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我们今天要纂修一部什么样的清史
李文海/陈其泰/郭成康/牛润珍/颜军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1年06期第7～18页
【作者简介】特约栏目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陈其泰(1939-)，广东丰顺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 究。/郭成康(1941-)，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 代史。/牛润珍(1954-)，河北成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颜军(1971-)，安徽绩溪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8-02
[主持人语]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 史 ，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这个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 绝，从早期的私家修史到后来的官修史书，代代相因，形成了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 ”。再加上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 志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 ，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 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给白寿彝同志的 贺信》)
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90周年。在辛亥革命风暴的打击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政 权——清王朝，覆亡也已经90年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 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历时14年，完成了536卷的《清史稿》。由于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这部书稿尽管也对清代历史做了初步梳理的工作，但在观点和资料上却存在许多 问题，连编纂者自己也不以“清史”命名而只承认是一个稿本。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 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亦无力做此巨大的文化工程，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 ，更名《清史》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都倡导和关 注 过清史编纂的问题。1965年秋，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宣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 ，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可惜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历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编纂清史的政治条件、 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学术条件都已成熟，在21世纪之初，实施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有着 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积极建议由政府组织和支持、集中全国清史学家的力量， 编纂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清史。这一建议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政府有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编纂的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清史呢?总的来说，这部新编的清史，应该 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继承和发扬中国历代治史的优良传统；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又吸收新的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这样的编写方针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和接受的。但是， 如何恰当地、选择一种合适的体裁去体现这个方针，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的大问题。事 实上，正如郭成康教授的文章所说，编写清史的体裁问题，早在编《清史稿》时就已经有过 尖锐而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碰到的难点也许会更多。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各抒所见， 集思广益，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才能够找出较为理想的方案。为了进一步推动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约请了几位学者，围绕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这几篇文章 看，在编写清史的体裁问题上，有同有异，见仁见智，但都是经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的。我 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更好的意见。 关于纂修大型清史体裁的思考
由政府立项资助，组织全国的清史专家纂修大型清史，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大事。实 施这项世纪性的大型文化工程，首先要通过讨论、集思广益，确定一种比较完善的体裁，作 为我们时代对这部大型史书所期望包容的内容之载体，体现近百年来学者们在清史研究领域 的丰富成果。我的建议是，在对以往的纪传体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综合体 。兹陈述理由如下：
一、既要充分肯定纪传体突出的优点，又应充分认识它所存在的严重局限
纪传体，由纪、表、志、传配合构成，它突出的优点是，其中每一种体裁担负记载历史的 某一方面的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方面的要素，并且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具有极大的包 容量，足以反映历史各方面的情状。历代许多有识史家都对此有过高度评价，如刘知几在《 史通·二体》篇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 天 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清代赵翼极赞扬司马迁所创体裁足以反映 社会历史的全貌，称为“全史”，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 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 家之极则也。”(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二“各史例目异同”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书中，更以近代的眼光做了深刻的阐发，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 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总之，纪传体众体配合，从多视角反映历史，包容 宏富，而且伸缩自如，灵活变化，如果运用得好，实在有利于反映历史的全貌。
然则，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纪传体的时代印记和体裁缺陷。纪传体的应用基本上与中国封 建社会相始终，其基本格局和“本纪”创设的原意都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的特点之一是， 形成天子高高在上、大臣股肱辅弼、众星拱月的格局，故刘知几称“本纪”的作用，既讲“ 纪以包举大端”，又一再强调“以天子为本纪”，“列天子行事”，统率臣下众庶，显示至 尊的意义。再者，纪传体难以写出历史的大势。本纪记载史事具有的优点是史事发生的年代 先后线索分明，且对同年并世的事有清楚的显示。但其缺陷是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使 事 件发展的线索被掩盖，故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称：“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 (《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他鉴于后期纪传体史书舛误芜杂，几成科举之程式、胥吏之 簿 书之严重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史事首尾脉络清晰的优点，提出“仍纪传之 体而参本末之法”(《书教下》)作为改革史书编纂的方向。章氏所论实属真理性的认识，值 得我们重视。
二、应当在20世纪有识史家探索历史编纂所作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即分别探索用一种新综合体来撰写中国通史。首先应提到章 太炎，他的努力明显地是受了章学诚主张的影响。他当时已确立了进化史观，有志于撰著《 中国通史》，旨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和“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所设想 的《中国通史》体裁系以五体构成：一为表；二为典(拟设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 典，食货典，共12篇)；三为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等) ；四为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等共9篇)；五为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 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章太炎的主要探索之点是要继续章学诚的工作，他认为章学诚的 主张是“大势所趋”，故他所设想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设立的。章氏的 设想和论述主要见于《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他冀图解决的重 点是要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他认为只有如章学诚所说，吸收纪事本末体的 优点才能解决。故其探索在总体上是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糅合进纪事本末体的因素。
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20世纪初即酝酿写《中国通 史》，后至1918—1920年才集中精力写出部分章节，最著名的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 》，还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志语言文学》、《春秋年表》、《战国年表》等，以此 与梁氏于1918年致陈叔通的信相印证。他所确定的《中国通史》的体裁，是以载记、年表、 志 略、传记四者配合而成的综合体。这是梁氏在历史编纂上的重大创新。在此体系中，“载记 ”明显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 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论述历史演进的主线。“载记”的设置，与章太炎设想以“记” 反映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可谓异曲同工，反映了20世纪初史家所持的近代学术观点比 传统史家有重大的进步，这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梁氏的“载记”与章太炎的“记” 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相配合 ，这也是与章太炎的设想相类似的。梁氏写成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得到近代 著名史家张荫麟的高度评价，认为可以压倒欧洲史家吉朋、麦可莱等人的著作。梁启超既洞 悉传统史学各种体裁之利弊得失、善于抉择和继承，又能站在20世纪初的时代高度，对纪传 体进 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再创造，恰当地解决叙述人类进化、因果关系、历史演进大势这些近代史 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他在历史编纂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梁氏在辛亥革命后明确 地反对沿用旧的纪传体来纂修《清史稿》的意见与此密切地相联系。到今天，时代又前进了 八九十年，我们应该在近代史家合理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能后退。
20世纪后期在历史编纂上有出色贡献的史家是罗尔纲和白寿彝先生。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2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 ，至80年代完成的《太平天国史》一书，即确定了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个部分组 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 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做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 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表 ”、“志”、“列传”等也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今天的观点和需要做了改造。
白寿彝先生对史书体裁做了长期的探索，他于80年代初即明确地提出“要采用综合体裁来 写历史”这一重大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老一辈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之后，对于 唯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容宏富的 编纂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白先生担 任总主编，组织和领导全国几百位专家，从事多卷书《中国通史》的撰著，经过二十多年的 艰苦努力，至1999年4月终于实现全书全部出齐，共计12卷22册，计1300万字，被学术界誉 为20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于1989年出版)中，白先生专设了论历 史编纂一章，系统地论述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 裁的构想。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为：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 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说明本卷撰述的旨趣。“综述”，是各 卷的主干部分，其任务是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的写法为采用章节的形式，紧紧 地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历史发展的动向。各卷“综述”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观念， 高屋建瓴地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尽量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典 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其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总结旧 史的志目并根据新的观点加以发展，各卷的志目一般包括：地理(包括历史上疆域、行政区 域、都邑、交通等)、民族(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社会经济(农业、牧业、手 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政治制度(官制、选举制度、科举 制度等)、军事制度、法律、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宗教、中外关系。各卷志目的设立，除 体现各时期社会剖面的共性、全书体系的基本一致以外，还特别要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 点。“传记”则是选择每一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写，体现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 作用，总结其活动之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弥补近百年中通史著作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 。白先生又特别强调在“通”字上下功夫，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 各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白寿彝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以善于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在历史编纂上向前推进，写成了受 到学术界重视的系统史著。他们的理论和成功经验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三、纂修大型清史，在体裁上必须处理好“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纂修清史是承续历史修史的工作，继二十四史之后再加一部传世之作，因而在体 裁、体例上要充分地体现出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修史，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所要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因而又必须充 分体现出体裁、体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反映出时代精神，使这部大型清史为当今 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为此，除了应该在20世纪有识史家所做的宝贵探索的基础上继续 前进之外，还需要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换言之，我们今天所持的历史观已比封建时代史家 高出两个历史时代，决不能以封建时代只求将史实、史料分类、纂辑自限，相反，我们对清 代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考察各种复杂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前因后果，在 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并清晰地揭示出满族的崛起、清朝的建立、它有过的兴盛以至 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和规律，从中总结出启迪后人的经验和智慧。
基于上述各项理由，我的不成熟看法是：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吸收20世纪对历史编纂做 出宝贵探索的史学家的经验，同时参酌戴逸、李文海二先生在今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的《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中所提出的设想，建议大型清史采 用一种由下列六体综合而成的新体裁：(一)综述；(二)纪；(三)志；(四)传；(五)表；(六) 图谱，使全书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和直观性的内容丰富的整体。
清史体裁宜沿用纪传体而有所创新
纂修清史是清史学界盼望已久的大事。最近，戴逸、李文海先生倡议于先，史学界乃至文 化界专家学者纷纷响应，纂修清史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历史的撰述首重体裁，体裁不确定，便无从着笔。清史体裁的确定，恐怕首先需要在旧体 还是新体二者之间作一抉择。这个问题是最近由蔡美彪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关于这个 问 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为学人所公认的结论。
20世纪初，清朝灭亡，民国肇建，决定特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开馆之始，首先讨论的大 问题即所谓“史例”。当时的建议者除了参与修史的馆中专职人员外，还有馆外一些声望卓 著的社会名流。多数人认为清史既然为古代王朝历史的终结，就不妨依据旧史体例——纪传 体断代史——稍加变通。但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他“颇偏重创新史体裁”，可惜馆中各家多 主张采旧体撰写，最后还是确定了大体就近取法《明史》而在类目上做些调整增删的编纂方 针。梁启超是中国史学革命的倡导者，早就有创著一部具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文体的中国 通史的宏愿，这次编《清史》，夙愿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一部新清史的眷念仍然不能释怀 。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梁启超为萧一山撰写的今天通用的章节体新体裁《清代通史 》作序时，还顺带表示了对正在纂修中的旧体清史的不满，他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 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由此可见，民国开馆修清史之初，在体例上的争论就很尖 锐；日后修成的《清史稿》被世人诟病绝不只是内容、观点的问题，体裁和文体也是当时争 论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去台湾后，曾对《清史稿》有所修订，并以《清史》为名刊印出版。该书的序言写 得很有意思：“以新史学之体例与风范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 于后来之作家。”一方面对旧体的《清史稿》修修补补，使之以《清史》名世，另一方面又 不 满旧体，期望能编出一部新史学体裁的新清史。这种矛盾的心态也反映出现代人对采用新旧 哪一种体裁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但作为“正史”之一部的清史到底还没有纂修出来，这不能仅仅 归之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问题、经费问题或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体裁之难以达成一致，恐 怕也是高难度的棘手问题。
关于清史体裁的长期争论启示我们，体裁的确定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眼下能否动笔，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修成的清史能否昭垂千秋，以二十五史名世；如果弄得不好，落得 和《清史稿》一样的结局，那问题又该何等严重!所以一定要宽以时日，从容讨论，不仅清 史专家参加讨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专家参加讨论，而且要邀请博识洽闻、有真知灼见的大 家通人参加讨论。《明史》体裁的确定至少有朱彝尊、徐乾学、汤斌、施闰章、潘耒和王鸿 绪这些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拒绝入馆的遗民领袖黄宗羲还没有算在内； 而清史体裁的确定的难度远较《明史》大得多，分歧难以调和得多，似乎应引起高度重视，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究竟用旧体还是用新体?我想，拟议中清史的体裁应该确定用传统纪传体而强调有所创新。
为什么要用纪传体呢?我们今天是从“易代修史”的传统出发，提出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帝 制王朝修一部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以为旧史的终结。如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 ，就不宜推翻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框架而另起炉灶。《二十四史》在体例上因时而变，多有创 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开创的纪传体。纪传体将纪、传、表、 志结合起来，具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最大限度包容中国古代历史的优点，其以人物 传记为中心叙写历史的形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已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以其 生命力至今犹存。体裁作为史书外在的表现形式，说到底是由历史的内容决定的。鸦片战争 后，中国社会内部早已酝酿着的变动无疑更加剧烈了，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甲午中日战 争才真正开端。所以说，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对于拟议中的清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如果不随着社会变化、时代进步而加以 比 较大的改造的话，则根本不可能胜任承载拟议中清史的重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举凡火车、轮船、电灯、电报等新事物姑且不 论，中外关系上，万国来朝、三跪九叩时代业已一去而不复返了——这些似乎还好处理，坚 执纪传体的“清史馆”里的各位先生就已在《清史稿》中特增“交通”、“邦交”两志， 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这类技术性问题比较好解决，真正难的是我们今天对史学本质、内容 和功能等根本问题的理解与包括大清遗老在内的古人已有完全的不同，诸如：是为专制帝王 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呢，还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历史资治育人的 功能?是为帝王将相续家谱呢，还是要书写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的整体的历史?是像以往的史 书那样偏重于政治史、战争史、民族史呢，还是给以历史的各个范畴，特别是经济史、社会 史以全面的关注?等等。基于上述理由，梁启超倡导写新观点、新内容、新体裁、新文体的 全新的中国通史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去写诸如章节体之类的清代全史的话，很 有可能世人不承认这是一部可以接续《二十四史》之后的清史。所以，出路似乎只有充分发 掘传统史学的宝贵资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一条。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通 史编纂上做出了可贵的有益的实践，我们今天能不能通过清史的纂修实践在断代史上进行更 深入的探索呢?
纪传体以其纪、传、表、志协调配合的架构而具有类例易求、容量博大的优点，但它内在 的弊病也历来为有识之史家所指摘。唐代刘知几说纪传体难免存在将史事割裂断离的缺陷。 乾嘉时期章学诚则以为纪传体不仅存在技术上的毛病，其要害更在“大势难贯”，即难于贯 通历史之大势，因此他十分推崇南宋袁枢创立的“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纪事本末体 。但他不同意从根本上推倒传统的纪传体，而是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创新 主张，具体来讲，就是重新构建由纪、传、图、谱四个部件组成的新型的纪传体体裁。为 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设计，章学诚和邵晋涵还往复通信讨论如何改撰已成的《宋史》。章学 诚依傍传统而不墨守成规，大胆创新而重推陈出新，他的重视史学编纂理论的研讨同时又力 求用之于指导史书纂修的实践，以及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传统体裁熔铸于一 炉以创建综合体新体裁的思路，对我们来说都极富启迪意义。当然，我们今天通过百家争鸣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在创新时注重吸收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形式，就有望比章学诚做得更好，逐渐从实践中摸 索出一种既能够充分吸收传统史学之合理成分，又能容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的内容的体裁， 从而编出一部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可的堪称“二十五史”的清史。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那将是 文化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上面谈的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拟议中清史的体裁还是应该沿用纪传体但同时又要强调贵在 创新为好。下面就按照这一思路，提出以下几点有关体例的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纪”由旧体帝王“本纪”演化而来，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做根本性改造。似可仿 效《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网罗清朝历史大事于其中，重在揭示有清一代盛衰荣枯 的 历史轨迹。
第二，“列传”亦仍沿用旧名，皇帝已不专设“本纪”，而分别立帝传。“列传”似应成 为清史的主体。
第三，“志”仍沿用旧名，内容有类于今之所谓专门史，重点放在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 ，特别应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学术方面的容量，食货志似可分解为若干个志，可考虑另辟 新志以容纳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最近戴逸先生特别提出，除旧有的志目外，应增设农业、 工矿、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财政、金融、宪政、宗教、科技、城市、民俗、灾赈、学术 思想，以至文学、艺术、报刊、译文等志目。应该说，“志”最见学术研究深度，也最能反 映时代精神，故志目的创新应下功夫反复斟酌推敲。
第四，仿纪事本末体新创“纪事”类目，记一事或一类事的始末。《晋书》创“载记”专 记十六国史，这里为省并类目，只是将“载记”换为“纪事”而已。可否归入“纪事”?“ 纪事”形式灵活，如南明、太平天国不奉正朔，自为国家，有些贯穿数十百年的大事，亦可 纳入“纪事”，例如平准和南巡，乾隆高度重视，特别是平准，贯穿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 是清朝战略全局中的重中之重，对今天亦有重要意义；还有不少“纪传”和“志”不好容纳 的内容也可归入“纪事”。梁启超说过：“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 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可见纪事本末介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最好起沟通作用， 清史体例之创新，似乎最应在此着力。
第五，增加“图”特别是舆图，与“表”合为一个类目。
综上，拟议中的清史是由“纪”、“列传”、“纪事”、“志”和“图表”五部分组成的 纪 传体断代史，亦可称为新综合体的断代史。
清史纂修与纪传体的改造
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纪传体。瞿林东先生指出：“清 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续编，除了纪传体，别无选择。”并叙列了纪传体清史应包括纪、传、志 、表、图、载记六部分。瞿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首肯。采用纪传体纂修清史，正逐 渐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
然而，如何运用纪传体编纂清史呢?是照搬“二十四史”，还是“旧瓶装新酒”，或者是“ 穿新鞋走老路”?这在学界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其实，就我个人管见，照搬正史恐怕难行 得通，应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对纪传体进行改造，赋予纪传体以 新的思想风格和人文科学精神，充分体现先进历史文化的内涵。传统的纪传体无论如何都很 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对之进行改造。事实上，纪传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史记》到 《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隋书》、《明史》，其内容类例都有调整 ，并未固守不变范式，虽仍称纪、传、表、志，但撰写与表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尽管历 代封建王朝编纂正史，对纪传体的变动“区域有限”，但也能说明“古往今来，质文递变， 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史通》卷一《六家》)的道理。封建社会的史家撰写封建王朝的正 史，尚且知道体例的变革，我们处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纂修清朝的历史，就更没有不 变的道理了。
那么，如何变革改造纪传体呢?
一、打破传统纪传体建立的封建帝统，确立反映清代各阶层历史群体与人物的系 统
梁启超曾批判传统正史的“四弊二病”。所谓“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本纪列传，如海岩之 石，乱堆错落。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知古而 不知今。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事件之远因、近因及影响，莫能言也。”所谓“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 不能创作。数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者，只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 六人，此外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第1—7页)梁氏所诟主要是正史的本纪、列传。新编清史之纪、传，当弃此“ 四弊二病”，记载人物应反映国家与民众意志而求其历史发展轨迹与规律，由此出发，纪以 编年，宜标以年号，曰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等，不以帝之庙号、谥号为目。顺 治以前设“序纪”，编列后金年事，后金以前用明朝年号。所编年事均为有关国计民生之大 事与历史大势等。传列人物，皇帝传以姓名设目，玄烨、胤祯、弘历等可作专传；载淳、载 恬、溥仪三人事迹无多，可为合传；后妃事迹分列在有关皇帝传内，不专设后妃传，但叶赫 那拉氏可作专传。人物是否列传，列入何传，主要看其事迹是否值得称述，而不视其身份地 位。列传应注意对清代历史有所贡献的人物和对现实仍有影响的人物的记述，如思想家、科 学家等。
二、志宜突破古代王者八政的局限，尽可能地采用现代部门分类设置志目
在志目设置上，可分作四种情况加以处理：(1)保留原有志目，如职官志、选举志、礼志、 乐志等，这些志不宜改作，否则会造成原意混乱。(2)改写志目，如食货、兵、刑等志目可 改为经济志、军事志、刑法志等；地理志专记疆域、山川形势等；另设建置志，记省府州县 ； 经籍志侧重学术文献；另置文化志，记载文物、字画、戏剧、艺术等。(3)新增志目，如 会党社团志、科学技术志、教育志、新闻出版志、宗教志、方言志、草木昆虫志、城镇志、 风 俗志等。(4)删除五行、符瑞、瑞异、舆服、郊祀、宗庙、威仪、悬象(天象)等志目。
三、图表要避免芜杂、重复
二十四史无图，许多学者建议清史应有图，这也是新纪传体清史较之二十四史体例完善的 一个方面。然而，图的载录应限于清代强盛时期的疆域全图及分省图即可，因为清代志书的 图，一般包括全域(地域)图及下属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图。清人的做法值得借鉴。表在传统正 史中较芜杂，亦多重复，刘知几对此曾有批评，曰：“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 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 以表，成其烦费，其非谬乎?”又曰：“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 诸史传，未见其宜。”他尤其反对《汉书》列《古今人表》，曰：“其书上自疱牺，下穷嬴 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 乎?”(《史通》卷三《表历》)刘知几的这些看法，对于今天清史“表”的纂修仍有参考的 价值。表的设置与内容须必要、切要。我认为有两种表是不可缺少的：一是清代帝王世系表 ；二是太平天国年表。满汉贵族大姓世系表是否载录，可容商议。谱与表大体相类，古代 史书的表原本出于谱，刘知几说：“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同 上 )谱与表可合而为一。
四、破除正史传统的正闰、僭伪观念，重新改写载记
《晋书》设《载记》，记载十六国事，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部族政权为僭伪 ，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正闰观念。新编清史所设“载记”，应破除传统观念，以历 史主义的态度专门记述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政治力量，诸如夔东十三家、陕甘回民起义、太平 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由此写成新的“夔东十三家载记”、“太平天国载记”等。载记与纪 、传一样重要，只是历史记载的分工不同，并无主次轻重之别，它所反映的亦是清代历史的 一个重要方面，必须矫正旧史学的阶级偏见。
纪传体的改造还涉及载言称引、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 注、因习等，这些都是与体例有关的其他问题，可另当别论。改造纪传体最根本的一点，就 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并将之贯彻于史意、史法、史例等方面，赋予新编清史以全 新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经此改造而形成的新型纪传体，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而且还 融进了现代历史科学的精髓。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代历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 中国历史，创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人们还没有尝试过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纂修纪 传体正史。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体系 并未建立起来。因此，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纂修新型的纪传体清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 课题，是当代社会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重要使命 。
从我国的治史传统看清史纂修
纂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文化工程，做好这项工程需要全国各界通力合 作，在学术、人员、组织、资金等方面做好规划组织工作。在此过程中，借鉴古今中外相关 的治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下面试结合我国的治史传统，谈谈与纂修大 型清史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易代修史与清史纂修
易代修史是我国治史的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设立史馆，纂修前史 ，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后代提供借鉴。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从修史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许多好处，它为公正客观地修史提供了空间。历史纂修是 以主观形式描述客观事实的一种行为。虽然历史纂修的目标是要求主观不断地接近客观，但 是，在修史的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太近，观察者则 不易审视历史的全貌，分析立论会有很多局限。特别是当纂修者身处某一环境时，由于各种 利害关系的影响，修史之中必然会有很多忌讳。而易代修史则为避免此种弊端创造了条件。 此外，由于易代修史“去古未远”，许多当事人仍还健在，资料搜集整理都很方便，为修史 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今天纂修清史，从时机上来讲是成熟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清史纂修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事不宜迟的 问题。清朝灭亡至今已经将近百年，由于多种不可抗因素的影响，能反映当时历史的史料和 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人已愈来愈少，这对纂修清史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孔子 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也。”(《论语·八佾》)清史纂修同样如此，因为目前我们对清代社会的某些 情 况“耳目犹接，尚有可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则不免“事迹湮没，无可记 录”。因此，纂修清史宜早不宜迟。从我国治史的传统来看，历朝修史也多是本着这一原则 的。大多数史书的纂修，都是在旧朝结束不久即开始的。唐修隋史，距隋灭亡仅四年；后晋 修唐史，其间相距为五年；明修元史，在灭元当年即开始；而清在入关后第一年，就开始设 馆纂修明史。
二、清史纂修与政府的参与支持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修史。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曾令班固等人在兰 台、东观等处修史，并修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史书——《东观汉记》。魏晋以后，国家 对 修史愈加重视，设立了专门负责修史的史职，并且职掌日渐明细。唐贞观三年，唐太宗“别 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自此以后，由政府设立史馆， 并组织专人纂修史书的制度开始确定，官修正史逐渐成为定制，而且机构、制度愈来愈完备 。宋代设有编修院，元代设有翰林国史院，明代设有翰林院，清代设有国史馆，这些都是专 门负责国史纂修的机构。在这些机构内，设置了编修、纂修、检讨等修史人员，分工明细 ，资料丰富，资金充足，“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而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六典 》卷九，《史馆》)。而且为了表示对修史的重视，从北齐开始，统治者就指令宰相监修国 史，并逐渐形成一种定例。如唐修梁、陈、北齐、周、隋等五朝史时，以宰相尚书左仆射房 玄龄和魏徵为监修；宋修五代和唐史时，以宰相薛居正和欧阳修为监修；元修宋史时，以宰 相脱脱为监修；明修元史时，以宰相李善长为监修；清修明史时，则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 廷玉为监修。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使得官修正史的制度逐渐完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封建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是有其目的和局限性的。他们垄断修史 的权力，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其专断下，史官修史不得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标准，纂修 之时，曲笔回护，虚美隐恶。这种情况下修成的史书，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四 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8页)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封建政府在历代修史中的消极作用而否定政府参与在清史纂修中的必 要性。因为无论从修史本身还是从其影响来看，纂修清史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而 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业，其涉及面广，影响大，牵一动万，离开政府的支持参与，许多工作 是难以展开的。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发展，性质的差异，决定了政府的参与对修史的作用和 传统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之所以需要政府的参与，并不是说要以行政命令 来 影响主导历史纂修的客观性和严肃性，而是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参与下，使得清史纂修工作 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为清史纂修创造条件，解决困难，尽快尽早、保质保量地完成 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三、清史纂修与广集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史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司马迁、班固等人纂修的《史记》、《汉 书 》等著作，都是中国史学纂修史上以一人之力成一朝之史的典范之作。这些史书在许多方面 开创了我国历史编纂的先河，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个人修史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已很难胜任历史纂修的要求，集合各 方面人才修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历朝修史的传统来看，自唐以后，每一次大规 模的修史，采取的基本上是汇集各方面人才集体纂修的形式。
唐初，为了“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卷一，《褚遂良传》)，太宗下令设馆修 史，除了在制度、机构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外，还结集了如魏徵、褚遂良、令狐德棻、 李延寿、姚思廉、李百药、李淳风、颜师古、孔颖达等一大批名家。李延寿、姚思廉、李百 药皆有家学渊源，专于治史；令孤德棻长于文学，纪传叙事“爽洁老劲”，“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李淳风则是著名的星历专家，他所修的 “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唐初之所以 能在短时期内修成多部史书，众多人才的参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宋修《新唐书》，同样也召集了如宋祁、欧阳修、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一大批人才。 宋祁、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负责撰写《新唐书》的本纪、志、表和列传部分，“法 严词约”(《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刘羲叟则“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宋 史》卷四三二，《刘羲叟传》)，因此，“及修唐史，令专修律令、天文、五行志”；吕夏 卿“学长于史”，“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吕 夏卿传》)。
清代修《明史》时，则通过开“博学鸿词科”等形式，广延天下名士，尽管许多人没能应 征，但还是网罗了如万斯同、毛奇龄、汤斌、彭孙遹、朱彝尊、潘耒、尤桐等一大批名重 一时的人才，此外，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等人也参与了讨论。这批人大多是当时的经史 名家，如万斯同，“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 熟悉”(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他们的加入使得《明史》的纂修很快步入正轨， 对整个《明史》的纂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史》之所以能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 部，这与参与纂修的众多名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以集体形式纂修史书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如观点笔法难以统一等。但是，其优点也 是不言自明的。首先，众多人才的参与，也使得短时期内纂成大型史书成为可能。这些都是 个人修史所难以比拟的优势。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社会形态的发展非常成熟，同时，清朝又处于中华文明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经历着剧烈动荡，因此，其政治、经济、文化、边疆、 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加以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任何个 人和单位都很难独自完成纂修清史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也必须集合全国各地 乃至海外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四、清史纂修的时限
纂修一部高质量的清史需要多长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从我国历代修史的情况来看，《隋书》一百万字纂修用了约十四年，《旧唐书》三百万字 则用了四年多时间，《新唐书》三百六十万字用了约十七年，《新五代史》五十万字用了约 十八年，《宋史》八百万字用了约两年半，《元史》二百六十万字用了三百多天，《明史》 五百万字则用了约九十五年。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因各自的对象、篇幅、标准、人员、社 会局势等因素的影响，各部史书修成所费的时间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
上述的例子中，《明史》是其中纂修质量较好，同时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一部史书。如果 从顺治二年开馆算起，到乾隆四年刊行为止，前后共历时九十五年之久。指出这一点，并不 是 说我们现在重修清史也必须耗时近百年。因为从《明史》的实际纂修过程来看，其起步虽早 ，但由于着手仓促，用人不妥，资料缺乏，再加上当时社会局势还不稳定，所以最初的几十 年，其纂修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在随后的过程中，由于纂修人员的频繁变动，也影响了修 史的进程。因此，其花费的时间和纂修真正所用的时间并不完全等同。从效率上来看，《明 史》并不能作为我们参照的标准。
我们现在重修清史已具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从大环境来看，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局势稳定，这些都是封建时代修史所不 具备的。其次，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从研究队伍、专题研究 和资料整理来看，都为纂修大型清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不应该 出现类似清修明史那样旷日持久的局面。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目前诸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只要规划得当、组织周密，完全能极具效率地修成一部高质量的大型清史。
重修的清史，必须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材料的 整理分析而写成的一部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新的清史。重修清史，不仅仅是续 写历史，同时也要通过这种纂修，培养一种严肃踏实的学风。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1年06期第7～18页
【作者简介】特约栏目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陈其泰(1939-)，广东丰顺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 究。/郭成康(1941-)，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 代史。/牛润珍(1954-)，河北成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颜军(1971-)，安徽绩溪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8-02
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90周年。在辛亥革命风暴的打击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政 权——清王朝，覆亡也已经90年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 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历时14年，完成了536卷的《清史稿》。由于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这部书稿尽管也对清代历史做了初步梳理的工作，但在观点和资料上却存在许多 问题，连编纂者自己也不以“清史”命名而只承认是一个稿本。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 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亦无力做此巨大的文化工程，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 ，更名《清史》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都倡导和关 注 过清史编纂的问题。1965年秋，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宣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 ，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可惜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历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编纂清史的政治条件、 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学术条件都已成熟，在21世纪之初，实施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有着 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积极建议由政府组织和支持、集中全国清史学家的力量， 编纂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清史。这一建议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政府有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编纂的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清史呢?总的来说，这部新编的清史，应该 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继承和发扬中国历代治史的优良传统；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又吸收新的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这样的编写方针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和接受的。但是， 如何恰当地、选择一种合适的体裁去体现这个方针，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的大问题。事 实上，正如郭成康教授的文章所说，编写清史的体裁问题，早在编《清史稿》时就已经有过 尖锐而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碰到的难点也许会更多。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各抒所见， 集思广益，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才能够找出较为理想的方案。为了进一步推动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约请了几位学者，围绕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这几篇文章 看，在编写清史的体裁问题上，有同有异，见仁见智，但都是经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的。我 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更好的意见。 关于纂修大型清史体裁的思考
由政府立项资助，组织全国的清史专家纂修大型清史，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大事。实 施这项世纪性的大型文化工程，首先要通过讨论、集思广益，确定一种比较完善的体裁，作 为我们时代对这部大型史书所期望包容的内容之载体，体现近百年来学者们在清史研究领域 的丰富成果。我的建议是，在对以往的纪传体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综合体 。兹陈述理由如下：
一、既要充分肯定纪传体突出的优点，又应充分认识它所存在的严重局限
纪传体，由纪、表、志、传配合构成，它突出的优点是，其中每一种体裁担负记载历史的 某一方面的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方面的要素，并且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具有极大的包 容量，足以反映历史各方面的情状。历代许多有识史家都对此有过高度评价，如刘知几在《 史通·二体》篇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 天 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清代赵翼极赞扬司马迁所创体裁足以反映 社会历史的全貌，称为“全史”，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 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 家之极则也。”(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二“各史例目异同”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书中，更以近代的眼光做了深刻的阐发，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 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总之，纪传体众体配合，从多视角反映历史，包容 宏富，而且伸缩自如，灵活变化，如果运用得好，实在有利于反映历史的全貌。
然则，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纪传体的时代印记和体裁缺陷。纪传体的应用基本上与中国封 建社会相始终，其基本格局和“本纪”创设的原意都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的特点之一是， 形成天子高高在上、大臣股肱辅弼、众星拱月的格局，故刘知几称“本纪”的作用，既讲“ 纪以包举大端”，又一再强调“以天子为本纪”，“列天子行事”，统率臣下众庶，显示至 尊的意义。再者，纪传体难以写出历史的大势。本纪记载史事具有的优点是史事发生的年代 先后线索分明，且对同年并世的事有清楚的显示。但其缺陷是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使 事 件发展的线索被掩盖，故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称：“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 (《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他鉴于后期纪传体史书舛误芜杂，几成科举之程式、胥吏之 簿 书之严重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史事首尾脉络清晰的优点，提出“仍纪传之 体而参本末之法”(《书教下》)作为改革史书编纂的方向。章氏所论实属真理性的认识，值 得我们重视。
二、应当在20世纪有识史家探索历史编纂所作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即分别探索用一种新综合体来撰写中国通史。首先应提到章 太炎，他的努力明显地是受了章学诚主张的影响。他当时已确立了进化史观，有志于撰著《 中国通史》，旨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和“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所设想 的《中国通史》体裁系以五体构成：一为表；二为典(拟设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 典，食货典，共12篇)；三为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等) ；四为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等共9篇)；五为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 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章太炎的主要探索之点是要继续章学诚的工作，他认为章学诚的 主张是“大势所趋”，故他所设想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设立的。章氏的 设想和论述主要见于《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他冀图解决的重 点是要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他认为只有如章学诚所说，吸收纪事本末体的 优点才能解决。故其探索在总体上是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糅合进纪事本末体的因素。
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20世纪初即酝酿写《中国通 史》，后至1918—1920年才集中精力写出部分章节，最著名的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 》，还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志语言文学》、《春秋年表》、《战国年表》等，以此 与梁氏于1918年致陈叔通的信相印证。他所确定的《中国通史》的体裁，是以载记、年表、 志 略、传记四者配合而成的综合体。这是梁氏在历史编纂上的重大创新。在此体系中，“载记 ”明显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 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论述历史演进的主线。“载记”的设置，与章太炎设想以“记” 反映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可谓异曲同工，反映了20世纪初史家所持的近代学术观点比 传统史家有重大的进步，这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梁氏的“载记”与章太炎的“记” 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相配合 ，这也是与章太炎的设想相类似的。梁氏写成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得到近代 著名史家张荫麟的高度评价，认为可以压倒欧洲史家吉朋、麦可莱等人的著作。梁启超既洞 悉传统史学各种体裁之利弊得失、善于抉择和继承，又能站在20世纪初的时代高度，对纪传 体进 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再创造，恰当地解决叙述人类进化、因果关系、历史演进大势这些近代史 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他在历史编纂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梁氏在辛亥革命后明确 地反对沿用旧的纪传体来纂修《清史稿》的意见与此密切地相联系。到今天，时代又前进了 八九十年，我们应该在近代史家合理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能后退。
20世纪后期在历史编纂上有出色贡献的史家是罗尔纲和白寿彝先生。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2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 ，至80年代完成的《太平天国史》一书，即确定了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个部分组 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 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做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 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表 ”、“志”、“列传”等也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今天的观点和需要做了改造。
白寿彝先生对史书体裁做了长期的探索，他于80年代初即明确地提出“要采用综合体裁来 写历史”这一重大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老一辈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之后，对于 唯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容宏富的 编纂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白先生担 任总主编，组织和领导全国几百位专家，从事多卷书《中国通史》的撰著，经过二十多年的 艰苦努力，至1999年4月终于实现全书全部出齐，共计12卷22册，计1300万字，被学术界誉 为20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于1989年出版)中，白先生专设了论历 史编纂一章，系统地论述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 裁的构想。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为：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 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说明本卷撰述的旨趣。“综述”，是各 卷的主干部分，其任务是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的写法为采用章节的形式，紧紧 地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历史发展的动向。各卷“综述”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观念， 高屋建瓴地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尽量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典 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其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总结旧 史的志目并根据新的观点加以发展，各卷的志目一般包括：地理(包括历史上疆域、行政区 域、都邑、交通等)、民族(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社会经济(农业、牧业、手 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政治制度(官制、选举制度、科举 制度等)、军事制度、法律、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宗教、中外关系。各卷志目的设立，除 体现各时期社会剖面的共性、全书体系的基本一致以外，还特别要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 点。“传记”则是选择每一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写，体现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 作用，总结其活动之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弥补近百年中通史著作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 。白先生又特别强调在“通”字上下功夫，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 各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白寿彝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以善于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在历史编纂上向前推进，写成了受 到学术界重视的系统史著。他们的理论和成功经验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三、纂修大型清史，在体裁上必须处理好“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纂修清史是承续历史修史的工作，继二十四史之后再加一部传世之作，因而在体 裁、体例上要充分地体现出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修史，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所要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因而又必须充 分体现出体裁、体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反映出时代精神，使这部大型清史为当今 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为此，除了应该在20世纪有识史家所做的宝贵探索的基础上继续 前进之外，还需要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换言之，我们今天所持的历史观已比封建时代史家 高出两个历史时代，决不能以封建时代只求将史实、史料分类、纂辑自限，相反，我们对清 代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考察各种复杂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前因后果，在 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并清晰地揭示出满族的崛起、清朝的建立、它有过的兴盛以至 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和规律，从中总结出启迪后人的经验和智慧。
基于上述各项理由，我的不成熟看法是：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吸收20世纪对历史编纂做 出宝贵探索的史学家的经验，同时参酌戴逸、李文海二先生在今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的《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中所提出的设想，建议大型清史采 用一种由下列六体综合而成的新体裁：(一)综述；(二)纪；(三)志；(四)传；(五)表；(六) 图谱，使全书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和直观性的内容丰富的整体。
清史体裁宜沿用纪传体而有所创新
纂修清史是清史学界盼望已久的大事。最近，戴逸、李文海先生倡议于先，史学界乃至文 化界专家学者纷纷响应，纂修清史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历史的撰述首重体裁，体裁不确定，便无从着笔。清史体裁的确定，恐怕首先需要在旧体 还是新体二者之间作一抉择。这个问题是最近由蔡美彪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关于这个 问 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为学人所公认的结论。
20世纪初，清朝灭亡，民国肇建，决定特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开馆之始，首先讨论的大 问题即所谓“史例”。当时的建议者除了参与修史的馆中专职人员外，还有馆外一些声望卓 著的社会名流。多数人认为清史既然为古代王朝历史的终结，就不妨依据旧史体例——纪传 体断代史——稍加变通。但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他“颇偏重创新史体裁”，可惜馆中各家多 主张采旧体撰写，最后还是确定了大体就近取法《明史》而在类目上做些调整增删的编纂方 针。梁启超是中国史学革命的倡导者，早就有创著一部具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文体的中国 通史的宏愿，这次编《清史》，夙愿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一部新清史的眷念仍然不能释怀 。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梁启超为萧一山撰写的今天通用的章节体新体裁《清代通史 》作序时，还顺带表示了对正在纂修中的旧体清史的不满，他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 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由此可见，民国开馆修清史之初，在体例上的争论就很尖 锐；日后修成的《清史稿》被世人诟病绝不只是内容、观点的问题，体裁和文体也是当时争 论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去台湾后，曾对《清史稿》有所修订，并以《清史》为名刊印出版。该书的序言写 得很有意思：“以新史学之体例与风范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 于后来之作家。”一方面对旧体的《清史稿》修修补补，使之以《清史》名世，另一方面又 不 满旧体，期望能编出一部新史学体裁的新清史。这种矛盾的心态也反映出现代人对采用新旧 哪一种体裁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但作为“正史”之一部的清史到底还没有纂修出来，这不能仅仅 归之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问题、经费问题或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体裁之难以达成一致，恐 怕也是高难度的棘手问题。
关于清史体裁的长期争论启示我们，体裁的确定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眼下能否动笔，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修成的清史能否昭垂千秋，以二十五史名世；如果弄得不好，落得 和《清史稿》一样的结局，那问题又该何等严重!所以一定要宽以时日，从容讨论，不仅清 史专家参加讨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专家参加讨论，而且要邀请博识洽闻、有真知灼见的大 家通人参加讨论。《明史》体裁的确定至少有朱彝尊、徐乾学、汤斌、施闰章、潘耒和王鸿 绪这些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拒绝入馆的遗民领袖黄宗羲还没有算在内； 而清史体裁的确定的难度远较《明史》大得多，分歧难以调和得多，似乎应引起高度重视，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究竟用旧体还是用新体?我想，拟议中清史的体裁应该确定用传统纪传体而强调有所创新。
为什么要用纪传体呢?我们今天是从“易代修史”的传统出发，提出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帝 制王朝修一部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以为旧史的终结。如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 ，就不宜推翻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框架而另起炉灶。《二十四史》在体例上因时而变，多有创 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开创的纪传体。纪传体将纪、传、表、 志结合起来，具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最大限度包容中国古代历史的优点，其以人物 传记为中心叙写历史的形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已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以其 生命力至今犹存。体裁作为史书外在的表现形式，说到底是由历史的内容决定的。鸦片战争 后，中国社会内部早已酝酿着的变动无疑更加剧烈了，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甲午中日战 争才真正开端。所以说，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对于拟议中的清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如果不随着社会变化、时代进步而加以 比 较大的改造的话，则根本不可能胜任承载拟议中清史的重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举凡火车、轮船、电灯、电报等新事物姑且不 论，中外关系上，万国来朝、三跪九叩时代业已一去而不复返了——这些似乎还好处理，坚 执纪传体的“清史馆”里的各位先生就已在《清史稿》中特增“交通”、“邦交”两志， 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这类技术性问题比较好解决，真正难的是我们今天对史学本质、内容 和功能等根本问题的理解与包括大清遗老在内的古人已有完全的不同，诸如：是为专制帝王 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呢，还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历史资治育人的 功能?是为帝王将相续家谱呢，还是要书写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的整体的历史?是像以往的史 书那样偏重于政治史、战争史、民族史呢，还是给以历史的各个范畴，特别是经济史、社会 史以全面的关注?等等。基于上述理由，梁启超倡导写新观点、新内容、新体裁、新文体的 全新的中国通史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去写诸如章节体之类的清代全史的话，很 有可能世人不承认这是一部可以接续《二十四史》之后的清史。所以，出路似乎只有充分发 掘传统史学的宝贵资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一条。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通 史编纂上做出了可贵的有益的实践，我们今天能不能通过清史的纂修实践在断代史上进行更 深入的探索呢?
纪传体以其纪、传、表、志协调配合的架构而具有类例易求、容量博大的优点，但它内在 的弊病也历来为有识之史家所指摘。唐代刘知几说纪传体难免存在将史事割裂断离的缺陷。 乾嘉时期章学诚则以为纪传体不仅存在技术上的毛病，其要害更在“大势难贯”，即难于贯 通历史之大势，因此他十分推崇南宋袁枢创立的“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纪事本末体 。但他不同意从根本上推倒传统的纪传体，而是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创新 主张，具体来讲，就是重新构建由纪、传、图、谱四个部件组成的新型的纪传体体裁。为 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设计，章学诚和邵晋涵还往复通信讨论如何改撰已成的《宋史》。章学 诚依傍传统而不墨守成规，大胆创新而重推陈出新，他的重视史学编纂理论的研讨同时又力 求用之于指导史书纂修的实践，以及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传统体裁熔铸于一 炉以创建综合体新体裁的思路，对我们来说都极富启迪意义。当然，我们今天通过百家争鸣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在创新时注重吸收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形式，就有望比章学诚做得更好，逐渐从实践中摸 索出一种既能够充分吸收传统史学之合理成分，又能容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的内容的体裁， 从而编出一部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可的堪称“二十五史”的清史。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那将是 文化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上面谈的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拟议中清史的体裁还是应该沿用纪传体但同时又要强调贵在 创新为好。下面就按照这一思路，提出以下几点有关体例的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纪”由旧体帝王“本纪”演化而来，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做根本性改造。似可仿 效《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网罗清朝历史大事于其中，重在揭示有清一代盛衰荣枯 的 历史轨迹。
第二，“列传”亦仍沿用旧名，皇帝已不专设“本纪”，而分别立帝传。“列传”似应成 为清史的主体。
第三，“志”仍沿用旧名，内容有类于今之所谓专门史，重点放在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 ，特别应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学术方面的容量，食货志似可分解为若干个志，可考虑另辟 新志以容纳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最近戴逸先生特别提出，除旧有的志目外，应增设农业、 工矿、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财政、金融、宪政、宗教、科技、城市、民俗、灾赈、学术 思想，以至文学、艺术、报刊、译文等志目。应该说，“志”最见学术研究深度，也最能反 映时代精神，故志目的创新应下功夫反复斟酌推敲。
第四，仿纪事本末体新创“纪事”类目，记一事或一类事的始末。《晋书》创“载记”专 记十六国史，这里为省并类目，只是将“载记”换为“纪事”而已。可否归入“纪事”?“ 纪事”形式灵活，如南明、太平天国不奉正朔，自为国家，有些贯穿数十百年的大事，亦可 纳入“纪事”，例如平准和南巡，乾隆高度重视，特别是平准，贯穿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 是清朝战略全局中的重中之重，对今天亦有重要意义；还有不少“纪传”和“志”不好容纳 的内容也可归入“纪事”。梁启超说过：“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 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可见纪事本末介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最好起沟通作用， 清史体例之创新，似乎最应在此着力。
第五，增加“图”特别是舆图，与“表”合为一个类目。
综上，拟议中的清史是由“纪”、“列传”、“纪事”、“志”和“图表”五部分组成的 纪 传体断代史，亦可称为新综合体的断代史。
清史纂修与纪传体的改造
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纪传体。瞿林东先生指出：“清 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续编，除了纪传体，别无选择。”并叙列了纪传体清史应包括纪、传、志 、表、图、载记六部分。瞿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首肯。采用纪传体纂修清史，正逐 渐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
然而，如何运用纪传体编纂清史呢?是照搬“二十四史”，还是“旧瓶装新酒”，或者是“ 穿新鞋走老路”?这在学界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其实，就我个人管见，照搬正史恐怕难行 得通，应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对纪传体进行改造，赋予纪传体以 新的思想风格和人文科学精神，充分体现先进历史文化的内涵。传统的纪传体无论如何都很 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对之进行改造。事实上，纪传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史记》到 《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隋书》、《明史》，其内容类例都有调整 ，并未固守不变范式，虽仍称纪、传、表、志，但撰写与表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尽管历 代封建王朝编纂正史，对纪传体的变动“区域有限”，但也能说明“古往今来，质文递变， 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史通》卷一《六家》)的道理。封建社会的史家撰写封建王朝的正 史，尚且知道体例的变革，我们处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纂修清朝的历史，就更没有不 变的道理了。
那么，如何变革改造纪传体呢?
一、打破传统纪传体建立的封建帝统，确立反映清代各阶层历史群体与人物的系 统
梁启超曾批判传统正史的“四弊二病”。所谓“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本纪列传，如海岩之 石，乱堆错落。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知古而 不知今。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事件之远因、近因及影响，莫能言也。”所谓“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 不能创作。数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者，只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 六人，此外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第1—7页)梁氏所诟主要是正史的本纪、列传。新编清史之纪、传，当弃此“ 四弊二病”，记载人物应反映国家与民众意志而求其历史发展轨迹与规律，由此出发，纪以 编年，宜标以年号，曰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等，不以帝之庙号、谥号为目。顺 治以前设“序纪”，编列后金年事，后金以前用明朝年号。所编年事均为有关国计民生之大 事与历史大势等。传列人物，皇帝传以姓名设目，玄烨、胤祯、弘历等可作专传；载淳、载 恬、溥仪三人事迹无多，可为合传；后妃事迹分列在有关皇帝传内，不专设后妃传，但叶赫 那拉氏可作专传。人物是否列传，列入何传，主要看其事迹是否值得称述，而不视其身份地 位。列传应注意对清代历史有所贡献的人物和对现实仍有影响的人物的记述，如思想家、科 学家等。
二、志宜突破古代王者八政的局限，尽可能地采用现代部门分类设置志目
在志目设置上，可分作四种情况加以处理：(1)保留原有志目，如职官志、选举志、礼志、 乐志等，这些志不宜改作，否则会造成原意混乱。(2)改写志目，如食货、兵、刑等志目可 改为经济志、军事志、刑法志等；地理志专记疆域、山川形势等；另设建置志，记省府州县 ； 经籍志侧重学术文献；另置文化志，记载文物、字画、戏剧、艺术等。(3)新增志目，如 会党社团志、科学技术志、教育志、新闻出版志、宗教志、方言志、草木昆虫志、城镇志、 风 俗志等。(4)删除五行、符瑞、瑞异、舆服、郊祀、宗庙、威仪、悬象(天象)等志目。
三、图表要避免芜杂、重复
二十四史无图，许多学者建议清史应有图，这也是新纪传体清史较之二十四史体例完善的 一个方面。然而，图的载录应限于清代强盛时期的疆域全图及分省图即可，因为清代志书的 图，一般包括全域(地域)图及下属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图。清人的做法值得借鉴。表在传统正 史中较芜杂，亦多重复，刘知几对此曾有批评，曰：“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 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 以表，成其烦费，其非谬乎?”又曰：“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 诸史传，未见其宜。”他尤其反对《汉书》列《古今人表》，曰：“其书上自疱牺，下穷嬴 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 乎?”(《史通》卷三《表历》)刘知几的这些看法，对于今天清史“表”的纂修仍有参考的 价值。表的设置与内容须必要、切要。我认为有两种表是不可缺少的：一是清代帝王世系表 ；二是太平天国年表。满汉贵族大姓世系表是否载录，可容商议。谱与表大体相类，古代 史书的表原本出于谱，刘知几说：“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同 上 )谱与表可合而为一。
四、破除正史传统的正闰、僭伪观念，重新改写载记
《晋书》设《载记》，记载十六国事，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部族政权为僭伪 ，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正闰观念。新编清史所设“载记”，应破除传统观念，以历 史主义的态度专门记述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政治力量，诸如夔东十三家、陕甘回民起义、太平 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由此写成新的“夔东十三家载记”、“太平天国载记”等。载记与纪 、传一样重要，只是历史记载的分工不同，并无主次轻重之别，它所反映的亦是清代历史的 一个重要方面，必须矫正旧史学的阶级偏见。
纪传体的改造还涉及载言称引、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 注、因习等，这些都是与体例有关的其他问题，可另当别论。改造纪传体最根本的一点，就 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并将之贯彻于史意、史法、史例等方面，赋予新编清史以全 新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经此改造而形成的新型纪传体，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而且还 融进了现代历史科学的精髓。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代历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 中国历史，创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人们还没有尝试过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纂修纪 传体正史。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体系 并未建立起来。因此，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纂修新型的纪传体清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 课题，是当代社会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重要使命 。
从我国的治史传统看清史纂修
纂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文化工程，做好这项工程需要全国各界通力合 作，在学术、人员、组织、资金等方面做好规划组织工作。在此过程中，借鉴古今中外相关 的治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下面试结合我国的治史传统，谈谈与纂修大 型清史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易代修史与清史纂修
易代修史是我国治史的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设立史馆，纂修前史 ，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后代提供借鉴。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从修史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许多好处，它为公正客观地修史提供了空间。历史纂修是 以主观形式描述客观事实的一种行为。虽然历史纂修的目标是要求主观不断地接近客观，但 是，在修史的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太近，观察者则 不易审视历史的全貌，分析立论会有很多局限。特别是当纂修者身处某一环境时，由于各种 利害关系的影响，修史之中必然会有很多忌讳。而易代修史则为避免此种弊端创造了条件。 此外，由于易代修史“去古未远”，许多当事人仍还健在，资料搜集整理都很方便，为修史 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今天纂修清史，从时机上来讲是成熟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清史纂修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事不宜迟的 问题。清朝灭亡至今已经将近百年，由于多种不可抗因素的影响，能反映当时历史的史料和 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人已愈来愈少，这对纂修清史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孔子 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也。”(《论语·八佾》)清史纂修同样如此，因为目前我们对清代社会的某些 情 况“耳目犹接，尚有可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则不免“事迹湮没，无可记 录”。因此，纂修清史宜早不宜迟。从我国治史的传统来看，历朝修史也多是本着这一原则 的。大多数史书的纂修，都是在旧朝结束不久即开始的。唐修隋史，距隋灭亡仅四年；后晋 修唐史，其间相距为五年；明修元史，在灭元当年即开始；而清在入关后第一年，就开始设 馆纂修明史。
二、清史纂修与政府的参与支持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修史。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曾令班固等人在兰 台、东观等处修史，并修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史书——《东观汉记》。魏晋以后，国家 对 修史愈加重视，设立了专门负责修史的史职，并且职掌日渐明细。唐贞观三年，唐太宗“别 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自此以后，由政府设立史馆， 并组织专人纂修史书的制度开始确定，官修正史逐渐成为定制，而且机构、制度愈来愈完备 。宋代设有编修院，元代设有翰林国史院，明代设有翰林院，清代设有国史馆，这些都是专 门负责国史纂修的机构。在这些机构内，设置了编修、纂修、检讨等修史人员，分工明细 ，资料丰富，资金充足，“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而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六典 》卷九，《史馆》)。而且为了表示对修史的重视，从北齐开始，统治者就指令宰相监修国 史，并逐渐形成一种定例。如唐修梁、陈、北齐、周、隋等五朝史时，以宰相尚书左仆射房 玄龄和魏徵为监修；宋修五代和唐史时，以宰相薛居正和欧阳修为监修；元修宋史时，以宰 相脱脱为监修；明修元史时，以宰相李善长为监修；清修明史时，则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 廷玉为监修。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使得官修正史的制度逐渐完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封建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是有其目的和局限性的。他们垄断修史 的权力，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其专断下，史官修史不得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标准，纂修 之时，曲笔回护，虚美隐恶。这种情况下修成的史书，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四 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8页)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封建政府在历代修史中的消极作用而否定政府参与在清史纂修中的必 要性。因为无论从修史本身还是从其影响来看，纂修清史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而 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业，其涉及面广，影响大，牵一动万，离开政府的支持参与，许多工作 是难以展开的。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发展，性质的差异，决定了政府的参与对修史的作用和 传统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之所以需要政府的参与，并不是说要以行政命令 来 影响主导历史纂修的客观性和严肃性，而是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参与下，使得清史纂修工作 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为清史纂修创造条件，解决困难，尽快尽早、保质保量地完成 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三、清史纂修与广集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史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司马迁、班固等人纂修的《史记》、《汉 书 》等著作，都是中国史学纂修史上以一人之力成一朝之史的典范之作。这些史书在许多方面 开创了我国历史编纂的先河，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个人修史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已很难胜任历史纂修的要求，集合各 方面人才修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历朝修史的传统来看，自唐以后，每一次大规 模的修史，采取的基本上是汇集各方面人才集体纂修的形式。
唐初，为了“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卷一，《褚遂良传》)，太宗下令设馆修 史，除了在制度、机构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外，还结集了如魏徵、褚遂良、令狐德棻、 李延寿、姚思廉、李百药、李淳风、颜师古、孔颖达等一大批名家。李延寿、姚思廉、李百 药皆有家学渊源，专于治史；令孤德棻长于文学，纪传叙事“爽洁老劲”，“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李淳风则是著名的星历专家，他所修的 “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唐初之所以 能在短时期内修成多部史书，众多人才的参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宋修《新唐书》，同样也召集了如宋祁、欧阳修、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一大批人才。 宋祁、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负责撰写《新唐书》的本纪、志、表和列传部分，“法 严词约”(《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刘羲叟则“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宋 史》卷四三二，《刘羲叟传》)，因此，“及修唐史，令专修律令、天文、五行志”；吕夏 卿“学长于史”，“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吕 夏卿传》)。
清代修《明史》时，则通过开“博学鸿词科”等形式，广延天下名士，尽管许多人没能应 征，但还是网罗了如万斯同、毛奇龄、汤斌、彭孙遹、朱彝尊、潘耒、尤桐等一大批名重 一时的人才，此外，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等人也参与了讨论。这批人大多是当时的经史 名家，如万斯同，“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 熟悉”(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他们的加入使得《明史》的纂修很快步入正轨， 对整个《明史》的纂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史》之所以能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 部，这与参与纂修的众多名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以集体形式纂修史书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如观点笔法难以统一等。但是，其优点也 是不言自明的。首先，众多人才的参与，也使得短时期内纂成大型史书成为可能。这些都是 个人修史所难以比拟的优势。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社会形态的发展非常成熟，同时，清朝又处于中华文明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经历着剧烈动荡，因此，其政治、经济、文化、边疆、 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加以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任何个 人和单位都很难独自完成纂修清史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也必须集合全国各地 乃至海外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四、清史纂修的时限
纂修一部高质量的清史需要多长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从我国历代修史的情况来看，《隋书》一百万字纂修用了约十四年，《旧唐书》三百万字 则用了四年多时间，《新唐书》三百六十万字用了约十七年，《新五代史》五十万字用了约 十八年，《宋史》八百万字用了约两年半，《元史》二百六十万字用了三百多天，《明史》 五百万字则用了约九十五年。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因各自的对象、篇幅、标准、人员、社 会局势等因素的影响，各部史书修成所费的时间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
上述的例子中，《明史》是其中纂修质量较好，同时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一部史书。如果 从顺治二年开馆算起，到乾隆四年刊行为止，前后共历时九十五年之久。指出这一点，并不 是 说我们现在重修清史也必须耗时近百年。因为从《明史》的实际纂修过程来看，其起步虽早 ，但由于着手仓促，用人不妥，资料缺乏，再加上当时社会局势还不稳定，所以最初的几十 年，其纂修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在随后的过程中，由于纂修人员的频繁变动，也影响了修 史的进程。因此，其花费的时间和纂修真正所用的时间并不完全等同。从效率上来看，《明 史》并不能作为我们参照的标准。
我们现在重修清史已具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从大环境来看，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局势稳定，这些都是封建时代修史所不 具备的。其次，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从研究队伍、专题研究 和资料整理来看，都为纂修大型清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不应该 出现类似清修明史那样旷日持久的局面。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目前诸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只要规划得当、组织周密，完全能极具效率地修成一部高质量的大型清史。
重修的清史，必须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材料的 整理分析而写成的一部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新的清史。重修清史，不仅仅是续 写历史，同时也要通过这种纂修，培养一种严肃踏实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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