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郭康松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1年02期第91～97页
【英文标题】The Enlighten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GUO Kang-s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Hubei University, Wuhan430062,China)
【作者简介】郭康松(1964-)，男，湖北宜昌人，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湖北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关 键 词】考据学/理学批判/小学/博证/学术规范textual research/criticism of Lixue/Xiaoxue/extensive demonstration/academic principles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2-0091-07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考据学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启蒙期（顺治、康熙、雍正）、全盛期（乾隆、嘉庆）、蜕变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他认为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我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启蒙期应为明代中晚期。梁启超站在总结清代学术的立场上，将视野局限于清代，未能将其研究的视野扩大至明代中后期。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其他学术存在，一切学术都依附于它而生存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自从汉代将《易》、《诗》、《书》、《礼》、《春秋》确定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之后，后来的思想家、学问家大都从中吸取养料或以之作为母体借以伸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将经典中的思想、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们往往用注释、研究经典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从历史上经典注释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大的时期为汉唐训诂之学。在经典的注释上以语言的训诂、名物度数的考订为主要的阐释方式。第二时期为宋明理学时期。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死守经典本义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摆脱汉唐旧注，而注重对经典中的思想内容进行阐发，建立起不同于汉唐的以朱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理学。“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对汉唐时期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清代考据学时期，这一时期又回归到以训诂语言文字、考订名物制度为主的注释方式，故而有人称清代考据学为“汉学”。这一时期又是对宋明理学时期的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经典注释方式正好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但第三时期不是对第一时期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呈螺旋式的上升。
在宋明理学的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以朱熹为代表的是以“道问学”为主的客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是以“尊德性”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寻求义理的方法上大异其趣，朱子主张通过博学求得，陆子主张发明本心，不必求于自身之外的文献典籍。在宋元时期，朱子的学说占了上风，成为官方法定的学说，朱子的经注被统治阶级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整个学界几乎成为朱子的一统天下。学者们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使朱子之学僵化而毫无生气。到了明代中叶，陈献章、王守仁等上承陆九渊，建立以尊德性为主体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主要目的。他们否定经典的地位，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陆九渊著名的主张是“六经皆我法脚”，陈献章将六经等文献视为糟粕，“吾能握其机，何用窥陈编”。（《陈献章《白沙子》卷6《答张内翰廷祥书括而成诗呈胡希仁提学》）王守仁否定读书博学，认为那是有害无益之事，“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他否认研究训诂名物度数的价值，认为抛开他们照样可以成就自家心体。“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于礼乐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传习录》卷下《黄直录》）一时从学者众，发展到后来，陷入狂禅境地，完全抛却了儒家经典和注疏。而一般的读书人也只是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以及《大全》之类当作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死记程墨选本，不深究经义。晚明士子空谈心性，将经典、注疏束之高阁。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如杨慎、焦竑、陈第、胡应麟、方以智等对学界的空疏和不读书提出了批判，要求读书人回归到经典上来，他们倡导尊经，提倡复兴古学，主张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地从事古学的研究。
还在王学兴起之时，杨慎(1488-1559)就对宋明理学否定汉唐注疏，肆意发挥义理以及时人唯宋人是尊，不读经典，空谈心性等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升庵集》卷52《文字之衰》）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同上书卷15《刘静修论学》）
他说舍传注疏释而空谈义理“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同上《珠椟鱼筌》）。宋儒废汉儒而用己见，使六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因此他提出用“训诂章句”的办法来“求朱子以前六经”（同上书卷6《答重庆太守刘嵩阳》）。其同时代之人王鏊亦有相同观点：“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震泽长语》卷上《经传》）这说明杨慎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晚明的焦竑(1540-1620)，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气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他在《焦氏笔乘续集》卷4《韩献忠》说：“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他认为为官之人除了研习国家的典制之外，以治经为第一要义，他比杨慎更强调经典对于学术的重要意义，他把经比作法家的条例，医家的难经，是不能舍弃的。他在《邓潜谷先生经绎序》中说：
盖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近世以谈玄谓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筒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歧，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
明末著名的学者方以智(1611-1671)，总明代中后期尊经、研经思想之大成。他特别强调吸取前人知识，尤其是经典中所包含的知识的重要性。“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通雅》卷首《音义集论》）其生平雅志在经朔，极其尊崇经书，认为“读圣作，当心以从经”（同上《读书类略提语》），其晚年更是提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藏理学于经学”的命题（《清源志略》卷3），即经典之中包含有圣人之道，人们不必求之于自己的本心，而求之于经书即可。他猛烈地抨击糟粕六经，空言心性的王学末流，其云：
慈湖因象山谓“六经注我”而遂以文行忠信非圣人之书，则执一矣。……执此而禁人《诗》、《书》，则《六经》必贱而不尊，《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今皆以扫除是道，市井油嘴皆得以鄙薄敦《诗》、《书》，悦《礼》、《乐》之士，为可伤叹，故不得已而破其偏。（《东西均·道义》）
杨慎、王鏊、焦竑、方以智等人对理学特别是心学末流抛弃汉唐注疏、脱离经典本义或抛开经典而空谈心性的批判与谴责以及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复兴古学的呼声，表明宋明理学已走入死胡同。尽管这种呼声与高谈天理心性良知的喋喋不休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经过明清鼎革、满族入主的巨大冲击之后，理学特别是王学流弊所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清初一大批学人对它的批判更为坚决、彻底，而解决的办法与杨慎等提出的一样，即读经、研经。
他们认为要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从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寻求经典本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术数、校勘、辨伪、辑佚、历史、地理、金石等解经的辅助学科。学术自然而然地走到考据学上来。
二
梁启超在论述顾炎武何以能当考据学的开派宗师之名时，说是因为他“能建设研究方法而已”[1](P9)，其实研究方法的建设在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那里已具有了。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与顾炎武相比，两者可以说相差甚远，但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确实可以与顾氏相比。他们在对宋学的批判和对经典及汉唐注疏的重视上也毫不逊色于清初诸儒。下面主要从考据学的角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考据实践及成果等方面进行探讨，以证明考据学起源于明代中晚期的观点足以成立。
1.重视小学研究
在我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中，小学属于经部，直接为经典的阐释服务，重经必然导致对小学的重视。中晚明时期的考据学者，十分重视小学的价值，这与清代考据学如出一辙。
杨慎“求朱子以前六经”的办法就是“训诂章句”，他十分重视《说文》、《尔雅》这两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的价值。“《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哉！”（《升庵集》卷45《活泼泼地》）他“自志学之年已嗜六书之艺，枕籍《说文》以为折衷，迨今四十余年矣。”（同上卷2《六书索引序》）他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一代与一代之间的差异和语言分布的地区差异，“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同上书卷71《阿堵》）。
焦竑更是注重小学在通经读书方面的重要性，“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以哉！”（《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他还在《国史经籍志·小学》中认为：
《尔雅》津涉九流，标正名物，讲艺者莫不先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传易，论舛日繁，三苍之说，始创字法，而《说文》兴焉，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沈约，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保氏以数学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勾股与九章并传，而乡三物备焉，于是有算数之学。盖古昔六艺乘其虚明，肄之以适用，而精神心术微寓焉矣。
焦氏所言偏旁之学即指文字学。我们注意到焦氏将算数之学纳入小学的范畴，这与一般将小学解释为文字、训诂、音韵不同，是他独到的见解。焦氏所倡导的小学也是对宋学小学说的批判。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小学定义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排斥在外，使小学成为伦理、礼仪之学。焦氏说，“古学久废，世儒采拾经籍格言，作为小学”，实际上是对朱子小学定义的委婉的批评。
方以智承继了杨慎以来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学风，特别强调小学的作用。“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是理事名物之辨当管库也。”“此小学必不可少者也”（《通雅》卷首《集学考究类略》）。他又说：“声音文字，小学也。然以之载道法、纪事物，世乃相传。合外内、格古今、杂而不越，盖其备哉！士子协于分艺，即薪藏火，安其井灶，要不能离乎此”（《浮山文集前编》卷3《四书大全序》）。把小学看成是统管万事万物的“管库”，看成是载道纪事，传播知识的“薪火”。他对那些否定小学价值的理学家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讵曰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辩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通雅·序》）他们重视小学，肯定小学的价值与功用，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小学在清代成为一大显学。
2.强调博学 与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束书不观截然相反，明代考据学者都主张博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内容丰富的系统，所以要贯通经学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
杨慎的博学在明代是有名的，他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官、殿试掌卷官和受卷官等职，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阅读一般人无法找到的书籍，这对他的博学极有帮助。其记忆力极强，又勤奋好学，他曾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明史·杨慎传》）上至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无所不究。据清代李调元在《函海》中的统计，杨慎的著作总数达212种之多。《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撰写《正杨》一书纠正杨慎错误的陈耀文（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天生颖异，日记千言，读书一目数行，有“神童”之称，及长，博览群书，自经、史外，若《竹书纪年》、《山海经》、《元命苞》以及星历、术数、稗官、齐谐，无不阅读。焦竑称赞他说：“不佞结发时，从事铅椠，即闻明公盛名，博闻好古者也。”“每读所撰著，窃有以得于心。夫其文理贯综，叙致雅畅，经疑证隐，语类搜奇，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顿挫万江，囊括九围，非旷代之通材，孰与此矣。”（《澹园集》卷13《与陈晦伯书》）焦氏之言，不无夸大之嫌，但以焦氏之学识而如此佩服陈耀文，其博学多识可以想见矣。
以辨伪著称的胡应麟(1551-1602)本身就是一位搜求古本秘籍的藏书家，建有二酉山房，藏书达四万余卷。他与那些鉴赏、古董型的藏书家不同，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曾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学问；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他认为这种藏书家不足取，应做“多识”的藏书者（《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济会通四》）。胡应麟正是得益于他的多藏博识，使他辨别伪书时得心应手。
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明史·焦竑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为明代自杨慎以后最为博学的一个人，“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庄子翼》）。“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他从“博”与“约”的关系入手，辩证分析，强调了博学即闻见之知的重要性，他倡导“博学于文”与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有异时同曲之妙。
方以智，从小受家学影响，十分注重博学，群经子史，无不阅读。他“喜深思，务博学”（《皇明遗民传》卷1《方以智》），他认为“学惟古训，博乃能约。当其博，即有约者通之”（《通雅·序》）。对“博”“约”关系的这种认识与焦竑的认识相一致。他渊博的学识来自于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探索，他曾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然后释然于吾心”（《钱秉镫《通雅序》），由此可见其对知识学问的探求精神，这与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江藩《汉学师承记》卷1）的精神何其相似乃耳！
3.讲究博证
博学与博证是一对孪生兄弟，无博学就无博证。博证是清代考据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无博证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据学，仅靠推测和孤证、假证建立起来的观点在清人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杨慎读书有一习惯，将书中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以备检用。“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杨慎《丹铅别录序》）。这种读书做札记的方法为清代考据学者所继承。他考证“九”字在古代多为虚用，以表示极多，非实指九，就是以大量的文献为根据，其考证云：
《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宋儒赵鹏飞云：“葵丘之会惟六国，会咸牡丘皆七国，会淮八国，宁有九国乎？”《公羊》本意谓一震矜而九国叛，犹《汉记》云“叛者九起”云尔，赵氏如数求之，真痴人说梦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主”，《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耶？《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升庵经说》卷7《九国》）
杨慎的这一研究成果与清代考据学家汪中《释三九》列举的证据虽有不同，结论却完全一样，说明通过博证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杨慎还重视实地考察，将考察的活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使证据更加充分，更具说服力。他说：“知山川经络，苟非睹见身历，而欲据文定之，鲜有不失经者矣。”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他著有《俗书刊误》一书，利用古文字、音韵知识对流行于当时的错别字进行纠正。在古音韵方面提出了“古无叶韵”的论断，在训诂方面，他注意到古代文字的通假关系：
经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读者每不之察。如《易·丰卦》：“虽旬无咎。”《礼记·内则》：“旬而见。”注皆释均，不知“旬”即古“均”字。……《离卦》“离，丽也。”又云：“明两作离。”《礼·昏经》曰：“纳征束帛离皮。”《白虎通》云：“离皮者，两皮也。”《三五历纪》：“古者丽皮为礼。”“离”“丽”古通用。……《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作“
”，眉目之间；《西京赋》：“眳藐流盼，一顾倾城。”注：“眳，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眳”三字古通用。……（《焦氏笔乘》卷6《古字有通用假借》）
为了证明“古字有通用假借而用”这个大的命题，他列举了几十个古代可以通假使用的字作论据，而每一组通假字，又列举几条材料作依据。也就是说他通过无数小的个案的考据，建构成一个大的考据系统，提出一条著名的训诂学命题。
陈第沿着焦竑提出的“古诗无叶音”的思路，深入地钻研下去，撰成《毛诗古音考》，破除叶音说，使许多文字的古音大白于天下，其功莫大焉。《毛诗古音考》的价值不仅在于此，而且在于它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考据古音的方法与用证规范。其在《自序》中云：“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焦竑对“本证”与“旁证”作了解释：“取《诗》之同类者而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今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这就是博证的魅力，不用多讲道理，读者就明白了某字的古音，让证据说话，既明了，又有说明力。陈第对证据的寻求不遗余力。如在论证“服”字古音读“逼”音时，列举了十四条本证，又列举了先秦至汉魏的语言材料作为旁证，使“服”古音“逼”之说立于不败之地。又如他论证“母音米”时说：“母音米。凡父母之母，《诗》皆音米，无有如今读者，岂音随世变耶？”他列举《诗经》中的本证十二条，又举汉《远夷慕德歌》、《淮南子》、《易林·屯之观》、《参同契》、蔡邕《崔夫人诔》和会稽谣为旁证，证成其说。
方以智不愧为明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充分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他在《通雅》卷首《辨证说》云：“是正古文，必借他证，乃可明也……智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博证的价值，他在其考据成果之总汇的《通雅》一书“凡例”中云：“辨证，以史为本，旁及诸子百家；志书小说，难可尽信，然引以相参，自可证发。”他认识到考据学与理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证据，考证之学，“非比性命可自悟，学理可死守经而已也，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通雅·凡例》）。征者，证也。所以他十分注意证据的搜寻，材料的积累。“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辨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帖，以致印章、款识，皆当究心”（《通雅》卷首《小学大略》）。他与明代从事考据的先驱学者杨慎等人一样强调考察的重要，注意从社会上寻找活着的证据材料。“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通雅·凡例》）。
4.提出了初步的学术规范
杨慎的《丹铅录》等出版后，由于其存在考据学孕育期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偏激与失误，特别是他的著作大多成于流放云南永昌期间，地处僻壤，文献难求，所带书籍不多，其征引文献，多出于腹笥，错漏之处，自在意料之中，故起而纠正其误的人甚多。学术讨论与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前提，真理愈辩愈明，纠谬补漏，功莫大焉。或许是在考据学的孕育期吧，最早起来批评杨慎撰写《正杨》的陈耀文，争胜之心太过，虽不乏真知灼见，然时有偏颇，态度蛮横，不是很客观。“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19《正杨》）多少有些脱离了学术批评的规范。
在考据学者中，像陈耀文这样偏激的人毕竟是少数，或许正是因为陈氏“丑词恶谑”的攻讦，使后起的考据学者变得更加冷静，并起而倡导平心静气的批判风气，建立考据学的学术规范，虽然在明代这种规范还不是很全面，但毕竟已经开始，其功最著者要推胡应麟、方以智。胡氏有论云：
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第文字烟埃，纪籍渊薮，引用出处，时或参商；意义重轻，各有权度，加以鲁鱼亥豕，论谬万端。凡遇此类，当博稽典故，细绎旨归，统会殊文，厘正脱简，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见可也。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矣。（《少室山房笔丛》卷23《华阳博议下》）
这种护惜古人，设身处地地为前人着想；又不讳前人之失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对考据学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利。胡氏又云：
昔人之说，有当于吾心，务著其出处而韪之；亡当于吾心，务审其是非而驳之。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今明知其得，而掩为己有，未竟其失，而辄恣讥弹，壮夫不为，大雅当尔耶！（同上）
这里胡氏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引用他人的论点要注明出处，不能掩为己有，即反对学术观点上的抄袭。其二批评不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尚论”的最高境界是“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陈耀文的失误正在于此。胡氏在另一处还提出了“著述最忌成心”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毋先入”的注解，所谓“成心”、“先入”，其意一也，即先入为主或者说先有观点或带有偏见。有成心危害极大，他说：“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立山之巨，目睫之近，有蔽不知者。”（同上书卷2《经籍会通》）
方以智在总结了各家对杨慎的批评之后，认为杨慎及杨慎的批评者们，尽管存在众多的失误，但他们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其《通雅·序》云：
新都（杨慎）最博而苟取僻异，实未会通……澹园（焦竑）有功于新都，而晦伯（陈耀文）、元美（王世贞）、元端（胡应麟）驳之不遗余力。以今论之，当驳者多不能驳，驳又不尽当。然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征，其功岂可没哉。
方以智以平心、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待前人成果，所以取得明代考据学的最高成就。方以智在胡应麟提出的引用前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征引的资料也要注明出处，并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后人能循此进行研究，也是为了不埋没前人的贡献，他在《通雅·凡例》中云：
此书必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
明代考据学家所提出的平心，“勿先入”，注明观点及资料出处等学术规范对清人影响较大，这些规范都为清人所承袭，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既然从明代中后期就已出现了考据学，清代考据学家们为何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源头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求解：
第一，在明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朱子学说，在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是王学，考据学所占的份额极其有限，所以影响亦极有限，人们在论说晚明学术时主要是拿心学作代表，而忽略了考据学的客观存在。“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8）。可以视为最典型的观点。
第二，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家在思想上、方法上、学术规范上的不成熟——学术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不成熟——导致清代正统考据学家对他们的不认同。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们大多还是以朱学或王学为主。我们看一看江藩在撰写《汉学师承记》之初，竟然将顾炎武、黄宗羲二位大师排除在外就不难理解了。他说：“梨洲（黄宗羲）乃蕺山（刘宗周）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顾炎武）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同上）江氏的理由很简单，顾黄头脑中还装有宋学，全然不顾他们批判宋学流弊和从事考据的事实。明代中后期考据的不纯正，也多次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们的批评，如梅鷟的《尚书谱》，虽然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中多次征引，而《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说：“徒以空言低斥，无所依据……辞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作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13《尚书谱》）。清人周春曾批评陈第说：“陈季立者，粗才也。虽擅诗名，而其学出于焦弱侯，音韵全凭武断，不知而作，如梦呓语，所著之书，纰缪百出，非之不胜非，辨之不足辨”（周春《与卢抱经论音韵书》）。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是用纯“汉学”的尺子来衡量启蒙期的考据成果而不甚满意的话，周春的批评则是多少带有意气用事和不顾事实。
第三，明代考据学家的著作在清代流传有限。例如梅鷟的《尚书考异》，直到嘉庆十九年孙星衍为之校刻，才广为流传。孙氏为《尚书考异》作《序》云：“今阎氏《疏证》及惠氏、宋氏之书，皆有刻本，惟梅氏《考异》在前，反不行于世。”
第四，史学有一个传统，后代为前朝修史，因而断代史多，断代以朝代为起迄，多论述该朝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而文化的连续性比政治、军事更强一些，割断文化的断代研究也易造成对明代考据学的忽略。
其实在清代考据学者中也存在对某些明代考据学者或个别成果的肯定者，如《四库全书总目》对方以智及其《通雅》的肯定。又如清张裕钊对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评价与周春相比就客观得多，他说：“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益加于前时，然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
四
明代中后期提倡回归经典、复兴古学、研究汉唐注疏和典籍，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除杨慎、焦竑、梅鷟、陈第、方以智之外还有一些。他们提倡尊经、研究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力挽理学家特别是心学家抛弃经典和汉唐注疏，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欲借助古学来经世致用，他们注重研究训诂音韵、考证名物度数，以纠正理学末流的空疏和穿凿附会。他们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不迷信前人成说，经过寻证归纳，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无证不敢妄下论断，力求博证。他们不满足于一字一词、一典一事的研究，层层归纳总结出一系列对清代学术产生深刻影响的带有规律性的命题和指导意义的方法。他们还致力于考据学学术规范的建构，使考据学向着科学、客观的道路发展。他们研究的范围涉及经学、小学、历史、地理、辨伪、校勘等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明代晚期，考据学已经产生了，它与清代考据学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梁启超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作为考据学的启蒙期，一方面是忽略了明代考据学已经产生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低估了清代初期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黄宗羲等等一大批考据学家已达到的考据水平。实际上清初的考据学是沿晚明考据学之波而起，其考据成果、治学方法、学术范式已相当地成熟，从事考据的人也很多。如果要对考据学的历史划分时期的话，晚明可划为启蒙期，清代前期应为发展期，乾嘉时期为全盛期，晚清为蜕变期，这样才更符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学术思潮作了很形象的比喻，“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晚明正处于考据学学术思潮的起始期，“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清初考据学“浸假而涨——涨——涨”，乾嘉时，“而达于满度”，晚清考据学乃“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晚明考据学的著作也符合梁氏对启蒙期著作所论定的标准，“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2](P11-12)在清初的发展期内，仍然保持了启蒙期对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提倡尊经致用的传统，而且经过由明至清的朝代更迭，满族的入主中原，使一大批具有强列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理学，尤其是王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学风的危害，因而批判得更为坚决、彻底、猛烈。发展期从事考据学研究的学者比启蒙期更多、更成熟、更纯正一些，其成果也更多、更严谨一些，其影响也更大一些。
以上分析说明，在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就已产生，它与清代考据学无论是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以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考据学所以在明代中后期产生是由于理学走向空疏，其流弊发展到极至后的反动，是学术发展内在机制所决定的。
[收稿日期]2000-10-13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1年02期第91～97页
【英文标题】The Enlighten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GUO Kang-s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Hubei University, Wuhan430062,China)
【作者简介】郭康松(1964-)，男，湖北宜昌人，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湖北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a group of scholars criticizedthe study Xiaoxue,emphasized great learning and extensive demonstration and put forward tentative academic principlesfor textual research.Based on this,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the textual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and explains why people in QingDynasty denied such a fact. |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考据学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启蒙期（顺治、康熙、雍正）、全盛期（乾隆、嘉庆）、蜕变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他认为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我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启蒙期应为明代中晚期。梁启超站在总结清代学术的立场上，将视野局限于清代，未能将其研究的视野扩大至明代中后期。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其他学术存在，一切学术都依附于它而生存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自从汉代将《易》、《诗》、《书》、《礼》、《春秋》确定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之后，后来的思想家、学问家大都从中吸取养料或以之作为母体借以伸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将经典中的思想、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们往往用注释、研究经典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从历史上经典注释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大的时期为汉唐训诂之学。在经典的注释上以语言的训诂、名物度数的考订为主要的阐释方式。第二时期为宋明理学时期。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死守经典本义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摆脱汉唐旧注，而注重对经典中的思想内容进行阐发，建立起不同于汉唐的以朱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理学。“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对汉唐时期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清代考据学时期，这一时期又回归到以训诂语言文字、考订名物制度为主的注释方式，故而有人称清代考据学为“汉学”。这一时期又是对宋明理学时期的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经典注释方式正好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但第三时期不是对第一时期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呈螺旋式的上升。
在宋明理学的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以朱熹为代表的是以“道问学”为主的客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是以“尊德性”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寻求义理的方法上大异其趣，朱子主张通过博学求得，陆子主张发明本心，不必求于自身之外的文献典籍。在宋元时期，朱子的学说占了上风，成为官方法定的学说，朱子的经注被统治阶级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整个学界几乎成为朱子的一统天下。学者们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使朱子之学僵化而毫无生气。到了明代中叶，陈献章、王守仁等上承陆九渊，建立以尊德性为主体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主要目的。他们否定经典的地位，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陆九渊著名的主张是“六经皆我法脚”，陈献章将六经等文献视为糟粕，“吾能握其机，何用窥陈编”。（《陈献章《白沙子》卷6《答张内翰廷祥书括而成诗呈胡希仁提学》）王守仁否定读书博学，认为那是有害无益之事，“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他否认研究训诂名物度数的价值，认为抛开他们照样可以成就自家心体。“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于礼乐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传习录》卷下《黄直录》）一时从学者众，发展到后来，陷入狂禅境地，完全抛却了儒家经典和注疏。而一般的读书人也只是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以及《大全》之类当作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死记程墨选本，不深究经义。晚明士子空谈心性，将经典、注疏束之高阁。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如杨慎、焦竑、陈第、胡应麟、方以智等对学界的空疏和不读书提出了批判，要求读书人回归到经典上来，他们倡导尊经，提倡复兴古学，主张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地从事古学的研究。
还在王学兴起之时，杨慎(1488-1559)就对宋明理学否定汉唐注疏，肆意发挥义理以及时人唯宋人是尊，不读经典，空谈心性等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升庵集》卷52《文字之衰》）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同上书卷15《刘静修论学》）
他说舍传注疏释而空谈义理“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同上《珠椟鱼筌》）。宋儒废汉儒而用己见，使六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因此他提出用“训诂章句”的办法来“求朱子以前六经”（同上书卷6《答重庆太守刘嵩阳》）。其同时代之人王鏊亦有相同观点：“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震泽长语》卷上《经传》）这说明杨慎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晚明的焦竑(1540-1620)，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气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他在《焦氏笔乘续集》卷4《韩献忠》说：“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他认为为官之人除了研习国家的典制之外，以治经为第一要义，他比杨慎更强调经典对于学术的重要意义，他把经比作法家的条例，医家的难经，是不能舍弃的。他在《邓潜谷先生经绎序》中说：
盖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近世以谈玄谓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筒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歧，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
明末著名的学者方以智(1611-1671)，总明代中后期尊经、研经思想之大成。他特别强调吸取前人知识，尤其是经典中所包含的知识的重要性。“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通雅》卷首《音义集论》）其生平雅志在经朔，极其尊崇经书，认为“读圣作，当心以从经”（同上《读书类略提语》），其晚年更是提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藏理学于经学”的命题（《清源志略》卷3），即经典之中包含有圣人之道，人们不必求之于自己的本心，而求之于经书即可。他猛烈地抨击糟粕六经，空言心性的王学末流，其云：
慈湖因象山谓“六经注我”而遂以文行忠信非圣人之书，则执一矣。……执此而禁人《诗》、《书》，则《六经》必贱而不尊，《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今皆以扫除是道，市井油嘴皆得以鄙薄敦《诗》、《书》，悦《礼》、《乐》之士，为可伤叹，故不得已而破其偏。（《东西均·道义》）
杨慎、王鏊、焦竑、方以智等人对理学特别是心学末流抛弃汉唐注疏、脱离经典本义或抛开经典而空谈心性的批判与谴责以及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复兴古学的呼声，表明宋明理学已走入死胡同。尽管这种呼声与高谈天理心性良知的喋喋不休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经过明清鼎革、满族入主的巨大冲击之后，理学特别是王学流弊所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清初一大批学人对它的批判更为坚决、彻底，而解决的办法与杨慎等提出的一样，即读经、研经。
他们认为要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从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寻求经典本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术数、校勘、辨伪、辑佚、历史、地理、金石等解经的辅助学科。学术自然而然地走到考据学上来。
二
梁启超在论述顾炎武何以能当考据学的开派宗师之名时，说是因为他“能建设研究方法而已”[1](P9)，其实研究方法的建设在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那里已具有了。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与顾炎武相比，两者可以说相差甚远，但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确实可以与顾氏相比。他们在对宋学的批判和对经典及汉唐注疏的重视上也毫不逊色于清初诸儒。下面主要从考据学的角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考据实践及成果等方面进行探讨，以证明考据学起源于明代中晚期的观点足以成立。
1.重视小学研究
在我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中，小学属于经部，直接为经典的阐释服务，重经必然导致对小学的重视。中晚明时期的考据学者，十分重视小学的价值，这与清代考据学如出一辙。
杨慎“求朱子以前六经”的办法就是“训诂章句”，他十分重视《说文》、《尔雅》这两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的价值。“《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哉！”（《升庵集》卷45《活泼泼地》）他“自志学之年已嗜六书之艺，枕籍《说文》以为折衷，迨今四十余年矣。”（同上卷2《六书索引序》）他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一代与一代之间的差异和语言分布的地区差异，“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同上书卷71《阿堵》）。
焦竑更是注重小学在通经读书方面的重要性，“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以哉！”（《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他还在《国史经籍志·小学》中认为：
《尔雅》津涉九流，标正名物，讲艺者莫不先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传易，论舛日繁，三苍之说，始创字法，而《说文》兴焉，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沈约，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保氏以数学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勾股与九章并传，而乡三物备焉，于是有算数之学。盖古昔六艺乘其虚明，肄之以适用，而精神心术微寓焉矣。
焦氏所言偏旁之学即指文字学。我们注意到焦氏将算数之学纳入小学的范畴，这与一般将小学解释为文字、训诂、音韵不同，是他独到的见解。焦氏所倡导的小学也是对宋学小学说的批判。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小学定义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排斥在外，使小学成为伦理、礼仪之学。焦氏说，“古学久废，世儒采拾经籍格言，作为小学”，实际上是对朱子小学定义的委婉的批评。
方以智承继了杨慎以来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学风，特别强调小学的作用。“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是理事名物之辨当管库也。”“此小学必不可少者也”（《通雅》卷首《集学考究类略》）。他又说：“声音文字，小学也。然以之载道法、纪事物，世乃相传。合外内、格古今、杂而不越，盖其备哉！士子协于分艺，即薪藏火，安其井灶，要不能离乎此”（《浮山文集前编》卷3《四书大全序》）。把小学看成是统管万事万物的“管库”，看成是载道纪事，传播知识的“薪火”。他对那些否定小学价值的理学家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讵曰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辩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通雅·序》）他们重视小学，肯定小学的价值与功用，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小学在清代成为一大显学。
2.强调博学 与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束书不观截然相反，明代考据学者都主张博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内容丰富的系统，所以要贯通经学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
杨慎的博学在明代是有名的，他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官、殿试掌卷官和受卷官等职，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阅读一般人无法找到的书籍，这对他的博学极有帮助。其记忆力极强，又勤奋好学，他曾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明史·杨慎传》）上至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无所不究。据清代李调元在《函海》中的统计，杨慎的著作总数达212种之多。《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撰写《正杨》一书纠正杨慎错误的陈耀文（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天生颖异，日记千言，读书一目数行，有“神童”之称，及长，博览群书，自经、史外，若《竹书纪年》、《山海经》、《元命苞》以及星历、术数、稗官、齐谐，无不阅读。焦竑称赞他说：“不佞结发时，从事铅椠，即闻明公盛名，博闻好古者也。”“每读所撰著，窃有以得于心。夫其文理贯综，叙致雅畅，经疑证隐，语类搜奇，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顿挫万江，囊括九围，非旷代之通材，孰与此矣。”（《澹园集》卷13《与陈晦伯书》）焦氏之言，不无夸大之嫌，但以焦氏之学识而如此佩服陈耀文，其博学多识可以想见矣。
以辨伪著称的胡应麟(1551-1602)本身就是一位搜求古本秘籍的藏书家，建有二酉山房，藏书达四万余卷。他与那些鉴赏、古董型的藏书家不同，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曾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学问；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他认为这种藏书家不足取，应做“多识”的藏书者（《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济会通四》）。胡应麟正是得益于他的多藏博识，使他辨别伪书时得心应手。
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明史·焦竑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为明代自杨慎以后最为博学的一个人，“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庄子翼》）。“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他从“博”与“约”的关系入手，辩证分析，强调了博学即闻见之知的重要性，他倡导“博学于文”与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有异时同曲之妙。
方以智，从小受家学影响，十分注重博学，群经子史，无不阅读。他“喜深思，务博学”（《皇明遗民传》卷1《方以智》），他认为“学惟古训，博乃能约。当其博，即有约者通之”（《通雅·序》）。对“博”“约”关系的这种认识与焦竑的认识相一致。他渊博的学识来自于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探索，他曾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然后释然于吾心”（《钱秉镫《通雅序》），由此可见其对知识学问的探求精神，这与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江藩《汉学师承记》卷1）的精神何其相似乃耳！
3.讲究博证
博学与博证是一对孪生兄弟，无博学就无博证。博证是清代考据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无博证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据学，仅靠推测和孤证、假证建立起来的观点在清人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杨慎读书有一习惯，将书中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以备检用。“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杨慎《丹铅别录序》）。这种读书做札记的方法为清代考据学者所继承。他考证“九”字在古代多为虚用，以表示极多，非实指九，就是以大量的文献为根据，其考证云：
《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宋儒赵鹏飞云：“葵丘之会惟六国，会咸牡丘皆七国，会淮八国，宁有九国乎？”《公羊》本意谓一震矜而九国叛，犹《汉记》云“叛者九起”云尔，赵氏如数求之，真痴人说梦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主”，《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耶？《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升庵经说》卷7《九国》）
杨慎的这一研究成果与清代考据学家汪中《释三九》列举的证据虽有不同，结论却完全一样，说明通过博证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杨慎还重视实地考察，将考察的活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使证据更加充分，更具说服力。他说：“知山川经络，苟非睹见身历，而欲据文定之，鲜有不失经者矣。”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他著有《俗书刊误》一书，利用古文字、音韵知识对流行于当时的错别字进行纠正。在古音韵方面提出了“古无叶韵”的论断，在训诂方面，他注意到古代文字的通假关系：
经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读者每不之察。如《易·丰卦》：“虽旬无咎。”《礼记·内则》：“旬而见。”注皆释均，不知“旬”即古“均”字。……《离卦》“离，丽也。”又云：“明两作离。”《礼·昏经》曰：“纳征束帛离皮。”《白虎通》云：“离皮者，两皮也。”《三五历纪》：“古者丽皮为礼。”“离”“丽”古通用。……《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作“
”，眉目之间；《西京赋》：“眳藐流盼，一顾倾城。”注：“眳，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眳”三字古通用。……（《焦氏笔乘》卷6《古字有通用假借》）为了证明“古字有通用假借而用”这个大的命题，他列举了几十个古代可以通假使用的字作论据，而每一组通假字，又列举几条材料作依据。也就是说他通过无数小的个案的考据，建构成一个大的考据系统，提出一条著名的训诂学命题。
陈第沿着焦竑提出的“古诗无叶音”的思路，深入地钻研下去，撰成《毛诗古音考》，破除叶音说，使许多文字的古音大白于天下，其功莫大焉。《毛诗古音考》的价值不仅在于此，而且在于它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考据古音的方法与用证规范。其在《自序》中云：“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焦竑对“本证”与“旁证”作了解释：“取《诗》之同类者而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今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这就是博证的魅力，不用多讲道理，读者就明白了某字的古音，让证据说话，既明了，又有说明力。陈第对证据的寻求不遗余力。如在论证“服”字古音读“逼”音时，列举了十四条本证，又列举了先秦至汉魏的语言材料作为旁证，使“服”古音“逼”之说立于不败之地。又如他论证“母音米”时说：“母音米。凡父母之母，《诗》皆音米，无有如今读者，岂音随世变耶？”他列举《诗经》中的本证十二条，又举汉《远夷慕德歌》、《淮南子》、《易林·屯之观》、《参同契》、蔡邕《崔夫人诔》和会稽谣为旁证，证成其说。
方以智不愧为明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充分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他在《通雅》卷首《辨证说》云：“是正古文，必借他证，乃可明也……智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博证的价值，他在其考据成果之总汇的《通雅》一书“凡例”中云：“辨证，以史为本，旁及诸子百家；志书小说，难可尽信，然引以相参，自可证发。”他认识到考据学与理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证据，考证之学，“非比性命可自悟，学理可死守经而已也，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通雅·凡例》）。征者，证也。所以他十分注意证据的搜寻，材料的积累。“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辨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帖，以致印章、款识，皆当究心”（《通雅》卷首《小学大略》）。他与明代从事考据的先驱学者杨慎等人一样强调考察的重要，注意从社会上寻找活着的证据材料。“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通雅·凡例》）。
4.提出了初步的学术规范
杨慎的《丹铅录》等出版后，由于其存在考据学孕育期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偏激与失误，特别是他的著作大多成于流放云南永昌期间，地处僻壤，文献难求，所带书籍不多，其征引文献，多出于腹笥，错漏之处，自在意料之中，故起而纠正其误的人甚多。学术讨论与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前提，真理愈辩愈明，纠谬补漏，功莫大焉。或许是在考据学的孕育期吧，最早起来批评杨慎撰写《正杨》的陈耀文，争胜之心太过，虽不乏真知灼见，然时有偏颇，态度蛮横，不是很客观。“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19《正杨》）多少有些脱离了学术批评的规范。
在考据学者中，像陈耀文这样偏激的人毕竟是少数，或许正是因为陈氏“丑词恶谑”的攻讦，使后起的考据学者变得更加冷静，并起而倡导平心静气的批判风气，建立考据学的学术规范，虽然在明代这种规范还不是很全面，但毕竟已经开始，其功最著者要推胡应麟、方以智。胡氏有论云：
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第文字烟埃，纪籍渊薮，引用出处，时或参商；意义重轻，各有权度，加以鲁鱼亥豕，论谬万端。凡遇此类，当博稽典故，细绎旨归，统会殊文，厘正脱简，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见可也。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矣。（《少室山房笔丛》卷23《华阳博议下》）
这种护惜古人，设身处地地为前人着想；又不讳前人之失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对考据学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利。胡氏又云：
昔人之说，有当于吾心，务著其出处而韪之；亡当于吾心，务审其是非而驳之。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今明知其得，而掩为己有，未竟其失，而辄恣讥弹，壮夫不为，大雅当尔耶！（同上）
这里胡氏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引用他人的论点要注明出处，不能掩为己有，即反对学术观点上的抄袭。其二批评不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尚论”的最高境界是“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陈耀文的失误正在于此。胡氏在另一处还提出了“著述最忌成心”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毋先入”的注解，所谓“成心”、“先入”，其意一也，即先入为主或者说先有观点或带有偏见。有成心危害极大，他说：“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立山之巨，目睫之近，有蔽不知者。”（同上书卷2《经籍会通》）
方以智在总结了各家对杨慎的批评之后，认为杨慎及杨慎的批评者们，尽管存在众多的失误，但他们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其《通雅·序》云：
新都（杨慎）最博而苟取僻异，实未会通……澹园（焦竑）有功于新都，而晦伯（陈耀文）、元美（王世贞）、元端（胡应麟）驳之不遗余力。以今论之，当驳者多不能驳，驳又不尽当。然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征，其功岂可没哉。
方以智以平心、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待前人成果，所以取得明代考据学的最高成就。方以智在胡应麟提出的引用前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征引的资料也要注明出处，并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后人能循此进行研究，也是为了不埋没前人的贡献，他在《通雅·凡例》中云：
此书必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
明代考据学家所提出的平心，“勿先入”，注明观点及资料出处等学术规范对清人影响较大，这些规范都为清人所承袭，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既然从明代中后期就已出现了考据学，清代考据学家们为何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源头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求解：
第一，在明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朱子学说，在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是王学，考据学所占的份额极其有限，所以影响亦极有限，人们在论说晚明学术时主要是拿心学作代表，而忽略了考据学的客观存在。“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8）。可以视为最典型的观点。
第二，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家在思想上、方法上、学术规范上的不成熟——学术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不成熟——导致清代正统考据学家对他们的不认同。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们大多还是以朱学或王学为主。我们看一看江藩在撰写《汉学师承记》之初，竟然将顾炎武、黄宗羲二位大师排除在外就不难理解了。他说：“梨洲（黄宗羲）乃蕺山（刘宗周）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顾炎武）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同上）江氏的理由很简单，顾黄头脑中还装有宋学，全然不顾他们批判宋学流弊和从事考据的事实。明代中后期考据的不纯正，也多次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们的批评，如梅鷟的《尚书谱》，虽然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中多次征引，而《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说：“徒以空言低斥，无所依据……辞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作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13《尚书谱》）。清人周春曾批评陈第说：“陈季立者，粗才也。虽擅诗名，而其学出于焦弱侯，音韵全凭武断，不知而作，如梦呓语，所著之书，纰缪百出，非之不胜非，辨之不足辨”（周春《与卢抱经论音韵书》）。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是用纯“汉学”的尺子来衡量启蒙期的考据成果而不甚满意的话，周春的批评则是多少带有意气用事和不顾事实。
第三，明代考据学家的著作在清代流传有限。例如梅鷟的《尚书考异》，直到嘉庆十九年孙星衍为之校刻，才广为流传。孙氏为《尚书考异》作《序》云：“今阎氏《疏证》及惠氏、宋氏之书，皆有刻本，惟梅氏《考异》在前，反不行于世。”
第四，史学有一个传统，后代为前朝修史，因而断代史多，断代以朝代为起迄，多论述该朝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而文化的连续性比政治、军事更强一些，割断文化的断代研究也易造成对明代考据学的忽略。
其实在清代考据学者中也存在对某些明代考据学者或个别成果的肯定者，如《四库全书总目》对方以智及其《通雅》的肯定。又如清张裕钊对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评价与周春相比就客观得多，他说：“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益加于前时，然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
四
明代中后期提倡回归经典、复兴古学、研究汉唐注疏和典籍，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除杨慎、焦竑、梅鷟、陈第、方以智之外还有一些。他们提倡尊经、研究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力挽理学家特别是心学家抛弃经典和汉唐注疏，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欲借助古学来经世致用，他们注重研究训诂音韵、考证名物度数，以纠正理学末流的空疏和穿凿附会。他们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不迷信前人成说，经过寻证归纳，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无证不敢妄下论断，力求博证。他们不满足于一字一词、一典一事的研究，层层归纳总结出一系列对清代学术产生深刻影响的带有规律性的命题和指导意义的方法。他们还致力于考据学学术规范的建构，使考据学向着科学、客观的道路发展。他们研究的范围涉及经学、小学、历史、地理、辨伪、校勘等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明代晚期，考据学已经产生了，它与清代考据学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梁启超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作为考据学的启蒙期，一方面是忽略了明代考据学已经产生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低估了清代初期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黄宗羲等等一大批考据学家已达到的考据水平。实际上清初的考据学是沿晚明考据学之波而起，其考据成果、治学方法、学术范式已相当地成熟，从事考据的人也很多。如果要对考据学的历史划分时期的话，晚明可划为启蒙期，清代前期应为发展期，乾嘉时期为全盛期，晚清为蜕变期，这样才更符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学术思潮作了很形象的比喻，“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晚明正处于考据学学术思潮的起始期，“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清初考据学“浸假而涨——涨——涨”，乾嘉时，“而达于满度”，晚清考据学乃“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晚明考据学的著作也符合梁氏对启蒙期著作所论定的标准，“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2](P11-12)在清初的发展期内，仍然保持了启蒙期对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提倡尊经致用的传统，而且经过由明至清的朝代更迭，满族的入主中原，使一大批具有强列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理学，尤其是王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学风的危害，因而批判得更为坚决、彻底、猛烈。发展期从事考据学研究的学者比启蒙期更多、更成熟、更纯正一些，其成果也更多、更严谨一些，其影响也更大一些。
以上分析说明，在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就已产生，它与清代考据学无论是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以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考据学所以在明代中后期产生是由于理学走向空疏，其流弊发展到极至后的反动，是学术发展内在机制所决定的。
[收稿日期]20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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