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
程龙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1年01期第123～132页
【作者简介】程龙，1976年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关 键 词】明代/兀良哈/气候变迁
兀良哈三卫南迁是有明一代边疆历史地理中较有影响的事件。由于明军屯田驻守于边镇卫所，而蒙古部族游牧荒漠、饮马山后，以明九边为代表的军事对峙线也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明代北方农牧过渡带的标志。军事防线的变化标志着农牧过渡带的迁移，明蒙军事攻防的进退则直接造成农牧两大生产方式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消长。存于明蒙之间的兀良哈三卫，性质独特，在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兼事农业，它的存在与移动更是农牧过渡带变迁的代表。由于这条过渡带具有双重意义，其变化演替牵涉因素甚多，政治、经济、军事、气候变化等都在其中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前人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关注点大都集中在与农牧过渡带密切相关的气候因素，三卫南迁也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典型个例。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说认为15世纪初气候转冷，“这样的连续寒冷气候无疑在长城以北也有很大的影响，造成兀良哈部落生存上的威胁……”，“联系到永乐以后北边卫所南撤和气候转向寒冷，有理由相信兀良哈南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明清时期我国气候转向寒冷已是不争的事实，诸多寒冷事件的记载屡见于史籍文献。但不应忽略，在明清气候变冷过程中，局部范围内也存在着时间尺度更小的温度波动。气候变冷究竟对兀良哈三卫产生了多大影响，是否足以迫其放弃旧居地，南迁寇关、西走延绥，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商榷的。我以为：在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如此复杂的明代边防，以及与明关系微妙的兀良哈三卫时，将三卫南迁完全归结于气候寒冷，不免有失偏颇。气候因素诚然对明、兀的农牧生产有一定影响，但深入分析可知：与政治军事因素相比，15世纪的气候变化并非兀良哈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气候变冷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环境变迁影响人类活动的学者比较通行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并没有经过深入具体的论证，兀良哈三卫的南迁问题，是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提到的极少数具体例证之一，深入剖析兀良哈三卫的南迁过程，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通行看法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兀良哈的独特性质与地位
兀良哈三卫始置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是福余卫、泰宁卫和朵颜卫的总称。其所控制的范围原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但到明中前期时“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虽然也名之以“卫”，但是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及其与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和其他卫所迥然相异。兀良哈是元代蒙古部族的后裔，但在元顺帝溃走漠北之际，兀良哈三卫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蒙古部落势力衰弱、分崩瓦解之后，这种独立性变得更加凸显。从明人对待蒙古和兀良哈态度的差别来看，这种独立性显然是得到了明王朝的认可和尊重。
兀良哈虽然政治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蒙、兀二部相同的语言及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使得明王朝在利用兀良哈防卫蒙古的同时，既要以怀柔手段加以安抚，也不得不留有戒心。“故迫则驱入虏，信则堕其计，善处之则以为间，虽藩篱失，而耳目犹在也。”（注：王世贞：《三卫志》。）基于上述原因，明朝于兀良哈设立了带有羁縻性质的三个卫。既不直接派兵进驻屯守，也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只要兀良哈保持与蒙古的距离，充当明军的前哨和耳目，并及时朝贡，就能保证与明的友好关系和商贸往来，并得到丰厚的赏赐。三卫长官也由本族首领担任，明中央政府加以任命。“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领其众”（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可见，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地位很特殊，与设立于辽东、蓟镇等九边的诸普通卫是有较大区别的。明称之以“卫”表达了希望其拱卫京师，共拒北元的愿望，但兀良哈鼠首两端，时叛时附，着实令明王朝大失所望。兀良哈的摇摆骑墙，也使蒙古诸部异常愤怒。因此，终明一代，兀良哈三卫始终于明蒙之间求生存，既为双方所利用，也不免为其所打压侵掠。
二、气候寒冷说质疑
设若将兀良哈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冷，虽有若干寒冷事件可与之相应，但联系前后政治、军事历史的发展演进，又可见诸多矛盾抵牾。兹举其一二可疑之处。
（一）兀良哈三卫并非全部南迁
兀良哈三卫仅有其中一部分南迁西走，至明末清初尚有相当数量部族生存于其旧居之地。气候寒冷说认为：受气候影响，“从宣德初开始，兀良哈逐渐南下，在燕山一线受阻后沿边墙向西迁移，一直到陕西北部”（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言“兀良哈逐渐南下”似有令人误解之嫌，以为三卫部族整体迁移，放弃旧地，西入陕北。但事实并非如此。宣德以后，兀良哈三卫仍盘踞古北、喜峰口外，扰边之事时有发生。“弘治初，（兀良哈）常盗掠古北、开原境”（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弘治）十七年秋七月，朵颜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议出兵。李东阳言：‘朵颜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师一日而近，宜固根本，无远出师自疲。’上深然之”（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可见，朵颜卫主力仍滞留于京师塞北，只有部分军力西扰宣大、延绥，故明廷有所顾虑，不敢轻易远征。直到明末，三卫仍屡犯东北边境，“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会阿堆哈利赤频入建昌、喜峰口，……二十三年朵颜侵蓟州塞”（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万历）十一年五月，泰宁卫伯言把都纠众花大等，大举攻镇宁堡”（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由此可见，兀良哈三卫虽有部分部族沿边墙西迁南移，但主体仍聚居于明东北边境北纬41-43度之间的范围内，至明末清初才逐渐销声匿迹。若气候转寒威胁兀良哈生存，迫使其南迁，则三卫必整体移徙，为何宣德以后仍有三卫部族独存于旧居之地？明中后期，兀良哈劫掠陕西北边之事已少见于史籍，南迁西走之众，竟音信杳无，不知所终。成书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的《皇明九边考》只把兀良哈三卫记载于蓟州镇边夷考中，未在宣大镇中提及。以气候寒冷说之见，陕北的生存条件要好于其旧居地，何以西迁部族未能繁盛，反而不如留居旧地、苦受严寒的兀良哈诸部？可见，其中原因较为复杂，绝非气候变化一语所能解释得清楚。
（二）兀良哈乞居大宁
公元1453年（即明代宗景泰四年），兀良哈三卫乞居为明所放弃的大宁卫废城是气候寒冷说的又一例证。“连续寒冷气候……造成了兀良哈部落生存上的威胁，三卫乞居大宁应该是迫不得已的举动。”（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但同时该说又强调，明政府拒绝了兀良哈的要求，“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仅一纸令文就吓阻兀良哈南进，实在是兵威势力的表现”（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大宁卫废城即今内蒙古宁城西，为原兀良哈居住地的南缘。公元1453年兀良哈乞居大宁充分说明此时兀良哈三卫主体并未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南移西迁，其主体势力甚至尚未推进至大宁之南，这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倘若宣德以后，兀良哈逐渐南下到陕西北部，如何乞居千里之外的大宁城？且大宁纬度较陕北偏高，乞居大宁对于侨居延绥的兀良哈诸部复有何益？从历史事实来看，明政府的禁令确实阻止了兀良哈的南进，大宁是在“天顺后，遂入于三卫”（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的。若是气候转冷，三卫不能正常生存，必然拼死南侵以求一生，何需乞居？又岂是一纸禁令所能扼阻？或以为兀良哈三卫摄于明王朝强大兵威，不敢妄动。1453年亦即景泰四年，明王朝新经土木之败，英宗北狩、瓦剌鞭指京畿的国耻尚未洗除，政坛跌宕，不知此内忧外患之时兵威何在？《明史纪事本末》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景泰四年）已而泰宁卫都督佥事单于贴木儿乞大宁废城及甲盾，（于）谦持不可。帝重绝三卫欢，遣译者语大宁城逼近塞，不便驰猎，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须寇至乃给，谋遂沮。”（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明王朝竟然以“炎暑”为由拒绝泰宁卫的请求。大宁地近三卫，冷暖如何，三卫自知，明王朝恐怕也不会肆无忌惮地编造借口，“炎暑”应该是符合当时气候情况的。兀良哈乞居大宁后的第三年（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无雪的暖冬天气即可以与此相互印证。（注：《明史》卷二九《五行志二·恒燠》。）《实录》中此时期华北地区寒冷事件的记载也比较少。可以说，景泰四年以后的两三年内，在寒冷气候的大背景下，华北地区的气温出现了时间尺度较小的回升波动。泰宁卫在相对较暖的时期乞居大宁是没有道理的，毫无疑问，是气候以外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兀良哈侵边的兵力问题
兀良哈侵扰明边的兵力，虽个别时期较为强大，但更多的时候是十数百人的小股部队，只有宣德三年和正统九年的两次冲突规模较大。宣德时期，兀良哈屡扰边境，侵掠竟无虚月。但从其调动的兵力来看，数量都不多。“广宁等卫指挥盛宽等领兵巡逻，只虏骑二、三十人，或五、七十人，或三五百人，……”（注：《明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七月甲子。）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独石口将领杨洪掩杀兀良哈，也仅仅是“福余等卫阿鲁歹等，以五百骑掠”（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如此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多地是带有试探的意图，我们很难依据这些零星的小冲突就认定兀良哈三卫与明王朝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争斗。显然，如果气候转冷威胁兀良哈生存，那么明、兀之间就绝不是这样小规模的冲突了。试想：二三十人、五七十人或三五百人的劫掠行为即使能够成功，又如何能满足整个兀良哈三卫全体的生存需求呢？兀良哈也不至于愚蠢到以为只十数百人就可以击溃明边防军，获得所需的生存物资。因此，兀良哈小股部队的扰边除含有游牧民族作战特点的因素外，还有其他军事意图。把兀良哈与明军在北边防线上次数多、规模小的武装接触当成是气候变化的结果，是不太合适的。
正统九年的大规模冲突是明王朝主动以重兵分路进剿兀良哈三卫，自然参战人数多，波及范围广，但兀良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反映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在宣德三年的战斗中，兀良哈三卫暴露出军事行动的盲目性和军事情报传递的失误，竟不知皇帝正巡幸北边，以致近万人为三千明军所败。是役，从兀良哈情报闭塞、准备不足，以致盲目冒进、仓促应战，最终以多负少的情况来看，兀良哈并未倾其全力，把此役当作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其受气候影响而南侵求生的迹象并不明显。
（四）三卫有别
在讨论兀良哈三卫南迁问题时，我们通常把三卫看成是一个整体，其政治立场、军事行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同进退，同攻守。但情况也并非如此。宣德五年，福余卫就曾拒绝参与朵颜、泰宁卫的扰边活动。“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猛古乃、歹都等奏云：朵颜、泰宁二卫所部，近尝作过边境，臣等恐其贻累，故远避去。”（注：《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十月癸未。）从地理位置来看，福余卫于三卫之中地处最北，若严寒来袭，福余卫受害首当其冲，它应是南侵明边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但宣德五年，福余卫却独不参与朵颜、泰宁卫的侵明活动，反而与其划清界线，独自远避。三卫行动的不一致足以说明朵颜、泰宁的扰边活动并不在于躲避由严寒气候所带来的生存威胁。
（五）南迁兀良哈部与蒙古的冲突
兀良哈确有部分部族南移到宣大一带，但并不是屡屡向明边施压，其与蒙古之间也存在摩擦，所以蒙古别部也是兀良哈劫掠的对象之一。“初，（宣府）李家庄塞外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部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狡而善射，故不为大营并。”（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由此可见，南迁的兀良哈部落并非一味南进劫掠，却也北扰蒙古诸部，“善盗塞”恐怕是其本性，与气候变化无大关系。一段时期，兀良哈北侵蒙古，反与明相安无事。“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盗大营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明代中期转冷的气候似乎并没有左右南迁兀良哈部众盗劫的对象与方向。
上面只是气候寒冷说所带来矛盾中的几个例子，但从中已能清晰地看到，用气候变冷来解释兀良哈南迁这个含有复杂政治军事因素的历史事件是较为牵强和过于简单的。
三、根据现代气候状况的推演
现代冬季（一月）气温分布图显示：宣大、延绥等地的纬度比西辽河流域低3度—4度，但蒙古高压的形成发展以及下垫面复杂的地形却使等温线并未呈现出水平走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宣延地区更接近蒙古高压中心区，冬季反气旋由蒙古高原入境后向东及东南移动，经宣延地区到达赤峰宁城一带。（注：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由于宣大延绥正位于气旋活动路径的前段，其所受影响较辽西地区也更为强烈。宣大地区平均海拔900m-1100m，已属于我国地形第二级阶梯，而西辽河流域海拔最低处仅120m。海拔高度对于气温有较大影响。通常，“温度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积温减少，负积温增多，无霜冻期缩短”（注：程树林等：《太行山燕山气候考察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0℃、≥10℃等界限温度积温均与海拔高度呈线性递减关系”（注：程树林等：《太行山燕山气候考察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冬季-12℃等温线由内蒙东南赤峰一带向西南延伸，恰恰经沿宣大、延绥等地。这说明内蒙东南、辽西地区的冬季气温并不比山陕北部低。与此同时，赤峰宁城一带的等温线比宣大地区明显稀疏，-10℃与-12℃等温线之间的区域范围广阔，而宣大地区等温线相对稠密且近乎平行，南北向很小的距离内就存在着极大的温差。虽然现代冬季气温分布不能完全反映明代中期的情况，但当时各地区同一季节的相对温差不应有太大的变化；虽然15世纪较现代寒冷但等温线的走向和疏密程度应保持相对的稳定。由此可知，兀良哈南迁西走至宣大延绥，实际上不但没有改变其生存环境的温度条件，剧烈的温差还可能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南走宣延是不可能达到避寒目的的。相反，其旧居之地，广大的地域范围里温度变化小，水分条件也相对优越一些。因此，兀良哈三卫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其旧居地。
根据传统观点，兀良哈属于游牧民族，所以它的农业生产历来很少受关注。“景帝景泰六年，朵颜诸卫来朝，乞耕地及犁铧种粮，诏予粮三十石。”（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成化元年十二月，居住于辽西地区的“泰宁卫都督刘玉、兀喃帖木儿等，请市牛及农具塞下，并乞赐蟒”（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这说明三卫部族确有部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兀良哈的农业耕作不是其主要生产方式，但某种程度上，这也限制了三卫部族的流动性。南迁之众在流徙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农耕，宣大塞外就有兀良哈部族农耕屯种。“（嘉靖二年）龙门所境外，先年有朵颜卫达贼，约有千余在彼住牧，近边布种糜黍，时或潜入窥伺，劫掠人畜。”（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有朵颜别部生活于宣府李家庄塞外，“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兀良哈主要种植糜、黍等农作物。糜、黍同种，粳性者称糜、糯性者称黍，喜温。其生长期5-9月要求平均气温15℃以上，≥10℃活动积温1800℃-2200℃，降水400mm-600mm，对无霜期的要求（140天）甚至超过了谷子（130天）（注：董宗祥等：《四十五种农作物栽培技术览要》，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赤峰宁城一带现代≥10℃活动积温高达3000℃-3400℃，无霜期150天左右（注：石蕴琮等：《内蒙古自治区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纵然明代气温较现在寒冷，但满足糜黍的存活条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宣大地区尚能种植糜黍，则水热条件更好的内蒙东南、辽西地区也应该是糜黍的种植区。糜黍的种植说明霜降危害的出现仅限于个别年份，并不频繁多发。可见，明代气候虽转冷，但寒冷程度有限，一些作物仍可以在塞外存活，这对于兀良哈的生存来说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大大降低了三卫部族的流动性。
我们在《实录》中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如宣大等地陨霜杀禾的事件前后发生数次。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次霜降或某一年的降温并没有迫使农业带后退，次年，农作物仍在原地耕种如初。结合糜黍对温度、无霜期的要求可知，霜降仅对个别年份的收成有些影响，对于整个农业带的移动以及长时段的农业生产来说作用都不显著。
四、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
（一）明北边防线的南撤为兀良哈南迁创造了可能与条件
明初为了防卫蒙古南侵曾于山后设立了诸多卫所，但永乐初年以后，这些卫所相继内迁，明代北边防线整体南撤。这一行为使得明与兀良哈之间产生了一些“真空”地区，为三卫的活动增加了弹性空间。这些卫所是明王朝主动放弃的，而不是受到兀良哈南侵压力而被迫后移的结果。气候寒冷说认为永乐时期气候已经开始转冷，北边防线的南撤即是由此所导致。但此时，我们尚未看到兀良哈三卫有因受冷而南侵的迹象。实际上，明北边防线的南撤是有其独特政治军事原因的，而不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永乐帝即位后，有鉴于自己的篡权谋位，为了防止朱允炆的悲剧重演，其首要任务是改变藩王守边的体制。大宁卫的内迁就是典型的例证。大宁卫即今内蒙古宁城，旧系元大宁路，属辽阳行省。“洪武十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寻废。二十年八月置卫。”（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在明初以藩王守边的指导思想下，宁王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迁居大宁卫，设立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与朱棣共担边防之责。靖难之役结束后，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侨治保定，宁王内迁，大宁卫亦随之裁废，“其地遂虚”。“永乐元年二月省（大宁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宁王府建于此，永乐元年迁于江西南昌。”（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前此在洪武三十五年，朱棣曾命令重建在靖难过程中荒废的大宁卫，“命兵部复设大宁、营州、兴州三卫。凡各卫官军，先调辽东等处及在京，并有生事谪戍边者，皆令复原卫屯田。命户部尚书王纯，驰驿往北平，与新昌伯唐云，经度屯种”（注：《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寅。）。但翌年二月即裁废大宁卫，内迁宁王，历时仅仅四个月时间，一季作物尚未播种收获，便撤销卫所，显然不是什么“霜杀禾、雹伤稼”给了朱棣以气候变冷的暗示。明成祖朱棣是要通过将藩王内迁来实现对北边防务的重新部署，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防止尾大不掉，化整为零，相互分权牵制的思想在军事部署中得以贯彻和体现。一些卫所相继化为左右前中后4-5卫不等，大大分散了军事力量。防御策略也随着进行了相应的更新。永乐以前，设于山后诸卫虽位于交通要路、重要城市，但基本上无险可守，主要通过驻扎重兵，相互驰援来进行防御。卫实际上发挥着“营”的作用。但永乐初，在化整为零，兵力减少的情况下，实施驰援联防的防御方法已不可能，利用险地、设关立卡、各自为战则成为卫所唯一的选择。这样，诸卫所就必须与地理形势结合起来，必须撤至山前，利用地形、守卫山口遂成为总的发展趋势。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北通蒙古的山口关隘都成为卫所相对集中的地方。卫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卫”。这正是“设关……所以防守，立营……所以应援”的道理。（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三《蓟州镇·经略考》。）
北边防线的南撤，完成了朱棣对边防体制的改革和调整，避免了藩王握重兵以自居局面的产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内忧。但同时，对北边军事压力的减轻以及保守的守关防御体系的确立，都成为兀良哈及蒙古等部南下牧马的诱因，为三卫南迁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北边防线南撤的弊端在永乐朝尚未充分暴露，但后代边臣名宦每每论及此事，多有谤议之辞，“自大宁沦弃异域，开平孤悬，莫可犄角，乃移位独石，而宣辽声援遂绝”（注：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宣府镇总图说》。），明显地表示出了对于驰援联防防御策略丧失的不满。
《明史》中以“畀地之说”（为感谢兀良哈在靖难中的贡献而割让大宁）来为永乐帝回护，但当时兀势力尚远离边塞，不可能助朱棣靖难，若真是气候变化令大宁等卫粮食产量下降、被迫内迁，则正史何不直书？推罪于天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何需编造史事而贻笑后世？可见，气候变化并不是卫所内迁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的难言之隐又是不可公布于众的，于是只好求助于“畀地之说”了。
总之，北边防线的南撤使得燕山以北的广大范围陷入了政治军事真空状态，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维持得长久，不管气候变化如何，终要有其他政治力量介入并占据该地，兀良哈三卫正是这一后来的政治势力。
（二）蒙古部落对兀良哈的征伐、胁迫和诱使是三卫部分南迁的直接原因
兀良哈三卫部分部族的南迁西走，显然是受了某种外来势力的压迫或诱使，而这股外力正来自于漠北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如前所述，终明一代，兀良哈都在明蒙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时而作为蒙古攻明的耳目先锋沿边牧马，妄图借蒙古铁骑之力分一杯羹；时而又不堪蒙古的欺虐凌辱，南走近塞，乞求明王朝的恩赐和庇护。因此，兀良哈三卫侵占、蚕食明北边南撤所留下的真空地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由于三卫的生产方式是农牧相结合，其流动性远不如瓦剌、鞑靼等部，所以只有部分三卫部族南走，而主体仍留居旧地也是不足为怪的。
宣德时期，瓦剌阿鲁台部就开始了对兀良哈的劫掠侵扰活动，“宣德七年九月，阿鲁台杀败兀良哈”（注：郑晓：《皇明北虏考》。），妄图打破明对三卫的控制。正统元年冬，脱脱不花立为瓦剌首领，先后兼并阿鲁台、哈剌嗔等部，兵力强大，“已，袭破朵儿只伯，复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朵颜卫在瓦剌强大兵威下只能听任其摆布。瓦剌此时已有侵明之心，但尚不了解明军虚实，借三卫之力试探明王朝的反应。果然，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独石口将领杨洪就与三卫进扰之敌发生了战斗。（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兀良哈三卫为瓦剌卖命，自然不会尽力，动用兵力甚少，最多时也仅三五百人而已。劫掠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摸清明军军事实力、守边策略以及抗敌的信心，从这个角度说也用不着投入更多的兵力。
兀良哈三卫作为瓦剌的附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瓦剌时常攻击兀良哈三卫。正统时期，不堪侵扰的兀良哈或走避战火，或南下寇塞。“（正统）四年，……（也先）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正统）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而第二年（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春天，三卫就侵入东北边境，明王朝被迫“击之，斩三十二级，擒七十余人”（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
在对待瓦剌的态度上，三卫也不能保持一致。“瓦剌赛刊王复杀朵颜乃儿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继至，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卫独走避脑温江。”（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正统十四年三月，福余、泰宁共潜结也先入寇，朵颜独扼险不从。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卫人畜去。”（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可见，三卫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在对待瓦剌的态度上不能统一起来，在对待侵明的问题上自然也不会总是一拍即合。这里还有个问题值得注意，“脑温江”又作“恼温江”，据和田清考证，乃是嫩江的音译，“但有时是指它的下游松花江的一部分”（注：〔日〕和田清著，潘宪世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7页。）。无论取那种解释，脑温江在三卫旧居地以北是毫无疑问的。为躲避战祸，三卫移徙的方向并不固定，或南或北。靠近明边的泰宁、朵颜，在明军事压力减弱时向南移，而稍北的福余卫则还有北去的选择。这更加有力地反驳了气候寒冷说。
“景泰初，……既而也先虐使之……，三卫皆不堪，遂阴输瓦剌情于中国，请得近边屯驻。”（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土木堡之战使瓦剌军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不仅明王朝国主被俘，屈辱求和。屡遭重创的兀良哈三卫也不免受其奴役，实力大衰，与明王朝可谓难兄难弟，早已无力侵边，请求近边屯驻也只能是“乞居”了。景泰四年，兀良哈乞居大宁就不难理解，而明一纸禁令便扼阻其南进之势，三卫不敢有异议更是情理之中。正统到正德年间，三卫不堪蒙古之苦请求避走边塞的记载屡见不鲜，“正统间，……会鞑靼满都鲁暴强，侵掠三卫，三卫头目皆避走塞下”，“（成化）二十二年，鞑靼别部那孩拥三万众入大宁、金山，涉老河，攻杀三卫头目伯颜等，掠去人畜以万计。三卫乃相率携老弱，走匿边圉”（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宁卫满蛮率部二万余，欲附居塞下避北敌，令居故镇安堡，戒无旁啮。”（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
上述文献清晰地反映出三卫部族南迁西走的主要原因是受到蒙古等部的袭扰胁迫，或充当其耳目前锋滋扰明边；或实力尚存，在避走战火时劫掠明军以期获得适当的补偿；抑或惨遭重创，实力丧失殆尽，请求近塞屯居。由于瓦剌鞑靼来去不定，且内部纷争不断，虽攻击兀良哈，但亦不可能常居其地，所以三卫部族除一部分定居于宣大等地外，主体仍留居旧地。随着明中后期瓦剌等部的衰落，进袭三卫事件的减少，南迁西走的兀良哈部族也逐渐停止，最终竟不见于史籍，只有留居旧地的兀良哈之众还在明东北边境活动。
综上所述，兀良哈在当时的气候和政治军事条件下，不可能全体离开其旧居地进行大范围的迁徙，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小规模的南迁西走，是特殊政治军事因素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气候变冷所导致的。一旦军事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迁活动也随之减少停止。把兀良哈南迁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冷，无论从历史文献分析还是根据现代气候状况推演都会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用气候寒冷说来解释三卫南迁这一复杂的政治军事活动是难以令人接受和满意的。由此可以看出，要判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南下的确切原因，还需要做许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要考虑到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而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仅仅是气候变冷引起的结果。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1年01期第123～132页
【作者简介】程龙，1976年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兀良哈三卫南迁是明代政治军事事件，但由于三卫恰位于农牧过渡带上，故兀良哈南迁也常被看作是15世纪气候变冷的结果。气候变冷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环境变迁影响人类活动的学者比较通行的看法。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并根据现代气候状况进行推演，对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提出质疑，进一步强调了三卫南迁中军事、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从而证明要判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南下的确切原因，还需要许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要考虑到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而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仅仅是气候变冷的结果。 |
明清时期我国气候转向寒冷已是不争的事实，诸多寒冷事件的记载屡见于史籍文献。但不应忽略，在明清气候变冷过程中，局部范围内也存在着时间尺度更小的温度波动。气候变冷究竟对兀良哈三卫产生了多大影响，是否足以迫其放弃旧居地，南迁寇关、西走延绥，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商榷的。我以为：在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如此复杂的明代边防，以及与明关系微妙的兀良哈三卫时，将三卫南迁完全归结于气候寒冷，不免有失偏颇。气候因素诚然对明、兀的农牧生产有一定影响，但深入分析可知：与政治军事因素相比，15世纪的气候变化并非兀良哈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气候变冷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环境变迁影响人类活动的学者比较通行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并没有经过深入具体的论证，兀良哈三卫的南迁问题，是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提到的极少数具体例证之一，深入剖析兀良哈三卫的南迁过程，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通行看法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兀良哈的独特性质与地位
兀良哈三卫始置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是福余卫、泰宁卫和朵颜卫的总称。其所控制的范围原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但到明中前期时“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虽然也名之以“卫”，但是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及其与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和其他卫所迥然相异。兀良哈是元代蒙古部族的后裔，但在元顺帝溃走漠北之际，兀良哈三卫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蒙古部落势力衰弱、分崩瓦解之后，这种独立性变得更加凸显。从明人对待蒙古和兀良哈态度的差别来看，这种独立性显然是得到了明王朝的认可和尊重。
兀良哈虽然政治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蒙、兀二部相同的语言及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使得明王朝在利用兀良哈防卫蒙古的同时，既要以怀柔手段加以安抚，也不得不留有戒心。“故迫则驱入虏，信则堕其计，善处之则以为间，虽藩篱失，而耳目犹在也。”（注：王世贞：《三卫志》。）基于上述原因，明朝于兀良哈设立了带有羁縻性质的三个卫。既不直接派兵进驻屯守，也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只要兀良哈保持与蒙古的距离，充当明军的前哨和耳目，并及时朝贡，就能保证与明的友好关系和商贸往来，并得到丰厚的赏赐。三卫长官也由本族首领担任，明中央政府加以任命。“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领其众”（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可见，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地位很特殊，与设立于辽东、蓟镇等九边的诸普通卫是有较大区别的。明称之以“卫”表达了希望其拱卫京师，共拒北元的愿望，但兀良哈鼠首两端，时叛时附，着实令明王朝大失所望。兀良哈的摇摆骑墙，也使蒙古诸部异常愤怒。因此，终明一代，兀良哈三卫始终于明蒙之间求生存，既为双方所利用，也不免为其所打压侵掠。
二、气候寒冷说质疑
设若将兀良哈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冷，虽有若干寒冷事件可与之相应，但联系前后政治、军事历史的发展演进，又可见诸多矛盾抵牾。兹举其一二可疑之处。
（一）兀良哈三卫并非全部南迁
兀良哈三卫仅有其中一部分南迁西走，至明末清初尚有相当数量部族生存于其旧居之地。气候寒冷说认为：受气候影响，“从宣德初开始，兀良哈逐渐南下，在燕山一线受阻后沿边墙向西迁移，一直到陕西北部”（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言“兀良哈逐渐南下”似有令人误解之嫌，以为三卫部族整体迁移，放弃旧地，西入陕北。但事实并非如此。宣德以后，兀良哈三卫仍盘踞古北、喜峰口外，扰边之事时有发生。“弘治初，（兀良哈）常盗掠古北、开原境”（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弘治）十七年秋七月，朵颜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议出兵。李东阳言：‘朵颜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师一日而近，宜固根本，无远出师自疲。’上深然之”（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可见，朵颜卫主力仍滞留于京师塞北，只有部分军力西扰宣大、延绥，故明廷有所顾虑，不敢轻易远征。直到明末，三卫仍屡犯东北边境，“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会阿堆哈利赤频入建昌、喜峰口，……二十三年朵颜侵蓟州塞”（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万历）十一年五月，泰宁卫伯言把都纠众花大等，大举攻镇宁堡”（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由此可见，兀良哈三卫虽有部分部族沿边墙西迁南移，但主体仍聚居于明东北边境北纬41-43度之间的范围内，至明末清初才逐渐销声匿迹。若气候转寒威胁兀良哈生存，迫使其南迁，则三卫必整体移徙，为何宣德以后仍有三卫部族独存于旧居之地？明中后期，兀良哈劫掠陕西北边之事已少见于史籍，南迁西走之众，竟音信杳无，不知所终。成书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的《皇明九边考》只把兀良哈三卫记载于蓟州镇边夷考中，未在宣大镇中提及。以气候寒冷说之见，陕北的生存条件要好于其旧居地，何以西迁部族未能繁盛，反而不如留居旧地、苦受严寒的兀良哈诸部？可见，其中原因较为复杂，绝非气候变化一语所能解释得清楚。
（二）兀良哈乞居大宁
公元1453年（即明代宗景泰四年），兀良哈三卫乞居为明所放弃的大宁卫废城是气候寒冷说的又一例证。“连续寒冷气候……造成了兀良哈部落生存上的威胁，三卫乞居大宁应该是迫不得已的举动。”（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但同时该说又强调，明政府拒绝了兀良哈的要求，“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仅一纸令文就吓阻兀良哈南进，实在是兵威势力的表现”（注：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大宁卫废城即今内蒙古宁城西，为原兀良哈居住地的南缘。公元1453年兀良哈乞居大宁充分说明此时兀良哈三卫主体并未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南移西迁，其主体势力甚至尚未推进至大宁之南，这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倘若宣德以后，兀良哈逐渐南下到陕西北部，如何乞居千里之外的大宁城？且大宁纬度较陕北偏高，乞居大宁对于侨居延绥的兀良哈诸部复有何益？从历史事实来看，明政府的禁令确实阻止了兀良哈的南进，大宁是在“天顺后，遂入于三卫”（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的。若是气候转冷，三卫不能正常生存，必然拼死南侵以求一生，何需乞居？又岂是一纸禁令所能扼阻？或以为兀良哈三卫摄于明王朝强大兵威，不敢妄动。1453年亦即景泰四年，明王朝新经土木之败，英宗北狩、瓦剌鞭指京畿的国耻尚未洗除，政坛跌宕，不知此内忧外患之时兵威何在？《明史纪事本末》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景泰四年）已而泰宁卫都督佥事单于贴木儿乞大宁废城及甲盾，（于）谦持不可。帝重绝三卫欢，遣译者语大宁城逼近塞，不便驰猎，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须寇至乃给，谋遂沮。”（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明王朝竟然以“炎暑”为由拒绝泰宁卫的请求。大宁地近三卫，冷暖如何，三卫自知，明王朝恐怕也不会肆无忌惮地编造借口，“炎暑”应该是符合当时气候情况的。兀良哈乞居大宁后的第三年（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无雪的暖冬天气即可以与此相互印证。（注：《明史》卷二九《五行志二·恒燠》。）《实录》中此时期华北地区寒冷事件的记载也比较少。可以说，景泰四年以后的两三年内，在寒冷气候的大背景下，华北地区的气温出现了时间尺度较小的回升波动。泰宁卫在相对较暖的时期乞居大宁是没有道理的，毫无疑问，是气候以外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兀良哈侵边的兵力问题
兀良哈侵扰明边的兵力，虽个别时期较为强大，但更多的时候是十数百人的小股部队，只有宣德三年和正统九年的两次冲突规模较大。宣德时期，兀良哈屡扰边境，侵掠竟无虚月。但从其调动的兵力来看，数量都不多。“广宁等卫指挥盛宽等领兵巡逻，只虏骑二、三十人，或五、七十人，或三五百人，……”（注：《明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七月甲子。）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独石口将领杨洪掩杀兀良哈，也仅仅是“福余等卫阿鲁歹等，以五百骑掠”（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如此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多地是带有试探的意图，我们很难依据这些零星的小冲突就认定兀良哈三卫与明王朝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争斗。显然，如果气候转冷威胁兀良哈生存，那么明、兀之间就绝不是这样小规模的冲突了。试想：二三十人、五七十人或三五百人的劫掠行为即使能够成功，又如何能满足整个兀良哈三卫全体的生存需求呢？兀良哈也不至于愚蠢到以为只十数百人就可以击溃明边防军，获得所需的生存物资。因此，兀良哈小股部队的扰边除含有游牧民族作战特点的因素外，还有其他军事意图。把兀良哈与明军在北边防线上次数多、规模小的武装接触当成是气候变化的结果，是不太合适的。
正统九年的大规模冲突是明王朝主动以重兵分路进剿兀良哈三卫，自然参战人数多，波及范围广，但兀良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反映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在宣德三年的战斗中，兀良哈三卫暴露出军事行动的盲目性和军事情报传递的失误，竟不知皇帝正巡幸北边，以致近万人为三千明军所败。是役，从兀良哈情报闭塞、准备不足，以致盲目冒进、仓促应战，最终以多负少的情况来看，兀良哈并未倾其全力，把此役当作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其受气候影响而南侵求生的迹象并不明显。
（四）三卫有别
在讨论兀良哈三卫南迁问题时，我们通常把三卫看成是一个整体，其政治立场、军事行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同进退，同攻守。但情况也并非如此。宣德五年，福余卫就曾拒绝参与朵颜、泰宁卫的扰边活动。“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猛古乃、歹都等奏云：朵颜、泰宁二卫所部，近尝作过边境，臣等恐其贻累，故远避去。”（注：《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十月癸未。）从地理位置来看，福余卫于三卫之中地处最北，若严寒来袭，福余卫受害首当其冲，它应是南侵明边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但宣德五年，福余卫却独不参与朵颜、泰宁卫的侵明活动，反而与其划清界线，独自远避。三卫行动的不一致足以说明朵颜、泰宁的扰边活动并不在于躲避由严寒气候所带来的生存威胁。
（五）南迁兀良哈部与蒙古的冲突
兀良哈确有部分部族南移到宣大一带，但并不是屡屡向明边施压，其与蒙古之间也存在摩擦，所以蒙古别部也是兀良哈劫掠的对象之一。“初，（宣府）李家庄塞外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部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狡而善射，故不为大营并。”（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由此可见，南迁的兀良哈部落并非一味南进劫掠，却也北扰蒙古诸部，“善盗塞”恐怕是其本性，与气候变化无大关系。一段时期，兀良哈北侵蒙古，反与明相安无事。“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盗大营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明代中期转冷的气候似乎并没有左右南迁兀良哈部众盗劫的对象与方向。
上面只是气候寒冷说所带来矛盾中的几个例子，但从中已能清晰地看到，用气候变冷来解释兀良哈南迁这个含有复杂政治军事因素的历史事件是较为牵强和过于简单的。
三、根据现代气候状况的推演
现代冬季（一月）气温分布图显示：宣大、延绥等地的纬度比西辽河流域低3度—4度，但蒙古高压的形成发展以及下垫面复杂的地形却使等温线并未呈现出水平走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宣延地区更接近蒙古高压中心区，冬季反气旋由蒙古高原入境后向东及东南移动，经宣延地区到达赤峰宁城一带。（注：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由于宣大延绥正位于气旋活动路径的前段，其所受影响较辽西地区也更为强烈。宣大地区平均海拔900m-1100m，已属于我国地形第二级阶梯，而西辽河流域海拔最低处仅120m。海拔高度对于气温有较大影响。通常，“温度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积温减少，负积温增多，无霜冻期缩短”（注：程树林等：《太行山燕山气候考察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0℃、≥10℃等界限温度积温均与海拔高度呈线性递减关系”（注：程树林等：《太行山燕山气候考察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冬季-12℃等温线由内蒙东南赤峰一带向西南延伸，恰恰经沿宣大、延绥等地。这说明内蒙东南、辽西地区的冬季气温并不比山陕北部低。与此同时，赤峰宁城一带的等温线比宣大地区明显稀疏，-10℃与-12℃等温线之间的区域范围广阔，而宣大地区等温线相对稠密且近乎平行，南北向很小的距离内就存在着极大的温差。虽然现代冬季气温分布不能完全反映明代中期的情况，但当时各地区同一季节的相对温差不应有太大的变化；虽然15世纪较现代寒冷但等温线的走向和疏密程度应保持相对的稳定。由此可知，兀良哈南迁西走至宣大延绥，实际上不但没有改变其生存环境的温度条件，剧烈的温差还可能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南走宣延是不可能达到避寒目的的。相反，其旧居之地，广大的地域范围里温度变化小，水分条件也相对优越一些。因此，兀良哈三卫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其旧居地。
根据传统观点，兀良哈属于游牧民族，所以它的农业生产历来很少受关注。“景帝景泰六年，朵颜诸卫来朝，乞耕地及犁铧种粮，诏予粮三十石。”（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成化元年十二月，居住于辽西地区的“泰宁卫都督刘玉、兀喃帖木儿等，请市牛及农具塞下，并乞赐蟒”（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这说明三卫部族确有部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兀良哈的农业耕作不是其主要生产方式，但某种程度上，这也限制了三卫部族的流动性。南迁之众在流徙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农耕，宣大塞外就有兀良哈部族农耕屯种。“（嘉靖二年）龙门所境外，先年有朵颜卫达贼，约有千余在彼住牧，近边布种糜黍，时或潜入窥伺，劫掠人畜。”（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有朵颜别部生活于宣府李家庄塞外，“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三《北狄·兀良哈》。）。兀良哈主要种植糜、黍等农作物。糜、黍同种，粳性者称糜、糯性者称黍，喜温。其生长期5-9月要求平均气温15℃以上，≥10℃活动积温1800℃-2200℃，降水400mm-600mm，对无霜期的要求（140天）甚至超过了谷子（130天）（注：董宗祥等：《四十五种农作物栽培技术览要》，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赤峰宁城一带现代≥10℃活动积温高达3000℃-3400℃，无霜期150天左右（注：石蕴琮等：《内蒙古自治区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纵然明代气温较现在寒冷，但满足糜黍的存活条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宣大地区尚能种植糜黍，则水热条件更好的内蒙东南、辽西地区也应该是糜黍的种植区。糜黍的种植说明霜降危害的出现仅限于个别年份，并不频繁多发。可见，明代气候虽转冷，但寒冷程度有限，一些作物仍可以在塞外存活，这对于兀良哈的生存来说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大大降低了三卫部族的流动性。
我们在《实录》中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如宣大等地陨霜杀禾的事件前后发生数次。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次霜降或某一年的降温并没有迫使农业带后退，次年，农作物仍在原地耕种如初。结合糜黍对温度、无霜期的要求可知，霜降仅对个别年份的收成有些影响，对于整个农业带的移动以及长时段的农业生产来说作用都不显著。
四、三卫南迁的主要原因
（一）明北边防线的南撤为兀良哈南迁创造了可能与条件
明初为了防卫蒙古南侵曾于山后设立了诸多卫所，但永乐初年以后，这些卫所相继内迁，明代北边防线整体南撤。这一行为使得明与兀良哈之间产生了一些“真空”地区，为三卫的活动增加了弹性空间。这些卫所是明王朝主动放弃的，而不是受到兀良哈南侵压力而被迫后移的结果。气候寒冷说认为永乐时期气候已经开始转冷，北边防线的南撤即是由此所导致。但此时，我们尚未看到兀良哈三卫有因受冷而南侵的迹象。实际上，明北边防线的南撤是有其独特政治军事原因的，而不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永乐帝即位后，有鉴于自己的篡权谋位，为了防止朱允炆的悲剧重演，其首要任务是改变藩王守边的体制。大宁卫的内迁就是典型的例证。大宁卫即今内蒙古宁城，旧系元大宁路，属辽阳行省。“洪武十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寻废。二十年八月置卫。”（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在明初以藩王守边的指导思想下，宁王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迁居大宁卫，设立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与朱棣共担边防之责。靖难之役结束后，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侨治保定，宁王内迁，大宁卫亦随之裁废，“其地遂虚”。“永乐元年二月省（大宁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宁王府建于此，永乐元年迁于江西南昌。”（注：《明史》卷四○《地理志一》。）前此在洪武三十五年，朱棣曾命令重建在靖难过程中荒废的大宁卫，“命兵部复设大宁、营州、兴州三卫。凡各卫官军，先调辽东等处及在京，并有生事谪戍边者，皆令复原卫屯田。命户部尚书王纯，驰驿往北平，与新昌伯唐云，经度屯种”（注：《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寅。）。但翌年二月即裁废大宁卫，内迁宁王，历时仅仅四个月时间，一季作物尚未播种收获，便撤销卫所，显然不是什么“霜杀禾、雹伤稼”给了朱棣以气候变冷的暗示。明成祖朱棣是要通过将藩王内迁来实现对北边防务的重新部署，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防止尾大不掉，化整为零，相互分权牵制的思想在军事部署中得以贯彻和体现。一些卫所相继化为左右前中后4-5卫不等，大大分散了军事力量。防御策略也随着进行了相应的更新。永乐以前，设于山后诸卫虽位于交通要路、重要城市，但基本上无险可守，主要通过驻扎重兵，相互驰援来进行防御。卫实际上发挥着“营”的作用。但永乐初，在化整为零，兵力减少的情况下，实施驰援联防的防御方法已不可能，利用险地、设关立卡、各自为战则成为卫所唯一的选择。这样，诸卫所就必须与地理形势结合起来，必须撤至山前，利用地形、守卫山口遂成为总的发展趋势。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北通蒙古的山口关隘都成为卫所相对集中的地方。卫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卫”。这正是“设关……所以防守，立营……所以应援”的道理。（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三《蓟州镇·经略考》。）
北边防线的南撤，完成了朱棣对边防体制的改革和调整，避免了藩王握重兵以自居局面的产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内忧。但同时，对北边军事压力的减轻以及保守的守关防御体系的确立，都成为兀良哈及蒙古等部南下牧马的诱因，为三卫南迁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北边防线南撤的弊端在永乐朝尚未充分暴露，但后代边臣名宦每每论及此事，多有谤议之辞，“自大宁沦弃异域，开平孤悬，莫可犄角，乃移位独石，而宣辽声援遂绝”（注：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宣府镇总图说》。），明显地表示出了对于驰援联防防御策略丧失的不满。
《明史》中以“畀地之说”（为感谢兀良哈在靖难中的贡献而割让大宁）来为永乐帝回护，但当时兀势力尚远离边塞，不可能助朱棣靖难，若真是气候变化令大宁等卫粮食产量下降、被迫内迁，则正史何不直书？推罪于天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何需编造史事而贻笑后世？可见，气候变化并不是卫所内迁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的难言之隐又是不可公布于众的，于是只好求助于“畀地之说”了。
总之，北边防线的南撤使得燕山以北的广大范围陷入了政治军事真空状态，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维持得长久，不管气候变化如何，终要有其他政治力量介入并占据该地，兀良哈三卫正是这一后来的政治势力。
（二）蒙古部落对兀良哈的征伐、胁迫和诱使是三卫部分南迁的直接原因
兀良哈三卫部分部族的南迁西走，显然是受了某种外来势力的压迫或诱使，而这股外力正来自于漠北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如前所述，终明一代，兀良哈都在明蒙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时而作为蒙古攻明的耳目先锋沿边牧马，妄图借蒙古铁骑之力分一杯羹；时而又不堪蒙古的欺虐凌辱，南走近塞，乞求明王朝的恩赐和庇护。因此，兀良哈三卫侵占、蚕食明北边南撤所留下的真空地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由于三卫的生产方式是农牧相结合，其流动性远不如瓦剌、鞑靼等部，所以只有部分三卫部族南走，而主体仍留居旧地也是不足为怪的。
宣德时期，瓦剌阿鲁台部就开始了对兀良哈的劫掠侵扰活动，“宣德七年九月，阿鲁台杀败兀良哈”（注：郑晓：《皇明北虏考》。），妄图打破明对三卫的控制。正统元年冬，脱脱不花立为瓦剌首领，先后兼并阿鲁台、哈剌嗔等部，兵力强大，“已，袭破朵儿只伯，复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朵颜卫在瓦剌强大兵威下只能听任其摆布。瓦剌此时已有侵明之心，但尚不了解明军虚实，借三卫之力试探明王朝的反应。果然，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独石口将领杨洪就与三卫进扰之敌发生了战斗。（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兀良哈三卫为瓦剌卖命，自然不会尽力，动用兵力甚少，最多时也仅三五百人而已。劫掠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摸清明军军事实力、守边策略以及抗敌的信心，从这个角度说也用不着投入更多的兵力。
兀良哈三卫作为瓦剌的附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瓦剌时常攻击兀良哈三卫。正统时期，不堪侵扰的兀良哈或走避战火，或南下寇塞。“（正统）四年，……（也先）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正统）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而第二年（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春天，三卫就侵入东北边境，明王朝被迫“击之，斩三十二级，擒七十余人”（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
在对待瓦剌的态度上，三卫也不能保持一致。“瓦剌赛刊王复杀朵颜乃儿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继至，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卫独走避脑温江。”（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正统十四年三月，福余、泰宁共潜结也先入寇，朵颜独扼险不从。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卫人畜去。”（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可见，三卫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在对待瓦剌的态度上不能统一起来，在对待侵明的问题上自然也不会总是一拍即合。这里还有个问题值得注意，“脑温江”又作“恼温江”，据和田清考证，乃是嫩江的音译，“但有时是指它的下游松花江的一部分”（注：〔日〕和田清著，潘宪世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7页。）。无论取那种解释，脑温江在三卫旧居地以北是毫无疑问的。为躲避战祸，三卫移徙的方向并不固定，或南或北。靠近明边的泰宁、朵颜，在明军事压力减弱时向南移，而稍北的福余卫则还有北去的选择。这更加有力地反驳了气候寒冷说。
“景泰初，……既而也先虐使之……，三卫皆不堪，遂阴输瓦剌情于中国，请得近边屯驻。”（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土木堡之战使瓦剌军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不仅明王朝国主被俘，屈辱求和。屡遭重创的兀良哈三卫也不免受其奴役，实力大衰，与明王朝可谓难兄难弟，早已无力侵边，请求近边屯驻也只能是“乞居”了。景泰四年，兀良哈乞居大宁就不难理解，而明一纸禁令便扼阻其南进之势，三卫不敢有异议更是情理之中。正统到正德年间，三卫不堪蒙古之苦请求避走边塞的记载屡见不鲜，“正统间，……会鞑靼满都鲁暴强，侵掠三卫，三卫头目皆避走塞下”，“（成化）二十二年，鞑靼别部那孩拥三万众入大宁、金山，涉老河，攻杀三卫头目伯颜等，掠去人畜以万计。三卫乃相率携老弱，走匿边圉”（注：《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宁卫满蛮率部二万余，欲附居塞下避北敌，令居故镇安堡，戒无旁啮。”（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
上述文献清晰地反映出三卫部族南迁西走的主要原因是受到蒙古等部的袭扰胁迫，或充当其耳目前锋滋扰明边；或实力尚存，在避走战火时劫掠明军以期获得适当的补偿；抑或惨遭重创，实力丧失殆尽，请求近塞屯居。由于瓦剌鞑靼来去不定，且内部纷争不断，虽攻击兀良哈，但亦不可能常居其地，所以三卫部族除一部分定居于宣大等地外，主体仍留居旧地。随着明中后期瓦剌等部的衰落，进袭三卫事件的减少，南迁西走的兀良哈部族也逐渐停止，最终竟不见于史籍，只有留居旧地的兀良哈之众还在明东北边境活动。
综上所述，兀良哈在当时的气候和政治军事条件下，不可能全体离开其旧居地进行大范围的迁徙，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小规模的南迁西走，是特殊政治军事因素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气候变冷所导致的。一旦军事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迁活动也随之减少停止。把兀良哈南迁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冷，无论从历史文献分析还是根据现代气候状况推演都会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用气候寒冷说来解释三卫南迁这一复杂的政治军事活动是难以令人接受和满意的。由此可以看出，要判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南下的确切原因，还需要做许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要考虑到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而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仅仅是气候变冷引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