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
王川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0年04期第82～90页
【作者简介】王川，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关 键 词】西洋望远镜/阮元/望月歌/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4—0082—09
西洋望远镜自明末以来通过多种途径在中国流传，推动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在清代学人阮元等的诗文中有所反映。因此，分析望远镜这一既是奇器，又是科技的“双料”舶来品，（注：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序，第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对加深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应是有所裨益的。
像一切舶来品都有异名一样，明末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式望远镜，亦称谓繁多。西洋望远镜被在华的耶稣会士称为“西洋”“巧器”（阳玛诺[Emanuel Diaz 1574—1659]《天问略》）、 “远镜”（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远镜说》）、 “窥筩远镜”（罗雅谷[Jacobus Rho 1593—1638]《五纬历指》卷8《新星解》）、“望远之镜”（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测天约说》）；而中国明清之人则称西洋望远镜为“窥天窥日之器”（沈
《参远夷疏》，载《破邪集》卷，《南宫署牍》页7）、 “千里镜”（李渔《十二楼》之《夏宜楼》；张德彝《航海述奇》卷一、四，钟叔河校点本第14、131、13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六；郑仲夔《耳新》卷7）、 “西洋千里镜”（赵翼《簷曝杂记》卷二《钟表》）、“窥天筒”（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观星镜”（王韬：《瀛壖杂志》卷二）、“千里眼”（梁廷枂《粤道贡国说》卷5《
咭唎国》一、张德彝《航海述奇》卷一、二、 四，钟叔河校点本第3、48、56、1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窥筩”（黄伯禄《正教奉褒》上册，页17）。值得留意的是，清代文献中，有些“西洋镜”指万花筒，（注：顾禄：《清嘉录》卷一、《正月·新年》来新夏校点本，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而有些“千里镜”却是摄影机，（注：徐柯：《清稗类钞》第12 册， 第5993页，中华书局，1986年。）不可牵混。
一、明末以来西洋望远镜的传入
自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发现新航路以来，中西交通，空前活跃。西洋诸国，争先扬帆东来，而为在东方弘扬耶稣福音，传教士亦附舶而至。
以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学东渐”之序幕得以拉开，这以后的200年中，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壮观， 而代表西方先进天文、历法的远西奇器——望远镜等亦随之传入中国。
作为西学东渐的起始者，利玛窦自言入华后许多中国人“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如三棱镜、油画圣母抱耶稣像及“其他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指中国人）以往不曾看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引起他们的羡慕，认为我们的确来自文明的国家”，（注：利玛窦致罗马总会长（或译耶稣会会长）阿桂委瓦（P.C.Acquaviva）函（1595年11月4日，撰于南昌）。见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69页，载《利玛窦全集》第三卷，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台北，1986年。）这其中不见明言有望远镜。
在明人眼中，利玛窦所携的西洋奇器，“颇光怪陆离”，（注：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四。）1601年1 月（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利玛窦上呈神宗的奏疏中，所列贡物亦不见有望远镜。（注：《熙朝崇正集》卷20，转引自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85—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并又参阅裴化行（R.P.H.Bemard）《利玛窦神父传》管震湖中译本，下册，第330页，商务出版社，1995年。 ）但据明人郑仲夔《耳新》的记载，利玛窦曾携入望远镜：
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眂天上星体，皆极大；以眂月，其大不可纪；以眂天河，则众星簇聚，不复如常时所见。又能照数百步蝇头字，朗朗可诵。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注：郑仲夔：《玉麈新谭》，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令人耳目一新的望远镜，既令明人感到新奇，又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形象地称为“千里镜”。利玛窦从1582年来华，直至1610年死于北京，他并未返回欧洲。按一般说法，迟至160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方在威尼斯改装完成了第一架30倍距离望远镜。（注：W.J.S.Lockyer:The Growth of the Telescope, The Scientifie Monthly,Vol.18.No.1,January 1924,pp.92—104； 《天文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第427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又可参M.Sharratt:Galileo:decisiveinnovat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16,17—18,92.）约此后不久，尼德兰独立战争的统帅摩里斯（0.Maurice 1567—1625）、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Ⅱ Adolphus 1594—1632 ）已在战争中使用轻便的望远镜（portable telescopes）了。（注：T.N.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578.）对此，方豪先生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利玛窦所携入者乃旧式之望远镜；其二，“尔时国人极崇拜利玛窦，固凡闻一异说，见一奇器，必以为玛窦所创。”（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09页， 岳麓书社，1987年；同氏：《顺治刻本西洋新法历书四种题记》，《东方杂志》40卷8号。）
利氏逝世后五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另一位传教士阳玛诺在《天问略》中向中国人介绍新式望远镜，并称此镜可观60里远。（注： T. N. 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 4th edition,1990,pp.709.）
到了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杰出的耶稣会士邓玉函来华，并随身携来一架新式望远镜，这是目前所知传入中国的第一架新式望远镜。邓玉函在欧洲曾继伽利略之后，成为山猫学院（Cesi Academy）第七名院士，并且一直与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一流学者保持着联系，（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 ）著， 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 第二分册，第661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这一因缘使得邓玉函在欧洲出现新式望远镜不到十年时间内，就将之携至中国。此后，1622年（天启二年）6月，会士汤若望来华，亦携入新式望远镜；天启六年（1626年）， 汤若望译毕《望远镜》一卷。第二年（1627年）王徵参考《远镜说》等书，撰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为了拓展在华的传教事业，汤若望等传教士更将西洋望远镜作为贡品进献明、清朝廷。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汤若望与罗雅谷向崇祯帝“进呈由欧洲带来之望远镜一架，以黄绸封裹，连带镀金镜架与铜制之附件”，（注：魏特（Alfons Vath）神父著：《汤若望传》， 杨丙辰译本，第一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 ）此镜为汤氏从欧洲携来者， 或说系邓玉函 1618 年来华时所携者。 （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 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61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644年（顺治元年）7月， 汤若望向顺治帝进呈望远镜一具及其他天文仪器、书籍等。汤氏的输忠言行及天文实践很快赢得了清廷的信任，年末他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
此外， 崇祯四年（1631 年）， 立陶宛耶稣会士卢安德（AndreRudomina 1594—1632）将西洋望远镜传入福建三山，嗣后， 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复携至桃源、清漳，（注：《口铎日抄》卷2—4，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10页。）此后， 又以中国为媒介，西洋望远镜被传至日本、朝鲜。（注：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载《方豪文录》，岳麓书社，1987年。）
明清之世的中国基督教教堂，亦置有“西洋千里镜”。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始构于明末利玛窦时期，（注：孙承译：《天府广记》卷38，下册，北京出版社，1962年。）据乾隆时代赵翼（1727—1814年）的记载，就置有望远镜：
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筩，长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瓈，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瓈之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注：赵翼：《簷曝杂记》卷2“钟表”， 李解民点校本第36—37页，中华书局，1982年；又可参阅清时朝鲜使臣的来华笔记《燕行录》，此承黄时鉴先生指教，谨表谢意。）
除了传教士外，一些与清朝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亦配备有望远镜。据乾嘉时代姚元之（1776—1852年）的记载，在中国北方重要通商口岸恰克图的俄罗斯商人有如下之举：
（中方）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盖其镜已见于三四百里外矣。（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李解民点校本第81页， 中华书局，1982年。）
这一夸张记载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商队从库伦抵达恰克图的情景，（注：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第121页；《俄罗斯馆纪事》，第1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同时表明当时俄罗斯商人已在商业情报侦察中使用望远镜了。
南方的通商口岸，亦见葡萄牙等国商人使用望远镜。当时的澳门，“有千里镜，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
墙，可瞩三十里外”。（注：王士祯：《池门偶谈》卷21，《谈异二·香山
》，靳斯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关于清代澳门诗中所见之千里镜，请参阅章文钦《明清时代澳门诗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5期，第57—61页，1995年冬季出版。）
至于广州口岸，拥有望远镜的外国商人更多。清代被称为“十三夷馆”（Thirteen Hongs）的西洋商行，由英、美、荷兰、瑞典等国商人组成。其中，老字号的荷兰馆，“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至19世纪，上海口岸亦有“精极”的“西人之远镜”矣。
西洋诸国番商夷使既有千里镜，以之列入贡品进献清廷亦自然之事，此亦是望远镜传入中国之一大途径。
雍正三年（1725年），来华的意大利使节贡“显微镜一套”、“火字镜一”、“照字镜二架”，（注：梁廷枂：《粤道贡国说》卷4 《西洋诸国》，骆宝善、刘路生点校本第225页，中华书局，1993年。 ）其中，“照字镜”应为放大镜，而“火字镜”不详为何物。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荷兰国使者宾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经粤道入贡方物40种，其中有镜多种，如“照身大镜二面”，“照星月水镜一执”，“照江河水镜二执”，（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汪北平、夏志和点校本第18—19页，中华书局，1957年；又见《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骆、刘点校本第209页。）其中，“照星月水镜”应是观天望远镜之一种，而“照江河水镜”则可能是航海望远镜。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荷兰国又进呈贡物多种，其中有“千里镜二枝”。（注：《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骆、刘点校本第214页。）此后，乾隆末年荷兰贡使来华亦携有望远镜。（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46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mton）等人来华。 马戛尔尼使团所携贡物主要有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军器、乐器、西洋画等，共19件，价值高达13000余镑。（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第77页，齐鲁书社，1987年。）其中，有一件由英国天文学家赫斯色尔（F.W.Herschel 1738—1822）改进后的望远镜，性能更加先进。 （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中译本，第249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随着西洋望远镜的传入，耶稣会士及中国工匠也开始了仿制。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代礼部奏“急用仪器十事”，要求增置新式仪器九件，其中，望远镜三座，“每架约工料银六两，镜不在数”。（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09—710 页。 ）崇祯七年（1634年），汤若望指导下的第一架望远镜在中国出现，并正式安装。对此事，魏特（Alfons Vath）神父《汤若望传》也曾指出，汤若望、 罗雅谷就“为中国朝廷制造了许多其他仪器，譬如象牙制小日晷、望远镜、园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物”，（注：魏特（Alfons Vath ）神父著：《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一册，第 155 页， 商务印书馆，1949年。）这表明，明末西洋传教士“固已能自制望远镜矣”。（注：T.N.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710.）
清兵入关前，中国工匠已能仿制望远镜了。清邹漪《启祯野乘》卷六记晚明薄子玉事曰：
公名珏，字子玉，苏州人也。就试浙江，补嘉兴县学生。其学奥博，不知何所传，洞晓阴阳占步，制造水火诸器……崇祯四年（1631年），流寇犯安庆，中丞张国维聘公为造铜炮，……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
薄氏系晚明受西学之士人，他制千里镜显系仿自西洋。
二、清初之千里镜诗
望远镜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兴趣。作为“明末中国三大兼通中西之历家”的李之藻等人， （注： T. N. 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 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702.）对望远镜自然是赞不绝口：“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表肤”；（注：李之藻：《春明梦全录》卷58《读译西洋历法疏》。）而激烈敌视传教士的礼部侍郎沈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彼夷所制窥天窥日之器，颇称精好”。（注：《破邪集》卷1 《南宫署牍》页7。）至于接触了这一西洋奇器的文人， 更是纷纷挥墨题咏，尽抒其怀。
康熙初期的宗室蕴端（1670—1704年），是太祖曾孙，曾封勤郡王，他作有以西方传来的望远镜、显微镜、火镜、多宝镜为题的《西洋四镜诗》，其咏望远镜曰：
数片玻璃珍重裁，携来放眼云烟开。
远山逼近近山来，近山远山何嵬嵬。
州言九点亦不止，海岂一泓而已哉。
君不见，
昔日壶公与市吏，壶中邂逅相嬉戏。
自从神术一相传，而后市吏能缩地。
斯言是真非是伪，今设此镜盖此意。
君若不信从中视。 （注：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六册， 第36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乾隆皇帝也撰有《千里镜》诗多首，
其一曰：
巧制传西海，佳名锡上京，
欲穷千里胜，先办寸心平。
能以遥为近，曾无浊混清，
一空初不照，万象自然呈。
云际分山皱，无边数乌征，
商书精论证，日视远惟明。（注：《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集部二四一，别集类，第1302册，第486页。）
其二曰：
何来千里镜，奇制藉颇黎，
适用宜山半，成模自海西。
顿教清浊判，忽幻近遥齐，
察察吾方戒，箴规触目题。（注：《御制诗初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集部二四一，别集类，第1302册，第572页。）
在两首诗中，乾隆帝均强调了这一传自西洋（即“西海”）的“巧制”、“奇制”。对望远镜带来的近远、清浊变化大为感叹，并发出了一番欲望远先得“寸心平”的哲理感慨。
西洋望远镜的“西来初地”——广州，亦有人题咏望远镜。当然，乾隆、嘉庆时代的广州，能使用千里镜并形诸吟咏者，只有富商显宦之流。（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38—355页。）作为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写过著名的《西洋杂咏》七绝二十首，抒发自己对洋人洋风的观感，可作为评价清代广州行商西洋观的标本。（注：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宣读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合办，1996年5月3—4日，香港。）《西洋杂咏》第十二首吟道：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在自注中，潘有度说：“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砌，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注：潘仪增：《番禺潘氏诗略》，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潘有度所见的望远镜有大小两种，且有“阔一尺长一丈”大形制的望远镜，故能见明月之中亦有黑光，并且通过目睹耳闻，想象出月球之中亦有人烟。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已有疑问了。
广州行商的疑问，与两广总督阮元的疑问不谋而合，阮元的疑问具体表现在其诗作《望远镜中望月歌》中。
三、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的文化象征意义
阮元（1764—1849年），江苏仪征人，他官学两栖：官至浙江、江西巡抚和两广、云贵总督，学则为乾嘉汉学中坚，兴学刻经，所谓“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注：《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对于西学，阮元主张用西学而不为西人所用。（注：彭林：《从〈畴人传〉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阮元》，《学术月刊》（上海）1998年第5期。）这一思想在阮元作于嘉庆四年（1799 年）的《畴人传》中可以看出。因此对于西洋望远镜，阮元是交口称赞的：“能令人见目不能见之物，其为用甚博，而以之测量七曜为尤密。作此器于视学深矣”，“是宿天诸星用镜验算相距及度之偏正，于修术法尤为切要”。（注：阮元：《畴人传》卷43《默爵传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内务府奏请暂停乾隆五十五年废止的广州行商贡物办法，建议“所有方物，仍照旧例呈进”，得旨，“粤海关监督遵奉行知，准进朝珠、钟表、……千里镜、洋镜”。（注：梁廷枂：《粤海关志》卷25，页9。）本年，阮元57岁，他在广州办学海堂，兼署广东巡抚印，又驰驿广西查办“会匪”。（注：张等撰：《阮元年谱》，黄爱平点校本第132—134页，中华书局，1995年。）这一年，他忙中偷闲，于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歌曰：
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
阴冰阳水割向背，惟仗日轮相近天。
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
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
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
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
昼夜当分十五日，我见月食彼日食。
若从月里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
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
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
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
月中人性当清灵，也看恒星同五星。
也有畴人好子弟，抽镜窥吾明月形。
相窥彼此不相见，同是团栾光一片。
彼中镜子若更精，吴刚竟可窥吾面。
吾与吴刚隔两洲，海波尽处谁能舟？
羲和敲日照双月，分出大小玻璃球。
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注：阮元：《研经室四集》卷十一，见邓经元点校本《研经室集》下册，第971—972页，中华书局，1993年。）
在阮元诗中，表现出一位经师和诗人对天象的新观察，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有学者指出，阮诗表明：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中土月亮神话的新理解，“道”因“器”而变，的确耐人寻味。望远镜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把清代中国人带进新的境界了。（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51页。）因此， 对这一首事关“西学东渐”的诗作加以阐释，是不妨一试的。
阮元《望月歌》，首先表明了西洋望远镜传入后中国学术界对月球认识的发展。事实上，自从西洋望远镜传入中国后，明末已运用于日月行星的运转等天文观测，对中国天文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 卷第1期，第38—69页，北京，1924年6月。）崇祯四年（1631年）冬十月辛丑朔月食，徐光启使用望远镜观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注：《明史》卷三十一，《历志·历法沿革一》。）即其著例。关于这一点，罗雅谷曾举过一个更加形象的例子：
问：天汉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与映日之轻云相类，谓在空中日天之下，为恒清气而已。今则不然，远镜（即望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注：罗雅谷：《五纬历指》卷3《恒星之三》。）
由此后，中国人对银河之看法为之一变。可见，西洋望远镜作为西洋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借以实施的工具，代表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它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以致阮元诗中出现了“天球”、“地球”、“（月）球”、“恒星”等名词术语，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
根据中国传统说法，月食是月中蟾蜍或玉兔食月，（注：如《管子》卷18《九守》第五十五、《史记》卷128《龟策列传》。 ）而认为月亮系女性，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共同观念，以至于当代美国历史人类学家M.A.哈婷博士指出，月亮是超越一切的女性象征符号。（注：M.A.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中译本第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代亦然，认为月为嫦娥，有广寒宫、有玉兔、有吴刚等，清乾隆时代学者杭世骏（1696—1772年）考论甚详，所著《订讹类编》有“月为常仪”篇，曰：
《梦蕉诗话》云：李义山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诚为绝唱。杨道孚极爱赏之，然穷理君子于所谓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汉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区本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称日，常仪称月。仪字音娥也。周官注：仪、俄二字古皆音娥，……反覆参议，则知常仪之仪字本旨作俄。后世因音之同，又以月为太阴，女像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旁，遂呼为嫦娥。其说始于刘安怪诞之书，成书于许慎附会之注，至张衡作《灵宪论》转相引证。隋唐以后，骚人墨客类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于乎谬哉。（注：杭世骏：《订讹类编》卷5，陈抗点校本第154—155页，中华书局，1997年。）
杭世骏对月亮神话考证的结果，即常仪、常娥乃一人。其实，在王充《论衡》、张衡《灵宪论》等书中，（注：见《论衡》卷11《说日第三十二》、《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诸篇。）对月亮、月食、潮汐等均有较为科学的解释，反映出中国古代在天文、物理等科学领域的成就，只不过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空谈出现后，中国思想界学风亦转而务虚，以致对汉唐科技成就逐渐湮没与淡忘。
而自从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界受到了极大震动，于是学风逐渐转变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清代汉学的代表，如梅文鼎、王锡阐、戴震、江永、焦循以及阮元等人均受到了西洋科学的影响，可以说乾嘉时代，汉学诸儒，大多悉谙西学，可称中学、西学均通，因此，他们对所谓传统月亮神话，早已不拘泥了。在考证“月为常仪”的同时，杭世骏还提出“月中无桂”的见解。（注：M.A.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中译本第15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阮元则在《望月歌》中表示，“广寒玉兔尽空谈”。由于月球与地球类似，阮元也进一步浮想翩翩：月球也应有“人民”存在，昼夜也“当分十五日”，也应有主持天文历算的“畴人”，说不定月中畴人与自己拿“五尺窥天筒”来“窥天”相类似，也正拿着望远镜来“窥地”呢。而月中畴人望远镜“若更精”，他们甚至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呢！只可惜两球隔天，无舟可通。
《望月歌》反映了阮元具有较高的西学造诣，可从与其后清朝使臣望月观感的比较中看出。光绪十七年初（1891年），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曾在法国巴黎北之“亚拍岁候佛笃瑰尔天文台”，使用“千里镜”，“移镜窥月，大于寻常所见者约数十倍，光所映处，纹如冰裂，分出无数块垒。”（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6，张玄浩、张英宇标点本第292—2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反映出乾嘉时代之阮元与晚清之薛福成二人西学之水平。
在吸取、接纳西学的同时，阮元并不迷信西学，与所谓“康熙、乾隆间言历者无不称引西法”者有所不同。（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第192页，齐鲁书社，1987年。 ）他在为精于“推步数术”的昔日同窗焦里堂《学算记》所做的序中，曾这样说：
（阮）元思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诋古法为粗疏不足道，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然元尝稽考算氏之遗文，泛鉴欧逻之述作，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如地为园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与郄萌日月不附天体之说相合；月食入于地景，与张衡蔽于地之说不别；熊三拔简平仪说寓浑于平，而崔灵恩已立义以浑盖为一矣；的谷四方行测剏蒙气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气蒙蒙四合矣。然则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乃强生畛域，安所习而毁所不见，何其陋欤？（注：阮元：《研经室三集》卷5，邓经元点校本下册，第681—682页。）
阮元序中之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 乃意大利传教士，著《简平仪说》；的谷（Tycho Brache 1546—1601）， 乃丹麦天文学家，于1582年主张地心说而为耶稣会所重，其余《曾子》等中国典籍，郄萌、张衡、崔灵恩、姜岌等中国学者的科学成就，已由阮元的异代知音——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技史》中予以阐述。阮元所论，“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指出了中西文化交流之实质，与历史事实也是大致相符的。
以望远镜而言，李约瑟就指出，“望远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是中国人发明的，而1681年欧洲天文学家罗默（Romes ）的第一架固定在子午面的望远镜装置，就吸取了中国的学术成就。（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96 、489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这与阮元所论“夫中之与西， 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是相通的。
李约瑟还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望远境的传入是这方面的最高峰”。当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开始传教时，欧洲天文学有两项极其重要的特点：一是发明并使用了望远镜，二是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来华的传教士仅将前者带到中国，而对后者闭口不谈。（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40—641、643、659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有趣的是，李氏所言的两项特点均在阮元一人身上得到验证。阮元对西洋望远镜的盛赞已如前述，而由于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对哥白尼日心说的闭口不谈及有意掩盖，使未能了解此一先进学说的阮元，后来反而驳斥在华详细介绍此说的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 ）。（注：《畴人传》卷45《蒋友仁传论》。）对此，论者或以为阮元“排斥之态度，殆与教会若矣”，并“代表了当时一般言历者之见解。此非国人故步自封，乃西士有所忌讳，不敢畅言，未能为充分之介绍耳”；（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第 190 页， 齐鲁书社，1987年。）或以为“使中国昧于近代科学的，其咎不在中国科学家，而在于这批西学媒介者”。 （注：冯佐哲：《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第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可见，于此历史中， 阮元固然有责任，而耶稣会士更难辞其咎。
所以，阮元《望月歌》的内容，与他的西学观是一致的。阮元在承认西学有其可用之处的同时，又坚持新、旧之学的连续性及中、西之学的双向性，实为折中中西之学，融汇二说，求归一是，确是用心良苦。
需要指出的是，西洋望远镜传入后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仅限于思想界或上层士大夫阶层，其意义也主要在于文化象征。而广大的民间仍奉信如故，陆启浤《北京岁华记》、顾禄《清嘉录》、王韬《瀛壖杂志》述嘉庆、道光、咸同年间，北京、苏州、上海等地于中秋节时或“置月宫符像，符上兔如人立”、“（月）饼面绘月中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或“比户瓶花、香蜡，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之举，（注：顾禄：《清嘉录》卷8《八月·斋月宫》，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序，第1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表明民间信奉的月亮神话，早已凝固在世代传承的民俗中了。
（本文之写作，得到了笹川教育基金的赞助）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0年04期第82～90页
【作者简介】王川，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 【内容提要】 | 西洋望远镜的传入，在明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热衷于“西学”还是排斥“西学”者均承认望远镜所具有的先进功能。西洋望远镜对中国天文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天文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人传统的月亮神话亦出现动摇。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的《望远镜中望月歌》，表达了阮元以西洋望远镜观察月球后的感慨，他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表明了西洋物质文明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影响，这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实例。 |
西洋望远镜自明末以来通过多种途径在中国流传，推动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在清代学人阮元等的诗文中有所反映。因此，分析望远镜这一既是奇器，又是科技的“双料”舶来品，（注：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序，第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对加深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应是有所裨益的。
像一切舶来品都有异名一样，明末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式望远镜，亦称谓繁多。西洋望远镜被在华的耶稣会士称为“西洋”“巧器”（阳玛诺[Emanuel Diaz 1574—1659]《天问略》）、 “远镜”（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远镜说》）、 “窥筩远镜”（罗雅谷[Jacobus Rho 1593—1638]《五纬历指》卷8《新星解》）、“望远之镜”（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测天约说》）；而中国明清之人则称西洋望远镜为“窥天窥日之器”（沈
《参远夷疏》，载《破邪集》卷，《南宫署牍》页7）、 “千里镜”（李渔《十二楼》之《夏宜楼》；张德彝《航海述奇》卷一、四，钟叔河校点本第14、131、13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六；郑仲夔《耳新》卷7）、 “西洋千里镜”（赵翼《簷曝杂记》卷二《钟表》）、“窥天筒”（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观星镜”（王韬：《瀛壖杂志》卷二）、“千里眼”（梁廷枂《粤道贡国说》卷5《咭唎国》一、张德彝《航海述奇》卷一、二、 四，钟叔河校点本第3、48、56、1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窥筩”（黄伯禄《正教奉褒》上册，页17）。值得留意的是，清代文献中，有些“西洋镜”指万花筒，（注：顾禄：《清嘉录》卷一、《正月·新年》来新夏校点本，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而有些“千里镜”却是摄影机，（注：徐柯：《清稗类钞》第12 册， 第5993页，中华书局，1986年。）不可牵混。一、明末以来西洋望远镜的传入
自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发现新航路以来，中西交通，空前活跃。西洋诸国，争先扬帆东来，而为在东方弘扬耶稣福音，传教士亦附舶而至。
以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学东渐”之序幕得以拉开，这以后的200年中，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壮观， 而代表西方先进天文、历法的远西奇器——望远镜等亦随之传入中国。
作为西学东渐的起始者，利玛窦自言入华后许多中国人“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如三棱镜、油画圣母抱耶稣像及“其他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指中国人）以往不曾看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引起他们的羡慕，认为我们的确来自文明的国家”，（注：利玛窦致罗马总会长（或译耶稣会会长）阿桂委瓦（P.C.Acquaviva）函（1595年11月4日，撰于南昌）。见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69页，载《利玛窦全集》第三卷，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台北，1986年。）这其中不见明言有望远镜。
在明人眼中，利玛窦所携的西洋奇器，“颇光怪陆离”，（注：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四。）1601年1 月（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利玛窦上呈神宗的奏疏中，所列贡物亦不见有望远镜。（注：《熙朝崇正集》卷20，转引自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85—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并又参阅裴化行（R.P.H.Bemard）《利玛窦神父传》管震湖中译本，下册，第330页，商务出版社，1995年。 ）但据明人郑仲夔《耳新》的记载，利玛窦曾携入望远镜：
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眂天上星体，皆极大；以眂月，其大不可纪；以眂天河，则众星簇聚，不复如常时所见。又能照数百步蝇头字，朗朗可诵。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注：郑仲夔：《玉麈新谭》，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令人耳目一新的望远镜，既令明人感到新奇，又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形象地称为“千里镜”。利玛窦从1582年来华，直至1610年死于北京，他并未返回欧洲。按一般说法，迟至160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方在威尼斯改装完成了第一架30倍距离望远镜。（注：W.J.S.Lockyer:The Growth of the Telescope, The Scientifie Monthly,Vol.18.No.1,January 1924,pp.92—104； 《天文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第427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又可参M.Sharratt:Galileo:decisiveinnovat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16,17—18,92.）约此后不久，尼德兰独立战争的统帅摩里斯（0.Maurice 1567—1625）、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Ⅱ Adolphus 1594—1632 ）已在战争中使用轻便的望远镜（portable telescopes）了。（注：T.N.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578.）对此，方豪先生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利玛窦所携入者乃旧式之望远镜；其二，“尔时国人极崇拜利玛窦，固凡闻一异说，见一奇器，必以为玛窦所创。”（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09页， 岳麓书社，1987年；同氏：《顺治刻本西洋新法历书四种题记》，《东方杂志》40卷8号。）
利氏逝世后五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另一位传教士阳玛诺在《天问略》中向中国人介绍新式望远镜，并称此镜可观60里远。（注： T. N. 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 4th edition,1990,pp.709.）
到了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杰出的耶稣会士邓玉函来华，并随身携来一架新式望远镜，这是目前所知传入中国的第一架新式望远镜。邓玉函在欧洲曾继伽利略之后，成为山猫学院（Cesi Academy）第七名院士，并且一直与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一流学者保持着联系，（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 ）著， 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 第二分册，第661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这一因缘使得邓玉函在欧洲出现新式望远镜不到十年时间内，就将之携至中国。此后，1622年（天启二年）6月，会士汤若望来华，亦携入新式望远镜；天启六年（1626年）， 汤若望译毕《望远镜》一卷。第二年（1627年）王徵参考《远镜说》等书，撰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为了拓展在华的传教事业，汤若望等传教士更将西洋望远镜作为贡品进献明、清朝廷。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汤若望与罗雅谷向崇祯帝“进呈由欧洲带来之望远镜一架，以黄绸封裹，连带镀金镜架与铜制之附件”，（注：魏特（Alfons Vath）神父著：《汤若望传》， 杨丙辰译本，第一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 ）此镜为汤氏从欧洲携来者， 或说系邓玉函 1618 年来华时所携者。 （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 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61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644年（顺治元年）7月， 汤若望向顺治帝进呈望远镜一具及其他天文仪器、书籍等。汤氏的输忠言行及天文实践很快赢得了清廷的信任，年末他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
此外， 崇祯四年（1631 年）， 立陶宛耶稣会士卢安德（AndreRudomina 1594—1632）将西洋望远镜传入福建三山，嗣后， 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复携至桃源、清漳，（注：《口铎日抄》卷2—4，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10页。）此后， 又以中国为媒介，西洋望远镜被传至日本、朝鲜。（注：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载《方豪文录》，岳麓书社，1987年。）
明清之世的中国基督教教堂，亦置有“西洋千里镜”。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始构于明末利玛窦时期，（注：孙承译：《天府广记》卷38，下册，北京出版社，1962年。）据乾隆时代赵翼（1727—1814年）的记载，就置有望远镜：
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筩，长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瓈，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瓈之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注：赵翼：《簷曝杂记》卷2“钟表”， 李解民点校本第36—37页，中华书局，1982年；又可参阅清时朝鲜使臣的来华笔记《燕行录》，此承黄时鉴先生指教，谨表谢意。）
除了传教士外，一些与清朝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亦配备有望远镜。据乾嘉时代姚元之（1776—1852年）的记载，在中国北方重要通商口岸恰克图的俄罗斯商人有如下之举：
（中方）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盖其镜已见于三四百里外矣。（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李解民点校本第81页， 中华书局，1982年。）
这一夸张记载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商队从库伦抵达恰克图的情景，（注：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第121页；《俄罗斯馆纪事》，第1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同时表明当时俄罗斯商人已在商业情报侦察中使用望远镜了。
南方的通商口岸，亦见葡萄牙等国商人使用望远镜。当时的澳门，“有千里镜，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
墙，可瞩三十里外”。（注：王士祯：《池门偶谈》卷21，《谈异二·香山》，靳斯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关于清代澳门诗中所见之千里镜，请参阅章文钦《明清时代澳门诗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5期，第57—61页，1995年冬季出版。）至于广州口岸，拥有望远镜的外国商人更多。清代被称为“十三夷馆”（Thirteen Hongs）的西洋商行，由英、美、荷兰、瑞典等国商人组成。其中，老字号的荷兰馆，“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至19世纪，上海口岸亦有“精极”的“西人之远镜”矣。
西洋诸国番商夷使既有千里镜，以之列入贡品进献清廷亦自然之事，此亦是望远镜传入中国之一大途径。
雍正三年（1725年），来华的意大利使节贡“显微镜一套”、“火字镜一”、“照字镜二架”，（注：梁廷枂：《粤道贡国说》卷4 《西洋诸国》，骆宝善、刘路生点校本第225页，中华书局，1993年。 ）其中，“照字镜”应为放大镜，而“火字镜”不详为何物。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荷兰国使者宾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经粤道入贡方物40种，其中有镜多种，如“照身大镜二面”，“照星月水镜一执”，“照江河水镜二执”，（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汪北平、夏志和点校本第18—19页，中华书局，1957年；又见《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骆、刘点校本第209页。）其中，“照星月水镜”应是观天望远镜之一种，而“照江河水镜”则可能是航海望远镜。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荷兰国又进呈贡物多种，其中有“千里镜二枝”。（注：《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骆、刘点校本第214页。）此后，乾隆末年荷兰贡使来华亦携有望远镜。（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46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mton）等人来华。 马戛尔尼使团所携贡物主要有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军器、乐器、西洋画等，共19件，价值高达13000余镑。（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第77页，齐鲁书社，1987年。）其中，有一件由英国天文学家赫斯色尔（F.W.Herschel 1738—1822）改进后的望远镜，性能更加先进。 （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中译本，第249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随着西洋望远镜的传入，耶稣会士及中国工匠也开始了仿制。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代礼部奏“急用仪器十事”，要求增置新式仪器九件，其中，望远镜三座，“每架约工料银六两，镜不在数”。（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709—710 页。 ）崇祯七年（1634年），汤若望指导下的第一架望远镜在中国出现，并正式安装。对此事，魏特（Alfons Vath）神父《汤若望传》也曾指出，汤若望、 罗雅谷就“为中国朝廷制造了许多其他仪器，譬如象牙制小日晷、望远镜、园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物”，（注：魏特（Alfons Vath ）神父著：《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一册，第 155 页， 商务印书馆，1949年。）这表明，明末西洋传教士“固已能自制望远镜矣”。（注：T.N.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710.）
清兵入关前，中国工匠已能仿制望远镜了。清邹漪《启祯野乘》卷六记晚明薄子玉事曰：
公名珏，字子玉，苏州人也。就试浙江，补嘉兴县学生。其学奥博，不知何所传，洞晓阴阳占步，制造水火诸器……崇祯四年（1631年），流寇犯安庆，中丞张国维聘公为造铜炮，……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
薄氏系晚明受西学之士人，他制千里镜显系仿自西洋。
二、清初之千里镜诗
望远镜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兴趣。作为“明末中国三大兼通中西之历家”的李之藻等人， （注： T. N. Dupey Harpar Collin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ncyclopaedia, Haper Collins Publishing Co.Ltd,New York,4th edition,1990,pp.702.）对望远镜自然是赞不绝口：“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表肤”；（注：李之藻：《春明梦全录》卷58《读译西洋历法疏》。）而激烈敌视传教士的礼部侍郎沈
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彼夷所制窥天窥日之器，颇称精好”。（注：《破邪集》卷1 《南宫署牍》页7。）至于接触了这一西洋奇器的文人， 更是纷纷挥墨题咏，尽抒其怀。康熙初期的宗室蕴端（1670—1704年），是太祖曾孙，曾封勤郡王，他作有以西方传来的望远镜、显微镜、火镜、多宝镜为题的《西洋四镜诗》，其咏望远镜曰：
数片玻璃珍重裁，携来放眼云烟开。
远山逼近近山来，近山远山何嵬嵬。
州言九点亦不止，海岂一泓而已哉。
君不见，
昔日壶公与市吏，壶中邂逅相嬉戏。
自从神术一相传，而后市吏能缩地。
斯言是真非是伪，今设此镜盖此意。
君若不信从中视。 （注：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六册， 第36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乾隆皇帝也撰有《千里镜》诗多首，
其一曰：
巧制传西海，佳名锡上京，
欲穷千里胜，先办寸心平。
能以遥为近，曾无浊混清，
一空初不照，万象自然呈。
云际分山皱，无边数乌征，
商书精论证，日视远惟明。（注：《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集部二四一，别集类，第1302册，第486页。）
其二曰：
何来千里镜，奇制藉颇黎，
适用宜山半，成模自海西。
顿教清浊判，忽幻近遥齐，
察察吾方戒，箴规触目题。（注：《御制诗初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集部二四一，别集类，第1302册，第572页。）
在两首诗中，乾隆帝均强调了这一传自西洋（即“西海”）的“巧制”、“奇制”。对望远镜带来的近远、清浊变化大为感叹，并发出了一番欲望远先得“寸心平”的哲理感慨。
西洋望远镜的“西来初地”——广州，亦有人题咏望远镜。当然，乾隆、嘉庆时代的广州，能使用千里镜并形诸吟咏者，只有富商显宦之流。（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38—355页。）作为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写过著名的《西洋杂咏》七绝二十首，抒发自己对洋人洋风的观感，可作为评价清代广州行商西洋观的标本。（注：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宣读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合办，1996年5月3—4日，香港。）《西洋杂咏》第十二首吟道：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在自注中，潘有度说：“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砌，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注：潘仪增：《番禺潘氏诗略》，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潘有度所见的望远镜有大小两种，且有“阔一尺长一丈”大形制的望远镜，故能见明月之中亦有黑光，并且通过目睹耳闻，想象出月球之中亦有人烟。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已有疑问了。
广州行商的疑问，与两广总督阮元的疑问不谋而合，阮元的疑问具体表现在其诗作《望远镜中望月歌》中。
三、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的文化象征意义
阮元（1764—1849年），江苏仪征人，他官学两栖：官至浙江、江西巡抚和两广、云贵总督，学则为乾嘉汉学中坚，兴学刻经，所谓“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注：《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对于西学，阮元主张用西学而不为西人所用。（注：彭林：《从〈畴人传〉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阮元》，《学术月刊》（上海）1998年第5期。）这一思想在阮元作于嘉庆四年（1799 年）的《畴人传》中可以看出。因此对于西洋望远镜，阮元是交口称赞的：“能令人见目不能见之物，其为用甚博，而以之测量七曜为尤密。作此器于视学深矣”，“是宿天诸星用镜验算相距及度之偏正，于修术法尤为切要”。（注：阮元：《畴人传》卷43《默爵传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内务府奏请暂停乾隆五十五年废止的广州行商贡物办法，建议“所有方物，仍照旧例呈进”，得旨，“粤海关监督遵奉行知，准进朝珠、钟表、……千里镜、洋镜”。（注：梁廷枂：《粤海关志》卷25，页9。）本年，阮元57岁，他在广州办学海堂，兼署广东巡抚印，又驰驿广西查办“会匪”。（注：张等撰：《阮元年谱》，黄爱平点校本第132—134页，中华书局，1995年。）这一年，他忙中偷闲，于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歌曰：
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
阴冰阳水割向背，惟仗日轮相近天。
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
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
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
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
昼夜当分十五日，我见月食彼日食。
若从月里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
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
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
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
月中人性当清灵，也看恒星同五星。
也有畴人好子弟，抽镜窥吾明月形。
相窥彼此不相见，同是团栾光一片。
彼中镜子若更精，吴刚竟可窥吾面。
吾与吴刚隔两洲，海波尽处谁能舟？
羲和敲日照双月，分出大小玻璃球。
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注：阮元：《研经室四集》卷十一，见邓经元点校本《研经室集》下册，第971—972页，中华书局，1993年。）
在阮元诗中，表现出一位经师和诗人对天象的新观察，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有学者指出，阮诗表明：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中土月亮神话的新理解，“道”因“器”而变，的确耐人寻味。望远镜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把清代中国人带进新的境界了。（注：蔡鸿生：《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51页。）因此， 对这一首事关“西学东渐”的诗作加以阐释，是不妨一试的。
阮元《望月歌》，首先表明了西洋望远镜传入后中国学术界对月球认识的发展。事实上，自从西洋望远镜传入中国后，明末已运用于日月行星的运转等天文观测，对中国天文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 卷第1期，第38—69页，北京，1924年6月。）崇祯四年（1631年）冬十月辛丑朔月食，徐光启使用望远镜观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注：《明史》卷三十一，《历志·历法沿革一》。）即其著例。关于这一点，罗雅谷曾举过一个更加形象的例子：
问：天汉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与映日之轻云相类，谓在空中日天之下，为恒清气而已。今则不然，远镜（即望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注：罗雅谷：《五纬历指》卷3《恒星之三》。）
由此后，中国人对银河之看法为之一变。可见，西洋望远镜作为西洋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借以实施的工具，代表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它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以致阮元诗中出现了“天球”、“地球”、“（月）球”、“恒星”等名词术语，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
根据中国传统说法，月食是月中蟾蜍或玉兔食月，（注：如《管子》卷18《九守》第五十五、《史记》卷128《龟策列传》。 ）而认为月亮系女性，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共同观念，以至于当代美国历史人类学家M.A.哈婷博士指出，月亮是超越一切的女性象征符号。（注：M.A.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中译本第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代亦然，认为月为嫦娥，有广寒宫、有玉兔、有吴刚等，清乾隆时代学者杭世骏（1696—1772年）考论甚详，所著《订讹类编》有“月为常仪”篇，曰：
《梦蕉诗话》云：李义山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诚为绝唱。杨道孚极爱赏之，然穷理君子于所谓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汉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区本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称日，常仪称月。仪字音娥也。周官注：仪、俄二字古皆音娥，……反覆参议，则知常仪之仪字本旨作俄。后世因音之同，又以月为太阴，女像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旁，遂呼为嫦娥。其说始于刘安怪诞之书，成书于许慎附会之注，至张衡作《灵宪论》转相引证。隋唐以后，骚人墨客类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于乎谬哉。（注：杭世骏：《订讹类编》卷5，陈抗点校本第154—155页，中华书局，1997年。）
杭世骏对月亮神话考证的结果，即常仪、常娥乃一人。其实，在王充《论衡》、张衡《灵宪论》等书中，（注：见《论衡》卷11《说日第三十二》、《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诸篇。）对月亮、月食、潮汐等均有较为科学的解释，反映出中国古代在天文、物理等科学领域的成就，只不过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空谈出现后，中国思想界学风亦转而务虚，以致对汉唐科技成就逐渐湮没与淡忘。
而自从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界受到了极大震动，于是学风逐渐转变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清代汉学的代表，如梅文鼎、王锡阐、戴震、江永、焦循以及阮元等人均受到了西洋科学的影响，可以说乾嘉时代，汉学诸儒，大多悉谙西学，可称中学、西学均通，因此，他们对所谓传统月亮神话，早已不拘泥了。在考证“月为常仪”的同时，杭世骏还提出“月中无桂”的见解。（注：M.A.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中译本第15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阮元则在《望月歌》中表示，“广寒玉兔尽空谈”。由于月球与地球类似，阮元也进一步浮想翩翩：月球也应有“人民”存在，昼夜也“当分十五日”，也应有主持天文历算的“畴人”，说不定月中畴人与自己拿“五尺窥天筒”来“窥天”相类似，也正拿着望远镜来“窥地”呢。而月中畴人望远镜“若更精”，他们甚至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呢！只可惜两球隔天，无舟可通。
《望月歌》反映了阮元具有较高的西学造诣，可从与其后清朝使臣望月观感的比较中看出。光绪十七年初（1891年），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曾在法国巴黎北之“亚拍岁候佛笃瑰尔天文台”，使用“千里镜”，“移镜窥月，大于寻常所见者约数十倍，光所映处，纹如冰裂，分出无数块垒。”（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6，张玄浩、张英宇标点本第292—2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反映出乾嘉时代之阮元与晚清之薛福成二人西学之水平。
在吸取、接纳西学的同时，阮元并不迷信西学，与所谓“康熙、乾隆间言历者无不称引西法”者有所不同。（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第192页，齐鲁书社，1987年。 ）他在为精于“推步数术”的昔日同窗焦里堂《学算记》所做的序中，曾这样说：
（阮）元思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诋古法为粗疏不足道，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然元尝稽考算氏之遗文，泛鉴欧逻之述作，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如地为园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与郄萌日月不附天体之说相合；月食入于地景，与张衡蔽于地之说不别；熊三拔简平仪说寓浑于平，而崔灵恩已立义以浑盖为一矣；的谷四方行测剏蒙气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气蒙蒙四合矣。然则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乃强生畛域，安所习而毁所不见，何其陋欤？（注：阮元：《研经室三集》卷5，邓经元点校本下册，第681—682页。）
阮元序中之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 乃意大利传教士，著《简平仪说》；的谷（Tycho Brache 1546—1601）， 乃丹麦天文学家，于1582年主张地心说而为耶稣会所重，其余《曾子》等中国典籍，郄萌、张衡、崔灵恩、姜岌等中国学者的科学成就，已由阮元的异代知音——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技史》中予以阐述。阮元所论，“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指出了中西文化交流之实质，与历史事实也是大致相符的。
以望远镜而言，李约瑟就指出，“望远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是中国人发明的，而1681年欧洲天文学家罗默（Romes ）的第一架固定在子午面的望远镜装置，就吸取了中国的学术成就。（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96 、489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这与阮元所论“夫中之与西， 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是相通的。
李约瑟还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望远境的传入是这方面的最高峰”。当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开始传教时，欧洲天文学有两项极其重要的特点：一是发明并使用了望远镜，二是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来华的传教士仅将前者带到中国，而对后者闭口不谈。（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640—641、643、659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有趣的是，李氏所言的两项特点均在阮元一人身上得到验证。阮元对西洋望远镜的盛赞已如前述，而由于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对哥白尼日心说的闭口不谈及有意掩盖，使未能了解此一先进学说的阮元，后来反而驳斥在华详细介绍此说的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 ）。（注：《畴人传》卷45《蒋友仁传论》。）对此，论者或以为阮元“排斥之态度，殆与教会若矣”，并“代表了当时一般言历者之见解。此非国人故步自封，乃西士有所忌讳，不敢畅言，未能为充分之介绍耳”；（注：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第 190 页， 齐鲁书社，1987年。）或以为“使中国昧于近代科学的，其咎不在中国科学家，而在于这批西学媒介者”。 （注：冯佐哲：《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第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可见，于此历史中， 阮元固然有责任，而耶稣会士更难辞其咎。
所以，阮元《望月歌》的内容，与他的西学观是一致的。阮元在承认西学有其可用之处的同时，又坚持新、旧之学的连续性及中、西之学的双向性，实为折中中西之学，融汇二说，求归一是，确是用心良苦。
需要指出的是，西洋望远镜传入后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仅限于思想界或上层士大夫阶层，其意义也主要在于文化象征。而广大的民间仍奉信如故，陆启浤《北京岁华记》、顾禄《清嘉录》、王韬《瀛壖杂志》述嘉庆、道光、咸同年间，北京、苏州、上海等地于中秋节时或“置月宫符像，符上兔如人立”、“（月）饼面绘月中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或“比户瓶花、香蜡，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之举，（注：顾禄：《清嘉录》卷8《八月·斋月宫》，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序，第1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表明民间信奉的月亮神话，早已凝固在世代传承的民俗中了。
（本文之写作，得到了笹川教育基金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