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福州师专学报：社科版》2000年05期第88～90页
【作者简介】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由首都师范大学、南安市人民政府和麻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与会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地区、日本、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六十余人。其中有著名学者任继愈、齐世荣、苏双碧、郭预衡、敏泽、张建业、张立文、赵令阳（香港）、高桥稔（日本）等。首都师范大学、泉州市人民政府、南安市人民政府、麻城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大会，并作了热情的讲话。大会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收到来自国内有关领导和高校、科研单位以及美国、日本、台湾等地区的贺信、贺电、题辞20余件，其中包括学会名誉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女士，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泉州市市长施永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美国《现代周刊》，美国新世纪文化艺术基金会，美国北美新大陆笔会，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涂经诒，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疋田启佑等的贺辞。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欧阳中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吴捷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同印，为大会题写了整张大幅题辞。欧阳中石的题辞是：“欲焚而存，愈藏愈彰。天无私覆，大道必长。”郭预衡以汤显祖的《叹卓老》诗书写题赠大会：“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吴捷秋的题诗是：“温陵居士龙湖叟，学术思潮一代雄。圣辨是非张正气，道分真伪斥邪风。特行独立铮铮汉，宁折不弯浩浩翁。传世焚藏犹在，童心千古贯时空。”张同印的题辞是：“横眉破天理，直面见童心。”
大会在学会会长张建业教授主持下，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贽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加深对李贽的研究，这对我们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学者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对李贽思想的不同方面展开了研讨。特别是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启蒙精神及其形成原因，更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向大会提供了《评价李贽》的论文。他在发言中对李贽产生的条件及其思想价值进行了论述，认为李贽这个人的出现，与他的时代及特殊的地区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泉州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福建又是理学大师朱熹讲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传统文化非常发达，且福建刻书业的兴旺从侧面说明了闽学的兴盛，李贽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汇、新旧文化交错的地方，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化。而他辞官后定居于保守势力活动的内陆湖北麻城与北京，其悲剧性结局势难避免。任先生认为李贽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他提出这一思想的时代，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新生力量去接受并实施，可见他的话说早了，虽然说得早，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由此任先生想到21世纪的哲学思想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这就需要有一个哲学群体来发挥作用，只有群体意识提高了，国民素质才会提高。总之，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李贽这样一个怪杰，值得引起治学者的深思。
原《求是》副总编苏双碧先生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李贽的价值。他认为，对于李贽是否有反封建思想，一直存在争论。但他坚信李贽是反封建的。宋明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存在七百多年，从学术史角度看，有它的重要贡献；从思想史角度看，如同侯外庐先生所说，是浊流，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华盖。李贽就是在这个华盖的重压下起而反抗的。李贽批判假道学，有人说他是狂人，是矫枉过正，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掀开这个华盖没有狂和矫枉过正就不可能做到，而且李贽的狂是成体系的，他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是一种较为全面的思想，而他的颠倒历史是非更不是个小问题，是需要有充分的勇气的。有人认为李贽思想中也有儒家思想，这并不重要，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之时，新旧思想往往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表现出来，重要的是那种新的曙光。李贽思想中反封建思想的体现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谈到李贽的启蒙思想时，敏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光辉的创造，但在很长时期内又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史的核心是什么？对后世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的是哪些要素？学界说法很多。我以为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的核心，并对后世造成重大影响的是独尊儒术之后对于礼教的推行，宋以后还有统治者对于道统的张扬。道统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思想理论问题，康熙曾说：“道统在此，治统亦在此矣。”可谓一语中的。独尊儒术排斥异类、扼杀不同的思想，礼教的推行又极大的压抑着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道学的出现在哲学上自有其贡献，但更使儒学的发展宗派化、狭隘化了，并且逐渐成了谋取利禄的手段和工具。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愈向近代发展，愈益背离时代的要求，迟早必须做大的变革。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卓异的地位，就在于他系统地而非零星地大声疾呼反对盲目崇拜孔子及儒家经典，孔子既非人们“必待取足”的，儒家经典也非“万世之至论”，认为孟子之后道统失传更是对千古之“诬罔”，提倡“穿衣吃饭，才是人伦的根本”，提倡尊重女权和重视人的正当的私欲，揭露假道学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等等。在那个时代确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语。后来的顾炎武批评说：“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在李贽之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上，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批评是有的，但如李贽这样全面而又尖锐进行指斥的，却很难找到第二人，这正是李贽的卓异之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更容易看清他在文化思想上所处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张立文教授（人民大学哲学系）谈了三点看法，他先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总结出，只要思想上有所创新的话，其在世的遭遇都很不好，思想家们是因为预见到适合于未来社会的思想才去抨击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的，所以真正的思想家都是殉道者，从程颐到朱熹到王阳明再到李贽都是如此。第二，他认为李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继承。思想家们总要回答世界从哪儿来的问题，李贽的《夫妇论》就是反对宋明理学的一元论观点的，而他思想的根据就是“六经”之首的《周易》，他的启蒙意义就在于如同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地恢复了思想的源头。第三，虽然李贽思想多被目为异端，但其实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能够接受各家思想。理学的产生也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结果，但在理学思想体系建成之后，理学家又都想和佛教划清界限，李贽则比较坦白，把学术看作是平等的，他认为三家都一样，只有细微的差别，这一点看法很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实际，而程朱理学最后变成文化霸权，则是学术上的悲剧。
许苏民研究员（湖北社科院哲学所）在发言中首先否定了西方一些人士所认为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在明中晚期那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的观点（如马克斯·韦伯）。他指出，我们应超越西方看中国、中国看西方的这种对立，而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去注视中国，因而我们要拿出中国存在这种萌芽与启蒙的证据。他还提到了对李贽的判性之争。有人认为李贽不过是中世纪的异端，而不是近代启蒙；是晚霞，而不是曙光。于是他谈到应该如何区分封建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和近代启蒙的问题，从而得出了李贽思想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源头活水，因为从李贽开始，人们才认识到没有真就不可能有善的观念；从李贽开始，人们才认识到“天理”是吃人礼教，必须要尊重人的个性；也是从李贽开始，才初步具有了多元开放的文化机制，而不只是以孔子是非为判断标尺。
漆绪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也认为，李贽的反封建色彩带有动摇封建社会根基的性质，他的“童心说”是人性解放的渊源，其中含有天赋人权的理念。李贽思想已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成为一种思潮。明代应算是异端思潮最发达的时候，当王阳明开了一扇门之后，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而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就是李贽，所以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未必就是主流思想。另外，李贽反假道学的意义也很重大。一种学术一旦成为官方学术，就必然产生假道学。官方学术的力量就在于它与统治权威的结合，而它的衰败也正在于此，李贽的反对和批判就显然具有启发人心的意义。
就李贽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潘叔明研究员（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和许苏民研究员合写了一篇驳论性文章《〈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们认为黄仁宇的评价有失偏颇，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其中涉及到李贽对海瑞、蔡文姬的评价问题，李贽对寡妇守节的看法以及李贽思想性格及其人民性的问题，从多方面指出了黄仁宇对李贽的误读。他们还指出黄仁宇先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量不利于他的立论和史料的误读呢？是因为他和海外很多学者一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即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取舍及理解。他们的立论持之有据，是一篇少见的对《万历十五年》的批评性文章。
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核心的文学主张对后世的影响颇为巨大，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显得尤为重要。郭预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谈到了李贽在散文史上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就中国文学传统来说，李贽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这两点都是汉代以来的文章传统，而李贽的重新弘扬对后来的公安派、竟陵派和晚明小品文都很有影响。李贽对儒教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与王充一样，并不反对原始的先秦儒家思想，王充反对汉儒，而李贽反对的是明代道学，他希望写文章能够放言无惮。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虽然李贽文章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直到现在，他的文章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每个人都愿意学的。
梁归智教授（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以“前卫与先锋”为题的论文和发言中，论述了李贽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他提出，虽然曹雪芹生平资料奇缺，但以他留下的残稿《红楼梦》看，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他还从李贽的“童心说”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的“正邪两赋论”、“护法裙钗”的妇女观、圣人糠秕与毁僧谤道、“启蒙三圣”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论述了李贽作为封建思想的叛道者，其思想的“前卫性”与作为天才诗人的曹雪芹思想的“先锋性”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强调，讲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其中的启蒙传统，这种启蒙传统在过去不是文化传统的主流，但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成分，这种成分，既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粹，又具有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优点，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对李贽的精神遗产刮目相看。
左东岭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则从思想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上探讨了李贽文学思想的形成原因，他把李贽放到明代的整体思想文化潮流中，因而认为李贽是处于明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中介位置，带有鲜明的过渡色彩。从他已经在很大程序上摆脱了心学伦理主义的文学自然观上看，他已使性灵文学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他依然强调人品决定文品和文学的教化功能上看，他又没有象公安、竟陵那样彻底。因此他的文学思想就只能显示出既强调文学自我愉悦与精神宣泄的求乐功能，又不放弃教化民众目的的矛盾特征。这种特征是和李贽的人生现实行为及其哲学思想相一致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具有跨学科意味的发言颇给人以启示。谭邦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论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平衡》论文和发言中，认为李贽以自然论的文学开拓人的生存空间，与我们现在的环境科学有相通之处。“群落”本是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现在要给它一个新的阐释。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一个多元的发生过程，不论从区域角度还是从学派角度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形成了中国文化初起期的多样性物种群落，但在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后，统治者却选择和培育了一个适应自己需要的物种，并让它膨胀。儒学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得到了统治者的特殊培植，而儒学和理学的逐渐官方化终于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同时也使自己异化，成为文化怪物。李贽作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无比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要推倒这种失衡来重建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恢复民族文化继续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观念。张善文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以《李贽之伤逝情结》为题的论文和发言中，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李贽的伤逝情结，并探讨了李贽的生死观。他认为，李贽的伤逝情结有三要素，第一是“死不必伤，生乃可伤”的思想来源，即社会现实阻碍了他思想的发展，于是他在文章中流露了自我解嘲、自我哀悼的情绪；第二要素是“倘生得其正，则此生亦可喜可乐”，即生命既然是可悲哀的，就应该重视生命价值，在惨淡的人生中看到光明，人生价值得到体现，也就无需伤了；第三要素是“死非其所，则逝亦可伤”，即死得其所才能够使逝不必令人悲伤。因此，李贽在脱出了生死的巢穴后，悟出了死生的要领，得到了极大的超脱。
林海权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结合他撰写《李贽年谱考略》一书的历程，谈了他对李贽的认识，以及在李贽研究中的甘苦。此书前后历时十多载，不仅尽力搜集了李贽的有关著作及生平资料，还对李贽的诗文逐篇进行了系年考证，并纠正了以往有关李贽年谱、著作中的错误。但结稿后很长时间得不到出版。1992年，为迎接在北京通州召开的“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各方支持下，得以付梓，但印数极微。在今日商品大潮的影响下，林教授为撰写此书所体现出的那种兢兢业业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极为可贵。
李少园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专就李贽与泉州民间戏曲这方面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不但对李贽整理、评点戏曲的情况与价值进行了梳理，而且就学界有不同看法的梨园戏《荔镜记》到底是否为李贽所著提出了一己之见，认为从多方面考察，《荔镜记》为李贽所著之说“略占上风”。钱茂伟教授（宁波大学文学院）专就李贽的史学思想做了发言。他认为如果要论明代一流的史家，非李贽莫属，李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学家，从李贽的资格与地位来说，替他立一个学案，称作李贽学派，是绝对不过分的。他还具体论述了《藏书》作为新兴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的价值，“童心说”作为一篇启蒙宣言书的意义等。他提出，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时代不允许启蒙史学的存在，李贽思想成了“空谷之音”，他跑得太快了，最后成了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中国的启蒙史学思潮也遭到了扼杀，在今天看来，李贽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高桥稔教授（日本山形大学）则从李贽与俗文学的关系方面做了发言。特别是俗文学中的说唱艺术，能在明代及其以后得以发展，与李贽提倡俗文学是极有关系的。他认为说唱艺术的发展是在艺人的要求和听众的要求之相互关系上形成的，这个关系来源于现实的欲求，也可以说来源于李贽提倡的人伦物理。而李贽的“童心说”则更是对说唱艺术所独有的那种表达普通人欲与愿望的最好说明和支持。
大会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还对筹委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对今后学会的开展及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了议论。最后，由张建业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张教授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学者们提供的论文与发言，不少都具有新看法、新观点，颇具深度，有些看法虽有矛盾和对立，但是都能给人们以很大启发，表明大家在李贽研究上的努力。同时，他还介绍了国外有关李贽研究的情况，特别是日本对李贽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就更应增加我们国内学界的紧迫感。他还对筹委会的组建做了说明。他指出，有关李贽的学术研讨会曾举行过几次，但要更系统、更深入地对李贽的思想进行研讨与拓展，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潜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与基地。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的成立就是为此而举。但是，现在还只能是“筹委会”，这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各种条件，缩短由“筹委会”到正式学会的距离，争取早日正式成立“中国李贽研究学会”。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还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瞻仰了李贽墓。李氏后人代表的墓前焚香跪拜，以表示对这位乡贤的缅怀之情。大会在征得南安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决定在2002年，即李贽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在李贽故乡南安市举行重大纪念活动以及学术研讨会。
收稿日期：2000—10—08^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福州师专学报：社科版》2000年05期第88～90页
【作者简介】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大会在学会会长张建业教授主持下，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贽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加深对李贽的研究，这对我们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学者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对李贽思想的不同方面展开了研讨。特别是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启蒙精神及其形成原因，更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向大会提供了《评价李贽》的论文。他在发言中对李贽产生的条件及其思想价值进行了论述，认为李贽这个人的出现，与他的时代及特殊的地区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泉州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福建又是理学大师朱熹讲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传统文化非常发达，且福建刻书业的兴旺从侧面说明了闽学的兴盛，李贽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汇、新旧文化交错的地方，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化。而他辞官后定居于保守势力活动的内陆湖北麻城与北京，其悲剧性结局势难避免。任先生认为李贽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他提出这一思想的时代，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新生力量去接受并实施，可见他的话说早了，虽然说得早，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由此任先生想到21世纪的哲学思想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这就需要有一个哲学群体来发挥作用，只有群体意识提高了，国民素质才会提高。总之，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李贽这样一个怪杰，值得引起治学者的深思。
原《求是》副总编苏双碧先生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李贽的价值。他认为，对于李贽是否有反封建思想，一直存在争论。但他坚信李贽是反封建的。宋明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存在七百多年，从学术史角度看，有它的重要贡献；从思想史角度看，如同侯外庐先生所说，是浊流，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华盖。李贽就是在这个华盖的重压下起而反抗的。李贽批判假道学，有人说他是狂人，是矫枉过正，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掀开这个华盖没有狂和矫枉过正就不可能做到，而且李贽的狂是成体系的，他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是一种较为全面的思想，而他的颠倒历史是非更不是个小问题，是需要有充分的勇气的。有人认为李贽思想中也有儒家思想，这并不重要，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之时，新旧思想往往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表现出来，重要的是那种新的曙光。李贽思想中反封建思想的体现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谈到李贽的启蒙思想时，敏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光辉的创造，但在很长时期内又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史的核心是什么？对后世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的是哪些要素？学界说法很多。我以为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的核心，并对后世造成重大影响的是独尊儒术之后对于礼教的推行，宋以后还有统治者对于道统的张扬。道统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思想理论问题，康熙曾说：“道统在此，治统亦在此矣。”可谓一语中的。独尊儒术排斥异类、扼杀不同的思想，礼教的推行又极大的压抑着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道学的出现在哲学上自有其贡献，但更使儒学的发展宗派化、狭隘化了，并且逐渐成了谋取利禄的手段和工具。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愈向近代发展，愈益背离时代的要求，迟早必须做大的变革。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卓异的地位，就在于他系统地而非零星地大声疾呼反对盲目崇拜孔子及儒家经典，孔子既非人们“必待取足”的，儒家经典也非“万世之至论”，认为孟子之后道统失传更是对千古之“诬罔”，提倡“穿衣吃饭，才是人伦的根本”，提倡尊重女权和重视人的正当的私欲，揭露假道学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等等。在那个时代确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语。后来的顾炎武批评说：“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在李贽之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上，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批评是有的，但如李贽这样全面而又尖锐进行指斥的，却很难找到第二人，这正是李贽的卓异之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更容易看清他在文化思想上所处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张立文教授（人民大学哲学系）谈了三点看法，他先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总结出，只要思想上有所创新的话，其在世的遭遇都很不好，思想家们是因为预见到适合于未来社会的思想才去抨击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的，所以真正的思想家都是殉道者，从程颐到朱熹到王阳明再到李贽都是如此。第二，他认为李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继承。思想家们总要回答世界从哪儿来的问题，李贽的《夫妇论》就是反对宋明理学的一元论观点的，而他思想的根据就是“六经”之首的《周易》，他的启蒙意义就在于如同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地恢复了思想的源头。第三，虽然李贽思想多被目为异端，但其实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能够接受各家思想。理学的产生也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结果，但在理学思想体系建成之后，理学家又都想和佛教划清界限，李贽则比较坦白，把学术看作是平等的，他认为三家都一样，只有细微的差别，这一点看法很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实际，而程朱理学最后变成文化霸权，则是学术上的悲剧。
许苏民研究员（湖北社科院哲学所）在发言中首先否定了西方一些人士所认为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在明中晚期那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的观点（如马克斯·韦伯）。他指出，我们应超越西方看中国、中国看西方的这种对立，而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去注视中国，因而我们要拿出中国存在这种萌芽与启蒙的证据。他还提到了对李贽的判性之争。有人认为李贽不过是中世纪的异端，而不是近代启蒙；是晚霞，而不是曙光。于是他谈到应该如何区分封建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和近代启蒙的问题，从而得出了李贽思想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源头活水，因为从李贽开始，人们才认识到没有真就不可能有善的观念；从李贽开始，人们才认识到“天理”是吃人礼教，必须要尊重人的个性；也是从李贽开始，才初步具有了多元开放的文化机制，而不只是以孔子是非为判断标尺。
漆绪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也认为，李贽的反封建色彩带有动摇封建社会根基的性质，他的“童心说”是人性解放的渊源，其中含有天赋人权的理念。李贽思想已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成为一种思潮。明代应算是异端思潮最发达的时候，当王阳明开了一扇门之后，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而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就是李贽，所以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未必就是主流思想。另外，李贽反假道学的意义也很重大。一种学术一旦成为官方学术，就必然产生假道学。官方学术的力量就在于它与统治权威的结合，而它的衰败也正在于此，李贽的反对和批判就显然具有启发人心的意义。
就李贽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潘叔明研究员（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和许苏民研究员合写了一篇驳论性文章《〈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们认为黄仁宇的评价有失偏颇，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其中涉及到李贽对海瑞、蔡文姬的评价问题，李贽对寡妇守节的看法以及李贽思想性格及其人民性的问题，从多方面指出了黄仁宇对李贽的误读。他们还指出黄仁宇先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量不利于他的立论和史料的误读呢？是因为他和海外很多学者一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即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取舍及理解。他们的立论持之有据，是一篇少见的对《万历十五年》的批评性文章。
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核心的文学主张对后世的影响颇为巨大，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显得尤为重要。郭预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谈到了李贽在散文史上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就中国文学传统来说，李贽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这两点都是汉代以来的文章传统，而李贽的重新弘扬对后来的公安派、竟陵派和晚明小品文都很有影响。李贽对儒教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与王充一样，并不反对原始的先秦儒家思想，王充反对汉儒，而李贽反对的是明代道学，他希望写文章能够放言无惮。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虽然李贽文章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直到现在，他的文章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每个人都愿意学的。
梁归智教授（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以“前卫与先锋”为题的论文和发言中，论述了李贽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他提出，虽然曹雪芹生平资料奇缺，但以他留下的残稿《红楼梦》看，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他还从李贽的“童心说”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的“正邪两赋论”、“护法裙钗”的妇女观、圣人糠秕与毁僧谤道、“启蒙三圣”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论述了李贽作为封建思想的叛道者，其思想的“前卫性”与作为天才诗人的曹雪芹思想的“先锋性”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强调，讲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其中的启蒙传统，这种启蒙传统在过去不是文化传统的主流，但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成分，这种成分，既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粹，又具有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优点，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对李贽的精神遗产刮目相看。
左东岭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则从思想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上探讨了李贽文学思想的形成原因，他把李贽放到明代的整体思想文化潮流中，因而认为李贽是处于明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中介位置，带有鲜明的过渡色彩。从他已经在很大程序上摆脱了心学伦理主义的文学自然观上看，他已使性灵文学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他依然强调人品决定文品和文学的教化功能上看，他又没有象公安、竟陵那样彻底。因此他的文学思想就只能显示出既强调文学自我愉悦与精神宣泄的求乐功能，又不放弃教化民众目的的矛盾特征。这种特征是和李贽的人生现实行为及其哲学思想相一致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具有跨学科意味的发言颇给人以启示。谭邦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论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平衡》论文和发言中，认为李贽以自然论的文学开拓人的生存空间，与我们现在的环境科学有相通之处。“群落”本是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现在要给它一个新的阐释。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一个多元的发生过程，不论从区域角度还是从学派角度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形成了中国文化初起期的多样性物种群落，但在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后，统治者却选择和培育了一个适应自己需要的物种，并让它膨胀。儒学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得到了统治者的特殊培植，而儒学和理学的逐渐官方化终于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同时也使自己异化，成为文化怪物。李贽作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无比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要推倒这种失衡来重建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恢复民族文化继续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观念。张善文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以《李贽之伤逝情结》为题的论文和发言中，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李贽的伤逝情结，并探讨了李贽的生死观。他认为，李贽的伤逝情结有三要素，第一是“死不必伤，生乃可伤”的思想来源，即社会现实阻碍了他思想的发展，于是他在文章中流露了自我解嘲、自我哀悼的情绪；第二要素是“倘生得其正，则此生亦可喜可乐”，即生命既然是可悲哀的，就应该重视生命价值，在惨淡的人生中看到光明，人生价值得到体现，也就无需伤了；第三要素是“死非其所，则逝亦可伤”，即死得其所才能够使逝不必令人悲伤。因此，李贽在脱出了生死的巢穴后，悟出了死生的要领，得到了极大的超脱。
林海权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结合他撰写《李贽年谱考略》一书的历程，谈了他对李贽的认识，以及在李贽研究中的甘苦。此书前后历时十多载，不仅尽力搜集了李贽的有关著作及生平资料，还对李贽的诗文逐篇进行了系年考证，并纠正了以往有关李贽年谱、著作中的错误。但结稿后很长时间得不到出版。1992年，为迎接在北京通州召开的“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各方支持下，得以付梓，但印数极微。在今日商品大潮的影响下，林教授为撰写此书所体现出的那种兢兢业业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极为可贵。
李少园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专就李贽与泉州民间戏曲这方面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不但对李贽整理、评点戏曲的情况与价值进行了梳理，而且就学界有不同看法的梨园戏《荔镜记》到底是否为李贽所著提出了一己之见，认为从多方面考察，《荔镜记》为李贽所著之说“略占上风”。钱茂伟教授（宁波大学文学院）专就李贽的史学思想做了发言。他认为如果要论明代一流的史家，非李贽莫属，李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学家，从李贽的资格与地位来说，替他立一个学案，称作李贽学派，是绝对不过分的。他还具体论述了《藏书》作为新兴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的价值，“童心说”作为一篇启蒙宣言书的意义等。他提出，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时代不允许启蒙史学的存在，李贽思想成了“空谷之音”，他跑得太快了，最后成了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中国的启蒙史学思潮也遭到了扼杀，在今天看来，李贽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高桥稔教授（日本山形大学）则从李贽与俗文学的关系方面做了发言。特别是俗文学中的说唱艺术，能在明代及其以后得以发展，与李贽提倡俗文学是极有关系的。他认为说唱艺术的发展是在艺人的要求和听众的要求之相互关系上形成的，这个关系来源于现实的欲求，也可以说来源于李贽提倡的人伦物理。而李贽的“童心说”则更是对说唱艺术所独有的那种表达普通人欲与愿望的最好说明和支持。
大会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还对筹委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对今后学会的开展及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了议论。最后，由张建业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张教授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学者们提供的论文与发言，不少都具有新看法、新观点，颇具深度，有些看法虽有矛盾和对立，但是都能给人们以很大启发，表明大家在李贽研究上的努力。同时，他还介绍了国外有关李贽研究的情况，特别是日本对李贽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就更应增加我们国内学界的紧迫感。他还对筹委会的组建做了说明。他指出，有关李贽的学术研讨会曾举行过几次，但要更系统、更深入地对李贽的思想进行研讨与拓展，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潜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与基地。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的成立就是为此而举。但是，现在还只能是“筹委会”，这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各种条件，缩短由“筹委会”到正式学会的距离，争取早日正式成立“中国李贽研究学会”。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还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瞻仰了李贽墓。李氏后人代表的墓前焚香跪拜，以表示对这位乡贤的缅怀之情。大会在征得南安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决定在2002年，即李贽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在李贽故乡南安市举行重大纪念活动以及学术研讨会。
收稿日期：20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