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刘晓东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2年02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刘晓东（1972－），男，满族，辽宁凤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日 期】2001－03－18
“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1 ］（滕文公下）“仕”是中国封建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社会出路。“科举”也便因之成为其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无法摆脱的外在生存环境。随着晚明科举体制危机的日渐深化，也对士人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晚明科举危机从根本上说并非在于“八股取士”对士人思想的钳制，而在于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及其所导致的“士”与国家之间社会交往关系的破坏与失衡。
一、解额日广：一种超负荷的非理性增长——以会试为核心的一个基本分析
明代会试的录取额数，各科不一，少者仅有32人，多者达472人［2］（卷七十，选举二）。但总体看来基本处于渐趋增长的趋势（见表一）。
明代各朝科平均额数统计表（表一）
*洪武三十年，曾开两科，曰春、夏榜。春榜所取52 人作废后方取夏榜61人，因此在实际录取人数中不能将其包括在内，科数也只能算作6科。
从上表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各代会试的科平均额数不尽一致，波动幅度较大，有时甚至有所回落。但从前、后期相比较来看，还是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增长趋势，时人就颇好以“解额日广”来盛赞之。
科举作为封建官僚体制的基奠，其自身的承载力应是以官僚体制的合理需求为基础的。那么明代科举解额的增长是否出于官僚体制自身的合理需要呢？这点我们从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及其与选官制度的内在联系上似乎能够得到一定的解答。官僚体制的合理运作与发展，一方面需要不断增添新的智力资源与能源；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相对平稳的更新速度。缺少更新或更新速度过快都难以保证官僚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官僚任期的合理与否。美国学者James B.Parsons教授对明代诸朝各级官员的任期状况作过一番详实的统计与研究，并对其任期年限作了大致的估算。（见表二）可见，从洪武至永乐初叶（1368—1402）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处于初始阶段的不稳定时期，也是官员任期相对较长，缺少有效更新的时期；从永乐初叶至景泰（1402—1449），明代的官僚政治体制日渐趋于稳定，官员的任期相对缩短，更新速度相对加快；景泰之后直至明末，是官僚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再次削弱并日渐趋向激烈化的时期，影响了官僚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此时也是官员更新速度极大化发展的时期。当我们将这一研究结论同时代会试科平均额数的变化趋势结合起来观察的话，不难看出：与这种更新速度过快与官僚体制功能下降相反的是会试科平均额数的上升，即新生官僚人数的增多。而官僚体制内部人员数量的过度膨胀往往是其效率降低与功能弱化的催化剂，也是其一个重要表现特征。［3］（第十章）因此，虽然导致明代中叶之后官僚更新速度极大化发展与官僚体制功能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官僚超出实际所需的数量的膨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官僚内部竞争的激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明人自身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嘉靖时袁帙就曾云：由于“士之待选于都下者日以停壅，当衡者欲疏通之。由是长吏数易而迁转无常，外之牧守丞薄，内之台谏郎署，率不满一考而即叙迁，不如是则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甚者三绩考满，则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罢之以处待选之士。”［4］（卷下， 久任）这势必导致国家政策实施缺少连续性与官僚躁竞之风的盛行，从而破坏了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与功能的有效发挥。“迁转太繁，政多苟且。”［5］（卷四四， 职官十六·久任）
明代官员任期表（单位：年）（表二）
*资料来源James B. Parsons, The Ming Dynasty Bureaucracy: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 edited by Charles O. Huncker,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P178.
可见，明代会试额数的增长在初期主要是出于官僚体制自身的合理需要，也是在官僚体制自身承载能力之内的。此时官僚体制的不稳定主要源于人才短缺，缺乏有效的资源更新。但中叶之后则决非如此，这种增长明显超出了官僚体制自身的承载力并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它是在科举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下，政府的一种消极应变之举，是一种被动式的超负荷的硬性增长。
二、科举流通的壅塞与晚明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
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思想控制的目的，广建学宫并放松了对入学资格的限制，从而导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与士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呈现出“比屋为子营入学，
惟恐后时矣”［6］（卷四五八，吴恪《陈存斋墓碣》）的景象。据顾炎武所云：宣德时全国共有生员3万人［7］（卷十七，生员额数），殆至明末则达到了50余万人［8］（卷一，生员论），较宣德时增长了大约17倍左右。顾氏所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真实性。以上海县为例，依照宣德时制度规定，上海县学所招收生员最多不过40名［2］（卷六九，选举一），但至明末却高达650余名［9］（卷二，学校一），增长了16倍多，与顾氏所言基本吻合。这一方面导致了文化社会化的相对普及，但另一方面也给科举体制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天下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10］（卷十九，曹子见墓志铭），给国家的选举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因为录取比例的过于偏低，不仅容易导致人员淹滞与流通渠道的不畅，从而影响官僚体制的能源更新；而且也容易造成“士”对科举制度失去信心，甚至背叛，使政府对“士”的提控力度降低。正德时太平石隶县生员章仁就因“屡试不中，遂聚众将为乱。既而举家就捕，仁独逃，莫知所之”［11］。因此，这种压力的日增，迫使明代统治者不得不竭力予以缓解。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应试人数。成化时，宪宗就更定举人就选教职便不得入试的祖制，令“举入教官仍许会试”［2］（卷六九，选举一）， 希翼通过鼓励举人入选教职来暂时缓解压力；弘治时，甚至下令举人三试不中者不得再试［12］（卷四六，选举考·举士四），但在士子的强烈反对下不久作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适当提高会试的录取人数以缓解压力。正统七年将会试解额提至150人［12］（卷四五，选举考·举士三），成化时又升至300人［2］（卷七○，选举二）。之后多随形势之变化不时增扩，以350人为多，也有达400余人者。这也是明代科举解额增长的内在动因所在。
不过，由于受自身条件所限，科举解额的这种非理性增长并未能从根本上保证科举流通机制的顺畅与良性运作。明代会试的录取额数，从宣德时的100人到明末较为常见的350人左右，大约增长3.5倍； 乡试解额从宣德时的540人，到隆庆之后“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 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2］（卷七○，选举二）（我们姑以最大值100人计算，亦不过1360人），大约增长2倍有余。但这与生员人数近乎十六、 七倍的增长速度相较无疑是极不均衡的，实际上是将会试的负担变相地转嫁到了乡试身上。“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2］（卷六九，选举一）也就是说，至少每30名科举贡生才能考取一名举人，录取比例仅有3.3％，甚至更低。因此， 明代社会就有“金举人银进士”［13］之说。同时，举人入监之制的实行，又极大地冲击了“岁贡”这条科举的辅助流通渠道，使“廪生非二十年之外，无望岁贡，甚或有三十四（按：当为“三、四十”）年，头童齿豁而始得贡者。盖材多则难以见长，人众而艰于须次。”［9］（卷二，学校三）于是， 乡试负担的沉重，录取比例的低下，以及岁贡之途的堵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方学校的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与士人生存危机的深化。对此，文征明颇有一番议论与感慨。其云：
“自永乐元年、正统二年、景泰元年三次开科，各处解送举人不拘额数，遂有顿增至二百名者。一时国学人众，乃量减贡额。然中间或行或否，皆视解额增损。阙后解额既定，而贡额竟不能复，坐是学校壅滞，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迄逦至于今日，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14］（卷二五，三学上陆冢宰书）文氏所云当具有极大的真实性与普遍性，可以说明代中叶之后，尤其晚明科举壅塞与士人生计日窘的融合并生，使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已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三、弃儒与游生：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15］（卷二）。科举危机的深化与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使大量士人不得不被摈斥于科举大门之外，成为科举的弃儿。除却一部分家道殷实者尚可归隐田园，自娱自放，以“诗歌宴筵”发泄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仍保持一分“非仕则隐”的传统生存方式，大多数家境不佳者却不得不面对最现实的世俗人生，寻求新的社会出路，并由此促动了晚明士人群体的社会分化。在传统“仕”与“隐”的主群体外，又形成了颇具规模，多少脱离传统价值取向的“儒商”边缘群体与“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
“弃儒营商”是晚明社会士人科举无望下一条新的社会出路。陈良谟笔下的蒋举人就是在“屡试春官不第”后“遂弃去，效垄断之徒而尤之，……不数年称高赀矣。”［16］（卷上）休宁士汪希胤“少时受毛诗里传，能属文，试有司辄占高等，至台试而辄报罢。以是弃去，挟其赀贾湖海间”［17］（卷一二四，汪处士希胤墓志铭）。晚明士人的弃儒营商并不少见，某些地方已是“合郡之士，半为商人”［18］（卷二）。以至时人亦不得不慨叹所谓“士而商”者比比皆是了［10］（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这些弃儒营商之士，虽以营商资生，却仍大多保有一份士子情怀与文化情结。程尚质虽“经营会计，倦倦不忘”，仍“志好古文，汲汲如不及。”“平生手录古人遗文至三百余卷，所编次有富溪程氏族谱十五卷，乡约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风月亭集一卷，泉石斋集三卷，诸墓下顷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斋稿者又若干卷藏于家。”［19］（卷七二，梅友处士墓表）。以卖米为生的周家禾“工诗好客，与朱彝尊、李良年、钟渊映比邻相善，诗酒往来无虚日”［20］（卷四）。可以说，他们同时兼具着“儒”与“商”的双重身份，并因以“商”为依托而对仕途经济产生了一种相对的脱离，成为士人社会的一种边缘群体与沟通“士”与新兴市民阶层的桥梁。晚明士、商社会交往的频繁，及士人社会“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异术而同心”的价值观念的转化与情感交融，同“儒商”边缘群体的生成与濡染无疑是有着莫大关联的。对此学者多有论述，与兹不再赘述。
晚明“市民文人”虽好以隐士自封，却并无隐士之行实。大多属于“身无他长”、“退无营业”，只好“以文墨糊口四方”的“知识游民”。不过，由于商品经济促动下文化艺术商品化趋势的增强、社会价值观念与风尚的异动、以及对科举危机的自我体验与体悟，使他们的“卖文”较之以前更具有了一种准职业化的味道与色彩。这一方面表现为其作品商品化特征的增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意欲通过“以文墨立身”寻求一种“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乎爵禄之上”［14］（附录，姚涞《赠行序》）的，脱离“仕途”与“仕途经济”之外的自我实现之途。
晚明市民文人的创作大多是应市场之需，或受书贾请托，基于谋利基础上的。诸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都是“因贾人之请”［21］（叙）、“受肆中人之邀”［22］（小引）而创作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商品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着实影响了其作品的深度与思想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商品化趋势的增强，使“士”与社会产生了更广泛、深入的联系与交融，在治生的同时也为“士”提供了一条脱离仕途之外的，救治社会人心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冯梦龙钟情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整理，就有旨在疗救每况愈下的社会现实的目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3］（叙）。这种救治之方较之“经史书传”的宣扬与教化更具有“导愚适俗”的社会功效，“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21］（叙）。可以说，这也是吸引“士”加入这一创作行列的一个内在因素。于是，“治生”的意义开始与“行道”、“适志”的自我实现关联在一起，使这些“市民文人”多少带有了一点职业化的色彩。诸如李渔对旧朝既无久怀之意，对新朝亦无痛绝之心，却终生以戏曲、小说创作为生，大概便属于典型的职业文人吧！冯梦龙虽在61岁时步入仕途，以期挽救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但在此之前，先后创作、整理了《三言》、《古今谭概》、《新编列国志》、《三遂平妖传》、《情史》等十余部杂剧、小说集，也有着十余年的职业创作生涯。
“儒商”边缘群体与“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缘于晚明科举危机深化的促迫与影响下“士”群体分化的结果。因而使其多少具有了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的性格特征，走上了更具“世俗化”特征的生存与发展道路。这种世俗化在那时的历史情境中不可避免地对士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它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范围与社会生存的能力。这对促动“士”从“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取向与对“仕途经济”的依赖中相对摆脱，为“文化社会化”的多元转化无疑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与价值的。可以说，中国近代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与知识群体社会出路的拓展，与晚明士人社会的这种分化也并非毫无关联。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2年02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刘晓东（1972－），男，满族，辽宁凤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日 期】2001－03－18
一、解额日广：一种超负荷的非理性增长——以会试为核心的一个基本分析
明代会试的录取额数，各科不一，少者仅有32人，多者达472人［2］（卷七十，选举二）。但总体看来基本处于渐趋增长的趋势（见表一）。
明代各朝科平均额数统计表（表一）
*洪武三十年，曾开两科，曰春、夏榜。春榜所取52 人作废后方取夏榜61人，因此在实际录取人数中不能将其包括在内，科数也只能算作6科。
从上表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各代会试的科平均额数不尽一致，波动幅度较大，有时甚至有所回落。但从前、后期相比较来看，还是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增长趋势，时人就颇好以“解额日广”来盛赞之。
科举作为封建官僚体制的基奠，其自身的承载力应是以官僚体制的合理需求为基础的。那么明代科举解额的增长是否出于官僚体制自身的合理需要呢？这点我们从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及其与选官制度的内在联系上似乎能够得到一定的解答。官僚体制的合理运作与发展，一方面需要不断增添新的智力资源与能源；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相对平稳的更新速度。缺少更新或更新速度过快都难以保证官僚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官僚任期的合理与否。美国学者James B.Parsons教授对明代诸朝各级官员的任期状况作过一番详实的统计与研究，并对其任期年限作了大致的估算。（见表二）可见，从洪武至永乐初叶（1368—1402）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处于初始阶段的不稳定时期，也是官员任期相对较长，缺少有效更新的时期；从永乐初叶至景泰（1402—1449），明代的官僚政治体制日渐趋于稳定，官员的任期相对缩短，更新速度相对加快；景泰之后直至明末，是官僚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再次削弱并日渐趋向激烈化的时期，影响了官僚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此时也是官员更新速度极大化发展的时期。当我们将这一研究结论同时代会试科平均额数的变化趋势结合起来观察的话，不难看出：与这种更新速度过快与官僚体制功能下降相反的是会试科平均额数的上升，即新生官僚人数的增多。而官僚体制内部人员数量的过度膨胀往往是其效率降低与功能弱化的催化剂，也是其一个重要表现特征。［3］（第十章）因此，虽然导致明代中叶之后官僚更新速度极大化发展与官僚体制功能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官僚超出实际所需的数量的膨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官僚内部竞争的激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明人自身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嘉靖时袁帙就曾云：由于“士之待选于都下者日以停壅，当衡者欲疏通之。由是长吏数易而迁转无常，外之牧守丞薄，内之台谏郎署，率不满一考而即叙迁，不如是则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甚者三绩考满，则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罢之以处待选之士。”［4］（卷下， 久任）这势必导致国家政策实施缺少连续性与官僚躁竞之风的盛行，从而破坏了官僚体制自身的稳定性与功能的有效发挥。“迁转太繁，政多苟且。”［5］（卷四四， 职官十六·久任）
明代官员任期表（单位：年）（表二）
级 别 中 央 行 省 府 州及要县 轻 县 年 代 洪 武 1.0 5.5 6.0 6.4 10.8 永 乐 4.5 4.2 7.4 8.8 13.6 宣 德 3.5 3.6 8.5 8.4 11.9 正 统 4.3 3.7 7.5 7.5 10.5 景 泰 2.1 2.3 5.3 6.6 8.0 天 顺 4.8 3.7 5.3 6.0 7.3 成 化 3.5 2.2 5.1 5.5 7.6 弘 治 4.1 1.9 4.8 4.3 5.9 正 德 1.9 1.5 3.3 3.5 5.9 嘉 靖 2.0 1.3 3.2 3.1 4.4 隆 庆 1.6 1.2 3.0 3.2 3.8 万 历 2.8 2.0 3.3 3.5 3.5 天 启 0.8 1.4 2.9 3.1 2.9 崇 祯 1.2 2.0 3.3 2.9 3.6 |
*资料来源James B. Parsons, The Ming Dynasty Bureaucracy: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 edited by Charles O. Huncker,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P178.
可见，明代会试额数的增长在初期主要是出于官僚体制自身的合理需要，也是在官僚体制自身承载能力之内的。此时官僚体制的不稳定主要源于人才短缺，缺乏有效的资源更新。但中叶之后则决非如此，这种增长明显超出了官僚体制自身的承载力并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它是在科举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下，政府的一种消极应变之举，是一种被动式的超负荷的硬性增长。
二、科举流通的壅塞与晚明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
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思想控制的目的，广建学宫并放松了对入学资格的限制，从而导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与士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呈现出“比屋为子营入学，
惟恐后时矣”［6］（卷四五八，吴恪《陈存斋墓碣》）的景象。据顾炎武所云：宣德时全国共有生员3万人［7］（卷十七，生员额数），殆至明末则达到了50余万人［8］（卷一，生员论），较宣德时增长了大约17倍左右。顾氏所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真实性。以上海县为例，依照宣德时制度规定，上海县学所招收生员最多不过40名［2］（卷六九，选举一），但至明末却高达650余名［9］（卷二，学校一），增长了16倍多，与顾氏所言基本吻合。这一方面导致了文化社会化的相对普及，但另一方面也给科举体制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天下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10］（卷十九，曹子见墓志铭），给国家的选举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因为录取比例的过于偏低，不仅容易导致人员淹滞与流通渠道的不畅，从而影响官僚体制的能源更新；而且也容易造成“士”对科举制度失去信心，甚至背叛，使政府对“士”的提控力度降低。正德时太平石隶县生员章仁就因“屡试不中，遂聚众将为乱。既而举家就捕，仁独逃，莫知所之”［11］。因此，这种压力的日增，迫使明代统治者不得不竭力予以缓解。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应试人数。成化时，宪宗就更定举人就选教职便不得入试的祖制，令“举入教官仍许会试”［2］（卷六九，选举一）， 希翼通过鼓励举人入选教职来暂时缓解压力；弘治时，甚至下令举人三试不中者不得再试［12］（卷四六，选举考·举士四），但在士子的强烈反对下不久作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适当提高会试的录取人数以缓解压力。正统七年将会试解额提至150人［12］（卷四五，选举考·举士三），成化时又升至300人［2］（卷七○，选举二）。之后多随形势之变化不时增扩，以350人为多，也有达400余人者。这也是明代科举解额增长的内在动因所在。不过，由于受自身条件所限，科举解额的这种非理性增长并未能从根本上保证科举流通机制的顺畅与良性运作。明代会试的录取额数，从宣德时的100人到明末较为常见的350人左右，大约增长3.5倍； 乡试解额从宣德时的540人，到隆庆之后“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 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2］（卷七○，选举二）（我们姑以最大值100人计算，亦不过1360人），大约增长2倍有余。但这与生员人数近乎十六、 七倍的增长速度相较无疑是极不均衡的，实际上是将会试的负担变相地转嫁到了乡试身上。“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2］（卷六九，选举一）也就是说，至少每30名科举贡生才能考取一名举人，录取比例仅有3.3％，甚至更低。因此， 明代社会就有“金举人银进士”［13］之说。同时，举人入监之制的实行，又极大地冲击了“岁贡”这条科举的辅助流通渠道，使“廪生非二十年之外，无望岁贡，甚或有三十四（按：当为“三、四十”）年，头童齿豁而始得贡者。盖材多则难以见长，人众而艰于须次。”［9］（卷二，学校三）于是， 乡试负担的沉重，录取比例的低下，以及岁贡之途的堵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方学校的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与士人生存危机的深化。对此，文征明颇有一番议论与感慨。其云：
“自永乐元年、正统二年、景泰元年三次开科，各处解送举人不拘额数，遂有顿增至二百名者。一时国学人众，乃量减贡额。然中间或行或否，皆视解额增损。阙后解额既定，而贡额竟不能复，坐是学校壅滞，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迄逦至于今日，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14］（卷二五，三学上陆冢宰书）文氏所云当具有极大的真实性与普遍性，可以说明代中叶之后，尤其晚明科举壅塞与士人生计日窘的融合并生，使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已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三、弃儒与游生：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15］（卷二）。科举危机的深化与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使大量士人不得不被摈斥于科举大门之外，成为科举的弃儿。除却一部分家道殷实者尚可归隐田园，自娱自放，以“诗歌宴筵”发泄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仍保持一分“非仕则隐”的传统生存方式，大多数家境不佳者却不得不面对最现实的世俗人生，寻求新的社会出路，并由此促动了晚明士人群体的社会分化。在传统“仕”与“隐”的主群体外，又形成了颇具规模，多少脱离传统价值取向的“儒商”边缘群体与“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
“弃儒营商”是晚明社会士人科举无望下一条新的社会出路。陈良谟笔下的蒋举人就是在“屡试春官不第”后“遂弃去，效垄断之徒而尤之，……不数年称高赀矣。”［16］（卷上）休宁士汪希胤“少时受毛诗里传，能属文，试有司辄占高等，至台试而辄报罢。以是弃去，挟其赀贾湖海间”［17］（卷一二四，汪处士希胤墓志铭）。晚明士人的弃儒营商并不少见，某些地方已是“合郡之士，半为商人”［18］（卷二）。以至时人亦不得不慨叹所谓“士而商”者比比皆是了［10］（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这些弃儒营商之士，虽以营商资生，却仍大多保有一份士子情怀与文化情结。程尚质虽“经营会计，倦倦不忘”，仍“志好古文，汲汲如不及。”“平生手录古人遗文至三百余卷，所编次有富溪程氏族谱十五卷，乡约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风月亭集一卷，泉石斋集三卷，诸墓下顷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斋稿者又若干卷藏于家。”［19］（卷七二，梅友处士墓表）。以卖米为生的周家禾“工诗好客，与朱彝尊、李良年、钟渊映比邻相善，诗酒往来无虚日”［20］（卷四）。可以说，他们同时兼具着“儒”与“商”的双重身份，并因以“商”为依托而对仕途经济产生了一种相对的脱离，成为士人社会的一种边缘群体与沟通“士”与新兴市民阶层的桥梁。晚明士、商社会交往的频繁，及士人社会“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异术而同心”的价值观念的转化与情感交融，同“儒商”边缘群体的生成与濡染无疑是有着莫大关联的。对此学者多有论述，与兹不再赘述。
晚明“市民文人”虽好以隐士自封，却并无隐士之行实。大多属于“身无他长”、“退无营业”，只好“以文墨糊口四方”的“知识游民”。不过，由于商品经济促动下文化艺术商品化趋势的增强、社会价值观念与风尚的异动、以及对科举危机的自我体验与体悟，使他们的“卖文”较之以前更具有了一种准职业化的味道与色彩。这一方面表现为其作品商品化特征的增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意欲通过“以文墨立身”寻求一种“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乎爵禄之上”［14］（附录，姚涞《赠行序》）的，脱离“仕途”与“仕途经济”之外的自我实现之途。
晚明市民文人的创作大多是应市场之需，或受书贾请托，基于谋利基础上的。诸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都是“因贾人之请”［21］（叙）、“受肆中人之邀”［22］（小引）而创作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商品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着实影响了其作品的深度与思想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商品化趋势的增强，使“士”与社会产生了更广泛、深入的联系与交融，在治生的同时也为“士”提供了一条脱离仕途之外的，救治社会人心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冯梦龙钟情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整理，就有旨在疗救每况愈下的社会现实的目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3］（叙）。这种救治之方较之“经史书传”的宣扬与教化更具有“导愚适俗”的社会功效，“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21］（叙）。可以说，这也是吸引“士”加入这一创作行列的一个内在因素。于是，“治生”的意义开始与“行道”、“适志”的自我实现关联在一起，使这些“市民文人”多少带有了一点职业化的色彩。诸如李渔对旧朝既无久怀之意，对新朝亦无痛绝之心，却终生以戏曲、小说创作为生，大概便属于典型的职业文人吧！冯梦龙虽在61岁时步入仕途，以期挽救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但在此之前，先后创作、整理了《三言》、《古今谭概》、《新编列国志》、《三遂平妖传》、《情史》等十余部杂剧、小说集，也有着十余年的职业创作生涯。
“儒商”边缘群体与“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缘于晚明科举危机深化的促迫与影响下“士”群体分化的结果。因而使其多少具有了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的性格特征，走上了更具“世俗化”特征的生存与发展道路。这种世俗化在那时的历史情境中不可避免地对士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它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范围与社会生存的能力。这对促动“士”从“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取向与对“仕途经济”的依赖中相对摆脱，为“文化社会化”的多元转化无疑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与价值的。可以说，中国近代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与知识群体社会出路的拓展，与晚明士人社会的这种分化也并非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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