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山人与晚明社会
赵铁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1年01期第8～16页
【英文标题】Shanren and the Society of Late Ming Dynasty
ZHAO Yi-feng
(Institute for Ming and Qing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作者简介】赵铁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山人/知识分子/社会/明代Shanren/intellectual/society/M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1)01-0008-09
一、山人称谓及其含义
山人这一称谓，初见于《左传》：“‘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注：‘山人，虞官。’”（《左传》昭公四年）此类山人，是官员。庾信“幽居值春”诗云：“山人久陆沉，幽迳忽春临。”[1](P466)此处山人，是隐居山间之人。“久陆沉”三字，表达离开世上繁华避居山间的萧索之意，与唐宋明时代“山人”的取意颇为相通。但当时“山人”是否已经成为某些人社会角色的称谓，还乏足够的佐证来做定论。唐初王勃有“赠李十四”诗，其一曰：“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1](P856)这里“山人”与“野客”相对，应指居于山间的人。但是指樵夫猎户之属，还是指退隐山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也不能确定。杜甫有“过南岭朱山人水亭”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树，细水曲通池。归客村非远，残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3](p519)从诗意中看，这位朱山人是一位隐居的知识分子，其所居之处有“水亭”建筑，大约是个庄子。
唐肃宗（756-761在位）即位灵武，曾欲官李泌，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是。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4]（《新唐书》卷一三九）著黄圣人指肃宗，著白山人为李泌。明人沈德符说：
“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5](P585)
故明朝人所说的正宗山人，是李泌之类不任官职而负清望的士人。今人陈登原也称李泌为“名实兼至的山人”[6](P144)（注：按，“名实兼至”仅合于李泌初入宫时，李泌初不任官，后来则成为宰相学士。）。从李泌的例子看，山人这个词，包含着对庙堂的某种关照，他们具备入仕的某种资格，但却不为官场名缰禄索所羁绊。唐以后文献中的山人，很少指一般山间的猎户樵夫之属，而特指社会上的某类标榜不入仕的知识分子。
除了李泌这类“名实兼至”的山人之外，陈登原另外提到三种人和“山人”的命名称义有关。其一，据王明清《挥尘后录》，“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号太白山人”。这是把“山人”做堂名道号之类使用，和自称“某某道人”、“某某先生”、“某某子”之类并无区别。这种名号，和其人的实际社会地位身分并无特别的关系。陈登原称这一类人为“有山人之名而无其实”，颇为得当[6](P144)。宋元明清时期，以“山人”为号的士大夫不少，而尤以晚明为最著。如王世贞自称“兖州山人”，黄省曾自称“中南山人”。这些人以山人为道号，不过是标榜超尘脱俗而已，和沈德符所说的那种作为社会阶层的“出游无籍辈”不同。这类附庸的山人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惟当指出，晚明士大夫好自称山人，和当时作为社会阶层的“山人”的泛滥的确有相辅相成的关联。其二，唐卢藏用曾经隐于终南山。终南接近京师，易于为时君所召。后果然被召入仕。当卢藏用在山之时，
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4]（《新唐书》卷一二三）
此故事为“终南捷径”一语出处。卢藏用的沽清名以钓实利的行为方式很被宋明泛滥起来的山人们所袭取。陈登原称卢为“有山人之实而无其名”[6](P144)（注：陈登原称卢藏用为“有山人之实，而无其名”亦仅适合于卢在山之时。）。其三，据方回语：
“庆元、嘉定（1195-1224年）以来，乃有以诗人为谒客者。干求一二当涂之书，谓之润匾，副以诗篇，动得千万缗。如宋廉父一谒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以造华屋是也。钱塘湖山此辈千百成群，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7](P503)
陈登原称此类诗人谒客“自亦山人之类”[6](P144)。这些“诗人谒客”虽然不以“山人”为名，但其以诗文干谒权贵，谋取财富的行为，实是晚明山人行径的主要内容，其“诗人”的背景，也是晚明山人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宋朝其实更有径以山人为名者，和晚明山人显然是一类人物。王辟之云：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着题？’府尹大笑，遣去。”[8](P123)（注：按王辟之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明嘉靖间人称“敬虚子”者著《小隐书》，内记“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云云，并以“顺昌山人”称其名。此如称其为“顺昌山中隐居人”，代为称呼而已，与以山人为名号意义不同。书见《丛书集成初编》。）
钱谦益曾说：
“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吴扩）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9](P454)
钱谦益所说的“晚宋山人”和张寿自是一类人。张寿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所以北宋前期实际已经出现在社会上以山人之名谋生的知识分子，其时当还不很盛行，所以钱谦益但云“晚宋”时事与明代山人相比而不及北宋。张寿，方回所说的“以诗人为谒客者”，以及钱谦益所说的“晚宋山人”都和晚明山人一脉相承。
和山人称谓有关联的还有“布衣”、“处士”、“隐士”等。布衣在广泛的意义上指庶人，但特指没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农夫樵子引车卖浆者流虽无功名却不能妄称布衣。明代，布衣和山人时常并用，如“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10]（《明史》卷二八八）。“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11]在这类文字中，布衣与山人混同在一起，难以辨其区别。但亦不能因此认为山人就是布衣，布衣就是山人。就明人用法分析，山人多出自称而后别人称之，称时山人之前多冠一词，如“昆仑”、“太白”等等，使成为特指名号。不另加号而径称山人者也有，山人前只用本姓。但这种宽泛的用法，较布衣为少。一旦自称为山人，则等于宣布不参加科举，不与仕途，其社会角色因而被确定。布衣用法则较不正式、非特指，多为人加于没有功名的士人名字之前代为道号。绝无在“布衣”之前另外冠以其它字号者。称布衣者虽无功名，但不表示绝意科举仕途，其角色含义不是稳定的。因为布衣强调身分，必无官僚而自称布衣者。而山人之名具身分与意趣两种含义，故在朝者用之标榜风雅，在野者用之表出身分。就以诗文干谒求利等行为而言，仍以称山人者为明显突出。故山人实较布衣更具备社会阶层的性质。处士和布衣的含义基本相同，唯处士两字格调比较布衣略为高远，使用也不象布衣那样普遍。杜甫有诗“赠卫八处士”，明人也用此称谓。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被名以处士者，多有儒学渊源，道德风范。而山人则相对而言更近于道释的影响。
“隐士”和山人的称谓也有纠缠处。陈继儒为晚明山人领袖，其事则入《明史》“隐逸传”。所以有人把山人和隐士等同起来[12](P1)。不过，明中期以后山人千百成群，而《明史》“隐逸传”收12人，其中只有陈继儒和孙一元两人亦是山人。《明史》局当时的标准是：入传隐士必须是至少一次拒绝国家征聘的著名知识分子[10]（《明史》卷二九八）。按照这个标准，沈德符和钱谦益所说的那些嚣嚣不歇的山人们当然大都不是隐士。《明史》“隐逸传”中的另外10人，也自不是山人。元明之际，野多高逸之士，明初颇为礼聘。后来国事渐定，科举、学校制度也渐完善，明政府复设“不为君用”之律，禁止知识分子自视清高拒绝为国家服务[10]（《明史》卷二九八）。隐士之名，不惟不能用来走终南捷径，反而成了贾祸因由。所以明代隐士之名并不流行。至晚明诸律松弛，隐士之名才渐为人用。清人为明朝作史，列一“隐逸传”，但有明除开国亡国之际人物以外，其实乏可征考者，搜罗附庸前史体例而已。另外隐士不用为自称名号，其在心理上关照世事虽也可见痕迹，但远不如山人多以尘世上得失刻骨铭心。
二、晚明山人的特征
李贽曾说：
“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3](P49)
依照李贽的说法，能诗是山人的第一特征。钱谦益辑明人诗集的《列朝诗集小传》，选山人61人作品入其中，有明一代山人多入其中。参酌李贽的说法，《列朝诗集小传》中所提到的山人应是山人的主流。能诗为山人的基本条件，则山人是知识分子中的文人一类，而不是儒生。所以李贽说他们是“不幸而不能讲良知”的人。近古时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正途是考科举，谋仕途，从而得富贵，济天下，耀祖宗，荫子孙。其风范则多是以儒学为本而兼文学之能。山人则抛弃儒学，不参加科举，完全转入娱适自我的人生。其作为一个晚明时代相当突出的社会现象，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一个转动趋向。
出游是山人的另一特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到的山人，极少闭门索居者。他们的出游一是游山川名胜，二是游于巨室大户之门。前者似乎为了满足离尘出世的追求，后者则反过来满足对世间繁华的追求。其生活的来源更在于社会交游。所以山人的境界在于出游而不在于归隐，在于入世而不在于出尘。故明人说：“今称山人者，都不在山，当称遥授山人。”[6](P144)山人游于名门巨室，其佼佼者为达官贵人座上佳宾甚至寄食其家。如陈继儒弃儒之后，一度结庐小昆山，名声大振。天下各地造访者络绎不绝。附近餐馆茶肆甚至也悬起他的画像以为招揽之由。和他交往甚密的达官有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大学士王锡爵及其子玉衡、礼部尚书董其昌、大学士方岳贡等等。前文所引沈德符、钱谦益两人的说法，指出明代山人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开始于嘉靖初期，至万历间已经大盛。嘉靖以后的首辅，除了张居正之外，多和山人有密切往来。严嵩与吴括相善，徐阶与沈明臣交好，袁炜、申时行与王稚登为友，申时行还与陆应阳为契[5](P584)。其它阁部大僚更多与山人往来，如礼部尚书王世贞，不仅结交大批山人，而且自己也自称山人[10]（《明史》卷二八七）。黄式权曾说：
“尝见蒋苕生太史《临川梦传奇》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文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此虽笔端轻薄，然当时风俗，确曾如此。”[11](P380)
自明中叶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知识分子普遍喜好游学、结社，至明末为最甚。但晚明党社中人，或以才学，或以道德相标榜，其所关切的实际仍是庙堂中事。山人的社会交游则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如钱谦益曾记述其从高祖叔父钱希言事云：
“薄游浙东、荆南、豫章，屠长卿、汤若士诸公皆称之，自以为秦川贵公子，不屑持行卷饰竿牍，追风望尘，仆仆于贵人之门，而又不能无所干谒，稍不当意，矢口漫骂，甚或行之笔牍，多所诋諆，人争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穷死。”[9](P632-633)
看来游需有“道”，否则山人生存的出路就会被堵死。沈德符曾经向喜与山人盘桓的李本宁、冯开之询问：
“先生之才，高出此曹万倍，何赖于彼而昵之。则曰：此辈以文墨糊口四方，非奖借游扬，则立槁死矣。稍与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萨普度法也。两公语大都如此。”[14](P76)
出游对于山人之重要，于此中可见一斑。因为出游而摆脱生活困境的也很多。如昆仑山人王光胤：
少时家贫，出赘于秋泽钱氏。钱以鬻腐为业，每夜五鼓起，篝灯磨豆，山人辄携书就灯读之。妇翁弗善也。慨然出门……遂抵都下。山人以诗酒豪推重当时，所历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尽述。其口之所啖，如……其目之所睹，如……此皆古今所罕觐者。……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山人走笔题曰：“……”李以进呈，深加奖赏。由是公卿互相延誉[15](P193-194)。
雪窦山人魏耕则因寄食官宦而得声色之乐。此人“于酒色有沉癖。一旦之间，非酒不甘，非妓不寝。礼法之士深恶之，惟祈氏兄弟竭力资给之。先生至，辄为置酒呼妓。”[I6](P88-89)（注：按祁氏兄弟为祈彪佳之子理孙、班孙。）
山人寄食于人，不免对高官显贵加以逢迎，而时人则未免笑其势利。如山人吴括，
居金陵，爱秦淮一带水，造长吟阁居之。有春日赋诗奉分宜相公。人戏之曰：“开岁第一日，怀朝中第一官，便怀到腊月三十日，安能及吾曹乎？”金陵人至今传以为笑[9](P454)。
山人游于名门富室求取生计来源的行为被称做“打秋风”或者“打抽丰”。张岱曾说过，他在少年时曾在杭州遇到陈继儒。陈欲试其才华，出了上联要张岱作对，曰：“大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云：“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7](P140)（注：顾公燮记云：“云间陈眉公继儒入泮即告给衣顶，自矜高致。日奔走于太仓相王文肃公锡爵长子衡缑山之门。适临川孝廉汤若士显祖在座。陈轻其年少，以新构小筑命汤题额。汤书‘可以栖迟’。盖讥其在衡门下也。陈衔之。自是，文肃主试，汤总落孙山。文肃没后，始中进士。”见《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作对的情节，有些喜剧化，可能是张岱揶喻陈山人之语，不一定实有其事。但陈眉公出入名门，的确是“打秋风”的老手。
打秋风的含义从其他山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李贽曾有一信给焦竑，内云：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风，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到此，到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惴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风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风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13](P48-50)
李贽虽然不免笔端刻薄，但山人打秋风的伎俩的确被他看得纤毫毕露，入木三分。沈德符曾讲到一个福建籍的山人黄白仲因打秋风寄食而成若大家业。他“惯游秣陵，以诗自负，僦大第以居。鲜衣盛服，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5](P587)。山人打秋风也曾经轮到沈德符本人身上。他讲到，山人陆伯生（陆应阳）本是：
云间斥生，不礼于其乡。少时受知于申文定相公。申当国时，藉其势攫金不少。吾乡则黄葵阳学士，及其长公中丞称莫逆，代笔札。然其才庸腐，无一致语……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写所作诗一卷饷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门即有徽人手十金购去矣。”余曰：“诚然。但我获金无用。”顾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擎往市中博金制新袍。便可拜谢陆先生。”语未毕，大怒而去[5](P586-587)。
社会的上层，山人打秋风以诗画等文人风雅事为媒介。在社会的下层，山人的打秋风和在上层又有不同。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写到了一个山人童定宇可为一例。其大体形象正如篇头诗所刻画的：“一字无闻却戴巾，市朝出入号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耸腰臀妾妇身。谬称显路为相识，浪说明公是至亲；药线数茎通执贽，轻轻骗去许多银。”[18](P45)他的“游道”，虽然也要弄些书画为因由，但主要却是卖房中药。
张岱则写到扬州人养幼女为“瘦马”卖给人为妾时，山人也会参与其间：
……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灯、擎燎，火把、山人、傧相、纸烛、贡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19](P45)
山人在这类事情中的角色，类似傧相。沈德符说：“金元胡俗，凡掌礼傧相，亦称山人，见杂剧中。”[5](P585)金元起于北边，天苍苍野茫茫，很难理解其有山人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疑其用法来源于宋。傧相之事，实为清客帮闲之属所能。下层山人混迹市井之中，可能兼行其事。山人籍贯首出江淮，次为汉水，黄河以北人极少。张岱所说，也是扬州事例。沈德符云山人行傧相事为“胡俗”，言出杂剧，语涉虚无，不足为凭。
晚明山人之中，就其学问、人品、谋生手段、艺术造诣等等而言，还可以分成若干品类。值得提到的是，其中很有一些人受道家、佛教，或者民间宗教的影响，好神仙，诵佛经等等，其中包括陈继儒和孙一元等著名人物。其实，唐代的李泌就是精研道术的。另外，晚明山人中，还有一些人略具侠义之风。如王稚登等等。《明史》称：
嘉隆万历之际，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叔文、王允承等尤为世所称道。然声华喧赫，稚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家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以同郡友善，顾不慎推之。及世贞没，其子坐事系狱，稚登倾身救援。人皆多其风义[10]（《明史》卷二六八）。
谢榛也曾经脱友人卢楠于狱[10]（《明史》卷一七五）。吴梦阳为友人营三千里之丧，俞安期有侠义之风[9](P605,630)。山人所以盛行于一时，和这些人的行实带来的声誉很有关系，并非全部出于招摇撞骗。
三、山人与晚明社会文化风气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大致的史实：晚明山人和晚宋山人大致是一类人物，惟晚明山人更盛于晚宋。而宋、明、清三朝的初年山人都不兴盛。明初有些山人，基本是元朝的遗民，不愿意改事新朝，以做山人为由避世。此后直到弘、正间，山人几乎绝迹。以后略为出现，到嘉靖初年，山人“以诗卷遍贽达官”者渐多，至万历间达于极盛[5](P585)。清初虽然山人并没有绝迹，士大夫也还好用山人作别号，但晚明那种职业的山人却大大萧索了。宋明两朝的后期都是经济繁荣，尤其是城市经济繁荣，而国家制度松懈，政治黑暗，败亡日近的时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境中，普遍感受到某种未来的不可测，因而在国家所鼓励的科举入仕道路之外不免张望。这和孔子老早就说过的“天下有道则显，天下无道则隐”的哲学是一致的。自明初颁不为君用之律以后，知识分子不以归隐标榜。但到明末，则朝野上下皆以不仕为清高，甚至矫枉过正，公然炫耀。与此同时，官场上的进退竞争却也打得如火如荼。这是明代士大夫心理风气的一个变局。
陈继儒和孙一元虽然被《明史》列为隐士，但他们其实都泡在缙绅场中混，只是不当官而已。明末对出世做过清楚的议论的是傅山，他说：
“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哪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此中轻重经权岂一轻生能了？吾尝笑僧家动言佛为众生似矣，却不知佛为众生，众生全不为佛。教佛独自一个忙乱个整死，临了不知骂佛者尚有多少也。我此语近于沮溺一流，背孔孟之教矣。当此时，奔逐干进泊天地，下皆不屑为沮溺矣，岂如此即皆孔孟耶？……仕之一字，绝不可轻言。但看古来君臣之际，明良喜起唐虞以后可再有几个？无论不得君，即得君者，中间忌嫉谗间，能得始终乎？”[20](P497)
他的话中，充满了一种末世的凄凉。当时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明朝余日无多。其他又如华亭人范牧之，于其侄于万历己卯年（1579年）中举后，“上书督学使者，请削博士子弟籍，服山人服，入佘山平原村隐焉。”[21](P260)这时的入仕，难以救时，易于自污，还要背上“君辱臣死”的责任。傅山是个智者，他不惟不愿出仕，连与人交游都极谨慎。他说：
“吾自二十岁以来，交游颇多，亦尽有意气倾倒之人。渐渐觉其无甚益我处……朋友之难，莫说显为赖人者不可误与；即颇有好名之人，亦不可造次认帐。相称相誉之中，最多累人，人不防也。此事亦是曾经与此辈交，而受其称誉攀援之累者始知之。所以独行之士，看着孤陋，其养德远辱之妙，真不可测。故认得一人，添得一累。少年当知之。”[20](P520)
他的言论，代表了明末知识分子自觉地不出仕的一种心情和思潮。而山人现象则是知识分子不出仕思潮的另一种反映。不同的是，傅山所表达的，主要还是儒家传统的无道则隐和洁身自好，是由于仕途上“奔逐干进泊天地”，因而不入仕以保持清白。山人的不出仕，则要复杂一些，既有和傅山思想相通的成份，在很大程度上，却也是因为仕路上的挫折。陈继儒和昆仑山人张诗等都是为此。绝没有中了进士还去做山人的。由于做山人是一条谋生出路，山人虽然做到不出仕却难以做到与世无争。晚明知识分子在科举入仕道路上相当普遍的挫折感是由于科举制度在明朝后期出了严重问题。问题的核心，用俗话说就是“肉少狼多”、“粥少僧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过，晚明社会上有50万生员。这造成了一个过剩的知识分子群。这些人要出路，要自我表现，就要另寻出路，作山人是其中之一。其实，晚明士人结社轰轰烈烈，也和仕途难达的压力下寻求自我表现和发泄有相当的关联。范濂批评山人说：
“身将隐矣，焉用文之？古人重高士，良有以也。今之托名山人者何比哉，往往迹寄林泉，心悬富贵，旦暮奔走，射利沽名。而叩其中，且空空无当于用。是阳慕山人而阴济其小人之私也。愧之矣，愧之矣。”[22](P2471)
他说的不错，但是他没有看到山人现象背后科举道路崎岖和知识分子过剩的根源。做山人本是下层知识分子谋出路的办法，如何不是“早暮奔走”？这些人不考科举，也就不再钻研八股而去搞文学艺术和交际学，用土大夫治国的学问标准来看，当然是“无当于用”的了。这个问题涉及许多，当另做讨论。
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王学对晚明知识分子心态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方面早有许多研究，不赘。王学是儒学主流学派，并不主张知识分子上山。但是王学的精神境界比较宋代和明初的理学要自由，学术史上称当时的学风是“束书不读，空谈心性”。这当然并不是说受王学影响的人都不读书、不务实，王守仁自己就是学而致实用的。但风从心学者多不能融会贯通，终成疏狂放诞的习气。山人的行径，就其崇尚空谈，行为狂放，不务实学而言，是当时知识分子在疏狂的路子上走而致极端的一种表现。前边提到的李卓吾的话中，说到山人和道学家本是一路，所不同处只在于讲道学还是作歪诗。这个看法并不尽然，这也可在上边的分析中看到，但李贽的说法确当地点出，山人和晚明儒学流入空疏是一个大气候下的两个关联的现象。
山人既然都要作诗为文，其作品自然要表现他们的“心性”，形成一个文学思潮。其诗尚闲适，其文尚小品，可以适合山人行云野鹤的人生意境（注：小品两字出《辨空经》：“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在文学史上指篇幅短小轻灵文字。其体例之范围大体与散文诸体相同，但“小品”之名独盛行于明末，而其代表性的风格是公安三袁等主张的“直抒性灵”。）。明中叶文坛为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所把持，主张“文崇秦汉，诗必盛唐”，一味模拟古人。钱谦益记述说，胡应麟曾辑《皇明律范集》，录隆万以来文章巨公及同时词客之作，多至二千余首，
大率肥皮厚肉，涂抹叫呶，黄茅白草，弥望皆是。盖自李、王二公狎主齐盟，海内风气，翕然一变。旁午胶结，齐声同律，厥后妄庸之徒，巨子相推，月旦自命，雾不止于九里，醉有甚于千日，目论瞽说，流为丹青，余毒流殃，至今为梗[9[(P447-448)。
见山人黄惟辑诗方觉“差为清拔。更简他作，卑靡滋甚”[9](P447-448)。晚明时代，小品大兴，别开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山人与有力焉。陈继儒序郑超宗辑《文娱》云：
“往丁卯（天启七年，1627年）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近年缘读礼之暇，搜掏时贤杂作小品题评之，皆矛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23](P18)（注：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参看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研究》，台北：文津，1988年版。）
晚明小品的意境，不在传统的“文以载道”，而在于“直抒性灵”，消闲适性。这从对庙堂的关切转移到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达。这种倾向背后有两个因素值得提出。一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强调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不需外求，发掘开明之后，人人可以为尧舜。这种思想，和晚明山人对于儒家经典和经世人生的疏远相吻合，为晚明的文学思潮提供了一个背景（注：王阳明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需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另外的一个因素，被陈继儒说得明白，就是晚明政治的黑暗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和隐逸的倾向，宁可做“天聋地哑”，颠狂放浪状，寄情山水之外，甚至纵情声色之中，而不欲投身政治漩涡。大凡人之才智聪明必有所寄托。做山人，写作诗歌小品是晚明知识分子寄托才智的一个方式。
晚明士大夫为什么普遍乐于和山人交往？一个原因如前引李本宁、冯开之所说，是出于帮助这些人得以存活的善念。但沈德符并不相信这种解释，他又去问其“座中山人每盈席”的马仲良。马仲良说：出于怜悯是一个原因，“但其受怜自有因。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宜士绅溺之不悔也。”[14]按照这种说法，则士大夫乐与山人往来是出于闲暇娱乐的目的。如此则山人的角色近于清客（注：《醒世姻缘传》中晁源曾评论童山人道：“我看那人倒是个四海和气的朋友，山人清客也尽做得过了。”第48页。）。而士大夫生活的糜烂是其背景条件。但此外还有原因。如昆仑山人王光胤为李春芳代写青词，实际上是帮助了李春芳巩固政治地位。其他的士大夫也往往要山人为之代草书文。因而山人的角色又近于门客。
大批山人出入王公士大夫之门，难免卷入政治关系之中或者干预衙门公事。沈德符在万历年间说：“恩诏内又有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清朝大庆，溥海沾浩荡之恩。”[2](P584)谢肇淛也曾说：
“才名骄人，间亦文人之常。惟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族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24](P368)
看来山人在政局和官府行政中也有所动作，甚至引起万历皇帝的注意。
综上所述，晚明社会空前活跃的山人构成了一个非主流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或因挫折，或因厌倦而明确脱离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转以文人才艺游食仕宦权贵富室之间，成为一个寄生的社会成分。这个阶层生长的条件，从精神的角度说，一是中国传统隐逸思想在明后期的涌动；二是心学影响下知识分子任情适性和交游的风气；三是佛道等出世宗教的导引。从社会的角度说，则在于知识分子入仕出路的狭窄，政治黑暗，和包括在朝士大夫和在野士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清雅”文化生活的追求。而其后者，间接地反映出士大夫在风物繁华而政纲不振局面下向往超越现实的心态。山人虽然以清雅出尘相标榜，但在经济上既为一个寄生的阶层，其风致就不免为谋食所污，流于做作，乃至种种措大乞儿状态成为时人的话柄。这部分知识分子既然完全脱离了科举入仕道路，专以诗文书画为生，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文学创作者阶层。其作品因其特异的背景地位而成轻灵飘逸的风格。晚明以及清代文学创作主体较前更转至社会的下层，和晚明山人现象有一定的关联。
[收稿日期]2000-11-2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1年01期第8～16页
【英文标题】Shanren and the Society of Late Ming Dynasty
ZHAO Yi-feng
(Institute for Ming and Qing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作者简介】赵铁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山人在晚宋一度活跃。明初山人敛迹，抵明中叶以后复演为极盛。晚明山人以能诗为特征，以游历于达官富室为谋生手段。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作为一个寄生的阶层，山人之主流的社会行为为谋食所需而污。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识分子脱离传统儒家人生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上对晚明飘逸闲适的文风颇有影响。 Shanren as a social group became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They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capability of composing poems and were commonly guests to high-level officials and rich people.The popularity of Shanren was related to the common quest of elegant styles,the economic prosperity,political corruption,the disorder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and the mixture of Confucians with.literary people.As a dependent social group,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honorable members among the Shanren,the main stream of them conducted non-respectable activities.The popularity of Shanren reflects the existence of an intellectual tendency abandoning the Confucian life styles.In literary history,nevertheless,Shanren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relax and free expression styles which was significant during the late Ming times. |
一、山人称谓及其含义
山人这一称谓，初见于《左传》：“‘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注：‘山人，虞官。’”（《左传》昭公四年）此类山人，是官员。庾信“幽居值春”诗云：“山人久陆沉，幽迳忽春临。”[1](P466)此处山人，是隐居山间之人。“久陆沉”三字，表达离开世上繁华避居山间的萧索之意，与唐宋明时代“山人”的取意颇为相通。但当时“山人”是否已经成为某些人社会角色的称谓，还乏足够的佐证来做定论。唐初王勃有“赠李十四”诗，其一曰：“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1](P856)这里“山人”与“野客”相对，应指居于山间的人。但是指樵夫猎户之属，还是指退隐山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也不能确定。杜甫有“过南岭朱山人水亭”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树，细水曲通池。归客村非远，残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3](p519)从诗意中看，这位朱山人是一位隐居的知识分子，其所居之处有“水亭”建筑，大约是个庄子。
唐肃宗（756-761在位）即位灵武，曾欲官李泌，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是。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4]（《新唐书》卷一三九）著黄圣人指肃宗，著白山人为李泌。明人沈德符说：
“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5](P585)
故明朝人所说的正宗山人，是李泌之类不任官职而负清望的士人。今人陈登原也称李泌为“名实兼至的山人”[6](P144)（注：按，“名实兼至”仅合于李泌初入宫时，李泌初不任官，后来则成为宰相学士。）。从李泌的例子看，山人这个词，包含着对庙堂的某种关照，他们具备入仕的某种资格，但却不为官场名缰禄索所羁绊。唐以后文献中的山人，很少指一般山间的猎户樵夫之属，而特指社会上的某类标榜不入仕的知识分子。
除了李泌这类“名实兼至”的山人之外，陈登原另外提到三种人和“山人”的命名称义有关。其一，据王明清《挥尘后录》，“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号太白山人”。这是把“山人”做堂名道号之类使用，和自称“某某道人”、“某某先生”、“某某子”之类并无区别。这种名号，和其人的实际社会地位身分并无特别的关系。陈登原称这一类人为“有山人之名而无其实”，颇为得当[6](P144)。宋元明清时期，以“山人”为号的士大夫不少，而尤以晚明为最著。如王世贞自称“兖州山人”，黄省曾自称“中南山人”。这些人以山人为道号，不过是标榜超尘脱俗而已，和沈德符所说的那种作为社会阶层的“出游无籍辈”不同。这类附庸的山人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惟当指出，晚明士大夫好自称山人，和当时作为社会阶层的“山人”的泛滥的确有相辅相成的关联。其二，唐卢藏用曾经隐于终南山。终南接近京师，易于为时君所召。后果然被召入仕。当卢藏用在山之时，
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4]（《新唐书》卷一二三）
此故事为“终南捷径”一语出处。卢藏用的沽清名以钓实利的行为方式很被宋明泛滥起来的山人们所袭取。陈登原称卢为“有山人之实而无其名”[6](P144)（注：陈登原称卢藏用为“有山人之实，而无其名”亦仅适合于卢在山之时。）。其三，据方回语：
“庆元、嘉定（1195-1224年）以来，乃有以诗人为谒客者。干求一二当涂之书，谓之润匾，副以诗篇，动得千万缗。如宋廉父一谒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以造华屋是也。钱塘湖山此辈千百成群，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7](P503)
陈登原称此类诗人谒客“自亦山人之类”[6](P144)。这些“诗人谒客”虽然不以“山人”为名，但其以诗文干谒权贵，谋取财富的行为，实是晚明山人行径的主要内容，其“诗人”的背景，也是晚明山人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宋朝其实更有径以山人为名者，和晚明山人显然是一类人物。王辟之云：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着题？’府尹大笑，遣去。”[8](P123)（注：按王辟之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明嘉靖间人称“敬虚子”者著《小隐书》，内记“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云云，并以“顺昌山人”称其名。此如称其为“顺昌山中隐居人”，代为称呼而已，与以山人为名号意义不同。书见《丛书集成初编》。）
钱谦益曾说：
“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吴扩）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9](P454)
钱谦益所说的“晚宋山人”和张寿自是一类人。张寿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所以北宋前期实际已经出现在社会上以山人之名谋生的知识分子，其时当还不很盛行，所以钱谦益但云“晚宋”时事与明代山人相比而不及北宋。张寿，方回所说的“以诗人为谒客者”，以及钱谦益所说的“晚宋山人”都和晚明山人一脉相承。
和山人称谓有关联的还有“布衣”、“处士”、“隐士”等。布衣在广泛的意义上指庶人，但特指没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农夫樵子引车卖浆者流虽无功名却不能妄称布衣。明代，布衣和山人时常并用，如“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10]（《明史》卷二八八）。“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11]在这类文字中，布衣与山人混同在一起，难以辨其区别。但亦不能因此认为山人就是布衣，布衣就是山人。就明人用法分析，山人多出自称而后别人称之，称时山人之前多冠一词，如“昆仑”、“太白”等等，使成为特指名号。不另加号而径称山人者也有，山人前只用本姓。但这种宽泛的用法，较布衣为少。一旦自称为山人，则等于宣布不参加科举，不与仕途，其社会角色因而被确定。布衣用法则较不正式、非特指，多为人加于没有功名的士人名字之前代为道号。绝无在“布衣”之前另外冠以其它字号者。称布衣者虽无功名，但不表示绝意科举仕途，其角色含义不是稳定的。因为布衣强调身分，必无官僚而自称布衣者。而山人之名具身分与意趣两种含义，故在朝者用之标榜风雅，在野者用之表出身分。就以诗文干谒求利等行为而言，仍以称山人者为明显突出。故山人实较布衣更具备社会阶层的性质。处士和布衣的含义基本相同，唯处士两字格调比较布衣略为高远，使用也不象布衣那样普遍。杜甫有诗“赠卫八处士”，明人也用此称谓。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被名以处士者，多有儒学渊源，道德风范。而山人则相对而言更近于道释的影响。
“隐士”和山人的称谓也有纠缠处。陈继儒为晚明山人领袖，其事则入《明史》“隐逸传”。所以有人把山人和隐士等同起来[12](P1)。不过，明中期以后山人千百成群，而《明史》“隐逸传”收12人，其中只有陈继儒和孙一元两人亦是山人。《明史》局当时的标准是：入传隐士必须是至少一次拒绝国家征聘的著名知识分子[10]（《明史》卷二九八）。按照这个标准，沈德符和钱谦益所说的那些嚣嚣不歇的山人们当然大都不是隐士。《明史》“隐逸传”中的另外10人，也自不是山人。元明之际，野多高逸之士，明初颇为礼聘。后来国事渐定，科举、学校制度也渐完善，明政府复设“不为君用”之律，禁止知识分子自视清高拒绝为国家服务[10]（《明史》卷二九八）。隐士之名，不惟不能用来走终南捷径，反而成了贾祸因由。所以明代隐士之名并不流行。至晚明诸律松弛，隐士之名才渐为人用。清人为明朝作史，列一“隐逸传”，但有明除开国亡国之际人物以外，其实乏可征考者，搜罗附庸前史体例而已。另外隐士不用为自称名号，其在心理上关照世事虽也可见痕迹，但远不如山人多以尘世上得失刻骨铭心。
二、晚明山人的特征
李贽曾说：
“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3](P49)
依照李贽的说法，能诗是山人的第一特征。钱谦益辑明人诗集的《列朝诗集小传》，选山人61人作品入其中，有明一代山人多入其中。参酌李贽的说法，《列朝诗集小传》中所提到的山人应是山人的主流。能诗为山人的基本条件，则山人是知识分子中的文人一类，而不是儒生。所以李贽说他们是“不幸而不能讲良知”的人。近古时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正途是考科举，谋仕途，从而得富贵，济天下，耀祖宗，荫子孙。其风范则多是以儒学为本而兼文学之能。山人则抛弃儒学，不参加科举，完全转入娱适自我的人生。其作为一个晚明时代相当突出的社会现象，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一个转动趋向。
出游是山人的另一特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到的山人，极少闭门索居者。他们的出游一是游山川名胜，二是游于巨室大户之门。前者似乎为了满足离尘出世的追求，后者则反过来满足对世间繁华的追求。其生活的来源更在于社会交游。所以山人的境界在于出游而不在于归隐，在于入世而不在于出尘。故明人说：“今称山人者，都不在山，当称遥授山人。”[6](P144)山人游于名门巨室，其佼佼者为达官贵人座上佳宾甚至寄食其家。如陈继儒弃儒之后，一度结庐小昆山，名声大振。天下各地造访者络绎不绝。附近餐馆茶肆甚至也悬起他的画像以为招揽之由。和他交往甚密的达官有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大学士王锡爵及其子玉衡、礼部尚书董其昌、大学士方岳贡等等。前文所引沈德符、钱谦益两人的说法，指出明代山人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开始于嘉靖初期，至万历间已经大盛。嘉靖以后的首辅，除了张居正之外，多和山人有密切往来。严嵩与吴括相善，徐阶与沈明臣交好，袁炜、申时行与王稚登为友，申时行还与陆应阳为契[5](P584)。其它阁部大僚更多与山人往来，如礼部尚书王世贞，不仅结交大批山人，而且自己也自称山人[10]（《明史》卷二八七）。黄式权曾说：
“尝见蒋苕生太史《临川梦传奇》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文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此虽笔端轻薄，然当时风俗，确曾如此。”[11](P380)
自明中叶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知识分子普遍喜好游学、结社，至明末为最甚。但晚明党社中人，或以才学，或以道德相标榜，其所关切的实际仍是庙堂中事。山人的社会交游则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如钱谦益曾记述其从高祖叔父钱希言事云：
“薄游浙东、荆南、豫章，屠长卿、汤若士诸公皆称之，自以为秦川贵公子，不屑持行卷饰竿牍，追风望尘，仆仆于贵人之门，而又不能无所干谒，稍不当意，矢口漫骂，甚或行之笔牍，多所诋諆，人争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穷死。”[9](P632-633)
看来游需有“道”，否则山人生存的出路就会被堵死。沈德符曾经向喜与山人盘桓的李本宁、冯开之询问：
“先生之才，高出此曹万倍，何赖于彼而昵之。则曰：此辈以文墨糊口四方，非奖借游扬，则立槁死矣。稍与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萨普度法也。两公语大都如此。”[14](P76)
出游对于山人之重要，于此中可见一斑。因为出游而摆脱生活困境的也很多。如昆仑山人王光胤：
少时家贫，出赘于秋泽钱氏。钱以鬻腐为业，每夜五鼓起，篝灯磨豆，山人辄携书就灯读之。妇翁弗善也。慨然出门……遂抵都下。山人以诗酒豪推重当时，所历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尽述。其口之所啖，如……其目之所睹，如……此皆古今所罕觐者。……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山人走笔题曰：“……”李以进呈，深加奖赏。由是公卿互相延誉[15](P193-194)。
雪窦山人魏耕则因寄食官宦而得声色之乐。此人“于酒色有沉癖。一旦之间，非酒不甘，非妓不寝。礼法之士深恶之，惟祈氏兄弟竭力资给之。先生至，辄为置酒呼妓。”[I6](P88-89)（注：按祁氏兄弟为祈彪佳之子理孙、班孙。）
山人寄食于人，不免对高官显贵加以逢迎，而时人则未免笑其势利。如山人吴括，
居金陵，爱秦淮一带水，造长吟阁居之。有春日赋诗奉分宜相公。人戏之曰：“开岁第一日，怀朝中第一官，便怀到腊月三十日，安能及吾曹乎？”金陵人至今传以为笑[9](P454)。
山人游于名门富室求取生计来源的行为被称做“打秋风”或者“打抽丰”。张岱曾说过，他在少年时曾在杭州遇到陈继儒。陈欲试其才华，出了上联要张岱作对，曰：“大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云：“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7](P140)（注：顾公燮记云：“云间陈眉公继儒入泮即告给衣顶，自矜高致。日奔走于太仓相王文肃公锡爵长子衡缑山之门。适临川孝廉汤若士显祖在座。陈轻其年少，以新构小筑命汤题额。汤书‘可以栖迟’。盖讥其在衡门下也。陈衔之。自是，文肃主试，汤总落孙山。文肃没后，始中进士。”见《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作对的情节，有些喜剧化，可能是张岱揶喻陈山人之语，不一定实有其事。但陈眉公出入名门，的确是“打秋风”的老手。
打秋风的含义从其他山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李贽曾有一信给焦竑，内云：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风，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到此，到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惴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风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风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13](P48-50)
李贽虽然不免笔端刻薄，但山人打秋风的伎俩的确被他看得纤毫毕露，入木三分。沈德符曾讲到一个福建籍的山人黄白仲因打秋风寄食而成若大家业。他“惯游秣陵，以诗自负，僦大第以居。鲜衣盛服，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5](P587)。山人打秋风也曾经轮到沈德符本人身上。他讲到，山人陆伯生（陆应阳）本是：
云间斥生，不礼于其乡。少时受知于申文定相公。申当国时，藉其势攫金不少。吾乡则黄葵阳学士，及其长公中丞称莫逆，代笔札。然其才庸腐，无一致语……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写所作诗一卷饷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门即有徽人手十金购去矣。”余曰：“诚然。但我获金无用。”顾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擎往市中博金制新袍。便可拜谢陆先生。”语未毕，大怒而去[5](P586-587)。
社会的上层，山人打秋风以诗画等文人风雅事为媒介。在社会的下层，山人的打秋风和在上层又有不同。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写到了一个山人童定宇可为一例。其大体形象正如篇头诗所刻画的：“一字无闻却戴巾，市朝出入号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耸腰臀妾妇身。谬称显路为相识，浪说明公是至亲；药线数茎通执贽，轻轻骗去许多银。”[18](P45)他的“游道”，虽然也要弄些书画为因由，但主要却是卖房中药。
张岱则写到扬州人养幼女为“瘦马”卖给人为妾时，山人也会参与其间：
……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灯、擎燎，火把、山人、傧相、纸烛、贡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19](P45)
山人在这类事情中的角色，类似傧相。沈德符说：“金元胡俗，凡掌礼傧相，亦称山人，见杂剧中。”[5](P585)金元起于北边，天苍苍野茫茫，很难理解其有山人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疑其用法来源于宋。傧相之事，实为清客帮闲之属所能。下层山人混迹市井之中，可能兼行其事。山人籍贯首出江淮，次为汉水，黄河以北人极少。张岱所说，也是扬州事例。沈德符云山人行傧相事为“胡俗”，言出杂剧，语涉虚无，不足为凭。
晚明山人之中，就其学问、人品、谋生手段、艺术造诣等等而言，还可以分成若干品类。值得提到的是，其中很有一些人受道家、佛教，或者民间宗教的影响，好神仙，诵佛经等等，其中包括陈继儒和孙一元等著名人物。其实，唐代的李泌就是精研道术的。另外，晚明山人中，还有一些人略具侠义之风。如王稚登等等。《明史》称：
嘉隆万历之际，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叔文、王允承等尤为世所称道。然声华喧赫，稚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家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以同郡友善，顾不慎推之。及世贞没，其子坐事系狱，稚登倾身救援。人皆多其风义[10]（《明史》卷二六八）。
谢榛也曾经脱友人卢楠于狱[10]（《明史》卷一七五）。吴梦阳为友人营三千里之丧，俞安期有侠义之风[9](P605,630)。山人所以盛行于一时，和这些人的行实带来的声誉很有关系，并非全部出于招摇撞骗。
三、山人与晚明社会文化风气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大致的史实：晚明山人和晚宋山人大致是一类人物，惟晚明山人更盛于晚宋。而宋、明、清三朝的初年山人都不兴盛。明初有些山人，基本是元朝的遗民，不愿意改事新朝，以做山人为由避世。此后直到弘、正间，山人几乎绝迹。以后略为出现，到嘉靖初年，山人“以诗卷遍贽达官”者渐多，至万历间达于极盛[5](P585)。清初虽然山人并没有绝迹，士大夫也还好用山人作别号，但晚明那种职业的山人却大大萧索了。宋明两朝的后期都是经济繁荣，尤其是城市经济繁荣，而国家制度松懈，政治黑暗，败亡日近的时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境中，普遍感受到某种未来的不可测，因而在国家所鼓励的科举入仕道路之外不免张望。这和孔子老早就说过的“天下有道则显，天下无道则隐”的哲学是一致的。自明初颁不为君用之律以后，知识分子不以归隐标榜。但到明末，则朝野上下皆以不仕为清高，甚至矫枉过正，公然炫耀。与此同时，官场上的进退竞争却也打得如火如荼。这是明代士大夫心理风气的一个变局。
陈继儒和孙一元虽然被《明史》列为隐士，但他们其实都泡在缙绅场中混，只是不当官而已。明末对出世做过清楚的议论的是傅山，他说：
“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哪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此中轻重经权岂一轻生能了？吾尝笑僧家动言佛为众生似矣，却不知佛为众生，众生全不为佛。教佛独自一个忙乱个整死，临了不知骂佛者尚有多少也。我此语近于沮溺一流，背孔孟之教矣。当此时，奔逐干进泊天地，下皆不屑为沮溺矣，岂如此即皆孔孟耶？……仕之一字，绝不可轻言。但看古来君臣之际，明良喜起唐虞以后可再有几个？无论不得君，即得君者，中间忌嫉谗间，能得始终乎？”[20](P497)
他的话中，充满了一种末世的凄凉。当时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明朝余日无多。其他又如华亭人范牧之，于其侄于万历己卯年（1579年）中举后，“上书督学使者，请削博士子弟籍，服山人服，入佘山平原村隐焉。”[21](P260)这时的入仕，难以救时，易于自污，还要背上“君辱臣死”的责任。傅山是个智者，他不惟不愿出仕，连与人交游都极谨慎。他说：
“吾自二十岁以来，交游颇多，亦尽有意气倾倒之人。渐渐觉其无甚益我处……朋友之难，莫说显为赖人者不可误与；即颇有好名之人，亦不可造次认帐。相称相誉之中，最多累人，人不防也。此事亦是曾经与此辈交，而受其称誉攀援之累者始知之。所以独行之士，看着孤陋，其养德远辱之妙，真不可测。故认得一人，添得一累。少年当知之。”[20](P520)
他的言论，代表了明末知识分子自觉地不出仕的一种心情和思潮。而山人现象则是知识分子不出仕思潮的另一种反映。不同的是，傅山所表达的，主要还是儒家传统的无道则隐和洁身自好，是由于仕途上“奔逐干进泊天地”，因而不入仕以保持清白。山人的不出仕，则要复杂一些，既有和傅山思想相通的成份，在很大程度上，却也是因为仕路上的挫折。陈继儒和昆仑山人张诗等都是为此。绝没有中了进士还去做山人的。由于做山人是一条谋生出路，山人虽然做到不出仕却难以做到与世无争。晚明知识分子在科举入仕道路上相当普遍的挫折感是由于科举制度在明朝后期出了严重问题。问题的核心，用俗话说就是“肉少狼多”、“粥少僧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过，晚明社会上有50万生员。这造成了一个过剩的知识分子群。这些人要出路，要自我表现，就要另寻出路，作山人是其中之一。其实，晚明士人结社轰轰烈烈，也和仕途难达的压力下寻求自我表现和发泄有相当的关联。范濂批评山人说：
“身将隐矣，焉用文之？古人重高士，良有以也。今之托名山人者何比哉，往往迹寄林泉，心悬富贵，旦暮奔走，射利沽名。而叩其中，且空空无当于用。是阳慕山人而阴济其小人之私也。愧之矣，愧之矣。”[22](P2471)
他说的不错，但是他没有看到山人现象背后科举道路崎岖和知识分子过剩的根源。做山人本是下层知识分子谋出路的办法，如何不是“早暮奔走”？这些人不考科举，也就不再钻研八股而去搞文学艺术和交际学，用土大夫治国的学问标准来看，当然是“无当于用”的了。这个问题涉及许多，当另做讨论。
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王学对晚明知识分子心态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方面早有许多研究，不赘。王学是儒学主流学派，并不主张知识分子上山。但是王学的精神境界比较宋代和明初的理学要自由，学术史上称当时的学风是“束书不读，空谈心性”。这当然并不是说受王学影响的人都不读书、不务实，王守仁自己就是学而致实用的。但风从心学者多不能融会贯通，终成疏狂放诞的习气。山人的行径，就其崇尚空谈，行为狂放，不务实学而言，是当时知识分子在疏狂的路子上走而致极端的一种表现。前边提到的李卓吾的话中，说到山人和道学家本是一路，所不同处只在于讲道学还是作歪诗。这个看法并不尽然，这也可在上边的分析中看到，但李贽的说法确当地点出，山人和晚明儒学流入空疏是一个大气候下的两个关联的现象。
山人既然都要作诗为文，其作品自然要表现他们的“心性”，形成一个文学思潮。其诗尚闲适，其文尚小品，可以适合山人行云野鹤的人生意境（注：小品两字出《辨空经》：“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在文学史上指篇幅短小轻灵文字。其体例之范围大体与散文诸体相同，但“小品”之名独盛行于明末，而其代表性的风格是公安三袁等主张的“直抒性灵”。）。明中叶文坛为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所把持，主张“文崇秦汉，诗必盛唐”，一味模拟古人。钱谦益记述说，胡应麟曾辑《皇明律范集》，录隆万以来文章巨公及同时词客之作，多至二千余首，
大率肥皮厚肉，涂抹叫呶，黄茅白草，弥望皆是。盖自李、王二公狎主齐盟，海内风气，翕然一变。旁午胶结，齐声同律，厥后妄庸之徒，巨子相推，月旦自命，雾不止于九里，醉有甚于千日，目论瞽说，流为丹青，余毒流殃，至今为梗[9[(P447-448)。
见山人黄惟辑诗方觉“差为清拔。更简他作，卑靡滋甚”[9](P447-448)。晚明时代，小品大兴，别开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山人与有力焉。陈继儒序郑超宗辑《文娱》云：
“往丁卯（天启七年，1627年）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近年缘读礼之暇，搜掏时贤杂作小品题评之，皆矛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23](P18)（注：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参看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研究》，台北：文津，1988年版。）
晚明小品的意境，不在传统的“文以载道”，而在于“直抒性灵”，消闲适性。这从对庙堂的关切转移到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达。这种倾向背后有两个因素值得提出。一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强调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不需外求，发掘开明之后，人人可以为尧舜。这种思想，和晚明山人对于儒家经典和经世人生的疏远相吻合，为晚明的文学思潮提供了一个背景（注：王阳明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需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另外的一个因素，被陈继儒说得明白，就是晚明政治的黑暗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和隐逸的倾向，宁可做“天聋地哑”，颠狂放浪状，寄情山水之外，甚至纵情声色之中，而不欲投身政治漩涡。大凡人之才智聪明必有所寄托。做山人，写作诗歌小品是晚明知识分子寄托才智的一个方式。
晚明士大夫为什么普遍乐于和山人交往？一个原因如前引李本宁、冯开之所说，是出于帮助这些人得以存活的善念。但沈德符并不相信这种解释，他又去问其“座中山人每盈席”的马仲良。马仲良说：出于怜悯是一个原因，“但其受怜自有因。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宜士绅溺之不悔也。”[14]按照这种说法，则士大夫乐与山人往来是出于闲暇娱乐的目的。如此则山人的角色近于清客（注：《醒世姻缘传》中晁源曾评论童山人道：“我看那人倒是个四海和气的朋友，山人清客也尽做得过了。”第48页。）。而士大夫生活的糜烂是其背景条件。但此外还有原因。如昆仑山人王光胤为李春芳代写青词，实际上是帮助了李春芳巩固政治地位。其他的士大夫也往往要山人为之代草书文。因而山人的角色又近于门客。
大批山人出入王公士大夫之门，难免卷入政治关系之中或者干预衙门公事。沈德符在万历年间说：“恩诏内又有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清朝大庆，溥海沾浩荡之恩。”[2](P584)谢肇淛也曾说：
“才名骄人，间亦文人之常。惟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族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24](P368)
看来山人在政局和官府行政中也有所动作，甚至引起万历皇帝的注意。
综上所述，晚明社会空前活跃的山人构成了一个非主流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或因挫折，或因厌倦而明确脱离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转以文人才艺游食仕宦权贵富室之间，成为一个寄生的社会成分。这个阶层生长的条件，从精神的角度说，一是中国传统隐逸思想在明后期的涌动；二是心学影响下知识分子任情适性和交游的风气；三是佛道等出世宗教的导引。从社会的角度说，则在于知识分子入仕出路的狭窄，政治黑暗，和包括在朝士大夫和在野士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清雅”文化生活的追求。而其后者，间接地反映出士大夫在风物繁华而政纲不振局面下向往超越现实的心态。山人虽然以清雅出尘相标榜，但在经济上既为一个寄生的阶层，其风致就不免为谋食所污，流于做作，乃至种种措大乞儿状态成为时人的话柄。这部分知识分子既然完全脱离了科举入仕道路，专以诗文书画为生，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文学创作者阶层。其作品因其特异的背景地位而成轻灵飘逸的风格。晚明以及清代文学创作主体较前更转至社会的下层，和晚明山人现象有一定的关联。
[收稿日期]20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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