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
宝音德力根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2001年06期第1～9页
【英文标题】An Examination of the Dates of Dayan Khan's Birth,Ascension and Death
【作者简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Academy of Mongolology,Inner Mo ng 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China
宝音德力根(1963- )，男，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员 ， 博士。
【关 键 词】15—16世纪蒙古史/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本名15th—16th Centhry Mongolian/Dayan khan/the year of birth and death/the year of ascending the throne/original name
达延汗被誉为蒙古中兴之主，他对蒙古封建秩序的调整(分封诸子、剥夺异姓贵族世袭统治 权)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达延汗早已引起国 内外学界的重视。在20世纪前80年，有不少日本学者的论著涉及达延汗史实，取得了一些成 就。①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在史料取舍和评判上失误较多，往往以二、三手史料立论。如 ，在蒙文史书中轻信《蒙古源流》的有关记载，甚至将误译当成重要依据，而对《蒙古源流 》的史源《黄史》和《黄金史纲》的有关记载却重视不够。在汉文史料中，轻信较晚成书且 错讹很多的《皇明北虏考》等私人记载，对最基本史料《明实录》的有关记载缺少认真 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令人信服。此后，国内一些学者利用《俺答汗传》和 《黄金史纲》等蒙文史书对达延汗史实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②但是，学界对 达延汗的生卒年、即位年、本名、汗号本意、一生主要业绩等最基本史实仍有争论，一些说 法，还需更直接的证据。因此，对达延汗史实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在 研究方法上，应注意掌握蒙汉两种文字史料的基本特点，对蒙汉两种文字史料的记载要求本 溯源，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同时，对蒙汉文史书中的一些误说及其产生的原因也应该作一些 分析和解释。
一、达延汗生卒年和即位年
蒙文史书对达延汗身世的记载完全一致，说他是孛罗忽吉囊之独生子，名把秃猛可(Batum
ngke)，其父孛罗忽吉囊本名伯颜猛可(Bayanmngke)。但是，对达延汗生卒年和即位年 的记载就不同了。
《俺答汗传》虽未直接记载达延汗的生年和即位年，却说达延汗七岁时即可汗位，红牛年 四十四岁时卒。[1](3a面、5a面)藏历红牛年为丁丑年即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由此 可以推知，达延汗的生年为明成化十年甲午，公元1474年；即位年为成化十六年庚子，公元 14 80年。
佚名《黄金史纲》[2](180、204)说：达延汗猪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四十四岁时升天。猪年 当指明成化十五年己亥，公元1479年。进而可以推知，达延汗的生卒年分别为明成化九年癸 巳和正德十一年丙子，即公元1473年和1516年。
《黄史》谓：达延汗木猴年生，虎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在位七十四年，兔年八十岁逝世。[ 3](115-118、119)木猴年指明天顺八年甲申，公元1464年；虎年则必指铁虎年——明成化六 年庚寅即公元1470年；兔年指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元1543年。
《蒙古源流》有关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的记载，显然源自它的蓝本《黄史》，说达延汗 甲申年生，庚寅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在位七十四年，癸卯年八十岁去世。[4](349-352、375 -376)
蒙文史书这些记载中，如下几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自13世纪以来，蒙古人一直用古 老的十二生肖纪年法。16世纪末，在俺答引进藏传佛教之后蒙古历法才开始受藏历影响，于 十二生肖前加上五行天干以纪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黄史》所谓达延汗木猴年出生说 中的五行天干“木”，必是后人、极有可能是《黄史》作者推算之后所加。《蒙古源流》纪 年中的汉历天干则可以肯定是作者萨冈彻辰追加上去的。对后人所追加的这些天干我们不应 盲从轻信。比如，若轻信《黄史》所说达延汗木猴年生(天顺八年——1464年)、虎年(成化 六年——1470年)七岁即位，就会与《明实录》有关记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1470年时甭 说 达延汗，就是他的前任满都鲁可汗还未即位。二、佚名《黄金史纲》等蒙文史书在记述达 延汗即位年时虽有虎年、猪年等不同说法，但无不强调达延汗七岁时即位。看来，这是有关 达延汗纪年的核心，它源自蒙古人的原始记忆，达延汗生卒年正是由此推算出来的。三、关 于达延汗的生年、即位年，蒙文史书有三种说法即《黄金史纲》的蛇年、猪年说；《黄史》 和《蒙古源流》的木猴年、铁虎(庚寅)年说以及由《俺答汗传》有关记载可以推知的木马( 甲午)年、铁鼠(庚子)年说。如果抛开后人所追加的天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达延汗生年 和即位年的三种说法之间分别相差一年、两年和三年。这说明蒙古人有关达延汗生年和即位 年的原始记忆还是很接近的。
确定达延汗生年和即位年，蒙汉文史书有关达延汗之父孛罗忽吉囊生卒年的记载具有极高 的参考价值，而这一点恰恰被研究者忽略了。据《于公奏议》，也先与脱脱不花可汗在景泰 三年(1452年)反目仇杀时，也先“要着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5](卷二《兵部为 被掳走回人口事》)阿八丁王就是蒙文史书中所见脱脱不花可汗的弟弟Aγbar
in
inon g，其男就是孛罗忽吉囊之父哈剌苦出(Qaraγu
uγ)台吉。同年九月，朵颜卫头目朵罗干 报 ：“脱脱不花王的弟男无了。”[5](卷十《兵部为盘诘事》)这个“脱脱不花王的弟男”即 指哈剌苦出，他死于景泰三年，这一年正是也先杀死脱脱不花之年。蒙文史书对这一事件都 大书特书，说：也先杀死脱脱不花后，又杀死了脱脱不花之弟阿八丁王，阿八丁王之子哈剌 苦出因此逃到托克马克，在那里被人谋害。这时，也先之女所怀哈剌苦出之子出生，取名伯 颜猛可。[2][4](133-140、162-165)(108-113)对于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的卒年《明宪宗实 录》也有记载：成化十二(1476年)年十月戊戌条云：“诏兵部移文大同……等处守臣，整兵 防虏。时有被虏者还报：北虏仇杀及欲遣人入贡，又云满都鲁与加思兰杀孛罗忽及满都知院 、猛可等三人，前后事情不同……”。孛罗忽是当时的阿儿秃斯万户首领。前此一年，当时 东蒙古最有势力的人物——应邵不万户首领癿加思兰，“与众商议，欲立孛罗忽太子为可 汗，而以己女妻之”。但是“孛罗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癿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 立为可汗。”[6](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③至此，满都鲁与孛罗忽二人因争权夺利而同室 操戈，结果，孛罗忽被杀。早在成化六年(1470年)，孛罗忽就率部进住河套，与阿罗出会合 ，并遣知院扭歹该等与明廷通贡。不久，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等开始率兵攻掠明朝 边境，成为明朝边患。因此，明廷对孛罗忽等蒙古“大酋”的动向一直非常关注，《明宪宗 实录》成化六年至成化十二年的记事中有关孛罗忽的记载很多。但是，从成化十三年起，《 明宪宗实录》的记事中再也没见孛罗忽及其部下丞相猛可、知院满都的踪影。看来，明廷得 到的成化十二年孛罗忽等被满都鲁、加思兰所杀这一消息属实。可以肯定的是，孛罗忽生于 1452年，卒于1476年，享年二十五。
对孛罗忽被杀一事及其时间等蒙文史书也有记载，但有不少错误。④重要的是，蒙文史书 还记载了孛罗忽被害时其子把秃猛可达延汗的年龄，据此，我们可以弄清蒙文史书有关达延 汗生年和即位年不同记载的来历。《俺答汗传》明确地说：“孛罗忽吉囊生一子名为把秃猛 可，确实于一岁时离别其父成为孤儿。”[1](2b-3a面)即认为孛罗忽被害时达延汗只有一岁 。《黄史》说：孛罗忽吉囊之失乞儿太后(
ikir Tayiqu)所生名为伯颜猛可的一岁之子， 曾交由八剌哈赤(Balγain)[部]名为巴孩之人的妻子哺养，伯颜猛可木猴年生。这也 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孛罗忽被害时伯颜猛可只有一岁。[3](115)事实上，《黄史》有关达延汗 生年、即位年的记载的确是以达延汗猴年一岁丧父说推算出来的。《黄金史纲》与之相对应 的记载是：孛罗忽住在名为Qudaγantu deresüdei之地时[其妻]失乞儿太后生达延汗，于 是将达延汗给了八剌哈赤[部]名为巴孩(Baqai)的人。此后，亦思马因太师出兵攻打孛罗忽 吉囊，孛罗忽逃往卜儿报(Barbuγ、Burbuγ)[部]之牧地，失乞儿太后则被亦思马因强娶。 [2](169-171)《蒙古源流》的有关记载则与《黄金史纲》相近，而且明确说：把秃猛可四岁 时， 其母失乞儿太后被亦思马因强娶……。[4](344-347)很显然，《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四岁 时其母被亦思马因强娶一事是蒙古人对《明实录》所记成化十二年孛罗忽被满都鲁、癿加 思兰杀害之事的记忆，它正好反映了达延汗四岁丧父的事实，也就是说成化十二年达延汗四 岁而不是一岁。总之，对孛罗忽被害时达延汗的年龄蒙文史书有两种说法，一是《俺答汗传 》和《黄史》的一岁说，另一个是《蒙古源流》的四岁说，它们反映了蒙古人对此事的两种 不同记忆。
有趣的是，如果将《俺答汗传》、《黄史》和《蒙古源流》关于孛罗忽被害时的达延汗年 龄的两种不同说法与孛罗忽真实卒年——1476年相结合进行推算，我们就会发现，蒙文史书 有关达延汗生年、即位年的各种说法的产生并非偶然。如果认定1476年孛罗忽死时达延汗四 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该是1473年。再根据达延汗七岁即位的事实(这是有关达延汗纪年 的核心)可以推知其即位年应为1479年。这与《黄金史纲》所载达延汗猪年即位说相合，因 为1479年正是猪年己亥，达延汗的前任满都鲁可汗正是在这年夏天去世的。如果认定1476年 时达延汗只有一岁，则其生年即为此1476年，即位年应为1482年。1476年和1482年分别为旧 历猴年丙申和虎年壬寅，与《黄史》、《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木猴(甲申)年出生、铁虎( 庚寅)年即位说各相差十二年。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在蒙古古老的十二生肖纪年上追加藏历 天干或汉历天干的是《黄史》和《蒙古源流》的作者。抛开这些后人追加上去的天干，我们 可以看到《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记木猴年和铁虎年实际上是火猴年(丙申——1476年)和 水虎年(壬寅——1482年)之误，就是说，这些记载源于达延汗一岁丧父说。进而我们还可以 发现，《蒙古源流》虽然记载了达延汗四岁丧父的事实，但所记达延汗生年即位年却与持达 延汗一岁丧父之说的《黄史》完全一致。这是因为，《黄史》和《黄金史纲》虽然都是《蒙 古源流》的重要史源，但《蒙古源流》受《黄史》影响更深。因此，在推算达延汗生年和即 位年时，萨冈彻辰并未以自己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重新推算，而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黄 史》的推算结果，简单地把《黄史》的藏历天干换算成汉历天干了事。这只是《蒙古源流》 众多自相矛盾的和错误的纪年、记事中的一例。
至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单从蒙文史料来断定达延汗确切的生年和即位年已不可能，因 为 根据不同记忆推算出来的各种说法看上去都能“自圆其说”。看来，要想确定蒙文史书上述 说法哪一个正确，还得靠汉文史料。
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七年(1481年)出现了一个小王子，说他要与亦思马因联合入寇 。[6](成化十七年五月己亥条)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小王子的身份。对阿台可汗以后的 北元或蒙古大汗，《明实录》往往讳称为“王子”，有时也称“王”。如阿台汗一般都被称 为“阿台王子”，而对其后的脱脱不花则称为“可汗”或“王”，偶尔也称“王子”。脱脱 不花幼子麻儿古儿吉思在《明实录》中也以“王子”出现，又被称作“小王子”，这是因为 麻儿古儿吉思即位时只有七岁，是北元第一个“小王子”(即小可汗、小皇帝)。继麻儿古儿 吉思为可汗的摩伦，汉籍有时称他为“王子”，有时又称“小王子”。继摩伦为可汗的满都 鲁，在《明实录》中最初被称为“太子”，即可汗之位后被改称为“王”(这与称脱脱不花 为“王”一致)，从不称他为“小王子”。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至迟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 )蒙古已有一位年幼的“小王子”即位，成为两年前死去的蒙古大汗满都鲁的继承人。这个 小王子就是见于蒙文史书的达延汗，与他一起行动的亦思马因，则是当时把持蒙古朝政的太 师，又是达延汗的继父。小王子达延汗见于《明实录》成化十七年记事中的事实，足以否定 《黄史》等蒙文史书所反映的达延汗1482年即位说。同时，因为达延汗是七岁即位，其1476 年出生说也就随之被否定了。
《黄史》和《蒙古源流》有关达延汗即位年和生年的说法被否定后，就剩下《黄金史纲》 和《俺答汗传》的说法哪一个更准确的问题了。这一点可由蒙汉文史书所载同一事件去验证 。请看《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六年三月丙戌条的一段记载：
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奏威宁海子之 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 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趋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 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越既显贵，欲得封 爵而无名。会有边警，遽嗾直出师。比命下，越恶保国公朱永先征女真，不为己地。又闻河 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乃以计诒直，奏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由宣府、 大同，往会于榆林。既至大同，闻有虏营在威宁海子，劫之可树勋以自固，乃说直尽调两镇 劲兵，冒险袭击。时威宁虏自以不为寇，不虞官军之至，壮者仓卒或裸体得马而避，老弱者 多被杀掠，而直等乃以大捷闻。
再看佚名《黄金史纲》，在叙述完达延汗即位的细节之后(中间插入了达延汗十一子、一女 的名字和简要情况)说：
之后南移到
aγan Gertei住牧。由Erkegüd(鄂托克名，源于元代的也里可温——引者) 派出了探哨。[他们]看见汉兵前来，就向可汗报信。又派Erkegüd的库登(Küdeng)、巴不 思(Babus)二人前去哨探，看到[汉]兵出可可合托(Kkeqotan)直奔[这里]而来。库登、巴 不思二人急趋到可汗处，一个从帐后唤醒[可汗和哈屯]，一个解来拴着的马，让可汗、哈屯 二人骑上，由Mayin tala逃出。其儿媳察罕章妃子[只]穿了一件银鼠皮短衣(原文)Keremün oγur-tai,Keremü指银鼠，oγcur实指内上衣——引者)逃出。那位察罕章妃子人称百 岁太后。之后[前往]克鲁伦住牧了。[2](182-183)
《明实录》所记“威宁海子之捷”和《黄金史纲》所记达延汗遇险经历显然指同一件事， 所 述一些细节(如裸体而逃等)都非常相似。当时，达延汗正率部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游牧于大 漠南北，大体为：秋天从克鲁伦河经哈喇莽来一带(今蒙古国东南部)南下到旧元上都之地 住牧，然后由此西行，先在威宁海子一带暂住，待冬初黄河封冻后踏冰进入河套，在那里过 冬。来年春初，趁黄河解冻前迁出河套，沿原路向东北游牧，夏初到达克鲁伦河。⑤《明实 录》所谓“河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只指明朝方面能够观察到的、离明边较近的 一 段迁移路线。1480年二月，达延汗正是在出河套向东北游牧途中在威宁海子暂住时遭到明军 突袭，险些丧命。这件事留在了蒙古人记忆深处，到了17世纪初被《黄金史纲》的作者记录 了下来。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记忆难免暗淡。于是威宁海子(Kir naγur)变成了上都之 插罕根儿，⑥明军所出的长城关口也由大同相应地变成了可可合托即独石口。⑦看来，达延 汗是在其前任大汗满都鲁于1479年夏天病逝后不久即位，然后由漠北南下河套过冬，在返回 漠北途中遭到明军袭击。就是说，达延汗1479年即位说远比1480年即位说可信。
总之，达延汗的生年、丧父之年和即位年分别为1473年、1476年和1479年。卒年则应是151 6年。⑧在蒙文史书中，《黄金史纲》关于达延汗的纪年最为准确，与《明实录》的相关记 载和线索也特别接近。《俺答汗传》有关达延汗生卒年的记载只有一年的偏差。这是因为， 《俺答汗传》的作者虽然知道达延汗七岁即位、享年四十四的事实，却将其卒年误为牛年。 《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正确，而《俺答汗传》和《黄史》的一岁丧父说应予否 定。这一错误的产生当与达延汗祖孙四代的悲惨命运有关。达延汗的曾祖父、祖父均被也先 杀死，其父则死于满都鲁和癿加思兰之手。达延汗的祖父被害时父亲孛罗忽吉囊只有一岁 。《俺答汗传》和《黄史》显然是将孛罗忽吉囊一岁而孤之事按到达延汗头上了。《黄史》 的作者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因受达延汗一岁丧父说的影响，将达延汗生年误 为猴年，并在追加藏历天干时误“火”为“木”。
应该指出的是，达延汗虎年即位这一误说在蒙古右翼广为流传。到了后来，由于“俺答封 贡 ”，随着明蒙交往的增多，这一误说便进入了明晚期的一些汉文著作。如明隆庆六年(157 2年)成书的佚名《北虏始末》及万历四十年(1612年)成书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等都把小 王子把秃猛可即达延汗的即位年系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⑨在小王子达延汗即位年这 一点上，《北虏始末》等书的记载之所以与17世纪成书于蒙古右翼的《黄史》等著作的记载 相同，那是因为史料来源相同，它不能反过来成为蒙文史书达延汗虎年即位说的旁证。
二、“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刘潺等奏报：“卜兰罕卫与泰宁卫夷人传报，小王 子已死，且言欲从喜峰
入贡，因与泰宁卫同于马市交易。”[6](成化二十三 年三月癸卯条)这年八月，明宪宗崩，孝宗即位，改次年为弘治元年。恰好从这年起，《明 孝宗实录》中又出现了一位自称“大元大可汗”的小王子和被称作“伯颜猛可王”的蒙古首 领同时遣使明朝，几次与明朝通贡。《明实录》的这些记载，使后人产生了误会。早在16世 纪中叶成书的《皇明北虏考》中就有了成化年间有位叫把秃猛可的小王子继满都鲁为可汗， 弘治初年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与之相应，学界也有了达延汗不是一人 ，而是两个人，蒙文史书有关达延汗的记载不足凭信等一系列说法。
要想弄清达延汗是一人还是两人，或是说要证明蒙文史书可信与否，关键在于解决下面两 个问题：一是要确定弘治元年出现的“大元大可汗”小王子与伯颜猛可是否是同一人；二是 要弄清见于《明宪宗实录》中的小王子是否在成化二十三年已死，或者说刘潺等得到的消息 是否属实。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不能用《皇明北虏考》等晚期著作去评判《明实录》，只能 对《明实录》自身的矛盾记载作认真的辨析。实际上，只要认真分析《明孝宗实录》中有关 小王子“大元大可汗”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就不难看出二者是同一人。首先看一看弘治元 年的几条记载：
1、弘治元年五月乙酉：先是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 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守臣以闻，下兵部， 复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一言之间彼之 臣否顺逆遂见，不可不虑，请集廷臣议。于是太师英国公张懋等会奏：……今彼既在边候旨 ，宜且降敕大同守臣，宣谕其酋长，果诚心入贡，则以小王子所遣应入者名数上请，遣内外 重臣迎之如故事。若观望不来，亦听之。仍严我兵备，相机战守。从之。
2、同年六月癸卯：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 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其来贡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 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
3、同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来朝贡方物。
4、同年九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桶哈等来贡。其使自一等至四等者凡十九人。阿 儿脱歹王、脱脱孛罗进王及知院脱罗干、阿里麻、伯牙思忽、那孩所遣使臣自二等至四等者 三十五人。初，自称大元可汗，奏乞大臣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既又比例乞升职。许之。
很明显，这四条是对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前后原委清楚。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 可汗”的小王子就是伯颜猛可王。九月乙丑条说伯颜猛可王“初，自称大元大可汗，奏乞大 臣 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是指五月乙酉条之“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一 事。这里绝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大可汗之意。⑩
再看弘治三年的几条记载，它最能证明小王子“大元大可汗”就是伯颜猛可王：
1、弘治三年三月辛酉：迤北并瓦剌使臣奄克卜花等贡方物马匹，赐宴并织金彩币等物有差 。
2、同年同月己卯：迤北小王子使臣并瓦剌太师使臣恰恰等四十八人来贡。
3、四年二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忽力遣使努力等来贡。
4、同年三月辛巳：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等及其贡使捏列忽等奏乞别。赐 蟒龙衣服金酒器及诸用物。(11)
这四条也是对同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萩原看出了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和“火儿忽力 ”是同名异译。乌兰则进而指出使臣“努力”和“捏列忽”也是同名异译。由此自然就可以 把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等同。(12)
至此可以肯定，弘治初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实为一人。那么，“小王子”与“伯颜猛 可王”为何在《明孝宗实录》中交替出现?答案在于当时的明蒙关系和明廷对蒙古的政策。 小王子在与明朝交往时自称大元大可汗，“以敌国自居”且“书辞悖慢”，“称与书而不表 ，……称我以南朝，……将北等我”。[7](卷一二六何梦春《上大司马相公书》)在这种情 况下，小王子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给明朝的国书中。明朝方面则一直对大元复辟存有戒 心，因此，在正式回书时也不会称小王子为“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更不能直接用 “小王子”这个俗称，以免引起这位骄横的蒙古可汗的反感。所有这些都使负责对外交往的 礼部官员感到很为难，“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地 打听小王子的名字，然后在其名字之后加一个“王”字，以称呼这位小王子。这样既不失“ 国体”又不违“祖制”，因为明廷一直讳称北元大汗为“某某王”或“某某王子”，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那样。经打探，小王子名为伯颜猛可(我们姑且不管这个名字是否准确)，于是小 王子就以“伯颜猛可王”之称出现在明朝的敕书中。《明孝宗实录》的编撰者们显然不知这 些，于是信手将同一件事编排到了不同日期下，致使有关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交替出 现。萩原指出：“小王子”是兵部的称呼，“伯颜猛可王”则是礼部的称呼。这一见解是 正确的。
既然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九月乙丑条所谓 “初，自称大元可汗”并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可汗之意，那么前此一年即成化二十三 年 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刘潺的报告来自卜兰罕卫和泰宁 卫“夷人”的传报。卜兰罕卫即卜剌罕卫，是明永乐四年设立于嫩江一带的羁縻卫所，附属 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人众为“女直野人”即兀者人。成化初，卜剌罕卫人众已南下明 宣府、大同边外，成为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温后裔瘸太子(名脱脱罕)统治下的部众。其头目阿 哈剌忽知院(第一知院)就是满官嗔—土默特部首领脱罗干，是蒙古化的兀者人。成化十二年 ，蒙古大汗满都鲁杀死瘸太子，吞并其部众，并嫁女于脱罗干之子火筛。从此，满官嗔—土 默特部就由成吉思汗诸弟后裔所统往流诸部的属部变成了蒙古大汗直属部众，脱罗干也就 成了满都鲁的心腹。满都鲁死后，脱罗干又与新即位的小王子一同打败太师亦思马因，成为 小王子手下领兵打仗的第一“大酋”。由此可知，在传报小王子死讯的同时持卜剌罕卫印信 要求入贡的正是脱罗干使臣。(13)
那么，脱罗干传报“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的目的何在?从卜剌罕卫与明朝交往的历史和 当时的明蒙关系看，无非是为了能与明朝通贡互市。卜剌罕卫在天顺五年曾与兀良哈三卫一 同由喜峰口入贡。成化二年，卜剌罕卫使臣打兰帖木儿受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之遣与瓦 剌使臣一同取道大同入贡。明廷认为：卜剌罕卫“虽称迤北阿失帖木儿所遣，而文书不同， 印信文字又不明白，事有可疑。中间恐卜剌罕欲假以迤北名色，贪得厚利”。为防止朵颜等 卫也纷纷效仿“附和强虏，以要厚利”，特令对卜剌罕卫使臣不以“迤北”即瓦剌之例赏赐 ，而是以“朵颜赏例”赏赐。[6](成化二年九月丙戌条)成化六年，脱罗干所遣使臣打兰帖 木儿与其宗主脱脱罕所遣使臣忽鲁哥等要求从宣府野狐岭入贡。兵部以为，“旧例迤北使臣 西自大同猫儿庄入，朵颜三卫东自喜峰口入，其野狐岭不系入贡之路。”为防止卜剌罕卫“ 假此窥伺边境”，让礼部派“谙晓夷情通事一人往喻之，约从旧路以入。”结果，卜剌罕卫 在明廷的安排下从旧路大同入贡，依“北虏”即蒙古本部之例得到了厚赏。[6](成化六年正 月戊申；二月乙酉；三月丁酉、甲辰等条)此后，卜剌罕卫分别在成化九年和十一年两次入 贡。[6](成化九年十月己巳、壬戌；十一年十月乙巳等条)成化十二年卜剌罕卫被蒙古大汗 满都鲁所控制，卜剌罕卫与明朝的通贡关系也因明蒙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了十多年。到了成化 二十三年，脱罗干部下再次持卜剌罕卫印信来到了兀良哈三卫的贡道喜峰口外，试图通贡贸 易。他们早已料到从喜峰口入贡在一般情况下必然会遭到拒绝，于是耍了个花招，编造了“ 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以此作为能够从喜峰口入贡并与兀良哈三卫一同贸易的口实。他 们知道，遇有紧急军情或通报蒙古方面重要声息时明廷才破例允许“北虏”或兀良哈三卫由 对方贡道入贡。其实，明廷当时已识破了卜剌罕卫的花招，在得到刘潺等人的奏报后兵部上 言：“卜兰罕卫与满都鲁和亲，不入贡者十余年。一旦近边传报，欲容其为市或欲缓我边备 。宜谕辽东守臣，厚加抚恤，谕之曰：马市之设，朝廷所以待三卫，余不得同。如欲朝贡仍 以大同入。且谕泰宁等卫，自后勿得与之俱来。”
成化十六年二月王越等在威宁海子附近奇袭“虏营”，致使达延汗险些丧命。第二年达延 汗便率众前来大同复仇，开始连年入侵明边。如，成化十七年二月蒙古大举入侵大同海东山 等墩堡，大同总兵官范瑾等因“屡被贼入境，杀掠人畜数多”而遭弹劾。[6](成化十七年三 月辛卯；五月乙未等条)五六月蒙古骑兵又入宣府、大同境内杀掠。[6](成化十七年五月癸 卯；六月己未等条)《明宪宗实录》在一段案语中说：“时虏自威宁被截之后，恒来犯边， 报复前仇。军马钱粮，赏赐调度，略无虚日，而边吏每以失机奏报，犯罪降谪者接踵不绝。 ”[6](成化十七年六月丙寅条)这是对当时情形的真实描述。成化十九年，达延汗赶走太师 亦思马因后率三万骑再次来到大同“复仇”，与明军厮杀两昼夜。据明将许宁所报：明军阵 亡586人，伤1110人，折战马1700匹，而蒙古方面只损失18人。[6](成化十七年七月丙辰条) 实际上，明朝方面的损失远不止于此。(14)此后，蒙古对明边的零星剽掠一直不断，明廷不 时得到小王子要与瓦剌克舍太师(也先子)或与东蒙古阿出来(毛里孩之子)联合入寇的消息。 [6](成化二十年三月己酉；九月壬子等条)很明显，在整个成化年间，达延汗一直与明朝处 于敌对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弘治元年，达延汗再次率部来到大同边外住牧，“营亘三十 里，势将入寇”。就在此时，他得知明宪宗已死，明孝宗即位，便以此为契机，试图改善同 明朝的关系，在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要求通贡互市。许进所谓“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 向化，遣使入贡。”正指此而言。(15)
总之，成化二十三年蒙古并无可汗之位更替之事，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和弘治 年间的小王子或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他就是蒙文史书所载达延汗。明晚期著作中常见之成 化二十三年或弘治元年小王子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殊不可信。(16)
三、达延汗的本名
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与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为同一人，也就是蒙文史书中的达延 汗。“达延汗”之“达延”是汉语“大元”的音变形式，前引《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 乙酉、九月乙丑等条说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以及何梦春奏折说达延汗 “以敌国自居”(明朝的“敌国”就是大元)，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蒙文 史书对达延汗的身世和本名的记载完全一致，都说达延汗是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之子、本名 把秃猛可。但在《明孝宗实录》中达延汗之名却作“伯颜猛可”。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名字 居然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父亲的名字完全相同。蒙古人中，父子乃至几代人拥有同一个 称号(往往是尊称)之事虽然常见，但父与子名字完全相同则与蒙古习俗相悖。因此，作为达 延汗本名“把秃猛可”与“伯颜猛可”只有一个正确。《明孝宗实录》所见达延汗本名虽然 来自礼部打探的消息，但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能轻易否定。而蒙文史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记载蒙古内部事情远较汉籍准确。因此，要说包括达延汗子孙在内的蒙古人把达延汗父 子的名字弄混了，这又很难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注意《明孝宗实录》和蒙文 史书以外的记载。
前引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成化后期继满都鲁为蒙古可汗者名为把秃猛可。《北虏考》成 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但书中有关蒙古的记载多来自嘉靖初年郑氏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期 间所接触的档案或情报。郑氏的记载告诉我们，兵部所知达延汗本名与礼部所知达延汗本名 不同，而前者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本名不谋而合。
再看《明英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天顺三年(1459年)正月辛卯条“迤北伯颜王部属达子阿 木敦来降……”。四年七月己丑条“敕镇守甘肃太监蒙泰等曰：今得宁夏总兵等官奏报，虏 酋孛来、毛里孩、阿罗出、肯者、伯颜领一万五千人在谎泥山驻扎，要往宁夏迤西掳掠。” 当 时，东蒙古刚刚经历也先之乱不久，“元裔”脱脱不花可汗及其家族遭也先屠杀后已所剩无 几。在天顺、成化年间见于《明实录》并拥有王号或太子称号的东蒙古首领不是侥幸逃脱也 先魔掌的脱脱不花家族成员就是黄金家族旁枝——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的首领。(17)因 此，这个伯颜王当属黄金家族成员无疑。“伯颜”应是“伯颜猛可”的省称，即指蒙文史书 中的达延汗之父“伯颜猛可”。此时他已被原属其祖父阿八丁王的阿儿秃斯部众拥立为晋王 ，(18)并与他的救命恩人孛来和未来的岳父阿罗出等人一同游牧。(19)从郑晓所记达延汗本 名和《明英宗实录》所见达延汗父名我们可以认定，达延汗本名为把秃猛可，而伯颜猛可则 是其父孛罗忽吉囊(晋王)的本名，蒙文史书所记不误。郑晓虽然正确地记载了达延汗本名， 却未 能摆脱成化二十三年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个假消息，加之受礼部误称小王子为“伯颜 猛可”的影响，创造了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弘治初年礼部在给小王子回书时显 然将其名字与其父名字弄混了，可能是把得自蒙古人口中的“伯颜猛可之子把秃猛可”误传 为“伯颜猛可”了。
①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第八章《达延汗统一蒙古》，载《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11期， 1909年。和田清《论达延汗》，载《史学杂志》27—3，1916年，又载《东亚史研究·蒙古 篇》，东洋文库，1958年。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第三章《达延汗生平与事业》， 同朋社，1979年。佐藤长《达延汗史实与传说》，载《史林》48—3、4，1965年。冈田英弘 《达延汗的年代》，载《东洋学报》48—3、4，1965—1966年；《达延汗的先世》，载《史 学杂志》75—8，1966年。后文还要提到他们的论著，恕不一一注出。
②乌兰《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3；《Dy an与“大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1；薄音湖《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载《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4。
③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十月己卯条，明宪宗在给张懋等的敕谕中称：“近闻北虏 满都鲁潜立名号”；又次年四月丙子条，监察御史薛为学等奏称：“近者，虏酋满都鲁自称 可 汗”。可知，满都鲁即位年为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与《黄金史纲》满都鲁羊年即位说 相合。
④《黄金史纲》(第170页)说孛罗忽虎年被害；《黄史》(第114—115页)谓达延汗木猴年生 、是年一岁丧父。孛罗忽被害时31岁；《蒙古源流》(第339—346页)则谓孛罗忽吉囊戊子年 时29岁，历三年被害。其中，《黄金史纲》将孛罗忽被害之年猴年误为虎年，使其被害年或 提前或推后了六年。无论认定此虎年为庚寅(1470年)还是壬寅(1482年)都与《黄金史纲》自 身的另一种记载即达延汗在其父死后于猪年七岁即可汗位这一说法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 为虎年至猪年相差九年，即便达延汗是其父的遗腹子，即位时也不可能只有七岁(六周岁)； 《黄史》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在猴年前误加了藏历天干“木”，致使孛罗忽 被害之年提前了12年，所记孛罗忽被害时的年龄，也与孛罗忽被害时的实际年龄——25岁不 符；《蒙古源流》则沿袭了《黄史》和《黄金史纲》的达延汗猴年生、孛罗忽虎年卒这两个 误说，分别将其推定为甲申(明天顺八年、1464年)和庚寅(明成化六年、1470年)。
⑤参见曹永年撰写《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196—19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达力 扎 布《明代漠南蒙古史研究》第43—46、95—96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
aγan gertei亦见于《俺答汗传》(第9页B面)，作ang duyin(angdu—yin) aγan gertei。angdu-yin意为“上都的”， aγan gertei则意为“有白房子”。此 即元代的东凉亭，明代汉名“三间房”，音译“插罕根儿”，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
⑦茅元仪《武备志》(清道光活字本)所收《蓟门防御考·译语》谓“独石”为“可可合托 ”。
⑧对《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说达延汗享年80岁，于癸卯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去世之说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佐滕推测，这一错误是在追加天干时产生的。本应是己 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被误为癸卯。乌兰指出，改正后的癸卯仍有错，它隐去了巴儿 速孛罗(本名阿着)在达延汗之后一度夺取蒙古大汗之位的历史，把巴儿速孛罗在位的三年算 在了达延汗头上。
⑨参见顾炎武辑《皇明修文备史·五原考界附北虏始末》，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 》，书目文献出版社；《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
⑩冈田英弘就有这样的误解，参见前引冈田文。
(11)此句不通。“小王子”和“瓦剌太师”从未亲自到明廷入贡。“奏乞别”者当为其使 臣捏列忽等人。
(12)其实，“火儿忽刀”(“力”当是“刀”字之误)和“火儿古倒温”的蒙文原文应为“Q orγudasun”，正确的汉译应作“火儿忽答孙”，由于回鹘体蒙古文词中的“γu”音节与 “su”音节字型容易混淆，才被误译为“火儿忽刀”或“火儿古倒温”。火儿忽答孙就是也 先 长子，其名又见于《明英宗实录》景泰六年五月己酉条，作“火儿忽答孙楚王”，“楚王” 是其王号。
(13)详见拙著《满官嗔—土默特部的变迁》，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五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许宁的报告水分很大。《明宪宗实录》在其后加按语云：“宁等此时兵败失利，乃更 以捷闻，词多掩饰。朝廷一时未究其详云。”
(15)弘治初，小王子对明政策的改变，与当时巡抚大同的许进有很大关系。据郑晓《皇明 北虏考》记载，许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种闻进威名，遣其酋长 哈桶(为“桶哈”之倒误—引者)、察察少保等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 千，皆猫儿庄入。比至塞，皆下马脱弓矢入馆，进亦严兵以待之。诸虏留塞外者，亦时与酒 肉，华人盗马，请斩徇。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
(16)郑晓是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的始作俑者。他在《皇明北虏考》中写道：“[ 成化]十五年满都鲁杀癿加思兰，并其众。十六年二月满都鲁部落寇榆林塞。三月，太监汪 直、总兵保国公永、提督尚书王越率兵出塞捕虏，至威宁海，斩虏首四百三十七。十七年， 亦思马因寇大同，保国公出御之，战海东山。十八年，又入大同塞。十九年四月，虏入阳和 。六月，入大同诸堡，杀掠人畜数万。守臣边镛、许宁来告捷。……未几，满都鲁衰弱，不 知所终，而把秃猛可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 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其中，所记威宁海子之役、大同海东山等墩堡之战诸事见于《明 实录》，当属信史。但所谓“把秃猛可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以及“ 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等则大误。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 五月壬寅、二十二年七月壬申等条，亦思马因早在成化十九年就被小王子达延汗打败，西逃 至明甘肃、哈密边外的故土，二十二年死去。他从未向明廷贡马。小王子、脱罗干等人虽然 与明朝通贡，时间却在弘治初年，而非成化年间。郑晓虽然知道继满都鲁为可汗者就是小王 子把秃猛可达延汗，却未能摆脱成化二十三年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个假消息，进而联 想到弘治初年伯颜猛可王入贡之事，创造了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
(17)这一时期称王子(可汗)、太子和王(有时“王”也是“可汗”的讳称)的有小王子麻儿 古儿吉思(脱脱不花幼子，1454—1465年在位)、忒古糸猛可(脱脱不花庶长子，简称帖骨思 、脱[谷]思，《明英宗实录》天顺七年六月丁亥条作“满剌楚王”。“满剌”是摩伦—Molu n的音译，“楚王”是其王号，他就是蒙文史书中的摩伦可汗，1465—1466在位)、满都鲁( 脱脱不花弟，成化十一年即1475—1479年在位)以及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首领广宁王毛里 孩、齐王孛罗乃、济南王脱脱罕和辽王兀捏帖木儿等人。关于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首领的 王号参见拙著《往流、阿巴噶、阿鲁蒙古——元代东道诸王后裔部众的统称、万户名、王号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4。
(18)详见拙著《关于阿儿秃斯万户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1998—1。
(19)据蒙文史书，伯颜猛可出生后，身为外祖父的也先意欲加害，最终被喀喇沁部孛来等 人救出，交由阿罗出少师抚养。待其长大，阿罗出将名为失乞儿的女儿嫁予伯颜猛可。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2001年06期第1～9页
【英文标题】An Examination of the Dates of Dayan Khan's Birth,Ascension and Death
【作者简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Academy of Mongolology,Inner Mo ng 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China
宝音德力根(1963- )，男，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员 ， 博士。
| 【内容提要】 | Dayan khan'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four and he ascended the throne at age se ven.His father Borqujinong was killed in the 12th Chenghua year(1476).In Februar y of the 16th Chenghua year(1480),Wangyue,a general of Ming attacked the place w here Mongolian khan lived near Kir lake and almost killed Dayan Khan.According t o these recordings in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historical books,we can define the years of Dayan khan's birth,ascending the throne and death respectively as 1 473,1479,and 1516.The original name of Dayan khan was Batumngke and his fa ther Borqujinong's original name was Bayanmngke. |
一、达延汗生卒年和即位年
蒙文史书对达延汗身世的记载完全一致，说他是孛罗忽吉囊之独生子，名把秃猛可(Batum
ngke)，其父孛罗忽吉囊本名伯颜猛可(Bayanmngke)。但是，对达延汗生卒年和即位年 的记载就不同了。《俺答汗传》虽未直接记载达延汗的生年和即位年，却说达延汗七岁时即可汗位，红牛年 四十四岁时卒。[1](3a面、5a面)藏历红牛年为丁丑年即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由此 可以推知，达延汗的生年为明成化十年甲午，公元1474年；即位年为成化十六年庚子，公元 14 80年。
佚名《黄金史纲》[2](180、204)说：达延汗猪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四十四岁时升天。猪年 当指明成化十五年己亥，公元1479年。进而可以推知，达延汗的生卒年分别为明成化九年癸 巳和正德十一年丙子，即公元1473年和1516年。
《黄史》谓：达延汗木猴年生，虎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在位七十四年，兔年八十岁逝世。[ 3](115-118、119)木猴年指明天顺八年甲申，公元1464年；虎年则必指铁虎年——明成化六 年庚寅即公元1470年；兔年指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元1543年。
《蒙古源流》有关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的记载，显然源自它的蓝本《黄史》，说达延汗 甲申年生，庚寅年七岁时即可汗位，在位七十四年，癸卯年八十岁去世。[4](349-352、375 -376)
蒙文史书这些记载中，如下几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自13世纪以来，蒙古人一直用古 老的十二生肖纪年法。16世纪末，在俺答引进藏传佛教之后蒙古历法才开始受藏历影响，于 十二生肖前加上五行天干以纪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黄史》所谓达延汗木猴年出生说 中的五行天干“木”，必是后人、极有可能是《黄史》作者推算之后所加。《蒙古源流》纪 年中的汉历天干则可以肯定是作者萨冈彻辰追加上去的。对后人所追加的这些天干我们不应 盲从轻信。比如，若轻信《黄史》所说达延汗木猴年生(天顺八年——1464年)、虎年(成化 六年——1470年)七岁即位，就会与《明实录》有关记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1470年时甭 说 达延汗，就是他的前任满都鲁可汗还未即位。二、佚名《黄金史纲》等蒙文史书在记述达 延汗即位年时虽有虎年、猪年等不同说法，但无不强调达延汗七岁时即位。看来，这是有关 达延汗纪年的核心，它源自蒙古人的原始记忆，达延汗生卒年正是由此推算出来的。三、关 于达延汗的生年、即位年，蒙文史书有三种说法即《黄金史纲》的蛇年、猪年说；《黄史》 和《蒙古源流》的木猴年、铁虎(庚寅)年说以及由《俺答汗传》有关记载可以推知的木马( 甲午)年、铁鼠(庚子)年说。如果抛开后人所追加的天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达延汗生年 和即位年的三种说法之间分别相差一年、两年和三年。这说明蒙古人有关达延汗生年和即位 年的原始记忆还是很接近的。
确定达延汗生年和即位年，蒙汉文史书有关达延汗之父孛罗忽吉囊生卒年的记载具有极高 的参考价值，而这一点恰恰被研究者忽略了。据《于公奏议》，也先与脱脱不花可汗在景泰 三年(1452年)反目仇杀时，也先“要着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5](卷二《兵部为 被掳走回人口事》)阿八丁王就是蒙文史书中所见脱脱不花可汗的弟弟Aγbar
ininon g，其男就是孛罗忽吉囊之父哈剌苦出(Qaraγuuγ)台吉。同年九月，朵颜卫头目朵罗干 报 ：“脱脱不花王的弟男无了。”[5](卷十《兵部为盘诘事》)这个“脱脱不花王的弟男”即 指哈剌苦出，他死于景泰三年，这一年正是也先杀死脱脱不花之年。蒙文史书对这一事件都 大书特书，说：也先杀死脱脱不花后，又杀死了脱脱不花之弟阿八丁王，阿八丁王之子哈剌 苦出因此逃到托克马克，在那里被人谋害。这时，也先之女所怀哈剌苦出之子出生，取名伯 颜猛可。[2][4](133-140、162-165)(108-113)对于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的卒年《明宪宗实 录》也有记载：成化十二(1476年)年十月戊戌条云：“诏兵部移文大同……等处守臣，整兵 防虏。时有被虏者还报：北虏仇杀及欲遣人入贡，又云满都鲁与加思兰杀孛罗忽及满都知院 、猛可等三人，前后事情不同……”。孛罗忽是当时的阿儿秃斯万户首领。前此一年，当时 东蒙古最有势力的人物——应邵不万户首领癿加思兰，“与众商议，欲立孛罗忽太子为可 汗，而以己女妻之”。但是“孛罗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癿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 立为可汗。”[6](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③至此，满都鲁与孛罗忽二人因争权夺利而同室 操戈，结果，孛罗忽被杀。早在成化六年(1470年)，孛罗忽就率部进住河套，与阿罗出会合 ，并遣知院扭歹该等与明廷通贡。不久，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等开始率兵攻掠明朝 边境，成为明朝边患。因此，明廷对孛罗忽等蒙古“大酋”的动向一直非常关注，《明宪宗 实录》成化六年至成化十二年的记事中有关孛罗忽的记载很多。但是，从成化十三年起，《 明宪宗实录》的记事中再也没见孛罗忽及其部下丞相猛可、知院满都的踪影。看来，明廷得 到的成化十二年孛罗忽等被满都鲁、加思兰所杀这一消息属实。可以肯定的是，孛罗忽生于 1452年，卒于1476年，享年二十五。对孛罗忽被杀一事及其时间等蒙文史书也有记载，但有不少错误。④重要的是，蒙文史书 还记载了孛罗忽被害时其子把秃猛可达延汗的年龄，据此，我们可以弄清蒙文史书有关达延 汗生年和即位年不同记载的来历。《俺答汗传》明确地说：“孛罗忽吉囊生一子名为把秃猛 可，确实于一岁时离别其父成为孤儿。”[1](2b-3a面)即认为孛罗忽被害时达延汗只有一岁 。《黄史》说：孛罗忽吉囊之失乞儿太后(
ikir Tayiqu)所生名为伯颜猛可的一岁之子， 曾交由八剌哈赤(Balγain)[部]名为巴孩之人的妻子哺养，伯颜猛可木猴年生。这也 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孛罗忽被害时伯颜猛可只有一岁。[3](115)事实上，《黄史》有关达延汗 生年、即位年的记载的确是以达延汗猴年一岁丧父说推算出来的。《黄金史纲》与之相对应 的记载是：孛罗忽住在名为Qudaγantu deresüdei之地时[其妻]失乞儿太后生达延汗，于 是将达延汗给了八剌哈赤[部]名为巴孩(Baqai)的人。此后，亦思马因太师出兵攻打孛罗忽 吉囊，孛罗忽逃往卜儿报(Barbuγ、Burbuγ)[部]之牧地，失乞儿太后则被亦思马因强娶。 [2](169-171)《蒙古源流》的有关记载则与《黄金史纲》相近，而且明确说：把秃猛可四岁 时， 其母失乞儿太后被亦思马因强娶……。[4](344-347)很显然，《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四岁 时其母被亦思马因强娶一事是蒙古人对《明实录》所记成化十二年孛罗忽被满都鲁、癿加 思兰杀害之事的记忆，它正好反映了达延汗四岁丧父的事实，也就是说成化十二年达延汗四 岁而不是一岁。总之，对孛罗忽被害时达延汗的年龄蒙文史书有两种说法，一是《俺答汗传 》和《黄史》的一岁说，另一个是《蒙古源流》的四岁说，它们反映了蒙古人对此事的两种 不同记忆。有趣的是，如果将《俺答汗传》、《黄史》和《蒙古源流》关于孛罗忽被害时的达延汗年 龄的两种不同说法与孛罗忽真实卒年——1476年相结合进行推算，我们就会发现，蒙文史书 有关达延汗生年、即位年的各种说法的产生并非偶然。如果认定1476年孛罗忽死时达延汗四 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该是1473年。再根据达延汗七岁即位的事实(这是有关达延汗纪年 的核心)可以推知其即位年应为1479年。这与《黄金史纲》所载达延汗猪年即位说相合，因 为1479年正是猪年己亥，达延汗的前任满都鲁可汗正是在这年夏天去世的。如果认定1476年 时达延汗只有一岁，则其生年即为此1476年，即位年应为1482年。1476年和1482年分别为旧 历猴年丙申和虎年壬寅，与《黄史》、《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木猴(甲申)年出生、铁虎( 庚寅)年即位说各相差十二年。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在蒙古古老的十二生肖纪年上追加藏历 天干或汉历天干的是《黄史》和《蒙古源流》的作者。抛开这些后人追加上去的天干，我们 可以看到《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记木猴年和铁虎年实际上是火猴年(丙申——1476年)和 水虎年(壬寅——1482年)之误，就是说，这些记载源于达延汗一岁丧父说。进而我们还可以 发现，《蒙古源流》虽然记载了达延汗四岁丧父的事实，但所记达延汗生年即位年却与持达 延汗一岁丧父之说的《黄史》完全一致。这是因为，《黄史》和《黄金史纲》虽然都是《蒙 古源流》的重要史源，但《蒙古源流》受《黄史》影响更深。因此，在推算达延汗生年和即 位年时，萨冈彻辰并未以自己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重新推算，而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黄 史》的推算结果，简单地把《黄史》的藏历天干换算成汉历天干了事。这只是《蒙古源流》 众多自相矛盾的和错误的纪年、记事中的一例。
至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单从蒙文史料来断定达延汗确切的生年和即位年已不可能，因 为 根据不同记忆推算出来的各种说法看上去都能“自圆其说”。看来，要想确定蒙文史书上述 说法哪一个正确，还得靠汉文史料。
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七年(1481年)出现了一个小王子，说他要与亦思马因联合入寇 。[6](成化十七年五月己亥条)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小王子的身份。对阿台可汗以后的 北元或蒙古大汗，《明实录》往往讳称为“王子”，有时也称“王”。如阿台汗一般都被称 为“阿台王子”，而对其后的脱脱不花则称为“可汗”或“王”，偶尔也称“王子”。脱脱 不花幼子麻儿古儿吉思在《明实录》中也以“王子”出现，又被称作“小王子”，这是因为 麻儿古儿吉思即位时只有七岁，是北元第一个“小王子”(即小可汗、小皇帝)。继麻儿古儿 吉思为可汗的摩伦，汉籍有时称他为“王子”，有时又称“小王子”。继摩伦为可汗的满都 鲁，在《明实录》中最初被称为“太子”，即可汗之位后被改称为“王”(这与称脱脱不花 为“王”一致)，从不称他为“小王子”。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至迟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 )蒙古已有一位年幼的“小王子”即位，成为两年前死去的蒙古大汗满都鲁的继承人。这个 小王子就是见于蒙文史书的达延汗，与他一起行动的亦思马因，则是当时把持蒙古朝政的太 师，又是达延汗的继父。小王子达延汗见于《明实录》成化十七年记事中的事实，足以否定 《黄史》等蒙文史书所反映的达延汗1482年即位说。同时，因为达延汗是七岁即位，其1476 年出生说也就随之被否定了。
《黄史》和《蒙古源流》有关达延汗即位年和生年的说法被否定后，就剩下《黄金史纲》 和《俺答汗传》的说法哪一个更准确的问题了。这一点可由蒙汉文史书所载同一事件去验证 。请看《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六年三月丙戌条的一段记载：
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奏威宁海子之 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 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趋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 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越既显贵，欲得封 爵而无名。会有边警，遽嗾直出师。比命下，越恶保国公朱永先征女真，不为己地。又闻河 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乃以计诒直，奏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由宣府、 大同，往会于榆林。既至大同，闻有虏营在威宁海子，劫之可树勋以自固，乃说直尽调两镇 劲兵，冒险袭击。时威宁虏自以不为寇，不虞官军之至，壮者仓卒或裸体得马而避，老弱者 多被杀掠，而直等乃以大捷闻。
再看佚名《黄金史纲》，在叙述完达延汗即位的细节之后(中间插入了达延汗十一子、一女 的名字和简要情况)说：
之后南移到
aγan Gertei住牧。由Erkegüd(鄂托克名，源于元代的也里可温——引者) 派出了探哨。[他们]看见汉兵前来，就向可汗报信。又派Erkegüd的库登(Küdeng)、巴不 思(Babus)二人前去哨探，看到[汉]兵出可可合托(Kkeqotan)直奔[这里]而来。库登、巴 不思二人急趋到可汗处，一个从帐后唤醒[可汗和哈屯]，一个解来拴着的马，让可汗、哈屯 二人骑上，由Mayin tala逃出。其儿媳察罕章妃子[只]穿了一件银鼠皮短衣(原文)Keremün oγur-tai,Keremü指银鼠，oγcur实指内上衣——引者)逃出。那位察罕章妃子人称百 岁太后。之后[前往]克鲁伦住牧了。[2](182-183)《明实录》所记“威宁海子之捷”和《黄金史纲》所记达延汗遇险经历显然指同一件事， 所 述一些细节(如裸体而逃等)都非常相似。当时，达延汗正率部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游牧于大 漠南北，大体为：秋天从克鲁伦河经哈喇莽来一带(今蒙古国东南部)南下到旧元上都之地 住牧，然后由此西行，先在威宁海子一带暂住，待冬初黄河封冻后踏冰进入河套，在那里过 冬。来年春初，趁黄河解冻前迁出河套，沿原路向东北游牧，夏初到达克鲁伦河。⑤《明实 录》所谓“河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只指明朝方面能够观察到的、离明边较近的 一 段迁移路线。1480年二月，达延汗正是在出河套向东北游牧途中在威宁海子暂住时遭到明军 突袭，险些丧命。这件事留在了蒙古人记忆深处，到了17世纪初被《黄金史纲》的作者记录 了下来。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记忆难免暗淡。于是威宁海子(Kir naγur)变成了上都之 插罕根儿，⑥明军所出的长城关口也由大同相应地变成了可可合托即独石口。⑦看来，达延 汗是在其前任大汗满都鲁于1479年夏天病逝后不久即位，然后由漠北南下河套过冬，在返回 漠北途中遭到明军袭击。就是说，达延汗1479年即位说远比1480年即位说可信。
总之，达延汗的生年、丧父之年和即位年分别为1473年、1476年和1479年。卒年则应是151 6年。⑧在蒙文史书中，《黄金史纲》关于达延汗的纪年最为准确，与《明实录》的相关记 载和线索也特别接近。《俺答汗传》有关达延汗生卒年的记载只有一年的偏差。这是因为， 《俺答汗传》的作者虽然知道达延汗七岁即位、享年四十四的事实，却将其卒年误为牛年。 《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正确，而《俺答汗传》和《黄史》的一岁丧父说应予否 定。这一错误的产生当与达延汗祖孙四代的悲惨命运有关。达延汗的曾祖父、祖父均被也先 杀死，其父则死于满都鲁和癿加思兰之手。达延汗的祖父被害时父亲孛罗忽吉囊只有一岁 。《俺答汗传》和《黄史》显然是将孛罗忽吉囊一岁而孤之事按到达延汗头上了。《黄史》 的作者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因受达延汗一岁丧父说的影响，将达延汗生年误 为猴年，并在追加藏历天干时误“火”为“木”。
应该指出的是，达延汗虎年即位这一误说在蒙古右翼广为流传。到了后来，由于“俺答封 贡 ”，随着明蒙交往的增多，这一误说便进入了明晚期的一些汉文著作。如明隆庆六年(157 2年)成书的佚名《北虏始末》及万历四十年(1612年)成书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等都把小 王子把秃猛可即达延汗的即位年系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⑨在小王子达延汗即位年这 一点上，《北虏始末》等书的记载之所以与17世纪成书于蒙古右翼的《黄史》等著作的记载 相同，那是因为史料来源相同，它不能反过来成为蒙文史书达延汗虎年即位说的旁证。
二、“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刘潺等奏报：“卜兰罕卫与泰宁卫夷人传报，小王 子已死，且言欲从喜峰
入贡，因与泰宁卫同于马市交易。”[6](成化二十三 年三月癸卯条)这年八月，明宪宗崩，孝宗即位，改次年为弘治元年。恰好从这年起，《明 孝宗实录》中又出现了一位自称“大元大可汗”的小王子和被称作“伯颜猛可王”的蒙古首 领同时遣使明朝，几次与明朝通贡。《明实录》的这些记载，使后人产生了误会。早在16世 纪中叶成书的《皇明北虏考》中就有了成化年间有位叫把秃猛可的小王子继满都鲁为可汗， 弘治初年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与之相应，学界也有了达延汗不是一人 ，而是两个人，蒙文史书有关达延汗的记载不足凭信等一系列说法。要想弄清达延汗是一人还是两人，或是说要证明蒙文史书可信与否，关键在于解决下面两 个问题：一是要确定弘治元年出现的“大元大可汗”小王子与伯颜猛可是否是同一人；二是 要弄清见于《明宪宗实录》中的小王子是否在成化二十三年已死，或者说刘潺等得到的消息 是否属实。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不能用《皇明北虏考》等晚期著作去评判《明实录》，只能 对《明实录》自身的矛盾记载作认真的辨析。实际上，只要认真分析《明孝宗实录》中有关 小王子“大元大可汗”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就不难看出二者是同一人。首先看一看弘治元 年的几条记载：
1、弘治元年五月乙酉：先是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 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守臣以闻，下兵部， 复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一言之间彼之 臣否顺逆遂见，不可不虑，请集廷臣议。于是太师英国公张懋等会奏：……今彼既在边候旨 ，宜且降敕大同守臣，宣谕其酋长，果诚心入贡，则以小王子所遣应入者名数上请，遣内外 重臣迎之如故事。若观望不来，亦听之。仍严我兵备，相机战守。从之。
2、同年六月癸卯：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 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其来贡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 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
3、同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来朝贡方物。
4、同年九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桶哈等来贡。其使自一等至四等者凡十九人。阿 儿脱歹王、脱脱孛罗进王及知院脱罗干、阿里麻、伯牙思忽、那孩所遣使臣自二等至四等者 三十五人。初，自称大元可汗，奏乞大臣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既又比例乞升职。许之。
很明显，这四条是对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前后原委清楚。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 可汗”的小王子就是伯颜猛可王。九月乙丑条说伯颜猛可王“初，自称大元大可汗，奏乞大 臣 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是指五月乙酉条之“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一 事。这里绝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大可汗之意。⑩
再看弘治三年的几条记载，它最能证明小王子“大元大可汗”就是伯颜猛可王：
1、弘治三年三月辛酉：迤北并瓦剌使臣奄克卜花等贡方物马匹，赐宴并织金彩币等物有差 。
2、同年同月己卯：迤北小王子使臣并瓦剌太师使臣恰恰等四十八人来贡。
3、四年二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忽力遣使努力等来贡。
4、同年三月辛巳：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等及其贡使捏列忽等奏乞别。赐 蟒龙衣服金酒器及诸用物。(11)
这四条也是对同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萩原看出了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和“火儿忽力 ”是同名异译。乌兰则进而指出使臣“努力”和“捏列忽”也是同名异译。由此自然就可以 把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等同。(12)
至此可以肯定，弘治初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实为一人。那么，“小王子”与“伯颜猛 可王”为何在《明孝宗实录》中交替出现?答案在于当时的明蒙关系和明廷对蒙古的政策。 小王子在与明朝交往时自称大元大可汗，“以敌国自居”且“书辞悖慢”，“称与书而不表 ，……称我以南朝，……将北等我”。[7](卷一二六何梦春《上大司马相公书》)在这种情 况下，小王子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给明朝的国书中。明朝方面则一直对大元复辟存有戒 心，因此，在正式回书时也不会称小王子为“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更不能直接用 “小王子”这个俗称，以免引起这位骄横的蒙古可汗的反感。所有这些都使负责对外交往的 礼部官员感到很为难，“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地 打听小王子的名字，然后在其名字之后加一个“王”字，以称呼这位小王子。这样既不失“ 国体”又不违“祖制”，因为明廷一直讳称北元大汗为“某某王”或“某某王子”，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那样。经打探，小王子名为伯颜猛可(我们姑且不管这个名字是否准确)，于是小 王子就以“伯颜猛可王”之称出现在明朝的敕书中。《明孝宗实录》的编撰者们显然不知这 些，于是信手将同一件事编排到了不同日期下，致使有关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交替出 现。萩原指出：“小王子”是兵部的称呼，“伯颜猛可王”则是礼部的称呼。这一见解是 正确的。
既然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九月乙丑条所谓 “初，自称大元可汗”并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可汗之意，那么前此一年即成化二十三 年 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刘潺的报告来自卜兰罕卫和泰宁 卫“夷人”的传报。卜兰罕卫即卜剌罕卫，是明永乐四年设立于嫩江一带的羁縻卫所，附属 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人众为“女直野人”即兀者人。成化初，卜剌罕卫人众已南下明 宣府、大同边外，成为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温后裔瘸太子(名脱脱罕)统治下的部众。其头目阿 哈剌忽知院(第一知院)就是满官嗔—土默特部首领脱罗干，是蒙古化的兀者人。成化十二年 ，蒙古大汗满都鲁杀死瘸太子，吞并其部众，并嫁女于脱罗干之子火筛。从此，满官嗔—土 默特部就由成吉思汗诸弟后裔所统往流诸部的属部变成了蒙古大汗直属部众，脱罗干也就 成了满都鲁的心腹。满都鲁死后，脱罗干又与新即位的小王子一同打败太师亦思马因，成为 小王子手下领兵打仗的第一“大酋”。由此可知，在传报小王子死讯的同时持卜剌罕卫印信 要求入贡的正是脱罗干使臣。(13)
那么，脱罗干传报“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的目的何在?从卜剌罕卫与明朝交往的历史和 当时的明蒙关系看，无非是为了能与明朝通贡互市。卜剌罕卫在天顺五年曾与兀良哈三卫一 同由喜峰口入贡。成化二年，卜剌罕卫使臣打兰帖木儿受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之遣与瓦 剌使臣一同取道大同入贡。明廷认为：卜剌罕卫“虽称迤北阿失帖木儿所遣，而文书不同， 印信文字又不明白，事有可疑。中间恐卜剌罕欲假以迤北名色，贪得厚利”。为防止朵颜等 卫也纷纷效仿“附和强虏，以要厚利”，特令对卜剌罕卫使臣不以“迤北”即瓦剌之例赏赐 ，而是以“朵颜赏例”赏赐。[6](成化二年九月丙戌条)成化六年，脱罗干所遣使臣打兰帖 木儿与其宗主脱脱罕所遣使臣忽鲁哥等要求从宣府野狐岭入贡。兵部以为，“旧例迤北使臣 西自大同猫儿庄入，朵颜三卫东自喜峰口入，其野狐岭不系入贡之路。”为防止卜剌罕卫“ 假此窥伺边境”，让礼部派“谙晓夷情通事一人往喻之，约从旧路以入。”结果，卜剌罕卫 在明廷的安排下从旧路大同入贡，依“北虏”即蒙古本部之例得到了厚赏。[6](成化六年正 月戊申；二月乙酉；三月丁酉、甲辰等条)此后，卜剌罕卫分别在成化九年和十一年两次入 贡。[6](成化九年十月己巳、壬戌；十一年十月乙巳等条)成化十二年卜剌罕卫被蒙古大汗 满都鲁所控制，卜剌罕卫与明朝的通贡关系也因明蒙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了十多年。到了成化 二十三年，脱罗干部下再次持卜剌罕卫印信来到了兀良哈三卫的贡道喜峰口外，试图通贡贸 易。他们早已料到从喜峰口入贡在一般情况下必然会遭到拒绝，于是耍了个花招，编造了“ 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以此作为能够从喜峰口入贡并与兀良哈三卫一同贸易的口实。他 们知道，遇有紧急军情或通报蒙古方面重要声息时明廷才破例允许“北虏”或兀良哈三卫由 对方贡道入贡。其实，明廷当时已识破了卜剌罕卫的花招，在得到刘潺等人的奏报后兵部上 言：“卜兰罕卫与满都鲁和亲，不入贡者十余年。一旦近边传报，欲容其为市或欲缓我边备 。宜谕辽东守臣，厚加抚恤，谕之曰：马市之设，朝廷所以待三卫，余不得同。如欲朝贡仍 以大同入。且谕泰宁等卫，自后勿得与之俱来。”
成化十六年二月王越等在威宁海子附近奇袭“虏营”，致使达延汗险些丧命。第二年达延 汗便率众前来大同复仇，开始连年入侵明边。如，成化十七年二月蒙古大举入侵大同海东山 等墩堡，大同总兵官范瑾等因“屡被贼入境，杀掠人畜数多”而遭弹劾。[6](成化十七年三 月辛卯；五月乙未等条)五六月蒙古骑兵又入宣府、大同境内杀掠。[6](成化十七年五月癸 卯；六月己未等条)《明宪宗实录》在一段案语中说：“时虏自威宁被截之后，恒来犯边， 报复前仇。军马钱粮，赏赐调度，略无虚日，而边吏每以失机奏报，犯罪降谪者接踵不绝。 ”[6](成化十七年六月丙寅条)这是对当时情形的真实描述。成化十九年，达延汗赶走太师 亦思马因后率三万骑再次来到大同“复仇”，与明军厮杀两昼夜。据明将许宁所报：明军阵 亡586人，伤1110人，折战马1700匹，而蒙古方面只损失18人。[6](成化十七年七月丙辰条) 实际上，明朝方面的损失远不止于此。(14)此后，蒙古对明边的零星剽掠一直不断，明廷不 时得到小王子要与瓦剌克舍太师(也先子)或与东蒙古阿出来(毛里孩之子)联合入寇的消息。 [6](成化二十年三月己酉；九月壬子等条)很明显，在整个成化年间，达延汗一直与明朝处 于敌对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弘治元年，达延汗再次率部来到大同边外住牧，“营亘三十 里，势将入寇”。就在此时，他得知明宪宗已死，明孝宗即位，便以此为契机，试图改善同 明朝的关系，在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要求通贡互市。许进所谓“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 向化，遣使入贡。”正指此而言。(15)
总之，成化二十三年蒙古并无可汗之位更替之事，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和弘治 年间的小王子或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他就是蒙文史书所载达延汗。明晚期著作中常见之成 化二十三年或弘治元年小王子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殊不可信。(16)
三、达延汗的本名
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与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为同一人，也就是蒙文史书中的达延 汗。“达延汗”之“达延”是汉语“大元”的音变形式，前引《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 乙酉、九月乙丑等条说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以及何梦春奏折说达延汗 “以敌国自居”(明朝的“敌国”就是大元)，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蒙文 史书对达延汗的身世和本名的记载完全一致，都说达延汗是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之子、本名 把秃猛可。但在《明孝宗实录》中达延汗之名却作“伯颜猛可”。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名字 居然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父亲的名字完全相同。蒙古人中，父子乃至几代人拥有同一个 称号(往往是尊称)之事虽然常见，但父与子名字完全相同则与蒙古习俗相悖。因此，作为达 延汗本名“把秃猛可”与“伯颜猛可”只有一个正确。《明孝宗实录》所见达延汗本名虽然 来自礼部打探的消息，但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能轻易否定。而蒙文史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记载蒙古内部事情远较汉籍准确。因此，要说包括达延汗子孙在内的蒙古人把达延汗父 子的名字弄混了，这又很难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注意《明孝宗实录》和蒙文 史书以外的记载。
前引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成化后期继满都鲁为蒙古可汗者名为把秃猛可。《北虏考》成 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但书中有关蒙古的记载多来自嘉靖初年郑氏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期 间所接触的档案或情报。郑氏的记载告诉我们，兵部所知达延汗本名与礼部所知达延汗本名 不同，而前者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本名不谋而合。
再看《明英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天顺三年(1459年)正月辛卯条“迤北伯颜王部属达子阿 木敦来降……”。四年七月己丑条“敕镇守甘肃太监蒙泰等曰：今得宁夏总兵等官奏报，虏 酋孛来、毛里孩、阿罗出、肯者、伯颜领一万五千人在谎泥山驻扎，要往宁夏迤西掳掠。” 当 时，东蒙古刚刚经历也先之乱不久，“元裔”脱脱不花可汗及其家族遭也先屠杀后已所剩无 几。在天顺、成化年间见于《明实录》并拥有王号或太子称号的东蒙古首领不是侥幸逃脱也 先魔掌的脱脱不花家族成员就是黄金家族旁枝——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的首领。(17)因 此，这个伯颜王当属黄金家族成员无疑。“伯颜”应是“伯颜猛可”的省称，即指蒙文史书 中的达延汗之父“伯颜猛可”。此时他已被原属其祖父阿八丁王的阿儿秃斯部众拥立为晋王 ，(18)并与他的救命恩人孛来和未来的岳父阿罗出等人一同游牧。(19)从郑晓所记达延汗本 名和《明英宗实录》所见达延汗父名我们可以认定，达延汗本名为把秃猛可，而伯颜猛可则 是其父孛罗忽吉囊(晋王)的本名，蒙文史书所记不误。郑晓虽然正确地记载了达延汗本名， 却未 能摆脱成化二十三年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个假消息，加之受礼部误称小王子为“伯颜 猛可”的影响，创造了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弘治初年礼部在给小王子回书时显 然将其名字与其父名字弄混了，可能是把得自蒙古人口中的“伯颜猛可之子把秃猛可”误传 为“伯颜猛可”了。
①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第八章《达延汗统一蒙古》，载《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11期， 1909年。和田清《论达延汗》，载《史学杂志》27—3，1916年，又载《东亚史研究·蒙古 篇》，东洋文库，1958年。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第三章《达延汗生平与事业》， 同朋社，1979年。佐藤长《达延汗史实与传说》，载《史林》48—3、4，1965年。冈田英弘 《达延汗的年代》，载《东洋学报》48—3、4，1965—1966年；《达延汗的先世》，载《史 学杂志》75—8，1966年。后文还要提到他们的论著，恕不一一注出。
②乌兰《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3；《Dy an与“大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1；薄音湖《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载《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4。
③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十月己卯条，明宪宗在给张懋等的敕谕中称：“近闻北虏 满都鲁潜立名号”；又次年四月丙子条，监察御史薛为学等奏称：“近者，虏酋满都鲁自称 可 汗”。可知，满都鲁即位年为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与《黄金史纲》满都鲁羊年即位说 相合。
④《黄金史纲》(第170页)说孛罗忽虎年被害；《黄史》(第114—115页)谓达延汗木猴年生 、是年一岁丧父。孛罗忽被害时31岁；《蒙古源流》(第339—346页)则谓孛罗忽吉囊戊子年 时29岁，历三年被害。其中，《黄金史纲》将孛罗忽被害之年猴年误为虎年，使其被害年或 提前或推后了六年。无论认定此虎年为庚寅(1470年)还是壬寅(1482年)都与《黄金史纲》自 身的另一种记载即达延汗在其父死后于猪年七岁即可汗位这一说法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 为虎年至猪年相差九年，即便达延汗是其父的遗腹子，即位时也不可能只有七岁(六周岁)； 《黄史》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在猴年前误加了藏历天干“木”，致使孛罗忽 被害之年提前了12年，所记孛罗忽被害时的年龄，也与孛罗忽被害时的实际年龄——25岁不 符；《蒙古源流》则沿袭了《黄史》和《黄金史纲》的达延汗猴年生、孛罗忽虎年卒这两个 误说，分别将其推定为甲申(明天顺八年、1464年)和庚寅(明成化六年、1470年)。
⑤参见曹永年撰写《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196—19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达力 扎 布《明代漠南蒙古史研究》第43—46、95—96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
aγan gertei亦见于《俺答汗传》(第9页B面)，作ang duyin(angdu—yin) aγan gertei。angdu-yin意为“上都的”， aγan gertei则意为“有白房子”。此 即元代的东凉亭，明代汉名“三间房”，音译“插罕根儿”，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⑦茅元仪《武备志》(清道光活字本)所收《蓟门防御考·译语》谓“独石”为“可可合托 ”。
⑧对《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说达延汗享年80岁，于癸卯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去世之说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佐滕推测，这一错误是在追加天干时产生的。本应是己 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被误为癸卯。乌兰指出，改正后的癸卯仍有错，它隐去了巴儿 速孛罗(本名阿着)在达延汗之后一度夺取蒙古大汗之位的历史，把巴儿速孛罗在位的三年算 在了达延汗头上。
⑨参见顾炎武辑《皇明修文备史·五原考界附北虏始末》，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 》，书目文献出版社；《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
⑩冈田英弘就有这样的误解，参见前引冈田文。
(11)此句不通。“小王子”和“瓦剌太师”从未亲自到明廷入贡。“奏乞别”者当为其使 臣捏列忽等人。
(12)其实，“火儿忽刀”(“力”当是“刀”字之误)和“火儿古倒温”的蒙文原文应为“Q orγudasun”，正确的汉译应作“火儿忽答孙”，由于回鹘体蒙古文词中的“γu”音节与 “su”音节字型容易混淆，才被误译为“火儿忽刀”或“火儿古倒温”。火儿忽答孙就是也 先 长子，其名又见于《明英宗实录》景泰六年五月己酉条，作“火儿忽答孙楚王”，“楚王” 是其王号。
(13)详见拙著《满官嗔—土默特部的变迁》，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五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许宁的报告水分很大。《明宪宗实录》在其后加按语云：“宁等此时兵败失利，乃更 以捷闻，词多掩饰。朝廷一时未究其详云。”
(15)弘治初，小王子对明政策的改变，与当时巡抚大同的许进有很大关系。据郑晓《皇明 北虏考》记载，许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种闻进威名，遣其酋长 哈桶(为“桶哈”之倒误—引者)、察察少保等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 千，皆猫儿庄入。比至塞，皆下马脱弓矢入馆，进亦严兵以待之。诸虏留塞外者，亦时与酒 肉，华人盗马，请斩徇。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
(16)郑晓是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的始作俑者。他在《皇明北虏考》中写道：“[ 成化]十五年满都鲁杀癿加思兰，并其众。十六年二月满都鲁部落寇榆林塞。三月，太监汪 直、总兵保国公永、提督尚书王越率兵出塞捕虏，至威宁海，斩虏首四百三十七。十七年， 亦思马因寇大同，保国公出御之，战海东山。十八年，又入大同塞。十九年四月，虏入阳和 。六月，入大同诸堡，杀掠人畜数万。守臣边镛、许宁来告捷。……未几，满都鲁衰弱，不 知所终，而把秃猛可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 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其中，所记威宁海子之役、大同海东山等墩堡之战诸事见于《明 实录》，当属信史。但所谓“把秃猛可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以及“ 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等则大误。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 五月壬寅、二十二年七月壬申等条，亦思马因早在成化十九年就被小王子达延汗打败，西逃 至明甘肃、哈密边外的故土，二十二年死去。他从未向明廷贡马。小王子、脱罗干等人虽然 与明朝通贡，时间却在弘治初年，而非成化年间。郑晓虽然知道继满都鲁为可汗者就是小王 子把秃猛可达延汗，却未能摆脱成化二十三年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个假消息，进而联 想到弘治初年伯颜猛可王入贡之事，创造了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
(17)这一时期称王子(可汗)、太子和王(有时“王”也是“可汗”的讳称)的有小王子麻儿 古儿吉思(脱脱不花幼子，1454—1465年在位)、忒古糸猛可(脱脱不花庶长子，简称帖骨思 、脱[谷]思，《明英宗实录》天顺七年六月丁亥条作“满剌楚王”。“满剌”是摩伦—Molu n的音译，“楚王”是其王号，他就是蒙文史书中的摩伦可汗，1465—1466在位)、满都鲁( 脱脱不花弟，成化十一年即1475—1479年在位)以及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首领广宁王毛里 孩、齐王孛罗乃、济南王脱脱罕和辽王兀捏帖木儿等人。关于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首领的 王号参见拙著《往流、阿巴噶、阿鲁蒙古——元代东道诸王后裔部众的统称、万户名、王号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4。
(18)详见拙著《关于阿儿秃斯万户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1998—1。
(19)据蒙文史书，伯颜猛可出生后，身为外祖父的也先意欲加害，最终被喀喇沁部孛来等 人救出，交由阿罗出少师抚养。待其长大，阿罗出将名为失乞儿的女儿嫁予伯颜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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