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1644—1885）
——兼论“一个安南（越南）”原则
孙宏年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南洋问题研究》(厦门)2000年02期第47～56页
【关 键 词】越南政治避难者/安置/遣返/“一个安南（越南）”原则
1664至1885年间，越南经历了安南黎朝、西山朝和越南阮朝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政治斗争都连绵不断，19世纪中期以后又掀起抗法救亡运动，一些地方势力首领、农民起义领袖乃至王室、贵族，在斗争失败后逃到中国，要求政治避难。对于这些特殊的侨民，与越南各王朝有着宗藩关系的清王朝是怎样处置的，其境况以及最后去向如何？学术界对此鲜见论述，本文将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政治政避难者及其安置问题进行论述，并对清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一个安南（越南）”原则试作探讨，祈就教于方家。
一
17世纪中后期，安南黎朝政权在郑氏操纵下，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的高平莫氏政权和其它地方割据势力，采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并行的政策，力图使其服从“中央”。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明示臣服暗则对抗，莫氏政权还向清朝纳贡求封，被封为归化将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安南国都统使（注：《清圣祖实录》卷5。）， 在黎朝之前获得了承认，增加了与之对抗的资本。但郑氏“挟天子以令诸侯”，且军事力量强大，他们仍被各个击破，其残余势力有的就进入中国境内寻求政治庇护。1670年的麻福淀、1672年的武公俊、1667—1677的莫氏集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华避难的。
1669年，长期割据宣光安北（一作安西）营的武公惪虽已“僭称王爵，伪立朝署”，仍不得不赴京师（今河内）“归款”，途中遇刺身亡。因其部下麻福长与他有矛盾，“人皆疑福长谋使之”。郑氏借此发难，一面令武公惪之子武公俊承袭宽郡公爵位，“留之京师”，力图控制安北；同时以“不忠所事”为借口，逮捕麻福长，以削弱安北地方的军事实力。这首先引起了麻氏部众的不满，他们在麻福兰（福长之子）、麻福淀（福长之弟）的率领下奋起反抗，郑氏则派兵镇压。翌年，麻氏集团力不能敌，麻福兰被杀，麻福淀等逃入中国境内（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对于前来避难的麻福淀等人，清朝政府认为，“安南为本朝属国”，他们“获罪伊国”，“不便收留”，应“交还安南处置”（注：《清圣祖实录》卷35，并将“麻福淀”称作“阮福禄”，实为同一人。）。1671年，云南地方解送麻福淀“及其党到界交割”，郑氏将他们与麻福长一并处决（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
在麻氏平定不久，不甘心失去地盘的武公俊也起事反郑。1672年，为恢复故地，他“遁归宣光”，积极开展反郑活动（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后迫于郑氏军事压力，一度避入云南，自称“小交冈王”，在边境地区长期进行反郑活动。至1689年，应黎朝之请，云南地方政府派兵逮捕在中国境内的武公俊等120多人，解送安南。 武公俊归国后被处决，“其党皆散”（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
这一时期，高平莫氏则两度入华避难，清朝就此问题的处置却长达百余年。1667年，郑氏调集大军会攻高平，安南都统使莫元清（敬宇）无力抵抗，率“男女老小不足三千口”逃到云南境内，被富州地方接纳（注：李仙根《星槎案略》，《安南使事纪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莫元清随后“上疏陈述”，恳求清廷出面让黎朝归还高平之地。接到奏报后，康熙帝先令将莫元清及其部众在南宁安插，又指出自黎莫之争“已世远年久，莫元清先经纳贡归诚”，先于黎氏接受册封；黎氏与莫氏同为清朝藩属，此次讨伐莫氏以前并未通知清朝，而且“残破高平地方，杀戮兵民，殊为不合”（注：《清圣祖实录》卷25。）。1669年，派内秘书院侍读李仙根、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兆杰为正、副使，前往安南调解，经过他们的劝谕，黎朝交还莫氏石林、广渊、上琅、下琅四州，莫元清遂率众归国。
至1677年，黎朝借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之机，“先移书于清（平南）将军赖塔”，极言莫氏背叛清朝，从吴三桂“伪号，资之兵粮”等罪状，同时发兵进攻，“尽复高平之地”（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莫元清率亲族、部众再次逃到中国避难，并通过广西巡抚郝浴上书康熙帝，辩称“并无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但由于黎氏控诉在先，清廷正忙于安定西南局势，不愿再过问此事，遂于1682年决定将已故的莫元清“革去都统使之职”，其弟莫敬光及所带家眷等“一并发回安南”，同时告谕安南国王“将敬光等毋致残害，务令安插得所”（注：《清圣祖实录》卷102。）。1683年，除解送过程中“莫敬光续经病故， 及族眷、百姓陆续逃故”外，广西地方共将350 人移交安南（注：《清圣祖实录》卷111。）。他们归国后， 黎朝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以示庆祝，又因已接清廷谕告，均赦免其罪，还“授敬僚等三人官，余各分地安插，岁给钱布以赡之”（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
对于解送过程中逃入广西各地的莫氏“族眷、百姓”，清廷并未下令严加追查再行遣返，而是由广西地方政府出面安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清廷正面对着两难选择：莫氏已被黎氏指为从吴反清，但无法证实确有“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已允许黎政权出兵讨伐，又不宜收回成命。面对这一境况，清廷先有遣返莫氏350人之举， 以示尊重安南黎朝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注：1661至1682年间清朝对于安南黎朝和高平莫氏的“双重承认”是特定条件下的政策，可参见《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余定邦、喻常森等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而且只承认黎氏为“安南国王”， 这就表明了“双重承认”中又有所偏向。因此这种“双重承认”与本文所论清朝处理安南避难者问题的“一个安南”原则并不矛盾。）；又在要求黎政权不残害已遣返人员的同时，收容安置逃散人员，以表明对曾受册封的莫氏的“体恤”。对这些留在境内的莫氏遗民如何管理呢？康熙年间其中一部分人被安置在广西泗城府，“给与田地”耕种自食，1728年（雍正六年）两广总督孔毓珣还主张将他们迁往桂林，“酌量安插，勿令失所”，同时“饬令地方官稽查，不得远出”，防止其回国开展反黎活动（注：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于桂林省城安插莫全宗父子并随从人等折》（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至乾隆朝，又于1741年将泗城的莫氏后裔“移安徽省安插”（注：《清高宗实录》卷402。）。由于安南北部反黎、反郑活动连绵不断， 莫氏后裔乘机起事，在广西的莫氏遗民也潜回参加，使清政府的防范措施捉襟见肘。1743年中越边境地区有莫氏族裔以“恢复土地”为旗号，派人到广西泗城联络莫夸、莫造等人，要求他们回安南共同反黎。清廷因此命令“沿边各隘，严加守御”，拦阻一切企图潜往安南“滋扰作乱”的莫氏后裔（注：《清高宗实录》卷203。）。
清朝一方面严禁留在中国的莫氏后裔回安南“反黎复国”，保障黎朝政权在安南唯一合法性，另一方面将他们视为本国人民，而非安南侨民。1751年，黎朝因“捕获渠首莫成陈，供称伊祖父等现侨居内地泗城，请为查访”，两广督抚“意欲即为查办”。乾隆帝对此极为重视，指出“莫氏既居泗城，即为内地百姓”，已迁往安徽，而且“此端一开，竟成常例……沿边州县日为属藩查拿人犯，既于天朝体制未协，且恐从此渐开边衅”，因此谕令两广督抚转告安南不得“查访”（注：《清高宗实录》卷402。）。 这就明确了在华莫氏后裔的“内地百姓”身份：清朝具有属人管辖权，黎朝无权过问。
二
18世纪中期，安南国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此起彼伏，一些不满郑氏擅权的黎氏宗室、贵族也乘机举事，而且还有地方割据势力后裔“恢复故土”的斗争。1739年入华避难的矣长即为“恢复故土”而斗争的地方割据势力后裔。他自称是“交岗王后裔”，其“先代爵土被占夺”，在安南打罗州起事，自号为“交江王”，先后攻占乾塘、小都竜等地。这引起当地人民的恐慌，大批涌到云南境内。云南总督庆复得信后，飞咨安南国王出兵镇压，同时派兵驻边防守。在安南方面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庆复发出檄文，谕告将助安南“剿贼”，还“许贼投诚，待以不死”。不久，矣长接受招安，即带头目、仆从30人到清军营中投诚。
乾隆帝对招降矣长却颇感不安，他认为安南为清朝外藩，矣长等反叛该国，庆复“许以不死”招安入境，有“纳彼国之叛，宽彼国之仇”的嫌疑，“于情于理均属不合”。而后庆复等奏报，审明矣长起事原因，即借都竜土目翁氏内争之机，企图恢复旧有封地，并主张送回安南治罪。军机大臣等奉旨议奏，则认为矣长等既经审明，就应“治以应得之罪，方合天朝为属国处分叛人体统”，而且投诚之前“许以不死”，“若仍送至彼国，势必尽诛，则督镇诸臣未免失信”，因此主张“依律分别定拟”，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安南。庆复据此决定，除将8 名中国人押回原籍外，将另外23名安南人中的矣长等12名头目发往“广东、四川烟瘴地方，交与地方官严加安插”，矣受等11名仆从分发云南“有提镇驻扎府分”，交地方官“安插管束”（注：《清高宗实录》卷97、103 ；《云南总督庆复揭贴》，《明清史料》庚编第1 本， 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69年入华避难的黄公缵原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是18世纪中期山南、兴化、清华地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公质之子，1769年在猛天峒与官军作战时，因寡不敌众，遂率“眷属、民人四百余名”逃入云南境内，自称本为高平莫氏之后，“恳求内附”。清廷对此很是为难：安南是接受册封的藩属，黄公缵等“既系该国之人，于理不应允纳”；但他们“穷蹙来归”，如不接纳，“又非中朝一视同仁之体”（注：《清高宗实录》卷834。）。几经权衡之后才把他们收留，同时通知安南。 黄公缵等入境后，即被安插在云南普洱府思茅厅的那可乐，至1770年4 月“尚有一百二十六名”（注：《清高宗实录》卷880。卷834中称黄公缵等初入华时有400多人，此处仅言126人，原因待考。），同年6 月云贵总督又奉旨将他们送往新疆，由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拨给“地亩房间，令其安业”（注：《清高宗实录》卷884。）。
在获悉“叛匪”黄公缵等被安插后，安南方面先命边境地区的地方官向云南“索取黄公缵领回处治”（注：《清高宗实录》卷880。 ），1770年又以安南国王的名义咨文两广总督李侍尧，要求“索回处治”，李侍尧则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回复，指出黄公缵等“原系穷追来归”，为“投生而来”，“大皇帝一视同仁”，自不能让他们“仍回尔国就死”，而且事先并未要求发还，“及闻其已投内地安插，辄欲索回”，“于情理未合”，并明确告知，他们已被解往极北地方，自然不会再回安南“滋事”（注：《清高宗实录》卷888。）。至1772年， 安南国王再次要求发还黄公缵等人，并进贡方物，乾隆帝谕令驳回，免收方物（注：《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03，北京，中华书局年1991年版。 ），此事才告结束。
清朝之所以将矣长、黄公缵等“安南叛匪”收留、安置，是因为这一时期清廷对安南郑氏擅权、黎氏“三世以来不过空名”（注：《清高宗实录》卷100。）的状况有所了解， 各地“叛乱者”又多打着“反郑”旗号，因而不再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叛乱者”，对他们抱有一定的同情。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清朝依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矣长、黄公缵等加以收留并安插内地，同时通报安南黎朝，以尊重其唯一合法性。
三
1788—1789年间，西山起义军摧毁了名存实亡的黎朝政权，安南国王黎维祁及其眷属、王室以及臣属两度逃到中国。对这一群体的安置，成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中越关系的重大事件之一。
1771年阮岳、阮惠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爆发，并迅速壮大，1787年底阮惠所属的一支义军进逼河内，嗣孙黎维祁等纷纷出逃。1788年6 月，黎维祁之母阮玉喜、妻阮玉端和幼子黎维诠等62人逃到斗奥隘地方，被守隘清军“收入隘内，暂拨房屋栖止”（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 以后又有原黎朝官员阮廷沛带眷属8人“求至内地”避难，被接纳入境（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两广总督孙士毅、 广西巡抚孙永清等将这些情况不断上报， 乾隆帝谕令妥善安置， “优给廪饩”（注：《清高宗实录》卷1308。）。根据这一谕旨，两广督抚先将黎氏王室、臣属安置在龙州，后又迁到南宁，在住宿、饮食以及日常用度各方面均优加照顾，初冬时节孙永清还购买了“细毛及羊皮大袖皮纨二十件，表里䌷、粗细布共一百三十疋及棉花等物”，交给他们以备御寒之用（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
这些避难者被安置下来以后，一再恳求清朝帮助黎氏复国，清廷出于“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宗藩大义，1788年11月25日派孙士毅、许世亨率军出关，12月17日攻克黎城（今河内），随即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在大局初定的情况下，孙永清安排黎氏王室、 臣属归国， 至1789年1月25日赶回黎城（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 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2。）。但在5天后， 阮惠率大军围攻黎城，黎维祁与眷属、臣下先行逃走，致使全城大乱，清军陷于被动（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3。），又因寡不敌众，数千人被围歼，清朝的“扶黎复国”行动至此失败。2月初，黎维祁及眷属、臣下54 人进入广西境内避难，孙永清将把他们安置在桂林，仍就“日给米盐、薪蔬，俾资养赡”（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5。）。以后，潘启德、阮廷沛等黎朝官员也纷纷来华避难（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6。）。
阮惠在黎城攻击“扶黎复国”的清军之后，多次遣使上表“悔罪乞降”，陆续送出被俘清军，而乾隆帝也认识到黎维祁君臣孱弱无能，“天心竟有厌弃黎氏之意”，不值得再予扶持，因此接受阮惠“投诚”，不再出兵安南（注：《清高宗实录》卷1327。）。而后阮惠改名光平，又遣亲侄阮光显到北京“谢罪”，还一再表示将于1790年乾隆帝八旬庆典时入华祝寿，乾隆帝鉴其“诚心悔罪，已往之事不复深究”，并敕谕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而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姑且免其“失守藩封之罪”，在桂林安插，“酌给养赡”，同时命令黎维祁及其臣属“一体剃发，改用天朝服色”，还让阮光显经过桂林时与剃发易服后的黎维祁等人见面（注：《清高宗实录》卷1328。）。1789年7月， 在两广官员劝谕下，黎维祁等先后剃发，据称“不但毫无勉强，且各有喜色”，不久又安排阮光显与他们见面。此举果然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黎维祁见了阮光显就声称，“我已为天朝百姓，与他无可言语”，其臣下虽愤怒已极，却也知复国无望；阮光显则“喜形于色，一似积疑顿释”（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1。）。
黎氏王室、臣属人入境之初，两广督抚曾在广西境内分地安置：黎维祁等王室成员安插在桂林，潘启德等在宁明（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8。）；闭阮恭等在北流安插，闭阮玧等则被安置于武宣（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1。）。后因边境地区黎氏旧臣反阮复国活动不断发生，乾隆帝考虑到黎维祁所在广西“密迩安南，恐其旧时臣庶，假以为名，又致滋生事端”，于1789年底谕令将“黎维祁率同属下人户，全行来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由黎维祁任佐领，使其“皆得食，钱粮生聚，亦可以出仕”，安居乐业，以体现其“格外体恤至意”，又为阮光平消除了隐患（注：《清高宗实录》卷1342。）。1790年初，因黎维祁等共376人， 与“每佐领不过一、二百人”的编制不符，遂又谕令“将黎氏支属、亲戚及曾任官职者约计百余人”送往北京，其他人分别“送往江南、浙江、四川等省，分隶督抚标下，令其入伍食粮，藉资约束，以徐归民”（注：《清高宗实录》卷1344。）。3至4月间，孙永清派员将他们分起护送，前往各安插地点：黎维祁与王室成员、臣僚潘启德、丁迓衡、阮廷沛及其眷属等169人分四起送往北京，编为汉军旗下的一个佐领；闭阮恭等 71人送往江南，黄德邓等68人送往浙江，段旺等63人送往四川（注：《安南纪略》卷27。据《兵部“为内阁抄出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移会》，见《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可知送往浙江者当为69人： 若以68人计算，此处共计371人，加上黎值等4人，比总数376人恰少1人；而《安南纪略》又系抄本，恐有误。）。
这一安置过程中，黎
等人的“异常举动”使清廷颇感棘手。黎曾于1788年护送黎维祁母、妻及幼子入华避难，后回国寻找黎维祁，在1789年初阮惠攻占黎城后，又自称“暗藏国王印信在身，欲赴（镇南）关呈缴”，其耿耿忠心使乾隆君臣大为赞叹。至1790年初，他与李秉道、郑宪、黎值一道入关，均拒绝剃发易服，先是要求面见黎维祁，极称北圻各地忠于黎氏的民军有三、四万人之多，在获悉黎维祁等已接受清朝安排分置各地后，则又表示“不愿居住内地，受用衣食”，“亦不愿见黎主，只求速放出关”（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5。）。接到奏报后，乾隆帝认为黎等“不以盛衰为去就”，忠义可嘉，命将四人送到北京；同时表示阮光平已受册封，“代黎有国，黎等尚思为黎报仇”，逆时势而行，所以不仅将黎等留在中国，而且要“设法招致”其部众，送内地安插（注：《清高宗实录》卷1344。），以限制其反阮复国活动。黎等入京后仍坚持原来立场，乾隆帝为此指出，他们“既藉忠义之名，出辞坚执，若令仍回安南”，自必继续反阮，“既与阮光平无益”，又难免杀身之祸，他不忍心让忠义之士遭此下场，因此“暂交刑部监禁”；并谕令通知阮光平，“已将黎留京，不能复行煽惑，永绝后患”（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7。）。
在黎等要求回国反阮的同时，黎氏臣属中又有不少人要求回国，这些人多为黎朝的低级官员，因害怕西山政权报复才入华避祸，往往只身前来，听说阮光平已受册封、安南局势趋于稳定，思亲恋乡之情就显露出来。1790年6、7月间，高春旺等在四川安置不久就求见总督孙士毅，得到阮光平将亲自进京祝寿的消息后，认为“此等行事好过黎家，想来必定可怜我们，情愿在他百姓”，并称“父母、妻子都在安南，无人养活”，希望能回国安居（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9。）。乾隆帝谕令福康安与正在回国途中的阮光平接洽此事，并让各地方官询问安南避难者是否愿意回国。经过征询意见，在京汉军佐领中的阮廷沛等81人（注：《清高宗实录》卷1363。），在浙江的阮廷琏等59人（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安插于江南的梁廷校、阮贤等23人（注：《清高宗实录》卷1364。），以及四川的高春旺等人（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都愿回国。后遂由所在各省派员护送至广西，从镇南关回国。对于这些遣返者，清廷通知阮光平，他们“情切怀归，殊为可悯”，既然“情愿回国，自应安分守法，不敢别滋事端”，该国“亦必善为抚绥，不存岐视”，倘有人“私带黎维祁书信，藉端煽惑”，进行反阮活动，阮光平“即可自行惩治，不必因系天朝遣回之人稍存顾忌”，也不必通知清朝（注：《清高宗实录》卷1363。），表明了支持阮光平政权的鲜明立场。
那些留在中国的黎氏王室、臣属状况如何呢？江南省将黄廷球、闭阮恭等49人统一安置在江宁附近，“分别挑补名粮，酌给地亩耕种”（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四川省将黎之子“黎允全并伊下六人”送往北京，与其父同住一处；浙江将阮辉玾等10人送到北京，在黎维祁佐领“效力当差”（注：《清高宗实录》卷1364。），至此浙、川两省已无安插者（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在北京，黎维祁被授予三品佐领之职，潘启德等人也授予骁骑校、都司、千总等职，其余则当兵食粮（注：《兵部“为内阁抄出金简奏”移会》，《兵部“为内阁抄出尚书金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1791年，在黄益晓等人的鼓动下，黎维祁要求清朝谕令阮光平将高平、谅山、宣光、兴化“酌给一处奉其宗祠”，清廷认为这不利于西山政权的稳定，断然拒绝，并将黄益晓发往伊犁，范如松发往黑龙江，阮国栋发往吉林，黎忻发往奉天，黎光睿等20人发往热河，交地方官安插、管束（注：《兵部“为内阁抄出金简奏”移会》，《兵部“为内阁抄出尚书金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被分往新疆安插的黄益晓，初到时仅有一妻一子， 到后又生一女，其子也“娶妇生女”（注：《礼部“为内阁抄出伊犁将军松筠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而黎等四人在 1795年后获释，“移居火器营”，每日“吟咏不绝”（注：《安南四臣》，昭梿《啸亭杂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802年阮福映推翻了西山政权，随后遣使求封，清朝同意其改国号为越南，是为越南阮朝。此时黎氏旧臣多有回国之意，1803年9 月初，黎就以其子黎允俊在阮朝使团任职为由，前往涿州与之会面（注：《清仁宗实录》卷119；《刑部“为本部奏”移会》， 《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所谈内容已不可知， 却表明了黎氏旧臣与故国联系的愿望。此事发生后，嘉庆帝派人询问，黎等在京安插者“咸愿回至本国”， 因而命广西巡抚与越南接洽遣返事宜（注： 《清仁宗实录》卷120。）。次年春，在京黎氏王室、臣属全部遣回，并将5年前去世的黎维祁的骸骨带回，临行前佐领赏银10两，骁骑校8两， “领催以下男妇大口每人赏给银五两，小口每人赏给银三两”。同时，谕令其他各地的督抚、将军将本地的安插者“查明释回，一体赏给，资送粤西”（注：《清仁宗实录》卷126。）。随后，江南的黄廷球、闭阮恭等53人， 新疆的黄益晓等6人，先后遣返回国（注：《户部“为内阁抄出陈大文奏”移会》，《礼部“为内阁抄出伊犁将军松筠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发往黑龙江、吉林、 奉天和热河的范如松等人尚未见到遣返记载，待考。）。对于这些归国者，阮朝优礼有加，如1806年春嘉隆帝对黎值厚赐钱米（注：《大南实录》正编第1纪，卷28。），1812 年又“赐旧黎从亡诸臣钱米”，他们“自清还”时“已授官者七十六人，恩赐米者七人”，至此又增给69人钱1825缗，米1825方（注：《大南实录》正编第1纪，卷45。）。
在遣返黎氏王室、臣属时，乌鲁木齐都统报称，1771年安置的黄公缵等100多人现在头屯所地方， 嘉庆帝认为他们“本与黎氏为仇来投内地，现在得国之阮福映即系黎氏旧臣”，他们“归国之后转致失所”，因而未予遣返（注：参见[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7页。）。而在1739年安插于广东、 四川、云南的矣长等23人，1741年安插于安徽的莫氏后裔，并未被问及，他们也和黄公缵等人一样成为清王朝治下的永久居民了。
从18世纪20年代起，越南“各镇已常有草寇骚扰诸州县”，至30年代发生了农文云的大规模反阮活动。农文云本为保乐州知州，1833年夏起兵反阮，先后攻占宣光、太原、高平和谅山等地，又借助崇山密林打游击战，使官军疲于奔命，直到1834年初官军才收复高平，进逼保乐。（注：参见[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7页。）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已有一部分农氏部众欲入华避难，如七泉州知州阮克和“投顺保乐（引者按：代指农文云），带兵交战，因被剿情急”，准备化装入水口关避难，被清军严词拒绝，只得无奈而去（注：《清宣宗实录》卷248。）； 农文云则“辫发之清”，其女婿云光总、堂弟农文仕、农文硕等仍率部抗击官军（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17。）。阮朝根据俘虏供词移咨两广总督，称“农文云携挈妻小、伙匪百余人，向云南边地投窜”，请求协助“拿解”。清朝认为“越南国称藩纳赆，恭顺有年”，农文云为“夷匪”，“既向云南边地逃窜，自应严行拿缉”，于是命令粤、桂、滇三省严防边境，一旦发现其人即“缚交该国”自行惩办（注：《清宣宗实录》卷249。）。越南官军以农文云已逃，即撤军而去，农文云闻讯又返回本国，并“占据高平所属之农通地方”，继续反阮，清廷闻报仍谕令严防边隘，“务期内奸外匪无从窜越”（注：《清宣宗实录》卷253。）。 到1835年初，在官军“征剿”之下，农文云等再度逃亡，据俘虏供词知“清那村落人潜引逆云（引者按：指农文云）隐于令山村”，请镇安府缉拿时却又不见踪影；阮廷则报怨清朝不予协助，因此再移咨两广，请求“悉心查拿、解交”，或允许该国派人“假装潜往探捕”（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4。）。清廷对于后一请求严辞拒绝，并谕令各省认真缉拿。随后，农文云的妻子、儿女、奴婢5 人（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4。），农文仕、农文硕等“窜于贵州那戌地界”，也被解回（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8。）。这一年，农文云被越南官军烧死，清朝则陆续拿获该国“夷匪”88名，都解交该国惩办。
除了农文云等入华避难外，阮朝时期见于中越官方记载的入华的政治避难者较少，及至中法战争结束，一些抗法志士为躲避法国迫害，仍要求入华避难，如1885年越南咸宜帝号召勤王抗法，辅政大臣阮福说（即尊室说）赴广东求援，法国得知后向清廷施加压力，“且问越南人来意，清政府惮法，遂安置越南人于韶州”（注：潘佩珠《越南亡国史》，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第6页。）。
四
综上所述，安南（越南）政治避难者身份虽各有不同，但就入华前与清朝的关系而言，只有两种类型，即未受册封者与受过册封的藩属。前者有五批，即麻福淀、武公俊、矣长和黄公缵以及农文云，清廷将前两批的反郑活动视为反黎，视其为“反叛者”、“罪犯”，遣回安南；后两批中，矣长自称是“交岗王后裔”，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公缵入境时自称为高平莫氏之后，因清廷已知郑氏擅权安南、反郑不同于反黎，才均予收留、安置；农氏及其部属被视为反阮“叛臣”，一旦抓获就遣送回国。后者共三批，即莫氏、黎氏和越南阮氏，对于莫氏，清廷先是予以保护，及闻有附从吴三桂之事，便准许黎朝出兵打击，后又知从吴反清并无实据，又曲加保护；至于黎朝王室，清廷在“兴灭继绝”的“扶黎复国”行动失败后，安插内地，或给以官职，或当兵食粮，待之极优；中法战争之后越南已失去自主权，中越宗藩关系已经终止，清廷仍将阮福说等设法安置。
对于清朝处理政治避难者上述态度，安南（越南）各王朝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安南黎朝处决了麻福淀、武公俊，对于矣长未再过问，在查访莫氏后裔未成、索还黄公缵被拒绝后未再提出此类要求，它对于莫氏的两次归国都待之以礼；阮朝对于回国定居的黎氏王族、臣属，更是优礼有加。
尽管上述处置各不相同，但又有共同之处：将“叛匪”解送安南（越南），体现了对该国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尊重；收留莫氏、矣长、黄公缵和黎氏时又都通知安南，同样表明了对其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尊重；对于收留者视为“天朝之民”，不准他们回安南进行反对已受册封的合法政权的活动，也表明了尊重安南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立场。这就反映了共同的原则，简言之即“一个安南（越南）”原则。虽然当时双方均未接受引渡政治犯的相关国际法观念，而往来文书中较多出现的是“天朝”、“属藩”等概念，但这只说明了双方交涉的宗藩关系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一个安南（越南）”原则表明了当时中国在此问题上对越南主权的尊重。而安南对于被遣返者的不同反应，则反映了当时越南对这一原则的认同和对宗藩关系的维护。至于法国侵吞越南后，追查越南抗法志士，正说明该国对于中越两国政府在宗藩关系的特殊形式下相互尊重，并以此为纽带联合反殖反帝的恐惧。^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南洋问题研究》(厦门)2000年02期第47～56页
| 【内容提要】 | 1664—1885年间，由于政治原因进入中国的避难者成为越南侨民的一个重要群体，但目前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这一时期，越南的一些地方势力首领、农民起义领袖乃至王室、贵族，前后有八批入华政治避难。对于这些特殊的侨民，清政府的态度、安排方式各有不同，这种不同中又贯穿着共同的原则，即在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坚持“一个安南（越南）”原则，尊重安南（越南）主权。而越南各王朝作出的不同反应，则反映了当时该国对这一原则的认同和对宗藩关系的维护；1885年后法国的追查行动，则表明它对中越两国以宗藩关系为纽带联合反殖反帝的恐惧。 |
一
17世纪中后期，安南黎朝政权在郑氏操纵下，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的高平莫氏政权和其它地方割据势力，采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并行的政策，力图使其服从“中央”。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明示臣服暗则对抗，莫氏政权还向清朝纳贡求封，被封为归化将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安南国都统使（注：《清圣祖实录》卷5。）， 在黎朝之前获得了承认，增加了与之对抗的资本。但郑氏“挟天子以令诸侯”，且军事力量强大，他们仍被各个击破，其残余势力有的就进入中国境内寻求政治庇护。1670年的麻福淀、1672年的武公俊、1667—1677的莫氏集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华避难的。
1669年，长期割据宣光安北（一作安西）营的武公惪虽已“僭称王爵，伪立朝署”，仍不得不赴京师（今河内）“归款”，途中遇刺身亡。因其部下麻福长与他有矛盾，“人皆疑福长谋使之”。郑氏借此发难，一面令武公惪之子武公俊承袭宽郡公爵位，“留之京师”，力图控制安北；同时以“不忠所事”为借口，逮捕麻福长，以削弱安北地方的军事实力。这首先引起了麻氏部众的不满，他们在麻福兰（福长之子）、麻福淀（福长之弟）的率领下奋起反抗，郑氏则派兵镇压。翌年，麻氏集团力不能敌，麻福兰被杀，麻福淀等逃入中国境内（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对于前来避难的麻福淀等人，清朝政府认为，“安南为本朝属国”，他们“获罪伊国”，“不便收留”，应“交还安南处置”（注：《清圣祖实录》卷35，并将“麻福淀”称作“阮福禄”，实为同一人。）。1671年，云南地方解送麻福淀“及其党到界交割”，郑氏将他们与麻福长一并处决（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
在麻氏平定不久，不甘心失去地盘的武公俊也起事反郑。1672年，为恢复故地，他“遁归宣光”，积极开展反郑活动（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3。），后迫于郑氏军事压力，一度避入云南，自称“小交冈王”，在边境地区长期进行反郑活动。至1689年，应黎朝之请，云南地方政府派兵逮捕在中国境内的武公俊等120多人，解送安南。 武公俊归国后被处决，“其党皆散”（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
这一时期，高平莫氏则两度入华避难，清朝就此问题的处置却长达百余年。1667年，郑氏调集大军会攻高平，安南都统使莫元清（敬宇）无力抵抗，率“男女老小不足三千口”逃到云南境内，被富州地方接纳（注：李仙根《星槎案略》，《安南使事纪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莫元清随后“上疏陈述”，恳求清廷出面让黎朝归还高平之地。接到奏报后，康熙帝先令将莫元清及其部众在南宁安插，又指出自黎莫之争“已世远年久，莫元清先经纳贡归诚”，先于黎氏接受册封；黎氏与莫氏同为清朝藩属，此次讨伐莫氏以前并未通知清朝，而且“残破高平地方，杀戮兵民，殊为不合”（注：《清圣祖实录》卷25。）。1669年，派内秘书院侍读李仙根、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兆杰为正、副使，前往安南调解，经过他们的劝谕，黎朝交还莫氏石林、广渊、上琅、下琅四州，莫元清遂率众归国。
至1677年，黎朝借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之机，“先移书于清（平南）将军赖塔”，极言莫氏背叛清朝，从吴三桂“伪号，资之兵粮”等罪状，同时发兵进攻，“尽复高平之地”（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莫元清率亲族、部众再次逃到中国避难，并通过广西巡抚郝浴上书康熙帝，辩称“并无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但由于黎氏控诉在先，清廷正忙于安定西南局势，不愿再过问此事，遂于1682年决定将已故的莫元清“革去都统使之职”，其弟莫敬光及所带家眷等“一并发回安南”，同时告谕安南国王“将敬光等毋致残害，务令安插得所”（注：《清圣祖实录》卷102。）。1683年，除解送过程中“莫敬光续经病故， 及族眷、百姓陆续逃故”外，广西地方共将350 人移交安南（注：《清圣祖实录》卷111。）。他们归国后， 黎朝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以示庆祝，又因已接清廷谕告，均赦免其罪，还“授敬僚等三人官，余各分地安插，岁给钱布以赡之”（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
对于解送过程中逃入广西各地的莫氏“族眷、百姓”，清廷并未下令严加追查再行遣返，而是由广西地方政府出面安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清廷正面对着两难选择：莫氏已被黎氏指为从吴反清，但无法证实确有“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已允许黎政权出兵讨伐，又不宜收回成命。面对这一境况，清廷先有遣返莫氏350人之举， 以示尊重安南黎朝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注：1661至1682年间清朝对于安南黎朝和高平莫氏的“双重承认”是特定条件下的政策，可参见《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余定邦、喻常森等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而且只承认黎氏为“安南国王”， 这就表明了“双重承认”中又有所偏向。因此这种“双重承认”与本文所论清朝处理安南避难者问题的“一个安南”原则并不矛盾。）；又在要求黎政权不残害已遣返人员的同时，收容安置逃散人员，以表明对曾受册封的莫氏的“体恤”。对这些留在境内的莫氏遗民如何管理呢？康熙年间其中一部分人被安置在广西泗城府，“给与田地”耕种自食，1728年（雍正六年）两广总督孔毓珣还主张将他们迁往桂林，“酌量安插，勿令失所”，同时“饬令地方官稽查，不得远出”，防止其回国开展反黎活动（注：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于桂林省城安插莫全宗父子并随从人等折》（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至乾隆朝，又于1741年将泗城的莫氏后裔“移安徽省安插”（注：《清高宗实录》卷402。）。由于安南北部反黎、反郑活动连绵不断， 莫氏后裔乘机起事，在广西的莫氏遗民也潜回参加，使清政府的防范措施捉襟见肘。1743年中越边境地区有莫氏族裔以“恢复土地”为旗号，派人到广西泗城联络莫夸、莫造等人，要求他们回安南共同反黎。清廷因此命令“沿边各隘，严加守御”，拦阻一切企图潜往安南“滋扰作乱”的莫氏后裔（注：《清高宗实录》卷203。）。
清朝一方面严禁留在中国的莫氏后裔回安南“反黎复国”，保障黎朝政权在安南唯一合法性，另一方面将他们视为本国人民，而非安南侨民。1751年，黎朝因“捕获渠首莫成陈，供称伊祖父等现侨居内地泗城，请为查访”，两广督抚“意欲即为查办”。乾隆帝对此极为重视，指出“莫氏既居泗城，即为内地百姓”，已迁往安徽，而且“此端一开，竟成常例……沿边州县日为属藩查拿人犯，既于天朝体制未协，且恐从此渐开边衅”，因此谕令两广督抚转告安南不得“查访”（注：《清高宗实录》卷402。）。 这就明确了在华莫氏后裔的“内地百姓”身份：清朝具有属人管辖权，黎朝无权过问。
二
18世纪中期，安南国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此起彼伏，一些不满郑氏擅权的黎氏宗室、贵族也乘机举事，而且还有地方割据势力后裔“恢复故土”的斗争。1739年入华避难的矣长即为“恢复故土”而斗争的地方割据势力后裔。他自称是“交岗王后裔”，其“先代爵土被占夺”，在安南打罗州起事，自号为“交江王”，先后攻占乾塘、小都竜等地。这引起当地人民的恐慌，大批涌到云南境内。云南总督庆复得信后，飞咨安南国王出兵镇压，同时派兵驻边防守。在安南方面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庆复发出檄文，谕告将助安南“剿贼”，还“许贼投诚，待以不死”。不久，矣长接受招安，即带头目、仆从30人到清军营中投诚。
乾隆帝对招降矣长却颇感不安，他认为安南为清朝外藩，矣长等反叛该国，庆复“许以不死”招安入境，有“纳彼国之叛，宽彼国之仇”的嫌疑，“于情于理均属不合”。而后庆复等奏报，审明矣长起事原因，即借都竜土目翁氏内争之机，企图恢复旧有封地，并主张送回安南治罪。军机大臣等奉旨议奏，则认为矣长等既经审明，就应“治以应得之罪，方合天朝为属国处分叛人体统”，而且投诚之前“许以不死”，“若仍送至彼国，势必尽诛，则督镇诸臣未免失信”，因此主张“依律分别定拟”，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安南。庆复据此决定，除将8 名中国人押回原籍外，将另外23名安南人中的矣长等12名头目发往“广东、四川烟瘴地方，交与地方官严加安插”，矣受等11名仆从分发云南“有提镇驻扎府分”，交地方官“安插管束”（注：《清高宗实录》卷97、103 ；《云南总督庆复揭贴》，《明清史料》庚编第1 本， 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69年入华避难的黄公缵原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是18世纪中期山南、兴化、清华地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公质之子，1769年在猛天峒与官军作战时，因寡不敌众，遂率“眷属、民人四百余名”逃入云南境内，自称本为高平莫氏之后，“恳求内附”。清廷对此很是为难：安南是接受册封的藩属，黄公缵等“既系该国之人，于理不应允纳”；但他们“穷蹙来归”，如不接纳，“又非中朝一视同仁之体”（注：《清高宗实录》卷834。）。几经权衡之后才把他们收留，同时通知安南。 黄公缵等入境后，即被安插在云南普洱府思茅厅的那可乐，至1770年4 月“尚有一百二十六名”（注：《清高宗实录》卷880。卷834中称黄公缵等初入华时有400多人，此处仅言126人，原因待考。），同年6 月云贵总督又奉旨将他们送往新疆，由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拨给“地亩房间，令其安业”（注：《清高宗实录》卷884。）。
在获悉“叛匪”黄公缵等被安插后，安南方面先命边境地区的地方官向云南“索取黄公缵领回处治”（注：《清高宗实录》卷880。 ），1770年又以安南国王的名义咨文两广总督李侍尧，要求“索回处治”，李侍尧则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回复，指出黄公缵等“原系穷追来归”，为“投生而来”，“大皇帝一视同仁”，自不能让他们“仍回尔国就死”，而且事先并未要求发还，“及闻其已投内地安插，辄欲索回”，“于情理未合”，并明确告知，他们已被解往极北地方，自然不会再回安南“滋事”（注：《清高宗实录》卷888。）。至1772年， 安南国王再次要求发还黄公缵等人，并进贡方物，乾隆帝谕令驳回，免收方物（注：《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03，北京，中华书局年1991年版。 ），此事才告结束。
清朝之所以将矣长、黄公缵等“安南叛匪”收留、安置，是因为这一时期清廷对安南郑氏擅权、黎氏“三世以来不过空名”（注：《清高宗实录》卷100。）的状况有所了解， 各地“叛乱者”又多打着“反郑”旗号，因而不再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叛乱者”，对他们抱有一定的同情。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清朝依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矣长、黄公缵等加以收留并安插内地，同时通报安南黎朝，以尊重其唯一合法性。
三
1788—1789年间，西山起义军摧毁了名存实亡的黎朝政权，安南国王黎维祁及其眷属、王室以及臣属两度逃到中国。对这一群体的安置，成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中越关系的重大事件之一。
1771年阮岳、阮惠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爆发，并迅速壮大，1787年底阮惠所属的一支义军进逼河内，嗣孙黎维祁等纷纷出逃。1788年6 月，黎维祁之母阮玉喜、妻阮玉端和幼子黎维诠等62人逃到斗奥隘地方，被守隘清军“收入隘内，暂拨房屋栖止”（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 以后又有原黎朝官员阮廷沛带眷属8人“求至内地”避难，被接纳入境（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两广总督孙士毅、 广西巡抚孙永清等将这些情况不断上报， 乾隆帝谕令妥善安置， “优给廪饩”（注：《清高宗实录》卷1308。）。根据这一谕旨，两广督抚先将黎氏王室、臣属安置在龙州，后又迁到南宁，在住宿、饮食以及日常用度各方面均优加照顾，初冬时节孙永清还购买了“细毛及羊皮大袖皮纨二十件，表里䌷、粗细布共一百三十疋及棉花等物”，交给他们以备御寒之用（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
这些避难者被安置下来以后，一再恳求清朝帮助黎氏复国，清廷出于“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宗藩大义，1788年11月25日派孙士毅、许世亨率军出关，12月17日攻克黎城（今河内），随即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在大局初定的情况下，孙永清安排黎氏王室、 臣属归国， 至1789年1月25日赶回黎城（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 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2。）。但在5天后， 阮惠率大军围攻黎城，黎维祁与眷属、臣下先行逃走，致使全城大乱，清军陷于被动（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3。），又因寡不敌众，数千人被围歼，清朝的“扶黎复国”行动至此失败。2月初，黎维祁及眷属、臣下54 人进入广西境内避难，孙永清将把他们安置在桂林，仍就“日给米盐、薪蔬，俾资养赡”（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5。）。以后，潘启德、阮廷沛等黎朝官员也纷纷来华避难（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6。）。
阮惠在黎城攻击“扶黎复国”的清军之后，多次遣使上表“悔罪乞降”，陆续送出被俘清军，而乾隆帝也认识到黎维祁君臣孱弱无能，“天心竟有厌弃黎氏之意”，不值得再予扶持，因此接受阮惠“投诚”，不再出兵安南（注：《清高宗实录》卷1327。）。而后阮惠改名光平，又遣亲侄阮光显到北京“谢罪”，还一再表示将于1790年乾隆帝八旬庆典时入华祝寿，乾隆帝鉴其“诚心悔罪，已往之事不复深究”，并敕谕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而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姑且免其“失守藩封之罪”，在桂林安插，“酌给养赡”，同时命令黎维祁及其臣属“一体剃发，改用天朝服色”，还让阮光显经过桂林时与剃发易服后的黎维祁等人见面（注：《清高宗实录》卷1328。）。1789年7月， 在两广官员劝谕下，黎维祁等先后剃发，据称“不但毫无勉强，且各有喜色”，不久又安排阮光显与他们见面。此举果然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黎维祁见了阮光显就声称，“我已为天朝百姓，与他无可言语”，其臣下虽愤怒已极，却也知复国无望；阮光显则“喜形于色，一似积疑顿释”（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1。）。
黎氏王室、臣属人入境之初，两广督抚曾在广西境内分地安置：黎维祁等王室成员安插在桂林，潘启德等在宁明（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18。）；闭阮恭等在北流安插，闭阮玧等则被安置于武宣（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1。）。后因边境地区黎氏旧臣反阮复国活动不断发生，乾隆帝考虑到黎维祁所在广西“密迩安南，恐其旧时臣庶，假以为名，又致滋生事端”，于1789年底谕令将“黎维祁率同属下人户，全行来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由黎维祁任佐领，使其“皆得食，钱粮生聚，亦可以出仕”，安居乐业，以体现其“格外体恤至意”，又为阮光平消除了隐患（注：《清高宗实录》卷1342。）。1790年初，因黎维祁等共376人， 与“每佐领不过一、二百人”的编制不符，遂又谕令“将黎氏支属、亲戚及曾任官职者约计百余人”送往北京，其他人分别“送往江南、浙江、四川等省，分隶督抚标下，令其入伍食粮，藉资约束，以徐归民”（注：《清高宗实录》卷1344。）。3至4月间，孙永清派员将他们分起护送，前往各安插地点：黎维祁与王室成员、臣僚潘启德、丁迓衡、阮廷沛及其眷属等169人分四起送往北京，编为汉军旗下的一个佐领；闭阮恭等 71人送往江南，黄德邓等68人送往浙江，段旺等63人送往四川（注：《安南纪略》卷27。据《兵部“为内阁抄出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移会》，见《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可知送往浙江者当为69人： 若以68人计算，此处共计371人，加上黎值等4人，比总数376人恰少1人；而《安南纪略》又系抄本，恐有误。）。
这一安置过程中，黎
等人的“异常举动”使清廷颇感棘手。黎曾于1788年护送黎维祁母、妻及幼子入华避难，后回国寻找黎维祁，在1789年初阮惠攻占黎城后，又自称“暗藏国王印信在身，欲赴（镇南）关呈缴”，其耿耿忠心使乾隆君臣大为赞叹。至1790年初，他与李秉道、郑宪、黎值一道入关，均拒绝剃发易服，先是要求面见黎维祁，极称北圻各地忠于黎氏的民军有三、四万人之多，在获悉黎维祁等已接受清朝安排分置各地后，则又表示“不愿居住内地，受用衣食”，“亦不愿见黎主，只求速放出关”（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5。）。接到奏报后，乾隆帝认为黎等“不以盛衰为去就”，忠义可嘉，命将四人送到北京；同时表示阮光平已受册封，“代黎有国，黎等尚思为黎报仇”，逆时势而行，所以不仅将黎等留在中国，而且要“设法招致”其部众，送内地安插（注：《清高宗实录》卷1344。），以限制其反阮复国活动。黎等入京后仍坚持原来立场，乾隆帝为此指出，他们“既藉忠义之名，出辞坚执，若令仍回安南”，自必继续反阮，“既与阮光平无益”，又难免杀身之祸，他不忍心让忠义之士遭此下场，因此“暂交刑部监禁”；并谕令通知阮光平，“已将黎留京，不能复行煽惑，永绝后患”（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7。）。在黎
等要求回国反阮的同时，黎氏臣属中又有不少人要求回国，这些人多为黎朝的低级官员，因害怕西山政权报复才入华避祸，往往只身前来，听说阮光平已受册封、安南局势趋于稳定，思亲恋乡之情就显露出来。1790年6、7月间，高春旺等在四川安置不久就求见总督孙士毅，得到阮光平将亲自进京祝寿的消息后，认为“此等行事好过黎家，想来必定可怜我们，情愿在他百姓”，并称“父母、妻子都在安南，无人养活”，希望能回国安居（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29。）。乾隆帝谕令福康安与正在回国途中的阮光平接洽此事，并让各地方官询问安南避难者是否愿意回国。经过征询意见，在京汉军佐领中的阮廷沛等81人（注：《清高宗实录》卷1363。），在浙江的阮廷琏等59人（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安插于江南的梁廷校、阮贤等23人（注：《清高宗实录》卷1364。），以及四川的高春旺等人（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都愿回国。后遂由所在各省派员护送至广西，从镇南关回国。对于这些遣返者，清廷通知阮光平，他们“情切怀归，殊为可悯”，既然“情愿回国，自应安分守法，不敢别滋事端”，该国“亦必善为抚绥，不存岐视”，倘有人“私带黎维祁书信，藉端煽惑”，进行反阮活动，阮光平“即可自行惩治，不必因系天朝遣回之人稍存顾忌”，也不必通知清朝（注：《清高宗实录》卷1363。），表明了支持阮光平政权的鲜明立场。那些留在中国的黎氏王室、臣属状况如何呢？江南省将黄廷球、闭阮恭等49人统一安置在江宁附近，“分别挑补名粮，酌给地亩耕种”（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四川省将黎
之子“黎允全并伊下六人”送往北京，与其父同住一处；浙江将阮辉玾等10人送到北京，在黎维祁佐领“效力当差”（注：《清高宗实录》卷1364。），至此浙、川两省已无安插者（注：《安南纪略》（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卷30。）。在北京，黎维祁被授予三品佐领之职，潘启德等人也授予骁骑校、都司、千总等职，其余则当兵食粮（注：《兵部“为内阁抄出金简奏”移会》，《兵部“为内阁抄出尚书金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1791年，在黄益晓等人的鼓动下，黎维祁要求清朝谕令阮光平将高平、谅山、宣光、兴化“酌给一处奉其宗祠”，清廷认为这不利于西山政权的稳定，断然拒绝，并将黄益晓发往伊犁，范如松发往黑龙江，阮国栋发往吉林，黎忻发往奉天，黎光睿等20人发往热河，交地方官安插、管束（注：《兵部“为内阁抄出金简奏”移会》，《兵部“为内阁抄出尚书金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被分往新疆安插的黄益晓，初到时仅有一妻一子， 到后又生一女，其子也“娶妇生女”（注：《礼部“为内阁抄出伊犁将军松筠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而黎等四人在 1795年后获释，“移居火器营”，每日“吟咏不绝”（注：《安南四臣》，昭梿《啸亭杂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1802年阮福映推翻了西山政权，随后遣使求封，清朝同意其改国号为越南，是为越南阮朝。此时黎氏旧臣多有回国之意，1803年9 月初，黎
就以其子黎允俊在阮朝使团任职为由，前往涿州与之会面（注：《清仁宗实录》卷119；《刑部“为本部奏”移会》， 《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所谈内容已不可知， 却表明了黎氏旧臣与故国联系的愿望。此事发生后，嘉庆帝派人询问，黎等在京安插者“咸愿回至本国”， 因而命广西巡抚与越南接洽遣返事宜（注： 《清仁宗实录》卷120。）。次年春，在京黎氏王室、臣属全部遣回，并将5年前去世的黎维祁的骸骨带回，临行前佐领赏银10两，骁骑校8两， “领催以下男妇大口每人赏给银五两，小口每人赏给银三两”。同时，谕令其他各地的督抚、将军将本地的安插者“查明释回，一体赏给，资送粤西”（注：《清仁宗实录》卷126。）。随后，江南的黄廷球、闭阮恭等53人， 新疆的黄益晓等6人，先后遣返回国（注：《户部“为内阁抄出陈大文奏”移会》，《礼部“为内阁抄出伊犁将军松筠奏”移会》，《明清史料》庚编第3本。发往黑龙江、吉林、 奉天和热河的范如松等人尚未见到遣返记载，待考。）。对于这些归国者，阮朝优礼有加，如1806年春嘉隆帝对黎值厚赐钱米（注：《大南实录》正编第1纪，卷28。），1812 年又“赐旧黎从亡诸臣钱米”，他们“自清还”时“已授官者七十六人，恩赐米者七人”，至此又增给69人钱1825缗，米1825方（注：《大南实录》正编第1纪，卷45。）。在遣返黎氏王室、臣属时，乌鲁木齐都统报称，1771年安置的黄公缵等100多人现在头屯所地方， 嘉庆帝认为他们“本与黎氏为仇来投内地，现在得国之阮福映即系黎氏旧臣”，他们“归国之后转致失所”，因而未予遣返（注：参见[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7页。）。而在1739年安插于广东、 四川、云南的矣长等23人，1741年安插于安徽的莫氏后裔，并未被问及，他们也和黄公缵等人一样成为清王朝治下的永久居民了。
从18世纪20年代起，越南“各镇已常有草寇骚扰诸州县”，至30年代发生了农文云的大规模反阮活动。农文云本为保乐州知州，1833年夏起兵反阮，先后攻占宣光、太原、高平和谅山等地，又借助崇山密林打游击战，使官军疲于奔命，直到1834年初官军才收复高平，进逼保乐。（注：参见[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7页。）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已有一部分农氏部众欲入华避难，如七泉州知州阮克和“投顺保乐（引者按：代指农文云），带兵交战，因被剿情急”，准备化装入水口关避难，被清军严词拒绝，只得无奈而去（注：《清宣宗实录》卷248。）； 农文云则“辫发之清”，其女婿云光总、堂弟农文仕、农文硕等仍率部抗击官军（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17。）。阮朝根据俘虏供词移咨两广总督，称“农文云携挈妻小、伙匪百余人，向云南边地投窜”，请求协助“拿解”。清朝认为“越南国称藩纳赆，恭顺有年”，农文云为“夷匪”，“既向云南边地逃窜，自应严行拿缉”，于是命令粤、桂、滇三省严防边境，一旦发现其人即“缚交该国”自行惩办（注：《清宣宗实录》卷249。）。越南官军以农文云已逃，即撤军而去，农文云闻讯又返回本国，并“占据高平所属之农通地方”，继续反阮，清廷闻报仍谕令严防边隘，“务期内奸外匪无从窜越”（注：《清宣宗实录》卷253。）。 到1835年初，在官军“征剿”之下，农文云等再度逃亡，据俘虏供词知“清那村落人潜引逆云（引者按：指农文云）隐于令山村”，请镇安府缉拿时却又不见踪影；阮廷则报怨清朝不予协助，因此再移咨两广，请求“悉心查拿、解交”，或允许该国派人“假装潜往探捕”（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4。）。清廷对于后一请求严辞拒绝，并谕令各省认真缉拿。随后，农文云的妻子、儿女、奴婢5 人（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4。），农文仕、农文硕等“窜于贵州那戌地界”，也被解回（注：《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148。）。这一年，农文云被越南官军烧死，清朝则陆续拿获该国“夷匪”88名，都解交该国惩办。
除了农文云等入华避难外，阮朝时期见于中越官方记载的入华的政治避难者较少，及至中法战争结束，一些抗法志士为躲避法国迫害，仍要求入华避难，如1885年越南咸宜帝号召勤王抗法，辅政大臣阮福说（即尊室说）赴广东求援，法国得知后向清廷施加压力，“且问越南人来意，清政府惮法，遂安置越南人于韶州”（注：潘佩珠《越南亡国史》，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第6页。）。
四
综上所述，安南（越南）政治避难者身份虽各有不同，但就入华前与清朝的关系而言，只有两种类型，即未受册封者与受过册封的藩属。前者有五批，即麻福淀、武公俊、矣长和黄公缵以及农文云，清廷将前两批的反郑活动视为反黎，视其为“反叛者”、“罪犯”，遣回安南；后两批中，矣长自称是“交岗王后裔”，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公缵入境时自称为高平莫氏之后，因清廷已知郑氏擅权安南、反郑不同于反黎，才均予收留、安置；农氏及其部属被视为反阮“叛臣”，一旦抓获就遣送回国。后者共三批，即莫氏、黎氏和越南阮氏，对于莫氏，清廷先是予以保护，及闻有附从吴三桂之事，便准许黎朝出兵打击，后又知从吴反清并无实据，又曲加保护；至于黎朝王室，清廷在“兴灭继绝”的“扶黎复国”行动失败后，安插内地，或给以官职，或当兵食粮，待之极优；中法战争之后越南已失去自主权，中越宗藩关系已经终止，清廷仍将阮福说等设法安置。
对于清朝处理政治避难者上述态度，安南（越南）各王朝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安南黎朝处决了麻福淀、武公俊，对于矣长未再过问，在查访莫氏后裔未成、索还黄公缵被拒绝后未再提出此类要求，它对于莫氏的两次归国都待之以礼；阮朝对于回国定居的黎氏王族、臣属，更是优礼有加。
尽管上述处置各不相同，但又有共同之处：将“叛匪”解送安南（越南），体现了对该国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尊重；收留莫氏、矣长、黄公缵和黎氏时又都通知安南，同样表明了对其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尊重；对于收留者视为“天朝之民”，不准他们回安南进行反对已受册封的合法政权的活动，也表明了尊重安南司法主权和唯一合法性的立场。这就反映了共同的原则，简言之即“一个安南（越南）”原则。虽然当时双方均未接受引渡政治犯的相关国际法观念，而往来文书中较多出现的是“天朝”、“属藩”等概念，但这只说明了双方交涉的宗藩关系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一个安南（越南）”原则表明了当时中国在此问题上对越南主权的尊重。而安南对于被遣返者的不同反应，则反映了当时越南对这一原则的认同和对宗藩关系的维护。至于法国侵吞越南后，追查越南抗法志士，正说明该国对于中越两国政府在宗藩关系的特殊形式下相互尊重，并以此为纽带联合反殖反帝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