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东林非党论
樊树志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1年01期第56～63,72页
【英文标题】On Tung-li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s a Non-political Faction
Fan Shu-zhi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樊树志(1937-)男，辽宁沈阳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市，200433
【关 键 词】晚明/东林书院/东林党/党争late Ming/Tungli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ming/Tunglin Faction/struggleamong political factions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1-0056-008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笔者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当代历史著作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关于“东林党”的一系列论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东林党”专条，如此解释道：“东林党—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见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1-p102]
“时人谓之东林党”，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综观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表明确是如此。
东林书院何党之有？——驳“东林党与浙党”论
吴应箕在《东林本末》中说：“自顾泾阳削归而朝空林，实东林之门户始成，夫东林故杨龟山讲学地，泾阳公请之当道，创书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时梁溪、金沙、云阳诸公相与以道德切磨，而江汉北直遥相唱和，于是人品理学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时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贤人不得志而相与明道于下，此东林之不愿有此也。即后此之为贤人君子者，亦何尝标榜曰吾东林哉？”[2]对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评说是入木三分的。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下野十年以后在宋儒杨时书院旧址创建东林书院，以继承杨时倡导的程朱学脉为己任，针对当时风靡的阳明心学的流弊，意在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正统学脉，不为异端所迷惑。以往的学者无端的把东林书院诠释成一个议论政治的场所，“讲学诸人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参与政治”[1-p103]。事实并非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3A,4A]。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贴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3B,4B]。
东林书院这一宗旨，与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当时不问政治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收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年老体衰之外，主要是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5A]。他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隐逸山林的桃花源中人了：“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5B]。高攀龙也是如此，在给老师赵南星的几封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时事的心境[6A]。
有鉴于此，东林书院何须结党？万历三十年代，围绕乙巳京察（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大计），以及辛亥京察（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大计），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分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奇，但派系门户何以一概清一色地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也令人难以置信。官僚的派系因各种分歧而形成，不以地域为分野。因此令人重新解读晚明史时，必须对史籍中关于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字样打上一个问号。
此处所谓“党”，并非政党，似乎是无须论证的。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型。中国政党的雏型是十九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明末清初人士在追溯这一段历史时，已经看得不甚真切，误导了后世读者。
夏允彝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7]很显然把东林与浙党相提并论。“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僚派系，东林不过是一个民间书院而已，按照夏允彝的论述，是把万历三十年代的党争概括为东林党与浙党之争。无独有偶，其后专门论述“东林党”的史著《东林始末》（蒋平阶撰）也有类似说法：“（顾）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8]
夏、蒋二氏的论点似是而非，颇值得细细辨析。“浙党”的魁首沈一贯从万历二十二年进入内阁，到万历三十四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其中任内阁首辅五年，劣迹昭彰。《明史·沈一贯传》说：“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上下否隔甚，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衰。”因之引起不少官僚的抨击。这种斗争到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大计”（京察）之时，达到高潮。沈一贯利用首辅的权力，在京察中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南北台省莫敢言”。并非言官的刘元珍首先弹劾，庞时雍、朱吾弼等跟进响应[9]，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一大焦点。
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原在南京兵部职方郎中今听补刘元珍上疏弹劾沈一贯，尖锐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蒙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厄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妒视善类，比匿佥人乖谬尤甚”，他揭发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自身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自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10A]。神宗皇帝对沈一贯信赖有加，在刘元珍的奏书上批示：“刘元珍以补官未遂，辄造妄言，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下旨把刘元珍降一级调边远地方[10A]。七月，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继续上疏斥责沈一贯，声援刘元珍。朱吾弼说：“忽接邸报，见候补郎中刘元珍一本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一贯且有辩章，皇上既传圣谕，以元珍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令内阁看详重加惩处矣。臣不胜惊谔，言终难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权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旧章而为厉阶耶。则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10A]庞时雍说：“当今奸佞孰有如大学士沈一贯者，刘元珍虽言未详，朱吾弼虽又言，只及察事一件，日望台省诸臣昌言而卒重发，致一贯不肯心折，斥为流言，臣不忍当斯有君无臣，不得不昧死一言”[10C]。
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与沈一贯的较量，并非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显现。刘元珍罢官归里，受命编《东林志》，所以后来被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但朱、庞二人却与东林书院无关，日后也未被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此类事件在万历一朝司空见惯，按当时人的看法，是“阁部水火”（内阁与吏部围绕京察与日常人事的矛盾）。所谓京察即考察京官的定例，据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赵南星说：“五品以下者，本部（吏部）会同都察院从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陈，俱听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遗及自陈幸留者，科道官方行纠拾”[12]。因而每逢京察大计，内阁与吏部、都察院争权，使原本存在的阁部矛盾白热化。项鼎铉在他的日记中回顾万历朝的“阁部水火”时说：“先是，顾泾阳（宪成）先生谓余：‘曩阁权极重时，颇侵铨地（吏部）职掌，冢宰（吏部尚书）无弗唯之听，甚失祖宗朝重铨之意。自浙陆庄简光祖典铨事，多与阁持，始不相关白。孙清简
、陈恭介有年但守之不变。’”项鼎铉颇以为然，对陆光祖、孙、陈有年先后出掌吏部，与内阁争权，表示肯定：“持清议，与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变。”[13]有意思的是，陆光祖、孙、陈有年都是浙江人，是后起的沈一贯的乡先辈，却并非“浙党”。即此一端，已可见围绕京察的阁部矛盾由来已久，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弹劾沈一贯，称为“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难以令人置信。
万历三十四年，京察已过，这一矛盾仍在继续。先有吏科给事中王元翰上疏陈言五事：责法令之行，专会推之权，慎名器之重，广赐环之诏，严奏办之体[11D]。矛头直指内阁首辅沈一贯。漕运总督李三才疏陈国家治乱，尖锐地抨击沈一贯，说：“首辅沈一贯恐（次辅）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自朝讲久废，人心玩憩，大小臣工有如赘疣，泄泄沓沓，朝不谋夕，旦上下无章，名分倒置，忠佞混淆，邪说横作，阁部不成阁部，台省不成台省。”[10E]
明神宗在李三才的奏疏上批示，极力为沈一贯辩护，斥责李三才，一方面说自己“一应本章无不省览，发阁拟票，独断次第举行，孰敢专擅”？另一方面谴责李三才“尔职巡抚总督漕运，不思尽心本职，辄敢逞臆妄言，排语上干文武，牵引多端，惑乱视听，沽誉要名”，给了他罚俸五个月的处分[11C]。但是不久这位皇帝终于抵挡不住汹涌的公论，于七月下旨让称病在家的沈一贯致仕，沈一贯罢官时为了不让内阁次辅沈鲤升任首辅，迫使沈鲤同时罢官。
这种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定要把它说成“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沈一贯、沈鲤罢官后，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于是围绕会推阁员，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再度尖锐化。朱赓是沈一贯的心腹，在他的推荐下，李廷机入阁，前任内阁首辅王锡爵被会推，皇帝下旨：起王锡爵同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入阁。这种安排使沈一贯体制得以继续，于是引起朝廷正直官员的不满，接二连三上疏予以抨击。其中江西参政姜士昌奏疏写得最为激烈：“今（沈）一贯去，以（王）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不过姜士昌还是肯定王锡爵“立朝居卿清名素重，与一贯不可同日语”，但他此前柄政时，“器量偏狭，妒善如仇，正人君子触仵锡爵……一斥而不复若干年矣”。这里所指的正人君子是指与王锡爵持不同政见的前任官员，如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11D,10B]。姜士昌因此事而遭皇帝斥责为“出位逞臆，沽誉要名，妄排大臣”，而降三级调用。但是此人并不在后来阉党分子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中，他的行为与东林书院并无联系。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东林书院主持讲学活动的顾宪成，当年因反对王锡爵的“三王并封”而遭罢官，获悉里居的王锡爵将重新出任内阁首辅时，写信给王锡爵表示祝贺，他并不与姜士昌持相同的观点。他在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即姜士昌上疏抨击王锡爵的前一个月）写信给王锡爵：“恭闻新命不胜踊跃，此宗社生灵之福也”。他还在信后附上两篇类似寓言的“寤言”、“寐言”，以虚拟梦话的形式规劝王锡爵，复出执政，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鉴于以往内阁辅臣的境况，“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转移于其间也”；二、鉴于以前阁部之间互相冰炭不相容，“何不见吏部之逐内阁，而但见内阁之逐吏部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厘正于其间也”；三、鉴于官僚中乡愿之风太盛，“人人以模棱为工，事事以调停为便”，“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官机日猾，率乃知有身，不知有国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挽回于其间也”[10F,5C,11E]。王锡爵虽然对顾宪成的意见持异议，但由于此时儿子病重，自己又有内艰，迟迟不肯赴京就任，以后又迫于舆论压力，犹豫不决，至病死于家，终于未能再次出任内阁首辅。
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李三才就对所谓“浙党”是否真正存在的实体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他说：“自沈一贯假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是一贯自作之孽，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9C]日本学者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一文，列举当时攻击沈一贯的官僚名单，一共69名，其中他认为“东林党”的不过10名而已，其他有“昆党”5名，“齐党”2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反东林派”12名[14-p119-121]。也就是说，在反对沈一贯的官僚队伍中，并非单一的“东林党”，还有“昆党”、“齐党”以及“反东林派”。围绕沈一贯的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纠纷，带有多大的虚拟性是不而喻的。
清初浙江学者朱彝尊对于把“浙党”作为“东林党”的对立面，颇不以为然。他以一种历史沧桑感的语调写道：“浙人不幸，万历以来，执政者前有四明（沈一贯），后有乌程（温体仁）、德清（方从哲），以是朝士不附东林者，概目之曰‘浙党’，此指一时阿比执政者而言，则可尔。‘东林’诸君子全倚浙人助之，人品盖棺论定。试论建文壬午、崇祯甲申杀身成仁，洁己自靖者，惟浙为多。顺治九年定谥甲申殉难文臣，计二十人，而浙居其六，继此授命者更难悉数，‘浙党’之目庶几可以一洒矣。”[15]
东林书院如何被诬为党？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抨击得最厉害的要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了。他在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第一权奸”：“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尖锐地指出，从王锡爵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是“灯灯相续”、“薪薪无穷”[10G]。朱赓被指责十二大罪十分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皇帝给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把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11E]。
这本是一件普通事，却颇耐人寻味。由于郑振先是王绍徽《东林点将录》中“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之父；另一方面，顾宪成称赞郑振先此疏是“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6D]。因而人们把他此举视作“东林党”的行动，其实大谬而不然。郑振先是当时被称为“昆党”的头面人物、左春坊左谕德顾天埈的挚友，他上此疏是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之后作出的决断。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说：“毗陵太初郑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论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沈一贯）也，及四明既去，山阴（朱赓）继之复然。太初（郑振先字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17]可见郑振先与顾天埈关系之密切。所以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时，顾天埈奏辩：“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振先者欲阴构之，臣与振先同乡有交，并构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11G]因此城井隆志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14-p120]。按以往的传统观点看来，“昆党”是以反对东林而著称的，然而人们忽略了一点：这有一个演变过程。当时的内阁辅臣叶向高认为郑振先抨击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18]。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党争”的人，不啻一帖清醒剂。城井隆志在《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一文中，发前人所未发，以实证研究表明，顾天埈的“昆党”并非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的[18]。给人启示多多。万历中后期的所谓“党争”，都围绕内阁权力而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常进行，并非一成不变。这与天启时期阉党镇压异己势力，一概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截然不同。
真正给东林书院及顾宪成带来麻烦的是李三才。由于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内阁辅臣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内阁仅叶向高一人，补充阁员便成了当务之急。万历三十七年一月，李三才以考满，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一些支持李三才的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从翰林出身的人中选择，可从外僚中补充。于是李三才成了矛盾的焦点。李廷机的亲信工部郎中邵辅忠首先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形象[20A]。徐兆魁也上疏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结党营私”[20B]。
此时，一向以桃花源中人自居的顾宪成作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封信，登载于邸报，送达北京各衙门，一时间舆论哗然。万历三十九年二月，李三才以病免去漕运总督职务，政治身涯从此结束。同年三月，按惯例又开始了大计京朝官（即辛亥京察），徐兆魁攻击的锋芒由李三才转移到东林书院，五月初，他在长篇奏疏中，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抚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他不顾御史身份捏造东林书院的所谓“罪状”。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向来往船只收税，以供书院开支；东林书院讲学，百余人的开支勒令地方政府承担等等，都是一派胡言。最令人惊讶的是，“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为讲章，传布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抚与别院訾声至矣”[20A]。
这种胡言乱语立即引起舆论的不满，几天后，光禄寺丞吴炯上疏，为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辩护。第一、关于浒墅关征税一事，他说：浒墅关附近小河，“货舟不能过，惟小空船可过，以省伺候开关晷刻，从来无税”；第二、关于东林书院勒索地方政府一事，他说：“夫缙绅赴会固非一人，然俱二三仆驾小船，并无侈张舟从者，有则共鄙之。不受县官下程，不领县官一茶，主会者捐资自办”；第三、关于东林书院干预政治一事，他说：“夫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20B]。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奈何今之僭人太巧，挤人已无时乎？“天下方痛恨众君子之难逃，（徐）兆魁反惟恐君子有一之或进，而预断其来，入山如此，出山宜何如？”“推兆魁之心，将使廷无鹭谷亦无驹乎？庙廊无栋梁，山薮亦无林木乎？冠不可弹，石亦不可漱乎？朝不可与共治，国亦不可与并言乎？”痛快淋漓，句句击中要害。对此，他十分感慨，顾宪成等僻处乡间创办书院，“一味讲学，反骂醉生梦死……退居以来，家事百不关心，独未能忘国耳，忠臣用心如此，今隐身不望报国，却以为罪案矣……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事’，弹射不休矣”[11H,20C]。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正直人士越发激起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事’，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之。”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已调任江南司郎中的李朴再次上疏，针对姚宗文、刘廷元、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亓诗教、田一甲等人对东林书院的攻击，反驳道：“姚宗文等今日参东林乱政，明日参东林乱政，东林有何权势？见作何官？见在何衙门管事？”[11I]。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搞得十分狼狈，最终落得“调闲散用”的处分[11K]。
由徐兆魁打头阵，硬把东林书院套上“党”名，称之为“东林党”，此后反对东林书院的人愈演愈烈，完全把东林书院看作一个“党”。河南道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11l]。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谬之极。顾宪成等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令人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视作“党”，无异于重视南宋时禁锢朱熹的“伪学逆党”之禁。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上疏指出，伪学之禁是不祥之兆；“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11M]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与朱熹当年创办白鹿洞书院，讲明理学，被诬为“伪学逆党”，遭到禁锢，并定出59人的“伪学逆党”黑名单，致朱熹在忧心忡忡之中而病逝，两者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关于《东林党人榜》与《东林点将录》
在晚明党争日趋激烈的政治氛围中，形而上学的门户之见盛行，凡是敢与当政者唱反调的，一概戴上“东林党”的帽子，而予以摈斥，“东林”二字成了整人的手段。李三才罢官后回归乡里，创建双鹤书院，仰慕其名声的士大夫一时云集于此，颇有当年东林书院之盛况。好事者为他复归政坛进行策划，于是引来比先前更为猛烈的攻击。万历四十三年李三才被加上了盗用皇木营建私邸的罪名，使他声名狼籍。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书院辩白，他上疏皇帝，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他指出：“东林者乃光禄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摒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11N]
“东林”二字成了打击异己的手段，已无是非可言，这种状况并不因李三才的呼吁而有所收敛。
到了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权，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视作一个组织实体，并开出黑名单，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
为此，“阉党”分子卢承钦编了一本《东林党人榜》，完全按照“元祐党人碑”的体例，开列所谓“东林党人”的黑名单，共计309人，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奏疏形式呈进，由魏忠贤把它刊布于天下。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显示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21-p382]
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王绍徽因巴结魏忠贤，天启五年十二月官至吏部尚书，他仿照《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22A]。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外又有作为补充的《东林同志录》（崔呈秀编），以及《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夥》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即所谓“楚党”头目）扬言：东林书院“外资李三才，内借叶向高”：“十数年来，一二不肖倚恃讲学之名，号召徒党，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其附之则生羽毛，其不附之则成疮疣”[10O]。
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魁首，表面看来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早就有人说李三才“一人其党”了。但是李三才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在他被革职为民时，曾上疏指出：“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11N]李三才因任凤阳巡抚、漕运总督，被人称为淮抚。在李三才看来，自己虽被诬与顾宪成结成“东林党”，但他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东林是东林，淮抚是淮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至于叶向高被列为“东林党”的魁首，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为牵强附会。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进入内阁，到万历四十一年出任内阁首辅之前，一直位于朱赓、李廷机之下。如前所说，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叶向高在内阁中基本上附和朱、李，丝毫没有“东林”特色。他经常写信给里居的沈一贯请示政务。在入阁不久的一封“答沈蛟老”信中说：“不肖备员受事四阅月矣，金老（朱赓）杜门日久，惟与李生（李廷机）朝夕周旋，凡事相与经画，有疑事重事，则受成于金老，忧国奉公，彼此所同，甚相洽也。”[23A]后来当叶向高出任内阁首辅，独立支撑政局时，又写信给沈一贯，向他大叹苦经：“不肖在此中，困苦不支，阕然修候……闻老师杜门静摄，冥心尘外，已得出世真诠，其于蜗角之争、蠛蠓之见，直可付之一笑。而不肖束缚挚维未能解脱，天堂苦海情景迥殊”[23B]。由此可见叶向高与沈一贯、朱赓、李廷机的密切关系，看不出政见有何根本分歧。如果一定要以“东林与浙党”的标准来划线，那么，我们固然不必说叶向高是“浙党”的中坚，但他并不反对“浙党”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党同伐异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段然等提议从外僚中增补阁员，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何以不大力支持，援引李三才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当李三才遭到邵辅忠、徐兆魁等诬陷时，身为“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的叶向高何以不大力保住第一号人物李三才？虽然他在万历三十七年二月针对邵辅忠、徐兆魁弹劾李三才，上疏皇帝，为李三才讲了一些公道话：“三才夙著时名，雅称物望，在淮上十三年有保障功”，不过其出发点是从政府工作考虑，李三才的漕运总督一职是个重要岗位，不可一日或缺：“漕督重任，国家咽喉命脉寄于一人，关系重大”，希望皇上在这关键时刻表明态度[24A]。当李三才迫于压力多次请求辞职时，叶向高并不挽留，只是多次请求皇上能予照准。他先是说：“臣窃以为大臣被言，则当全其进退，使心迹得以自明，言官争辩则当剖其是非，使庙堂免于聚讼”[24B]；后是说：“自三才被论以来，朝端纷纭甚于聚讼，株连蔓引，别户分门，总之以三才为辞，三才不去，则喧闹不了，而一切政事部院之臣皆为所牵掣，无所措手，其为国家之累更不少也”[24C]。其目的全在于以李三才的去职来平息政府内部无休无止的聚讼纷纭。
其三、顾宪成致书叶向高、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被反对东林书院的官员污蔑为“遥执朝政”。如果叶向高是“东林党”的魁首，顾宪成何必以此种方式“遥执朝政”？完全可以透过叶向高来贯彻“东林党”的方针。尽管叶向高对顾宪成的人品推崇备至，把他比喻为王安石、司马光，他在信中说：“今海内以门下出处十世道安危，盖不但东山之安石，洛下之司马也。”对于顾宪成拒任南京光禄寺少卿一职表示遗憾：“征书一下，凡有血气者莫不腾欢，而高卧尚坚，来章甚恳，其何以慰苍生之望乎！”[23C]二人的关系也仅止于此种互相敬仰的层面上，叶向高从来不是顾宪成与东林书院在内阁的代言人。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再次出任内阁首辅，处境微妙，尽力不偏不倚。《明史·叶向高传》说：“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望，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于神宗时。”因此当“东林”人物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当其他大臣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时，有人劝叶向高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除掉魏忠贤，叶向高考虑到除掉魏忠贤决非易事，只有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于是上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23B]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动即掣肘”有所不满，此事更加深了对叶的不满，碍于他是元老重臣，不敢轻易下手，终于迫使叶向高连上第三十三个辞职奏疏以后，得以体面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在魏忠贤及其亲信看来，叶向高企图使魏忠贤离职，当然要把他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然而他与杨涟等“东林”人士有巨大分歧，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至今仍把叶向高看作所谓“东林党”的魁首，显然是曲解了这段历史和这个人物。
1957年出版的李倓著《东林党籍考》，依据《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所提供的名单，对所谓“东林党人”逐个写出小传，却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书名为“东林党籍考”，顾名思义必须客观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东林党籍”？因为这份名单是魏忠贤及其亲信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的一个口实，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然而《东林党籍考》上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由于《东林党籍考》的影响，无异于肯定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笔者无意责备先贤，只是感叹于完备的历史研究之难。
《晋书·郤诜传》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对于晚明朋党风潮中的“东林党”论，亦应作如是观。
[收稿日期]2000-9-2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1年01期第56～63,72页
【英文标题】On Tung-li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s a Non-political Faction
Fan Shu-zhi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樊树志(1937-)男，辽宁沈阳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市，200433
| 【内容提要】 |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以阐明理学为宗旨的学校，在万历辛亥京察中，被一些官僚诬为“东林党”。东林究竟是不是“党”？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课题。天启时期，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王绍徽等人编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以具体名单的形式把所谓“东林党”实体化、组织化，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口实。后世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这种指称，流传至今。本文从几个方面阐明东林非党这一论点，以期引起争鸣。 Tungli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ming was a school established by KuHsiencheng and Kao Panlung,where teachers worked hard in order to takeLi Hsue as the core of academic thinking.Those who played importantroles in the school were labeled "Tunglin Faction",during a check onofficials in 1611.Was Tunglin really a "party"? It deserves newdiscussion.During the period of Tien Chih,Lu Chengchin and Wang Shaohui,Wei Chonghsien's trusted followers,compiled the books Names ofTunglin's Members and Records of Tunglin's Backbones as a pretextagainst alien elements,making the so-called"Tunglin Faction" an entityby fabricating a name list.The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havefollowed this view indiscriminately.The writer testifies that Tunglinwas not a political party and expects an academic contention of thoughts. |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笔者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当代历史著作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关于“东林党”的一系列论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东林党”专条，如此解释道：“东林党—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见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1-p102]
“时人谓之东林党”，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综观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表明确是如此。
东林书院何党之有？——驳“东林党与浙党”论
吴应箕在《东林本末》中说：“自顾泾阳削归而朝空林，实东林之门户始成，夫东林故杨龟山讲学地，泾阳公请之当道，创书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时梁溪、金沙、云阳诸公相与以道德切磨，而江汉北直遥相唱和，于是人品理学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时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贤人不得志而相与明道于下，此东林之不愿有此也。即后此之为贤人君子者，亦何尝标榜曰吾东林哉？”[2]对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评说是入木三分的。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下野十年以后在宋儒杨时书院旧址创建东林书院，以继承杨时倡导的程朱学脉为己任，针对当时风靡的阳明心学的流弊，意在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正统学脉，不为异端所迷惑。以往的学者无端的把东林书院诠释成一个议论政治的场所，“讲学诸人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参与政治”[1-p103]。事实并非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3A,4A]。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贴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3B,4B]。
东林书院这一宗旨，与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当时不问政治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收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年老体衰之外，主要是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5A]。他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隐逸山林的桃花源中人了：“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5B]。高攀龙也是如此，在给老师赵南星的几封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时事的心境[6A]。
有鉴于此，东林书院何须结党？万历三十年代，围绕乙巳京察（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大计），以及辛亥京察（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大计），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分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奇，但派系门户何以一概清一色地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也令人难以置信。官僚的派系因各种分歧而形成，不以地域为分野。因此令人重新解读晚明史时，必须对史籍中关于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字样打上一个问号。
此处所谓“党”，并非政党，似乎是无须论证的。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型。中国政党的雏型是十九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明末清初人士在追溯这一段历史时，已经看得不甚真切，误导了后世读者。
夏允彝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7]很显然把东林与浙党相提并论。“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僚派系，东林不过是一个民间书院而已，按照夏允彝的论述，是把万历三十年代的党争概括为东林党与浙党之争。无独有偶，其后专门论述“东林党”的史著《东林始末》（蒋平阶撰）也有类似说法：“（顾）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8]
夏、蒋二氏的论点似是而非，颇值得细细辨析。“浙党”的魁首沈一贯从万历二十二年进入内阁，到万历三十四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其中任内阁首辅五年，劣迹昭彰。《明史·沈一贯传》说：“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上下否隔甚，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衰。”因之引起不少官僚的抨击。这种斗争到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大计”（京察）之时，达到高潮。沈一贯利用首辅的权力，在京察中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南北台省莫敢言”。并非言官的刘元珍首先弹劾，庞时雍、朱吾弼等跟进响应[9]，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一大焦点。
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原在南京兵部职方郎中今听补刘元珍上疏弹劾沈一贯，尖锐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蒙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厄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妒视善类，比匿佥人乖谬尤甚”，他揭发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自身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自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10A]。神宗皇帝对沈一贯信赖有加，在刘元珍的奏书上批示：“刘元珍以补官未遂，辄造妄言，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下旨把刘元珍降一级调边远地方[10A]。七月，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继续上疏斥责沈一贯，声援刘元珍。朱吾弼说：“忽接邸报，见候补郎中刘元珍一本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一贯且有辩章，皇上既传圣谕，以元珍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令内阁看详重加惩处矣。臣不胜惊谔，言终难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权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旧章而为厉阶耶。则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10A]庞时雍说：“当今奸佞孰有如大学士沈一贯者，刘元珍虽言未详，朱吾弼虽又言，只及察事一件，日望台省诸臣昌言而卒重发，致一贯不肯心折，斥为流言，臣不忍当斯有君无臣，不得不昧死一言”[10C]。
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与沈一贯的较量，并非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显现。刘元珍罢官归里，受命编《东林志》，所以后来被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但朱、庞二人却与东林书院无关，日后也未被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此类事件在万历一朝司空见惯，按当时人的看法，是“阁部水火”（内阁与吏部围绕京察与日常人事的矛盾）。所谓京察即考察京官的定例，据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赵南星说：“五品以下者，本部（吏部）会同都察院从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陈，俱听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遗及自陈幸留者，科道官方行纠拾”[12]。因而每逢京察大计，内阁与吏部、都察院争权，使原本存在的阁部矛盾白热化。项鼎铉在他的日记中回顾万历朝的“阁部水火”时说：“先是，顾泾阳（宪成）先生谓余：‘曩阁权极重时，颇侵铨地（吏部）职掌，冢宰（吏部尚书）无弗唯之听，甚失祖宗朝重铨之意。自浙陆庄简光祖典铨事，多与阁持，始不相关白。孙清简
、陈恭介有年但守之不变。’”项鼎铉颇以为然，对陆光祖、孙、陈有年先后出掌吏部，与内阁争权，表示肯定：“持清议，与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变。”[13]有意思的是，陆光祖、孙、陈有年都是浙江人，是后起的沈一贯的乡先辈，却并非“浙党”。即此一端，已可见围绕京察的阁部矛盾由来已久，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弹劾沈一贯，称为“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难以令人置信。万历三十四年，京察已过，这一矛盾仍在继续。先有吏科给事中王元翰上疏陈言五事：责法令之行，专会推之权，慎名器之重，广赐环之诏，严奏办之体[11D]。矛头直指内阁首辅沈一贯。漕运总督李三才疏陈国家治乱，尖锐地抨击沈一贯，说：“首辅沈一贯恐（次辅）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自朝讲久废，人心玩憩，大小臣工有如赘疣，泄泄沓沓，朝不谋夕，旦上下无章，名分倒置，忠佞混淆，邪说横作，阁部不成阁部，台省不成台省。”[10E]
明神宗在李三才的奏疏上批示，极力为沈一贯辩护，斥责李三才，一方面说自己“一应本章无不省览，发阁拟票，独断次第举行，孰敢专擅”？另一方面谴责李三才“尔职巡抚总督漕运，不思尽心本职，辄敢逞臆妄言，排语上干文武，牵引多端，惑乱视听，沽誉要名”，给了他罚俸五个月的处分[11C]。但是不久这位皇帝终于抵挡不住汹涌的公论，于七月下旨让称病在家的沈一贯致仕，沈一贯罢官时为了不让内阁次辅沈鲤升任首辅，迫使沈鲤同时罢官。
这种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定要把它说成“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沈一贯、沈鲤罢官后，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于是围绕会推阁员，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再度尖锐化。朱赓是沈一贯的心腹，在他的推荐下，李廷机入阁，前任内阁首辅王锡爵被会推，皇帝下旨：起王锡爵同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入阁。这种安排使沈一贯体制得以继续，于是引起朝廷正直官员的不满，接二连三上疏予以抨击。其中江西参政姜士昌奏疏写得最为激烈：“今（沈）一贯去，以（王）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不过姜士昌还是肯定王锡爵“立朝居卿清名素重，与一贯不可同日语”，但他此前柄政时，“器量偏狭，妒善如仇，正人君子触仵锡爵……一斥而不复若干年矣”。这里所指的正人君子是指与王锡爵持不同政见的前任官员，如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11D,10B]。姜士昌因此事而遭皇帝斥责为“出位逞臆，沽誉要名，妄排大臣”，而降三级调用。但是此人并不在后来阉党分子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中，他的行为与东林书院并无联系。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东林书院主持讲学活动的顾宪成，当年因反对王锡爵的“三王并封”而遭罢官，获悉里居的王锡爵将重新出任内阁首辅时，写信给王锡爵表示祝贺，他并不与姜士昌持相同的观点。他在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即姜士昌上疏抨击王锡爵的前一个月）写信给王锡爵：“恭闻新命不胜踊跃，此宗社生灵之福也”。他还在信后附上两篇类似寓言的“寤言”、“寐言”，以虚拟梦话的形式规劝王锡爵，复出执政，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鉴于以往内阁辅臣的境况，“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转移于其间也”；二、鉴于以前阁部之间互相冰炭不相容，“何不见吏部之逐内阁，而但见内阁之逐吏部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厘正于其间也”；三、鉴于官僚中乡愿之风太盛，“人人以模棱为工，事事以调停为便”，“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官机日猾，率乃知有身，不知有国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挽回于其间也”[10F,5C,11E]。王锡爵虽然对顾宪成的意见持异议，但由于此时儿子病重，自己又有内艰，迟迟不肯赴京就任，以后又迫于舆论压力，犹豫不决，至病死于家，终于未能再次出任内阁首辅。
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李三才就对所谓“浙党”是否真正存在的实体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他说：“自沈一贯假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是一贯自作之孽，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9C]日本学者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一文，列举当时攻击沈一贯的官僚名单，一共69名，其中他认为“东林党”的不过10名而已，其他有“昆党”5名，“齐党”2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反东林派”12名[14-p119-121]。也就是说，在反对沈一贯的官僚队伍中，并非单一的“东林党”，还有“昆党”、“齐党”以及“反东林派”。围绕沈一贯的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纠纷，带有多大的虚拟性是不而喻的。
清初浙江学者朱彝尊对于把“浙党”作为“东林党”的对立面，颇不以为然。他以一种历史沧桑感的语调写道：“浙人不幸，万历以来，执政者前有四明（沈一贯），后有乌程（温体仁）、德清（方从哲），以是朝士不附东林者，概目之曰‘浙党’，此指一时阿比执政者而言，则可尔。‘东林’诸君子全倚浙人助之，人品盖棺论定。试论建文壬午、崇祯甲申杀身成仁，洁己自靖者，惟浙为多。顺治九年定谥甲申殉难文臣，计二十人，而浙居其六，继此授命者更难悉数，‘浙党’之目庶几可以一洒矣。”[15]
东林书院如何被诬为党？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抨击得最厉害的要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了。他在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第一权奸”：“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尖锐地指出，从王锡爵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是“灯灯相续”、“薪薪无穷”[10G]。朱赓被指责十二大罪十分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皇帝给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把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11E]。
这本是一件普通事，却颇耐人寻味。由于郑振先是王绍徽《东林点将录》中“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之父；另一方面，顾宪成称赞郑振先此疏是“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6D]。因而人们把他此举视作“东林党”的行动，其实大谬而不然。郑振先是当时被称为“昆党”的头面人物、左春坊左谕德顾天埈的挚友，他上此疏是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之后作出的决断。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说：“毗陵太初郑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论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沈一贯）也，及四明既去，山阴（朱赓）继之复然。太初（郑振先字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17]可见郑振先与顾天埈关系之密切。所以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时，顾天埈奏辩：“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振先者欲阴构之，臣与振先同乡有交，并构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11G]因此城井隆志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14-p120]。按以往的传统观点看来，“昆党”是以反对东林而著称的，然而人们忽略了一点：这有一个演变过程。当时的内阁辅臣叶向高认为郑振先抨击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18]。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党争”的人，不啻一帖清醒剂。城井隆志在《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一文中，发前人所未发，以实证研究表明，顾天埈的“昆党”并非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的[18]。给人启示多多。万历中后期的所谓“党争”，都围绕内阁权力而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常进行，并非一成不变。这与天启时期阉党镇压异己势力，一概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截然不同。
真正给东林书院及顾宪成带来麻烦的是李三才。由于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内阁辅臣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内阁仅叶向高一人，补充阁员便成了当务之急。万历三十七年一月，李三才以考满，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一些支持李三才的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从翰林出身的人中选择，可从外僚中补充。于是李三才成了矛盾的焦点。李廷机的亲信工部郎中邵辅忠首先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形象[20A]。徐兆魁也上疏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结党营私”[20B]。
此时，一向以桃花源中人自居的顾宪成作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封信，登载于邸报，送达北京各衙门，一时间舆论哗然。万历三十九年二月，李三才以病免去漕运总督职务，政治身涯从此结束。同年三月，按惯例又开始了大计京朝官（即辛亥京察），徐兆魁攻击的锋芒由李三才转移到东林书院，五月初，他在长篇奏疏中，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抚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他不顾御史身份捏造东林书院的所谓“罪状”。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向来往船只收税，以供书院开支；东林书院讲学，百余人的开支勒令地方政府承担等等，都是一派胡言。最令人惊讶的是，“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为讲章，传布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抚与别院訾声至矣”[20A]。
这种胡言乱语立即引起舆论的不满，几天后，光禄寺丞吴炯上疏，为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辩护。第一、关于浒墅关征税一事，他说：浒墅关附近小河，“货舟不能过，惟小空船可过，以省伺候开关晷刻，从来无税”；第二、关于东林书院勒索地方政府一事，他说：“夫缙绅赴会固非一人，然俱二三仆驾小船，并无侈张舟从者，有则共鄙之。不受县官下程，不领县官一茶，主会者捐资自办”；第三、关于东林书院干预政治一事，他说：“夫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20B]。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奈何今之僭人太巧，挤人已无时乎？“天下方痛恨众君子之难逃，（徐）兆魁反惟恐君子有一之或进，而预断其来，入山如此，出山宜何如？”“推兆魁之心，将使廷无鹭谷亦无驹乎？庙廊无栋梁，山薮亦无林木乎？冠不可弹，石亦不可漱乎？朝不可与共治，国亦不可与并言乎？”痛快淋漓，句句击中要害。对此，他十分感慨，顾宪成等僻处乡间创办书院，“一味讲学，反骂醉生梦死……退居以来，家事百不关心，独未能忘国耳，忠臣用心如此，今隐身不望报国，却以为罪案矣……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事’，弹射不休矣”[11H,20C]。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正直人士越发激起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事’，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之。”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已调任江南司郎中的李朴再次上疏，针对姚宗文、刘廷元、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亓诗教、田一甲等人对东林书院的攻击，反驳道：“姚宗文等今日参东林乱政，明日参东林乱政，东林有何权势？见作何官？见在何衙门管事？”[11I]。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搞得十分狼狈，最终落得“调闲散用”的处分[11K]。
由徐兆魁打头阵，硬把东林书院套上“党”名，称之为“东林党”，此后反对东林书院的人愈演愈烈，完全把东林书院看作一个“党”。河南道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11l]。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谬之极。顾宪成等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令人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视作“党”，无异于重视南宋时禁锢朱熹的“伪学逆党”之禁。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上疏指出，伪学之禁是不祥之兆；“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11M]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与朱熹当年创办白鹿洞书院，讲明理学，被诬为“伪学逆党”，遭到禁锢，并定出59人的“伪学逆党”黑名单，致朱熹在忧心忡忡之中而病逝，两者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关于《东林党人榜》与《东林点将录》
在晚明党争日趋激烈的政治氛围中，形而上学的门户之见盛行，凡是敢与当政者唱反调的，一概戴上“东林党”的帽子，而予以摈斥，“东林”二字成了整人的手段。李三才罢官后回归乡里，创建双鹤书院，仰慕其名声的士大夫一时云集于此，颇有当年东林书院之盛况。好事者为他复归政坛进行策划，于是引来比先前更为猛烈的攻击。万历四十三年李三才被加上了盗用皇木营建私邸的罪名，使他声名狼籍。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书院辩白，他上疏皇帝，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他指出：“东林者乃光禄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摒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11N]
“东林”二字成了打击异己的手段，已无是非可言，这种状况并不因李三才的呼吁而有所收敛。
到了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权，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视作一个组织实体，并开出黑名单，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
为此，“阉党”分子卢承钦编了一本《东林党人榜》，完全按照“元祐党人碑”的体例，开列所谓“东林党人”的黑名单，共计309人，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奏疏形式呈进，由魏忠贤把它刊布于天下。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显示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21-p382]
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王绍徽因巴结魏忠贤，天启五年十二月官至吏部尚书，他仿照《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22A]。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外又有作为补充的《东林同志录》（崔呈秀编），以及《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夥》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即所谓“楚党”头目）扬言：东林书院“外资李三才，内借叶向高”：“十数年来，一二不肖倚恃讲学之名，号召徒党，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其附之则生羽毛，其不附之则成疮疣”[10O]。
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魁首，表面看来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早就有人说李三才“一人其党”了。但是李三才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在他被革职为民时，曾上疏指出：“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11N]李三才因任凤阳巡抚、漕运总督，被人称为淮抚。在李三才看来，自己虽被诬与顾宪成结成“东林党”，但他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东林是东林，淮抚是淮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至于叶向高被列为“东林党”的魁首，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为牵强附会。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进入内阁，到万历四十一年出任内阁首辅之前，一直位于朱赓、李廷机之下。如前所说，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叶向高在内阁中基本上附和朱、李，丝毫没有“东林”特色。他经常写信给里居的沈一贯请示政务。在入阁不久的一封“答沈蛟老”信中说：“不肖备员受事四阅月矣，金老（朱赓）杜门日久，惟与李生（李廷机）朝夕周旋，凡事相与经画，有疑事重事，则受成于金老，忧国奉公，彼此所同，甚相洽也。”[23A]后来当叶向高出任内阁首辅，独立支撑政局时，又写信给沈一贯，向他大叹苦经：“不肖在此中，困苦不支，阕然修候……闻老师杜门静摄，冥心尘外，已得出世真诠，其于蜗角之争、蠛蠓之见，直可付之一笑。而不肖束缚挚维未能解脱，天堂苦海情景迥殊”[23B]。由此可见叶向高与沈一贯、朱赓、李廷机的密切关系，看不出政见有何根本分歧。如果一定要以“东林与浙党”的标准来划线，那么，我们固然不必说叶向高是“浙党”的中坚，但他并不反对“浙党”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党同伐异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段然等提议从外僚中增补阁员，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何以不大力支持，援引李三才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当李三才遭到邵辅忠、徐兆魁等诬陷时，身为“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的叶向高何以不大力保住第一号人物李三才？虽然他在万历三十七年二月针对邵辅忠、徐兆魁弹劾李三才，上疏皇帝，为李三才讲了一些公道话：“三才夙著时名，雅称物望，在淮上十三年有保障功”，不过其出发点是从政府工作考虑，李三才的漕运总督一职是个重要岗位，不可一日或缺：“漕督重任，国家咽喉命脉寄于一人，关系重大”，希望皇上在这关键时刻表明态度[24A]。当李三才迫于压力多次请求辞职时，叶向高并不挽留，只是多次请求皇上能予照准。他先是说：“臣窃以为大臣被言，则当全其进退，使心迹得以自明，言官争辩则当剖其是非，使庙堂免于聚讼”[24B]；后是说：“自三才被论以来，朝端纷纭甚于聚讼，株连蔓引，别户分门，总之以三才为辞，三才不去，则喧闹不了，而一切政事部院之臣皆为所牵掣，无所措手，其为国家之累更不少也”[24C]。其目的全在于以李三才的去职来平息政府内部无休无止的聚讼纷纭。
其三、顾宪成致书叶向高、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被反对东林书院的官员污蔑为“遥执朝政”。如果叶向高是“东林党”的魁首，顾宪成何必以此种方式“遥执朝政”？完全可以透过叶向高来贯彻“东林党”的方针。尽管叶向高对顾宪成的人品推崇备至，把他比喻为王安石、司马光，他在信中说：“今海内以门下出处十世道安危，盖不但东山之安石，洛下之司马也。”对于顾宪成拒任南京光禄寺少卿一职表示遗憾：“征书一下，凡有血气者莫不腾欢，而高卧尚坚，来章甚恳，其何以慰苍生之望乎！”[23C]二人的关系也仅止于此种互相敬仰的层面上，叶向高从来不是顾宪成与东林书院在内阁的代言人。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再次出任内阁首辅，处境微妙，尽力不偏不倚。《明史·叶向高传》说：“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望，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于神宗时。”因此当“东林”人物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当其他大臣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时，有人劝叶向高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除掉魏忠贤，叶向高考虑到除掉魏忠贤决非易事，只有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于是上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23B]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动即掣肘”有所不满，此事更加深了对叶的不满，碍于他是元老重臣，不敢轻易下手，终于迫使叶向高连上第三十三个辞职奏疏以后，得以体面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在魏忠贤及其亲信看来，叶向高企图使魏忠贤离职，当然要把他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然而他与杨涟等“东林”人士有巨大分歧，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至今仍把叶向高看作所谓“东林党”的魁首，显然是曲解了这段历史和这个人物。
1957年出版的李倓著《东林党籍考》，依据《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所提供的名单，对所谓“东林党人”逐个写出小传，却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书名为“东林党籍考”，顾名思义必须客观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东林党籍”？因为这份名单是魏忠贤及其亲信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的一个口实，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然而《东林党籍考》上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由于《东林党籍考》的影响，无异于肯定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笔者无意责备先贤，只是感叹于完备的历史研究之难。
《晋书·郤诜传》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对于晚明朋党风潮中的“东林党”论，亦应作如是观。
[收稿日期]20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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