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明代中期京畿地区庄田的膨胀和清理
林延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京)2000年03期第80～86页
【作者简介】林延清，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邮编 300071
明代中期以来，京畿地区的土地兼并日益尖锐，皇室、勋戚和宦官等贵族地主凭借特权，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建立庄田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使该地区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于是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嘉靖皇帝即位后，大力清理京畿地区庄田，抑制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使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 明中期庄田的扩张与危害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贪欲日益膨胀，土地兼并亦空前剧烈起来，庄田以更快的速度扩展。明朝皇室、勋戚贵族和宦官大多聚集在京城之内，因而京畿地区也就成了他们最直接和最便当的掠夺之区，成为全国范围内庄田发展最为迅猛和集中的地带。
皇庄。早在永乐时期就在北京附近出现。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在北京宛平的黄垡、东庄营等地拥有王庄。燕王登基后，就将此处王庄改称皇庄。不过皇庄正式出现则在天顺八年（1464年）。时宪宗已即位，遂将没入的曹吉祥庄田75顷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弘治二年（1489年），京畿地区有皇庄5处。到正德九年，皇庄发展为36处，占地达37500多顷（注：《明经世文编》卷78。）。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当时顺天等八府官民田总数的七分之一。
勋戚和宦官庄田。勋戚庄田虽在明初既已产生，但此时明都城在南京，因此勋戚庄田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对北京周围地区影响不大。朱棣迁都北京后，尤其是英宗正统以来，京畿地区的勋戚庄田迅猛扩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统时期，英宗赐孙太后父会昌伯永清县义河及宝坻县把门城老鸦口田2481顷（注：《明孝宗实录》卷210。）。 天顺元年，英国公张懋被赐文安县地4500顷（注：《明英宗实录》卷305。 ）。正德三年，武宗赐皇亲沈傅、吴让静海县地6500余顷（注：《明武宗实录》卷35。）。除钦赐外，勋戚贵族还以“乞请”为名，大量占夺民地，以扩大自己的庄田。景泰三年（1452年），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黄雄“奏乞霸州及武清县‘无主空地’二处，以四至计之，周围各不下五、七十里”。后经勘查，黄所奏求的霸州、武清两县2160余顷地，并非“无主空地”，而都是“原旧承种办纳粮差”之民田（注：《明英宗实录》卷57。）。正德元年，武宗夏后的父亲夏儒奏乞“广平府清河县庄田3300余顷”，武宗允准之。此外，勋贵以赤裸裸掠夺手段来扩大庄田更是比比皆是。景泰二年，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汪泉以（汪皇）后亲怙威，纵家奴杨俊等占武清县官民田六千余顷，建立庄田（注：《明英宗实录》卷202。）。成化十六年（1480年）六月， 勋戚王源被劾霸占河间等处地1200余顷（注：《明宪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 建昌侯张延龄夺占涿州地751顷（注：《明孝宗实录》卷196。）。在明朝历代皇帝的支持和纵容下，宦官庄田也不断扩大。景泰时，南京锦衣卫官华敏上书言“内官十害”，其中第五条中说：当时中官“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天顺元年， “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注：《明英宗实录》卷278。）。正德时，大太监刘瑾在天津附近“受献为庄田者， 不下千顷”（注：《明世宗实录》卷4。）。 而号称武宗朝太监“八虎”之一的谷大用拥有的庄田竟有万余顷。
皇室、勋戚和宦官等的疯狂掠夺，使京畿地区的庄田恶性膨胀。正德十一年，此地区各类庄田总数为90000余顷，而嘉靖元年（1522 年）前后，达到200900余顷。短短六七年间，就扩大了一倍多。
庄田的恶性膨胀给京畿地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首先，农民遭到更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少人甚至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不利。农民失去土地后，只得成为贵族庄田的佃户。而按明政府规定，庄田虽为官田，但不载有司册籍，由王府公侯直接置立文册，记载庄田及佃户，并派人专门经管。这为王公贵族加重对佃户的剥夺，提供了方便。正德初年，戚畹庆阳伯对庄田征收租谷，“岁课十倍于昔”（注：黄汝秀《清河县志》卷4。）。 若按明初官方规定每亩收二斗到三斗计算，其违例征收已是亩取四斗至六斗，甚至二三石了。除租赋外，其他额外剥削名目更是多如牛毛，诸如“耗粮、食米、马料、丁银”等，还不知征收多少（注：《明武宗实录》卷10。）。如此繁重的剥夺，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庄田佃户势必如牛负重，无法完纳。而那些管庄太监及其爪牙却拼命催索，甚至私设公堂，棒打追逼。正德元年，皇庄旗校在真定府“斋驾帖逮扑民鲁堂等二百余人”（注：《明武宗实录》卷10。）。农民无法忍受，只得到处逃亡。景泰年间从顺天及山东、山西等地逃往河南南阳、唐、邓和湖广襄、樊等地的农民就达20余万户。对此，嘉靖时大臣夏言在疏文中说：“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小民）产业既失，粮税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困于重出，饥寒愁苦，日益无聊；展转流亡，靡所底止。”（注：《明经世文编》卷202。）流民的大量增加， 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这对刚刚得到恢复的京畿地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和摧残。
其次，庄田的恶性发展破坏了屯田制度，影响了京畿地区垦荒屯种的实效。明初在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军屯和民屯，对这一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明中叶以来庄田的膨胀，造成屯田地土被王室贵族、豪绅大户侵占的严重问题。宣德五年，天津右卫指挥吕升为讨好武定侯郭，强夺“官军屯田一千九十余亩”，致使“军民失业，嗷嗷怨嗟”（注：《明宣宗实录》卷63。）。成化、弘治年间，顺天、保定等卫所屯田，被官绅侵占的就有4100余顷。弘治六年，兵部尚书马文升指出军屯“屯地多为势家侵占或被军士盗卖”，要求“各该卫所屯田，凡原额顷亩若干，中间被势要占种或顽军盗卖，及今清出还官者若干”，进行认真核查（注：《明宪宗实录》卷78。）。民屯亦是如此。宪宗王皇后之弟王源，初仅有钦赐土地27顷，后其依仗权势，命“家奴别立四至，夺占民产”，乃拥有庄田1220余顷。这之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屯田变为贵族的庄田，这不仅使军饷依靠国库支给，增加了明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已被开垦的田地又渐成荒芜之地，这对京畿地区的垦荒屯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再次，庄田的恶性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对明王朝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庄田地主皆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各种封建特权。无论是皇室成员或勋戚太监，对其庄田中的佃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都尤为残酷，这就引起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宪宗即位初，兵部尚书马昂在疏文中忧心忡忡地说：“近来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处，……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劫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商旅不通，甚至杀伤人命，无所忌惮。”（注：《明宪宗实录》卷4。）马昂所指的地区正是庄田集中的地方， 结伙反抗封建统治的人群中多为饱受庄田主欺压的佃户。在庄田恶性膨胀的正德时期，反抗和斗争尤为激烈。正德四年秋，畿南一带，“如内丘、羊房务、沙河、任丘、定兴、临清、漷县、永清、峄县、高密店等处”，“群盗纵横，大肆焚掠”，“往往劫去（庄田）解户银两，杀解人”，“若蓟州、文、霸等处，其被害不可胜计”（注：《明武宗实录》卷54。）。正德五年，保定诸府“有妄指民田献为皇庄者”，朝廷遣官勘查，当地民众“冤声撼野”，甚至“殴打县吏不得行”（注：《明武宗实录》卷69。）。在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情况下，京畿地区还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刘六、刘七起义。义军主力就是贫困交加的流民。正德六年，义军六七千人攻占南宫县城，活捉知县孙承祖，“毁县治，放狱囚”，随又乘胜“掠宁晋皇庄”。此次行动充分反映了民众对庄田主的刻骨仇恨。义军甚至数次进逼北京，“几危宗社”，给明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庄田膨胀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发展，使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威胁明朝封建统治。因而，抑制庄田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王朝中心地带——京畿地区的局势，就成为嘉靖皇帝即位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决定
嘉靖初期，清理庄田，缓和矛盾确实已成为朝廷上下的强烈要求，清理京畿地区庄田的时机成熟了。正德十六年五月，给事中底蕴上疏，极陈皇庄害民之后，说：“正德以来，畿内逋逃民田，多为奸利之徒投献，征租掊克，民甚苦之。”（注：《明世宗实录》卷2。 ）同年六月，御史范永銮在疏中也披露了皇庄危害民众的情形，“奸民乘隙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荒田各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旧租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畿内八郡，咸被其害”，请求朝廷清理庄田，“系民者归民，系官者归官，应输租课有司代收交纳”（注：《明世宗实录》卷3。）。 御史孙孟和还要求遣官查处管庄太监的罪恶，“近据顺天府东安县等处人民纷纷奏诉太监张锐、刘权、张忠、赵林及锦衣千户谷良等强占土地，吓骗财物，霸占房屋，准折妻女及减价抑买等情”，呈请遣官查处。
不仅言官如此，其他臣工亦强烈吁请清理庄田。正德十六年六月，顺天通州知府刘绎疏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乞以皇亲田地尽付所在军民耕种，输纳国课，管庄内臣永为裁革。……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租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欺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注：《明世宗实录》卷3。）同年八月， 户部右侍郎秦金等在疏文中大声疾呼，“今日为地方之害，莫甚于求讨庄田”，要求嘉靖皇帝制止投献，有投献者依律问遣，仍请敕都察院申明旧例，以警将来（注：《明世宗实录》卷5。）。“秦金等还陈请查勘庄田”， “乞差科道部属官各一员，分诣查勘。自正德以后，系额外侵占者给还其主，管庄人员尽数取回”（注：《明世宗实录》卷5。）。
中下级官员对庄田问题的看法和要求，得到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内阁的支持。杨廷和对庄田的扩大早就忧心忡忡了，也有清理庄田的愿望。在为嘉靖皇帝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杨廷和就为抑制庄田专门列了三项条款。其一是：“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房、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注：《明世宗实录》卷1。 ）这是取回皇庄多派的宦官，减轻佃户所受的压迫。其二是：‘近来投没犯人庄田、园圃，户部委官以公查勘，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者，归还本主管业。”（注：《明世宗实录》卷1。）这是将庄田中所侵占的民田， 归还原田主。其三是：“抄没犯人玄明宫地土，原系军民住居、坟墓，该给主者，该部公同科道官逐一查审明白，给主管业。”（注：《明世宗实录》卷1。）这是将宦官刘瑾的庄田中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 这三项条款虽然涉及面较小，也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但它表明杨廷和在庄田问题上是站在多数朝臣这一边的。
朝臣在庄田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对嘉靖皇帝认清庄田的危害，下决心予以解决是有不小作用的。少年天子朱厚熜涉世不深，在太监王竚、贾友等的蛊惑下，曾违背即位诏书的许诺，不允许将宦官刘瑾的玄明宫庄田中所侵占的农民土地归还原主。随后又传旨，令各宫置皇庄及差管各庄官校。嘉靖皇帝此举引起朝臣极大的不满，纷纷上疏，请求收回诏旨。这给嘉靖帝以颇大的触动，对庄田给京畿地区经济发展的危害有了初步认识，他说：“畿辅根本重地，祖宗朝屡有优恤禁约。迩来奸猾妄将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占。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览奏深用恻然。”（注：《明世宗实录》卷5。 ）这对嘉靖皇帝决心清理京畿庄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清理庄田也适应了嘉靖皇帝强化君权，巩固帝位的需要。嘉靖皇帝朱厚熜本是孝宗之弟兴王朱祐杭的儿子，按封建继嗣制度的规定，是没有做皇帝希望的。但由于武宗既无子又无亲生兄弟，因而在他死后，由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共同拥定武宗堂兄弟朱厚熜为帝。这就使嘉靖皇帝没有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的前代皇帝所有的东宫势力。加之，他又自幼生长在远离京城的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和王公、勋戚和宦官没有任何联系。这种地位和处境造成即位初期，嘉靖皇帝无法真正掌握朝廷大权，事事处处要受到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及张太后的掣肘。嘉靖皇帝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强化君权。而要做到这一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以树立君主权威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就离不开整顿和清理京畿地区庄田。也正因为嘉靖皇帝与北方贵族地主缺乏联系，因而清理庄田遇到的牵扯较小，也容易坚持下去。于是，嘉靖皇帝顺应民心，开始对京畿地区皇庄等各类庄田进行较大规模的清理。
三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经过
清理京畿地区庄田，首先是从皇庄开始的。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皇帝派遣御史樊继祖等人清查顺天等八府的庄田地土，命他们将正德元年“朦胧投献及侵占者悉给主，其该征租税俱解部收支”（注：《明世宗实录》卷7。）。但是樊继祖进行的并不顺利， 遭到戚畹中贵的百端阻挠。随后，嘉靖皇帝又遣给事中夏言继续清查，使这项事务有了进展。夏言字公谨，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此人年轻聪敏，是个有见解而又敢言敢为之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夏言和樊继祖等人对顺天等八府的庄田进行了认真的查勘。他们走村串乡，将每处皇庄设置的时间、所处的方位、拥有土地的数量及其来源都进行了详尽准确的了解。同时对皇庄管理者——宦官的种种盘剥侵欺为害民众的劣迹也进行了调查。夏言等人将查勘成果写成《勘报皇庄疏》，向嘉靖皇帝做了汇报。疏中指出，自天顺八年至正德九年，京畿地区先后建立皇庄36 处， 占地达37595顷。这个数字虽并不完全， 但也可反映出京畿地区皇庄发展之迅猛了。同时，夏言等在疏中对管庄太监欺压盘剥民众的情况也进行了揭露。这些人从京城出发，一路之上索要食物，强取车马，到处滋扰生事，到达皇庄之后，更是“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刮取”。对于“邻近地土”，则千方侵占。而皇庄收益，“输入宫闱者”，“什之一二”，而落入太监、庄头等人私囊者，“不啻什之八九”（注：《明经世文编》卷202。）。 以上情况表明，皇庄问题已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在全面清查皇庄，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夏言等人于嘉靖二年提出处理皇庄的具体办法。除了将“负郭大兴县庄田改为各宫亲蚕厂、公桑园”外，其余一切改为官地，“给民佃种，岁输子粒银两，户部转解承运库分进各宫，以充支用”。查勘庄田后，“请一准新册，移交所司，支给由帖执照，以便征收”（注：《明世宗实录》卷23。）。夏言在这里提出了处理皇庄的两条措施：一是去掉“皇庄”之名，改为官地；二是将皇庄地亩交民佃种，由官方征解赋税，再分交各宫使用。嘉靖皇帝遂颁谕旨：“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注：《明世宗实录》卷23。）
革除皇庄谕旨的颁布，标志着清查庄田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在清查中将一些侵占的土地退还给原田主，一共退还了20000余顷。 户部尚书孙交上报各宫庄田数目，比旧册登载减少。嘉靖皇帝询问其故，孙交答道：“旧册多以奏请投献，数多妄报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注：《明史》卷194，《孙交传》。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京畿地区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皇庄改称官地并不仅是名称的变更，它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这就使皇庄的存在失去了合法性，从此明史史籍上“皇庄”这个称呼已很少见，这也促使天顺以来皇庄的恶性膨胀得到了控制，减慢了土地兼并的步伐。
与皇庄相比，对京畿地区勋戚、宦官等类庄田的清理则要曲折的多。尽管夏言等人根据实地勘查，呈上《查勘功臣田土疏》，具体提出解决办法：“将累朝皇亲侯伯受赐庄田，据臣等勘报文册，通融数目多寡，定为中制，量给养赡。其过多者一切裁损，以还之官。”（注：《明经世文编》卷202。）但嘉靖皇帝为在大礼仪中得到内廷勋戚、 宦官的支持，对清查勋戚、宦官庄田采取消极态度，他说：“皇亲侯伯及在外王府庄田，除见今管业不动外，以后不许妄受投献，侵占民业。”（注：《明经世文编》卷23。）这实际上是对以往勋戚功臣侵占民田的认可，与他不久前许诺的“悉还其主”是明显的倒退。不过，这种情况为时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嘉靖皇帝议大礼的成功，内阁首辅杨廷和等议礼反对派官员不是被迫致仕，就是被罢免。而拥护嘉靖皇帝的一派官员如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被启用，掌握了内阁权力。这些人多半出身中小官吏，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们尽管在议礼问题上与杨廷和针锋相对，但在清理庄田上却无异议。这是京畿地区勋戚、宦官庄田得以切实清理的有利条件。嘉靖六年，大学士杨一清等疏言“窃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致造成“民既失其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的严重局面。他请求嘉靖皇帝：“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海安矣，惟留意焉。”（注：《明世宗实录》卷72。）嘉靖皇帝颇为此言所动。作为已经取得议礼成功的君主，有必要抑制权贵扩大庄田的势头，缓和京畿地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巩固王朝统治。他批复道：“卿等所言深合朕意。近者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豪朦胧请乞，侵夺捶挞，逼取地租。虽时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业何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今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泛滥请乞及额外多占、侵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注：《明世宗实录》卷82。）这是自清理庄田以来，嘉靖皇帝颁发的最合民意的谕旨，标志着大规模清理勋戚、宦官庄田的开始。随之，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
归还侵占。嘉靖八年十月，吏科给事中李鹤鸣奏称：“内官龚成隐占朝阳关外庄田四十六顷，且多科子粒银两。”（注：《明世宗实录》卷106。）嘉靖皇帝命将龚成所侵占的地亩，追夺入官。 宝坻县七里海地方有荒地21560余顷。成化年间，太监汪直在此地设立庄田， 归御用监管理。与此同时，当地农民亦占种1400余顷。嘉靖六年，“至是有水退地百余顷，奸民投献内监，欲夺民久业并入之。民诉之阙下。户部奏遣主事柴儒往勘”。柴儒随后上奏说：“民之久业，输银、饲马、煎盐、出税，养生葬死于其中，不宜渔夺，惟水退堪熟地可入本监耳。然其他荒闲地尚当听民渔猎樵采，乃称陛下恤民之意。”嘉靖皇帝批复道：“地既勘明，其如拟拨给内监，毋再奏扰。余悉与民，亦毋许豪猾兼并。”（注：《明世宗实录》卷82。）嘉靖九年，户部左侍郎王軏等清查顺天等6府所属67个州县的419处庄田，共有地44100余顷， 其中的堪种征银不等地28600余顷，照例征银解部。 其余的退还民众（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
适量裁减。嘉靖八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軏疏请裁减勋戚庄田：“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注：《明世宗实录》卷100。 ）户部尚书梁材将王的建议具体化：“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已经钦赏有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存三分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注：《明世宗实录》卷100。 ）嘉靖皇帝颁旨，准予实施。随之，还据户部的提议，下令革除宣德以后王府所乞请的山场湖陂，“天下王府，……山场湖陂，除洪武、永乐以前钦赐不动外，其余一应奏讨之数，自本年为始，……照数征收”（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这也抑制了王府利用山场湖陂扩大庄田的势头。
惩治投献。弘治十二年，明政府就颁布禁止投献的法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但在执行中收效不大，投献愈演愈烈。嘉靖八年遂又欲颁加大惩治投献力度的法令，“又议准受献田土之人，与投献人一体永远充军。事干勋戚，追究管庄佃业，永为定例”（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这里将接受投献与投献一体治罪，即使涉及勋戚，也要追究管庄人员，显然比弘治律例前进了一步，对打击投献是很有利的。嘉靖二十四年，有关惩治投献的法律进一步完善，“各王府除钦锡地土不动外，其空闲官田并军民征粮地土，敢有私自投献、捏契典卖者，许被害人告发，所在官司即与丈量，明白改正，还官给主，投献之人照例问发”（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
禁止乞请。嘉靖六年正月，户部条上禁止奏讨的建议，“皇亲宗室滥受投献，辄行奏讨，以致小民失业，流离转徙，请一切杜绝，以除民害”（注：《明世宗实录》卷72。）。嘉靖皇帝颁旨准行。他并在嘉靖八年四月下令：“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注：《明世宗实录》卷100。）尽管禁令频颁， 但仍有勋戚恶性难改，嘉靖九年八月，昌化伯邵杰自恃是嘉靖皇帝祖母——邵太后的亲戚，公然无视禁令，上疏陈乞庄田。嘉靖皇帝坚持原议，毅然回绝。
四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成效与不足
嘉靖时期对京畿地区庄田的清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缓解了矛盾，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清理庄田过程中，不少被皇亲权贵侵占的土地得以归还原主，这就使相当数目的农民重新拥有土地，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无疑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正德时期，皇庄等各类庄田在京畿地区迅猛扩大，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成为制约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早在宪宗成化时，给事中齐庄就疏请取消皇庄，“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定庄田，与贫民较利”（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但宪宗不能采纳。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又上疏极陈皇庄危害，请求孝宗“今若革去管庄之人，拨付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岁可得银三万八千余两，比之官校掌管所得犹多。以此银归之内帑，充各宫用度，则不显立皇庄之名，而有实用之效矣”（注：《明孝宗实录》卷28。）。可孝宗仍予拒绝。正德元年，以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为首的朝臣再次请求武宗取消皇庄，“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注：《明武宗实录》卷10。）。武宗在刘瑾等宦官的引诱下，不仅不采纳朝臣之议，反而大肆扩充皇庄，造成庄田恶性膨胀的局面。只有在嘉靖时期，皇庄等各类庄田才得到较为切实的清理。除了将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外，还撤回了管庄旗校，并取消皇庄名称，改称官地。这样，京畿地区庄田恶性膨胀的势头得以受到有效的遏制，土地集中的速度减缓了。这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境况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正因为此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嘉靖前期相当一段时间内，虽然京畿地区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仍持续不断，但没有发生如正德时期刘六、刘七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清理京畿地区庄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阶级矛盾较正德时期有所缓和，该地区从动乱不已走向基本稳定。
其次是改善赋税征收，缓解了财政困难。通过清理，不少被侵占的屯田地亩和牧马草场地土得以归还，这使军屯和牧马土地有所增加，军饷和战马的供应也就有了好转。明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了，正德以来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有所缓解。同时，在清理庄田过程中，贵族侵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于是向封建国家纳税的土地有所增加，这也同样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但是，嘉靖时期京畿地区庄田的清理，不过是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改良活动。因而庄田的清理不可能是彻底的，成效也不可能是长久和巩固的，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比如皇庄，虽然嘉靖皇帝颁旨革除皇庄，改称官地，但宦官并未与皇庄断绝关系，仍以各种方式予以控制。官地所征收的租税多为他们所侵吞，造成“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的局面（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对诸王、勋戚、宦官等类庄田，嘉靖皇帝采取的限制其过度膨胀的政策，并不是要取消庄田。因而对嘉靖及以前贵族通过钦赏、乞请和买卖等方式所获得的庄田地亩，除查明确属侵占民田和官地者外，一律予以承认和保留。这实际上是为贵族保留了再度进行土地兼并的实力，也为京畿地区土地集中新一轮热潮埋下了祸根。同时推行的限制勋戚贵族庄田的措施，力度不大，具体实施也不够坚决。比如对贵族庄田，没有制定具体限制的数目，只是规定“若世远本房子孙已绝，傍枝影射冒占者，于内量存三分之一”（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力度小且涉及面太窄，影响不大。这也表明嘉靖皇帝在涉及贵族权益时，仍是顾虑重重。^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京)2000年03期第80～86页
【作者简介】林延清，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邮编 300071
一 明中期庄田的扩张与危害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贪欲日益膨胀，土地兼并亦空前剧烈起来，庄田以更快的速度扩展。明朝皇室、勋戚贵族和宦官大多聚集在京城之内，因而京畿地区也就成了他们最直接和最便当的掠夺之区，成为全国范围内庄田发展最为迅猛和集中的地带。
皇庄。早在永乐时期就在北京附近出现。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在北京宛平的黄垡、东庄营等地拥有王庄。燕王登基后，就将此处王庄改称皇庄。不过皇庄正式出现则在天顺八年（1464年）。时宪宗已即位，遂将没入的曹吉祥庄田75顷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弘治二年（1489年），京畿地区有皇庄5处。到正德九年，皇庄发展为36处，占地达37500多顷（注：《明经世文编》卷78。）。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当时顺天等八府官民田总数的七分之一。
勋戚和宦官庄田。勋戚庄田虽在明初既已产生，但此时明都城在南京，因此勋戚庄田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对北京周围地区影响不大。朱棣迁都北京后，尤其是英宗正统以来，京畿地区的勋戚庄田迅猛扩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统时期，英宗赐孙太后父会昌伯永清县义河及宝坻县把门城老鸦口田2481顷（注：《明孝宗实录》卷210。）。 天顺元年，英国公张懋被赐文安县地4500顷（注：《明英宗实录》卷305。 ）。正德三年，武宗赐皇亲沈傅、吴让静海县地6500余顷（注：《明武宗实录》卷35。）。除钦赐外，勋戚贵族还以“乞请”为名，大量占夺民地，以扩大自己的庄田。景泰三年（1452年），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黄雄“奏乞霸州及武清县‘无主空地’二处，以四至计之，周围各不下五、七十里”。后经勘查，黄所奏求的霸州、武清两县2160余顷地，并非“无主空地”，而都是“原旧承种办纳粮差”之民田（注：《明英宗实录》卷57。）。正德元年，武宗夏后的父亲夏儒奏乞“广平府清河县庄田3300余顷”，武宗允准之。此外，勋贵以赤裸裸掠夺手段来扩大庄田更是比比皆是。景泰二年，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汪泉以（汪皇）后亲怙威，纵家奴杨俊等占武清县官民田六千余顷，建立庄田（注：《明英宗实录》卷202。）。成化十六年（1480年）六月， 勋戚王源被劾霸占河间等处地1200余顷（注：《明宪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 建昌侯张延龄夺占涿州地751顷（注：《明孝宗实录》卷196。）。在明朝历代皇帝的支持和纵容下，宦官庄田也不断扩大。景泰时，南京锦衣卫官华敏上书言“内官十害”，其中第五条中说：当时中官“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天顺元年， “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注：《明英宗实录》卷278。）。正德时，大太监刘瑾在天津附近“受献为庄田者， 不下千顷”（注：《明世宗实录》卷4。）。 而号称武宗朝太监“八虎”之一的谷大用拥有的庄田竟有万余顷。
皇室、勋戚和宦官等的疯狂掠夺，使京畿地区的庄田恶性膨胀。正德十一年，此地区各类庄田总数为90000余顷，而嘉靖元年（1522 年）前后，达到200900余顷。短短六七年间，就扩大了一倍多。
庄田的恶性膨胀给京畿地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首先，农民遭到更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少人甚至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不利。农民失去土地后，只得成为贵族庄田的佃户。而按明政府规定，庄田虽为官田，但不载有司册籍，由王府公侯直接置立文册，记载庄田及佃户，并派人专门经管。这为王公贵族加重对佃户的剥夺，提供了方便。正德初年，戚畹庆阳伯对庄田征收租谷，“岁课十倍于昔”（注：黄汝秀《清河县志》卷4。）。 若按明初官方规定每亩收二斗到三斗计算，其违例征收已是亩取四斗至六斗，甚至二三石了。除租赋外，其他额外剥削名目更是多如牛毛，诸如“耗粮、食米、马料、丁银”等，还不知征收多少（注：《明武宗实录》卷10。）。如此繁重的剥夺，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庄田佃户势必如牛负重，无法完纳。而那些管庄太监及其爪牙却拼命催索，甚至私设公堂，棒打追逼。正德元年，皇庄旗校在真定府“斋驾帖逮扑民鲁堂等二百余人”（注：《明武宗实录》卷10。）。农民无法忍受，只得到处逃亡。景泰年间从顺天及山东、山西等地逃往河南南阳、唐、邓和湖广襄、樊等地的农民就达20余万户。对此，嘉靖时大臣夏言在疏文中说：“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小民）产业既失，粮税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困于重出，饥寒愁苦，日益无聊；展转流亡，靡所底止。”（注：《明经世文编》卷202。）流民的大量增加， 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这对刚刚得到恢复的京畿地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和摧残。
其次，庄田的恶性发展破坏了屯田制度，影响了京畿地区垦荒屯种的实效。明初在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军屯和民屯，对这一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明中叶以来庄田的膨胀，造成屯田地土被王室贵族、豪绅大户侵占的严重问题。宣德五年，天津右卫指挥吕升为讨好武定侯郭，强夺“官军屯田一千九十余亩”，致使“军民失业，嗷嗷怨嗟”（注：《明宣宗实录》卷63。）。成化、弘治年间，顺天、保定等卫所屯田，被官绅侵占的就有4100余顷。弘治六年，兵部尚书马文升指出军屯“屯地多为势家侵占或被军士盗卖”，要求“各该卫所屯田，凡原额顷亩若干，中间被势要占种或顽军盗卖，及今清出还官者若干”，进行认真核查（注：《明宪宗实录》卷78。）。民屯亦是如此。宪宗王皇后之弟王源，初仅有钦赐土地27顷，后其依仗权势，命“家奴别立四至，夺占民产”，乃拥有庄田1220余顷。这之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屯田变为贵族的庄田，这不仅使军饷依靠国库支给，增加了明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已被开垦的田地又渐成荒芜之地，这对京畿地区的垦荒屯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再次，庄田的恶性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对明王朝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庄田地主皆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各种封建特权。无论是皇室成员或勋戚太监，对其庄田中的佃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都尤为残酷，这就引起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宪宗即位初，兵部尚书马昂在疏文中忧心忡忡地说：“近来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处，……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劫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商旅不通，甚至杀伤人命，无所忌惮。”（注：《明宪宗实录》卷4。）马昂所指的地区正是庄田集中的地方， 结伙反抗封建统治的人群中多为饱受庄田主欺压的佃户。在庄田恶性膨胀的正德时期，反抗和斗争尤为激烈。正德四年秋，畿南一带，“如内丘、羊房务、沙河、任丘、定兴、临清、漷县、永清、峄县、高密店等处”，“群盗纵横，大肆焚掠”，“往往劫去（庄田）解户银两，杀解人”，“若蓟州、文、霸等处，其被害不可胜计”（注：《明武宗实录》卷54。）。正德五年，保定诸府“有妄指民田献为皇庄者”，朝廷遣官勘查，当地民众“冤声撼野”，甚至“殴打县吏不得行”（注：《明武宗实录》卷69。）。在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情况下，京畿地区还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刘六、刘七起义。义军主力就是贫困交加的流民。正德六年，义军六七千人攻占南宫县城，活捉知县孙承祖，“毁县治，放狱囚”，随又乘胜“掠宁晋皇庄”。此次行动充分反映了民众对庄田主的刻骨仇恨。义军甚至数次进逼北京，“几危宗社”，给明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庄田膨胀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发展，使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威胁明朝封建统治。因而，抑制庄田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王朝中心地带——京畿地区的局势，就成为嘉靖皇帝即位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决定
嘉靖初期，清理庄田，缓和矛盾确实已成为朝廷上下的强烈要求，清理京畿地区庄田的时机成熟了。正德十六年五月，给事中底蕴上疏，极陈皇庄害民之后，说：“正德以来，畿内逋逃民田，多为奸利之徒投献，征租掊克，民甚苦之。”（注：《明世宗实录》卷2。 ）同年六月，御史范永銮在疏中也披露了皇庄危害民众的情形，“奸民乘隙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荒田各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旧租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畿内八郡，咸被其害”，请求朝廷清理庄田，“系民者归民，系官者归官，应输租课有司代收交纳”（注：《明世宗实录》卷3。）。 御史孙孟和还要求遣官查处管庄太监的罪恶，“近据顺天府东安县等处人民纷纷奏诉太监张锐、刘权、张忠、赵林及锦衣千户谷良等强占土地，吓骗财物，霸占房屋，准折妻女及减价抑买等情”，呈请遣官查处。
不仅言官如此，其他臣工亦强烈吁请清理庄田。正德十六年六月，顺天通州知府刘绎疏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乞以皇亲田地尽付所在军民耕种，输纳国课，管庄内臣永为裁革。……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租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欺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注：《明世宗实录》卷3。）同年八月， 户部右侍郎秦金等在疏文中大声疾呼，“今日为地方之害，莫甚于求讨庄田”，要求嘉靖皇帝制止投献，有投献者依律问遣，仍请敕都察院申明旧例，以警将来（注：《明世宗实录》卷5。）。“秦金等还陈请查勘庄田”， “乞差科道部属官各一员，分诣查勘。自正德以后，系额外侵占者给还其主，管庄人员尽数取回”（注：《明世宗实录》卷5。）。
中下级官员对庄田问题的看法和要求，得到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内阁的支持。杨廷和对庄田的扩大早就忧心忡忡了，也有清理庄田的愿望。在为嘉靖皇帝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杨廷和就为抑制庄田专门列了三项条款。其一是：“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房、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注：《明世宗实录》卷1。 ）这是取回皇庄多派的宦官，减轻佃户所受的压迫。其二是：‘近来投没犯人庄田、园圃，户部委官以公查勘，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者，归还本主管业。”（注：《明世宗实录》卷1。）这是将庄田中所侵占的民田， 归还原田主。其三是：“抄没犯人玄明宫地土，原系军民住居、坟墓，该给主者，该部公同科道官逐一查审明白，给主管业。”（注：《明世宗实录》卷1。）这是将宦官刘瑾的庄田中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 这三项条款虽然涉及面较小，也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但它表明杨廷和在庄田问题上是站在多数朝臣这一边的。
朝臣在庄田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对嘉靖皇帝认清庄田的危害，下决心予以解决是有不小作用的。少年天子朱厚熜涉世不深，在太监王竚、贾友等的蛊惑下，曾违背即位诏书的许诺，不允许将宦官刘瑾的玄明宫庄田中所侵占的农民土地归还原主。随后又传旨，令各宫置皇庄及差管各庄官校。嘉靖皇帝此举引起朝臣极大的不满，纷纷上疏，请求收回诏旨。这给嘉靖帝以颇大的触动，对庄田给京畿地区经济发展的危害有了初步认识，他说：“畿辅根本重地，祖宗朝屡有优恤禁约。迩来奸猾妄将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占。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览奏深用恻然。”（注：《明世宗实录》卷5。 ）这对嘉靖皇帝决心清理京畿庄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清理庄田也适应了嘉靖皇帝强化君权，巩固帝位的需要。嘉靖皇帝朱厚熜本是孝宗之弟兴王朱祐杭的儿子，按封建继嗣制度的规定，是没有做皇帝希望的。但由于武宗既无子又无亲生兄弟，因而在他死后，由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共同拥定武宗堂兄弟朱厚熜为帝。这就使嘉靖皇帝没有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的前代皇帝所有的东宫势力。加之，他又自幼生长在远离京城的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和王公、勋戚和宦官没有任何联系。这种地位和处境造成即位初期，嘉靖皇帝无法真正掌握朝廷大权，事事处处要受到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及张太后的掣肘。嘉靖皇帝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强化君权。而要做到这一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以树立君主权威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就离不开整顿和清理京畿地区庄田。也正因为嘉靖皇帝与北方贵族地主缺乏联系，因而清理庄田遇到的牵扯较小，也容易坚持下去。于是，嘉靖皇帝顺应民心，开始对京畿地区皇庄等各类庄田进行较大规模的清理。
三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经过
清理京畿地区庄田，首先是从皇庄开始的。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皇帝派遣御史樊继祖等人清查顺天等八府的庄田地土，命他们将正德元年“朦胧投献及侵占者悉给主，其该征租税俱解部收支”（注：《明世宗实录》卷7。）。但是樊继祖进行的并不顺利， 遭到戚畹中贵的百端阻挠。随后，嘉靖皇帝又遣给事中夏言继续清查，使这项事务有了进展。夏言字公谨，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此人年轻聪敏，是个有见解而又敢言敢为之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夏言和樊继祖等人对顺天等八府的庄田进行了认真的查勘。他们走村串乡，将每处皇庄设置的时间、所处的方位、拥有土地的数量及其来源都进行了详尽准确的了解。同时对皇庄管理者——宦官的种种盘剥侵欺为害民众的劣迹也进行了调查。夏言等人将查勘成果写成《勘报皇庄疏》，向嘉靖皇帝做了汇报。疏中指出，自天顺八年至正德九年，京畿地区先后建立皇庄36 处， 占地达37595顷。这个数字虽并不完全， 但也可反映出京畿地区皇庄发展之迅猛了。同时，夏言等在疏中对管庄太监欺压盘剥民众的情况也进行了揭露。这些人从京城出发，一路之上索要食物，强取车马，到处滋扰生事，到达皇庄之后，更是“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刮取”。对于“邻近地土”，则千方侵占。而皇庄收益，“输入宫闱者”，“什之一二”，而落入太监、庄头等人私囊者，“不啻什之八九”（注：《明经世文编》卷202。）。 以上情况表明，皇庄问题已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在全面清查皇庄，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夏言等人于嘉靖二年提出处理皇庄的具体办法。除了将“负郭大兴县庄田改为各宫亲蚕厂、公桑园”外，其余一切改为官地，“给民佃种，岁输子粒银两，户部转解承运库分进各宫，以充支用”。查勘庄田后，“请一准新册，移交所司，支给由帖执照，以便征收”（注：《明世宗实录》卷23。）。夏言在这里提出了处理皇庄的两条措施：一是去掉“皇庄”之名，改为官地；二是将皇庄地亩交民佃种，由官方征解赋税，再分交各宫使用。嘉靖皇帝遂颁谕旨：“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注：《明世宗实录》卷23。）
革除皇庄谕旨的颁布，标志着清查庄田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在清查中将一些侵占的土地退还给原田主，一共退还了20000余顷。 户部尚书孙交上报各宫庄田数目，比旧册登载减少。嘉靖皇帝询问其故，孙交答道：“旧册多以奏请投献，数多妄报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注：《明史》卷194，《孙交传》。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京畿地区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皇庄改称官地并不仅是名称的变更，它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这就使皇庄的存在失去了合法性，从此明史史籍上“皇庄”这个称呼已很少见，这也促使天顺以来皇庄的恶性膨胀得到了控制，减慢了土地兼并的步伐。
与皇庄相比，对京畿地区勋戚、宦官等类庄田的清理则要曲折的多。尽管夏言等人根据实地勘查，呈上《查勘功臣田土疏》，具体提出解决办法：“将累朝皇亲侯伯受赐庄田，据臣等勘报文册，通融数目多寡，定为中制，量给养赡。其过多者一切裁损，以还之官。”（注：《明经世文编》卷202。）但嘉靖皇帝为在大礼仪中得到内廷勋戚、 宦官的支持，对清查勋戚、宦官庄田采取消极态度，他说：“皇亲侯伯及在外王府庄田，除见今管业不动外，以后不许妄受投献，侵占民业。”（注：《明经世文编》卷23。）这实际上是对以往勋戚功臣侵占民田的认可，与他不久前许诺的“悉还其主”是明显的倒退。不过，这种情况为时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嘉靖皇帝议大礼的成功，内阁首辅杨廷和等议礼反对派官员不是被迫致仕，就是被罢免。而拥护嘉靖皇帝的一派官员如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被启用，掌握了内阁权力。这些人多半出身中小官吏，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们尽管在议礼问题上与杨廷和针锋相对，但在清理庄田上却无异议。这是京畿地区勋戚、宦官庄田得以切实清理的有利条件。嘉靖六年，大学士杨一清等疏言“窃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致造成“民既失其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的严重局面。他请求嘉靖皇帝：“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海安矣，惟留意焉。”（注：《明世宗实录》卷72。）嘉靖皇帝颇为此言所动。作为已经取得议礼成功的君主，有必要抑制权贵扩大庄田的势头，缓和京畿地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巩固王朝统治。他批复道：“卿等所言深合朕意。近者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豪朦胧请乞，侵夺捶挞，逼取地租。虽时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业何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今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泛滥请乞及额外多占、侵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注：《明世宗实录》卷82。）这是自清理庄田以来，嘉靖皇帝颁发的最合民意的谕旨，标志着大规模清理勋戚、宦官庄田的开始。随之，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
归还侵占。嘉靖八年十月，吏科给事中李鹤鸣奏称：“内官龚成隐占朝阳关外庄田四十六顷，且多科子粒银两。”（注：《明世宗实录》卷106。）嘉靖皇帝命将龚成所侵占的地亩，追夺入官。 宝坻县七里海地方有荒地21560余顷。成化年间，太监汪直在此地设立庄田， 归御用监管理。与此同时，当地农民亦占种1400余顷。嘉靖六年，“至是有水退地百余顷，奸民投献内监，欲夺民久业并入之。民诉之阙下。户部奏遣主事柴儒往勘”。柴儒随后上奏说：“民之久业，输银、饲马、煎盐、出税，养生葬死于其中，不宜渔夺，惟水退堪熟地可入本监耳。然其他荒闲地尚当听民渔猎樵采，乃称陛下恤民之意。”嘉靖皇帝批复道：“地既勘明，其如拟拨给内监，毋再奏扰。余悉与民，亦毋许豪猾兼并。”（注：《明世宗实录》卷82。）嘉靖九年，户部左侍郎王軏等清查顺天等6府所属67个州县的419处庄田，共有地44100余顷， 其中的堪种征银不等地28600余顷，照例征银解部。 其余的退还民众（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
适量裁减。嘉靖八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軏疏请裁减勋戚庄田：“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注：《明世宗实录》卷100。 ）户部尚书梁材将王的建议具体化：“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已经钦赏有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存三分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注：《明世宗实录》卷100。 ）嘉靖皇帝颁旨，准予实施。随之，还据户部的提议，下令革除宣德以后王府所乞请的山场湖陂，“天下王府，……山场湖陂，除洪武、永乐以前钦赐不动外，其余一应奏讨之数，自本年为始，……照数征收”（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这也抑制了王府利用山场湖陂扩大庄田的势头。
惩治投献。弘治十二年，明政府就颁布禁止投献的法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但在执行中收效不大，投献愈演愈烈。嘉靖八年遂又欲颁加大惩治投献力度的法令，“又议准受献田土之人，与投献人一体永远充军。事干勋戚，追究管庄佃业，永为定例”（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这里将接受投献与投献一体治罪，即使涉及勋戚，也要追究管庄人员，显然比弘治律例前进了一步，对打击投献是很有利的。嘉靖二十四年，有关惩治投献的法律进一步完善，“各王府除钦锡地土不动外，其空闲官田并军民征粮地土，敢有私自投献、捏契典卖者，许被害人告发，所在官司即与丈量，明白改正，还官给主，投献之人照例问发”（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
禁止乞请。嘉靖六年正月，户部条上禁止奏讨的建议，“皇亲宗室滥受投献，辄行奏讨，以致小民失业，流离转徙，请一切杜绝，以除民害”（注：《明世宗实录》卷72。）。嘉靖皇帝颁旨准行。他并在嘉靖八年四月下令：“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注：《明世宗实录》卷100。）尽管禁令频颁， 但仍有勋戚恶性难改，嘉靖九年八月，昌化伯邵杰自恃是嘉靖皇帝祖母——邵太后的亲戚，公然无视禁令，上疏陈乞庄田。嘉靖皇帝坚持原议，毅然回绝。
四 明中期清理庄田的成效与不足
嘉靖时期对京畿地区庄田的清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缓解了矛盾，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清理庄田过程中，不少被皇亲权贵侵占的土地得以归还原主，这就使相当数目的农民重新拥有土地，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无疑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正德时期，皇庄等各类庄田在京畿地区迅猛扩大，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成为制约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早在宪宗成化时，给事中齐庄就疏请取消皇庄，“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定庄田，与贫民较利”（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但宪宗不能采纳。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又上疏极陈皇庄危害，请求孝宗“今若革去管庄之人，拨付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岁可得银三万八千余两，比之官校掌管所得犹多。以此银归之内帑，充各宫用度，则不显立皇庄之名，而有实用之效矣”（注：《明孝宗实录》卷28。）。可孝宗仍予拒绝。正德元年，以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为首的朝臣再次请求武宗取消皇庄，“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注：《明武宗实录》卷10。）。武宗在刘瑾等宦官的引诱下，不仅不采纳朝臣之议，反而大肆扩充皇庄，造成庄田恶性膨胀的局面。只有在嘉靖时期，皇庄等各类庄田才得到较为切实的清理。除了将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外，还撤回了管庄旗校，并取消皇庄名称，改称官地。这样，京畿地区庄田恶性膨胀的势头得以受到有效的遏制，土地集中的速度减缓了。这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境况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正因为此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嘉靖前期相当一段时间内，虽然京畿地区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仍持续不断，但没有发生如正德时期刘六、刘七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清理京畿地区庄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阶级矛盾较正德时期有所缓和，该地区从动乱不已走向基本稳定。
其次是改善赋税征收，缓解了财政困难。通过清理，不少被侵占的屯田地亩和牧马草场地土得以归还，这使军屯和牧马土地有所增加，军饷和战马的供应也就有了好转。明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了，正德以来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有所缓解。同时，在清理庄田过程中，贵族侵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于是向封建国家纳税的土地有所增加，这也同样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但是，嘉靖时期京畿地区庄田的清理，不过是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改良活动。因而庄田的清理不可能是彻底的，成效也不可能是长久和巩固的，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比如皇庄，虽然嘉靖皇帝颁旨革除皇庄，改称官地，但宦官并未与皇庄断绝关系，仍以各种方式予以控制。官地所征收的租税多为他们所侵吞，造成“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的局面（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对诸王、勋戚、宦官等类庄田，嘉靖皇帝采取的限制其过度膨胀的政策，并不是要取消庄田。因而对嘉靖及以前贵族通过钦赏、乞请和买卖等方式所获得的庄田地亩，除查明确属侵占民田和官地者外，一律予以承认和保留。这实际上是为贵族保留了再度进行土地兼并的实力，也为京畿地区土地集中新一轮热潮埋下了祸根。同时推行的限制勋戚贵族庄田的措施，力度不大，具体实施也不够坚决。比如对贵族庄田，没有制定具体限制的数目，只是规定“若世远本房子孙已绝，傍枝影射冒占者，于内量存三分之一”（注：《大明万历会典》卷17。），力度小且涉及面太窄，影响不大。这也表明嘉靖皇帝在涉及贵族权益时，仍是顾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