.大战略政治目标旨在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专制帝国
先秦思想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在秦汉时期已经变成了现实，同时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之一，产生至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虽然在兴起时地处辽东，属于边疆民族政权。但是扩大力量，逐步统一女真，实现更大规模的统一的愿望则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皇太极称帝以后，已经洞见明清鼎革大势的可能出现，曾经指出：“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4]隐含着满清如果取代明王朝将完全合乎常理的观念。
多尔衮在入关之初即采纳进取中原，“混一区宇”的大战略目际。当英王阿济格等一批满洲贵族缺乏政治远见而提出放弃中原，还守沈阳或退守山海关时，多尔衮则坚决反对，坚持大一统的大战略方针。
清代统治者十分注重满清与蒙古的联合和统一。顺治初年，清廷就一再向喀尔喀蒙古表示，双方应该一统。康熙帝在统一中原以后，立即着手经营边疆，征服割据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打击分裂和叛乱势力。
雍正帝针对当时的反清思潮，为了宣传满清入关，取代明朝的合理性，不遗余力地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了批判、改造和创新。雍正帝颁布长篇谕旨，指出满洲入主中原，君临天下，开疆拓土，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入版图，使得大一统的局面超过了以往历代，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王朝。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清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辽阔的程度，均不如清朝。[5]而当中国天下成为一统，华夷成为一家之时，制造分别华夷之邪说，就会成为逆天悖理的罪人，不但是清朝的敌人，同时也是明朝的仇敌。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雍正帝还强调华夷原本只是一种地域概念，与贵贱尊卑无关。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他们并不因此而有损于圣德，清王朝的正统性丝毫也不应该因为出身于满族而受到影响。
乾隆帝继承了祖宗成法，发兵征讨金川，平定西藏叛乱，戡定准部，统一回疆，遏制沙俄浸略野心，接纳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与缅甸交兵，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完成了对清王朝边疆的统一大业，巩固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
尽管清王朝统治者强调华夷无别，满汉一家，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是一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清王朝统治者一旦实现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大战略政治目标，也就表明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体己经攫取到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存在，就是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存在。因此，任何损害这一利益集团的言行，都在满清王朝统治机器的坚决镇压之列。
4.大战略实施手段重在武备建设和诉诸武力解决
女真族习俗尚武，民风剽悍，骑射武功是其捍卫家园、开疆拓土、南征北战的利器。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崛起于建州，以八旗劲旅纵横天下。正因为清朝以武功开国，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和对抗，几乎成为满清统治者实施大战略的一贯手段。努尔哈赤以武力征服女真各部，根据《旧满洲档》的记载，后金在战争中，凡与之抵抗者，一律屠杀，而对于投降归顺者，则子以收养，“遇唐人（汉人）则尽屠”，反映了部落战争的遗风。努尔哈赤在攻破清河城以后，全城万余军民惨遭屠杀。[6]在攻陷抚顺之后，这种野蛮的部落战争遗风才有所改变，释放汉人，给予银两，以示招徕。
明清鼎革之际，清统治层范文程等有识之士预见到形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建议改变八旗军队的掳掠杀戮传统作风，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开始时也是能够认真听取，拉拢汉族官绅，宽容汉人习俗。但是当形势变得对满洲贵族有利时，悍然下达剃发结辫、服饰改遵满式之令，当这种野蛮手段遭到汉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大江南北掀起抗清高潮之际，满清统治者又恢复昔日征服者的狰狞面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开杀戒，大肆杀戮。其早先蔑视汉族、惨绝人寰的暴力镇压对抗势力的传统作风又暴露无遗。但是，清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陷入了自其入关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坚决抵抗之中，推迟了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
大战略实施手段主要包括综合国力的建设，清王朝统治者惯于使用武力处理和解决对抗力量，因此在综合国力的建设中，十分重视对武备的建设。努尔哈赤创建了能征善战的八旗军，康熙帝建立了木兰围场，加强八旗兵的训练。雍正帝总结帝王之治理天下，“以明武备为先务”[7]，乾隆帝也强调“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8]。康雍乾三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这与三代帝王加强武备，廓清来自边疆的军事威胁、从而营造安定局面的大战略方针密切相关。随着八旗军队的腐败之势不可逆转，清廷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改变这一局面，清代武备开始走向衰落，自从清王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清朝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队根本不是西方先进的以热兵器武装军队的对手。以武力方式实现大战略政治目标的预定模式宣告破产。
除了综合国力以外，大战略实施手段还包括运用和建设综合国力的政策和策略。清王朝在建设军事力量的策略制定上，一直存在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倾向。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情况来看，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重点防卫的方向和兵力部署的重心也在北方。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均在中国北部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的战略防御。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其海防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防备汉族反清势力和海盗的暴力活动，并没有意识到掌握制海权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大战略高度上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财政力量投入上的不足，以使中国的海防处于实际上的薄弱环节，经不起列强蓄意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清代前期大战略实施手段重点采取以武力为主方式的变化，处于西方列强环视和威逼下的清王朝最后也没有设计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恢复以往的大战略实施手段，以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为大战略政治目标的根本愿望也因为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撑而彻底落空。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2年03期第117～123页
【英文标题】Big Strategy Is the Braking Force of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Qing Dynasty
XU Zhao-r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徐兆仁（1955-），浙江温岭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 【内容提要】 | 作为一种制动力，大战略是通过对全部动力系统的协调、支配、控制、运筹等全方位的活动，产生影响和决定历史演化方向、社会发展状况的力量。清王朝的政权兴亡命运和清代社会发展演化的曲线为大战略的设计和运筹的状况所决定，既受到大战略实施主体所在集团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最高决策者素质等因素的影响。 As a braking force, big strategy is a force that affects and decides the evolution orien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way of coordination, control, domination and operation towards the complete power system and other all-around activities. The political rise and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re determined by the design and state of operation of the big strategy. Besides, they are also affected by history, culture,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the highest decision-maker. |
【关 键 词】清代/大战略/制动力/历史动力 Qing Dynasty/Big Strategy/braking force/history dynamics
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涉及清王朝历史命运的制动力问题时，自然会首先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此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论。实际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着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最后形成一种合力，对社会产生作用。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最终动因作用的是人类的需要，所以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最深层次。恩格斯曾经指出，旧唯物主义错误之处在于不从动力入手进一步追溯其动因，而唯物史观则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离开需要，就不能说明人类何以劳动、创造，生产力为什么发展，社会为什么前进。所以，尽管需要必须借助于动机、目的等主观形式，以动因方式对历史发展起作用，并且需要的满足还必须借助于其他动力，不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那样以自己的运动发展直接表征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这却是整个动力系统的根源，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一个层次。作为满足需要的人类劳动现实化的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二个层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由于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动力作用是最直接地体现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并通过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出来，所以，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第三个层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政治等上层建筑给社会的经济基础带来极大的反作用力，并直接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从而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第四个层次。社会意识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性动力，对上述四个层次的动力均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起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而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第五个层次。[1]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著作针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展开探讨，但是他们的上述思想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构成了清代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形成了清代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动力。所有这些动力，在最后形成合力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并进一步影响历史演变方向和社会发展进程时，都受到了一种制动力的整合与支配。
一、大战略是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
我们所说的制动力，是指通过对全部动力系统的协调、支配、控制、运筹等全方位的活动，产生影响和决定历史演化方向、社会发展状况的力量。很显然，在清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大战略属于直接的制动力。所谓大战略，又称国家战略，指的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精神等因素在内的全部综合力量，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综观清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形势的逆转、格局的变化、王朝的更替、江山的易主，无一不与大战略紧密相连；集团的兴亡、政权的成败，国力的强弱、国家的盛衰，无一不与大战略息息相关。大战略运筹决定着实施者所在集团或政权势力消长的轨迹，同时也描述出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历史发展曲线，大战略是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
在清代，大战略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绝不是偶然的。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大战略从根本上决定了最高决策者的治国模式和统治样态。一方面，大战略展现了统治集团处于上升时期的利益驱动和宏大蓝图。在康、雍、乾时代，清王朝政治统治力较以往朝代大大增强，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有效地遏制了周边国家的侵略，成功地粉碎了国内叛乱势力的分裂，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大战略给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某种活力。另一方面，大战略也反映了统治集团走向失败命运的利益制导和运思区限。在清代，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进入晚期的没落阶段，封建专制主义到了极限，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管制，禁锢思想，钳制言论，逐渐变得保守、落后、反动、腐朽，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摇摇欲坠，大战略为垂死的封建制度作最后的挽救。
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大战略从总体上规定了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为终极政治目标的综合国力建设重心。清王朝历代帝王在综合国力的建设与运用上竭尽全力，其根本指向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目标与手段高度一致，目标完全为政治服务。清王朝重视疆域拓展、土地开垦等自然力量，重视建设水利、改善赋税等经济力量，注重骑射为本、训练八旗等军事力量，打击异端、推崇理学以凝聚精神力量，怀柔蒙古，联为羽翼，改善周边环境和同盟关系，以加强外交力量。从总体上说，清王朝综合国力的建设带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体现了大战略强大的整合功能和导向作用。
作为一种制动力量，大战略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精神领域的力量，始终决定着清王朝国家机器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和运动状态等，不断地将国家意图转换成现实。我们清楚地注意到，一旦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大战略，清王朝的统治就得到了加强，其势力就得到拓展，其政权也就沿着上升的趋势发展。相反，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的大战略也往往会导致其政权走向绝境，甚至濒临灭亡。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其组织、调动、提升和运用综合国力的能力变得很强，因而大战略所产生的能量也很大，大战略的状态对于清王朝政治命运的决定力也极大。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动力系统产生正常作用的时候，大战略往往会改变这种动力的运动轨迹和矢量，维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权益。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面前，清王朝统治者采取的大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推动作用，延缓了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由于大战略是汇集国家的全部资源的一种运动和运筹，因此其本身即带有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足以按照大战略设计者的要求，去改变现实层面的状况。当然，会存在多种结果。而实施大战略的统治者将始终按照其自身的利益运作，因此并不能预见到这种制动力是否与内在的原动力、外部推动力处于一个一致的轨道，未曾考虑到这种制动力的有效性。清王朝的覆灭在于统治者不能拥有这种制动力的有效性，即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国家力量已经出现变化，统治者再也无力凝聚全部力量，去实现其既定的政治目标。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战略始终围绕利害关系展开运思和进行运筹。认识利害、运用利害和逆转利害的精神驱动，促使清王朝统治者的决策被置于现实功利价值的目的之下，大战略将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一律纳入统治者谋取最大利益的轨道，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大战略的张力，强化了统治者的意志，加强了某种历史进程的力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利益集团的愿望取代了全社会的意志，人为地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清王朝统治者无论如何不愿放弃眼前的利益，其大战略的运筹也始终在这个天地内打转转，从而与内在的原动力、外部的推动力产生激烈的碰撞，直至失去控制。到了这般境地，清王朝也距离崩溃不远了。
二、影响和制约清王朝大战略的若干因素
大战略的具体状况决定了清王朝不同历史时期兴盛衰亡的不同命运。为什么大战略不能永远保证清王朝的长盛不衰？为什么大战略的实施结果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清王朝的大战略受到以下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清王朝大战略受实施主体所在的集团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影响。如前所述，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蒙汉地主阶级而组成的统治集团，这一集团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通过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一切国家资源。但是，这也势必激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引发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囿于集团利益的大战略，在政治目标的视野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部综合国力，不可能利用、开发和整合全社会动力系统中的全部能源。相反，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而制定的大战略，由于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大战略的制动力量遭到来自全部动力系统的抵消，甚至被后者所吞噬。
第二，清王朝大战略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大战略的历史文化起源很早，从先秦到明代，出现了诸如《周易》、《尚书》、《左传》、《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鬼谷子》、《乾坤大略》等大量充满大战略思想和理论的典籍，产生了诸如兵家、法家、纵横家等不同的流派，涌现了无数的大战略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战略观念受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贵和尚中”、“人伦为本”、“崇智重谋”等基本精神的影响，追求“不战而胜”、“以战止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上兵伐谋”的境界。战略取向着重于防御性质，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标志。思想取向注重于大一统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反对暴乱，谋求安定；反对战争，谋求和平；追求仁政，反对暴政。尽管中国历史上战祸连年，但是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那些发动战争、制造暴乱、谋划分裂的人和集团始终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批判。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体系，清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既充分吸收，又时刻警惕抵制汉俗的侵蚀，保持本民族勇武、朴诚、求实的本色。他们以批判的吸收和有效的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对待汉文化，反对泥古不化、因循守旧，对满汉两种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满汉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2]
中国传统文化中“君权神授”的封建帝国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清王朝的大战略。皇权至上、乾纲独断思想，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心态，睥睨一切、惟我蚀尊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大战略原有功能的发挥。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倾向导致军事技术发展的麻木和落后，清王朝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官僚政治更加剧了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不辨方向，狂妄自大，独断专横，决策错误。统治者承袭传统文化中保守性的方面，实行海禁，消极防御，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多次葬送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屈辱挨打，人为地阻碍了社会发展、时代演化的步伐。
第三，清王朝大战略受到了让会环境的影响。清王朝所在的社会环境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情况。就内部的社会环境而言，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形成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安土重迁、依赖自然、平均主义等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心理，血缘纽带牢不可破，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儒家伦理深入人心。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先进的封建农业文明，对四周相对落后的民族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力，汉民族本身也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凝聚。在常规条件下，汉文化促使了后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各方面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逐步接近、共同发展、相互依存、融为一体的大家庭。由于清王朝政权的民族特性，统治者坚持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无视这种社会现状。因为大战略的控制权掌握在充满民族歧视的统治者手中，终清朝统治之世，满汉矛盾均十分激烈，满汉矛盾的社会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最后，这种矛盾逐渐升级成革命运动，导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结果。
就外部的社会环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正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野心，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清王朝统治者对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安危与兴衰的军事斗争对象、性质、目标、敌我友关系、战略运筹的基本方向茫然无知，对时代特征、世界战略格局、有关国家的战略动向、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国际利益矛盾和力量消长一无所知，清王朝大战略运筹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清王朝大战略受到决策者素养的影响。从努尔哈赤到慈禧太后，清王朝历代的最高决策者运用大战略之剑导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大战略受决策者素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清王朝创立时期的决策者，无一不是经历战争炮火的洗礼，多谋善断、英勇刚决、坚韧顽强，能识胜败之机、废兴之理，善营主动之势、霸业之基，恩威并施、刚柔相济，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和常人难以具备的战略品质。而康乾盛世时期的几任帝王，则博学多识、高瞻远瞩，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深谋远虑、拨乱反正，具备雄才大略，清势力在这些统帅的决策和指挥下，节节胜利，走进一个统治势力上升的通道。而乾嘉以后诸帝，或才识平庸，或智略浅显，或气度一般，或胸怀狭窄，或精于权术疏于治术，或明于当前昧于长远，以致清王朝不断衰败之时，统治集团竟乏回天之力。
传统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决策主体状况等各种因素赋予研制定的大战略以根本的特性，并且决定其是否正确。政治集团或国家所实施的大战略由于集中了所能调动的综合国力，掌握了所能控制的全部资源，整合与支配着社会的动力系统，因此具有巨大的、实在的社会能量，能够使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化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运动。当这种运动方向与历史潮流一致时，政治集团或国家就会出现兴盛的局面，反之，则会产生衰败的后果。
三、清王朝大战略的若干特点
通过对清王朝兴盛衰亡关键时期的历史考察，可以把清王朝大战略最为突出的特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大战略决策体制充分融合满汉政治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体制最早创建于秦朝，这一体制在权力分布上，表现为下宽上锐的宝塔式结构；在权力统属上，实行下层事权分散和上层大政归一的原则。这一体制以皇帝制度为主干，以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为辅翼，配合全国一统的政令和各项管理制度，组合成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政权体系，以行使阶级统治和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职能。这一体制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下来，奉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早在关外时期，清朝的缔造者就以明朝的政治制度为样板，设立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将《大明会典》作为重要的行政法典。入关以后，清王朝基本上沿袭和仿照明朝的体制，即人们常说的“清承明制”。与此同时，清代也保留了不少满族的政治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制度上的创新。其荦荦大者，有以下三端：
一是与满族早期社会中的民主共议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满洲亲贵大臣商讨和决定军国大事，均采取这种形式，只是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深入和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才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间被废弃。
二是皇位继承制。最初采用满族贵族会商共举的方法产生，带有浓厚的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成分，清代独特的“秘密立储法”，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不变的立嫡立长的传统。“秘密立储法”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因王位继承而起的自相残杀，消弭因此而起的结党营私弊端，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优选性远远高出嫡长子继承法。但是“秘密立储法”也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即全凭皇帝一人的好恶决定，难免挑选只重忠孝、缺乏创新和进取的平庸之人。
三是成立军机处。清代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封建体制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皇帝独断专行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但成立军机处，使得中枢办事机构集中、简化，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大战略决策体制的应变能力。
清代这种既全面继承历代中原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又融入满族政治传统的大战略决策体制将秦王朝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高峰。英明的统治者一旦制定出正确的大战略方针，就能够借助这套体制的威力，开创出诸如康乾盛世这样的局面。但是这种体制本身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因为这种体制把君主的权力绝对化，甚至发展到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的程度。这种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反而会造成一大批奴才。神化君主和帝王的反面必然轻视民众，一人的政治智慧也难以与全体民众的智慧匹敌，因此这种制度下社会繁荣的程度和持续性都是有限的。当遇到开明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时，国家就会出现一时的兴盛。相反，昏庸无能的帝王，就会使国家衰败下去。融合满汉政治传统的专制体制在赋予帝王绝对权力的同时，也使得国家的政治命运捆绑在随时都有可能出轨和颠覆的列车之上。这一体制中的官僚机器缺乏对于帝王的约束力和对君权的制约功能，从本质上讲，清代整个国家机构都是君权的延伸或附属物，所以被称作帝王的股肱、喉舌、肺腑和爪牙。官僚机构只有按照帝王所赋予的权力，来行使职能，才能存在；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裁并或取消。如内阁权力的衰落、六科被并入都察院等。国家机器创新能力的缺乏和对君权制衡作用的减弱，使得帝王或掌权者的专制独裁信马由缰，随时都有可能从悬崖上摔下，将国家和社会引向绝路。清王朝不同时期大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兴盛衰亡的历史起落现象，就是与这种体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大战略行为主体坚持以满族为主干、满汉贵族为核心
作为大战略的行为主体，满族的人数相对较少，入关以后面对的又是比自身人口多出上百倍的汉族群体。努尔哈赤成功创建后金政权并统一女真，其力量不断壮大的关键是创建一种在当时能够卓有成效地凝聚满族力量的八旗制度。后金政权以及此后的清王朝正是以八旗制度为纽带，以满族为主体，以满族亲贵为核心，联合蒙汉地主阶级，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实施对中原和周边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清王朝统治者“首崇满洲”、“八旗为国家根本”、以满治汉的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不仅如此，清代的基本国策也全面保证了作为大战略主体的满族的根本利益。例如在清王朝行政系统内，中央各衙门均实行满汉复职制，在官缺中专门定有“满”、“蒙”、“汉”等各种不同的缺分，何职由何种人递补，均有明确规定，不许随意变动。不仅如此，还规定满人可以补汉缺，汉人则不能补满缺。清军入关以后，清廷发布无异于公开掠夺的圈地令，实行旨在奴役汉族的接纳“投充”，推行严酷的缉捕逃人法。在法律上，规定满族等八旗成员可以享受汉人不能享有的“换刑”等特权。清代帝王一直将以“清语骑射”为本作为统治的法宝，念念不忘，历代相传。当时代变化，八旗军队逐渐腐化时，清王朝还专门出台了旨在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一系列政策，以确保和维护八旗兵和满洲贵族作为清王朝政治支柱的根本利益。
清王朝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带有鲜明的满族特色，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和传统，历代帝王不断告诫属下要严厉拒斥汉俗，竭力提倡和推行满族旧制和旧俗，内心深处对汉人的防范意识十分强烈，采取各种方法阻止满族的汉化。这其中蕴藏着的秘密，就是以满族为根本，结成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政治实体，去统治处于总体上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的汉族和别的民族。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讲，清王朝并不真正代表其所统辖版图上的各民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清代满汉矛盾的长期存在和愈演愈烈。清王朝以团聚满族兴，复以仅仅囿于满族少数人的利益而亡。
清王朝历代统治者并没有真王走出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圈子，即便在太平天国革命烈火快要烧毁清王朝的统治大厦时期；在甲午战争失败，列强瓜分中国，清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刻；在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面临覆灭之际等多次历史转折关头，清王朝的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满族集团和满洲亲贵的既得利益，带着对汉族的深深的恐惧心理，牢牢拽住政治权力，惟恐汉人乘隙夺取。满汉之防，高于一切。满洲亲贵中所表现的这种鼠目寸光和狭隘偏见，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政治命运。清王朝大战略之所以引起由盛而衰的大幅度变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坚持所代表的集团利益紧密相关。一旦这个利益集团发展到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成为众矢之的，任何大战略家也无力回天，挽救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核心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设想，可谓洞若观火，远见卓识。他们根据满清王朝的统治本质，鞭辟入里地指出：建立国民政府，旨在“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3]的革命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建立在清王朝日趋腐朽和反动的大前提之下。
3.大战略政治目标旨在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专制帝国
先秦思想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在秦汉时期已经变成了现实，同时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之一，产生至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虽然在兴起时地处辽东，属于边疆民族政权。但是扩大力量，逐步统一女真，实现更大规模的统一的愿望则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皇太极称帝以后，已经洞见明清鼎革大势的可能出现，曾经指出：“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4]隐含着满清如果取代明王朝将完全合乎常理的观念。
多尔衮在入关之初即采纳进取中原，“混一区宇”的大战略目际。当英王阿济格等一批满洲贵族缺乏政治远见而提出放弃中原，还守沈阳或退守山海关时，多尔衮则坚决反对，坚持大一统的大战略方针。
清代统治者十分注重满清与蒙古的联合和统一。顺治初年，清廷就一再向喀尔喀蒙古表示，双方应该一统。康熙帝在统一中原以后，立即着手经营边疆，征服割据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打击分裂和叛乱势力。
雍正帝针对当时的反清思潮，为了宣传满清入关，取代明朝的合理性，不遗余力地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了批判、改造和创新。雍正帝颁布长篇谕旨，指出满洲入主中原，君临天下，开疆拓土，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入版图，使得大一统的局面超过了以往历代，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王朝。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清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辽阔的程度，均不如清朝。[5]而当中国天下成为一统，华夷成为一家之时，制造分别华夷之邪说，就会成为逆天悖理的罪人，不但是清朝的敌人，同时也是明朝的仇敌。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雍正帝还强调华夷原本只是一种地域概念，与贵贱尊卑无关。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他们并不因此而有损于圣德，清王朝的正统性丝毫也不应该因为出身于满族而受到影响。
乾隆帝继承了祖宗成法，发兵征讨金川，平定西藏叛乱，戡定准部，统一回疆，遏制沙俄浸略野心，接纳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与缅甸交兵，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完成了对清王朝边疆的统一大业，巩固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
尽管清王朝统治者强调华夷无别，满汉一家，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是一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清王朝统治者一旦实现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大战略政治目标，也就表明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体己经攫取到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存在，就是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存在。因此，任何损害这一利益集团的言行，都在满清王朝统治机器的坚决镇压之列。
4.大战略实施手段重在武备建设和诉诸武力解决
女真族习俗尚武，民风剽悍，骑射武功是其捍卫家园、开疆拓土、南征北战的利器。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崛起于建州，以八旗劲旅纵横天下。正因为清朝以武功开国，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和对抗，几乎成为满清统治者实施大战略的一贯手段。努尔哈赤以武力征服女真各部，根据《旧满洲档》的记载，后金在战争中，凡与之抵抗者，一律屠杀，而对于投降归顺者，则子以收养，“遇唐人（汉人）则尽屠”，反映了部落战争的遗风。努尔哈赤在攻破清河城以后，全城万余军民惨遭屠杀。[6]在攻陷抚顺之后，这种野蛮的部落战争遗风才有所改变，释放汉人，给予银两，以示招徕。
明清鼎革之际，清统治层范文程等有识之士预见到形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建议改变八旗军队的掳掠杀戮传统作风，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开始时也是能够认真听取，拉拢汉族官绅，宽容汉人习俗。但是当形势变得对满洲贵族有利时，悍然下达剃发结辫、服饰改遵满式之令，当这种野蛮手段遭到汉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大江南北掀起抗清高潮之际，满清统治者又恢复昔日征服者的狰狞面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开杀戒，大肆杀戮。其早先蔑视汉族、惨绝人寰的暴力镇压对抗势力的传统作风又暴露无遗。但是，清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陷入了自其入关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坚决抵抗之中，推迟了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
大战略实施手段主要包括综合国力的建设，清王朝统治者惯于使用武力处理和解决对抗力量，因此在综合国力的建设中，十分重视对武备的建设。努尔哈赤创建了能征善战的八旗军，康熙帝建立了木兰围场，加强八旗兵的训练。雍正帝总结帝王之治理天下，“以明武备为先务”[7]，乾隆帝也强调“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8]。康雍乾三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这与三代帝王加强武备，廓清来自边疆的军事威胁、从而营造安定局面的大战略方针密切相关。随着八旗军队的腐败之势不可逆转，清廷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改变这一局面，清代武备开始走向衰落，自从清王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清朝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队根本不是西方先进的以热兵器武装军队的对手。以武力方式实现大战略政治目标的预定模式宣告破产。
除了综合国力以外，大战略实施手段还包括运用和建设综合国力的政策和策略。清王朝在建设军事力量的策略制定上，一直存在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倾向。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情况来看，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重点防卫的方向和兵力部署的重心也在北方。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均在中国北部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的战略防御。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其海防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防备汉族反清势力和海盗的暴力活动，并没有意识到掌握制海权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大战略高度上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财政力量投入上的不足，以使中国的海防处于实际上的薄弱环节，经不起列强蓄意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清代前期大战略实施手段重点采取以武力为主方式的变化，处于西方列强环视和威逼下的清王朝最后也没有设计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恢复以往的大战略实施手段，以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为大战略政治目标的根本愿望也因为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撑而彻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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