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99年明史研究概况
吴艳红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0年03期第2～10页
1999年明史研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本年度发表的明史专著中，首先是由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的出版。该书不同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方式，而以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为纲，对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和当前的研究状况，明代政治发展的过程，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中外关系、思想文化以及明代人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说，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的明代通史之作。该书撰写历时多年，由几十位学者协作完成，基本反映了当前明史研究的水平。本年度出版的明史专著还有：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厦门大学出版社）；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河北大学出版社）；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三秦出版社）以及论文集《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据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300多篇。 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做一概述。
一 政治史
政治事件。洪武开国，嘉、万变革，崇祯衰亡，明代政治发展的这几个重要阶段，依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尤其是嘉靖、万历之间的政局，近年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关于洪武朝的政治，学界对朱元璋时期的冤狱仍比较关心，希望以此为线索，对明初的政治作更深入的探讨。刘长江《明初皇室姻亲与蓝玉案》（《北大史学》第5 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明初皇室与功臣联姻和政争的关系，分析了蓝玉案的成因。梁希哲、宋鸥《评李善长之死》（《史学集刊》2期）则以李善长案发生前后的政治状况， 探讨洪武朝皇权政治与君主专制的特点。
嘉靖前期出现的“大礼议”及其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田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 《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明史研究》第6辑）等文章中提出，嘉靖前期， 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这次改革以嘉靖皇帝为首，以议礼新贵为主体，改革内容广泛，效果显著，尤其以内阁的改革，最具成效。“大礼仪”的胜利其实是革新思想的胜利。但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复旦学报》1 期）却对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标志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包括皇权、阁权、勋戚、宦官等主要势力相互整合的关系。文章认为皇权取得胜利的原因不在议礼新贵的理论优势，而是明世宗武力镇压的结果。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政治格局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该书以张居正为线索，采用丰富的史料，深入细致地品评了张居正的人格修养、政治观点、学术思想等对他的政治行为及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影响。作者对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分析和论述，对明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明代的灭亡与农民起义军问题，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及。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一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势力，包括明王朝及南明政权，入关清军，以闯王、西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也兼具一定的可读性。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学界仍无定论。林金树、杨志清《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赵国华、张德信《李自成之死考辨》（《明史研究》第6辑），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等论著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将人物与事件或制度结合研究，从而使历史更具动态性，对政治史的理解更为深入，是近来政治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特点。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 期）详细考证了沈万三这位传奇人物及其家族的发展历史。文章首先否定了沈万三是明初人的说法，指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文章还论证了沈家的全面覆败与明初的“蓝玉案”有关等问题。本文对沈氏家族的研究为深刻理解元末明初的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赵中男《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明史研究》第6 辑）将朱棣与朱高炽既是父子又是君臣，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与明初统治方式从开创到守成的转变结合起来，多有新意；高春平《顾佐与“仁宣之治”》（《河南大学学报》39卷3期）则提出，仁、 宣之治中吏治的清明与都御史顾佐整肃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的作为分不开。
政治制度。明代制度史的研究，近年相对沉寂。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一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明代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作者概括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几大特点，并进而指出，明代行政管理制度，其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行政管理工作向客观公正标准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何朝晖《明代道制考论》（《燕京学报》1999年5月，新六期）重点探讨了明代道制的形成及具体内容、 道制在明前后期的演变及道的职能转变等问题。作者将道区分为负责管辖某一规定区域的分守道、分巡道，以及管理某项专门事务的专务道，并用与布按二司统属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明代道制的流变过程，是值得注意的。制度的设置也有一定的地区特征。蒋祖缘《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广东社会科学》2 期）对明代两广地区巡抚和总督的历史状况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法律。明代法制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本年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的出版。本书分司法机关、诉讼、执行三个主要的部分，对明代司法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在明代法制史研究中尚属首次；作者还提出了对明代司法的动态研究，他在附编中对明代的司法也作了前、中、后的分期，虽然具体的问题还可以商榷，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此外，吴艳红《明代军犯定卫考论》（《法律史论集》2辑， 法律出版社）对明代充军犯人所发充卫所的确定作了考证与分析。段自成《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史学集刊》2 期）认为到了明清时期，一部分乡约已被赋予司法职能，承担起调处民间纠纷、调查取证和勾摄人犯等任务，这一情况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民间争讼纷繁，里老制度渐衰和吏役、讼师把持词讼有关。
军事。关于明代的北部边防，赵毅、胡凡《论明代永乐时期北边防线的变化》，日本松奔隆晴《论永乐、宣德时期的北部边境》，肖立军《明代中后期边兵构成考略》（以上均见《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特定阶段的明代北部边防特征，多有创见。此外，日本荷见守义《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史学集刊》1期）认为， 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的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下，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情报的活动。刁书仁《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史学集刊》2 期）则对成化年间明朝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情况作了研究。李新峰《土木之战质疑》（《明史研究》第6 辑）对正统十四年明朝与蒙古土木堡之战中的一些问题，如明军的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的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作了考证。
二 经济史
户口田赋。栾成显《论明代甲首户》（《中国史研究》1 期）认为，正确理解明代黄册里甲制度中规定的甲首户是明代户籍与赋役制度的重要问题。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档案、方志材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前人对甲首户的理解多有不确，作者认为明代甲首与宋代甲首不同，它本是一种职役。明代黄册里甲中的甲首，实质上即是明王朝封建国家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李三谋、方配贤《明万历以前山西农业货币税的推行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指出， 明代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业货币税之前，山西的农业货币税已经施行了100多年。本文对山西地区这一独特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 实现的方式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高寿仙《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东岳论丛》1 期）认为明前期驿递夫役的佥派方式主要分两种：以随田粮佥派夫役为主，又杂以罪犯、军人等特殊人户。
农工业生产。林延清《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南开学报》4 期）对明初京畿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和措施及其成效和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烟草从吕宋传入福建，并广泛传播。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集中论述了明清时期福建烟草的传入、烟草的种植与推广、烟草的加工与国内销售，以及烟草的输出贸易等问题。王兴亚《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期）则论述了明清几百年间北方棉纺织业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指出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发展改变了宋元以来南布北运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绍强《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齐鲁学刊》4期）以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为基点， 梳理了官窑在中国古代的变化发展脉络。
对于明代区域经济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江南地区，近年来则不仅关注点增加，而且注重比较，研究更见深入。吕景琳《明代北方经济述论——兼与江南经济比较》（《明史研究》第6 辑）一文对明代的北方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到弘、正年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全面复苏，但相对于江南经济，北方经济仍然落后，使得北方的阶级阶层结构、文化、国家赋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南方的差异。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 期）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作者选取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东北和台湾等较具代表性的区域，分别考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特色。文章特别强调了各区域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大大加强。此外，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具体考察了韩江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巴兆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经济开发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2 期）一文对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了论述。明清时期，大量流民涌入鄂西山区，使这一地区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8卷1期）着重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尤其是土地垦殖，垦殖的过程、 区域以及方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商业。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 对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四五个世纪华北地区集市的数量作了历史的、地区的比较，分析了其中体现出来的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差异及其原因，对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作了整体的论述。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则以陕西为例指出：由于地区间的商品交流， 在江南商品经济业已兴盛的同时，自明代中期起，在落后偏僻的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率先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周玉英《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2 期）主要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所藏契约文书，对明清时期福建的土地典卖特点、典卖中的“找价”现象、地价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代的商人也得到很多的关注。陈学文《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东北师大学报》1 期）通过对明清时代商书和商人言行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商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商业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趋同，他们诚实经商，善于经营管理，同时具备行仁义等诸多良好的职业道德，由此大大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张明富《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史学集刊》3期）认为， 明清时期一方面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提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同时，旧的观念尚在左右他们的行为，诸如农本商末的观念，还顽固存在。晋商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3 期）对明清以来直至近代晋商的发展作了梳理，指出，明代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则与清政府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陈伟明《明清广州儒商的社会构成与商业经营》（《暨南学报》第21卷3 期）则考察了明清广州儒商的出现与构成。作者认为明清广州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道德水平。
财政。在明代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政策的提出与确定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张杰《朱元璋与李自成农业政策之比较》（《辽宁大学学报》2 期）一文通过对朱元璋和李自成农业政策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朱元璋取得成功而李自成最终退出北京，与他们各自的农业政策也密切相关。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学术研究》2期）认为明代中期对外贸易得到发展， 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巨额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而对外贸易在促使明代财政制度向以白银为正赋的转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它的全面推行，也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是对明代荒政的研究。文章从蠲免的政策、项目、 万历前后期灾蠲的变化及其原因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万历朝的蠲免情况。
三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与基层组织。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3 期）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社与以社为活动单元的表演活动及其两者的联系，作了深入探讨。作者希望通过对社火这种表演活动的研究，能更清楚地判断社存在的功能意义，从而准确把握社在明清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文史》1999年1辑总46期）从乡约的发展、 组织结构、与其他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乡约的作用等方面对明代乡约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曹树基《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研究——以京师、福建和江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根据明代中期的坊里资料，对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作了估测。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的：即假定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城坊、乡里的增加或归并速度一致。虽然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还可再作商榷，这样的尝试却是有意义的。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对福建家族的发展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明清福建家族的发展与包括海禁政策等一系列“外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晓望《明代福建市镇述略》（《史林》1期）则主要利用方志材料， 对晚明福建市镇的特征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各地的市镇按地区进行集中叙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当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镇的管理问题等等。吴滔《略论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发展》（《中国农史》18卷3期）也以方志材料为主，配以图表，对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从数量、规模及其经济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这是与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的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在1999年1 期发表了一组题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的文章，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赵毅、刘晓东《传统向现代的萌动》一文认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未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蕴含了某些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新的萌芽。董铁松《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也认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缺乏持续转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于宝航《交换关系的破坏与重建》认为，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公平交换原则被破坏，社会矛盾重重，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并没有确立新的习俗和社会规范。
社会生活。许敏《明代饮食文化略论》（《炎黄春秋》第6 期）对明代的饮食文化作了考察。作者认为随着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由饮食以及店铺经营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4 期）则更注重明代饮食思想的内容与背景。作者认为，明代是中国烹饪技术和理论著述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饮食思想独具特色，尤以浓郁的人文色彩引入关注。文章考察了这种饮食思想与包括文人结社在内的时代特征的关系，与晚明王学发展的关系。高寿仙《洪武时期的社会教育与移风易俗》（《明史研究》第6 辑）则主要探讨了明初的社会风气及其成因。作者对明初朱元璋推行教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效果进行了述评，认为教化的核心是移风易俗，明初既俭朴淳厚又显呆板与程式化的社会风气，正与朱元璋的教化政策有关。江庆柏《图书与明清苏南社会》（《中国典籍与文化》3 期）则论述了图书与明清苏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南社会，读书之风浓厚，藏书之风兴盛，图书市场发展，这对苏南地区的文化环境及其人文性格的造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思想。明代后期的实学与经世思想的研究是传统的课题，本年度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则出现了追根寻源，深入研究的新气象。张显清《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明史研究》第6辑）首先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定义及学界的分歧、 思潮的历史背景作了交代，并以晚明士人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为典型，对实学思潮进行了分析。区志坚《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期， 春之卷）则从明人大规模有系统、有目的编撰一系列“经世文”或“经世文编”的活动入手，在排比分析明代经世文编撰的时间、收录著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世文的编撰与时代的关系。庞天佑《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史学月刊》4期）一文指出，受时代特征的影响，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作者认为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可以隐约看到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文化。段超《浅析明清商业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精神》（《史学月刊》第2期）详细叙述了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伦理精神的多种表现， 分析了儒家伦理精神渗透于商业文化中的原因以及商业文化儒家伦理化的社会影响。南炳文《明代文化特色浅论》（《历史教学》10期）对明代的文化总结出了七大主要的特色，并分析了明代能取得如此辉煌而特色鲜明的文化成就的原因及其局限性。孟彭兴《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期）一文认为，太湖地区的文化积淀比较丰厚， 在明清时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这一地区的文化又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徐新照《我国明代火器文献及其科学成就》（《学术界》2 期）则认为明代出现的十余种火器论著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的火器理论著作。
中外文化交流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利用大量外文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Dudink）著， 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2 期）一文则统计了明末清初十几种目录书籍，对其中所收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及其分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些西洋著作的目录并未显示出西学的影响，但可以说明耶稣会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乔凌霄《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安徽史学》2期）认为， 虽然晚明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并未包括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但在中国科学技术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程中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作者甚至认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作出了一些近代科技性质的成就”。但作者也承认西学东渐产生的变革是有限的。加拿大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2期）主要利用了当时耶稣会士留下的书信、笔记与报告， 考察了他们携入中国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以及它们在传教士布道中的作用。文章一方面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把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与在北美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一部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些科技成果在明末清初的很多人手里只是掌上玩物。
科举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年度，学者从较新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课题进行了研究。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4期， 冬之卷）对明代曾有“科第世家”之称的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作了深入的考察，探讨了这一科第世家在明代出现的背景、崛起的因素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这种个案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明代科举制度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4期， 冬之卷）则把明清的进士与人才之时空分布作了分析，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作者指出科举的中心也是人才的中心，前者的转移带来后者相应的变化。由此，作者提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作重新的评估。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则分析了明代科举制度中的民族特殊性。
四 中外关系、民族
中外关系。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本年度澳门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明代澳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葡人入居澳门的时间与缘由。李金明《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年代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 期）提出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准确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万明《关于明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期）一文， 通过中葡史料的相互参证辨析，认为葡人入居澳门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关于入居的原由，丁顺茹《明季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缘由管见》分析了葡人入居澳门缘由的几种说法，认为混入说较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学术研究》6期）； 颜广文《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则认为，在政治上， 这是明政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需要；在军事上，也是中西方两股力量初次交锋势力大致均衡的结果。2， 明朝政府对澳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明清时期澳门的主权问题。万明《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明朝地方行政管理的一个特殊形态。具体而言，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为辅，“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汤开建《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暨南学报》21卷1 期）通过大量文献的钩稽，对明代设在澳门及香山地区的提调、备倭、巡缉等职官的设置、职能、驻地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明代澳门治理问题也有深入的论述。关于澳门的主权，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宏观地审视了从嘉靖三十二年（1533 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至今400多年来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轨迹， 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行使着主权，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并于次年生效以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才遭到破坏。朱亚非《明清时期澳门主权之演变》（《山东师大学报》5 期）也指出，从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关税权来看，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澳门主权仍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3，中葡关系问题。 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利用中外载籍，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的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4， 澳门的贸易地位与作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东岳论丛》5 期）认为，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万明《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历史》6期）认为，在澳门的海上贸易这一问题上， 不应仅强调西方，而应该从中国本体的角度看问题。作者认为，在澳门作为贸易港口城市迅速兴起和极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政府拥有对澳门完整的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才促使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其次，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还有澳门的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民族。边境贸易是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在中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期）详细考证了甘肃镇在朝贡贸易中的具体职能，指出甘肃镇在明代西域朝贡贸易的重要作用。金牌制是明代独创的一项治理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历来学者对其性质和作用多有争论。彭建英《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一文， 认为有关金牌制是赋税制度或带有强制性的贸易制度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提出金牌制兼具国家赋税和贸易两重性，并对金牌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吕美泉《明朝马市研究》（《求是学刊》5期）则对明代马市的各个方面作了探讨。
关于民族本身的发展，学者也多有论及。刘祥学《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重点探讨的是广西东北部瑶族的发展。余海波《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分析了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对滇西北多民族交错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 达力扎布《明后期蒙古察哈尔部的南迁及其分布》（《燕京学报》1999年5月，新六期）则从史料鉴别着手，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察哈尔部的原驻地、迁徙方向、迁移时间及南迁后的分布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国防《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西域研究》2期）一文结合对明初哈密历史的研究， 指出了由美国牟复礼和英国崔瑞得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在对14—15世纪哈密与明朝的关系、哈密王的族属、哈密王族的信仰等论述中存在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五 人物、史学史研究
人物。人物研究在明史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暴鸿昌《李贤与天顺政局——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述了李贤在天顺政局中的作用，并从更为根本的因素即李贤的理学与经世思想方面对其人及其政治业绩作了分析。寇伟《试论丘濬的人才观》（《明史研究》第6辑）、 何孝荣《论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史学集刊》2期）， 探讨的是明臣的用人思想和实践；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3期）对万历朝曾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作了中肯的评价。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复旦学报》1 期）则认为近年对张居正的研究赞誉有加，而讳言其过，本文试图剖析张居正这位权臣的内心世界，“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李龙潜《试评丘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第21卷2 期）主要从理财和商品货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丘浚的经济思想。此外，刘文鹏考察了何良俊体现在《四友斋丛说》中的经世思想（《从〈四友斋丛说〉看何良俊的经世思想》，《明史研究》第6辑）； 向燕南对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作了探讨（《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文献》2期）。 明代重要的史学家如薛应旂、钱谦益、谈迁等，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及。向燕南《薛应旂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3 期）认为薛应旂富有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他的史学思想有巨大的影响。陈宝良《论钱谦益的史学》（《明史研究》第6 辑）认为钱谦益是明代史学的殿军，其史学思想是与晚明实学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杨绪敏《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明史研究》第6辑）则着重对谈迁和《国榷》的史德、史识作了分析。1997年， 首届郑成功学术研讨会召开，论文集《郑成功研究》本年度得以出版。书中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郑成功的生平与业绩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史学史。在明朝纂修本朝史的活动中，万历年间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后世编纂有关明代史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对史学史上这一重要而历来缺乏研究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史料篇”中，附录了现存于世但鲜为人知的这次修史活动的部分成果，包括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庙祔十五王传》、《七太子传》、《汉庶人传》等。此外，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南开学报》4期）， 对民国稿本《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本书的作者及撰写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 期）对《皇明史概》一书的编纂、体例与内容、史学价值以及作者朱国祯的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谢贵安《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纂修考述》（《史学史研究》2期）则对明代正规的十三朝实录以外的睿宗、 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的修纂作了考察。杨绪敏《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 认为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多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不仅有理论性的探讨，实践中也多有探索和创新。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关于明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回顾总结与展望之作。如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 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7期）等， 分别对各自领域在80、9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了讨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南炳文所作《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期）。作者把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分为本世纪初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文革”，与80年代初以来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各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说，百年来明史研究的成就，首先是史观的进步，即唯物史观在明史研究中的运用，使明史研究成为科学；再者，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此外，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足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另外，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正确公平的史学评论的开展，与中外史家互相交流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相信学人自觉的反省必然为下个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0年03期第2～10页
一 政治史
政治事件。洪武开国，嘉、万变革，崇祯衰亡，明代政治发展的这几个重要阶段，依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尤其是嘉靖、万历之间的政局，近年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关于洪武朝的政治，学界对朱元璋时期的冤狱仍比较关心，希望以此为线索，对明初的政治作更深入的探讨。刘长江《明初皇室姻亲与蓝玉案》（《北大史学》第5 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明初皇室与功臣联姻和政争的关系，分析了蓝玉案的成因。梁希哲、宋鸥《评李善长之死》（《史学集刊》2期）则以李善长案发生前后的政治状况， 探讨洪武朝皇权政治与君主专制的特点。
嘉靖前期出现的“大礼议”及其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田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 《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明史研究》第6辑）等文章中提出，嘉靖前期， 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这次改革以嘉靖皇帝为首，以议礼新贵为主体，改革内容广泛，效果显著，尤其以内阁的改革，最具成效。“大礼仪”的胜利其实是革新思想的胜利。但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复旦学报》1 期）却对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标志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包括皇权、阁权、勋戚、宦官等主要势力相互整合的关系。文章认为皇权取得胜利的原因不在议礼新贵的理论优势，而是明世宗武力镇压的结果。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政治格局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该书以张居正为线索，采用丰富的史料，深入细致地品评了张居正的人格修养、政治观点、学术思想等对他的政治行为及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影响。作者对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分析和论述，对明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明代的灭亡与农民起义军问题，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及。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一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势力，包括明王朝及南明政权，入关清军，以闯王、西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也兼具一定的可读性。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学界仍无定论。林金树、杨志清《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赵国华、张德信《李自成之死考辨》（《明史研究》第6辑），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等论著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将人物与事件或制度结合研究，从而使历史更具动态性，对政治史的理解更为深入，是近来政治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特点。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 期）详细考证了沈万三这位传奇人物及其家族的发展历史。文章首先否定了沈万三是明初人的说法，指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文章还论证了沈家的全面覆败与明初的“蓝玉案”有关等问题。本文对沈氏家族的研究为深刻理解元末明初的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赵中男《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明史研究》第6 辑）将朱棣与朱高炽既是父子又是君臣，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与明初统治方式从开创到守成的转变结合起来，多有新意；高春平《顾佐与“仁宣之治”》（《河南大学学报》39卷3期）则提出，仁、 宣之治中吏治的清明与都御史顾佐整肃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的作为分不开。
政治制度。明代制度史的研究，近年相对沉寂。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一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明代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作者概括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几大特点，并进而指出，明代行政管理制度，其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行政管理工作向客观公正标准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何朝晖《明代道制考论》（《燕京学报》1999年5月，新六期）重点探讨了明代道制的形成及具体内容、 道制在明前后期的演变及道的职能转变等问题。作者将道区分为负责管辖某一规定区域的分守道、分巡道，以及管理某项专门事务的专务道，并用与布按二司统属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明代道制的流变过程，是值得注意的。制度的设置也有一定的地区特征。蒋祖缘《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广东社会科学》2 期）对明代两广地区巡抚和总督的历史状况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法律。明代法制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本年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的出版。本书分司法机关、诉讼、执行三个主要的部分，对明代司法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在明代法制史研究中尚属首次；作者还提出了对明代司法的动态研究，他在附编中对明代的司法也作了前、中、后的分期，虽然具体的问题还可以商榷，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此外，吴艳红《明代军犯定卫考论》（《法律史论集》2辑， 法律出版社）对明代充军犯人所发充卫所的确定作了考证与分析。段自成《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史学集刊》2 期）认为到了明清时期，一部分乡约已被赋予司法职能，承担起调处民间纠纷、调查取证和勾摄人犯等任务，这一情况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民间争讼纷繁，里老制度渐衰和吏役、讼师把持词讼有关。
军事。关于明代的北部边防，赵毅、胡凡《论明代永乐时期北边防线的变化》，日本松奔隆晴《论永乐、宣德时期的北部边境》，肖立军《明代中后期边兵构成考略》（以上均见《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特定阶段的明代北部边防特征，多有创见。此外，日本荷见守义《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史学集刊》1期）认为， 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的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下，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情报的活动。刁书仁《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史学集刊》2 期）则对成化年间明朝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情况作了研究。李新峰《土木之战质疑》（《明史研究》第6 辑）对正统十四年明朝与蒙古土木堡之战中的一些问题，如明军的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的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作了考证。
二 经济史
户口田赋。栾成显《论明代甲首户》（《中国史研究》1 期）认为，正确理解明代黄册里甲制度中规定的甲首户是明代户籍与赋役制度的重要问题。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档案、方志材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前人对甲首户的理解多有不确，作者认为明代甲首与宋代甲首不同，它本是一种职役。明代黄册里甲中的甲首，实质上即是明王朝封建国家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李三谋、方配贤《明万历以前山西农业货币税的推行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指出， 明代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业货币税之前，山西的农业货币税已经施行了100多年。本文对山西地区这一独特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 实现的方式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高寿仙《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东岳论丛》1 期）认为明前期驿递夫役的佥派方式主要分两种：以随田粮佥派夫役为主，又杂以罪犯、军人等特殊人户。
农工业生产。林延清《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南开学报》4 期）对明初京畿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和措施及其成效和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烟草从吕宋传入福建，并广泛传播。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集中论述了明清时期福建烟草的传入、烟草的种植与推广、烟草的加工与国内销售，以及烟草的输出贸易等问题。王兴亚《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期）则论述了明清几百年间北方棉纺织业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指出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发展改变了宋元以来南布北运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绍强《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齐鲁学刊》4期）以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为基点， 梳理了官窑在中国古代的变化发展脉络。
对于明代区域经济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江南地区，近年来则不仅关注点增加，而且注重比较，研究更见深入。吕景琳《明代北方经济述论——兼与江南经济比较》（《明史研究》第6 辑）一文对明代的北方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到弘、正年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全面复苏，但相对于江南经济，北方经济仍然落后，使得北方的阶级阶层结构、文化、国家赋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南方的差异。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 期）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作者选取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东北和台湾等较具代表性的区域，分别考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特色。文章特别强调了各区域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大大加强。此外，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具体考察了韩江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巴兆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经济开发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2 期）一文对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了论述。明清时期，大量流民涌入鄂西山区，使这一地区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8卷1期）着重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尤其是土地垦殖，垦殖的过程、 区域以及方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商业。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 对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四五个世纪华北地区集市的数量作了历史的、地区的比较，分析了其中体现出来的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差异及其原因，对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作了整体的论述。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则以陕西为例指出：由于地区间的商品交流， 在江南商品经济业已兴盛的同时，自明代中期起，在落后偏僻的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率先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周玉英《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2 期）主要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所藏契约文书，对明清时期福建的土地典卖特点、典卖中的“找价”现象、地价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代的商人也得到很多的关注。陈学文《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东北师大学报》1 期）通过对明清时代商书和商人言行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商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商业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趋同，他们诚实经商，善于经营管理，同时具备行仁义等诸多良好的职业道德，由此大大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张明富《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史学集刊》3期）认为， 明清时期一方面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提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同时，旧的观念尚在左右他们的行为，诸如农本商末的观念，还顽固存在。晋商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3 期）对明清以来直至近代晋商的发展作了梳理，指出，明代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则与清政府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陈伟明《明清广州儒商的社会构成与商业经营》（《暨南学报》第21卷3 期）则考察了明清广州儒商的出现与构成。作者认为明清广州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道德水平。
财政。在明代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政策的提出与确定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张杰《朱元璋与李自成农业政策之比较》（《辽宁大学学报》2 期）一文通过对朱元璋和李自成农业政策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朱元璋取得成功而李自成最终退出北京，与他们各自的农业政策也密切相关。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学术研究》2期）认为明代中期对外贸易得到发展， 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巨额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而对外贸易在促使明代财政制度向以白银为正赋的转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它的全面推行，也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是对明代荒政的研究。文章从蠲免的政策、项目、 万历前后期灾蠲的变化及其原因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万历朝的蠲免情况。
三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与基层组织。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3 期）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社与以社为活动单元的表演活动及其两者的联系，作了深入探讨。作者希望通过对社火这种表演活动的研究，能更清楚地判断社存在的功能意义，从而准确把握社在明清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文史》1999年1辑总46期）从乡约的发展、 组织结构、与其他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乡约的作用等方面对明代乡约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曹树基《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研究——以京师、福建和江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根据明代中期的坊里资料，对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作了估测。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的：即假定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城坊、乡里的增加或归并速度一致。虽然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还可再作商榷，这样的尝试却是有意义的。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对福建家族的发展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明清福建家族的发展与包括海禁政策等一系列“外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晓望《明代福建市镇述略》（《史林》1期）则主要利用方志材料， 对晚明福建市镇的特征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各地的市镇按地区进行集中叙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当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镇的管理问题等等。吴滔《略论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发展》（《中国农史》18卷3期）也以方志材料为主，配以图表，对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从数量、规模及其经济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这是与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的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在1999年1 期发表了一组题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的文章，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赵毅、刘晓东《传统向现代的萌动》一文认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未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蕴含了某些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新的萌芽。董铁松《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也认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缺乏持续转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于宝航《交换关系的破坏与重建》认为，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公平交换原则被破坏，社会矛盾重重，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并没有确立新的习俗和社会规范。
社会生活。许敏《明代饮食文化略论》（《炎黄春秋》第6 期）对明代的饮食文化作了考察。作者认为随着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由饮食以及店铺经营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4 期）则更注重明代饮食思想的内容与背景。作者认为，明代是中国烹饪技术和理论著述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饮食思想独具特色，尤以浓郁的人文色彩引入关注。文章考察了这种饮食思想与包括文人结社在内的时代特征的关系，与晚明王学发展的关系。高寿仙《洪武时期的社会教育与移风易俗》（《明史研究》第6 辑）则主要探讨了明初的社会风气及其成因。作者对明初朱元璋推行教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效果进行了述评，认为教化的核心是移风易俗，明初既俭朴淳厚又显呆板与程式化的社会风气，正与朱元璋的教化政策有关。江庆柏《图书与明清苏南社会》（《中国典籍与文化》3 期）则论述了图书与明清苏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南社会，读书之风浓厚，藏书之风兴盛，图书市场发展，这对苏南地区的文化环境及其人文性格的造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思想。明代后期的实学与经世思想的研究是传统的课题，本年度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则出现了追根寻源，深入研究的新气象。张显清《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明史研究》第6辑）首先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定义及学界的分歧、 思潮的历史背景作了交代，并以晚明士人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为典型，对实学思潮进行了分析。区志坚《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期， 春之卷）则从明人大规模有系统、有目的编撰一系列“经世文”或“经世文编”的活动入手，在排比分析明代经世文编撰的时间、收录著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世文的编撰与时代的关系。庞天佑《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史学月刊》4期）一文指出，受时代特征的影响，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作者认为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可以隐约看到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文化。段超《浅析明清商业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精神》（《史学月刊》第2期）详细叙述了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伦理精神的多种表现， 分析了儒家伦理精神渗透于商业文化中的原因以及商业文化儒家伦理化的社会影响。南炳文《明代文化特色浅论》（《历史教学》10期）对明代的文化总结出了七大主要的特色，并分析了明代能取得如此辉煌而特色鲜明的文化成就的原因及其局限性。孟彭兴《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期）一文认为，太湖地区的文化积淀比较丰厚， 在明清时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这一地区的文化又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徐新照《我国明代火器文献及其科学成就》（《学术界》2 期）则认为明代出现的十余种火器论著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的火器理论著作。
中外文化交流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利用大量外文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Dudink）著， 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2 期）一文则统计了明末清初十几种目录书籍，对其中所收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及其分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些西洋著作的目录并未显示出西学的影响，但可以说明耶稣会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乔凌霄《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安徽史学》2期）认为， 虽然晚明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并未包括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但在中国科学技术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程中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作者甚至认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作出了一些近代科技性质的成就”。但作者也承认西学东渐产生的变革是有限的。加拿大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2期）主要利用了当时耶稣会士留下的书信、笔记与报告， 考察了他们携入中国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以及它们在传教士布道中的作用。文章一方面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把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与在北美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一部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些科技成果在明末清初的很多人手里只是掌上玩物。
科举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年度，学者从较新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课题进行了研究。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4期， 冬之卷）对明代曾有“科第世家”之称的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作了深入的考察，探讨了这一科第世家在明代出现的背景、崛起的因素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这种个案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明代科举制度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4期， 冬之卷）则把明清的进士与人才之时空分布作了分析，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作者指出科举的中心也是人才的中心，前者的转移带来后者相应的变化。由此，作者提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作重新的评估。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则分析了明代科举制度中的民族特殊性。
四 中外关系、民族
中外关系。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本年度澳门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明代澳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葡人入居澳门的时间与缘由。李金明《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年代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 期）提出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准确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万明《关于明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期）一文， 通过中葡史料的相互参证辨析，认为葡人入居澳门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关于入居的原由，丁顺茹《明季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缘由管见》分析了葡人入居澳门缘由的几种说法，认为混入说较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学术研究》6期）； 颜广文《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则认为，在政治上， 这是明政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需要；在军事上，也是中西方两股力量初次交锋势力大致均衡的结果。2， 明朝政府对澳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明清时期澳门的主权问题。万明《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明朝地方行政管理的一个特殊形态。具体而言，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为辅，“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汤开建《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暨南学报》21卷1 期）通过大量文献的钩稽，对明代设在澳门及香山地区的提调、备倭、巡缉等职官的设置、职能、驻地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明代澳门治理问题也有深入的论述。关于澳门的主权，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宏观地审视了从嘉靖三十二年（1533 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至今400多年来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轨迹， 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行使着主权，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并于次年生效以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才遭到破坏。朱亚非《明清时期澳门主权之演变》（《山东师大学报》5 期）也指出，从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关税权来看，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澳门主权仍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3，中葡关系问题。 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利用中外载籍，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的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4， 澳门的贸易地位与作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东岳论丛》5 期）认为，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万明《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历史》6期）认为，在澳门的海上贸易这一问题上， 不应仅强调西方，而应该从中国本体的角度看问题。作者认为，在澳门作为贸易港口城市迅速兴起和极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政府拥有对澳门完整的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才促使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其次，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还有澳门的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民族。边境贸易是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在中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期）详细考证了甘肃镇在朝贡贸易中的具体职能，指出甘肃镇在明代西域朝贡贸易的重要作用。金牌制是明代独创的一项治理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历来学者对其性质和作用多有争论。彭建英《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一文， 认为有关金牌制是赋税制度或带有强制性的贸易制度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提出金牌制兼具国家赋税和贸易两重性，并对金牌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吕美泉《明朝马市研究》（《求是学刊》5期）则对明代马市的各个方面作了探讨。
关于民族本身的发展，学者也多有论及。刘祥学《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重点探讨的是广西东北部瑶族的发展。余海波《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分析了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对滇西北多民族交错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 达力扎布《明后期蒙古察哈尔部的南迁及其分布》（《燕京学报》1999年5月，新六期）则从史料鉴别着手，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察哈尔部的原驻地、迁徙方向、迁移时间及南迁后的分布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国防《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西域研究》2期）一文结合对明初哈密历史的研究， 指出了由美国牟复礼和英国崔瑞得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在对14—15世纪哈密与明朝的关系、哈密王的族属、哈密王族的信仰等论述中存在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五 人物、史学史研究
人物。人物研究在明史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暴鸿昌《李贤与天顺政局——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述了李贤在天顺政局中的作用，并从更为根本的因素即李贤的理学与经世思想方面对其人及其政治业绩作了分析。寇伟《试论丘濬的人才观》（《明史研究》第6辑）、 何孝荣《论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史学集刊》2期）， 探讨的是明臣的用人思想和实践；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3期）对万历朝曾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作了中肯的评价。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复旦学报》1 期）则认为近年对张居正的研究赞誉有加，而讳言其过，本文试图剖析张居正这位权臣的内心世界，“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李龙潜《试评丘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第21卷2 期）主要从理财和商品货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丘浚的经济思想。此外，刘文鹏考察了何良俊体现在《四友斋丛说》中的经世思想（《从〈四友斋丛说〉看何良俊的经世思想》，《明史研究》第6辑）； 向燕南对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作了探讨（《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文献》2期）。 明代重要的史学家如薛应旂、钱谦益、谈迁等，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及。向燕南《薛应旂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3 期）认为薛应旂富有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他的史学思想有巨大的影响。陈宝良《论钱谦益的史学》（《明史研究》第6 辑）认为钱谦益是明代史学的殿军，其史学思想是与晚明实学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杨绪敏《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明史研究》第6辑）则着重对谈迁和《国榷》的史德、史识作了分析。1997年， 首届郑成功学术研讨会召开，论文集《郑成功研究》本年度得以出版。书中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郑成功的生平与业绩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史学史。在明朝纂修本朝史的活动中，万历年间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后世编纂有关明代史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对史学史上这一重要而历来缺乏研究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史料篇”中，附录了现存于世但鲜为人知的这次修史活动的部分成果，包括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庙祔十五王传》、《七太子传》、《汉庶人传》等。此外，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南开学报》4期）， 对民国稿本《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本书的作者及撰写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 期）对《皇明史概》一书的编纂、体例与内容、史学价值以及作者朱国祯的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谢贵安《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纂修考述》（《史学史研究》2期）则对明代正规的十三朝实录以外的睿宗、 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的修纂作了考察。杨绪敏《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 认为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多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不仅有理论性的探讨，实践中也多有探索和创新。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关于明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回顾总结与展望之作。如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 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7期）等， 分别对各自领域在80、9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了讨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南炳文所作《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期）。作者把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分为本世纪初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文革”，与80年代初以来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各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说，百年来明史研究的成就，首先是史观的进步，即唯物史观在明史研究中的运用，使明史研究成为科学；再者，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此外，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足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另外，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正确公平的史学评论的开展，与中外史家互相交流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相信学人自觉的反省必然为下个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