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刘仲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1年01期第85～94页
【英文标题】Applying Pre-Qin Classics of Philosophy to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chool of Empir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刘仲华(197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关 键 词】考据学/先秦诸子/考据/清代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1-0085-10
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清儒考证经、史首先从音韵、训诂入手，重视字的音形义，重视名物制度的考释，重视三代史实的考辨。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不但重视本证，还特别重视他证和旁证。而对于六经来讲，只有先秦子书与其时代相当，也惟有其时代相当，因此子书在字的音形义上，在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上，在所记载的史实上，与六经中的内容有更多可以相互比照的地方。正是由于先秦子书与六经有许多这样的关联之处，所以清儒在治汉学时特别重视运用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正如罗焌所说：“以古诸子书，关联经传，可以佐证事实，可以校订脱讹，可以旁通音训。故乾嘉以还学者，皆留意子书，用为治经之功。”（注：罗焌《诸子学述》，岳麓出版社1995年版。）
一、考据方法的完善
清代考据学非常重视博学兼采，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州学派，在治学时虽然侧重不同，但是都兼及经史子集。考据学的先驱顾炎武便主张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对诸子百家学就颇为重视，他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顾炎武对能立一家之言的先秦子书颇为欣赏，并特别强调立言的重要，他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如惠栋，博览群书，“著书之暇，取诸子百家凡象纬、舆地、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谱牒、金石文字、算术、历律之学有足翼经传、发明注疏者，随笔摘记，莫不穷源竟委，曲证旁通，以为后学津梁。”（注：惠栋《松崖笔记》翁广平序。）乾嘉学者大都主张博学通贯，多闻多识，对诸子百家的涉猎即是其中之一。这种博涉兼采的学风是明末以来古学风气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乾嘉学者的博学兼采与明清之际的博学风气已经有所区别，如果说明清之际多注重思想的融会贯通，那么乾嘉时期更注重方法上的广泛涉猎。具体在涉及先秦诸子时，明清之际多张扬“经子平等”、“各周于用”（注：傅山反对儒学独尊，更反对将诸子学说斥为异端，他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弊可知。”见《霜红龛集》卷三八。李贽认为诸子学说“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而且“各周于用，总足办事”。见《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具有理性批判的思想，而乾嘉时期对诸子的涉猎则主要表现为在以子证经中的运用。
乾嘉考据学还特别重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凡立一义，必广征博引，而且以古为尚。求证时不但要有本证，而且注重他证或旁证。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注：《音论》，见《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法为后世乾嘉诸儒所继承。王引之论钱大昕时说：“古之治经与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数，证之诸子、传记以发其旨。自讲章时艺盛行，兹学不传久矣。国初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注：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正如王引之所言，清代考据学家在研治经史时，莫不博求广证，“证之诸子”，“以发其旨”。焦循也大力提倡考据学以诸经为宗，博引诸子百家等各种学说为旁证，他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注：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在考据学这种博征庞引方法的指导下，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的相近而倍受关注。
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不是清儒独有的特色，历代大学者多有此称。而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做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以子证经史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法，而且利用者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俞樾，清儒在考证经史中都非常注重利用先秦诸子材料。以至于清末学者明确提出了“以子证经”的方法。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读子为通经。”并自注：“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又进一步说：“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注：《輶轩语》一，见《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藏书家叶德辉在总结证经的方法时说“经有六证”，其中之一便是“以子证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以子证经，诸子皆六艺之支流，其学多于七十子。周秦两汉九流分驰，诸儒往往摭其书之遗言，以发明诸经之古学。今试举其书论之……《韩非子》、《淮南子》为《春秋左氏》义，《白虎通德论》为《春秋》礼义，《荀子》、蔡邕《独断》为《礼》义。此其彰明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书》、有《百国春秋》，《管子》有《周礼》遗法，《淮南子》有九师《易》义，是又在读者善为沟通，而无用其比较已。”（注：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八册，“经术类”，“经有六证”。）张之洞、叶德辉的总结可以说是清儒考证方法的直接提炼。
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方法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缘起，即求六经之本旨。清儒以恢复六经之本原为务，而要求得孔孟真解，就必须剔除前人的妄解与附会。先是弃明而复宋、唐，接着又越唐、宋而求之于汉、魏，后来又进一步，而求之于先秦。可以说，清儒在解经中选取材料的倾向是以古为尚的，正如胡承珙所言：“以秦人而视三代，犹邑人也；以汉视秦，则州人矣，然则较唐宋以后，不啻其在数千里之外者，则州人犹为近之。是故篇章大义，风喻微言，《传》之于《经》，《笺》之于《传》，离合之间，同异之际，求而不得当，则证之他经，又不得则证之以秦汉古书，往往有晻然合符、涣然冰释者。”（注：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三《答陈硕甫明经书》。）又如俞樾说：“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在这种追求本原的观念下，清儒以恢复古训、古音为务，而要求得古训、古音，单单利用经传本身是不够的。先秦子书与六经在形成的时间上最为接近，在所涉及的内容上也多有关联。所以，清儒在利用经传的本证之余，特别重视使用以子证经、史的旁证法。
二、子与经、史
先秦诸子与六经、三代历史的密切关联是清儒进行以子证经、史的前提和基础。诸子与六经主要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诸子百家多称述六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注：《庄子·天下篇》。）比如《荀子》，兼通六艺，尤其长于《诗》、《礼》、《春秋》，书中引用六经，处处可见。又如《墨子》，其学与儒家并称显学，而且对儒家多有攻击，其中引用《诗》、《书》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也非常多。除了诸子引用六经以外，也有不少子书的内容被纳入经书。如，道家伊尹所作之《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都编入《商书》。墨家尹佚所作的《洛诰》则编入《周书》。荀子所作的《礼论》、《劝学》、《宥坐》则载入《大戴礼记》等。正如江瑔所言：“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注：江瑔：《读子卮言》，第三章“论诸子与经史集相通”，商务出版社1928年版。）其二，诸子思想与六经主旨多有相辅相成之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注：《汉书·艺文志》。）诸子乃六经之羽翼的观念在两汉以后非常普遍。明末人胡应麟说：“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清初黄宗羲也说：“古今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圣门之一知半解而后得成说，何曾出此范围。”（注：《南雷文定》卷七《孟子师说》。）章学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谈天地，关尹推衍无行，《书》教也。纵横辞命，出使专对，《诗》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之言，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注：《文史通义》诗教上。）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九流的主旨都可归于六经之说。这种诸子合乎经义的观念，也为清儒援用子书求证经义提供了可能。清末考据学家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六经，而周秦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故读《庄子·人世间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谓牵引也，而《诗·七月篇》‘以伐远扬，掎彼女桑’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乡监’，而知鲁、韩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以古义也。读《吕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闭，地气沮泄’之文，有夺误也。凡此之类，皆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乌呼！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俞樾是清末考据学大师，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儒的共识。
至于子与史，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多言三代古史。史，作为书籍的一种独立分类，晚出于经、子。《汉书·艺文志》尚无史类，而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列六艺。先秦诸子或言三皇，或言五帝，或言春秋战国之事。而诸子书称述古史，“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记本末”（注：罗焌《诸子学述》，第97页。）。所以，诸子书中所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往往与《左传》、《国语》的记载有不同，至于诸子书所言三代的传说古史与六经所言，更是大不相同。但是，诸子言史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有不少地方征引诸子书以为确证，他还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古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不但征引诸子，而且肯定诸子书所言事实与《春秋》无异。胡应麟继承了子史互见的思想，并直接提出“众说子也而实史”（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的说法，他在《史书占毕》中谈到三代历史时，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载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胡应麟明确指出，三代历史不但见于六经，而且互见于诸子。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子与史的关系，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他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经、子、集皆与史相通，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因此，他不仅认为六经皆史，而且其他子书甚至文集，都可以作为史来对待。诸子不仅来源于史，而且“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注：《文史通义·外篇·立官有本》。）。“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的类例中，还特别强调要选录子书，他说：“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注：《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此外，他还说：“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部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这种诸子皆史的观念，与其六经皆史的提法一样，不仅对史学理论有新的贡献，而且对子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注：《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注：《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注：《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注：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注：《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注：《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
如《康熙字典》解释“船”，引子书之文如下：《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商君书·弱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船楫也。”《韩非子·功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又：“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注：《康熙字典》。）与明代《字汇》、《正字通》相比，《康熙字典》对“船”字的解释颇为简明，但在揭示语源方面，《康熙字典》却高出一筹，其原因正在于它引用了先秦子书的材料。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解释而、乃、尔、若与汝相通时，说：“汝，本作女。而、乃、尔、若四字不独训女，字亦皆通作女。《庄子·外物篇》：‘召而来。’释文云：而本作女。《洪范》：‘谋及女心。’《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诗》‘尔’作‘女’。《甘誓》：‘汝不共命。’《墨子·明鬼篇》引作‘若不共命’。盖四字以声转而变，其实犹一字耳。”（注：《小尔雅义证》。）胡承珙引《庄子》之文，证明“而”与“女”字相通。又用《墨子》保留古字较多的长处，以《墨子》所引《诗》中的句子，与传本《诗》中的句子两相对比，进一步确证“而”与“女”相通。这种利用子书的材料进行字义训诂的方法，在阮元的《经籍纂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清儒除了援用子书进行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以外，还充分利用子书进行经书的辨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阎若璩、毛奇龄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其实，早在汉代的王充就已经提出以子证经书之误的方法，他在《论衡·书解篇》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事实。”（注：《论衡·书解篇》。）先秦子书多引六经之语，以张扬自己的学说；而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六经字句，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书在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原貌。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尚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代出现了今、古文区别，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的纠缠。宋代以来，朱熹等人开始辨古文《尚书》之伪，经吴澄、梅鹫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至清初已到了成熟阶段。阎若璩沉潜钻研三十余年，撰写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多种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中，阎若璩运用最多就是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据统计，先秦子书中引用《书》次数最多的是《墨子》，所引达47次，篇数也最多，达22篇；《孟子》38次，《荀子》22次，《韩非子》7次，《管子》6次，《庄子》3次，《尸子》1次，《吕氏春秋》14次。（注：见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阎若璩利用这些子书中保留下来的《尚书》字句，论证古文《尚书》之伪。
如，引子书以证伪古文《尚书》之改窜误用。阎若璩说：“《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明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又列举《墨子》、《淮南子》所引之文，断定古文《尚书》“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认为先秦子书虽然数次引用《尚书》的同样一句话，但由于依据的是《尚书》原本，因此尽管在字句上会略有不同，但是意思不会改变。而古文《尚书》由于是伪撰而成，所以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生意义上的逆转。阎若璩举《墨子·非命篇》三次引用《仲虺之告》与古文《尚书》进行对比，他说：“《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失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充分利用《墨子》等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他看重的就是先秦诸子“辞则甚古”的文献价值。
又如，以子书所引证明古文《尚书》不合史实之处。阎若璩举《墨子》引述汤之官刑，却被古文《尚书》袭用为商汤所作为例。《墨子》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注：《墨子·非乐》。）阎若璩认为，《墨子》所引“汤之官刑”，“虽未言其出于何时”，但与《左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阎若璩进一步说：“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
又如，阎若璩以子书保存下来的《尚书》原本字句为依据，证明古文《尚书》剿袭旧文之缺漏。以《泰誓》为例，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泰誓篇》出于汉宣帝和出于汉武帝的说法都不正确。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其真伪，并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的五条引文，说今文《尚书·泰誓篇》皆无此语。古文《尚书》出现后，《泰誓篇》则将马融所说的五条全部列入。阎若璩认为这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反而可知“其伪之愈不可掩矣”。阎若璩作出这个判断的有力依据，便是《墨子》所引《大誓》篇的字句。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甚至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万世心学之祖”的“危、微、精、一”十六字真经，完全是袭用《荀子》的缺漏之文。他说：“二十五篇之书，其最悖理者在太甲稽首与伊尹，其最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不仅认为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真言是剿袭《荀子》之语，而且其上下句也是偷袭《荀子》之文。他说：“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为了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十六字袭用《荀子》之言的可能，阎若璩又列举了诸葛亮用《淮南子》、《文子》用《老子》、《礼记》用《荀子》等旁证。总之，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许多结论立说确乎不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
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注：《韩非子·显学篇》。）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
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注：《洙泗考信录自序》。）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注：《洙泗考信余录》。）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注：《丰镐考信别录》。）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注：《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注：《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注：《唐虞考信录自序》。）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注：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收稿日期]2000-05-08^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1年01期第85～94页
【英文标题】Applying Pre-Qin Classics of Philosophy to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chool of Empir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刘仲华(197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The main object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Textual Criticism wer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ncient history. Because of the Pre-Qin classics of philosoph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y beca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source of corroboration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ancient history. The use of Pre-Qin classics of philosophy in textual research w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y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era textual criticism. |
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清儒考证经、史首先从音韵、训诂入手，重视字的音形义，重视名物制度的考释，重视三代史实的考辨。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不但重视本证，还特别重视他证和旁证。而对于六经来讲，只有先秦子书与其时代相当，也惟有其时代相当，因此子书在字的音形义上，在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上，在所记载的史实上，与六经中的内容有更多可以相互比照的地方。正是由于先秦子书与六经有许多这样的关联之处，所以清儒在治汉学时特别重视运用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正如罗焌所说：“以古诸子书，关联经传，可以佐证事实，可以校订脱讹，可以旁通音训。故乾嘉以还学者，皆留意子书，用为治经之功。”（注：罗焌《诸子学述》，岳麓出版社1995年版。）
一、考据方法的完善
清代考据学非常重视博学兼采，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州学派，在治学时虽然侧重不同，但是都兼及经史子集。考据学的先驱顾炎武便主张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对诸子百家学就颇为重视，他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顾炎武对能立一家之言的先秦子书颇为欣赏，并特别强调立言的重要，他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如惠栋，博览群书，“著书之暇，取诸子百家凡象纬、舆地、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谱牒、金石文字、算术、历律之学有足翼经传、发明注疏者，随笔摘记，莫不穷源竟委，曲证旁通，以为后学津梁。”（注：惠栋《松崖笔记》翁广平序。）乾嘉学者大都主张博学通贯，多闻多识，对诸子百家的涉猎即是其中之一。这种博涉兼采的学风是明末以来古学风气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乾嘉学者的博学兼采与明清之际的博学风气已经有所区别，如果说明清之际多注重思想的融会贯通，那么乾嘉时期更注重方法上的广泛涉猎。具体在涉及先秦诸子时，明清之际多张扬“经子平等”、“各周于用”（注：傅山反对儒学独尊，更反对将诸子学说斥为异端，他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弊可知。”见《霜红龛集》卷三八。李贽认为诸子学说“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而且“各周于用，总足办事”。见《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具有理性批判的思想，而乾嘉时期对诸子的涉猎则主要表现为在以子证经中的运用。
乾嘉考据学还特别重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凡立一义，必广征博引，而且以古为尚。求证时不但要有本证，而且注重他证或旁证。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注：《音论》，见《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法为后世乾嘉诸儒所继承。王引之论钱大昕时说：“古之治经与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数，证之诸子、传记以发其旨。自讲章时艺盛行，兹学不传久矣。国初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注：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正如王引之所言，清代考据学家在研治经史时，莫不博求广证，“证之诸子”，“以发其旨”。焦循也大力提倡考据学以诸经为宗，博引诸子百家等各种学说为旁证，他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注：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在考据学这种博征庞引方法的指导下，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的相近而倍受关注。
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不是清儒独有的特色，历代大学者多有此称。而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做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以子证经史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法，而且利用者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俞樾，清儒在考证经史中都非常注重利用先秦诸子材料。以至于清末学者明确提出了“以子证经”的方法。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读子为通经。”并自注：“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又进一步说：“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注：《輶轩语》一，见《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藏书家叶德辉在总结证经的方法时说“经有六证”，其中之一便是“以子证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以子证经，诸子皆六艺之支流，其学多于七十子。周秦两汉九流分驰，诸儒往往摭其书之遗言，以发明诸经之古学。今试举其书论之……《韩非子》、《淮南子》为《春秋左氏》义，《白虎通德论》为《春秋》礼义，《荀子》、蔡邕《独断》为《礼》义。此其彰明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书》、有《百国春秋》，《管子》有《周礼》遗法，《淮南子》有九师《易》义，是又在读者善为沟通，而无用其比较已。”（注：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八册，“经术类”，“经有六证”。）张之洞、叶德辉的总结可以说是清儒考证方法的直接提炼。
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方法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缘起，即求六经之本旨。清儒以恢复六经之本原为务，而要求得孔孟真解，就必须剔除前人的妄解与附会。先是弃明而复宋、唐，接着又越唐、宋而求之于汉、魏，后来又进一步，而求之于先秦。可以说，清儒在解经中选取材料的倾向是以古为尚的，正如胡承珙所言：“以秦人而视三代，犹邑人也；以汉视秦，则州人矣，然则较唐宋以后，不啻其在数千里之外者，则州人犹为近之。是故篇章大义，风喻微言，《传》之于《经》，《笺》之于《传》，离合之间，同异之际，求而不得当，则证之他经，又不得则证之以秦汉古书，往往有晻然合符、涣然冰释者。”（注：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三《答陈硕甫明经书》。）又如俞樾说：“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在这种追求本原的观念下，清儒以恢复古训、古音为务，而要求得古训、古音，单单利用经传本身是不够的。先秦子书与六经在形成的时间上最为接近，在所涉及的内容上也多有关联。所以，清儒在利用经传的本证之余，特别重视使用以子证经、史的旁证法。
二、子与经、史
先秦诸子与六经、三代历史的密切关联是清儒进行以子证经、史的前提和基础。诸子与六经主要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诸子百家多称述六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注：《庄子·天下篇》。）比如《荀子》，兼通六艺，尤其长于《诗》、《礼》、《春秋》，书中引用六经，处处可见。又如《墨子》，其学与儒家并称显学，而且对儒家多有攻击，其中引用《诗》、《书》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也非常多。除了诸子引用六经以外，也有不少子书的内容被纳入经书。如，道家伊尹所作之《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都编入《商书》。墨家尹佚所作的《洛诰》则编入《周书》。荀子所作的《礼论》、《劝学》、《宥坐》则载入《大戴礼记》等。正如江瑔所言：“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注：江瑔：《读子卮言》，第三章“论诸子与经史集相通”，商务出版社1928年版。）其二，诸子思想与六经主旨多有相辅相成之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注：《汉书·艺文志》。）诸子乃六经之羽翼的观念在两汉以后非常普遍。明末人胡应麟说：“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清初黄宗羲也说：“古今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圣门之一知半解而后得成说，何曾出此范围。”（注：《南雷文定》卷七《孟子师说》。）章学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谈天地，关尹推衍无行，《书》教也。纵横辞命，出使专对，《诗》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之言，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注：《文史通义》诗教上。）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九流的主旨都可归于六经之说。这种诸子合乎经义的观念，也为清儒援用子书求证经义提供了可能。清末考据学家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六经，而周秦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故读《庄子·人世间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谓牵引也，而《诗·七月篇》‘以伐远扬，掎彼女桑’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乡监’，而知鲁、韩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以古义也。读《吕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闭，地气沮泄’之文，有夺误也。凡此之类，皆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乌呼！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俞樾是清末考据学大师，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儒的共识。
至于子与史，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多言三代古史。史，作为书籍的一种独立分类，晚出于经、子。《汉书·艺文志》尚无史类，而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列六艺。先秦诸子或言三皇，或言五帝，或言春秋战国之事。而诸子书称述古史，“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记本末”（注：罗焌《诸子学述》，第97页。）。所以，诸子书中所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往往与《左传》、《国语》的记载有不同，至于诸子书所言三代的传说古史与六经所言，更是大不相同。但是，诸子言史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有不少地方征引诸子书以为确证，他还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古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不但征引诸子，而且肯定诸子书所言事实与《春秋》无异。胡应麟继承了子史互见的思想，并直接提出“众说子也而实史”（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的说法，他在《史书占毕》中谈到三代历史时，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载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胡应麟明确指出，三代历史不但见于六经，而且互见于诸子。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子与史的关系，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他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经、子、集皆与史相通，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因此，他不仅认为六经皆史，而且其他子书甚至文集，都可以作为史来对待。诸子不仅来源于史，而且“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注：《文史通义·外篇·立官有本》。）。“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的类例中，还特别强调要选录子书，他说：“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注：《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此外，他还说：“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部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这种诸子皆史的观念，与其六经皆史的提法一样，不仅对史学理论有新的贡献，而且对子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注：《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注：《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注：《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注：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注：《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注：《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
如《康熙字典》解释“船”，引子书之文如下：《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商君书·弱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船楫也。”《韩非子·功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又：“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注：《康熙字典》。）与明代《字汇》、《正字通》相比，《康熙字典》对“船”字的解释颇为简明，但在揭示语源方面，《康熙字典》却高出一筹，其原因正在于它引用了先秦子书的材料。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解释而、乃、尔、若与汝相通时，说：“汝，本作女。而、乃、尔、若四字不独训女，字亦皆通作女。《庄子·外物篇》：‘召而来。’释文云：而本作女。《洪范》：‘谋及女心。’《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诗》‘尔’作‘女’。《甘誓》：‘汝不共命。’《墨子·明鬼篇》引作‘若不共命’。盖四字以声转而变，其实犹一字耳。”（注：《小尔雅义证》。）胡承珙引《庄子》之文，证明“而”与“女”字相通。又用《墨子》保留古字较多的长处，以《墨子》所引《诗》中的句子，与传本《诗》中的句子两相对比，进一步确证“而”与“女”相通。这种利用子书的材料进行字义训诂的方法，在阮元的《经籍纂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清儒除了援用子书进行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以外，还充分利用子书进行经书的辨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阎若璩、毛奇龄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其实，早在汉代的王充就已经提出以子证经书之误的方法，他在《论衡·书解篇》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事实。”（注：《论衡·书解篇》。）先秦子书多引六经之语，以张扬自己的学说；而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六经字句，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书在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原貌。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尚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代出现了今、古文区别，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的纠缠。宋代以来，朱熹等人开始辨古文《尚书》之伪，经吴澄、梅鹫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至清初已到了成熟阶段。阎若璩沉潜钻研三十余年，撰写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多种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中，阎若璩运用最多就是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据统计，先秦子书中引用《书》次数最多的是《墨子》，所引达47次，篇数也最多，达22篇；《孟子》38次，《荀子》22次，《韩非子》7次，《管子》6次，《庄子》3次，《尸子》1次，《吕氏春秋》14次。（注：见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阎若璩利用这些子书中保留下来的《尚书》字句，论证古文《尚书》之伪。
如，引子书以证伪古文《尚书》之改窜误用。阎若璩说：“《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明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又列举《墨子》、《淮南子》所引之文，断定古文《尚书》“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认为先秦子书虽然数次引用《尚书》的同样一句话，但由于依据的是《尚书》原本，因此尽管在字句上会略有不同，但是意思不会改变。而古文《尚书》由于是伪撰而成，所以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生意义上的逆转。阎若璩举《墨子·非命篇》三次引用《仲虺之告》与古文《尚书》进行对比，他说：“《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失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充分利用《墨子》等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他看重的就是先秦诸子“辞则甚古”的文献价值。
又如，以子书所引证明古文《尚书》不合史实之处。阎若璩举《墨子》引述汤之官刑，却被古文《尚书》袭用为商汤所作为例。《墨子》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注：《墨子·非乐》。）阎若璩认为，《墨子》所引“汤之官刑”，“虽未言其出于何时”，但与《左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阎若璩进一步说：“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
又如，阎若璩以子书保存下来的《尚书》原本字句为依据，证明古文《尚书》剿袭旧文之缺漏。以《泰誓》为例，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泰誓篇》出于汉宣帝和出于汉武帝的说法都不正确。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其真伪，并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的五条引文，说今文《尚书·泰誓篇》皆无此语。古文《尚书》出现后，《泰誓篇》则将马融所说的五条全部列入。阎若璩认为这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反而可知“其伪之愈不可掩矣”。阎若璩作出这个判断的有力依据，便是《墨子》所引《大誓》篇的字句。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甚至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万世心学之祖”的“危、微、精、一”十六字真经，完全是袭用《荀子》的缺漏之文。他说：“二十五篇之书，其最悖理者在太甲稽首与伊尹，其最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不仅认为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真言是剿袭《荀子》之语，而且其上下句也是偷袭《荀子》之文。他说：“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为了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十六字袭用《荀子》之言的可能，阎若璩又列举了诸葛亮用《淮南子》、《文子》用《老子》、《礼记》用《荀子》等旁证。总之，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许多结论立说确乎不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
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注：《韩非子·显学篇》。）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
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注：《洙泗考信录自序》。）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注：《洙泗考信余录》。）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注：《丰镐考信别录》。）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注：《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注：《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注：《唐虞考信录自序》。）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注：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收稿日期]200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