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叶军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02年01期第73～77页
【作者简介】叶军，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日 期】2001年4月16日
【关 键 词】日本明清史研究/年鉴学派/地域社会论
20世纪70年代，大量西方史学流派传入日本。年鉴学派因为引发了日本史学界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大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地域社会论”的概念作为对西方新史学话语主要是年鉴学派的回应，逐渐占据了该学界的主导地位，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1997年，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丛刊中的一种，《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正式结集出版。此书由森正夫等5人担任编委，精选70 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成果，反映了当今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明清史专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重新认识，可以视为年鉴派史学在东方的回响。本文尝试探讨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以期国内的明清史研究界从方法论角度了解和把握国际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趋势。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标志，“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清史学者中有不少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借此阐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方式、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并为中国的现状寻求可能的答案，这与战后兴起、并一度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合流。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历史的进程，因此经济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明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试图解释如下疑问，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各自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之后，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大约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运用经济分析法无法解释丰富多样的历史形态，开始反省此前明清史的研究。作为日本国内对国际社会史学派的响应，东京大学教授木村尚三郎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分别发表《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历史学：从时间的历史学到空间的历史学》以及《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宣扬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法，借用多学科手段，从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侧面切入史学领域，历史学应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表层转向深层，从人们所曾经经历的具体细微的生活状况来把握真实的历史。
年鉴学派于同一时期进入日本。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1978年度大会对年鉴－新史学派作了专题讨论，《中央公论》、《思想》、《历史评论》、《历史公论》、《史学杂志》等重要刊物均撰文介绍并加以述评。在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不少日本史学家认为应抛弃传统经济史学，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放弃以往的“技术性”原则，重视“认识论”分析；应积极开展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明清史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年鉴学派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探讨明清时代的具体问题。早在1971年，重田德就已提出“地域社会”的概念，宫崎市定也已经开始了明中后期作为“士大夫与民众”结合场所的“乡里”的研究。但这些努力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倡某一学派，只是弥补阶级分析法的一种尝试。
“地域社会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1年的中国史讨论会上，作为基调报告之一，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一文奠定了地域社会论的理论基础。作者说：“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政治权力的生存基础－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
森正夫强调的“场”是由经济、道德等构成的综合体，即一个社会所有方面的总和，而其间维系各方面、作为阐释社会形态关键的是由统治者领导、大众自觉维系的社会秩序。在此，“地域社会论”与“秩序论”合二为一，密不可分。岸本美绪在《地域社会的视点和明清国家论》一文中特别指出“地域社会”这一词汇拥有方法论含义的多样性，以及与“秩序论”的密切关系。此论的核心问题是：既在意识上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乡绅支配论、国家支配论等各种观点，以及对乡约乡规、市镇文化、百姓的身份认同、大众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注：［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的特点和明清国家论》，收入森正夫《旧中国地域社会特质》一书，1994年版，第56－72页。）。
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概念，如地理范围、行政区划；二是方法概念，指准确把握史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亦即综合把握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法。森正夫把“地域社会”定义为“总体把握作为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即人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生活场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场不仅指地理区划，而是泛指一切领域，即“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和“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很明显，所谓“地域社会”不过是整体研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与年鉴学派扩大研究范畴的努力一致（注：［日］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收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部编《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领导》一书中，1982年版，第1－4页。），秩序论则与从社会学切入史学的方法不谋而合。
山田贤进一步指出地域社会论潜藏着两大思潮：第一，通过“地域社会、地方社会、在地社会”等称呼，将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到一起，地域社会其实是各种关系的运作场所；第二，“地域”、“社会”等并不是镶嵌在某一框架中一成不变的固定结构，而是不断被生成、认知、确立的动态史学观念，应状况不同而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山田贤认为，地域社会论从表面上看是从局部着手，其实质是试图从局部推演出广义再生产区间的共同规律，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注：［日］山田贤：《中国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现状及课题》，《历史评论》1998年月8月号。）。山田贤的论述准确概括了地域社会论的两大特色，即研究手段的开放性，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总体史倾向。
二、地域社会论与总体史
在当今西方史坛，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称三大流派。然而，以影响而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术团体能望其项背”（注：T. Stois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1976, p. 235.）。
年鉴学派在与传统史学的分垒过程中，逐渐形成其自身特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追求总体史的倾向，所谓总体史，“即历史著述不应象传统史学那样仅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它还要叙述经济贸易、社会状况、法律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化交往等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些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注：同上注，此书认为年鉴党派的其余两大特点是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以及重视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研究，本文将有不同意见。）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在《年鉴》创刊号上就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按费弗尔的说法，他创立的‘总体史’这种新历史学是由所有部分构成的历史，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即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方面，也是表达和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行为的一切方面。在年鉴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罗代尔那儿，总体史主要表现为“长时段”历史，他将历史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认为长时段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力，是隐藏于表层社会活动中的深层结构。在个人著述总体史方面，布罗代尔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地理、气候、交通、经济、人口等等，如同各种专门史著作的总和。
布罗代尔式的总体史研究方法对历史学家的要求相当苛刻，通常历史学家无法胜任如此庞大的著述，因此日本的明清史学者们选择了一条容易操作、并且较为符合日本民族特性的作法。学者们分工合作，一个人负责一项专题的研究，以某个具体问题为切入口，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最后将这一专题当作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整合进明清社会的立体结构中。以《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为例，森正夫在此书总序中把书中所选21篇论文概括成12个专题，包括：（1）商品市场、 物价·货币、商人·财政，（2）生产技术问题——农业和手工业，（3）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都市社会，（4 ）作为赋税负担团体的里甲和村，（5）明代专制国家·王府·军队，（6）清朝国家论和清代的政治·政治思想（含明代），（7）民众反乱和秘密结社，（8）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9）四川的移民社会、珠江三角洲的村和宗族，（10 ）徽州文书的世界，（11）出版文化和学术、庶民生活和文化，（12）西南少数民族、越南和明清国家。《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大致涵盖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方向。从单个专题看也许局限性较大，但若将所有的成果综合起来便形成明清时期“人类生存的场”，是当时人类生存状况全方位的描述，生动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群体像，社会的深层结构也就呼之欲出了。
与此书相对应的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编译出版的《年鉴史学论文集》，此书由曾在欧美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权威，撷取年鉴学派论文之精粹，介绍给岛内学者。此书所选论文有不少采用与《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近似的方法，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的深层架构，何威在此书序言中总结所选论文的特点之一是：“于此，再也没有大题目、小题目之分，有的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真相，促成了处理社会问题的多种方法：我们必须细心观察这众多的真相，把它们逐一澄清、比较、纳入某种秩序以求找出一些稳定的关系，这些关系可构成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事件在他的轶事之外，验证了一些规律性，而这些规律性有一天会容许我们建立某种法则，这样，这件事才具意义。”换言之，作者研究某个具像问题的目的，是想挖掘出这一具像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全局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段序言似乎是对《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研究特点的总结，如岸本美绪的论文《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通过对服装、乘舆、称谓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来探讨明清时代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认知、遵从、改变等级关系，这是作者所强调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表面上研究的是服饰、乘舆等生活器具的变迁，其实是想通过器物变迁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来揭示一定时期内文化的流程。另外如《农村社会——觉书》、《作为公课团体负担的里甲和村》等论文，都是从微观入手揭示明清农村社会秩序的典型作品。这也就是山田贤所说的“普遍主义”的真正含义。也许是民族特性使然，日本学者无法写出布罗代尔式的鸿篇巨制，但他们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尝试着总体史的研究。
这种尝试与年鉴学派出现的微型历史学派的新趋势有合流之势。年鉴学派泰斗勒高夫对微型史学的评述是：“即把‘一块历史’当作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型景观’，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批意大利史学家遵循这种思路已走得很远，被称为微观历史学派。而我们则宁可认为，必须采纳某些英、美史学家业已运用的那类个案研究，个案正是据以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标本。”勒高夫进一步以面包为喻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假如继续以面包作隐喻，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这一番话按到对微观史学情有独钟的日本明清史学者的头上，尺寸同样合适。
从地域社会论另一层面的含义秩序论而言，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秩序论与年鉴学派总体史也有相通之处。历史结构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秩序结构，即由社会各部分组成的秩序网，从中抽离的任何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才有价值，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二是时间结构，由长、中、短三个时段构成历史发展系统，历史学家要揭示历史的变迁，通常是通过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研究，或是把短时段的事件置入长时段中，在历史的座标系上标注某一事件的确切位置。如果延续传统史学的做法，史学研究异化为事件描述，一个事件的价值仅止于事件本身，那就有被演化为戏剧故事的危险，短时段观察法容易导致这一错误，“因为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
日本明清史学者所做的细部研究，也是为短时段事件建立大的历史座标的一种尝试。以复社首领张溥的研究为例，这个人物一直作为单纯的社团首领受到关注，史家关心的是他在影响朝政的具体政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近20年来，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溥作为乡绅在地方秩序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凸现出来，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号刊发特集，名称就是《明清时代的乡绅》， 登载了宫崎市定的论文《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乡绅生涯》，可见乡绅研究的热闹程度。学者们从地方秩序出发探讨乡绅功能，而这一探讨与地域社会的理论、方法一脉相承。所以，森正夫提出的秩序论，其实“暗渡”地域社会论之“陈仓”，是地域社会论针对社会秩序网络这一特定对象的特定表述方式，也是总体史观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社会学还是史学——对象及方法的拓展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拓宽研究对象，借鉴多种研究手段，超越传统史学的研究范畴，跨越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史学化。年鉴派的阵地《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宣布的办刊方针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隔墙’，明确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经过长期努力，年鉴派的这一理想已变成事实。“布洛克与费弗尔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在史学的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这个系统围绕着中心的学科——史学，这个被承认的、正统的、在当时学院组织中稳据重要地位的学科。”
与年鉴学派史学联系最紧密的非社会学莫属，台湾学者选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书中所选8 篇论文横跨20世纪30－70年代，涵盖了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年鉴学派大家的作品，对剖析年鉴学派论文的特点有典型意义。
布洛克的《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属于科技史，作者采用易于被人忽视的技术史素材，分析技术与中世纪欧洲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一般科技史不同的是，作者关心的是科技进步对社会秩序的瓦解、重建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费弗尔的《巫术：无稽之谈抑心态革命》、勒高夫的《中古时代教会的时间及商人的时间》与阿里鄂斯的《中古时期财富与死亡的关系》是年鉴学派心态史方面的代表作，第一篇为心态史拉开序幕，而后两篇则标志着心态史已经成熟。这些论文的作者身兼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双重身份，心理分析开始成为剖析历史的一把利器。布罗代尔的《建构地中海是否可能？》节选自《菲利普二世时代之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第二部分第一章，这本巨著忠实于长时段理论，节选的这部分经济论述，由一连串复杂的数据构成其严密的体系，严格的量化计算表明计量史学已显露端倪。杜比的《农人》节选自其专著《战士与农民：七至十二世纪之欧洲经济起飞》第三部分第二章，以农村人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促使垦荒活动兴盛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一篇论文《1868年的入伍者——对于地域流动、犯罪劣行及体形与该年被征召的法国青年及其他方面之研究》，作者勒华拉杜里分析平民阶层入伍者的类型，以教育水准、犯罪率、经济能力、贫穷人口流动率、体型与身高作为划分类别的依据，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底层人口的分析反映社会潜伏的暗流，揭示深层社会结构。文中充斥的大量图表、数据，使得本文更象是一篇纯粹的科学论文，也许作者就是想借形式的科学化提升内容的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同时也是心态史学方面的权威，他的心态史巨著《蒙大尤，1294－1324间奥克语区的一个小镇》已成为经典。
上述论文涉及科技、经济、教会、巫术、心态、身份、体型、死亡等各个方面，研究触角伸向宗教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史学边缘领域，只要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进入史学视野，史学的外延和内涵如此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界限。既然史学研究的触角已伸向未知领域，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相同，那么在研究手段上，最方便的就是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借鉴其它各门学科了。
上引森正夫等主编的《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一书虽然和《年鉴史学论文集》具体类别不同，但研究领域之纷繁、研究手段之多样却是如出一辙，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结合的紧密度也相同。如“庶民身份感觉”一题，以前专属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有关移民问题所涉及到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移民心态，分别录属于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完全打破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壁垒。
由于明清史研究所依据的资料，除文集、野史、方志之外，官方正史及大部分私家著述以编年为主，穿插以朝政纪事，受限于材料和史学观念，传统明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变成帝王将相亮相的政治舞台，成为年鉴派所反对的短时段就事论事史学的活靶子。从《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不难看出，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各种书面和非书面史料，并且尝试挖掘这些史料背后牵涉的总体结构，明清史的研究正在加速与社会学融合的进程。^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02年01期第73～77页
【作者简介】叶军，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20世纪中期，西方年鉴学派传入日本，引发了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大变革，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由此取得了显著成果，地域社会论随之正式登场。本文尝试探讨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以期把握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趋势。 |
【关 键 词】日本明清史研究/年鉴学派/地域社会论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标志，“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清史学者中有不少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借此阐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方式、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并为中国的现状寻求可能的答案，这与战后兴起、并一度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合流。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历史的进程，因此经济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明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试图解释如下疑问，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各自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之后，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大约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运用经济分析法无法解释丰富多样的历史形态，开始反省此前明清史的研究。作为日本国内对国际社会史学派的响应，东京大学教授木村尚三郎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分别发表《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历史学：从时间的历史学到空间的历史学》以及《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宣扬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法，借用多学科手段，从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侧面切入史学领域，历史学应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表层转向深层，从人们所曾经经历的具体细微的生活状况来把握真实的历史。
年鉴学派于同一时期进入日本。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1978年度大会对年鉴－新史学派作了专题讨论，《中央公论》、《思想》、《历史评论》、《历史公论》、《史学杂志》等重要刊物均撰文介绍并加以述评。在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不少日本史学家认为应抛弃传统经济史学，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放弃以往的“技术性”原则，重视“认识论”分析；应积极开展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明清史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年鉴学派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探讨明清时代的具体问题。早在1971年，重田德就已提出“地域社会”的概念，宫崎市定也已经开始了明中后期作为“士大夫与民众”结合场所的“乡里”的研究。但这些努力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倡某一学派，只是弥补阶级分析法的一种尝试。
“地域社会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1年的中国史讨论会上，作为基调报告之一，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一文奠定了地域社会论的理论基础。作者说：“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政治权力的生存基础－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
森正夫强调的“场”是由经济、道德等构成的综合体，即一个社会所有方面的总和，而其间维系各方面、作为阐释社会形态关键的是由统治者领导、大众自觉维系的社会秩序。在此，“地域社会论”与“秩序论”合二为一，密不可分。岸本美绪在《地域社会的视点和明清国家论》一文中特别指出“地域社会”这一词汇拥有方法论含义的多样性，以及与“秩序论”的密切关系。此论的核心问题是：既在意识上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乡绅支配论、国家支配论等各种观点，以及对乡约乡规、市镇文化、百姓的身份认同、大众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注：［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的特点和明清国家论》，收入森正夫《旧中国地域社会特质》一书，1994年版，第56－72页。）。
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概念，如地理范围、行政区划；二是方法概念，指准确把握史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亦即综合把握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法。森正夫把“地域社会”定义为“总体把握作为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即人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生活场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场不仅指地理区划，而是泛指一切领域，即“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和“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很明显，所谓“地域社会”不过是整体研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与年鉴学派扩大研究范畴的努力一致（注：［日］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收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部编《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领导》一书中，1982年版，第1－4页。），秩序论则与从社会学切入史学的方法不谋而合。
山田贤进一步指出地域社会论潜藏着两大思潮：第一，通过“地域社会、地方社会、在地社会”等称呼，将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到一起，地域社会其实是各种关系的运作场所；第二，“地域”、“社会”等并不是镶嵌在某一框架中一成不变的固定结构，而是不断被生成、认知、确立的动态史学观念，应状况不同而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山田贤认为，地域社会论从表面上看是从局部着手，其实质是试图从局部推演出广义再生产区间的共同规律，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注：［日］山田贤：《中国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现状及课题》，《历史评论》1998年月8月号。）。山田贤的论述准确概括了地域社会论的两大特色，即研究手段的开放性，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总体史倾向。
二、地域社会论与总体史
在当今西方史坛，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称三大流派。然而，以影响而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术团体能望其项背”（注：T. Stois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1976, p. 235.）。
年鉴学派在与传统史学的分垒过程中，逐渐形成其自身特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追求总体史的倾向，所谓总体史，“即历史著述不应象传统史学那样仅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它还要叙述经济贸易、社会状况、法律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化交往等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些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注：同上注，此书认为年鉴党派的其余两大特点是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以及重视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研究，本文将有不同意见。）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在《年鉴》创刊号上就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按费弗尔的说法，他创立的‘总体史’这种新历史学是由所有部分构成的历史，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即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方面，也是表达和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行为的一切方面。在年鉴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罗代尔那儿，总体史主要表现为“长时段”历史，他将历史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认为长时段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力，是隐藏于表层社会活动中的深层结构。在个人著述总体史方面，布罗代尔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地理、气候、交通、经济、人口等等，如同各种专门史著作的总和。
布罗代尔式的总体史研究方法对历史学家的要求相当苛刻，通常历史学家无法胜任如此庞大的著述，因此日本的明清史学者们选择了一条容易操作、并且较为符合日本民族特性的作法。学者们分工合作，一个人负责一项专题的研究，以某个具体问题为切入口，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最后将这一专题当作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整合进明清社会的立体结构中。以《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为例，森正夫在此书总序中把书中所选21篇论文概括成12个专题，包括：（1）商品市场、 物价·货币、商人·财政，（2）生产技术问题——农业和手工业，（3）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都市社会，（4 ）作为赋税负担团体的里甲和村，（5）明代专制国家·王府·军队，（6）清朝国家论和清代的政治·政治思想（含明代），（7）民众反乱和秘密结社，（8）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9）四川的移民社会、珠江三角洲的村和宗族，（10 ）徽州文书的世界，（11）出版文化和学术、庶民生活和文化，（12）西南少数民族、越南和明清国家。《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大致涵盖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方向。从单个专题看也许局限性较大，但若将所有的成果综合起来便形成明清时期“人类生存的场”，是当时人类生存状况全方位的描述，生动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群体像，社会的深层结构也就呼之欲出了。
与此书相对应的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编译出版的《年鉴史学论文集》，此书由曾在欧美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权威，撷取年鉴学派论文之精粹，介绍给岛内学者。此书所选论文有不少采用与《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近似的方法，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的深层架构，何威在此书序言中总结所选论文的特点之一是：“于此，再也没有大题目、小题目之分，有的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真相，促成了处理社会问题的多种方法：我们必须细心观察这众多的真相，把它们逐一澄清、比较、纳入某种秩序以求找出一些稳定的关系，这些关系可构成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事件在他的轶事之外，验证了一些规律性，而这些规律性有一天会容许我们建立某种法则，这样，这件事才具意义。”换言之，作者研究某个具像问题的目的，是想挖掘出这一具像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全局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段序言似乎是对《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研究特点的总结，如岸本美绪的论文《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通过对服装、乘舆、称谓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来探讨明清时代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认知、遵从、改变等级关系，这是作者所强调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表面上研究的是服饰、乘舆等生活器具的变迁，其实是想通过器物变迁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来揭示一定时期内文化的流程。另外如《农村社会——觉书》、《作为公课团体负担的里甲和村》等论文，都是从微观入手揭示明清农村社会秩序的典型作品。这也就是山田贤所说的“普遍主义”的真正含义。也许是民族特性使然，日本学者无法写出布罗代尔式的鸿篇巨制，但他们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尝试着总体史的研究。
这种尝试与年鉴学派出现的微型历史学派的新趋势有合流之势。年鉴学派泰斗勒高夫对微型史学的评述是：“即把‘一块历史’当作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型景观’，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批意大利史学家遵循这种思路已走得很远，被称为微观历史学派。而我们则宁可认为，必须采纳某些英、美史学家业已运用的那类个案研究，个案正是据以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标本。”勒高夫进一步以面包为喻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假如继续以面包作隐喻，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这一番话按到对微观史学情有独钟的日本明清史学者的头上，尺寸同样合适。
从地域社会论另一层面的含义秩序论而言，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秩序论与年鉴学派总体史也有相通之处。历史结构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秩序结构，即由社会各部分组成的秩序网，从中抽离的任何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才有价值，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二是时间结构，由长、中、短三个时段构成历史发展系统，历史学家要揭示历史的变迁，通常是通过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研究，或是把短时段的事件置入长时段中，在历史的座标系上标注某一事件的确切位置。如果延续传统史学的做法，史学研究异化为事件描述，一个事件的价值仅止于事件本身，那就有被演化为戏剧故事的危险，短时段观察法容易导致这一错误，“因为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
日本明清史学者所做的细部研究，也是为短时段事件建立大的历史座标的一种尝试。以复社首领张溥的研究为例，这个人物一直作为单纯的社团首领受到关注，史家关心的是他在影响朝政的具体政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近20年来，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溥作为乡绅在地方秩序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凸现出来，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号刊发特集，名称就是《明清时代的乡绅》， 登载了宫崎市定的论文《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乡绅生涯》，可见乡绅研究的热闹程度。学者们从地方秩序出发探讨乡绅功能，而这一探讨与地域社会的理论、方法一脉相承。所以，森正夫提出的秩序论，其实“暗渡”地域社会论之“陈仓”，是地域社会论针对社会秩序网络这一特定对象的特定表述方式，也是总体史观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社会学还是史学——对象及方法的拓展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拓宽研究对象，借鉴多种研究手段，超越传统史学的研究范畴，跨越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史学化。年鉴派的阵地《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宣布的办刊方针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隔墙’，明确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经过长期努力，年鉴派的这一理想已变成事实。“布洛克与费弗尔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在史学的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这个系统围绕着中心的学科——史学，这个被承认的、正统的、在当时学院组织中稳据重要地位的学科。”
与年鉴学派史学联系最紧密的非社会学莫属，台湾学者选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书中所选8 篇论文横跨20世纪30－70年代，涵盖了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年鉴学派大家的作品，对剖析年鉴学派论文的特点有典型意义。
布洛克的《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属于科技史，作者采用易于被人忽视的技术史素材，分析技术与中世纪欧洲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一般科技史不同的是，作者关心的是科技进步对社会秩序的瓦解、重建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费弗尔的《巫术：无稽之谈抑心态革命》、勒高夫的《中古时代教会的时间及商人的时间》与阿里鄂斯的《中古时期财富与死亡的关系》是年鉴学派心态史方面的代表作，第一篇为心态史拉开序幕，而后两篇则标志着心态史已经成熟。这些论文的作者身兼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双重身份，心理分析开始成为剖析历史的一把利器。布罗代尔的《建构地中海是否可能？》节选自《菲利普二世时代之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第二部分第一章，这本巨著忠实于长时段理论，节选的这部分经济论述，由一连串复杂的数据构成其严密的体系，严格的量化计算表明计量史学已显露端倪。杜比的《农人》节选自其专著《战士与农民：七至十二世纪之欧洲经济起飞》第三部分第二章，以农村人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促使垦荒活动兴盛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一篇论文《1868年的入伍者——对于地域流动、犯罪劣行及体形与该年被征召的法国青年及其他方面之研究》，作者勒华拉杜里分析平民阶层入伍者的类型，以教育水准、犯罪率、经济能力、贫穷人口流动率、体型与身高作为划分类别的依据，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底层人口的分析反映社会潜伏的暗流，揭示深层社会结构。文中充斥的大量图表、数据，使得本文更象是一篇纯粹的科学论文，也许作者就是想借形式的科学化提升内容的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同时也是心态史学方面的权威，他的心态史巨著《蒙大尤，1294－1324间奥克语区的一个小镇》已成为经典。
上述论文涉及科技、经济、教会、巫术、心态、身份、体型、死亡等各个方面，研究触角伸向宗教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史学边缘领域，只要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进入史学视野，史学的外延和内涵如此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界限。既然史学研究的触角已伸向未知领域，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相同，那么在研究手段上，最方便的就是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借鉴其它各门学科了。
上引森正夫等主编的《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一书虽然和《年鉴史学论文集》具体类别不同，但研究领域之纷繁、研究手段之多样却是如出一辙，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结合的紧密度也相同。如“庶民身份感觉”一题，以前专属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有关移民问题所涉及到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移民心态，分别录属于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完全打破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壁垒。
由于明清史研究所依据的资料，除文集、野史、方志之外，官方正史及大部分私家著述以编年为主，穿插以朝政纪事，受限于材料和史学观念，传统明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变成帝王将相亮相的政治舞台，成为年鉴派所反对的短时段就事论事史学的活靶子。从《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不难看出，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各种书面和非书面史料，并且尝试挖掘这些史料背后牵涉的总体结构，明清史的研究正在加速与社会学融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