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朝逊国90年祭
李治亭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1年03期第135～147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国编年史上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清朝最后一代皇帝宣统溥仪宣布退位，将统治权移交给国民。清朝统治中国268年的历史到此结束，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亦告终结，从此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当此清朝逊国90年之际，回顾其盛衰兴亡的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无论从发展学术，或从现实的需要，都有意义。
一、历代创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历代王朝创业史，是中国历史的光彩篇章之一。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比较历代创业史，清朝的勃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清朝的创业史，从时间上界定，应上溯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为蒙难的父祖复仇，中经第二代清太宗皇太极，传至第三代世祖福临，迄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擒获永历帝朱由榔，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为标志，除台湾，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共3代人，经时78年。其中，努尔哈赤占去了43年，皇太极为17年，福临为18年。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如所周知，努尔哈赤起兵时，年仅25岁，“兵不满百，甲仅十三。”（注：《满洲实录》卷1。）可见其势弱小，势单力孤。但努尔哈赤凭一身胆气和智慧，勇猛战斗，终于使仇人尼堪外兰授首，迫使明朝为误杀其父祖给予了赔偿（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算不上惊天动地之事，却是拉开了清朝创业史的序幕。以此为契机，复仇的胜利激发他走上了统一女真之路，为创建未来的大清（后金）政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于是，一系列奇迹发生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重新凝聚女真，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就是清朝创业史上的奇迹之一。
明代女真，散居东北地区，按明人说法，分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至明中叶，女真人开始活跃起来，海西与建州女真中涌现出一批批英雄人物，诸如李满住、董山、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清佳砮、杨吉砮、王杲、王兀堂、阿台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称雄一时（注：详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传”、“王杲传”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明史》卷222，“张学颜传”。）。他们都曾试图统一女真诸部，但为明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所制约，又遭到来自内部的反对或攻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如同夜空中的流星，只闪烁了几下，便迅即消失了。努尔哈赤继其后，恩威并施，削平群雄，统一女真各部。分散的女真人迅速集聚起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创制了新文字，史称老满文。文字的创立，是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满族初步形成（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同时，努尔哈赤创建八旗，进而建立国家政权——后金，为满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皇太极时，进一步推动满族共同体不断扩大，进而扩建八旗，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其制遂告完善（注：《清太宗实录》卷51、52、62；《啸亭杂录》卷2。）。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今后不许本族人称“诸申”（女真旧名），一律改称“满洲”（注：《清太宗实录》卷25。），简称满族。这一重大决定，赋予新的民族共同体以新的名称，标志满族最后形成。从此，满族正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她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300多年过去了，现今满族已近千万，位居国内少数民族第2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军事与政治实践，终于“创造”了一个新民族，同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清入关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努尔哈赤、皇太极既是满族的政治领袖，更是率领千军万马攻战的统帅。他们横刀跃马，驰骋于东北大地，长城内外，在军事上创造了一系列奇迹。
且不说努尔哈赤与女真诸部数十年上百次战斗，就以同明朝的战争为例，从首战抚顺、清河开始，迄至去世，他指挥并参加的重大战役，计有：萨尔浒决战、开铁之战、沈阳之战、辽阳大战、广宁（辽宁北镇）之战、旅顺攻城战、宁远（辽宁兴城）城下之战等（注：以上各战役经过，可参见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有关章节。辽宁人民社，1986年版。），其中萨尔浒之战，将决定新兴的满族的生死存亡，关系重大，故称为“决战”。努尔哈赤有胆有识，以少击多，大败明军近10万。在其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努尔哈赤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或突袭攻其不备；或“用间”里应外合；或诱敌入伏，聚而歼之；或旷野布阵，全线出击等等，以骑兵快速、迅猛冲决，势若狂风骤雨，明军几乎每战必败，也只有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城之战，以“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废后金骑射之长技，才取得与后金开战10余年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注：《明史》卷275，“袁崇焕传”。）。8个月后，努尔哈赤“背发痈疽”而死（注：《明熹宗实录》卷71。）。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同样高超，自20岁，到35岁即汗位前，他参加了其父指挥的一切重大战役。即位后，他指挥了更多于其父汗所发动的战役，而且更大胆、更具雄心，多次把军事活动扩展到长城内外，更纵兵深入中原地区，几乎无往而不胜！他指挥的战役有：大凌河之役、宁锦之役、皮岛之役、三征黑龙江、三征林丹汗、突入长城的入口之战、兵临北京城下之战、铁骑闯冀鲁、松锦决战等。他指挥的战役，规模大，行军距离远，范围扩展，尤以松锦决战更著名。此战打垮明精锐13万，擒获统帅洪承畴，战况更比萨尔浒决战辉煌。这里，特别要提到，皇太极即位后的10年中，先后两伐朝鲜，迫使其彻底降服，弃明归清。他做了乃父未敢或未及做的一件大事。皇太极戎马一生，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惯用围城打援、围困毙敌、千里奔袭、设伏断路、巧设反间计等，无不奏效。史书说他“料敌制胜，用兵如神”；又说他“步射骑射，矢不虚发”（注：《清太宗实录》卷1。）。基本符合事实。
他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十八年（1661年），清朝以首战山海关为开端，倾全力重新统一全国。其大小战役不知凡几，战斗规模之大，激烈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外时期。尽管也遭到一些失败或挫折，还是逐一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个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先后灭亡南明四个小朝廷，扫荡了一切抗清势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将帅，同样创造了如山海关决战那样耀眼的军事艺术的杰作。
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人口与军队总数处于劣势的满洲人，历经40多年的战斗，打败了大国的明朝，征服了李氏朝鲜，消灭了强大的农民军，始终保持了不败的记录。应当承认，他们又创造了军事奇迹。
清朝创业的奇迹，还表现在她创造性地独创了与历代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政治制度与管理体制。
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国后金，还是单一的满洲（族）政权。皇太极即位后，实施体制改革，他把满洲体制与汉制即明制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方面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理藩院为清独创，其前身为蒙古衙门，专为处理蒙古事务而设；而改制后，成为处理各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设皇室管理机构内务府、六部满汉“复职”等，都是清朝的独创。皇太极改制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其父努尔哈赤排斥汉人参政的单一满族的体制，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儒士及蒙古人直接参政；与此相适应，他扩建八旗组织，创建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努尔哈赤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注：昭梿：《啸亭杂录》。）皇太极重新调整民族关系，宣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注：《清太宗实录》卷42。）重点改善汉人的地位，实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注：《清太宗实录》卷1。），特别优礼汉官，颁赏不绝，宴请无虚日。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改变了汉人的偏见，纷纷归入清（后金）政权，迅速地壮大了它自身的实力。
清入关前，对蒙古族采取了亲密的政策：上自皇帝（汗）及其兄弟子侄，下至王公贵族，皆与蒙古贵族联姻结亲。自此上层世代不断亲，从而巩固了双方互为依存的血亲关系。清朝对蒙古族的政策的巨大成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自蒙古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数百年间，长期保持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并未真正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或政权，即使在元亡后，散居长城外“三北”地区，也未完全臣服于明朝，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终始。然而，一个后起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居然能降服强悍的蒙古人，为历朝所困扰的“边患”自此消除，并使蒙古人为其所用，成了清政权的一大支柱。清朝（后金）的民族政策，开创了中华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成就巨大，意义深远。
应当指出，清朝勃兴与历代创业相比，多有不同。考察历代王朝的创业史，多数是乘天下大乱，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创建一代王朝，诸如刘邦、刘秀、李渊父子、朱元璋等，都是通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来取得政权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王朝，实际并未经长期斗争，仅通过兵变、政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如，曹魏、司马氏、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大多是靠政变或兵变改朝换代。从这些创业者的个人经历而言，各有奇遇，如朱元璋从一个和尚到成为皇帝，也只能说，他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惟努尔哈赤起兵，无可借助，完全是靠自身力量拼搏，硬是打出一片新天地。他从起兵到建政权，明已走下坡路，但天下尚未大乱，即向明宣战时（明万历四十六年），国内还没有爆发农民大起义，后来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此时年仅10余岁。就是说，努尔哈赤没有可利用的有利形势。明朝虽衰落，在辽东仍驻军近10万，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努尔哈赤也仅是“一墙”（即辽东边墙）之隔。他要走出重重山岭，要冲破明军的防线，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他从今辽宁东部山区的弹丸之地赫图阿拉起步，推进至今抚顺附近的萨尔浒，再进至辽阳，再迁沈阳，距离不过200多华里，如从1583年起兵计算，花费了近40年才走完；如从1616年建国算起，也花了7年的时间。从沈阳（盛京）到北京，不足2000里，却是到第三代人共20余年才实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又用了18年的时间。赫图阿拉——萨尔浒——辽阳——沈阳——北京，这些创业的都城，如同万里长征的界标，清晰地显出清朝创业的历史轨迹。
清朝的创业史，不愧称为历代创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多尔衮与其广大将士及广大的满蒙汉各族人民，都是奇迹的创造者。
二、长治久安的成功范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长治久安”做为治国的最高目标，那些有作为的帝王，治国之能臣，总是不断探索国家的长治之道。他们追求的根本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保证他们的一姓家天下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以期统治永远永久。
秦始皇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这番话，最典型地代表了历代帝王们的共同心理。假使历史果如秦始皇所预言，大概到了今天还是秦的天下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二世还没过去，他开创的大一统王朝就暴亡了。秦朝开了短命王朝的先例。隋朝也仅传了二代，不过30多年，也灭亡了。至于偏居一隅或半璧江山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一个个王朝如同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真是皇帝轮流当，名号勤变换，哪来的长治久安！其他如汉、唐、宋、辽、金、元、明、清等王朝，存在时间最长的也不超过300年，多在一二百年之间。历史表明，历代王朝从没有“永久牌”，都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迟早都归于结束。尽管如此，历代王朝还是在寻求长治久安。
何谓长治久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国家长期得到很好地治理，政权稳固，社会长久安定。这里包含了“长”和“久”的时间概念，但本质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所指的长治久安，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换言之，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具体说，国家统一，四境安宁，经济持续发展，百姓生活安定，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统治集团基本一致，等等。一句话，天下达到了大治。以此考察历代，可以看到，西汉由“文景之治”发展到武帝时期，共90年左右，呈现出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唐自“贞观之治”至开元年间，已历百有余年，是为盛唐时代；明自永乐至宣德，共30余年，史称“永宣之治”。这是史家公认的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故誉为“盛世”。
清朝以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长治久安，长达130多年，史称“康乾盛世”。它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宏伟、成就辉煌而远迈汉唐，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一个成功的范例。
总观清代以前几个长治久安的盛世时期，皆从大乱走向大治，实现了持续的长治久安。清承明末天下大乱，逐渐走向大治。明末之乱，起自“乱象已形”、“乱心已萌”的万历中期（注：《明史》卷226，“吕坤传”。），经天启、崇祯两朝之败坏、农民战争及明清（后金）数十年战争之蹂躏，延至清军入关，与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的军事斗争，全国已乱了60余年，一派凄惨的景况：农业残破，百业萧条，百姓流离失所，大批人口或死于战乱，或倒毙于饥饿，人口锐减，城乡荒凉，土地抛荒。很多地区，已成了“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
终顺治之世，一面以武力“定乱”，除台湾，大陆基本统一；一面推行新政以“治乱”，初见成效，为清朝全面实现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康熙朝，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之乱为转机，二十二年收降郑氏台湾回归祖国；次年，圣祖首次南巡，阅视治黄工地。此三件大事，显示社会全面安定，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这正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开端。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川陕等11省爆发白莲教大起义，为盛世也为长治久安划上了句号。清朝从此走向衰落。清朝的长治久安达124年之久，也只有唐贞观至玄宗开元共120余年可与之相比。不过，唐高宗后，发生了内乱，涉及中宗、睿宗、武则天等人的夺权斗争，多少损害了长治久安的局面，武则天执政后，重新恢复了唐朝的活力；武则天死后，政局又出现一些波动，玄宗即位，才又稳定下来。可见，唐朝的长治久安，也是一波三折。清康雍乾三朝一脉相承，连续而不间断，显示它的发展较唐更充满了持久的活力。
迄今，某些论者对清朝长治久安认识不足，对其成就评估不足，有的甚至完全否认，声称清入关使中国落后了100年（注：以顾诚《南明史》为代表，全面否定清朝，甚至说，康乾盛世根本不存在，是某些学者“捧出来的”，云云；李洵：《四十天与一百年》，载《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等等。不须理论分辨，还是让事实说话。
明末以来，吏治腐败，经济崩溃，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清入关伊始，即首重吏治，时时以明亡为戒，用力澄清吏治，废除明末“三饷”及加派等苛政，以严惩贪官污吏为重点，藉以扫除贪风和颓风，力图建一代廉明政治。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注：《清世祖实录》卷11。）世祖亲政后也发表了同样的主张：“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注：《清世祖实录》卷54。）圣祖治国，“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他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噶尔丹则善矣。”（注：《清圣祖实录》卷250、183。）世宗即位，提出他的治国方针：“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其父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加重打击贪黩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严格要求百官：“以实心行实政”（注：《清世宗实录》卷3。）。高宗时，清朝已达鼎盛，仍不放松吏治，重点仍是“整肃官方”，以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注：《清高宗实录》卷4。）。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一脉相承：一方面，从严从重打击贪官污吏，不计官位多高，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中央部院、大学士，直至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处，直至判死刑。凡大案要案，三帝亲自审理。高宗处死其犯贪污罪的内弟、盐运总督、内务府总管高恒，就是一例。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兹不赘述。另一方面，大量表彰、保护廉吏，树为典型，倡导百官仿效。如，被圣祖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江南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一大批廉吏（注：有关于、张之实绩，详见《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卷277，“于成龙传”。），都是名不虚传的真正的清官，他们为建一代新吏风起到了示范作用。至康熙中，吏治已完全改观，可用圣祖在山东的题辞“源清流洁”来概括。这一良好的吏风得到了长期坚持，遂造成政通人和的安定局面。
定鼎北京后，清朝即确定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农业，务使百姓“家给人足”，达到“裕民”的目的。清朝源起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比汉族王朝差。康、雍、乾三朝对农业的重视，如同视为命脉。这集中反映在圣祖的一段话：“农事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二者为先务。”他为政的目标十分明确：“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即“惟以海内富庶为心”，达到“家给人足”（注：《清圣祖实录》卷116、211。），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圣祖的这一思想，在雍、乾两朝甚至以后也得到了推崇。
康熙朝实施发展农业经济的计划，首先是全面推行垦荒之策。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动员流离失所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归农，开垦土地，是当务之急，也是恢复农业生产惟一可行的办法。这一计划，早在清入关初已开始实施。康熙元年（1662年）规定，自是年始，要求5年内将全国荒地全部开垦，对垦荒成绩突出的省、府、州、县及当地官员给予奖励，否则，将处以重罚（注：《康熙会典》卷20，“户部开垦”。）。对垦荒的农民予以资助，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雍乾时，垦荒已向边疆地区发展。高宗发出指令：“即使地属奇零”，甚至“山头地角”也要开垦，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注：《清高宗实录》卷123。）在激励民垦的同时，命各地特别是驻防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史家论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注：《清史稿》卷120，“食货志”。）
其次，投入巨资治理黄河、淮河水患，整修大运河，并在各地兴建水利设施。自康熙十七年（1678年）治黄，历30年，肆虐半个世纪的黄淮河驯服。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注：《淮安府志》卷27。）。乾隆朝继续高投入，又胜前两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注：《啸亭杂录》卷1。）第三，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减租减赋，严厉打击损害农民利益的加派、克扣、勒索等犯罪行为。第四，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地”；除贱为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其它还有广建各类粮仓，为百姓储粮，以备荒年。
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在现代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首要标准。这同样适用于对古代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测定。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且不说分岐，还是看事实：前叙清朝大规模实施垦荒长达百余年，荒地广为开垦，耕地稳步增长，据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全国耕地为735万顷即7.35亿亩（注：《清圣祖实录》卷295。），已超出明末耕地总数6.7亿亩。雍正二年，则增至890万顷即8.9亿亩（注：《清世宗实录》卷27。）；乾隆末，全国耕地已超过1000万顷即10亿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康熙六十一年已突破一亿大关，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土地不过3亩多一点。亩产多少，史载不一，但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粮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清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也未达到这个水平，即使由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迅猛发展的英国养活3亿人，也是它无法承受的（注：参见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辽海出版社，1999年。）。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时已有盈余；雍正五年（1727年），库存银已增至5000万两，乾隆时，常年库存6000-7000万两，最高达8000万两左右。故被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注：魏源：《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空前规模地蠲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余两，而自五十年为始，三年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251。）又宣布：自五十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千百年所行人头税，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乾隆时，蠲免钱粮规模之大，历代望尘莫及！先后四次全免，总额达1.2亿余两。国家财富积累雄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其它经济部门，如商业、贸易、采矿、冶炼、手工业等，都蓬勃地发展起来；从内地到边疆，城镇大量涌现出来，经济生活十分活跃。限于文字，兹不赘述。
清入关前，已完成对东北地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统一，形势稳定。入关后，相继对西北、西部、西南及南部边疆地区，实行民族统一的政策，坚持并发展国家“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建立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伟大战略思想，突破了2000余年间以长城为限隔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除内外之分，弃“华夷之辨”，视长城内外诸民族为“一体”、“一家”，不仅把春秋以来所倡“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而且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传统观念，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空前飞跃。就在清朝推行“大一统”的实践中，仍有部分分裂割据势力抵制“大一统”，这主要是以西北地区准噶尔部为代表，一再掀起动乱。无论圣祖、世宗、高宗，都曾一再和平争取，终归无效，不得不坚决地予以军事打击。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首战噶尔丹武装叛乱，历经近10年，三次征伐而结束，继之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兄弟，皆以胜利告终。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北、西藏、青海地区的完全统一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历70余年，以重大的代价始将国家“大一统”付诸实现。在西南地区，始自雍正朝的体制改革，废土司，实行“改土归流”，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斗争包括流血斗争，至乾隆时最后完成。世宗曾为清朝的“大一统”作出精辟地概括：“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注：《清世宗实录》卷83。）以乾隆二十四年为准，中国的疆域可以确定，即极西达喀尔巴什湖，北至外蒙古之恰克图，东北远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南尽南沙群岛，皆隶版图，将50多个民族置于清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成为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之广，统一之扩大，民族之多，为中国2000余年封建国家所仅见！
清朝长治久安，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空前昌盛，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突放异彩，人才辈出，群星辉映。
首先，须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说起。在历经明末思想溃乱之后，清朝重建它的统治思想，即奉孔子为“师表”，以儒家思想“用资治理”国家（注：《清世宗实录》卷17。）。明末盛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不求实践的“心学”，以空言误国。清朝摒弃其学说，把它改造成为“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实学（注：《清世宗实录》卷84。）。以此思想为指导，大量编印并解注儒家经典，阐扬儒家思想的精蕴，大行儒学治天下，把儒家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兴办教育，一向是治世的一大善政，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文明发展的象征。清“定鼎中夏，首隆学校。”（注：《清世宗实录》卷3。）以儒家思想办学，培育人才。建学广泛，学校种类繁多，是其一大特点。如，在京师设太学，在地方设府学、县学、乡村设社学；在宗人府设宗学，在皇族内设觉罗学，在八旗内各设满、汉学校。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地方的书院迅速发展。据统计，康熙时，新建书院537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248所；雍正时，仅10年，新建书院104所；乾隆时，新建凡1139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为159所，还有其他类似书院性质的学校，如精舍、书堂、书屋等，总数达2500所（注：以上统计数字，据由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页129、157。）。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教育已从内地向边疆地区发展。一面推广教育，一面定期举行科举考试，又以推荐的方式，选拔博学鸿儒等人才，造成教育盛况空前的新局面。高宗总结以文治国的思想，说：“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教士行，复古礼为先……人思之而不忘，后世子孙赖之以安。”（注：乾隆：《乐善堂全集》卷5，“论”。）这是说，发展教育是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高宗的这段话，很有见地。
盛世修文，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又一文化特征。编纂图书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是康雍乾三朝最重要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一。他们对文化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如高宗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乾隆：《御制文二集》卷13。）姑且不计全国各地学者的文化创造活动，即以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为例，经他们“亲为裁定”的“御定”、“御纂”、“御选”、“钦定”、“御选注”的书，凡144种（注：《啸亭杂录》卷1。）。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实际不止此数。其中，康熙时组织编纂的5200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的《四库全书》，代表了有清一代的重大的文化成就。尤其是后一部书，收录图书3500余种，7.9万余卷，总字数约为9.9亿多字；共刊刻7部，共55.3万多卷，25.2万册，总字数达69.3亿字。接着，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其存目的书为6791种，93551卷，转收《全书》著录的书目为3461种，79309卷，两项合计，共收书目1万余种，18万余卷；再取《全书》之精华，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图书464种（注：见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之“出版说明”；参见南炳文等：《清代文化》页214-215。天津古籍社，1991年。）。以上数种，构成一个《全书》系列，前后动员了各方面人才4200余人，历时20年告成，所费资财何止千万！《全书》实集中国历代文化之大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大总结。这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清朝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
康雍乾三帝倡导并亲自参与一系列文化创造活动，吸收大批学者加入，直接推动学术发展起来，出现学派纷立，俊采星驰的繁荣景象。尤以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形成为其大宗，独领风骚百余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顾炎武、阎若璩等为考据学的开山鼻祖，其后，有惠栋创“吴派”；再稍后，有戴震创“皖派”，其他如任大椿、庄存与、纪昀、王念孙、彭元瑞等一大批学者，都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对清代学术文化进行了科学地概括，指出：“清代载籍之富，学者之众，流派之多，领域之广，业绩之丰，为前史所罕见。”其成果“浩如烟海，难以计数，超过其他朝代何啻十倍、数十倍”。（注：为王俊义等《清代学术与文化》所写“序言”。）与学术相辉映，文学艺术如诗歌、词赋、戏剧、小说、散文、绘画、书法等，同样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群星并出，成就辉煌，是继汉唐宋之后的又一个文学艺术灿烂的时代。如史家论称：“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注：福格：《听雨丛谈》卷4。），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注：《荣余客话》卷2。）至乾隆推向高潮，所谓“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注：《清史稿》卷145，“艺文”。）一代文治，儒家文化之弘扬，国家长治久安已达极盛境界。
最后，清朝获得了长治久安，还取决于康雍乾三朝统治集团保持长期稳定，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发挥了历史的主动精神与进取的精神。三朝统治集团并非没有矛盾或斗争，事实是，都曾发生过严肃的政治斗争，如康熙朝有“太子党”争位的“党争”，雍正朝与允禩集团的斗争，又发生了与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的斗争；乾隆朝主要是对高层官员腐败展开斗争，等等。所有这些矛盾或斗争，很快被化解。其结果，进一步增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毫无疑问，圣祖、世宗、高宗三帝个人的作用不容低估，他们的素养、人格、才能等等，皆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关他们个人的评介，将在后面再谈。
三、末世失国的一个特例
历代王朝的最终结局，绝大多数都是被暴力推翻的，即使是兵变、政变，也是受武力相挟，危及身家性命，被迫下台。被灭亡的王朝都很悲惨，王朝名号被废弃，绝其祭祀；其末帝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以生命殉国（如明崇祯帝），也有的弃国而逃（如元顺帝），转瞬之间，一代王朝连同它的末帝及其皇族从历史上消失了，不复存在。
清朝之亡，与历朝历代都不尽相同，它是在大厦已倾、大势已去的情势下，和平地将国家政权拱手让出，以退位的方式，平静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获得了民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从末帝宣统到他的大家族都得以保全。这一事件，在历代亡国史上又创下了一个特例。
清朝之末世，即指光、宣之际，它所处时代与清以前历朝历代根本不同。从世界的范围看，欧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及亚洲的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国家，对外疯狂扩张，抢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从国内看，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屡次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清朝末世正处在国家体制变革的十字路口。显而易见，清朝之命运，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存亡问题，而是关系社会制度与国体能否变更，实为中国前途命运之所系，其意义之大，在清以前历朝历代之亡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清朝失国的详细过程毋须赘述，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朝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出和平交权的退位决定的？毫无疑问，首先是革命党人的强大压力，已使清朝陷入极端孤立；其次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又使它丧失存在下去的信念。众所周知，在湘、鄂、粤、川等省保路运动达到高潮时，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军政府。辛亥革命就此开始，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先后有15个省市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还有部分省响应武昌起义，发动军事政变。事实表明人心、军心思变，心向共和，厌弃专制与清朝统治。这是清入关268年以来一巨变。就当时形势而论，清亡似已成必然之势。但是，双方胜败兴亡还将取决于军事斗争。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关键性人物——袁世凯登场，正施展阴谋来达到篡夺国家政权的目的。当清军攻下汉阳，他却下令停止进攻，坐视江南重镇南京被民军攻克。他说：“不下武汉，无以夺民军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震清廷之胆。”（注：《宣统皇帝轶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他实行“逼北压南”的阴谋手段，挟北洋军以抗衡民军，并凭藉其优势，压制南方民军政府就范；又以民军之势，恫吓朝廷，逼宫让位。故将武昌置于清军炮火控制之下却停止进攻，即乘民军军心涣散之际，先派私人代表试探，后暗中通过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授意其驻汉阳领事，向民军发出和谈的信息，提出停战谈判、清帝退位、奉袁世凯为大总统等条件（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页137。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接着，日、俄、德、法、美等列强介入，明里暗中支持袁世凯。
根据袁世凯的行迹与意图，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他主动停战，不以军事手段解决，欲“和平了结”，其意保留民军以压朝廷。以当时军事实力对比，清军特别是北洋军占有优势，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有列强支持，已胜出民军。南方民军兵力财力不足，且组织松散，已被袁军打败，其中心武昌岌岌可危。如袁世凯坚持军事解决，至少将持续几年，清朝不致速亡。第二，袁氏以牺牲清朝即逼其退位作为交换条件，来谋取大总统的宝座。其意甚明，无可隐讳。第三，袁氏停战求和，特别是逼清帝退位，他出任大总统的谈判条件，都是背着朝廷秘密进行的。当与南方民军达成妥协，尤其是得到刚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承诺后，袁世凯回过身来，开始逼宫。他率全体阁员给隆裕太后上奏，声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以下是历数种种艰难，如，无兵无饷，财政已“计无所出”，若拖延下去，到了“内溃”之日，想迁都却无容身之地！关键问题是国体如何解决，就请皇太后作出决策（注：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辈记》页270，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第3卷）页514。）。如此恫吓、威逼，企图逼清廷就范，立即退位。朝廷迟疑不决。到了宣统三年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所属北洋以段祺瑞为首46将联名电奏朝廷，坚决要求实行共和，否则，他们将率全体将士进京“剖陈利害”（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页143-144。），实则是“兵谏”，发出以武力威胁的强音，再加大逼宫的力度。
自光绪、慈禧死后，皇室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代替他们，如摄政王载沣，能力平庸，无力驾驭局面；隆裕太后更是识见浅薄，与慈禧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清朝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把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清朝就已经是名存实亡，完全听任袁的摆布，被他玩于股掌之上。另一方面，袁世凯以清朝为筹码，要挟民军政府，而民军已感到以武力推翻清朝难以实现，就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只要他赞成共和，促使清帝退位，就把大总统让给他。于是，这场政治交易在经历了多次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一致。懦弱无能又无助的隆裕太后及其权贵们在内外夹攻下，走头无路，遂以明智的态度接受优待条件，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页183。）。袁世凯如愿以偿，由清朝的总理大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不管怎么说，清朝确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其亡也必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件大好事，它体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清朝最后一代当政者们如隆裕太后等，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毕竟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放弃武力对抗，以和平的方式把政权移交给民国政府。此举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避免了战争继续打下去，广大人民免遭战乱之苦，国家也不致分裂。因此，清朝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应当给予肯定。
民国政府给予清废帝及其家族的特殊优待，在中国历史上也创下了一个特例，为历代所仅见。各项优待条件，早在清帝退位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商定：清帝退位后，其名号应保存而不变，暂居禁宫，将来退居颐和园；从优发给废帝的岁俸，每年不少于300万两之数；其先人陵寝永远奉祀，民国给予保护，其原有的财产受到国家的保护，等等。至正式退位，这些优待条件基本不变。与历代亡国之君的境况相比，这也许是清朝的最后一次幸运吧！
四、清史的启示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代王朝，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去未远，迄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可感受到它的影响。它的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与文化的遗产，认真加以总结、提炼，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与教训，尤有特殊的价值。
那么，清史的启示是什么呢？仅依个人研究所得，从前三个部分的评述中，不妨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前文已阐明，清朝从一个偏居山区的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发展成为统治全国的“大一统”政权，并且长治久安，在较长的时间，处于世界强国地位。它靠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往，治史者总是注意或强调清军骑射的优势，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了汉族。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根本的还是它的精神力量。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此做出了精辟的理论概括，这就是：满族勇猛、强悍的尚武精神，民族的凝聚精神，团结包容的精神，学习先进经验的精神，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精神（注：戴逸：在《第九届全国暨国际清史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上所引，系作者记录，如有失误，作者负责。）。总括一句话，就是朝气蓬勃、勇猛进取的精神力量。历史证明，成就一桩伟大事业，物质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但精神力量更重要。因为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素养将决定对物质力量使用的程度。而人则靠精神力量来支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清入关前，八旗军队论人数、武器装备及财力，皆不如明军，然而，每战几乎必胜，靠的就是精神力量。随着军事的胜利，努尔哈赤一再大胆迁都，表现出一种前进不已的气势。皇太极突破其父的思想局限，屡次突入长城，纵兵深入中原，是进取精神的延伸。清朝敢于入关，更敢于同时与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等几股强大的军事势力展开争逐，尽为进取精神所驱动。康熙在位61年，开创了盛世的新局面。其子世宗作出评价：“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注：《清世宗实录》卷1。）还是说康熙朝仍保持入关前的那种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经雍正朝，直至乾隆晚期，满族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不减，故其国势充满了活力。当乾隆晚年，以其成就为满足，为歌舞升平而陶醉时，以“持盈保泰”维持现状，也就失去了进取的精神，清朝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
清朝长期坚持不停顿的整饬吏治，惩办贪污腐败，倡导廉洁政治，是清朝治国的一个成功经验。历代王朝的毁灭，无不根源于政治黑暗，吏治败坏，所谓“官逼民反”，掀起动乱，进而摧毁国家政权。这已为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史所证明。一向对吏治问题认识深刻，治国首重吏治，突出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远见卓识，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反贪、澄清吏治作为治国的长期执行的方针，同一切贪污腐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已如前述。应当强调的是，在专制政体下，政治腐败、贪污、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是无法根除的，惩治一批，又滋生出新的一批，是永不“枯竭”的。清朝统治者同历代一样，永远找不到根净的办法，但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坚持同吏治腐败作斗争，是值得赞许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制定与实施什么政策，对国家的安危关系极大。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清朝治国的精华思想。它建立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主要得益于适宜的民族政策。创业初期。它把敌人即蒙古人和汉人，逐渐变为朋友或同盟者，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蒙汉三大民族的政治同盟，做为其立国的基石，为其政权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强调一点，这就是清朝统治者提出并坚持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划时代的进步，直到今天，仍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代王朝之一。在这方面，清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做法及其丰富的经验，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清一代，主要是在康雍乾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也取得了成功。就经济政策与具体措施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诸如垦荒、兴修水利、建仓储、减租减赋、蠲免钱粮、开展贸易、兴办手工业等等，这在历代大都已经做过或实行过。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兴办了近代工业，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清以前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依然落后于西方。不过，清前中期的经济繁荣还是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做为最高统治者，时刻以民生为念，想尽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垦荒之多、为兴修水利与海塘投入资金之多，创中国历史之最，目的是解决百姓的生计，不惜代价。高宗曾说：“……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注：《清高宗实录》卷242。）因此，他仿照其祖圣祖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四次实行大规模地“普免”钱粮，使每个臣民都沾“实惠”。实行赋税改革，通行摊丁入地，“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惰民、乐户、蛋户等人的低贱身份，恢复平民的地位。这些重大改革和重要政策，皆创前无古人之业，都归结到清朝统治者牢固地树立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清实录》中充斥了有关这方面的思想言论，深刻地阐明了他们的“民生”的理念。他们重视民生、民用、民命的价值观念，已接近近代社会“民生”的某些意识，或者说，已生长出新思想的萌芽。这比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清代中期，在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重现传统文化的种种奇观，呈现出枝繁叶茂的昌盛景象；自近代前后进入晚清时期，掀起了“西学”的宣传与研究热潮，涌动着社会变革的思潮。探索其文化发展与流变的内因，一是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国家财力充足；二是政治清明，政风端正，学风才能纯正，文化得以健康地发展。顺康雍乾四朝，一贯倡导行实政做实事，躬行实践，坚决反对空言虚文的作风，引导到学术研究、文化创造，则树立了实学、经世致用的良好学风。三是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一般来说，在不直接危及清朝统治的情况下，文化与学术活动皆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学术之见，并且还受到鼓励。即使在文字狱频频发生的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仍然不断取得新成就。四是最高统治者亲自倡导、示范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尤其是他们亲自主持与组织学术活动、编纂一系列图书，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前列《四库全书》之完成，没有以上四个条件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前三个条件具备，如没有高宗主持，还是成不了书的。清代的文化发展，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同样重要，值得深入加以总结。
最后，我们不能不强调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问题。这主要指清代诸帝所起的作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帝，其一言一行、一项政策、决策，对国家都至关重要，甚至将决定国家的盛衰兴亡。他们发挥或起到什么样作用，又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思想品格、性格及作风等息息相关。与明朝诸帝相比，清帝大多有作为，素养较高。如太祖、太宗、世祖（摄政王多尔衮）、圣祖、世宗、高宗等，都是创大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作风求实，事必亲躬，不事奢华，尤其是为政勤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可称为帝王的典范。以圣祖为例，去世前，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注：《清圣祖实录》卷300。）此段自评的话，是他一生勤政的真实写照。世宗勤政，更有特色。他不贪恋声色，从不出游，每天至夜，埋头于臣属的奏书之中，不停地批阅，不停地训诫。据他说，即位12年，“所颁谕旨不下数千万言”（注：《清世宗实录》卷151。）。现今遗存的《朱批谕旨》、《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等巨帙，就是明证。“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注：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页471。中华书局，1983年。）高宗勤政，也无一日之懈。如西北战事、缅甸及金川诸役进行时，每天军书旁午，他“无不应时批示”，至夜半，常披衣坐待天亮，等待各处军报，惟恐有误军机（注：《啸亭杂录》卷1，“听报”。）。他们又都是勤学的典范。三帝博览群书，精通经学，高宗通晓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能诗能文，写诗之多，达4万多首，直追全唐诗！堪称一代奇才！他们文武兼备，运筹决策，决胜千里之外。他们处事，功过分明，是非分清。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统治集团凝聚一致，朝政清明。他们为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新时代，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
毫无疑问，清朝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而沉重。要而言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拒绝开放。当西方国家如英国遣使叩问中国大门时，高宗断然拒之门外，自吹中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因而失去了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其次是拒绝西方科技文明。还在康熙时，西方先进科技已进入宫廷，可惜，没有吸收过来，推广到生产实践。乾隆时，西方又有了许多新发明，英使马戛尔尼携来中国，高宗视为“淫巧”小技，弃为废物！第三，如外贸、铜、煤与铁矿的开采及冶炼，有可能优先发展起来，却受到阻挠。开矿由国家垄断，绝大多数产品归官，很少部分进入市场。原先外贸设四个口岸，高宗下令关闭三处，只留广州一处。第四，思想专制趋严，一切有碍清朝统治的言论、诗文、图书等，都遭到严禁，如图书、诗文销毁，以文字狱惩治个人，株连九族，打击扩大化，处置严酷。这是清史中最黑暗的记录之一。至近代，清朝顽固恪守祖训旧规，不思变革，也不许别人变革，有求变者即遭镇压。戊戌变法即是典型事例。农民起义、变法，都不能使没落的清朝重振雄风，相反，仍竭力阻挠中国的变革，最后，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打倒。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伟大使命，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代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从其逊国开始，我们把它作为一门断代史展开研究，也只有90年，应该说，成绩很大，分歧不少。本文仅借此逊国90年之际，对清代史作一回顾，不能面面俱到，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个人的认识，也是对辛亥革命90年的纪念。正确与否，有待识者指正。^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1年03期第135～147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一、历代创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历代王朝创业史，是中国历史的光彩篇章之一。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比较历代创业史，清朝的勃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清朝的创业史，从时间上界定，应上溯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为蒙难的父祖复仇，中经第二代清太宗皇太极，传至第三代世祖福临，迄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擒获永历帝朱由榔，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为标志，除台湾，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共3代人，经时78年。其中，努尔哈赤占去了43年，皇太极为17年，福临为18年。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如所周知，努尔哈赤起兵时，年仅25岁，“兵不满百，甲仅十三。”（注：《满洲实录》卷1。）可见其势弱小，势单力孤。但努尔哈赤凭一身胆气和智慧，勇猛战斗，终于使仇人尼堪外兰授首，迫使明朝为误杀其父祖给予了赔偿（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算不上惊天动地之事，却是拉开了清朝创业史的序幕。以此为契机，复仇的胜利激发他走上了统一女真之路，为创建未来的大清（后金）政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于是，一系列奇迹发生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重新凝聚女真，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就是清朝创业史上的奇迹之一。
明代女真，散居东北地区，按明人说法，分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至明中叶，女真人开始活跃起来，海西与建州女真中涌现出一批批英雄人物，诸如李满住、董山、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清佳砮、杨吉砮、王杲、王兀堂、阿台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称雄一时（注：详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传”、“王杲传”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明史》卷222，“张学颜传”。）。他们都曾试图统一女真诸部，但为明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所制约，又遭到来自内部的反对或攻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如同夜空中的流星，只闪烁了几下，便迅即消失了。努尔哈赤继其后，恩威并施，削平群雄，统一女真各部。分散的女真人迅速集聚起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创制了新文字，史称老满文。文字的创立，是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满族初步形成（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同时，努尔哈赤创建八旗，进而建立国家政权——后金，为满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皇太极时，进一步推动满族共同体不断扩大，进而扩建八旗，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其制遂告完善（注：《清太宗实录》卷51、52、62；《啸亭杂录》卷2。）。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今后不许本族人称“诸申”（女真旧名），一律改称“满洲”（注：《清太宗实录》卷25。），简称满族。这一重大决定，赋予新的民族共同体以新的名称，标志满族最后形成。从此，满族正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她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300多年过去了，现今满族已近千万，位居国内少数民族第2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军事与政治实践，终于“创造”了一个新民族，同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清入关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努尔哈赤、皇太极既是满族的政治领袖，更是率领千军万马攻战的统帅。他们横刀跃马，驰骋于东北大地，长城内外，在军事上创造了一系列奇迹。
且不说努尔哈赤与女真诸部数十年上百次战斗，就以同明朝的战争为例，从首战抚顺、清河开始，迄至去世，他指挥并参加的重大战役，计有：萨尔浒决战、开铁之战、沈阳之战、辽阳大战、广宁（辽宁北镇）之战、旅顺攻城战、宁远（辽宁兴城）城下之战等（注：以上各战役经过，可参见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有关章节。辽宁人民社，1986年版。），其中萨尔浒之战，将决定新兴的满族的生死存亡，关系重大，故称为“决战”。努尔哈赤有胆有识，以少击多，大败明军近10万。在其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努尔哈赤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或突袭攻其不备；或“用间”里应外合；或诱敌入伏，聚而歼之；或旷野布阵，全线出击等等，以骑兵快速、迅猛冲决，势若狂风骤雨，明军几乎每战必败，也只有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城之战，以“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废后金骑射之长技，才取得与后金开战10余年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注：《明史》卷275，“袁崇焕传”。）。8个月后，努尔哈赤“背发痈疽”而死（注：《明熹宗实录》卷71。）。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同样高超，自20岁，到35岁即汗位前，他参加了其父指挥的一切重大战役。即位后，他指挥了更多于其父汗所发动的战役，而且更大胆、更具雄心，多次把军事活动扩展到长城内外，更纵兵深入中原地区，几乎无往而不胜！他指挥的战役有：大凌河之役、宁锦之役、皮岛之役、三征黑龙江、三征林丹汗、突入长城的入口之战、兵临北京城下之战、铁骑闯冀鲁、松锦决战等。他指挥的战役，规模大，行军距离远，范围扩展，尤以松锦决战更著名。此战打垮明精锐13万，擒获统帅洪承畴，战况更比萨尔浒决战辉煌。这里，特别要提到，皇太极即位后的10年中，先后两伐朝鲜，迫使其彻底降服，弃明归清。他做了乃父未敢或未及做的一件大事。皇太极戎马一生，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惯用围城打援、围困毙敌、千里奔袭、设伏断路、巧设反间计等，无不奏效。史书说他“料敌制胜，用兵如神”；又说他“步射骑射，矢不虚发”（注：《清太宗实录》卷1。）。基本符合事实。
他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十八年（1661年），清朝以首战山海关为开端，倾全力重新统一全国。其大小战役不知凡几，战斗规模之大，激烈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外时期。尽管也遭到一些失败或挫折，还是逐一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个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先后灭亡南明四个小朝廷，扫荡了一切抗清势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将帅，同样创造了如山海关决战那样耀眼的军事艺术的杰作。
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人口与军队总数处于劣势的满洲人，历经40多年的战斗，打败了大国的明朝，征服了李氏朝鲜，消灭了强大的农民军，始终保持了不败的记录。应当承认，他们又创造了军事奇迹。
清朝创业的奇迹，还表现在她创造性地独创了与历代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政治制度与管理体制。
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国后金，还是单一的满洲（族）政权。皇太极即位后，实施体制改革，他把满洲体制与汉制即明制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方面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理藩院为清独创，其前身为蒙古衙门，专为处理蒙古事务而设；而改制后，成为处理各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设皇室管理机构内务府、六部满汉“复职”等，都是清朝的独创。皇太极改制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其父努尔哈赤排斥汉人参政的单一满族的体制，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儒士及蒙古人直接参政；与此相适应，他扩建八旗组织，创建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努尔哈赤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注：昭梿：《啸亭杂录》。）皇太极重新调整民族关系，宣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注：《清太宗实录》卷42。）重点改善汉人的地位，实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注：《清太宗实录》卷1。），特别优礼汉官，颁赏不绝，宴请无虚日。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改变了汉人的偏见，纷纷归入清（后金）政权，迅速地壮大了它自身的实力。
清入关前，对蒙古族采取了亲密的政策：上自皇帝（汗）及其兄弟子侄，下至王公贵族，皆与蒙古贵族联姻结亲。自此上层世代不断亲，从而巩固了双方互为依存的血亲关系。清朝对蒙古族的政策的巨大成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自蒙古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数百年间，长期保持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并未真正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或政权，即使在元亡后，散居长城外“三北”地区，也未完全臣服于明朝，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终始。然而，一个后起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居然能降服强悍的蒙古人，为历朝所困扰的“边患”自此消除，并使蒙古人为其所用，成了清政权的一大支柱。清朝（后金）的民族政策，开创了中华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成就巨大，意义深远。
应当指出，清朝勃兴与历代创业相比，多有不同。考察历代王朝的创业史，多数是乘天下大乱，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创建一代王朝，诸如刘邦、刘秀、李渊父子、朱元璋等，都是通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来取得政权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王朝，实际并未经长期斗争，仅通过兵变、政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如，曹魏、司马氏、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大多是靠政变或兵变改朝换代。从这些创业者的个人经历而言，各有奇遇，如朱元璋从一个和尚到成为皇帝，也只能说，他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惟努尔哈赤起兵，无可借助，完全是靠自身力量拼搏，硬是打出一片新天地。他从起兵到建政权，明已走下坡路，但天下尚未大乱，即向明宣战时（明万历四十六年），国内还没有爆发农民大起义，后来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此时年仅10余岁。就是说，努尔哈赤没有可利用的有利形势。明朝虽衰落，在辽东仍驻军近10万，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努尔哈赤也仅是“一墙”（即辽东边墙）之隔。他要走出重重山岭，要冲破明军的防线，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他从今辽宁东部山区的弹丸之地赫图阿拉起步，推进至今抚顺附近的萨尔浒，再进至辽阳，再迁沈阳，距离不过200多华里，如从1583年起兵计算，花费了近40年才走完；如从1616年建国算起，也花了7年的时间。从沈阳（盛京）到北京，不足2000里，却是到第三代人共20余年才实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又用了18年的时间。赫图阿拉——萨尔浒——辽阳——沈阳——北京，这些创业的都城，如同万里长征的界标，清晰地显出清朝创业的历史轨迹。
清朝的创业史，不愧称为历代创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多尔衮与其广大将士及广大的满蒙汉各族人民，都是奇迹的创造者。
二、长治久安的成功范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长治久安”做为治国的最高目标，那些有作为的帝王，治国之能臣，总是不断探索国家的长治之道。他们追求的根本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保证他们的一姓家天下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以期统治永远永久。
秦始皇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这番话，最典型地代表了历代帝王们的共同心理。假使历史果如秦始皇所预言，大概到了今天还是秦的天下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二世还没过去，他开创的大一统王朝就暴亡了。秦朝开了短命王朝的先例。隋朝也仅传了二代，不过30多年，也灭亡了。至于偏居一隅或半璧江山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一个个王朝如同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真是皇帝轮流当，名号勤变换，哪来的长治久安！其他如汉、唐、宋、辽、金、元、明、清等王朝，存在时间最长的也不超过300年，多在一二百年之间。历史表明，历代王朝从没有“永久牌”，都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迟早都归于结束。尽管如此，历代王朝还是在寻求长治久安。
何谓长治久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国家长期得到很好地治理，政权稳固，社会长久安定。这里包含了“长”和“久”的时间概念，但本质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所指的长治久安，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换言之，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具体说，国家统一，四境安宁，经济持续发展，百姓生活安定，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统治集团基本一致，等等。一句话，天下达到了大治。以此考察历代，可以看到，西汉由“文景之治”发展到武帝时期，共90年左右，呈现出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唐自“贞观之治”至开元年间，已历百有余年，是为盛唐时代；明自永乐至宣德，共30余年，史称“永宣之治”。这是史家公认的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故誉为“盛世”。
清朝以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长治久安，长达130多年，史称“康乾盛世”。它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宏伟、成就辉煌而远迈汉唐，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一个成功的范例。
总观清代以前几个长治久安的盛世时期，皆从大乱走向大治，实现了持续的长治久安。清承明末天下大乱，逐渐走向大治。明末之乱，起自“乱象已形”、“乱心已萌”的万历中期（注：《明史》卷226，“吕坤传”。），经天启、崇祯两朝之败坏、农民战争及明清（后金）数十年战争之蹂躏，延至清军入关，与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的军事斗争，全国已乱了60余年，一派凄惨的景况：农业残破，百业萧条，百姓流离失所，大批人口或死于战乱，或倒毙于饥饿，人口锐减，城乡荒凉，土地抛荒。很多地区，已成了“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
终顺治之世，一面以武力“定乱”，除台湾，大陆基本统一；一面推行新政以“治乱”，初见成效，为清朝全面实现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康熙朝，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之乱为转机，二十二年收降郑氏台湾回归祖国；次年，圣祖首次南巡，阅视治黄工地。此三件大事，显示社会全面安定，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这正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开端。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川陕等11省爆发白莲教大起义，为盛世也为长治久安划上了句号。清朝从此走向衰落。清朝的长治久安达124年之久，也只有唐贞观至玄宗开元共120余年可与之相比。不过，唐高宗后，发生了内乱，涉及中宗、睿宗、武则天等人的夺权斗争，多少损害了长治久安的局面，武则天执政后，重新恢复了唐朝的活力；武则天死后，政局又出现一些波动，玄宗即位，才又稳定下来。可见，唐朝的长治久安，也是一波三折。清康雍乾三朝一脉相承，连续而不间断，显示它的发展较唐更充满了持久的活力。
迄今，某些论者对清朝长治久安认识不足，对其成就评估不足，有的甚至完全否认，声称清入关使中国落后了100年（注：以顾诚《南明史》为代表，全面否定清朝，甚至说，康乾盛世根本不存在，是某些学者“捧出来的”，云云；李洵：《四十天与一百年》，载《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等等。不须理论分辨，还是让事实说话。
明末以来，吏治腐败，经济崩溃，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清入关伊始，即首重吏治，时时以明亡为戒，用力澄清吏治，废除明末“三饷”及加派等苛政，以严惩贪官污吏为重点，藉以扫除贪风和颓风，力图建一代廉明政治。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注：《清世祖实录》卷11。）世祖亲政后也发表了同样的主张：“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注：《清世祖实录》卷54。）圣祖治国，“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他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噶尔丹则善矣。”（注：《清圣祖实录》卷250、183。）世宗即位，提出他的治国方针：“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其父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加重打击贪黩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严格要求百官：“以实心行实政”（注：《清世宗实录》卷3。）。高宗时，清朝已达鼎盛，仍不放松吏治，重点仍是“整肃官方”，以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注：《清高宗实录》卷4。）。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一脉相承：一方面，从严从重打击贪官污吏，不计官位多高，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中央部院、大学士，直至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处，直至判死刑。凡大案要案，三帝亲自审理。高宗处死其犯贪污罪的内弟、盐运总督、内务府总管高恒，就是一例。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兹不赘述。另一方面，大量表彰、保护廉吏，树为典型，倡导百官仿效。如，被圣祖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江南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一大批廉吏（注：有关于、张之实绩，详见《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卷277，“于成龙传”。），都是名不虚传的真正的清官，他们为建一代新吏风起到了示范作用。至康熙中，吏治已完全改观，可用圣祖在山东的题辞“源清流洁”来概括。这一良好的吏风得到了长期坚持，遂造成政通人和的安定局面。
定鼎北京后，清朝即确定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农业，务使百姓“家给人足”，达到“裕民”的目的。清朝源起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比汉族王朝差。康、雍、乾三朝对农业的重视，如同视为命脉。这集中反映在圣祖的一段话：“农事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二者为先务。”他为政的目标十分明确：“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即“惟以海内富庶为心”，达到“家给人足”（注：《清圣祖实录》卷116、211。），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圣祖的这一思想，在雍、乾两朝甚至以后也得到了推崇。
康熙朝实施发展农业经济的计划，首先是全面推行垦荒之策。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动员流离失所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归农，开垦土地，是当务之急，也是恢复农业生产惟一可行的办法。这一计划，早在清入关初已开始实施。康熙元年（1662年）规定，自是年始，要求5年内将全国荒地全部开垦，对垦荒成绩突出的省、府、州、县及当地官员给予奖励，否则，将处以重罚（注：《康熙会典》卷20，“户部开垦”。）。对垦荒的农民予以资助，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雍乾时，垦荒已向边疆地区发展。高宗发出指令：“即使地属奇零”，甚至“山头地角”也要开垦，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注：《清高宗实录》卷123。）在激励民垦的同时，命各地特别是驻防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史家论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注：《清史稿》卷120，“食货志”。）
其次，投入巨资治理黄河、淮河水患，整修大运河，并在各地兴建水利设施。自康熙十七年（1678年）治黄，历30年，肆虐半个世纪的黄淮河驯服。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注：《淮安府志》卷27。）。乾隆朝继续高投入，又胜前两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注：《啸亭杂录》卷1。）第三，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减租减赋，严厉打击损害农民利益的加派、克扣、勒索等犯罪行为。第四，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地”；除贱为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其它还有广建各类粮仓，为百姓储粮，以备荒年。
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在现代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首要标准。这同样适用于对古代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测定。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且不说分岐，还是看事实：前叙清朝大规模实施垦荒长达百余年，荒地广为开垦，耕地稳步增长，据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全国耕地为735万顷即7.35亿亩（注：《清圣祖实录》卷295。），已超出明末耕地总数6.7亿亩。雍正二年，则增至890万顷即8.9亿亩（注：《清世宗实录》卷27。）；乾隆末，全国耕地已超过1000万顷即10亿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康熙六十一年已突破一亿大关，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土地不过3亩多一点。亩产多少，史载不一，但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粮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清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也未达到这个水平，即使由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迅猛发展的英国养活3亿人，也是它无法承受的（注：参见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辽海出版社，1999年。）。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时已有盈余；雍正五年（1727年），库存银已增至5000万两，乾隆时，常年库存6000-7000万两，最高达8000万两左右。故被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注：魏源：《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空前规模地蠲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余两，而自五十年为始，三年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251。）又宣布：自五十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千百年所行人头税，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乾隆时，蠲免钱粮规模之大，历代望尘莫及！先后四次全免，总额达1.2亿余两。国家财富积累雄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其它经济部门，如商业、贸易、采矿、冶炼、手工业等，都蓬勃地发展起来；从内地到边疆，城镇大量涌现出来，经济生活十分活跃。限于文字，兹不赘述。
清入关前，已完成对东北地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统一，形势稳定。入关后，相继对西北、西部、西南及南部边疆地区，实行民族统一的政策，坚持并发展国家“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建立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伟大战略思想，突破了2000余年间以长城为限隔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除内外之分，弃“华夷之辨”，视长城内外诸民族为“一体”、“一家”，不仅把春秋以来所倡“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而且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传统观念，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空前飞跃。就在清朝推行“大一统”的实践中，仍有部分分裂割据势力抵制“大一统”，这主要是以西北地区准噶尔部为代表，一再掀起动乱。无论圣祖、世宗、高宗，都曾一再和平争取，终归无效，不得不坚决地予以军事打击。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首战噶尔丹武装叛乱，历经近10年，三次征伐而结束，继之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兄弟，皆以胜利告终。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北、西藏、青海地区的完全统一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历70余年，以重大的代价始将国家“大一统”付诸实现。在西南地区，始自雍正朝的体制改革，废土司，实行“改土归流”，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斗争包括流血斗争，至乾隆时最后完成。世宗曾为清朝的“大一统”作出精辟地概括：“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注：《清世宗实录》卷83。）以乾隆二十四年为准，中国的疆域可以确定，即极西达喀尔巴什湖，北至外蒙古之恰克图，东北远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南尽南沙群岛，皆隶版图，将50多个民族置于清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成为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之广，统一之扩大，民族之多，为中国2000余年封建国家所仅见！
清朝长治久安，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空前昌盛，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突放异彩，人才辈出，群星辉映。
首先，须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说起。在历经明末思想溃乱之后，清朝重建它的统治思想，即奉孔子为“师表”，以儒家思想“用资治理”国家（注：《清世宗实录》卷17。）。明末盛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不求实践的“心学”，以空言误国。清朝摒弃其学说，把它改造成为“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实学（注：《清世宗实录》卷84。）。以此思想为指导，大量编印并解注儒家经典，阐扬儒家思想的精蕴，大行儒学治天下，把儒家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兴办教育，一向是治世的一大善政，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文明发展的象征。清“定鼎中夏，首隆学校。”（注：《清世宗实录》卷3。）以儒家思想办学，培育人才。建学广泛，学校种类繁多，是其一大特点。如，在京师设太学，在地方设府学、县学、乡村设社学；在宗人府设宗学，在皇族内设觉罗学，在八旗内各设满、汉学校。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地方的书院迅速发展。据统计，康熙时，新建书院537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248所；雍正时，仅10年，新建书院104所；乾隆时，新建凡1139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为159所，还有其他类似书院性质的学校，如精舍、书堂、书屋等，总数达2500所（注：以上统计数字，据由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页129、157。）。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教育已从内地向边疆地区发展。一面推广教育，一面定期举行科举考试，又以推荐的方式，选拔博学鸿儒等人才，造成教育盛况空前的新局面。高宗总结以文治国的思想，说：“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教士行，复古礼为先……人思之而不忘，后世子孙赖之以安。”（注：乾隆：《乐善堂全集》卷5，“论”。）这是说，发展教育是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高宗的这段话，很有见地。
盛世修文，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又一文化特征。编纂图书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是康雍乾三朝最重要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一。他们对文化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如高宗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乾隆：《御制文二集》卷13。）姑且不计全国各地学者的文化创造活动，即以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为例，经他们“亲为裁定”的“御定”、“御纂”、“御选”、“钦定”、“御选注”的书，凡144种（注：《啸亭杂录》卷1。）。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实际不止此数。其中，康熙时组织编纂的5200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的《四库全书》，代表了有清一代的重大的文化成就。尤其是后一部书，收录图书3500余种，7.9万余卷，总字数约为9.9亿多字；共刊刻7部，共55.3万多卷，25.2万册，总字数达69.3亿字。接着，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其存目的书为6791种，93551卷，转收《全书》著录的书目为3461种，79309卷，两项合计，共收书目1万余种，18万余卷；再取《全书》之精华，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图书464种（注：见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之“出版说明”；参见南炳文等：《清代文化》页214-215。天津古籍社，1991年。）。以上数种，构成一个《全书》系列，前后动员了各方面人才4200余人，历时20年告成，所费资财何止千万！《全书》实集中国历代文化之大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大总结。这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清朝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
康雍乾三帝倡导并亲自参与一系列文化创造活动，吸收大批学者加入，直接推动学术发展起来，出现学派纷立，俊采星驰的繁荣景象。尤以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形成为其大宗，独领风骚百余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顾炎武、阎若璩等为考据学的开山鼻祖，其后，有惠栋创“吴派”；再稍后，有戴震创“皖派”，其他如任大椿、庄存与、纪昀、王念孙、彭元瑞等一大批学者，都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对清代学术文化进行了科学地概括，指出：“清代载籍之富，学者之众，流派之多，领域之广，业绩之丰，为前史所罕见。”其成果“浩如烟海，难以计数，超过其他朝代何啻十倍、数十倍”。（注：为王俊义等《清代学术与文化》所写“序言”。）与学术相辉映，文学艺术如诗歌、词赋、戏剧、小说、散文、绘画、书法等，同样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群星并出，成就辉煌，是继汉唐宋之后的又一个文学艺术灿烂的时代。如史家论称：“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注：福格：《听雨丛谈》卷4。），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注：《荣余客话》卷2。）至乾隆推向高潮，所谓“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注：《清史稿》卷145，“艺文”。）一代文治，儒家文化之弘扬，国家长治久安已达极盛境界。
最后，清朝获得了长治久安，还取决于康雍乾三朝统治集团保持长期稳定，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发挥了历史的主动精神与进取的精神。三朝统治集团并非没有矛盾或斗争，事实是，都曾发生过严肃的政治斗争，如康熙朝有“太子党”争位的“党争”，雍正朝与允禩集团的斗争，又发生了与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的斗争；乾隆朝主要是对高层官员腐败展开斗争，等等。所有这些矛盾或斗争，很快被化解。其结果，进一步增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毫无疑问，圣祖、世宗、高宗三帝个人的作用不容低估，他们的素养、人格、才能等等，皆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关他们个人的评介，将在后面再谈。
三、末世失国的一个特例
历代王朝的最终结局，绝大多数都是被暴力推翻的，即使是兵变、政变，也是受武力相挟，危及身家性命，被迫下台。被灭亡的王朝都很悲惨，王朝名号被废弃，绝其祭祀；其末帝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以生命殉国（如明崇祯帝），也有的弃国而逃（如元顺帝），转瞬之间，一代王朝连同它的末帝及其皇族从历史上消失了，不复存在。
清朝之亡，与历朝历代都不尽相同，它是在大厦已倾、大势已去的情势下，和平地将国家政权拱手让出，以退位的方式，平静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获得了民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从末帝宣统到他的大家族都得以保全。这一事件，在历代亡国史上又创下了一个特例。
清朝之末世，即指光、宣之际，它所处时代与清以前历朝历代根本不同。从世界的范围看，欧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及亚洲的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国家，对外疯狂扩张，抢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从国内看，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屡次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清朝末世正处在国家体制变革的十字路口。显而易见，清朝之命运，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存亡问题，而是关系社会制度与国体能否变更，实为中国前途命运之所系，其意义之大，在清以前历朝历代之亡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清朝失国的详细过程毋须赘述，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朝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出和平交权的退位决定的？毫无疑问，首先是革命党人的强大压力，已使清朝陷入极端孤立；其次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又使它丧失存在下去的信念。众所周知，在湘、鄂、粤、川等省保路运动达到高潮时，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军政府。辛亥革命就此开始，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先后有15个省市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还有部分省响应武昌起义，发动军事政变。事实表明人心、军心思变，心向共和，厌弃专制与清朝统治。这是清入关268年以来一巨变。就当时形势而论，清亡似已成必然之势。但是，双方胜败兴亡还将取决于军事斗争。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关键性人物——袁世凯登场，正施展阴谋来达到篡夺国家政权的目的。当清军攻下汉阳，他却下令停止进攻，坐视江南重镇南京被民军攻克。他说：“不下武汉，无以夺民军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震清廷之胆。”（注：《宣统皇帝轶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他实行“逼北压南”的阴谋手段，挟北洋军以抗衡民军，并凭藉其优势，压制南方民军政府就范；又以民军之势，恫吓朝廷，逼宫让位。故将武昌置于清军炮火控制之下却停止进攻，即乘民军军心涣散之际，先派私人代表试探，后暗中通过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授意其驻汉阳领事，向民军发出和谈的信息，提出停战谈判、清帝退位、奉袁世凯为大总统等条件（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页137。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接着，日、俄、德、法、美等列强介入，明里暗中支持袁世凯。
根据袁世凯的行迹与意图，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他主动停战，不以军事手段解决，欲“和平了结”，其意保留民军以压朝廷。以当时军事实力对比，清军特别是北洋军占有优势，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有列强支持，已胜出民军。南方民军兵力财力不足，且组织松散，已被袁军打败，其中心武昌岌岌可危。如袁世凯坚持军事解决，至少将持续几年，清朝不致速亡。第二，袁氏以牺牲清朝即逼其退位作为交换条件，来谋取大总统的宝座。其意甚明，无可隐讳。第三，袁氏停战求和，特别是逼清帝退位，他出任大总统的谈判条件，都是背着朝廷秘密进行的。当与南方民军达成妥协，尤其是得到刚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承诺后，袁世凯回过身来，开始逼宫。他率全体阁员给隆裕太后上奏，声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以下是历数种种艰难，如，无兵无饷，财政已“计无所出”，若拖延下去，到了“内溃”之日，想迁都却无容身之地！关键问题是国体如何解决，就请皇太后作出决策（注：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辈记》页270，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第3卷）页514。）。如此恫吓、威逼，企图逼清廷就范，立即退位。朝廷迟疑不决。到了宣统三年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所属北洋以段祺瑞为首46将联名电奏朝廷，坚决要求实行共和，否则，他们将率全体将士进京“剖陈利害”（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页143-144。），实则是“兵谏”，发出以武力威胁的强音，再加大逼宫的力度。
自光绪、慈禧死后，皇室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代替他们，如摄政王载沣，能力平庸，无力驾驭局面；隆裕太后更是识见浅薄，与慈禧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清朝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把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清朝就已经是名存实亡，完全听任袁的摆布，被他玩于股掌之上。另一方面，袁世凯以清朝为筹码，要挟民军政府，而民军已感到以武力推翻清朝难以实现，就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只要他赞成共和，促使清帝退位，就把大总统让给他。于是，这场政治交易在经历了多次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一致。懦弱无能又无助的隆裕太后及其权贵们在内外夹攻下，走头无路，遂以明智的态度接受优待条件，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页183。）。袁世凯如愿以偿，由清朝的总理大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不管怎么说，清朝确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其亡也必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件大好事，它体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清朝最后一代当政者们如隆裕太后等，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毕竟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放弃武力对抗，以和平的方式把政权移交给民国政府。此举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避免了战争继续打下去，广大人民免遭战乱之苦，国家也不致分裂。因此，清朝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应当给予肯定。
民国政府给予清废帝及其家族的特殊优待，在中国历史上也创下了一个特例，为历代所仅见。各项优待条件，早在清帝退位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商定：清帝退位后，其名号应保存而不变，暂居禁宫，将来退居颐和园；从优发给废帝的岁俸，每年不少于300万两之数；其先人陵寝永远奉祀，民国给予保护，其原有的财产受到国家的保护，等等。至正式退位，这些优待条件基本不变。与历代亡国之君的境况相比，这也许是清朝的最后一次幸运吧！
四、清史的启示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代王朝，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去未远，迄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可感受到它的影响。它的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与文化的遗产，认真加以总结、提炼，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与教训，尤有特殊的价值。
那么，清史的启示是什么呢？仅依个人研究所得，从前三个部分的评述中，不妨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前文已阐明，清朝从一个偏居山区的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发展成为统治全国的“大一统”政权，并且长治久安，在较长的时间，处于世界强国地位。它靠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往，治史者总是注意或强调清军骑射的优势，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了汉族。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根本的还是它的精神力量。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此做出了精辟的理论概括，这就是：满族勇猛、强悍的尚武精神，民族的凝聚精神，团结包容的精神，学习先进经验的精神，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精神（注：戴逸：在《第九届全国暨国际清史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上所引，系作者记录，如有失误，作者负责。）。总括一句话，就是朝气蓬勃、勇猛进取的精神力量。历史证明，成就一桩伟大事业，物质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但精神力量更重要。因为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素养将决定对物质力量使用的程度。而人则靠精神力量来支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清入关前，八旗军队论人数、武器装备及财力，皆不如明军，然而，每战几乎必胜，靠的就是精神力量。随着军事的胜利，努尔哈赤一再大胆迁都，表现出一种前进不已的气势。皇太极突破其父的思想局限，屡次突入长城，纵兵深入中原，是进取精神的延伸。清朝敢于入关，更敢于同时与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等几股强大的军事势力展开争逐，尽为进取精神所驱动。康熙在位61年，开创了盛世的新局面。其子世宗作出评价：“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注：《清世宗实录》卷1。）还是说康熙朝仍保持入关前的那种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经雍正朝，直至乾隆晚期，满族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不减，故其国势充满了活力。当乾隆晚年，以其成就为满足，为歌舞升平而陶醉时，以“持盈保泰”维持现状，也就失去了进取的精神，清朝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
清朝长期坚持不停顿的整饬吏治，惩办贪污腐败，倡导廉洁政治，是清朝治国的一个成功经验。历代王朝的毁灭，无不根源于政治黑暗，吏治败坏，所谓“官逼民反”，掀起动乱，进而摧毁国家政权。这已为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史所证明。一向对吏治问题认识深刻，治国首重吏治，突出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远见卓识，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反贪、澄清吏治作为治国的长期执行的方针，同一切贪污腐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已如前述。应当强调的是，在专制政体下，政治腐败、贪污、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是无法根除的，惩治一批，又滋生出新的一批，是永不“枯竭”的。清朝统治者同历代一样，永远找不到根净的办法，但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坚持同吏治腐败作斗争，是值得赞许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制定与实施什么政策，对国家的安危关系极大。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清朝治国的精华思想。它建立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主要得益于适宜的民族政策。创业初期。它把敌人即蒙古人和汉人，逐渐变为朋友或同盟者，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蒙汉三大民族的政治同盟，做为其立国的基石，为其政权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强调一点，这就是清朝统治者提出并坚持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划时代的进步，直到今天，仍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代王朝之一。在这方面，清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做法及其丰富的经验，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清一代，主要是在康雍乾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也取得了成功。就经济政策与具体措施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诸如垦荒、兴修水利、建仓储、减租减赋、蠲免钱粮、开展贸易、兴办手工业等等，这在历代大都已经做过或实行过。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兴办了近代工业，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清以前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依然落后于西方。不过，清前中期的经济繁荣还是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做为最高统治者，时刻以民生为念，想尽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垦荒之多、为兴修水利与海塘投入资金之多，创中国历史之最，目的是解决百姓的生计，不惜代价。高宗曾说：“……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注：《清高宗实录》卷242。）因此，他仿照其祖圣祖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四次实行大规模地“普免”钱粮，使每个臣民都沾“实惠”。实行赋税改革，通行摊丁入地，“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惰民、乐户、蛋户等人的低贱身份，恢复平民的地位。这些重大改革和重要政策，皆创前无古人之业，都归结到清朝统治者牢固地树立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清实录》中充斥了有关这方面的思想言论，深刻地阐明了他们的“民生”的理念。他们重视民生、民用、民命的价值观念，已接近近代社会“民生”的某些意识，或者说，已生长出新思想的萌芽。这比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清代中期，在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重现传统文化的种种奇观，呈现出枝繁叶茂的昌盛景象；自近代前后进入晚清时期，掀起了“西学”的宣传与研究热潮，涌动着社会变革的思潮。探索其文化发展与流变的内因，一是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国家财力充足；二是政治清明，政风端正，学风才能纯正，文化得以健康地发展。顺康雍乾四朝，一贯倡导行实政做实事，躬行实践，坚决反对空言虚文的作风，引导到学术研究、文化创造，则树立了实学、经世致用的良好学风。三是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一般来说，在不直接危及清朝统治的情况下，文化与学术活动皆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学术之见，并且还受到鼓励。即使在文字狱频频发生的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仍然不断取得新成就。四是最高统治者亲自倡导、示范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尤其是他们亲自主持与组织学术活动、编纂一系列图书，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前列《四库全书》之完成，没有以上四个条件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前三个条件具备，如没有高宗主持，还是成不了书的。清代的文化发展，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同样重要，值得深入加以总结。
最后，我们不能不强调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问题。这主要指清代诸帝所起的作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帝，其一言一行、一项政策、决策，对国家都至关重要，甚至将决定国家的盛衰兴亡。他们发挥或起到什么样作用，又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思想品格、性格及作风等息息相关。与明朝诸帝相比，清帝大多有作为，素养较高。如太祖、太宗、世祖（摄政王多尔衮）、圣祖、世宗、高宗等，都是创大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作风求实，事必亲躬，不事奢华，尤其是为政勤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可称为帝王的典范。以圣祖为例，去世前，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注：《清圣祖实录》卷300。）此段自评的话，是他一生勤政的真实写照。世宗勤政，更有特色。他不贪恋声色，从不出游，每天至夜，埋头于臣属的奏书之中，不停地批阅，不停地训诫。据他说，即位12年，“所颁谕旨不下数千万言”（注：《清世宗实录》卷151。）。现今遗存的《朱批谕旨》、《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等巨帙，就是明证。“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注：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页471。中华书局，1983年。）高宗勤政，也无一日之懈。如西北战事、缅甸及金川诸役进行时，每天军书旁午，他“无不应时批示”，至夜半，常披衣坐待天亮，等待各处军报，惟恐有误军机（注：《啸亭杂录》卷1，“听报”。）。他们又都是勤学的典范。三帝博览群书，精通经学，高宗通晓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能诗能文，写诗之多，达4万多首，直追全唐诗！堪称一代奇才！他们文武兼备，运筹决策，决胜千里之外。他们处事，功过分明，是非分清。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统治集团凝聚一致，朝政清明。他们为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新时代，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
毫无疑问，清朝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而沉重。要而言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拒绝开放。当西方国家如英国遣使叩问中国大门时，高宗断然拒之门外，自吹中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因而失去了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其次是拒绝西方科技文明。还在康熙时，西方先进科技已进入宫廷，可惜，没有吸收过来，推广到生产实践。乾隆时，西方又有了许多新发明，英使马戛尔尼携来中国，高宗视为“淫巧”小技，弃为废物！第三，如外贸、铜、煤与铁矿的开采及冶炼，有可能优先发展起来，却受到阻挠。开矿由国家垄断，绝大多数产品归官，很少部分进入市场。原先外贸设四个口岸，高宗下令关闭三处，只留广州一处。第四，思想专制趋严，一切有碍清朝统治的言论、诗文、图书等，都遭到严禁，如图书、诗文销毁，以文字狱惩治个人，株连九族，打击扩大化，处置严酷。这是清史中最黑暗的记录之一。至近代，清朝顽固恪守祖训旧规，不思变革，也不许别人变革，有求变者即遭镇压。戊戌变法即是典型事例。农民起义、变法，都不能使没落的清朝重振雄风，相反，仍竭力阻挠中国的变革，最后，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打倒。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伟大使命，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代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从其逊国开始，我们把它作为一门断代史展开研究，也只有90年，应该说，成绩很大，分歧不少。本文仅借此逊国90年之际，对清代史作一回顾，不能面面俱到，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个人的认识，也是对辛亥革命90年的纪念。正确与否，有待识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