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社会动荡与清代湖北乡村中的寨堡
杨国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武汉)2001年05期第574～578页
【英文标题】Qing’s Social Turbulence & Zhai-Bao of Hubei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 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杨国安(1971-)，男，湖北黄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农 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YANG Guo-an(1971-),male,Doctoral candidate,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gricultural econo mic history and rural social history.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3-19
【关 键 词】社会动荡/清代/湖北/乡村寨堡social turbulence/Qing Dynasty/Hubei/Zhai-Bao
寨堡是社会动乱时民间用来自卫的一种防御工事，其形式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坞壁。一般 “高山为寨，平地为堡”。一遇兵灾，民众即以寨堡为藏身之所，保全性命和财产。湖北自 宋代以来，每逢兵荒马乱之世，即有大批民众依山结砦自保，并且逐渐由仅是依靠天然洞崖 避乱发展到大规模的人工修筑寨堡自卫。这种情况到清代发展到高潮，无疑与当时动荡不安 的时局有关。就湖北而言，先有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继之有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太平 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兼之各地大小不等的各类骚乱，使得整个湖北乡村社会长期处在激 剧的动荡之中。乡民人心思定，故兴建寨堡之风盛行，并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在寨 堡的修筑、管理过程中，拥有财产和声望的地方士绅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拟通过对 寨堡的考察，从一个侧面展示清代湖北乡村社会的历史风貌。
一、明末清初湖北山寨的兴起
许多史料表明，元末湖北已经兴建了一批寨堡。如光绪《黄冈县志·地理志》载：“神峰 山，城北一百三十里，元末乡人在此筑堡以御流贼。”但大规模的修筑则是在明末清初。当 时湖北叠逢兵燹，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先后多次在湖北作战。崇祯十六年 ，李自成一度以襄阳为都城，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张献忠也频繁 地在鄂东北及鄂西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兴孔亟、匪盗肆虐、民不聊生，社会处在激剧的动荡 之中。由于农民起义危及到地主豪绅的利益，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国家已无力行使其保护 职责之时，他们纷纷结寨自保，因而湖北各地寨堡林立。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湖北以鄂东蕲黄一带山寨数量最多，影响也较深远，并以“蕲 黄四十八砦”而闻名天下。蕲黄48寨究系哪些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蕲黄一带实际的 寨 堡数远不止48座。清人王葆心所著《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即云：“蕲黄有山砦三百有奇， 名砦四十八。”同时此书有：“自蕲黄上接之德安、汝宁等处山砦又有四百八十九。”而蕲 黄与河南商城、固始，安徽霍山等地同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当时整个山区众多山 寨，互为犄角，互通声息，形成一片庞大的寨堡群，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蕲黄四十八砦”已 成为整个大别山区成百上千座山寨的统称。如此众多山寨的形成，一方面自然与当时局势动 荡不安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别山险要的地势。据史书载：
鄂之蕲黄麻罗，皖之潜太英霍、豫之光固商汝，皆阳渎而阴岳，左扬而右荆。积旁簿之万 山，势绵亘而不绝，其高者或插天汉，其出入经道隘仅错趾，悬崖左右，列河环之，路阻谷 深，摇骇心目。其山巅或平衍绕水泉，竹石之居。其河入江淮，有航帆运输之便。平时可为 乐 园，乱世亦保障之资焉。
当地士绅豪族也正是藉此地利之便，先以对抗农民起义军为目的，清兵入关后，又转向抗 清斗争，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武装。
与此相应，在鄂西山区一带，由于明末清初也处于战乱之中，先后有罗汝才、郝永忠、吴 三桂部在此与官兵交战，战乱所及，摧残酷烈，乡民亦多躲进深山以避其乱。同治《郧阳府 志 ·舆地志》中记载府属各地多有修筑寨堡的情况：“白马山，城西南百里，高数千仞，四面 壁立，西临堵水，北望黄龙，上有泉三。明时修砦于此，名曰金鞍，可容万人；黄柿坪堡， 北百十里，明末乡民筑，今址尚存；梅家铺堡，东北百四十里，……明末乡民筑，今址尚 存。”并且在鄂西山区，许多战时避乱的寨堡最后演变为村落名称或一级基层组织，如竹溪 县：“旧分九社，自明季遭寇，土人各据险以避乱，而九社之地，遂析为寨。旧志所载凡二 十有四。”同样，以寨为乡里名称的还有竹山县。因此，可知鄂西山区寨堡的修筑是极其普 遍的。
二、清中后期团寨的兴起
清嘉庆初年，湖北王聪儿等人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爆发，席卷川楚陕甘豫5省，从此标志着清 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咸丰年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而八旗军队已失去其往昔的英勇 ，腐朽的清廷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起义洪流渐感不支，只得下旨让民间倡办团练，行坚壁清 野之法以对抗起义军。湖北地处战略要地，也再次成为战争的主要战场，各地士绅遵旨纷纷 创办团练，招募乡勇，以图自保。一般而言，团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卫乡里，以守为 主，一般不远攻。既然以防守为目的，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也很难起到保卫家园的效 果。因此有了团练，必须以团寨与之相匹配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湖北创办团练的过 程中 ，即有人指出：“办团练而不结寨谓之虚团。”于是各地在创办团练的同时，纷纷“筑寨堡 以卫团练，更建碉卡以卫寨堡。”[1](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
清代湖北寨堡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嘉庆、咸丰和同治年间，其军事防御的意图十分明显。据 同治《房县志·砦堡》载：“东川堡，城西四十五里，高士坪市属长望川，嘉庆五年七月筑 ；水田堡，城西三十五里，水田坪属盘峪，嘉庆五年九月筑；大本砦，城西五十里，大木山 属大水丁，嘉庆五年十月筑……。”房县地处鄂西北，与川陕接壤，其众多砦堡的修筑无疑 与白莲教起义相关。而光绪《麻城县志·建置》所载各堡则多集中于同治年间：“牌楼堡， 在县北歧山团，同治五年筑修；三和堡在县东北三合店，同治五年吴道英筑；治安堡、安定 堡俱在县北聚石团，同治三年筑……”。清代也有许多寨堡是在原有的旧址上重建的。如同 治《广济县志·地理志·山川》载该县：“灵山，明末有砦，同治四年，邑人重建曰永安砦 。后峰山、观音山，明末皆有砦，同治五年重修。”此外如罗田县共有49座寨堡，其中旧寨 14座，竹溪县共有60座，其中老寨31座，但更多的则是在清代新修的，并且与团练互为表里 。如光绪《京山县志·武备志·砦堡》载：“东十团平安砦，距城十五里，砦长都司衔王李 、廪生王景义，石桥团天申堡，距城五十里，砦长军功周恭先、监生廖位材……。”以下是 根据各地方志所统计的清代湖北部分地区的寨堡数。
资料来源：光绪《罗田县志》，同治《竹山县志》，光绪《麻城县志》，光绪《蕲州志》 ，光绪《应城县志》，同治《房县志》，光绪《襄阳府志》，光绪《孝感县志》，同治《竹 溪县志》，光绪《京山县志》。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湖北修建的寨堡数较之以前更多，分布的区域更广，已经由 山区向平原扩展。此时，不仅山区人民依赖天然险势建寨堡，平原地区的人民虽说无险可恃 ，亦自己创造条件，挖壕沟，筑高墙，并村建堡。毫无疑问，团寨的大量兴起是清中后期湖 北寨堡数量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寨堡的修筑及其与士绅的关系
在社会动荡之时，要组织广大乡民自发修筑防御工程，其所面临的困难是极其艰巨和繁杂 的。光绪《蕲水县志·艺文志》中载有孝廉汪鸿《大灵山建堡记》，他认为：“窃以建堡之 难，难于行军。军中令出法随，堡则乡之父老子弟、亲故友朋，恩结之不能，威胁之不可。 严则敛怨，宽则驰事。以涣散之人情，未经训练，强为约束，一旦有急，能保不解体乎?” 因此若非平时素孚众望之士绅难成其事也。事实上，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建过程中，绝大部 分都是由士绅倡导完成的。如光绪《黄梅县志·兵事·堡砦》载：“万金砦，邑绅虞敬等偕 众姓绅耆公立；东山堡，东山镇绅耆公立；狮头砦，李、何等姓绅耆公立……。”麻城县七 家庙：“旧有防堡，明生员袁东纠众建立，已圮。同治四年岁贡袁魁、例贡龚树德同监生李 行储等借赵姓地，禀准建修均和堡，垣千丈，容数十万人。”[2](建置志·碉堡)据统计， 在麻城县101座寨堡中89%都是由生员等人倡导修建而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 。这充分表明士绅在乱世中肩负起了乡村的守望之责。
士绅的作用还体现在筹措修筑寨堡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上。从湖北的情况来看，经费的来源 有三种：一是士绅官僚的捐资；二是民众合资；三是按亩派工。由于社会动乱中士绅遭受的 打击更大，所以一般士绅都乐于捐资兴建寨堡，在明末蕲黄48寨中，几乎都是豪家右族出资 修筑，他们“或独力自营一砦，或公资合营一砦，如英山郑天人之天人山砦(以其名名砦)， 罗田胡海若、雷正显等之李蟒崖云峰山砦是其例也。”在清代团寨碉卡的修筑中也多有 士绅捐资，在光绪《蕲州志·建置志》中记载崇居、大同两乡，绅士共121人捐田课1019石 作为碉卡岁修之费。
另外在地方志中，许多寨堡仅写明为乡民修建，估计多为共同集资所为。而按亩派工这种 修建方式则并不需要出钱，只是将各种材料折算成工值然后计亩派工。现以襄阳为例，其方 法是“先将土工估计若干，次将寨门、堡门所需砖料石灰等项估计若干，作为土工计算，( 如 土工一个值钱一百文，火砖二十五块亦值钱一百文)，再计濠墙挖占地亩应补价值若干，亦 作为土工计算，再计团内地亩若干，每亩应派工若干”。既然是按亩派工，土地就成为派工 的标准，而土地有肥瘠之分，对此当时亦有详细的规定：“山原水田、老岸泥洲为上地； 平冈平湖为中地；山岭洼底沙洲为下地。”其亩则按上中下等折算：“上地一亩计一亩，中 地二亩作一亩，下地三亩作一亩。”倘若田地有租佃关系，则“一亩课地，地主、佃户各出 一半，如主佃不同寨堡，即将所出之工各归寨堡，堡内居民受益较多者应加一倍派工”[1]( 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这种方法在清代团寨的修筑中较为普遍。
无论是众人合资亦或按亩派工，都须有人牵头筹划主持才行，而能担此重任者亦非士绅莫 属 。在社会动乱之时，士绅希图自保，也藉此机会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而民众 苦于野掠，亦希望得到些许的安宁，即所谓“富贵贫贱异途，身家性命均也”。这正是战乱 之时寨堡大量兴建的原因所在，也是地方士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社会背景。湖北各砦都设有 砦长之职，而充当此任者自然也多半为士绅。如明末清初“蕲黄四十八砦”中：“砦有长充 之者，大都缙绅儒流。”而在清中后期京山县所建的138座砦堡中，先后有272人充任砦长。 据笔者从光绪《京山县志·武备志》中统计，其中监生23人、贡生12人、廪生5人、文童25 人、武生(童)24人、生员54人、耆民98人，其他署名都司衔、守备衔以及军功、职员、武监 、武举、副榜等14人，无任何头衔者仅11人。也就是说士绅的比例高达96%。所以，难怪湖 北巡抚胡林翼发出“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的感慨。清代湖北乡村 中寨堡的修筑形式不一，大体是高山结寨，平地筑堡。与前代稍异的是在筑寨堡之时，又建 有碉堡关卡，以资保卫。总体而言寨堡多仿照城池，四周筑以石墙、墙体设有垛口。闻均天 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即认为寨堡在形势上与城池仅属大同小异，即所谓“村镇之有墙濠犹 州邑之有城池也，所以防盗寇而固守御”。在湖北也有“每一警至，皆官守城，而民守砦” 之 说。在有些地区寨堡甚至与县城相当，如光绪《应城县志·建置志·堡砦》中记载人和堡： “在县北岐山团彭家畈，周广如县城，可容十万余人。”地方志中对于湖北各地寨堡的结构 样式多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兹以襄阳县团练章程中所定修筑寨堡之制为例，窥其一二：
寨堡之大小以人数之多少为定(寨堡大人少不能守，寨堡小人多不能容)。堡身高二丈或一 丈八尺(高山修寨比堡稍低亦可)，脚宽四丈，顶宽一丈五尺，垛高五尺，中开一孔以便窥望 。垛身之内用砖砌基一层，宽二尺，高二尺，垛勇登台便于击贼(垛不高则不能躲人，太高 又不便击贼，故垛身内砌基)。濠宜宽，宽则难越；宜深，深则难填。不能开濠之处，应于 墙外修敌台(即空心炮台也，又名碉)。敌后台一面靠堡前，一面用砖石砌左右两面，多开空 眼以便施放枪。炮眼之高低似乎打贼身为定(太高则枪子冒过，太低则不能远击)。台之远近 以彼台此台枪炮子可以相接为定(太近则对放枪炮自击，台身太远则击贼不中)。中分两层， 以木板为楼，用梯上下。台上盖瓦，贼逼墙下则两台左右夹击，虽无濠亦可保无虞[1](武备 志十二·兵事八·乡团)。
以上对寨堡大小、样式的规定可谓是相当详细和完备，虽说这主要是针对襄阳县制定的， 事实上其他地方的寨堡许多也是按此修筑的。如麻城县均安堡：“周围一千三百四十弓，高 一丈八尺，培城高一丈，门六，堡中凝瑞楼高五丈二尺，堡外空心炮台六，实心炮台十二， 北有古堑，南系长河，东西开浚新濠。功竣后，贼屡窜至，俾不敢攻，保全生民屡著成绩。 ”[2](建置志·碉堡)
四、寨堡的组织管理
在明末清初蕲黄48寨中，各山寨都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则：
有严检疠疫以保安宁之法，凡染疫之人例弃野外，如英山傅为相之母居朝阳砦，病疫即移 出 砦外是其例也；有条别秩序，严立分数之方法，如舒城山砦之黄景恒等累男女数万皆秩然分 别，绝无淆乱是其例也；有慈善之周济如萧熹恤疾病饥苦于仙女砦，郑万合收邑宰尸于张家 砦是其例也；烽燧中不废教育，如朱统奇始授徒于三尖砦，……此皆山砦自纳于规律之尚可 考见者也。
到了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寨堡则显得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清以前，乡村修筑寨堡仅 是村民避乱的一种临事之举，多属自发的局部行为。而在清代，官方显然已经把寨堡作为实 行坚壁清野以对抗农民起义军的一种策略，并且大力加以提倡。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在 《筑堡御贼疏》中即云：“为今之计，莫若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 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奋勇。”咸丰三年，太平军攻 占武昌，并顺江东下，朝野震动，于是清廷命武英殿刊发德楞泰等人的奏疏，让各地建立团 经 练、堡寨制度。
在湖北各地纷创团练之时，大都制定有章程，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完备的当属襄阳。因 为荆襄地区在明清一直倍受流民、教乱之扰，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故而寨堡修筑较早、较盛 。史书载：“嘉庆丙辰，邪匪滋事，发难于荆襄，蔓延于随枣。焚原赭野，老弱暴骨。大帅 奉命征剿，下地方官加意抚绥，并申坚壁清野之议，令各村落阻险为固，结寨自卫，于是川 陕楚豫大小寨栅星罗棋布矣。”[3](建置志·堡砦)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即认为清 代堡寨的兴建首先见始于湖北襄阳、孝感，随后向陕甘湘广等地扩展，因此对襄阳塞堡制度 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清代寨堡管理的情况。
民国《湖北通志》和同治《襄阳县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当时襄阳团练章程，其中有寨堡修 筑和管理的条例。仅就寨堡的管理一项而言，从慎防守、浚井泉、恤困穷、查奸细、勤侦探 、分信地、设游兵、防火变，到戒疏懈、防诡诈、心要齐、胆要壮、声要静、神要定、脚要 稳等等不一而足。如对贮藏粮食的规定：“粮多者应于堡内修盖仓屋，收获后将粮食运存堡 内；粮少者，贼去一百五十里外将粮食运存堡内，贼在百里内，壮丁无论良民、游民一概入 堡，如有警时，粮食不入堡者查出充公，人丁不入堡者，以通贼论。”寨堡内还设有望楼， 派人轮流瞭望，并规定：“昼有警则摇旗，夜有警则挂灯，庶四门垛勇一望而知。”对于 寨堡的防守人员也做了详细的安排：“团勇守垛，每垛多则三四人，少亦两人，庶可轮流歇 息。若一人一垛则精力易疲。”由于寨堡中堆积有大量柴草，极易失火，因此又配备有救火 夫，专司救火。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寨堡的管理是极其细致和严格的。因而在战乱中，其捍卫 之功效也很显著，史书中屡有“乡民赖以存活者众多”的记载。
总体而言，清代湖北寨堡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以“蕲黄四十八砦”为代 表的山寨的兴起；一是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团寨的大量兴起。其分布区域也由起初的山区 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并且在筹措经费、修筑管理方面都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 ，湖北寨堡的兴起一般以社会动乱时期为主，因此一旦战乱平息，民众也多各归其业，除少 数寨堡逐步演变为村落之外，多半都荒废。这一点似乎与福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土堡有所不同[4](第49页)。另外，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筑过程中，士绅无疑起着领导 作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武汉)2001年05期第574～578页
【英文标题】Qing’s Social Turbulence & Zhai-Bao of Hubei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 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杨国安(1971-)，男，湖北黄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农 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YANG Guo-an(1971-),male,Doctoral candidate,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gricultural econo mic history and rural social history.
| 【内容提要】 | Zhai-Bao is kind of forts which the ancient villagers build to avoid the wa 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Hubei province had been encountered the battles for l ong time,so the villagers had build many Zhai-Bao and formulated strict rules an d regulation.But few scholar research it up till now.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 evelopment and distributed of Zhai-Bao,the building fund raising and the regul atory regime of it.It give us a new angle of view to understand the rural societ y. |
【关 键 词】社会动荡/清代/湖北/乡村寨堡social turbulence/Qing Dynasty/Hubei/Zhai-Bao
一、明末清初湖北山寨的兴起
许多史料表明，元末湖北已经兴建了一批寨堡。如光绪《黄冈县志·地理志》载：“神峰 山，城北一百三十里，元末乡人在此筑堡以御流贼。”但大规模的修筑则是在明末清初。当 时湖北叠逢兵燹，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先后多次在湖北作战。崇祯十六年 ，李自成一度以襄阳为都城，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张献忠也频繁 地在鄂东北及鄂西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兴孔亟、匪盗肆虐、民不聊生，社会处在激剧的动荡 之中。由于农民起义危及到地主豪绅的利益，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国家已无力行使其保护 职责之时，他们纷纷结寨自保，因而湖北各地寨堡林立。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湖北以鄂东蕲黄一带山寨数量最多，影响也较深远，并以“蕲 黄四十八砦”而闻名天下。蕲黄48寨究系哪些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蕲黄一带实际的 寨 堡数远不止48座。清人王葆心所著《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即云：“蕲黄有山砦三百有奇， 名砦四十八。”同时此书有：“自蕲黄上接之德安、汝宁等处山砦又有四百八十九。”而蕲 黄与河南商城、固始，安徽霍山等地同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当时整个山区众多山 寨，互为犄角，互通声息，形成一片庞大的寨堡群，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蕲黄四十八砦”已 成为整个大别山区成百上千座山寨的统称。如此众多山寨的形成，一方面自然与当时局势动 荡不安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别山险要的地势。据史书载：
鄂之蕲黄麻罗，皖之潜太英霍、豫之光固商汝，皆阳渎而阴岳，左扬而右荆。积旁簿之万 山，势绵亘而不绝，其高者或插天汉，其出入经道隘仅错趾，悬崖左右，列河环之，路阻谷 深，摇骇心目。其山巅或平衍绕水泉，竹石之居。其河入江淮，有航帆运输之便。平时可为 乐 园，乱世亦保障之资焉。
当地士绅豪族也正是藉此地利之便，先以对抗农民起义军为目的，清兵入关后，又转向抗 清斗争，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武装。
与此相应，在鄂西山区一带，由于明末清初也处于战乱之中，先后有罗汝才、郝永忠、吴 三桂部在此与官兵交战，战乱所及，摧残酷烈，乡民亦多躲进深山以避其乱。同治《郧阳府 志 ·舆地志》中记载府属各地多有修筑寨堡的情况：“白马山，城西南百里，高数千仞，四面 壁立，西临堵水，北望黄龙，上有泉三。明时修砦于此，名曰金鞍，可容万人；黄柿坪堡， 北百十里，明末乡民筑，今址尚存；梅家铺堡，东北百四十里，……明末乡民筑，今址尚 存。”并且在鄂西山区，许多战时避乱的寨堡最后演变为村落名称或一级基层组织，如竹溪 县：“旧分九社，自明季遭寇，土人各据险以避乱，而九社之地，遂析为寨。旧志所载凡二 十有四。”同样，以寨为乡里名称的还有竹山县。因此，可知鄂西山区寨堡的修筑是极其普 遍的。
二、清中后期团寨的兴起
清嘉庆初年，湖北王聪儿等人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爆发，席卷川楚陕甘豫5省，从此标志着清 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咸丰年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而八旗军队已失去其往昔的英勇 ，腐朽的清廷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起义洪流渐感不支，只得下旨让民间倡办团练，行坚壁清 野之法以对抗起义军。湖北地处战略要地，也再次成为战争的主要战场，各地士绅遵旨纷纷 创办团练，招募乡勇，以图自保。一般而言，团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卫乡里，以守为 主，一般不远攻。既然以防守为目的，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也很难起到保卫家园的效 果。因此有了团练，必须以团寨与之相匹配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湖北创办团练的过 程中 ，即有人指出：“办团练而不结寨谓之虚团。”于是各地在创办团练的同时，纷纷“筑寨堡 以卫团练，更建碉卡以卫寨堡。”[1](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
清代湖北寨堡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嘉庆、咸丰和同治年间，其军事防御的意图十分明显。据 同治《房县志·砦堡》载：“东川堡，城西四十五里，高士坪市属长望川，嘉庆五年七月筑 ；水田堡，城西三十五里，水田坪属盘峪，嘉庆五年九月筑；大本砦，城西五十里，大木山 属大水丁，嘉庆五年十月筑……。”房县地处鄂西北，与川陕接壤，其众多砦堡的修筑无疑 与白莲教起义相关。而光绪《麻城县志·建置》所载各堡则多集中于同治年间：“牌楼堡， 在县北歧山团，同治五年筑修；三和堡在县东北三合店，同治五年吴道英筑；治安堡、安定 堡俱在县北聚石团，同治三年筑……”。清代也有许多寨堡是在原有的旧址上重建的。如同 治《广济县志·地理志·山川》载该县：“灵山，明末有砦，同治四年，邑人重建曰永安砦 。后峰山、观音山，明末皆有砦，同治五年重修。”此外如罗田县共有49座寨堡，其中旧寨 14座，竹溪县共有60座，其中老寨31座，但更多的则是在清代新修的，并且与团练互为表里 。如光绪《京山县志·武备志·砦堡》载：“东十团平安砦，距城十五里，砦长都司衔王李 、廪生王景义，石桥团天申堡，距城五十里，砦长军功周恭先、监生廖位材……。”以下是 根据各地方志所统计的清代湖北部分地区的寨堡数。
资料来源：光绪《罗田县志》，同治《竹山县志》，光绪《麻城县志》，光绪《蕲州志》 ，光绪《应城县志》，同治《房县志》，光绪《襄阳府志》，光绪《孝感县志》，同治《竹 溪县志》，光绪《京山县志》。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湖北修建的寨堡数较之以前更多，分布的区域更广，已经由 山区向平原扩展。此时，不仅山区人民依赖天然险势建寨堡，平原地区的人民虽说无险可恃 ，亦自己创造条件，挖壕沟，筑高墙，并村建堡。毫无疑问，团寨的大量兴起是清中后期湖 北寨堡数量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寨堡的修筑及其与士绅的关系
在社会动荡之时，要组织广大乡民自发修筑防御工程，其所面临的困难是极其艰巨和繁杂 的。光绪《蕲水县志·艺文志》中载有孝廉汪鸿《大灵山建堡记》，他认为：“窃以建堡之 难，难于行军。军中令出法随，堡则乡之父老子弟、亲故友朋，恩结之不能，威胁之不可。 严则敛怨，宽则驰事。以涣散之人情，未经训练，强为约束，一旦有急，能保不解体乎?” 因此若非平时素孚众望之士绅难成其事也。事实上，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建过程中，绝大部 分都是由士绅倡导完成的。如光绪《黄梅县志·兵事·堡砦》载：“万金砦，邑绅虞敬等偕 众姓绅耆公立；东山堡，东山镇绅耆公立；狮头砦，李、何等姓绅耆公立……。”麻城县七 家庙：“旧有防堡，明生员袁东纠众建立，已圮。同治四年岁贡袁魁、例贡龚树德同监生李 行储等借赵姓地，禀准建修均和堡，垣千丈，容数十万人。”[2](建置志·碉堡)据统计， 在麻城县101座寨堡中89%都是由生员等人倡导修建而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 。这充分表明士绅在乱世中肩负起了乡村的守望之责。
士绅的作用还体现在筹措修筑寨堡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上。从湖北的情况来看，经费的来源 有三种：一是士绅官僚的捐资；二是民众合资；三是按亩派工。由于社会动乱中士绅遭受的 打击更大，所以一般士绅都乐于捐资兴建寨堡，在明末蕲黄48寨中，几乎都是豪家右族出资 修筑，他们“或独力自营一砦，或公资合营一砦，如英山郑天人之天人山砦(以其名名砦)， 罗田胡海若、雷正显等之李蟒崖云峰山砦是其例也。”在清代团寨碉卡的修筑中也多有 士绅捐资，在光绪《蕲州志·建置志》中记载崇居、大同两乡，绅士共121人捐田课1019石 作为碉卡岁修之费。
另外在地方志中，许多寨堡仅写明为乡民修建，估计多为共同集资所为。而按亩派工这种 修建方式则并不需要出钱，只是将各种材料折算成工值然后计亩派工。现以襄阳为例，其方 法是“先将土工估计若干，次将寨门、堡门所需砖料石灰等项估计若干，作为土工计算，( 如 土工一个值钱一百文，火砖二十五块亦值钱一百文)，再计濠墙挖占地亩应补价值若干，亦 作为土工计算，再计团内地亩若干，每亩应派工若干”。既然是按亩派工，土地就成为派工 的标准，而土地有肥瘠之分，对此当时亦有详细的规定：“山原水田、老岸泥洲为上地； 平冈平湖为中地；山岭洼底沙洲为下地。”其亩则按上中下等折算：“上地一亩计一亩，中 地二亩作一亩，下地三亩作一亩。”倘若田地有租佃关系，则“一亩课地，地主、佃户各出 一半，如主佃不同寨堡，即将所出之工各归寨堡，堡内居民受益较多者应加一倍派工”[1]( 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这种方法在清代团寨的修筑中较为普遍。
无论是众人合资亦或按亩派工，都须有人牵头筹划主持才行，而能担此重任者亦非士绅莫 属 。在社会动乱之时，士绅希图自保，也藉此机会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而民众 苦于野掠，亦希望得到些许的安宁，即所谓“富贵贫贱异途，身家性命均也”。这正是战乱 之时寨堡大量兴建的原因所在，也是地方士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社会背景。湖北各砦都设有 砦长之职，而充当此任者自然也多半为士绅。如明末清初“蕲黄四十八砦”中：“砦有长充 之者，大都缙绅儒流。”而在清中后期京山县所建的138座砦堡中，先后有272人充任砦长。 据笔者从光绪《京山县志·武备志》中统计，其中监生23人、贡生12人、廪生5人、文童25 人、武生(童)24人、生员54人、耆民98人，其他署名都司衔、守备衔以及军功、职员、武监 、武举、副榜等14人，无任何头衔者仅11人。也就是说士绅的比例高达96%。所以，难怪湖 北巡抚胡林翼发出“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的感慨。清代湖北乡村 中寨堡的修筑形式不一，大体是高山结寨，平地筑堡。与前代稍异的是在筑寨堡之时，又建 有碉堡关卡，以资保卫。总体而言寨堡多仿照城池，四周筑以石墙、墙体设有垛口。闻均天 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即认为寨堡在形势上与城池仅属大同小异，即所谓“村镇之有墙濠犹 州邑之有城池也，所以防盗寇而固守御”。在湖北也有“每一警至，皆官守城，而民守砦” 之 说。在有些地区寨堡甚至与县城相当，如光绪《应城县志·建置志·堡砦》中记载人和堡： “在县北岐山团彭家畈，周广如县城，可容十万余人。”地方志中对于湖北各地寨堡的结构 样式多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兹以襄阳县团练章程中所定修筑寨堡之制为例，窥其一二：
寨堡之大小以人数之多少为定(寨堡大人少不能守，寨堡小人多不能容)。堡身高二丈或一 丈八尺(高山修寨比堡稍低亦可)，脚宽四丈，顶宽一丈五尺，垛高五尺，中开一孔以便窥望 。垛身之内用砖砌基一层，宽二尺，高二尺，垛勇登台便于击贼(垛不高则不能躲人，太高 又不便击贼，故垛身内砌基)。濠宜宽，宽则难越；宜深，深则难填。不能开濠之处，应于 墙外修敌台(即空心炮台也，又名碉)。敌后台一面靠堡前，一面用砖石砌左右两面，多开空 眼以便施放枪。炮眼之高低似乎打贼身为定(太高则枪子冒过，太低则不能远击)。台之远近 以彼台此台枪炮子可以相接为定(太近则对放枪炮自击，台身太远则击贼不中)。中分两层， 以木板为楼，用梯上下。台上盖瓦，贼逼墙下则两台左右夹击，虽无濠亦可保无虞[1](武备 志十二·兵事八·乡团)。
以上对寨堡大小、样式的规定可谓是相当详细和完备，虽说这主要是针对襄阳县制定的， 事实上其他地方的寨堡许多也是按此修筑的。如麻城县均安堡：“周围一千三百四十弓，高 一丈八尺，培城高一丈，门六，堡中凝瑞楼高五丈二尺，堡外空心炮台六，实心炮台十二， 北有古堑，南系长河，东西开浚新濠。功竣后，贼屡窜至，俾不敢攻，保全生民屡著成绩。 ”[2](建置志·碉堡)
四、寨堡的组织管理
在明末清初蕲黄48寨中，各山寨都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则：
有严检疠疫以保安宁之法，凡染疫之人例弃野外，如英山傅为相之母居朝阳砦，病疫即移 出 砦外是其例也；有条别秩序，严立分数之方法，如舒城山砦之黄景恒等累男女数万皆秩然分 别，绝无淆乱是其例也；有慈善之周济如萧熹恤疾病饥苦于仙女砦，郑万合收邑宰尸于张家 砦是其例也；烽燧中不废教育，如朱统奇始授徒于三尖砦，……此皆山砦自纳于规律之尚可 考见者也。
到了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寨堡则显得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清以前，乡村修筑寨堡仅 是村民避乱的一种临事之举，多属自发的局部行为。而在清代，官方显然已经把寨堡作为实 行坚壁清野以对抗农民起义军的一种策略，并且大力加以提倡。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在 《筑堡御贼疏》中即云：“为今之计，莫若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 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奋勇。”咸丰三年，太平军攻 占武昌，并顺江东下，朝野震动，于是清廷命武英殿刊发德楞泰等人的奏疏，让各地建立团 经 练、堡寨制度。
在湖北各地纷创团练之时，大都制定有章程，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完备的当属襄阳。因 为荆襄地区在明清一直倍受流民、教乱之扰，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故而寨堡修筑较早、较盛 。史书载：“嘉庆丙辰，邪匪滋事，发难于荆襄，蔓延于随枣。焚原赭野，老弱暴骨。大帅 奉命征剿，下地方官加意抚绥，并申坚壁清野之议，令各村落阻险为固，结寨自卫，于是川 陕楚豫大小寨栅星罗棋布矣。”[3](建置志·堡砦)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即认为清 代堡寨的兴建首先见始于湖北襄阳、孝感，随后向陕甘湘广等地扩展，因此对襄阳塞堡制度 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清代寨堡管理的情况。
民国《湖北通志》和同治《襄阳县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当时襄阳团练章程，其中有寨堡修 筑和管理的条例。仅就寨堡的管理一项而言，从慎防守、浚井泉、恤困穷、查奸细、勤侦探 、分信地、设游兵、防火变，到戒疏懈、防诡诈、心要齐、胆要壮、声要静、神要定、脚要 稳等等不一而足。如对贮藏粮食的规定：“粮多者应于堡内修盖仓屋，收获后将粮食运存堡 内；粮少者，贼去一百五十里外将粮食运存堡内，贼在百里内，壮丁无论良民、游民一概入 堡，如有警时，粮食不入堡者查出充公，人丁不入堡者，以通贼论。”寨堡内还设有望楼， 派人轮流瞭望，并规定：“昼有警则摇旗，夜有警则挂灯，庶四门垛勇一望而知。”对于 寨堡的防守人员也做了详细的安排：“团勇守垛，每垛多则三四人，少亦两人，庶可轮流歇 息。若一人一垛则精力易疲。”由于寨堡中堆积有大量柴草，极易失火，因此又配备有救火 夫，专司救火。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寨堡的管理是极其细致和严格的。因而在战乱中，其捍卫 之功效也很显著，史书中屡有“乡民赖以存活者众多”的记载。
总体而言，清代湖北寨堡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以“蕲黄四十八砦”为代 表的山寨的兴起；一是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团寨的大量兴起。其分布区域也由起初的山区 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并且在筹措经费、修筑管理方面都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 ，湖北寨堡的兴起一般以社会动乱时期为主，因此一旦战乱平息，民众也多各归其业，除少 数寨堡逐步演变为村落之外，多半都荒废。这一点似乎与福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土堡有所不同[4](第49页)。另外，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筑过程中，士绅无疑起着领导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