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全国清史专家云集北京进言献策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史将有续篇
——记全国“清史编纂研讨会”
文青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1年02期第102～105页
【作者简介】文青 新疆社会科学院
2001年5月17日至19日，全国140余名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和清代档案工作者云集北京，就如何尽快启动清史的修纂工作和在21世纪新的形势下应该修纂出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是我国就修纂清史的有关问题而举行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也是为尽快启动修纂清史这项重大的世纪文化工程的一次促进大会和动员大会。因此，这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
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国家。一部二十四史翔实地记述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至今还没有一部为世人所共同认可的史书。（注：《清史稿》和《新元史》曾被某些人列入到中国的正史之中，称为“二十六史”。但这种作法一直没有得到中国史界大多数人的认同。因此，本文在谈到此问题时，仍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称呼。）清朝灭亡不久的1914年，北洋政府曾组织当时中国史界的不少著名学者修纂清史。1927年全书修成，共536卷，被后人定名为《清史稿》。此书由于是在清朝灭亡之数年后不久匆匆上马，修纂人员又大多是清朝的遗老旧臣，再加上当时中国内扰外患不断，政局动荡，因此《清史稿》原本中不仅政治观点有很大问题，而且在体例上、文字上、内容上都有很多错误，1929年曾被当局查禁。后来，不少人曾对《清史稿》进行过一些修改，其中包括1949年后台湾学者对此书的修改，但是，限于人力、财力，特别是限于档案资料的使用等，皆不能令人满意，也没有得到我国史界所认同，此书一直以《清史稿》的名称为世人所使用（“史稿”者，未定之历史书稿也）。为此，中国各界人士，包括海内外的许多华侨华人，都非常希望中国能有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被大家所认同的大型《清史》早日面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二十四史的续篇——二十五史，为中国封建社会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当代修志，后代修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清史的修纂工作。早在建国初期，董必武就提出了修纂清史的工作，并为此作了不少准备。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关心过清史的修纂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清史的修纂工作一直没能正式启动，成为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没能完成的一项遗愿。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发展，我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新的形势下修纂一部新的《清史》的必要。清朝不仅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时跨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疆域的形成，以及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都与清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认真总结清朝兴亡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
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现在我国修纂清史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首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修纂一部大型清史已完全成为可能。修纂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大型清史，必须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会代表认为，清朝灭亡已经90年，许多事件的当事人，甚至当事人的子孙已不在人世，修纂本书已经可以完全排除当事人的干扰；同时，经过90年的历史发展，清代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貌已基本可以看清，并给予一个明确的结论；另外，也是更重要的，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20多年，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学术空气空前浓厚，已经可以自由地讨论清史修纂史的有关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更认为，现在我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已经完全可以为修纂这部大型史书提供良好充足的物质条件。盛世修史，是我国历代修史的传统。现在正是修纂一部大型清史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们错过此次良机，不仅会有愧于前辈，而且将会有愧于后人。
其次，我国已为修纂清史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准备。要想修纂一部内容丰富的信史，必需要有大量的可信资料作为基础。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有1000余万件的清代档案，另外在全国各地、台湾及海外还保存有约1000万件的清代档案。这些众多的档案资料现在都已经对外公开使用，而且不少档案资料还经过整理后公开出版，或已经编有目录索引，可以比较方便地直接使用。同时，经过众多清史专家学者的多年努力，已经编纂了不少有关清代的大型学术专著、编年史、人物传稿等，可以为修纂清史时直接利用。另外，几十年来国内外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考证、文章等。这些资料方面的有利条件都是民国初年修纂《清史稿》时所没有的。
再次，我国目前有一大批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学术水平造诣颇高的专业队伍。清朝灭亡后，我国对清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研究清史的队伍不断扩大（包括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的人员）。至今，在全国各大学、社会科学院以及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从事清史研究和工作的人员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不少人还是国内外著名的、成果累累的专家。把这些人利用合适的方式集中调动起来，全力攻关，分工合作，完全可以胜任修纂大型清史的各项工作任务。
另外，修纂清史工作一直得到我国领导人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修纂一部大型的清史，不仅是我国领导人一直关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长期愿望，因此，这一工作必能得到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各界人士，包括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而这种关心和支持必能为清史的修纂工作提供重要的物质保证和精神鼓励。
因此，与会代表一致呼吁，应该尽快启动清史的修纂工作，并在尽短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重大的世纪文化工程。
（三）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修纂清史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发言。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
1.应该充分认识修纂清史的重大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的历史，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都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作用，修纂工作往往都是由王朝中的重要领导人（首相、大学士等）直接领导和参与，由众多当时知名的学者参加，并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因此，我国现在修纂清史的工作，也应该视为是我国在新世纪开始时的一项国家政府行为，是由国家直接参与支持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有人指出，台湾当局一直想重修清史，但一直没能如愿，历史的重任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中国大陆学者的肩上。清史的修纂完成，不仅为我国将提供一部最完整丰富翔实的清代信史，对当前我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借鉴、“资治”的作用，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2.新修纂的清史，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到大、全、新三点。我们在修纂清史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信”字上下功夫，内容、资料一定要作到准确，要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但是，我们这次修纂清史，也必需突出时代特色，这就是大、全、新三点。所谓“大”，就是本书的容量大。清朝统治全国260余年，时跨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内容比以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得多。特别是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众多，内外关系复杂，可记述的东西很多，没有一个大的容量是不能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的。因此，新修的清史在容量上必然要超过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有人估算，新修的清史，大约要在100卷（即100册），2500万字左右才行。所谓“全”，就是新修纂的清史内容要全。新修纂的清史，应该包括清代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种内容，不仅要叙述清朝的兴亡发展，更要叙述中国这一时期各个阶级、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各种社会现象，还要包括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各族群众反抗斗争的历史过程。总之，新修纂的清史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二十四史中原有的内容外，还要增加许多新的、特别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所发生的、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样，新修纂的清史将是中国史书中内容最全的一部。所谓“新”，主要是指观点、体例、内容等要新，要有21世纪新时代的特色。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事物，包括对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已不可能再走过去修纂二十四史的老路，新修纂的清史必须要有新的特点，即观点、内容、体例等方面都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
3.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体例。我们知道，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沿用司马迁写《史记》时所创立的纪传性体例。这种体例有许多优点，也比较适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写史内容。但是，纪传体也有明显的缺点，例如，对事件的记述比较零散，有的内容记叙容易重复等。为此，我国古代有一些史家为了弥补二十四史中的上述不足，便发明了纪事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例如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及以后袁枢写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那么，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何种体例呢？对此，与会者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有的专家提出：新修纂的清史，不宜再沿袭旧的纪传体例，因为旧的纪传体例是为封建王朝及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服务并相适应的。新的清史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主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史书，不但观点要新，而且体例也应该新，不能用旧瓶装新酒，即不能以旧的纪传体例装21世纪用新观点、新方法修纂的清史。但是，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新修纂的清史，是我国二十四史的续篇，那么在修纂体例上应与二十四史保持基本的一致，以求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并为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划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纪传体虽然有不少明显的缺陷，但优点也是比较多的，完全可以作为新修清史沿用的体例。这部分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新修纂的清史虽然仍沿用二十四史采用的纪传体例，但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也可以进行某些改革和发展，以求容纳更多的内容。因此新清史在采用纪传体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以用纪、传、志、图、表、纪事本末等多种体例相结合的办法，使新清史体例与所容纳的新内容更加适应。总之，与会者最终基本达成共识：将来新修纂的清史，一定要做到将继承性、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
4.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修纂清史。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史书，大多要组织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史馆等），组织众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现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新的形势下，应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来修纂清史呢？有人提出，为了能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也应该仿照历代王朝修史的办法，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组织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也应采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修史，这就是以现有的组织机构，采取招标、特聘、合同等多种形式进行。有的人更明确提出，以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为首，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为基础，采用多种形式调动全国各地专家共同工作。当然，具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由谁领衔，由哪个单位负责还要有国家领导部门确定。至于经费保证，则应有国家拨出专款，并尽可能动员社会捐助支持。
在大会闭幕式上，我国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充分肯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绩和对于推动修纂清史工作尽快启动中的作用后，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修纂清史的学术研讨会，不是修纂清史的工作会议，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但皆不作结论。修纂清史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作。一是要大力宣传在我国修纂一部大型清史的重要意义，让全国各族上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二是要继续作各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最后说：争取能在10年后，即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完成这项新世纪初的重大文化工程，把一部“大”、“全”、“新”的清史奉献在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关注此事的人们面前。^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1年02期第102～105页
【作者简介】文青 新疆社会科学院
（一）
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国家。一部二十四史翔实地记述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至今还没有一部为世人所共同认可的史书。（注：《清史稿》和《新元史》曾被某些人列入到中国的正史之中，称为“二十六史”。但这种作法一直没有得到中国史界大多数人的认同。因此，本文在谈到此问题时，仍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称呼。）清朝灭亡不久的1914年，北洋政府曾组织当时中国史界的不少著名学者修纂清史。1927年全书修成，共536卷，被后人定名为《清史稿》。此书由于是在清朝灭亡之数年后不久匆匆上马，修纂人员又大多是清朝的遗老旧臣，再加上当时中国内扰外患不断，政局动荡，因此《清史稿》原本中不仅政治观点有很大问题，而且在体例上、文字上、内容上都有很多错误，1929年曾被当局查禁。后来，不少人曾对《清史稿》进行过一些修改，其中包括1949年后台湾学者对此书的修改，但是，限于人力、财力，特别是限于档案资料的使用等，皆不能令人满意，也没有得到我国史界所认同，此书一直以《清史稿》的名称为世人所使用（“史稿”者，未定之历史书稿也）。为此，中国各界人士，包括海内外的许多华侨华人，都非常希望中国能有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被大家所认同的大型《清史》早日面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二十四史的续篇——二十五史，为中国封建社会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当代修志，后代修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清史的修纂工作。早在建国初期，董必武就提出了修纂清史的工作，并为此作了不少准备。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关心过清史的修纂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清史的修纂工作一直没能正式启动，成为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没能完成的一项遗愿。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发展，我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新的形势下修纂一部新的《清史》的必要。清朝不仅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时跨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疆域的形成，以及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都与清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认真总结清朝兴亡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
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现在我国修纂清史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首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修纂一部大型清史已完全成为可能。修纂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大型清史，必须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会代表认为，清朝灭亡已经90年，许多事件的当事人，甚至当事人的子孙已不在人世，修纂本书已经可以完全排除当事人的干扰；同时，经过90年的历史发展，清代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貌已基本可以看清，并给予一个明确的结论；另外，也是更重要的，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20多年，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学术空气空前浓厚，已经可以自由地讨论清史修纂史的有关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更认为，现在我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已经完全可以为修纂这部大型史书提供良好充足的物质条件。盛世修史，是我国历代修史的传统。现在正是修纂一部大型清史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们错过此次良机，不仅会有愧于前辈，而且将会有愧于后人。
其次，我国已为修纂清史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准备。要想修纂一部内容丰富的信史，必需要有大量的可信资料作为基础。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有1000余万件的清代档案，另外在全国各地、台湾及海外还保存有约1000万件的清代档案。这些众多的档案资料现在都已经对外公开使用，而且不少档案资料还经过整理后公开出版，或已经编有目录索引，可以比较方便地直接使用。同时，经过众多清史专家学者的多年努力，已经编纂了不少有关清代的大型学术专著、编年史、人物传稿等，可以为修纂清史时直接利用。另外，几十年来国内外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考证、文章等。这些资料方面的有利条件都是民国初年修纂《清史稿》时所没有的。
再次，我国目前有一大批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学术水平造诣颇高的专业队伍。清朝灭亡后，我国对清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研究清史的队伍不断扩大（包括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的人员）。至今，在全国各大学、社会科学院以及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从事清史研究和工作的人员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不少人还是国内外著名的、成果累累的专家。把这些人利用合适的方式集中调动起来，全力攻关，分工合作，完全可以胜任修纂大型清史的各项工作任务。
另外，修纂清史工作一直得到我国领导人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修纂一部大型的清史，不仅是我国领导人一直关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长期愿望，因此，这一工作必能得到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各界人士，包括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而这种关心和支持必能为清史的修纂工作提供重要的物质保证和精神鼓励。
因此，与会代表一致呼吁，应该尽快启动清史的修纂工作，并在尽短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重大的世纪文化工程。
（三）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修纂清史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发言。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
1.应该充分认识修纂清史的重大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的历史，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都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作用，修纂工作往往都是由王朝中的重要领导人（首相、大学士等）直接领导和参与，由众多当时知名的学者参加，并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因此，我国现在修纂清史的工作，也应该视为是我国在新世纪开始时的一项国家政府行为，是由国家直接参与支持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有人指出，台湾当局一直想重修清史，但一直没能如愿，历史的重任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中国大陆学者的肩上。清史的修纂完成，不仅为我国将提供一部最完整丰富翔实的清代信史，对当前我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借鉴、“资治”的作用，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2.新修纂的清史，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到大、全、新三点。我们在修纂清史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信”字上下功夫，内容、资料一定要作到准确，要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但是，我们这次修纂清史，也必需突出时代特色，这就是大、全、新三点。所谓“大”，就是本书的容量大。清朝统治全国260余年，时跨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内容比以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得多。特别是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众多，内外关系复杂，可记述的东西很多，没有一个大的容量是不能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的。因此，新修的清史在容量上必然要超过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有人估算，新修的清史，大约要在100卷（即100册），2500万字左右才行。所谓“全”，就是新修纂的清史内容要全。新修纂的清史，应该包括清代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种内容，不仅要叙述清朝的兴亡发展，更要叙述中国这一时期各个阶级、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各种社会现象，还要包括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各族群众反抗斗争的历史过程。总之，新修纂的清史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二十四史中原有的内容外，还要增加许多新的、特别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所发生的、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样，新修纂的清史将是中国史书中内容最全的一部。所谓“新”，主要是指观点、体例、内容等要新，要有21世纪新时代的特色。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事物，包括对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已不可能再走过去修纂二十四史的老路，新修纂的清史必须要有新的特点，即观点、内容、体例等方面都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
3.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体例。我们知道，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沿用司马迁写《史记》时所创立的纪传性体例。这种体例有许多优点，也比较适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写史内容。但是，纪传体也有明显的缺点，例如，对事件的记述比较零散，有的内容记叙容易重复等。为此，我国古代有一些史家为了弥补二十四史中的上述不足，便发明了纪事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例如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及以后袁枢写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那么，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何种体例呢？对此，与会者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有的专家提出：新修纂的清史，不宜再沿袭旧的纪传体例，因为旧的纪传体例是为封建王朝及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服务并相适应的。新的清史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主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史书，不但观点要新，而且体例也应该新，不能用旧瓶装新酒，即不能以旧的纪传体例装21世纪用新观点、新方法修纂的清史。但是，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新修纂的清史，是我国二十四史的续篇，那么在修纂体例上应与二十四史保持基本的一致，以求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并为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划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纪传体虽然有不少明显的缺陷，但优点也是比较多的，完全可以作为新修清史沿用的体例。这部分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新修纂的清史虽然仍沿用二十四史采用的纪传体例，但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也可以进行某些改革和发展，以求容纳更多的内容。因此新清史在采用纪传体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以用纪、传、志、图、表、纪事本末等多种体例相结合的办法，使新清史体例与所容纳的新内容更加适应。总之，与会者最终基本达成共识：将来新修纂的清史，一定要做到将继承性、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
4.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修纂清史。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史书，大多要组织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史馆等），组织众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现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新的形势下，应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来修纂清史呢？有人提出，为了能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也应该仿照历代王朝修史的办法，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组织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也应采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修史，这就是以现有的组织机构，采取招标、特聘、合同等多种形式进行。有的人更明确提出，以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为首，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为基础，采用多种形式调动全国各地专家共同工作。当然，具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由谁领衔，由哪个单位负责还要有国家领导部门确定。至于经费保证，则应有国家拨出专款，并尽可能动员社会捐助支持。
在大会闭幕式上，我国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充分肯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绩和对于推动修纂清史工作尽快启动中的作用后，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修纂清史的学术研讨会，不是修纂清史的工作会议，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但皆不作结论。修纂清史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作。一是要大力宣传在我国修纂一部大型清史的重要意义，让全国各族上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二是要继续作各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最后说：争取能在10年后，即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完成这项新世纪初的重大文化工程，把一部“大”、“全”、“新”的清史奉献在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关注此事的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