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开兰名宦”杨廷理及其著述
刘汉忠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南京)2000年03期第78～81页
【作者简介】刘汉忠（1959年9月生），男，河北东光人， 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西柳州 545001
【关 键 词】杨廷理/事迹/著述YANG Ting—li/deed/works
中图分类法 K249 文献标识码 A
一
杨廷理（1747～1813年）字清和，一字半缘，号双梧，又号苏斋，晚年自署更生。清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人。生于清乾隆十二年。先世自江西迁柳，遂占籍于此。出身于世代行武之家。其父杨刚（曾任广西左江镇总兵）“督课甚严”，期望他日后能文武兼资。因家庭影响及传统文化薰陶，杨廷理立志走仕途经济、显身荣亲之途。但一生经历曲折，荣辱互见。年十二时应童子试，有诗句云：“世人只诩高声价，那识良工费苦心”。学使陈桂洲称：“小子后来必以诗成名”。于是录取为府学生。又二年，考取廪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杨廷理考选拔贡。次年入京，朝考一等一名，以知县用，签发福建，奏补归化知县。四十四年（1779年）冬，调署宁化县。第二年夏，任侯官知县，兼署福防同知。五十年（1785年）八月，以考绩卓异卸侯官知县，旋奏升台湾府南路理番同知，次年八月到任。不数月，值林爽文事件爆发。杨廷理以同知摄知府事，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五十五年（1790年）春，升任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五十八年（1793年），又特加按察使衔。六十年（1795年）夏，朝廷清查福建库款亏空案。因福州府邓某以杨廷理原在侯官知县任内“交代未清”之款，捏开首先亏空之名，院司上奏，奉旨革职拿问。其间，又因“叙刊年谱”，语侵邓某，复被劾参问，拟大辟。后奉旨解京讯办。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改戍伊犁。八年（1803年）春，戍满返京。十一年（1806年）九月重任台湾知府。赴任之前嘉庆皇帝召见，杨廷理直奏“噶玛兰当开”（《劳生节略》）。到任未及一年，又因人诬告而奉文掣回内地。十四年（1809年）八月，赴台平定淡水械斗事件。次年（1810年）四月，委派进驻噶玛兰筹办创始事宜。十六年（1811年）三月，委任淡水厅通判。十二月，三任台湾知府。十七年（1812年）六月八日，交卸府事。九月，奉特旨补授福建建宁府缺。旋于九月初七日奉檄暂摄噶玛兰通判篆，十二月初十日卸任，至台湾府署养疾。十八年（1813年），卒于未赴建宁知府任前。
二
杨廷理初莅台湾，就遇上震动朝野的林爽文起义爆发。作为朝廷命官，他“以书生骤莅戎事，应变不穷”（清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二）。因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也由此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升迁迅速。杨廷理曾撰有《东瀛纪事》详述林爽文事件的经过。自序言其起因说：“盖自郑氏殄灭、朱一贵荡平以来，海疆无事垂数十年矣。其始，特以地沃民稠，志骄服美，守土者忽不加意，以为风俗固然。渐且奸胥猾吏，恣为民患，而不之止。其民之黠者，则又交结胥吏，舞文弄墨，枉法于纪，蔽上耳目。桀悍者，至于持械斗狠，千百为群，白昼相杀于道，而官不可禁，或因以取贿而免之。此乱之所由生，非一朝夕之故也”。据事直书，所陈都是当时实情，分析亦切中时弊，点出吏治腐败是导致事件爆发之根源所在。进而提出治策：“兴利除弊，恤民纠吏，弭乱本于未形，跻殊俗于雅化，则庶乎可矣”。杨廷理在台湾几十年作为，正是禀此而实践，并在其晚年完成了噶玛兰的开发设治，树立起令世人敬仰的历史丰碑。
噶玛兰（今台湾东北部的宜兰）东向临海，三面环山。兰阳溪水，穿境入海，形成三角形兰阳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明朝末年，该地居住着自称“噶玛兰”的平埔族人，人们因称其地为噶玛兰，亦称蛤仔难、甲子兰。清代时为东西势三十六番社垦居。当时此地尚不设官治，未能积极开发，听任自由发展。嘉庆元年，福建漳浦人吴沙率领漳泉粤三籍移民入垦溪北地区。嘉庆十一年阿里史流番潘贤文开发溪南地区。在筹办开兰设治之前，噶玛兰地区人口已增至六万多人。人事纠纷日多，不但番人与汉人，生番与熟番，及漳泉粤三籍人士之间纷争甚至于械斗，亦时有所闻，反清势力也利用此地屯据。乾隆年间杨廷理北征至这一地区时，即发现问题的复杂，于是开始了从建议到实施将噶玛兰收归版图、设治派官管理的长期不懈努力。
噶玛兰得以开发设治，固有赖于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及政治必要性，然而与主持者的意识也有重要的作用。噶玛兰的设官经营，固然有各种促成因素，如谢金銮著《蛤仔难纪略》，梁上国陈奏以引起朝廷注意，嘉庆皇帝下旨开办，各层官员的主持等，然以杨廷理首尾其事，包括上自向皇帝及督抚面陈开发意见，不放过任何机会促成此事；下至亲自多次深入其地，勘察丈量，调查民番，设计章程等等，这都足以说明杨廷理是噶玛兰开发的实际负责者。但是开办之事却延宕多年，是因各级官员中的颟顸之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为此处不过弹丸之地，不予重视，对杨廷理之建议及主张，则如《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一文所述，往往“以经费无出，且系界外，恐肇番衅，弗允奏办”；“禀悉赛将军（赛冲阿）设官经理，丈升田园，弗许”；“奏请设屯弁免升科，奉部驳饬，事遂中止”；“嗣以漳、泉斗案未及勘办”；“司中仍以‘事难悬拟’四字详请交台镇、道议复”，致使开发噶玛兰之进程一再拖延。除了上述各种因素，还有地方上的重重阻力。业户“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杨廷理）”；官淡（淡水）、兰（噶玛兰）者“亦未免以此后往来行李供顿失费，致怨于理”。而杨廷理“竭尽心力，利尽归公，怨尽归己，其实并无见长取巧、丝毫不肖之心，诚可清夜自问，上告吾君而对大宪者”。正是怀着积极用世、一切为国家利益的情感，他一本初志，忍辱负重，百折不回，“备尝辛苦，终荷上官明察，不为浮言摇惑，得以一手经理，告厥成功”（《东游草自序》），完成了开疆拓土、开兰设治的大业。这种开发噶玛兰之用心，在他重任台湾知府不久被革官捏控撤回，于嘉庆十三年仲冬在宁福道署为谢金銮著《蛤仔难记略》所作序中表达得至为明白：“余虽不及行之（指噶玛兰设治），犹幸得而序之。毋弃地遗寇资，毋弃民添寇翼，洁己爱民，以爱蛤仔难，民如望慈父母，是在后之为官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由他亲手付诸实践，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期待。清人高澍然高度评价杨廷理功绩说：“开噶玛兰厅，资其粟足食数郡，其泽尤可百世也”（《台湾知府杨廷理传》）。噶玛兰民众称杨廷理为“开兰名宦”，正是名至实归。
三
杨廷理的著述、诗作在生前曾先后辑刊九集，后又有删订汇编本《知还书屋诗钞》。纪事类著作有《东瀛纪事》、《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劳生节略》等。他的这些诗文著作，在广西的文献目录中却很少记载。 如《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 1983年12月内部印行）仅著录《双梧轩诗草》1种。
诗集原刻本名称可考者有：《西来草》、《东归草》、《南还草》、《北上草》、《东游草》、《双梧轩诗草》及《再来草》。另有《候虫吟》二卷，未详是否付刊。清道光年间张鹏展编辑的地方艺文总集《峤西诗钞》记录《双梧轩诗草》一种，辑诗14首；梁章巨编辑的《三管英灵集》记录《西来草》、《东归草》、《再来草》三种，辑诗34首。原刻本今仅知有《再来草》一种尚存于世。 此书一卷，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京师付刊，收录“专谋纳项”（指捐复知府）内容的诗作，是从《南还草》、《北上草》中选录的。书前有海盐人朱履中作于是年六月望日的序言，并对诗作评点，附刻于书中。此外，本世纪三十年代东方文化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所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时，尚存的《东游草》二卷原刻本，今不知存佚。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杨廷理之子杨立亮请友人许乔林据各种原刊本重加编订为《知还书屋诗钞》十卷。许氏“谨循《东游草》自序以实以率之义，稍删其涉酬应者，合《劳生节略》为十卷”。其中包括《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东归草》一卷、《南还草》一卷、《北上草》一卷、《东游草》一卷、《拾遗草》一卷及附自撰年谱《劳生节略》一卷，由金陵（南京）杨梁金局刊刻。此书是家刻本，当时除分赠友好外，未广发行，又历经160年，流传已极稀见。 著录清人著作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以及地方文献书目《广西文人著述目录》等书目均未著录，台湾学者研究杨廷理的文论亦均未提及，《清代西域诗辑注》据《晚晴移诗汇》转录杨廷理诗三首，小传称杨廷理“有《知还书屋诗钞》，惜未之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亦未著录此书所附年谱《劳生节略》，由此可见《知还书屋诗钞》之罕秘，或为天壤仅存。
四
作为一种才能和爱好，也作为一种自述历史，杨廷理把一生之经历、仕宦、交游、感受全部用诗歌记录下来。他的这部《知还书屋诗钞》，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诗体自传，也是重要的社会史文献。他以诗纪事，并且在诗中有意识地附注了大量的注语。《东游草》自序云：“古人以诗纪兴，作者兴会淋漓，精光万丈。予以诗纪事，据事直书，漫无含蓄”。“实、率二字，余诗居多”。直面人生，直陈所见，直书所感，无所隐瞒，这是他“以率真待人”性格的体现。披阅这部诗集，感受则诚如清人许乔林所说：“诵诗论世者，当于碛沙洋月、堠火阵云中，想见光明磊落之伟人也”。
杨廷理谪戍伊犁时期的诗作，录为《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在极西边塞，所见为白草黄云、冰天雪地，所听为羊鸣马嘶、羌笛胡笳。万里投荒，穷愁困扼。思恋亲人，怀忆故乡，是杨廷理诗作主题：“顾影忽惊霜鬓改，思家怕见月轮移”（《中秋待月》）；“砂碛光阴诗卷里，故乡云树枕函边”（《腊月十五日夜闻丝竹声有感》）。呼酒为伴，吟诗遣愁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独坐花前呼取酒，一樽相对又黄昏”（《排闷》）；“浊酒先拼良夜醉，梅花遥忆故园春”（《冬至前一日夜坐》）；“剩有孤灯能伴我，夜归把酒读离骚”（《郊行》）。也因此常有“壮志消磨尽，寒砧动远情”的叹息。但同时，禀具刚健高廓性格的他即便在羁谪生活中也不甘做终日以泪洗面的苦吟者。幼年读唐人孟浩然“走马西来欲到天”之句，便悠然神往。而此行“我自执戟天西来”，边地奇异山水风光、奇特风俗民情也使他眼界大开，诗兴大发。戍友韦书城曾赠诗：“西来万里非无谓，无淬词锋赚纪游”（《酬杨双梧观察廷理叠韵枉赠》），正是其西行多年，经游数万里的精神收获。在《雪花吟》一诗中，作者极力铺陈、描绘伊犁雪景之奇丽，触发了“不缘万里饱风雪，岂识琼楼与玉宇”的体会；在品尝哈密瓜之时，他又得出“此味惟应逐客知”的感悟。这些大量作品生动真实记载谪客的生活经历、情感世界，真切沉郁，动人心魄；描述边塞的自然风光，奇异的少数民族风俗，情景如画，豁人耳目。
“荷戟走二万余里”（《西来草自序》）的杨廷理，并没有享受家中“儿辈争习举业，稚孙绕膝，酣听书声，怡情倡和，大觉可乐”（《劳生节略》）的日子多久。当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十九日在广州接到台湾绅士助捐信后，“自念精力尚堪报效，不甘潦倒”，遂有再入仕途之意。他以“报国以来拼一身”（《二儿善长请同行，诗以止之，并勉诸儿曹》）这样掷地有声之语劝止欲侍其行的儿子，毅然独自北上。在京师“递呈降捐知府，仰荷俞允。极力设措，如期上兑”（《劳生节略》）。当台湾知府缺出，嘉庆皇帝下旨让他“驰驿赴任”。杨廷理此次重出，为将来铸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杨廷理重任台湾知府后至辞世之诗作收录于《东游草》，对研究台湾社会政治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原刻本《东游草》二卷评介云：“全书所记有关事实者二：一为讨平朱濆之乱；一则开噶玛兰港”。并说“此书诗注甚详，其重要愈于正文”，正是着眼于史料价值而言。到任台湾知府未及一年，当他正在噶玛兰调查地方险要、民间疾苦，向上官禀请设官管理之时，却因革官捏告而被撤回内地，开办之事遂告中寝。奉到撤回之信及皇帝之谕时，“内迁私计亦欣然”、“投老投闲托主怜”是其言不由衷之语，而“弃民弃地忧臣职”、“海峤未宁臣敢老”才是他心思所在。奉令开办噶玛兰时，他是以候补知府空衔驻兰开办委员的名义。高澍然在《书〈蛤仔难纪略〉后》一文中就指出是因“当道惮于兴作”，故“命（杨廷理）空衔往厘，以困之，竟以劳死。幸二势素贴太守，事克集”（《抑快轩文钞》）。又因开发噶玛兰之举，“官淡、兰者衔之”，因此不断受人或浮言、或禀揭的攻击。《东游草》中说：“真能济事须含忍，欲息浮言在固穷”（《遣闷》），“潦倒宦场因欠忍，驰驱王事愿含贞”（《书劳生节略后》）；“老去任人侮，悲来强自禁”（《寄慨》）；“悠悠莫漫攻吾短，早筑三休作退谋”（《闻有人禀揭事志慨》）；“自计此心无愧作，何烦攘臂奋尊尊拳”（《述怀》）；“倏升倏降凭境遇，不矜不伐仗天君”（《次海东山长裴孝廉见赠元韵》）；“遮眼文书读不了，违心议论听难终”（《纵目》）。直到开办大功告成，杨廷理奉特旨授建宁知府，在台湾府署养疾，等待赴任之时奉到上方指示：“噶玛兰一切事宜，近阅各该员文禀，多有未臻妥善之处，该守系原办创始章程之人，自未便遽行内渡”。实是借事留难，示以颜色。最后，杨廷理赍恨以终，令人扼腕。
五
杨廷理纪事类著作有《劳生节略》一卷，是杨廷理自撰的年谱。按干支纪年，编述本人经历。始于乾隆丁卯（1747年）出生之年。文末系“六十馀年几困亨”诗一首，署款“嘉庆辛未杨廷理更生氏自书《劳生节略》后”（辛未为嘉庆十六年，此诗在《东游草》中编排于是年春），这是初稿写就之时。但《劳生节略》纪事的明确年月至嘉庆壬申十七年十二月，依其文意，则续写定稿在嘉庆十八年癸酉，与《东游草》之绝笔诗《〈东游草〉钞成付梓寄慨》时限相吻合。年谱对噶玛兰收入版图的经过述之尤详，与《东游草》及《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可相参证。
《东瀛纪事》一卷，署“杨廷理采辑”。专述平定林爽文事件的始末。起于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止于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日。此书乾隆五十五年孟夏（1790年）初刻于台湾郡署，道光十七年（1837年）仲春杨立亮重刻，拥书楼藏板，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辑入《史料丛刊初编》，当代则有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等收录。关于此书的实际作者，清嘉兴人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出版于嘉庆元年，1796年）卷二中云：“仆在海外，又为双梧太守撰《东瀛纪事》一编”。此书署题“柳州杨廷理清和氏采辑”，不称“撰”或“著”，或正以此示有所区别。杨廷理谪戍伊犁时，又曾撰著《平台纪事》二卷。见于戍友洪亮吉《伊犁纪事诗》的记载，第十八首云：“一卷平台纪事功，十年循吏说弘农。便同海外奇书谈，腹痛还思邴曼容”。诗后自注“杨廉使廷理曾官台湾知府，预平林爽文等，著《平台纪事》二卷，时属余点定。廉使在闽中最有政声”。又见于戍友王大经《题双梧美人图并跋》云：“双梧先生原台湾道，曾预平林逆，著有《平台录》”（与《平台纪事》当为一书）。内容或与《东瀛纪事》相关，但未见有刻本的著录。
《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一卷，辑录于道光《噶玛兰志略》中，是噶玛兰开发设治的重要文献。该文详述自乾隆、嘉庆年间蛤仔难（即噶玛兰）划疆设官管理的曲折经过。对其间开办延宕多年的原因，如上级官员的不予重视，以及开办过程中的地方上的重重阻力等，也并不回避，禀笔直书，尤见其真。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记杨廷理还有《噶玛兰说略》一卷，但在《劳生节略》、《东游草》及《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中均未提及，未知连氏据何而言，亦未见有刊本流传，今存疑备考。其他还有一些奏疏、碑记、序文等，今存于《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明清史料》等档案及史籍、地方志中。
六
杨廷理曾有诗云：“盖棺论定他年事，青史还凭舆论真”（《午日感怀》）。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在清代台湾历史上作出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清代文学家姚莹在《噶玛兰纪略》等书中对杨廷理开发噶玛兰的政绩有所记；官修的《噶玛兰厅志》、《噶玛兰志略》、《宜兰县志》，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均为之立传，台湾宜兰县文献委员会还编纂《开兰名宦杨廷理特辑》以资缅怀；当代，海峡两岸也有学者对其治绩进行研究。这些充分反映了杨廷理在清代台湾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对这位“祁连万里，台澎三至，游岑嘉州未到之境，创蓝鹿洲未建之勋”的“光明磊落之伟人”（许乔林：《知还书屋诗钞叙》语）最好的纪念。
收稿日期 1997—05—05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南京)2000年03期第78～81页
【作者简介】刘汉忠（1959年9月生），男，河北东光人， 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西柳州 545001
| 【内容提要】 | 本文主要介绍了杨廷理的生平事迹和著述及在清代台湾历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The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YANG Ting—li's life deed and his works,the great contribution in TaiWan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
一
杨廷理（1747～1813年）字清和，一字半缘，号双梧，又号苏斋，晚年自署更生。清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人。生于清乾隆十二年。先世自江西迁柳，遂占籍于此。出身于世代行武之家。其父杨刚（曾任广西左江镇总兵）“督课甚严”，期望他日后能文武兼资。因家庭影响及传统文化薰陶，杨廷理立志走仕途经济、显身荣亲之途。但一生经历曲折，荣辱互见。年十二时应童子试，有诗句云：“世人只诩高声价，那识良工费苦心”。学使陈桂洲称：“小子后来必以诗成名”。于是录取为府学生。又二年，考取廪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杨廷理考选拔贡。次年入京，朝考一等一名，以知县用，签发福建，奏补归化知县。四十四年（1779年）冬，调署宁化县。第二年夏，任侯官知县，兼署福防同知。五十年（1785年）八月，以考绩卓异卸侯官知县，旋奏升台湾府南路理番同知，次年八月到任。不数月，值林爽文事件爆发。杨廷理以同知摄知府事，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五十五年（1790年）春，升任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五十八年（1793年），又特加按察使衔。六十年（1795年）夏，朝廷清查福建库款亏空案。因福州府邓某以杨廷理原在侯官知县任内“交代未清”之款，捏开首先亏空之名，院司上奏，奉旨革职拿问。其间，又因“叙刊年谱”，语侵邓某，复被劾参问，拟大辟。后奉旨解京讯办。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改戍伊犁。八年（1803年）春，戍满返京。十一年（1806年）九月重任台湾知府。赴任之前嘉庆皇帝召见，杨廷理直奏“噶玛兰当开”（《劳生节略》）。到任未及一年，又因人诬告而奉文掣回内地。十四年（1809年）八月，赴台平定淡水械斗事件。次年（1810年）四月，委派进驻噶玛兰筹办创始事宜。十六年（1811年）三月，委任淡水厅通判。十二月，三任台湾知府。十七年（1812年）六月八日，交卸府事。九月，奉特旨补授福建建宁府缺。旋于九月初七日奉檄暂摄噶玛兰通判篆，十二月初十日卸任，至台湾府署养疾。十八年（1813年），卒于未赴建宁知府任前。
二
杨廷理初莅台湾，就遇上震动朝野的林爽文起义爆发。作为朝廷命官，他“以书生骤莅戎事，应变不穷”（清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二）。因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也由此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升迁迅速。杨廷理曾撰有《东瀛纪事》详述林爽文事件的经过。自序言其起因说：“盖自郑氏殄灭、朱一贵荡平以来，海疆无事垂数十年矣。其始，特以地沃民稠，志骄服美，守土者忽不加意，以为风俗固然。渐且奸胥猾吏，恣为民患，而不之止。其民之黠者，则又交结胥吏，舞文弄墨，枉法于纪，蔽上耳目。桀悍者，至于持械斗狠，千百为群，白昼相杀于道，而官不可禁，或因以取贿而免之。此乱之所由生，非一朝夕之故也”。据事直书，所陈都是当时实情，分析亦切中时弊，点出吏治腐败是导致事件爆发之根源所在。进而提出治策：“兴利除弊，恤民纠吏，弭乱本于未形，跻殊俗于雅化，则庶乎可矣”。杨廷理在台湾几十年作为，正是禀此而实践，并在其晚年完成了噶玛兰的开发设治，树立起令世人敬仰的历史丰碑。
噶玛兰（今台湾东北部的宜兰）东向临海，三面环山。兰阳溪水，穿境入海，形成三角形兰阳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明朝末年，该地居住着自称“噶玛兰”的平埔族人，人们因称其地为噶玛兰，亦称蛤仔难、甲子兰。清代时为东西势三十六番社垦居。当时此地尚不设官治，未能积极开发，听任自由发展。嘉庆元年，福建漳浦人吴沙率领漳泉粤三籍移民入垦溪北地区。嘉庆十一年阿里史流番潘贤文开发溪南地区。在筹办开兰设治之前，噶玛兰地区人口已增至六万多人。人事纠纷日多，不但番人与汉人，生番与熟番，及漳泉粤三籍人士之间纷争甚至于械斗，亦时有所闻，反清势力也利用此地屯据。乾隆年间杨廷理北征至这一地区时，即发现问题的复杂，于是开始了从建议到实施将噶玛兰收归版图、设治派官管理的长期不懈努力。
噶玛兰得以开发设治，固有赖于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及政治必要性，然而与主持者的意识也有重要的作用。噶玛兰的设官经营，固然有各种促成因素，如谢金銮著《蛤仔难纪略》，梁上国陈奏以引起朝廷注意，嘉庆皇帝下旨开办，各层官员的主持等，然以杨廷理首尾其事，包括上自向皇帝及督抚面陈开发意见，不放过任何机会促成此事；下至亲自多次深入其地，勘察丈量，调查民番，设计章程等等，这都足以说明杨廷理是噶玛兰开发的实际负责者。但是开办之事却延宕多年，是因各级官员中的颟顸之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为此处不过弹丸之地，不予重视，对杨廷理之建议及主张，则如《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一文所述，往往“以经费无出，且系界外，恐肇番衅，弗允奏办”；“禀悉赛将军（赛冲阿）设官经理，丈升田园，弗许”；“奏请设屯弁免升科，奉部驳饬，事遂中止”；“嗣以漳、泉斗案未及勘办”；“司中仍以‘事难悬拟’四字详请交台镇、道议复”，致使开发噶玛兰之进程一再拖延。除了上述各种因素，还有地方上的重重阻力。业户“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杨廷理）”；官淡（淡水）、兰（噶玛兰）者“亦未免以此后往来行李供顿失费，致怨于理”。而杨廷理“竭尽心力，利尽归公，怨尽归己，其实并无见长取巧、丝毫不肖之心，诚可清夜自问，上告吾君而对大宪者”。正是怀着积极用世、一切为国家利益的情感，他一本初志，忍辱负重，百折不回，“备尝辛苦，终荷上官明察，不为浮言摇惑，得以一手经理，告厥成功”（《东游草自序》），完成了开疆拓土、开兰设治的大业。这种开发噶玛兰之用心，在他重任台湾知府不久被革官捏控撤回，于嘉庆十三年仲冬在宁福道署为谢金銮著《蛤仔难记略》所作序中表达得至为明白：“余虽不及行之（指噶玛兰设治），犹幸得而序之。毋弃地遗寇资，毋弃民添寇翼，洁己爱民，以爱蛤仔难，民如望慈父母，是在后之为官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由他亲手付诸实践，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期待。清人高澍然高度评价杨廷理功绩说：“开噶玛兰厅，资其粟足食数郡，其泽尤可百世也”（《台湾知府杨廷理传》）。噶玛兰民众称杨廷理为“开兰名宦”，正是名至实归。
三
杨廷理的著述、诗作在生前曾先后辑刊九集，后又有删订汇编本《知还书屋诗钞》。纪事类著作有《东瀛纪事》、《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劳生节略》等。他的这些诗文著作，在广西的文献目录中却很少记载。 如《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 1983年12月内部印行）仅著录《双梧轩诗草》1种。
诗集原刻本名称可考者有：《西来草》、《东归草》、《南还草》、《北上草》、《东游草》、《双梧轩诗草》及《再来草》。另有《候虫吟》二卷，未详是否付刊。清道光年间张鹏展编辑的地方艺文总集《峤西诗钞》记录《双梧轩诗草》一种，辑诗14首；梁章巨编辑的《三管英灵集》记录《西来草》、《东归草》、《再来草》三种，辑诗34首。原刻本今仅知有《再来草》一种尚存于世。 此书一卷，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京师付刊，收录“专谋纳项”（指捐复知府）内容的诗作，是从《南还草》、《北上草》中选录的。书前有海盐人朱履中作于是年六月望日的序言，并对诗作评点，附刻于书中。此外，本世纪三十年代东方文化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所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时，尚存的《东游草》二卷原刻本，今不知存佚。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杨廷理之子杨立亮请友人许乔林据各种原刊本重加编订为《知还书屋诗钞》十卷。许氏“谨循《东游草》自序以实以率之义，稍删其涉酬应者，合《劳生节略》为十卷”。其中包括《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东归草》一卷、《南还草》一卷、《北上草》一卷、《东游草》一卷、《拾遗草》一卷及附自撰年谱《劳生节略》一卷，由金陵（南京）杨梁金局刊刻。此书是家刻本，当时除分赠友好外，未广发行，又历经160年，流传已极稀见。 著录清人著作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以及地方文献书目《广西文人著述目录》等书目均未著录，台湾学者研究杨廷理的文论亦均未提及，《清代西域诗辑注》据《晚晴移诗汇》转录杨廷理诗三首，小传称杨廷理“有《知还书屋诗钞》，惜未之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亦未著录此书所附年谱《劳生节略》，由此可见《知还书屋诗钞》之罕秘，或为天壤仅存。
四
作为一种才能和爱好，也作为一种自述历史，杨廷理把一生之经历、仕宦、交游、感受全部用诗歌记录下来。他的这部《知还书屋诗钞》，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诗体自传，也是重要的社会史文献。他以诗纪事，并且在诗中有意识地附注了大量的注语。《东游草》自序云：“古人以诗纪兴，作者兴会淋漓，精光万丈。予以诗纪事，据事直书，漫无含蓄”。“实、率二字，余诗居多”。直面人生，直陈所见，直书所感，无所隐瞒，这是他“以率真待人”性格的体现。披阅这部诗集，感受则诚如清人许乔林所说：“诵诗论世者，当于碛沙洋月、堠火阵云中，想见光明磊落之伟人也”。
杨廷理谪戍伊犁时期的诗作，录为《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在极西边塞，所见为白草黄云、冰天雪地，所听为羊鸣马嘶、羌笛胡笳。万里投荒，穷愁困扼。思恋亲人，怀忆故乡，是杨廷理诗作主题：“顾影忽惊霜鬓改，思家怕见月轮移”（《中秋待月》）；“砂碛光阴诗卷里，故乡云树枕函边”（《腊月十五日夜闻丝竹声有感》）。呼酒为伴，吟诗遣愁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独坐花前呼取酒，一樽相对又黄昏”（《排闷》）；“浊酒先拼良夜醉，梅花遥忆故园春”（《冬至前一日夜坐》）；“剩有孤灯能伴我，夜归把酒读离骚”（《郊行》）。也因此常有“壮志消磨尽，寒砧动远情”的叹息。但同时，禀具刚健高廓性格的他即便在羁谪生活中也不甘做终日以泪洗面的苦吟者。幼年读唐人孟浩然“走马西来欲到天”之句，便悠然神往。而此行“我自执戟天西来”，边地奇异山水风光、奇特风俗民情也使他眼界大开，诗兴大发。戍友韦书城曾赠诗：“西来万里非无谓，无淬词锋赚纪游”（《酬杨双梧观察廷理叠韵枉赠》），正是其西行多年，经游数万里的精神收获。在《雪花吟》一诗中，作者极力铺陈、描绘伊犁雪景之奇丽，触发了“不缘万里饱风雪，岂识琼楼与玉宇”的体会；在品尝哈密瓜之时，他又得出“此味惟应逐客知”的感悟。这些大量作品生动真实记载谪客的生活经历、情感世界，真切沉郁，动人心魄；描述边塞的自然风光，奇异的少数民族风俗，情景如画，豁人耳目。
“荷戟走二万余里”（《西来草自序》）的杨廷理，并没有享受家中“儿辈争习举业，稚孙绕膝，酣听书声，怡情倡和，大觉可乐”（《劳生节略》）的日子多久。当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十九日在广州接到台湾绅士助捐信后，“自念精力尚堪报效，不甘潦倒”，遂有再入仕途之意。他以“报国以来拼一身”（《二儿善长请同行，诗以止之，并勉诸儿曹》）这样掷地有声之语劝止欲侍其行的儿子，毅然独自北上。在京师“递呈降捐知府，仰荷俞允。极力设措，如期上兑”（《劳生节略》）。当台湾知府缺出，嘉庆皇帝下旨让他“驰驿赴任”。杨廷理此次重出，为将来铸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杨廷理重任台湾知府后至辞世之诗作收录于《东游草》，对研究台湾社会政治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原刻本《东游草》二卷评介云：“全书所记有关事实者二：一为讨平朱濆之乱；一则开噶玛兰港”。并说“此书诗注甚详，其重要愈于正文”，正是着眼于史料价值而言。到任台湾知府未及一年，当他正在噶玛兰调查地方险要、民间疾苦，向上官禀请设官管理之时，却因革官捏告而被撤回内地，开办之事遂告中寝。奉到撤回之信及皇帝之谕时，“内迁私计亦欣然”、“投老投闲托主怜”是其言不由衷之语，而“弃民弃地忧臣职”、“海峤未宁臣敢老”才是他心思所在。奉令开办噶玛兰时，他是以候补知府空衔驻兰开办委员的名义。高澍然在《书〈蛤仔难纪略〉后》一文中就指出是因“当道惮于兴作”，故“命（杨廷理）空衔往厘，以困之，竟以劳死。幸二势素贴太守，事克集”（《抑快轩文钞》）。又因开发噶玛兰之举，“官淡、兰者衔之”，因此不断受人或浮言、或禀揭的攻击。《东游草》中说：“真能济事须含忍，欲息浮言在固穷”（《遣闷》），“潦倒宦场因欠忍，驰驱王事愿含贞”（《书劳生节略后》）；“老去任人侮，悲来强自禁”（《寄慨》）；“悠悠莫漫攻吾短，早筑三休作退谋”（《闻有人禀揭事志慨》）；“自计此心无愧作，何烦攘臂奋尊尊拳”（《述怀》）；“倏升倏降凭境遇，不矜不伐仗天君”（《次海东山长裴孝廉见赠元韵》）；“遮眼文书读不了，违心议论听难终”（《纵目》）。直到开办大功告成，杨廷理奉特旨授建宁知府，在台湾府署养疾，等待赴任之时奉到上方指示：“噶玛兰一切事宜，近阅各该员文禀，多有未臻妥善之处，该守系原办创始章程之人，自未便遽行内渡”。实是借事留难，示以颜色。最后，杨廷理赍恨以终，令人扼腕。
五
杨廷理纪事类著作有《劳生节略》一卷，是杨廷理自撰的年谱。按干支纪年，编述本人经历。始于乾隆丁卯（1747年）出生之年。文末系“六十馀年几困亨”诗一首，署款“嘉庆辛未杨廷理更生氏自书《劳生节略》后”（辛未为嘉庆十六年，此诗在《东游草》中编排于是年春），这是初稿写就之时。但《劳生节略》纪事的明确年月至嘉庆壬申十七年十二月，依其文意，则续写定稿在嘉庆十八年癸酉，与《东游草》之绝笔诗《〈东游草〉钞成付梓寄慨》时限相吻合。年谱对噶玛兰收入版图的经过述之尤详，与《东游草》及《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可相参证。
《东瀛纪事》一卷，署“杨廷理采辑”。专述平定林爽文事件的始末。起于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止于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日。此书乾隆五十五年孟夏（1790年）初刻于台湾郡署，道光十七年（1837年）仲春杨立亮重刻，拥书楼藏板，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辑入《史料丛刊初编》，当代则有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等收录。关于此书的实际作者，清嘉兴人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出版于嘉庆元年，1796年）卷二中云：“仆在海外，又为双梧太守撰《东瀛纪事》一编”。此书署题“柳州杨廷理清和氏采辑”，不称“撰”或“著”，或正以此示有所区别。杨廷理谪戍伊犁时，又曾撰著《平台纪事》二卷。见于戍友洪亮吉《伊犁纪事诗》的记载，第十八首云：“一卷平台纪事功，十年循吏说弘农。便同海外奇书谈，腹痛还思邴曼容”。诗后自注“杨廉使廷理曾官台湾知府，预平林爽文等，著《平台纪事》二卷，时属余点定。廉使在闽中最有政声”。又见于戍友王大经《题双梧美人图并跋》云：“双梧先生原台湾道，曾预平林逆，著有《平台录》”（与《平台纪事》当为一书）。内容或与《东瀛纪事》相关，但未见有刻本的著录。
《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一卷，辑录于道光《噶玛兰志略》中，是噶玛兰开发设治的重要文献。该文详述自乾隆、嘉庆年间蛤仔难（即噶玛兰）划疆设官管理的曲折经过。对其间开办延宕多年的原因，如上级官员的不予重视，以及开办过程中的地方上的重重阻力等，也并不回避，禀笔直书，尤见其真。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记杨廷理还有《噶玛兰说略》一卷，但在《劳生节略》、《东游草》及《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中均未提及，未知连氏据何而言，亦未见有刊本流传，今存疑备考。其他还有一些奏疏、碑记、序文等，今存于《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明清史料》等档案及史籍、地方志中。
六
杨廷理曾有诗云：“盖棺论定他年事，青史还凭舆论真”（《午日感怀》）。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在清代台湾历史上作出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清代文学家姚莹在《噶玛兰纪略》等书中对杨廷理开发噶玛兰的政绩有所记；官修的《噶玛兰厅志》、《噶玛兰志略》、《宜兰县志》，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均为之立传，台湾宜兰县文献委员会还编纂《开兰名宦杨廷理特辑》以资缅怀；当代，海峡两岸也有学者对其治绩进行研究。这些充分反映了杨廷理在清代台湾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对这位“祁连万里，台澎三至，游岑嘉州未到之境，创蓝鹿洲未建之勋”的“光明磊落之伟人”（许乔林：《知还书屋诗钞叙》语）最好的纪念。
收稿日期 1997—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