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２００１年明史研究综述
赵克生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2年02期第2～12页
【作者简介】赵克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0102
新纪元伊始，明史研究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呈现新的繁荣。
2001年主要的学术会议有：1.庆祝香港大学创校90周年明清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4月28－29日，香港）。 大陆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第一档案馆等单位，提交的论文多半为研究明代政治史和明代史学史。2.第九届明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8月23－30日，福建武夷山）。两岸三地、日、 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明史学者200余人，济济一堂，就明代经济、社会、 政治及其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议期间还改选了明史理事会。此外，2001年5月福建石狮市永宁镇主办了“永宁古城学术讨论会”。2001年5月22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举办了“纪念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
明史专著的数量大致与去年相当，新人新著较去年增多。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 月）第一次对云南妇女生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力于云南各族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和年节娱乐，从婚恋、生死观的巨大变化，揭示明清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指出，明代统治的276 年间西藏地区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于明朝能审时度势、推行积极的治藏政策、打破元代萨迦派及其政权独享的格局，从而为各种势力、各个教派的竞相发展提供了机会。本书对造成这一辉煌局面的内、外因素作了深入分析。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 月）对明代中期的重要人物胡宗宪作了系统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他为治一方、抗击倭寇、稳定东南海疆的历史功绩。同时不掩他党同严嵩、赵文华，打击异己、贪污军饷的政治污点。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对明代出版体制、图书编辑、印刷等作了脉络清晰的评述，同时关注了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仍是学术热点。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从内、 外双重角度探讨了明代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一方面由于明代国力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在中国传教不能用当时的军事征服，而必须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与儒家思想进行调适。另一方面在明代末年社会巨变的冲击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受经世思潮影响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和西方科技知识有所了解之后，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投入到会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之中。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 月）在中西关系的大背景下围绕澳门来探讨自1513年以降300 余年中葡交往史。通过对早期中葡关系隐晦、曲折流变脉络的梳理，指出中葡早期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模式朝贡体制的基础之上的中外关系。
其他专题性研究有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6月）首次在国内出版。对明代财政组织、 财政问题、财政管理、税收结构与管理等方面研究之后，认为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南炳文《辉煌、曲折、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4 月）把百年来明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和文革特殊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后总结了百年明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呼吁明史研究的学者要进一步实事求是、广泛交流，共同繁荣明史研究。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对太湖流域商品市场作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阐述，揭示出江南市场的网络结构与密度，提出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已有市场经济的萌芽。
专题论文集的出版、明史研究杂志的创刊，使论文的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首次发行， 每年一辑，本辑刊发明史论文4篇。陈怀仁、 夏玉润主编《洪武六百年祭》（南方出版社2001年8月）收录研究朱元璋、明初社会、 明中都等论文近20篇。龙西斌、余学群主编《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集文九十余篇。 《戚继光研究论文集》（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收集了范文澜、张德信、 范中义等研究戚继光生平、奏议、论著和抗倭等方面论文22篇。朱诚如、王天有主编的《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4月）收有明史论文7篇。
现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本年度明史论文做一概述。
一、政治史
事件与制度。张德信《明代科场案》（《明史研究》7 辑）关注了有明一代科举作弊案。对其中影响较大的“南北榜案”，“唐寅案”、“辅臣子弟案”、“明末科场关节案”作了详细的论述。杨三寿《万历矿税大兴对官员的残害及其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明神宗万历矿税大兴期间肆意残害各级官员，导致了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涣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扰乱了边疆。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期）一反传统的“东林党”论， 从东林书院的运作实态，阐明东林书院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讲学场所，意在尊经复古，重整道德。东林书院严禁议论政治，它不是政治团体，更不是政党。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7 辑）对明世宗禁佛及其原因、明世宗禁佛对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作了明晰的考察。陈麟德《试论明季吏治之腐败》（《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概述了吏治腐败的表现，形成原因及其危害性。刘文瑞《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西北大学学报》2 期）认为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明朝之亡，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认为嘉靖前期是明代真正的改革时期。 在这一时期嘉靖帝与张璁、桂萼等人以“洪武祖制”为利器，革除弊政，并有所创新，形成了明代改革的鲜明特色。张英聘《明代南京行政功能初探》（《明史研究》7 辑）以明代南京七卿各个机构职能的发展转变及其与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为线索，探讨南京作为陪都在明代历史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薛国中《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武汉大学学报》5期）认为朱元璋廉政建设的可贵之处，就是从源头上采取教育、监察、惩奖三管齐下。和洪勇《明代吏员的选拔》（《云南社会科学》5期）从佥充、 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刘晓东《明代丞相制度新论》（《明史研究》7 辑）质疑“内阁非相说”，认为朱元璋的废相，实际上造成了明代相权游离于监、阁之间，于是历史上单体相制为双体相制所取代。刘志坚等《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官吏考察制度的发展流变、 外官考察制度、京官考察制度、考察奖惩以及考察救济制度五个方面对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赵玉田《明代的国家建制与皇储教育》（《东北师大学报》4期）指出，明代国家因朱元璋发展、 构建稳定的政治体制和坚持嫡长子继承制，造成对皇储教育只重道德经史，忽视能力实践，使明代的皇储教育难以真正执行。庞乃明《明初儒学教官之选任》（《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 期）认为儒学教官多途并举，严格选任，促进了明初儒学教育的勃兴。梁志胜《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西北师大学报》5期）利用明代“武职选簿”档案， 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思想。岳天雷《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孔子研究》3期）全面阐述了高拱经、权思想的差异性和统一性、 权变理论框架、权变方法论的内涵、原则和规律，并指出高拱权变方法论为高拱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张显清《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明史研究》7辑）论述了明太祖开国伊始，首定礼乐， 弘扬教化，注重君德、臣德、官德的培养，礼、法结合，把以“礼义教化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治国实践的始终，成为他治国的基本方略。王仲《况钟“治政”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3 期）对况钟的治政思想作了概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治吏治入手打开局面；联合绅耆，推行改革；注重德治，刑德并用。黄海涛《论明太祖与佛教》（《云南师大学报》2期）对朱元璋的经历、 佛教思想及利用佛教来辅佐统治进行了述评。程志强《海瑞与张居正比较研究》（《安徽师大学报》3期）通过对比发现，海瑞和张居正的政治品格相同却不能合作， 原因在于他们政见、策略之歧异。
法律与军事。罗元信《也谈“剥皮实草”的真实性》（《历史研究》4 期）一文由过去探索最早记载“剥皮实草”的《草木子》一书为发端，逐一对王世华提出的疑点予以论说，认为“剥皮实草”确为明初采用过的刑罚。 余洪波《明朝大诰颁行动机新议》（《河南社会科学》2期）认为《大诰》颁行最重要的动机是强化专制皇权，树立朱元璋的一己之威，并非以教化为目的。何勤华《试论明代中国法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比较法研究》1期）指出，明代的法律思想、律学、 法医学对周边国家，尤其对朝鲜、日本产生深刻影响。其成果受到周边诸国的认同和欢迎，并纷纷仿效。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 明朝援朝战，不仅是世界背景下中、日、朝关系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文章从战争的视角，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以此为枢纽透视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李新峰《明代大都督府略论》（《明清论丛》二辑）剖析了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再由大都督权重，导致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的变迁轨迹，和变迁背后的政治背景。程龙《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 期）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并根据现代气候状况进行推演，对通行的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提出质疑，进一步强调了三卫南迁中军事、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潘星辉《明末勇卫营》（《明史研究》7 辑）考察了崇祯朝出现的一支由宦官统率的禁军“勇卫营”的组建、发展和内部的人事争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明末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二、经济史
生产。王双怀《明代华南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陕西师大学报》2期）指出，明代是华南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尽相同，华南各地水利建设仍存在着某些差异。洪璞《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中国农史》2期）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 指出：明代以来吴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农业种植结构由粮食独重转变为粮桑并重的前提下发生的；种植结构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包括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转变引起的。赵承泽、张琼《“改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通过现存的《天水冰山录》和万历《福州府志》两种明代文献，厘清了“改机”这种明弘治年间创造的纺织物的织作方法的特点、花色品种、市场价值等相关问题。王光尧《明代陶器厂的建立》（《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从文献记载、 明代御器厂旧地的发掘与传世实物三个方面，考论了明代设立御厂的原因、时间等问题。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认为由明及清、从清前期至清后期，粮食亩产总的呈上升趋势，农业是进步的。可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自乾隆中达到最高点便不断下滑，反映出传统农业在人口压力下后劲不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5 期）探讨了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严重的原因，以及水患严重使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陈润民《明朝正德青花瓷器》（《文史知识》8期）和《明朝嘉靖青花瓷器》（《文史知识》6期）介绍了青花瓷在明朝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3 期）重点考察了明初和明中叶以后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在印刷技术、风格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出现了“外向化”趋势。闵宗殿《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学术研究》9 期）认为明清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户口田赋。栾成显《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的研究》（《明清论丛》2辑）在文书内容介绍、考证的基础上， 分析了明代徽州李氏家族的析产分户、赋役承担、土地所有、宗族事务等基层社会的活动图景。王瑞平《明代人口之谜探析》（《郑州大学学报》3 期）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认为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多一倍左右，在1600年前后，人口当在2亿以上。 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明史研究》7辑）与之颇有相通。梁四宝、 武芳梅《明清山西人口迁徙与晋商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运用资源配置理论和人口理论，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人口外迁的概况、原因的论述，认为山西人口外迁为晋商的兴起及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赵冈《简论鱼鳞图册》（《中国农史》1期）简述了鱼鳞册的沿革、结构及丈量方法， 从而对认为税亩数低于实亩数的通行看法提出质疑。韦庆远《明代黄册档案的最后流散》（《中国史研究》2期）考论出有明一代170万册黄册最终在清初顺治时被变价发售。
商业。钞晓鸿《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厦门大学学报》1期）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论证了陕西商人促进关中社会的变化的同时，又受到当地社会的多种限制与规范。因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互动与整合关系。刘秋根、刘春悦《明代高利贷者的社会构成》（《河北大学学报》1 期）指出明代官僚权贵之家、地主、商人乃至各种小私有者纷纷将财富投入放债开当，使高利贷者的社会构成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其中商人以徽商、江右商等地区性集团商人的资金投入最为引人注目，它是明以后高利贷者构成的一个新的变化。韩大成《明代的工商业管理》（《明清论丛》2 辑）认为，明代工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断积累经验，把工商业经营管理发展到日益科学的新水平，表现在注重信息，善买巧卖，完善销售和人员管理，杜骗防失等方面。吴海涛、金光《略论明清苏北集市镇的发展》（《中国农史》3期）主要运用地方志资料， 探讨了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集市镇，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发展而大量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其分布格局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张明富《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期）指出，朱元璋“抑商说”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既抑商又通商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陕西庙会从原先酬神报赛的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沟通城乡物品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对农业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市场的作用。松浦章《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求是学刊》2期）根据稀见史料，系统地探讨了17 世纪初期，包含明末的中国、日本，尤其是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的实际情况。李峰《明清时期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商品货币经济新成份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藏学》1 期）认为明清以来随着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货币经济的新成分，它在社会商品经济中的比重日趋增长，反映了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学术月刊》6期）从徽商的商帮结构、 文化底蕴、经营方式三方面入手，认为儒、贾相通，徽商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是徽州商帮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陈伟明《明清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与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指出粤闽海商面对不同的贸易政策，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公平竞争，因而能够打开国际贸易市场，促进海外诸国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海内外重税和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限制，最终未能改变其封建经济的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方向。
财政。 田澍《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期）认为明代甘肃镇地处河西走廊，在明代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明廷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扶持，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林枫《明代中后期的市舶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 嘉万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和葡萄牙独据澳门，政府课税对象狭隘且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之手，国家税源严重流失。政府对澳门外商缺乏有效税收征管，使利用税收对葡商所获巨额利润进行调节、实现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落空。邓智华《明中叶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指出明中叶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定额化过程，形成了一个以定额管理、分级包干为特征的地方财政体制。王玉祥《明代“私钱”述论》（《甘肃社会科学》5期）指出，作为民间铸造的非法铜钱， “私钱”至明中叶后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屡禁不止。张金奎《明承元朝与北边供饷体制的解体》（《明史研究》7 辑）以山西行都司为例探讨了明代以“九边”民运为主的饷粮结构到民运改折使边防饷粮只能通过籴买筹集的演变历程，揭示了“九边”军饷对明朝政府的沉重负担。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民族研究》5 期）从不等价交换、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方面阐述了该体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剖析了导致这一体制衰落的根源。
三、社会和文化
社会。郑克晟《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由于江南地主对朱明王朝极为冷淡， 明建国后朱元璋不遗余力打击江南地主。建文帝时明与江南地主关系好转。永乐迁都北京后，大力扶持江北地主。明中期以后，南北地主的矛盾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几与明朝相始终。柏桦《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官施政的影响》（《明史研究》7 辑）分析了有明一朝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对州县官的施政行为、政治心理的影响。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妇女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史林》2 期）以社会学和生物学理论探讨了与官方主流意识相背离的民间寡妇再嫁问题，指出寡妇再嫁既是经济生活之必需，也因为南方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论证翔实，富有启发性。赵轶峰《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明史研究》7辑）通过对家庭伦理如孝道、“贞节观”等的考察， 看到了儒家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则在17世纪前后中国社会下层的实践中受到的挑战。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3期）认为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朱子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礼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期）也探讨了类似问题。申浩《江南“访行”的兴起、结构及功能》（《史林》3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 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财产纷争、健讼风气日益盛行，由此滋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访行”。它以吏胥差役为主干，以访拿豪蠹、寄耳目于所司为所事，活跃于各种官府的诉讼活动中。访行的出现对江南城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和平《粮长之役与明中前期社会风气的崇俭黜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认为朱元璋设粮长制度内含“右贫抑富”以及崇俭黜奢的政治意图。进入明中期，随着粮长制度政治色彩日渐消退，粮长之役成为一大负担，人们为避此役怯于露富，整个社会由此进入隐形消费时期。李金堂《明代南京旧院的兴衰与〈板桥杂记〉》（《东南文化》7 期）对明代全国规模最大的名妓聚居地——南京旧院的兴衰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与分析，并以期阐明《板桥杂记》的主题。吴存存《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中国文化》17—18辑）考察了明代中晚期朝野上下盛行男性同性恋风气，认为此风乃当时追求新奇、刺激的社会纵欲思潮的反映。陈宝良《明代生员新论》（《史学集刊》3 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了士与仕、青衿与缙绅的关系，以及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之真面相》（《浙江学刊》3期）从衣食往行、社交礼仪以及文化生活诸方面， 对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的真面相进行了适当的梳理。刘晓东《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史学集刊》3期）指出， 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直到晚期，随着文化商品化趋势，士人的经济人格萌发新的变动。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1 期）对晚明山人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详尽的考察。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期）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认为明初就有幕府制度存在，而至迟到正统年间，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由此形成聘幕之风。幕宾的身份以生员为主，主、幕之间，宾师相依。幕宾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等，对当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刘毅《明代帝王陵幕选址规则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卷）探讨了影响明代帝王陵墓选址的四大要素，即地理、政治、风水、陵制。其中太祖、成祖陵主要受地理、风水的影响，而后世受政治、陵制的影响大。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史学月刊》2 期）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次交叉性研究，通过对北京城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的一些新特点和变化。周绍泉《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徽学》一辑）突破以往家庭史研究单靠家谱或人口册的局限，转而从诉讼文书入手，结合黄册、土地文书、承继文书以及族谱等有关资料，多角度分析明初徽州祁门县的一桩诉讼案，进而探讨与此相关的三个家庭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阿风《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徽学》一辑）通过历时八年的徽州歙县罗氏家族与寺僧互控案，探讨了明代中期徽州地方社会的宗教发展与宗族发展新趋势。
文化。张羽琼《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 期）论述了贵州行省建立后，明朝本着“广教化，变士俗”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贵州儒学教育，终于形成了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以专科学校和社学为辅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大学报》1期）指出，明清时期， 徽州进士特盛，但内部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姓之中，这是因为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有较强的科举竞争力。王熹《明代朝野对科举制度的评论》（《明史研究》7辑）总结了明人对科举制度的不同态度：既有对其流弊的尖锐抨击又有对其加以完善的具体变革方案，不因其弊而掩其长，不因其用而护其短。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明清论丛》2 辑）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明代科举考试文体风格的变化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秦海滢《明初乡村教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 期）论述了明初朱元璋革元旧习和稳定民心在乡村推行教化的措施与影响。解光宇《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徽学》一辑）指出，程敏政在“和会朱陆”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表现出程敏政援朱入陆的思想倾向。张树俊《王艮与王守仁教育思想之比较》（《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版）》2期）认为明代两大教育家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差异， 主要表现在教育对象、提倡“乐学”及“知行”关系上。李琳琦《“儒术”与“贾义”的会通》（《学术月刊》6期）从工具性层面， 强调了儒学对徽商商业发展的意义。陈清《论明儒的重民观》（《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概述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儒发展民本思想的重民观及其进步意义。景海峰《陈白沙与明初儒学》（《中国哲学史》2 期）从明初学术背景出发，着重探讨了白沙思想中“自得、自然、主静”三个问题，认为陈白沙是元代以后朱子学向王学过渡的关键人物。左东岭《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孔子研究》3 期）认为王艮提出“出位之思”与“尊身守道”为狂侠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形成了泰州后学在官方系统之外独立讲学与政治活动，后者则形成了其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奉献精神与生死至情，从而显示明代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发挥舆论的力量以评议政治、代言民情的新气象。王剑《从吴宝秀案看紫柏大师的经世原因》（《求是学刊》3期）从晚明高僧紫柏大师在社会动荡、民生涂炭之时，利济天下，热心经世，阐明了晚明思想界佛教与儒学会通的问题。步近智、张安奇《略论明清实学及其现实意义》（《学术月刊》1期）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及现实意义进行论述，认为爱国经世的实学传统应予继承发扬，起旧图新，求实致用的实学核心内容对现实有启迪作用。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东南文化》5期）指出明清苏州经济繁荣，使文物藏家的收藏心态、审美情绪、处世方式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烙印。陈宁《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形成的因素及审美特质》（《东南文化》2000年11期）从艺术史的一个侧面，探讨了晚明文化的异动。由于政治经济与思想变动影响，从嘉靖开始，出现了尚个性、尚表现、重情感的个性化书法风格；并形成拙朴、厚重、古雅姿媚等审美特质。汪桂海《大本堂考》（《文献》2期）系统地论述了大本堂的建置、藏书特点、 功能变迁等相关问题。刘玉玮《明代丹溪学派考》（《中华医史杂志》3 期）考论了明代重要的医学流派丹溪派的源流、学理及其贡献。徐新照《试论我国明代的铳炮弹道学成就》（《安徽史学》2期）认为明代在学习、 吸收西方相关技术的基础上，改善弹道性能的技术手段，确立了较为科学的射程量度标准。吕凌峰等《明末历争中交食测验精度之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期）对明末日月交食记录进行了现代时制换算和精度分析， 从而考察西法和大统历在明末的交食预报精度以及当时观测精度，指出西法在明末历争中预报交食存在着一定误差。
四、中外关系和民族
中外关系。张显清《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明清论丛》2辑）对明代倭寇问题作了整体性的考察， 认为不是海禁引起了倭寇而是倭寇引起海禁，倭寇同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必然的联系，平息倭患是为了发展正常海外贸易的正义斗争。李存朴《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江西社会科学》4期）指出， 明末葡萄牙人最初来华被称为佛郎机，后又把西班牙甚至在华传教士概视为佛郎机，清朝人却张冠李戴将明朝的佛郎机当做法国。贯穿明清时期这一“佛郎机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国地理知识的陈旧和文化观念的保守。“佛郎机现象”代表中国中心观的一种特殊形式。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 明清两代琉球对汉语汉文化需求迫切，曾先后多次派人留学中国，并在国内兴办教育，推广汉语汉字，既改变琉球文化落后的面貌，又加强了中琉友好交往。刁书仁《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史学集刊》3期）一文认为，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乘元末国势衰微、 明廷势力尚未深入女真地区之机，乘机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上游地区开拓领土，强迫世居此地的女真人归附，明朝势力进入此地后，与朝鲜关于女真归属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日〕檀上宽《明初对日外交与林贤事件》（《明清论丛》2 辑）把林贤事件看作胡惟庸事件衍生出来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制造林贤事件是想以此同日本断交，拒绝日本参加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事件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喻常森《明清之际中国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交往》（《中山大学学报》1 期）认为中荷关系的实质是，一个古老而处于“停滞状态”的东方封建帝国与一个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殖民地的接触与冲突关系。由于中荷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和理念错位，严重地制约了交往的效果。邱树森《明清时期粤澳两地的科学技术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期）认为16 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通过澳门传入广东地区，又通过广东传入内地；中国的科技和特产也通过广东传入澳门，再传到欧洲。因此，从澳门开埠以后的三百年间，粤澳两地科技交流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肖郎《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社会科学战线》2期）以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西学凡》、 《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探讨了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民族。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应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胡凡《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提出， 长期存在的明朝与蒙古族之间的朝贡贸易乃是明朝与蒙古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成为“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同时明穆宗与张居正、王崇古、高拱等大臣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明朝和蒙古族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在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俺答封贡”。任树民《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西藏研究》1 期）对“番人”的组成、经济生活，风俗文化及基层组织作了系统的考述，揭示了松潘卫“番人”在西南民族走廊上为沟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贵州民族研究》3 期）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设置的“堡哨”“边墙”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主动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陈俊《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对侨居经济发展的贡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东南亚国家农业、工矿业、商业发展方面，论述了此间华侨在开发东南亚经济上的历史功绩。田澍《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 期）阐明了河西走廊是明代边疆贸易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之一，并指出西域贡使为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臻铭《论明清时期的土舍》（《民族研究》3期）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田敏《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民族研究》5 期）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尉司的历史发展轨迹。陈庆江《改土归流：明代云南治所城镇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指出明代云南改土归流、兴建新的治所城镇，形成了当时治所城镇的发展模式，使其地理位置分布更趋适宜。
五、人物和史学
人物。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1 期）对常氏家族与“蓝玉党”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常氏家族在明初统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悲惨结局的必然性，显示了明太祖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政治特点。铁大君《铁铉生平纪略》（《回族研究》1 期）叙述了“靖难之役”中，驻守济南的山东布政使铁铉抵抗燕王军队、兵败不屈被杀的历史过程。蒋祖缘《简论于谦的“忧国忘身”、“忧国忘家”精神》（《广东社会科学》4 期）叙述了于谦居官只图振兴国家而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以及自奉俭约、淡泊名利与不谋家属官职的种种表现。孙福喜、丁海燕《郑芝龙投明降清原因析论》（《内蒙古师大学报》4期）认为，郑氏以海盗投明，又以明之国公降清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驱使、人心世风的引导、朝廷措置得当，郑芝龙的降清与他的个人异域生活经历有相当大的关系。陈梧桐《论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 期）指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主要表现在捍卫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缩小了台湾与大陆的差距，鼓舞和支持了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杨正泰《顾从礼与上海城墙》（《复旦学报》1期）考论了正德、 嘉靖年间松江人顾从礼倡议捐助、主持、督修上海城墙的史实。王昊《论崇祯帝》（《史学集刊》4期）认为明朝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崇祯帝虽对此不负有重大而直接的责任，但他的用人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军事对策有许多失误，对明朝的最终灭亡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晁中辰《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5期）除了指出崇祯帝以上过错之外，着重分析了崇祯帝作为亡国之君历来颇受同情和赞誉的历史原因。薛丽云《李贽与姚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论述李贽于万历五年至八年在云南任姚安知府三年， 以“原情论势”的思想为指导，为姚安人民办了许多实事，政绩显著，姚安地区还留下有关他的事迹的建筑、遗址及传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万明《西方跨越世界屋脊入藏第一人》（《中国藏学》3期）以安德拉德葡文书信为中心，探讨了17世纪初葡萄牙人安德拉德从喜马拉雅山入藏，成为西方进入西藏的第一人，从而翻开了中葡关系史上独特的一章。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3期）在区分汉学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的基础之上，指出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应该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罗明坚作为传教士，他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辞典，第一次将儒家经典译成西方语言，写出西方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在西方绘编出第一幅中国地图，为以后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王长英《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徐
事略考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别考述了徐氏生平、藏书楼、藏书散佚等事实。
史学史。陈智超《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经过严密考证确认现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杨继盛奏稿为此疏初稿，现藏河北博物馆的另一份奏稿和历史所所藏的拓本为此疏二稿，而现在流传的杨疏文本则是在二稿基础上修改而成。这三份文本的异文反映了杨继盛心理的曲折变化，为心理史学提供了极难得的资料。赵毅、栾凡《20世纪国内学者关于明代社会史研究回顾》（《东北师大学报》1期）认为，20世纪初期， 国内学者即已涉及明代社会史的研究。80—90年代以来，随着明代社会史研究的逐步展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中，明代人口问题、里甲制问题、乡绅与缙绅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生活问题、宗族与家族问题、徽州社会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有的还填补了空白。对20世纪明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必将促进其研究的纵深发展。段丽波《〈云南机务抄黄〉及其价值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对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云南机务抄黄》研究后发现，所录制敕之文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是研究明初云南历史的重要史料。张德信《戚继光秦议研究》（《明清论丛》2 辑）首次考订了戚继光奏议的文献存留状况，联系戚继光戎马一生，由奏疏和条议论述戚继光作为军事家的敬业、求实、开拓、创新的可贵品质。张次第《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思想特点》（《郑州大学学报》4期）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分析，认为明代后期刊刻小说主要有鹜逐男女之情，渲染时事政治，倾向市民生活，格调趋于庸俗等特点。吕洪年《徐霞客〈浙游日记〉所涉的民情风俗》（《浙江大学学报》4期）对《徐霞客游记》第18 篇《浙游日记》中有关兰溪江、金华山、双龙洞、白坑村等地的民情风俗作了注解和研究。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 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依据易学理论和历史事实，设计了西门庆的年龄，西门庆原型就是明武宗。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中国农史》1—4期）搜集明清书达1388种，为明清农业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张文德《〈明史·西域传·黑娄〉考》（《西域研究》1期）对“黑娄传”的史料来源以及“黑娄”译法的产生、修改、沿袭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指出黑娄作为古代呼罗珊四城之一，《明史》把它当作“地近土鲁番”，实乃误解。刘艳元《1990年以来明清江南宗族史研究综述》（《学海》1期）从宗族经济、宗族文化、 宗族社会和宗族史研究的参考文献四个方面，回顾1990以来明清江南宗族史的研究成果。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 期）介绍了明末清初人张燧及其史论性学术札记《千百年眼》的学术思想、史学观点，认为张著为晚明的史学杰作，大大改写了明代史学的形象。钞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回顾、检讨了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的主要方面，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3期）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总结与评析，同时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并尝试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5期）对20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60年学术史，从阶段与区域、对象与方法、缺憾与趋势三大方面进行详尽的叙述。^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2年02期第2～12页
【作者简介】赵克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0102
2001年主要的学术会议有：1.庆祝香港大学创校90周年明清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4月28－29日，香港）。 大陆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第一档案馆等单位，提交的论文多半为研究明代政治史和明代史学史。2.第九届明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8月23－30日，福建武夷山）。两岸三地、日、 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明史学者200余人，济济一堂，就明代经济、社会、 政治及其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议期间还改选了明史理事会。此外，2001年5月福建石狮市永宁镇主办了“永宁古城学术讨论会”。2001年5月22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举办了“纪念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
明史专著的数量大致与去年相当，新人新著较去年增多。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 月）第一次对云南妇女生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力于云南各族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和年节娱乐，从婚恋、生死观的巨大变化，揭示明清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指出，明代统治的276 年间西藏地区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于明朝能审时度势、推行积极的治藏政策、打破元代萨迦派及其政权独享的格局，从而为各种势力、各个教派的竞相发展提供了机会。本书对造成这一辉煌局面的内、外因素作了深入分析。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 月）对明代中期的重要人物胡宗宪作了系统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他为治一方、抗击倭寇、稳定东南海疆的历史功绩。同时不掩他党同严嵩、赵文华，打击异己、贪污军饷的政治污点。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对明代出版体制、图书编辑、印刷等作了脉络清晰的评述，同时关注了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仍是学术热点。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从内、 外双重角度探讨了明代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一方面由于明代国力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在中国传教不能用当时的军事征服，而必须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与儒家思想进行调适。另一方面在明代末年社会巨变的冲击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受经世思潮影响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和西方科技知识有所了解之后，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投入到会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之中。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 月）在中西关系的大背景下围绕澳门来探讨自1513年以降300 余年中葡交往史。通过对早期中葡关系隐晦、曲折流变脉络的梳理，指出中葡早期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模式朝贡体制的基础之上的中外关系。
其他专题性研究有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6月）首次在国内出版。对明代财政组织、 财政问题、财政管理、税收结构与管理等方面研究之后，认为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南炳文《辉煌、曲折、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4 月）把百年来明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和文革特殊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后总结了百年明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呼吁明史研究的学者要进一步实事求是、广泛交流，共同繁荣明史研究。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对太湖流域商品市场作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阐述，揭示出江南市场的网络结构与密度，提出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已有市场经济的萌芽。
专题论文集的出版、明史研究杂志的创刊，使论文的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首次发行， 每年一辑，本辑刊发明史论文4篇。陈怀仁、 夏玉润主编《洪武六百年祭》（南方出版社2001年8月）收录研究朱元璋、明初社会、 明中都等论文近20篇。龙西斌、余学群主编《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集文九十余篇。 《戚继光研究论文集》（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收集了范文澜、张德信、 范中义等研究戚继光生平、奏议、论著和抗倭等方面论文22篇。朱诚如、王天有主编的《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4月）收有明史论文7篇。
现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本年度明史论文做一概述。
一、政治史
事件与制度。张德信《明代科场案》（《明史研究》7 辑）关注了有明一代科举作弊案。对其中影响较大的“南北榜案”，“唐寅案”、“辅臣子弟案”、“明末科场关节案”作了详细的论述。杨三寿《万历矿税大兴对官员的残害及其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明神宗万历矿税大兴期间肆意残害各级官员，导致了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涣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扰乱了边疆。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期）一反传统的“东林党”论， 从东林书院的运作实态，阐明东林书院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讲学场所，意在尊经复古，重整道德。东林书院严禁议论政治，它不是政治团体，更不是政党。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7 辑）对明世宗禁佛及其原因、明世宗禁佛对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作了明晰的考察。陈麟德《试论明季吏治之腐败》（《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概述了吏治腐败的表现，形成原因及其危害性。刘文瑞《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西北大学学报》2 期）认为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明朝之亡，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认为嘉靖前期是明代真正的改革时期。 在这一时期嘉靖帝与张璁、桂萼等人以“洪武祖制”为利器，革除弊政，并有所创新，形成了明代改革的鲜明特色。张英聘《明代南京行政功能初探》（《明史研究》7 辑）以明代南京七卿各个机构职能的发展转变及其与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为线索，探讨南京作为陪都在明代历史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薛国中《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武汉大学学报》5期）认为朱元璋廉政建设的可贵之处，就是从源头上采取教育、监察、惩奖三管齐下。和洪勇《明代吏员的选拔》（《云南社会科学》5期）从佥充、 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刘晓东《明代丞相制度新论》（《明史研究》7 辑）质疑“内阁非相说”，认为朱元璋的废相，实际上造成了明代相权游离于监、阁之间，于是历史上单体相制为双体相制所取代。刘志坚等《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官吏考察制度的发展流变、 外官考察制度、京官考察制度、考察奖惩以及考察救济制度五个方面对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赵玉田《明代的国家建制与皇储教育》（《东北师大学报》4期）指出，明代国家因朱元璋发展、 构建稳定的政治体制和坚持嫡长子继承制，造成对皇储教育只重道德经史，忽视能力实践，使明代的皇储教育难以真正执行。庞乃明《明初儒学教官之选任》（《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 期）认为儒学教官多途并举，严格选任，促进了明初儒学教育的勃兴。梁志胜《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西北师大学报》5期）利用明代“武职选簿”档案， 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思想。岳天雷《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孔子研究》3期）全面阐述了高拱经、权思想的差异性和统一性、 权变理论框架、权变方法论的内涵、原则和规律，并指出高拱权变方法论为高拱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张显清《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明史研究》7辑）论述了明太祖开国伊始，首定礼乐， 弘扬教化，注重君德、臣德、官德的培养，礼、法结合，把以“礼义教化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治国实践的始终，成为他治国的基本方略。王仲《况钟“治政”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3 期）对况钟的治政思想作了概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治吏治入手打开局面；联合绅耆，推行改革；注重德治，刑德并用。黄海涛《论明太祖与佛教》（《云南师大学报》2期）对朱元璋的经历、 佛教思想及利用佛教来辅佐统治进行了述评。程志强《海瑞与张居正比较研究》（《安徽师大学报》3期）通过对比发现，海瑞和张居正的政治品格相同却不能合作， 原因在于他们政见、策略之歧异。
法律与军事。罗元信《也谈“剥皮实草”的真实性》（《历史研究》4 期）一文由过去探索最早记载“剥皮实草”的《草木子》一书为发端，逐一对王世华提出的疑点予以论说，认为“剥皮实草”确为明初采用过的刑罚。 余洪波《明朝大诰颁行动机新议》（《河南社会科学》2期）认为《大诰》颁行最重要的动机是强化专制皇权，树立朱元璋的一己之威，并非以教化为目的。何勤华《试论明代中国法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比较法研究》1期）指出，明代的法律思想、律学、 法医学对周边国家，尤其对朝鲜、日本产生深刻影响。其成果受到周边诸国的认同和欢迎，并纷纷仿效。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 明朝援朝战，不仅是世界背景下中、日、朝关系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文章从战争的视角，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以此为枢纽透视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李新峰《明代大都督府略论》（《明清论丛》二辑）剖析了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再由大都督权重，导致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的变迁轨迹，和变迁背后的政治背景。程龙《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 期）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并根据现代气候状况进行推演，对通行的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提出质疑，进一步强调了三卫南迁中军事、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潘星辉《明末勇卫营》（《明史研究》7 辑）考察了崇祯朝出现的一支由宦官统率的禁军“勇卫营”的组建、发展和内部的人事争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明末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二、经济史
生产。王双怀《明代华南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陕西师大学报》2期）指出，明代是华南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尽相同，华南各地水利建设仍存在着某些差异。洪璞《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中国农史》2期）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 指出：明代以来吴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农业种植结构由粮食独重转变为粮桑并重的前提下发生的；种植结构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包括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转变引起的。赵承泽、张琼《“改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通过现存的《天水冰山录》和万历《福州府志》两种明代文献，厘清了“改机”这种明弘治年间创造的纺织物的织作方法的特点、花色品种、市场价值等相关问题。王光尧《明代陶器厂的建立》（《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从文献记载、 明代御器厂旧地的发掘与传世实物三个方面，考论了明代设立御厂的原因、时间等问题。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认为由明及清、从清前期至清后期，粮食亩产总的呈上升趋势，农业是进步的。可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自乾隆中达到最高点便不断下滑，反映出传统农业在人口压力下后劲不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5 期）探讨了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严重的原因，以及水患严重使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陈润民《明朝正德青花瓷器》（《文史知识》8期）和《明朝嘉靖青花瓷器》（《文史知识》6期）介绍了青花瓷在明朝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3 期）重点考察了明初和明中叶以后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在印刷技术、风格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出现了“外向化”趋势。闵宗殿《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学术研究》9 期）认为明清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户口田赋。栾成显《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的研究》（《明清论丛》2辑）在文书内容介绍、考证的基础上， 分析了明代徽州李氏家族的析产分户、赋役承担、土地所有、宗族事务等基层社会的活动图景。王瑞平《明代人口之谜探析》（《郑州大学学报》3 期）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认为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多一倍左右，在1600年前后，人口当在2亿以上。 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明史研究》7辑）与之颇有相通。梁四宝、 武芳梅《明清山西人口迁徙与晋商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运用资源配置理论和人口理论，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人口外迁的概况、原因的论述，认为山西人口外迁为晋商的兴起及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赵冈《简论鱼鳞图册》（《中国农史》1期）简述了鱼鳞册的沿革、结构及丈量方法， 从而对认为税亩数低于实亩数的通行看法提出质疑。韦庆远《明代黄册档案的最后流散》（《中国史研究》2期）考论出有明一代170万册黄册最终在清初顺治时被变价发售。
商业。钞晓鸿《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厦门大学学报》1期）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论证了陕西商人促进关中社会的变化的同时，又受到当地社会的多种限制与规范。因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互动与整合关系。刘秋根、刘春悦《明代高利贷者的社会构成》（《河北大学学报》1 期）指出明代官僚权贵之家、地主、商人乃至各种小私有者纷纷将财富投入放债开当，使高利贷者的社会构成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其中商人以徽商、江右商等地区性集团商人的资金投入最为引人注目，它是明以后高利贷者构成的一个新的变化。韩大成《明代的工商业管理》（《明清论丛》2 辑）认为，明代工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断积累经验，把工商业经营管理发展到日益科学的新水平，表现在注重信息，善买巧卖，完善销售和人员管理，杜骗防失等方面。吴海涛、金光《略论明清苏北集市镇的发展》（《中国农史》3期）主要运用地方志资料， 探讨了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集市镇，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发展而大量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其分布格局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张明富《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期）指出，朱元璋“抑商说”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既抑商又通商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陕西庙会从原先酬神报赛的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沟通城乡物品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对农业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市场的作用。松浦章《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求是学刊》2期）根据稀见史料，系统地探讨了17 世纪初期，包含明末的中国、日本，尤其是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的实际情况。李峰《明清时期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商品货币经济新成份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藏学》1 期）认为明清以来随着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货币经济的新成分，它在社会商品经济中的比重日趋增长，反映了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学术月刊》6期）从徽商的商帮结构、 文化底蕴、经营方式三方面入手，认为儒、贾相通，徽商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是徽州商帮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陈伟明《明清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与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指出粤闽海商面对不同的贸易政策，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公平竞争，因而能够打开国际贸易市场，促进海外诸国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海内外重税和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限制，最终未能改变其封建经济的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方向。
财政。 田澍《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期）认为明代甘肃镇地处河西走廊，在明代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明廷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扶持，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林枫《明代中后期的市舶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 嘉万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和葡萄牙独据澳门，政府课税对象狭隘且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之手，国家税源严重流失。政府对澳门外商缺乏有效税收征管，使利用税收对葡商所获巨额利润进行调节、实现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落空。邓智华《明中叶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指出明中叶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定额化过程，形成了一个以定额管理、分级包干为特征的地方财政体制。王玉祥《明代“私钱”述论》（《甘肃社会科学》5期）指出，作为民间铸造的非法铜钱， “私钱”至明中叶后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屡禁不止。张金奎《明承元朝与北边供饷体制的解体》（《明史研究》7 辑）以山西行都司为例探讨了明代以“九边”民运为主的饷粮结构到民运改折使边防饷粮只能通过籴买筹集的演变历程，揭示了“九边”军饷对明朝政府的沉重负担。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民族研究》5 期）从不等价交换、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方面阐述了该体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剖析了导致这一体制衰落的根源。
三、社会和文化
社会。郑克晟《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由于江南地主对朱明王朝极为冷淡， 明建国后朱元璋不遗余力打击江南地主。建文帝时明与江南地主关系好转。永乐迁都北京后，大力扶持江北地主。明中期以后，南北地主的矛盾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几与明朝相始终。柏桦《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官施政的影响》（《明史研究》7 辑）分析了有明一朝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对州县官的施政行为、政治心理的影响。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妇女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史林》2 期）以社会学和生物学理论探讨了与官方主流意识相背离的民间寡妇再嫁问题，指出寡妇再嫁既是经济生活之必需，也因为南方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论证翔实，富有启发性。赵轶峰《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明史研究》7辑）通过对家庭伦理如孝道、“贞节观”等的考察， 看到了儒家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则在17世纪前后中国社会下层的实践中受到的挑战。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3期）认为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朱子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礼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期）也探讨了类似问题。申浩《江南“访行”的兴起、结构及功能》（《史林》3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 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财产纷争、健讼风气日益盛行，由此滋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访行”。它以吏胥差役为主干，以访拿豪蠹、寄耳目于所司为所事，活跃于各种官府的诉讼活动中。访行的出现对江南城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和平《粮长之役与明中前期社会风气的崇俭黜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认为朱元璋设粮长制度内含“右贫抑富”以及崇俭黜奢的政治意图。进入明中期，随着粮长制度政治色彩日渐消退，粮长之役成为一大负担，人们为避此役怯于露富，整个社会由此进入隐形消费时期。李金堂《明代南京旧院的兴衰与〈板桥杂记〉》（《东南文化》7 期）对明代全国规模最大的名妓聚居地——南京旧院的兴衰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与分析，并以期阐明《板桥杂记》的主题。吴存存《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中国文化》17—18辑）考察了明代中晚期朝野上下盛行男性同性恋风气，认为此风乃当时追求新奇、刺激的社会纵欲思潮的反映。陈宝良《明代生员新论》（《史学集刊》3 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了士与仕、青衿与缙绅的关系，以及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之真面相》（《浙江学刊》3期）从衣食往行、社交礼仪以及文化生活诸方面， 对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的真面相进行了适当的梳理。刘晓东《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史学集刊》3期）指出， 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直到晚期，随着文化商品化趋势，士人的经济人格萌发新的变动。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1 期）对晚明山人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详尽的考察。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期）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认为明初就有幕府制度存在，而至迟到正统年间，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由此形成聘幕之风。幕宾的身份以生员为主，主、幕之间，宾师相依。幕宾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等，对当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刘毅《明代帝王陵幕选址规则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卷）探讨了影响明代帝王陵墓选址的四大要素，即地理、政治、风水、陵制。其中太祖、成祖陵主要受地理、风水的影响，而后世受政治、陵制的影响大。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史学月刊》2 期）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次交叉性研究，通过对北京城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的一些新特点和变化。周绍泉《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徽学》一辑）突破以往家庭史研究单靠家谱或人口册的局限，转而从诉讼文书入手，结合黄册、土地文书、承继文书以及族谱等有关资料，多角度分析明初徽州祁门县的一桩诉讼案，进而探讨与此相关的三个家庭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阿风《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徽学》一辑）通过历时八年的徽州歙县罗氏家族与寺僧互控案，探讨了明代中期徽州地方社会的宗教发展与宗族发展新趋势。
文化。张羽琼《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 期）论述了贵州行省建立后，明朝本着“广教化，变士俗”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贵州儒学教育，终于形成了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以专科学校和社学为辅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大学报》1期）指出，明清时期， 徽州进士特盛，但内部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姓之中，这是因为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有较强的科举竞争力。王熹《明代朝野对科举制度的评论》（《明史研究》7辑）总结了明人对科举制度的不同态度：既有对其流弊的尖锐抨击又有对其加以完善的具体变革方案，不因其弊而掩其长，不因其用而护其短。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明清论丛》2 辑）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明代科举考试文体风格的变化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秦海滢《明初乡村教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 期）论述了明初朱元璋革元旧习和稳定民心在乡村推行教化的措施与影响。解光宇《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徽学》一辑）指出，程敏政在“和会朱陆”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表现出程敏政援朱入陆的思想倾向。张树俊《王艮与王守仁教育思想之比较》（《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版）》2期）认为明代两大教育家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差异， 主要表现在教育对象、提倡“乐学”及“知行”关系上。李琳琦《“儒术”与“贾义”的会通》（《学术月刊》6期）从工具性层面， 强调了儒学对徽商商业发展的意义。陈清《论明儒的重民观》（《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概述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儒发展民本思想的重民观及其进步意义。景海峰《陈白沙与明初儒学》（《中国哲学史》2 期）从明初学术背景出发，着重探讨了白沙思想中“自得、自然、主静”三个问题，认为陈白沙是元代以后朱子学向王学过渡的关键人物。左东岭《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孔子研究》3 期）认为王艮提出“出位之思”与“尊身守道”为狂侠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形成了泰州后学在官方系统之外独立讲学与政治活动，后者则形成了其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奉献精神与生死至情，从而显示明代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发挥舆论的力量以评议政治、代言民情的新气象。王剑《从吴宝秀案看紫柏大师的经世原因》（《求是学刊》3期）从晚明高僧紫柏大师在社会动荡、民生涂炭之时，利济天下，热心经世，阐明了晚明思想界佛教与儒学会通的问题。步近智、张安奇《略论明清实学及其现实意义》（《学术月刊》1期）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及现实意义进行论述，认为爱国经世的实学传统应予继承发扬，起旧图新，求实致用的实学核心内容对现实有启迪作用。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东南文化》5期）指出明清苏州经济繁荣，使文物藏家的收藏心态、审美情绪、处世方式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烙印。陈宁《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形成的因素及审美特质》（《东南文化》2000年11期）从艺术史的一个侧面，探讨了晚明文化的异动。由于政治经济与思想变动影响，从嘉靖开始，出现了尚个性、尚表现、重情感的个性化书法风格；并形成拙朴、厚重、古雅姿媚等审美特质。汪桂海《大本堂考》（《文献》2期）系统地论述了大本堂的建置、藏书特点、 功能变迁等相关问题。刘玉玮《明代丹溪学派考》（《中华医史杂志》3 期）考论了明代重要的医学流派丹溪派的源流、学理及其贡献。徐新照《试论我国明代的铳炮弹道学成就》（《安徽史学》2期）认为明代在学习、 吸收西方相关技术的基础上，改善弹道性能的技术手段，确立了较为科学的射程量度标准。吕凌峰等《明末历争中交食测验精度之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期）对明末日月交食记录进行了现代时制换算和精度分析， 从而考察西法和大统历在明末的交食预报精度以及当时观测精度，指出西法在明末历争中预报交食存在着一定误差。
四、中外关系和民族
中外关系。张显清《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明清论丛》2辑）对明代倭寇问题作了整体性的考察， 认为不是海禁引起了倭寇而是倭寇引起海禁，倭寇同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必然的联系，平息倭患是为了发展正常海外贸易的正义斗争。李存朴《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江西社会科学》4期）指出， 明末葡萄牙人最初来华被称为佛郎机，后又把西班牙甚至在华传教士概视为佛郎机，清朝人却张冠李戴将明朝的佛郎机当做法国。贯穿明清时期这一“佛郎机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国地理知识的陈旧和文化观念的保守。“佛郎机现象”代表中国中心观的一种特殊形式。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 明清两代琉球对汉语汉文化需求迫切，曾先后多次派人留学中国，并在国内兴办教育，推广汉语汉字，既改变琉球文化落后的面貌，又加强了中琉友好交往。刁书仁《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史学集刊》3期）一文认为，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乘元末国势衰微、 明廷势力尚未深入女真地区之机，乘机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上游地区开拓领土，强迫世居此地的女真人归附，明朝势力进入此地后，与朝鲜关于女真归属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日〕檀上宽《明初对日外交与林贤事件》（《明清论丛》2 辑）把林贤事件看作胡惟庸事件衍生出来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制造林贤事件是想以此同日本断交，拒绝日本参加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事件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喻常森《明清之际中国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交往》（《中山大学学报》1 期）认为中荷关系的实质是，一个古老而处于“停滞状态”的东方封建帝国与一个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殖民地的接触与冲突关系。由于中荷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和理念错位，严重地制约了交往的效果。邱树森《明清时期粤澳两地的科学技术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期）认为16 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通过澳门传入广东地区，又通过广东传入内地；中国的科技和特产也通过广东传入澳门，再传到欧洲。因此，从澳门开埠以后的三百年间，粤澳两地科技交流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肖郎《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社会科学战线》2期）以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西学凡》、 《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探讨了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民族。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应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胡凡《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提出， 长期存在的明朝与蒙古族之间的朝贡贸易乃是明朝与蒙古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成为“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同时明穆宗与张居正、王崇古、高拱等大臣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明朝和蒙古族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在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俺答封贡”。任树民《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西藏研究》1 期）对“番人”的组成、经济生活，风俗文化及基层组织作了系统的考述，揭示了松潘卫“番人”在西南民族走廊上为沟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贵州民族研究》3 期）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设置的“堡哨”“边墙”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主动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陈俊《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对侨居经济发展的贡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东南亚国家农业、工矿业、商业发展方面，论述了此间华侨在开发东南亚经济上的历史功绩。田澍《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 期）阐明了河西走廊是明代边疆贸易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之一，并指出西域贡使为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臻铭《论明清时期的土舍》（《民族研究》3期）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田敏《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民族研究》5 期）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尉司的历史发展轨迹。陈庆江《改土归流：明代云南治所城镇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指出明代云南改土归流、兴建新的治所城镇，形成了当时治所城镇的发展模式，使其地理位置分布更趋适宜。
五、人物和史学
人物。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1 期）对常氏家族与“蓝玉党”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常氏家族在明初统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悲惨结局的必然性，显示了明太祖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政治特点。铁大君《铁铉生平纪略》（《回族研究》1 期）叙述了“靖难之役”中，驻守济南的山东布政使铁铉抵抗燕王军队、兵败不屈被杀的历史过程。蒋祖缘《简论于谦的“忧国忘身”、“忧国忘家”精神》（《广东社会科学》4 期）叙述了于谦居官只图振兴国家而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以及自奉俭约、淡泊名利与不谋家属官职的种种表现。孙福喜、丁海燕《郑芝龙投明降清原因析论》（《内蒙古师大学报》4期）认为，郑氏以海盗投明，又以明之国公降清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驱使、人心世风的引导、朝廷措置得当，郑芝龙的降清与他的个人异域生活经历有相当大的关系。陈梧桐《论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 期）指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主要表现在捍卫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缩小了台湾与大陆的差距，鼓舞和支持了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杨正泰《顾从礼与上海城墙》（《复旦学报》1期）考论了正德、 嘉靖年间松江人顾从礼倡议捐助、主持、督修上海城墙的史实。王昊《论崇祯帝》（《史学集刊》4期）认为明朝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崇祯帝虽对此不负有重大而直接的责任，但他的用人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军事对策有许多失误，对明朝的最终灭亡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晁中辰《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5期）除了指出崇祯帝以上过错之外，着重分析了崇祯帝作为亡国之君历来颇受同情和赞誉的历史原因。薛丽云《李贽与姚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论述李贽于万历五年至八年在云南任姚安知府三年， 以“原情论势”的思想为指导，为姚安人民办了许多实事，政绩显著，姚安地区还留下有关他的事迹的建筑、遗址及传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万明《西方跨越世界屋脊入藏第一人》（《中国藏学》3期）以安德拉德葡文书信为中心，探讨了17世纪初葡萄牙人安德拉德从喜马拉雅山入藏，成为西方进入西藏的第一人，从而翻开了中葡关系史上独特的一章。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3期）在区分汉学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的基础之上，指出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应该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罗明坚作为传教士，他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辞典，第一次将儒家经典译成西方语言，写出西方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在西方绘编出第一幅中国地图，为以后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王长英《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徐
事略考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别考述了徐氏生平、藏书楼、藏书散佚等事实。史学史。陈智超《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经过严密考证确认现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杨继盛奏稿为此疏初稿，现藏河北博物馆的另一份奏稿和历史所所藏的拓本为此疏二稿，而现在流传的杨疏文本则是在二稿基础上修改而成。这三份文本的异文反映了杨继盛心理的曲折变化，为心理史学提供了极难得的资料。赵毅、栾凡《20世纪国内学者关于明代社会史研究回顾》（《东北师大学报》1期）认为，20世纪初期， 国内学者即已涉及明代社会史的研究。80—90年代以来，随着明代社会史研究的逐步展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中，明代人口问题、里甲制问题、乡绅与缙绅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生活问题、宗族与家族问题、徽州社会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有的还填补了空白。对20世纪明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必将促进其研究的纵深发展。段丽波《〈云南机务抄黄〉及其价值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对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云南机务抄黄》研究后发现，所录制敕之文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是研究明初云南历史的重要史料。张德信《戚继光秦议研究》（《明清论丛》2 辑）首次考订了戚继光奏议的文献存留状况，联系戚继光戎马一生，由奏疏和条议论述戚继光作为军事家的敬业、求实、开拓、创新的可贵品质。张次第《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思想特点》（《郑州大学学报》4期）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分析，认为明代后期刊刻小说主要有鹜逐男女之情，渲染时事政治，倾向市民生活，格调趋于庸俗等特点。吕洪年《徐霞客〈浙游日记〉所涉的民情风俗》（《浙江大学学报》4期）对《徐霞客游记》第18 篇《浙游日记》中有关兰溪江、金华山、双龙洞、白坑村等地的民情风俗作了注解和研究。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 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依据易学理论和历史事实，设计了西门庆的年龄，西门庆原型就是明武宗。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中国农史》1—4期）搜集明清书达1388种，为明清农业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张文德《〈明史·西域传·黑娄〉考》（《西域研究》1期）对“黑娄传”的史料来源以及“黑娄”译法的产生、修改、沿袭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指出黑娄作为古代呼罗珊四城之一，《明史》把它当作“地近土鲁番”，实乃误解。刘艳元《1990年以来明清江南宗族史研究综述》（《学海》1期）从宗族经济、宗族文化、 宗族社会和宗族史研究的参考文献四个方面，回顾1990以来明清江南宗族史的研究成果。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 期）介绍了明末清初人张燧及其史论性学术札记《千百年眼》的学术思想、史学观点，认为张著为晚明的史学杰作，大大改写了明代史学的形象。钞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回顾、检讨了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的主要方面，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3期）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总结与评析，同时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并尝试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5期）对20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60年学术史，从阶段与区域、对象与方法、缺憾与趋势三大方面进行详尽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