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一代盛世 旷世巨典
——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戴逸/李文海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1年03期第1～3页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撰清史，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此书刊行以来，议论纷起。由于参加编撰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对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大加褒扬，说他们“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义”。还有在记载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三百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作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的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亦未能启动。建国之初，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他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工作在中央领导人中受到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工作，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以后仅两个月，姚文元抛出了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宣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勒令解散，教师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复归到人大。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已在向小康社会迈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卒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已淡褪，历史细节已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大约数十年至一百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各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一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出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来。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最近，曾自女士写了一段她的父亲田家英同志关于编纂清史的谈话，值得我们一读。
“妈妈（指田家英夫人董边）清楚地记得，50年代，在一次她和父亲一起去王府井古旧书店买书的路上，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父亲谈到治学时，他认为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朝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朝代，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了解清代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而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中国的特点是搞不好的。早在延安，他就有志写一部《清史》，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是工作太忙，不可能集中精力写，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作准备。他告诉妈妈，他的这种想法和认识曾和毛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中国政协》2000年第九期，曾自：《田家英的收藏情结》）。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不能不变化，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的方便，提出初步想法，大型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一、编年。编年以纪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
二、传记。网罗268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
三、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需准确，文字需通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科学性，取其系统全面，简明可读，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
四、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篇幅不下于数十种，取代旧史中的“志”。
五、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
六、图。地图与其他图籍，可否收录照片，待议。
七、纪。清代268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如何记述，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
八、清史著述书目。
总之，欲编纂清史，必须有工作计划与方案，先定部件与纲目，发凡起例，事体重大，必须全国专家学者共同商议，广泛吸收意见，冀可臻于完善。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是为了编纂大型清史。三十五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作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需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二十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通鉴》268卷，《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盛世修史”这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二十六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典籍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由衰转盛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编撰与讨论。任何个人或单位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征、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参与，《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以永瑢、永璇、永瑆三位皇子和大学士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等领衔，有学者纪昀、周永年、陆锡熊、陆费墀、戴震、邵晋涵、任大椿、翁方纲等参加。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队伍齐心，规划妥善，不难于二十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1年03期第1～3页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撰清史，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此书刊行以来，议论纷起。由于参加编撰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对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大加褒扬，说他们“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义”。还有在记载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三百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作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的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亦未能启动。建国之初，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他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工作在中央领导人中受到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工作，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以后仅两个月，姚文元抛出了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宣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勒令解散，教师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复归到人大。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已在向小康社会迈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卒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已淡褪，历史细节已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大约数十年至一百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各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一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出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来。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最近，曾自女士写了一段她的父亲田家英同志关于编纂清史的谈话，值得我们一读。
“妈妈（指田家英夫人董边）清楚地记得，50年代，在一次她和父亲一起去王府井古旧书店买书的路上，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父亲谈到治学时，他认为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朝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朝代，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了解清代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而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中国的特点是搞不好的。早在延安，他就有志写一部《清史》，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是工作太忙，不可能集中精力写，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作准备。他告诉妈妈，他的这种想法和认识曾和毛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中国政协》2000年第九期，曾自：《田家英的收藏情结》）。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不能不变化，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的方便，提出初步想法，大型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一、编年。编年以纪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
二、传记。网罗268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
三、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需准确，文字需通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科学性，取其系统全面，简明可读，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
四、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篇幅不下于数十种，取代旧史中的“志”。
五、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
六、图。地图与其他图籍，可否收录照片，待议。
七、纪。清代268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如何记述，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
八、清史著述书目。
总之，欲编纂清史，必须有工作计划与方案，先定部件与纲目，发凡起例，事体重大，必须全国专家学者共同商议，广泛吸收意见，冀可臻于完善。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是为了编纂大型清史。三十五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作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需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二十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通鉴》268卷，《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盛世修史”这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二十六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典籍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由衰转盛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编撰与讨论。任何个人或单位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征、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参与，《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以永瑢、永璇、永瑆三位皇子和大学士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等领衔，有学者纪昀、周永年、陆锡熊、陆费墀、戴震、邵晋涵、任大椿、翁方纲等参加。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队伍齐心，规划妥善，不难于二十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