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蔡克骄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0年01期第56～60页
【英文标题】On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EarlyQing Dynas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Wenzhou Teachers College, Wenzhou325000
【作者简介】蔡克骄（1954—）男，温州人，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温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温州 325000
【关 键 词】复明运动/南明史/民族斗争movement to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the history of theSouthern Ming Dynasty/ethic struggle
[中图分类号]K24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056—05
顾诚先生的新著《南明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清初历史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清朝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过程。在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下，几十年间，抗清起义战火连天，复明运动风起云涌。斗争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洋溢着多少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自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专章论述柳如是、钱谦益进行的旨在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复明运动”后，人们知道，在清初社会，在清朝的严酷统治下，在全国相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南明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再现了这一生动的历史画卷。其中多处提到复明运动，叙述了钱谦益、李之椿、贺王盛等的复明大案，特别是对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的分析，指出这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1 ]这是对复明运动十分精彩的阐述。在对顾著《南明史》的众多评论文章中，笔者注意到有对“复明运动”采取全面否定的观点，认为“所谓复明运动，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与军阀的垂死挣扎”[2]。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文加以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复明运动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1644年，清兵入关。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在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并血腥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以征服者自居，对汉族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施行高压的民族征服和歧视政策。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杀戮立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顺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清廷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3]以“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发布圈地令，“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4]。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 威逼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充到旗下为奴。汉民忍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清廷为维护满人的利益，严厉推行“缉捕逃人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右及十家长、百夫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1]。 这种把满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强加于汉人的措施，危及汉族和其他民族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抵制，激起各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清廷定都北京之日，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端。“复明运动”正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
二、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何龄修先生研究的一系列复明运动个案来看，各地复明运动势力大致经过这么几个阶段：清兵所到之时，复明人士组织了武装抵抗，或聚众起义，或结寨自保，待武装斗争被清兵镇压后，复明人士便奔走于西南或东南沿海间与永历政权、鲁王监国政权或海上郑成功抗清势力取得联络，以图恢复。当运动失败后便长期隐名埋姓，积蓄力量，以待变化。
杨鹍空敕案：杨鹍，江宁人，曾在明督师卢象升标下任职，后在永历政权中任参将，顺治五年初，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在南昌，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在广州反正。永历决定派杨鹍去浙江，奉敕存问旧臣，并阴结其他义士，配合反攻。杨鹍利用填写空敕，联络了一大批士绅。十年春夏间，余翔等为配合定西侯张名振北伐，准备榜文，略云：“明朝示：国势中兴，刻期将反正”。案发后，清方立即查缉，江南、山东、河南三处累计刑戮、战死、自杀在百人以上。[5]
平一统、贺王盛案：平一统是活跃在山东一带的榆园军的绿林好汉、头目，参加复明运动，永历授其讨虏前将军，主要在长江以南，广泛串联、收聚从事复明运动的人员，并为南明军队敛取军饷。贺王盛，崇祯元年进士，历官山东诸城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太仆寺右少卿，李自成克京师，贺王盛迎降，任验马寺丞。入清后，贺拒绝出仕，从事复明运动。顺治十年三月，明定西侯张名振北伐，率郑成功部海师二万直抵长江，驻军崇明，清朝震动。贺王盛力图联络永历政权进行配合，派眭本、姚志卓到贵州，与永历政权取得直接联系。姚带回永历敕书、孙可望札檄，内有给贺的兵部侍郎敕谕。案发后，平一统、贺王盛等二十多人被处死。[6]
李之椿案：李之椿，弘光朝的光禄寺丞。弘光政权溃败，之椿离官归里，这时其家乡如皋等地反清起义勃兴，李之椿参予当地起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之椿为联络海上义师和永历政权，远游闽西，后来又移居湖州以求接近永历、鲁王监国两政权和海上义师，后接受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湖一带为基地，“党结崇祯太子并河南安昌王子镇国将军及永安王、韩王等，暗通线索，分布党羽于江、浙、鲁、豫、梁、楚数省，意图内应外合，轰动封疆”，以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统治。因此，清朝方面称他为“叛魁李之椿”。李之椿从事复明运动八年，终被清廷破获。卷进李之椿案的重要人物，单单被清政府刑场杀害的就达四十八人。[7]
魏耕通海案，也是清初复明运动的一大案。魏耕在复明运动中，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又风尘仆仆、奔走联络，先是投奔鲁王，后转奉永历，他的活动重点一是针对秦陇，策动联络夔郧山区义军；一是促进、活动郑成功、张煌言海师北伐，并联系、协调英霍山区义军进行配合。顺治十五年四月，郑成功议大举北伐南京，魏耕闻讯，“遣死士致书煌言、延平侯郑成功，谓海道三日，可直抵京口”。北伐失败后，魏耕又曾“上书兵部尚书张煌言，备述敌情虚实，请以舟师再举”。顺治十八年，被人告发，第二年就义于杭州菜市。清廷为镇压江浙一带反清复明活动并铲除它的社会基础，曾对湖州、绍兴、镇江、南京、芜湖、杭州和宁波等地进行通海专案的重点清查，结果，“镇江诸郡县降者皆诛屠无遗，死徙者约数万人”，金坛一县“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8]。
李长祥，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用为州牧。起义军撤出北京之际，他逃奔南京，被弘光政权用为巡视浙盐监御史。弘光政权覆亡后，拒绝降清，在浙东举义。浙东义师虽众，但难以抵抗清军进攻。清军挺进福建，浙江稍空虚，李长祥收集余众，结寨山泽。其后，李长祥由监国鲁王升授“总督部院敕印联络全浙”，被诸寨奉为盟主。后清军向各山寨发起反扑，李长祥逃脱。失去了山寨、武装的李长祥目睹各地比较强大的抗清义师都已被镇压下去，就转移目光，开始寄希望于清朝统治者的内讧，认定降清各汉族藩王迟早可能有人造反，便南下逃到靖南王幕下，做策反工作。结果是清平西王吴三桂首倡叛乱，长祥满怀复明希望赶到常澧前线见吴三桂，提出：“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吴三桂以为天下已在掌握，不愿兴灭继绝，李长祥很快因失望，“遂拂袖去”。[9]
由于当时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普遍存在，复明运动几乎是全国性的。清兵入关后的战争，为的是镇压各种抗清势力，大规模推行民族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正如前面所述，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因此，它的性质非常明确，它与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战争，东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的海上起义，南明各政权对清朝的抗争以及历次降清将领的反正等共同构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高潮，所以能坚持二十年来，显然与各种抗清势力的相互支持和响应是分不开的。
三、复明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明朝的宗室、官员、将校、绅富，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参与复明运动，与清朝作殊死的争斗，这是不言而喻的。清初，在鲁王、唐王被拥立的同时，各地自发的拥戴明朝宗室的反清活动，曾是复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0]。这些自发性的复明行动，没有跟当时反清斗争的主力结合在一起，影响面不大。随着度过顺治初最动荡的几年后，清朝对江浙的统治渐趋稳定，汉族地主分化也日益严重，一些士子陆续出来应考清朝的科举。而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仍坚持抗清的民族斗争。
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中，士绅很多，如杨鹍案中的余鹍翔、杨显然、万曰吉、耿章光、朱日新、叶士彦等都是进士出身，作过知县。李之椿案中的沈士柱、杨昌祚、汤瓒禹、韩四维等也都是举人、进士。这些士绅富有才华、重视气节、尽心国事、干练清廉，是地主阶级的出色代表。明末大儒刘宗周的殉国、黄道周的抗清，宁死不屈的节操，激励他们积极从事复明运动。
农民、仆役、商贩等社会基层群众也是复明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河南商丘张明宇在农民中活动，有人将杨鹍、张明宇填发的札付失落，被一老妪于棉花田中拾得，“持之示人，乃永历札付也，首之官”，案发被杀百余人。方省吾案中胡德山是仪真卫运粮的运军，刘党吾“素行无赖，惯作非为”。顺治五年，浙江萧山商贩沈某、锯匠张某“锥牛洒酒，集里中少年数百人，祭旗起义”。在泖湖起义中除卖菜佣钱应魁外，多有姓无名。这些事例表现出复明运动深入社会基层群众的特点。
和尚、道士也是复明人士联络的重点。清廷指出：“海逆奸细多为僧道，潜游各处探听消息”[11]。方外人士因僧装道服利于隐蔽，随处食宿利于深入城乡山海，进行联络、侦察。与魏耕有联络的就有苏州灵岩崇报寺的释弘储，浙江乌程道场山僧本源，苏州横山集福寺僧释明盂，劳山道士曹珙等。平一统、贺王盛案中有一劳山道士张宪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12]。杨鹍空敕案中有广西人古风和尚、扬州僧德宗参加。德宗利用他和金声桓的关系，鼓动金声桓反清归明。
此外不少女子也投身于复明运动。钱谦益作为东林名士，明朝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清兵进入南京，竟然参予迎降，受到爱姬柳如是的斥责，后来深以为悔，共同从事复明运动。李成栋的爱妾赵氏到广州劝李成栋起兵响应金声桓反正，并以死相劝，促成了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总之，复明运动是有各阶级和阶层参加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活动，反清复明是遗民志士的普遍愿望，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时隐时现的反清复明运动，也是后来的洪门会党产生的基础。
四、复明运动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满清王朝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改服满人衣冠。这一政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剃发和不剃发，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风俗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衣冠，就会断绝其归明之路，效忠清王朝。而明官和汉人则是把不剃发作为坚守民族大义的表现。剃发和不剃发成了降或不降的标志。
顺治十一年，清廷要招抚郑成功，封郑为海澄公，拟将漳、泉、潮、惠四府地方让其安插部众。谈判中，清使要郑先剃发再开诏，郑要先开诏酌议后再剃发，争执数日不下，遂使这次谈判破裂[13]。郑成功一再在禀告其父郑芝龙的信中提到：“遽然剃发之诏一下，三军为之冲冠”，“试思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损无数之兵马，费无稽之钱粮，死亿兆之生灵，争区区头上数根头发，不特大为失策，且亦量之不广也”[13]。可见清廷强令剃发这种错误政策，大大延缓了清初统一的进程。清初还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或间接与剃发和衣冠之制有关。顺治五年，已剃发降清的金声桓，因未得清朝的封侯之赏而图谋再叛，潜通于南明。适与清巡抚章于天宴会演戏，声桓曰：“毕竟衣冠文物好看”。章遂上疏劾金有反状，金得知后遂反于江西，令军民尽依明朝服式，一时“城中委弃缨笠，积道旁如山”[14]。
从许多复明事例可知，复明，并不真正为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参加复明运动的志士，原均是明臣，但明亡后他们或投“顺”或降“清”，并不死心蹋地忠于朱明王朝。而在复明运动中却表现得那样勇敢，坚定，壮烈。只计事之“成”否、“济”否，事败绝没有否认“谋叛”、“同谋”，慷慨赴死。这正说明了他们的斗争针对的是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他们要求恢复的是汉族的衣冠制度和汉族地主的统治权，而明朝只是汉族地主统治的象征。此后，有清一代，凡是反清，便以“复明”为号召，以蓄发（剪辫）、复衣冠为标志。太平天国起义在其《奉天讨胡檄》中指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清末革命党人，都以剪辫易服以示和清朝决裂。
综上所述，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在清朝统治区汉族人民群众为反抗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为维护和恢复本民族衣冠旧制的斗争；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强烈的民族斗争特色。因此，那种认为它“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和军阀的垂死挣扎”的看法是片面的。
[收稿日期]1999—9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0年01期第56～60页
【英文标题】On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EarlyQing Dynas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Wenzhou Teachers College, Wenzhou325000
【作者简介】蔡克骄（1954—）男，温州人，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温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温州 325000
| 【内容提要】 |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 political movemen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overthrow the ruling governmentand regain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control, has been a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Southern Ming Dynasty. Through analysis, this article pointsout that the Movement resulted from the intensified ethniccontradictions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uggle in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were notonly royal members and military and civilian officials but also people of various social strata with the aim to restore the Han nationality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dress andornaments. |
顾诚先生的新著《南明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清初历史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清朝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过程。在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下，几十年间，抗清起义战火连天，复明运动风起云涌。斗争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洋溢着多少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自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专章论述柳如是、钱谦益进行的旨在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复明运动”后，人们知道，在清初社会，在清朝的严酷统治下，在全国相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南明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再现了这一生动的历史画卷。其中多处提到复明运动，叙述了钱谦益、李之椿、贺王盛等的复明大案，特别是对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的分析，指出这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1 ]这是对复明运动十分精彩的阐述。在对顾著《南明史》的众多评论文章中，笔者注意到有对“复明运动”采取全面否定的观点，认为“所谓复明运动，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与军阀的垂死挣扎”[2]。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文加以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复明运动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1644年，清兵入关。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在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并血腥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以征服者自居，对汉族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施行高压的民族征服和歧视政策。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杀戮立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顺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清廷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3]以“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发布圈地令，“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4]。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 威逼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充到旗下为奴。汉民忍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清廷为维护满人的利益，严厉推行“缉捕逃人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右及十家长、百夫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1]。 这种把满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强加于汉人的措施，危及汉族和其他民族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抵制，激起各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清廷定都北京之日，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端。“复明运动”正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
二、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何龄修先生研究的一系列复明运动个案来看，各地复明运动势力大致经过这么几个阶段：清兵所到之时，复明人士组织了武装抵抗，或聚众起义，或结寨自保，待武装斗争被清兵镇压后，复明人士便奔走于西南或东南沿海间与永历政权、鲁王监国政权或海上郑成功抗清势力取得联络，以图恢复。当运动失败后便长期隐名埋姓，积蓄力量，以待变化。
杨鹍空敕案：杨鹍，江宁人，曾在明督师卢象升标下任职，后在永历政权中任参将，顺治五年初，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在南昌，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在广州反正。永历决定派杨鹍去浙江，奉敕存问旧臣，并阴结其他义士，配合反攻。杨鹍利用填写空敕，联络了一大批士绅。十年春夏间，余翔等为配合定西侯张名振北伐，准备榜文，略云：“明朝示：国势中兴，刻期将反正”。案发后，清方立即查缉，江南、山东、河南三处累计刑戮、战死、自杀在百人以上。[5]
平一统、贺王盛案：平一统是活跃在山东一带的榆园军的绿林好汉、头目，参加复明运动，永历授其讨虏前将军，主要在长江以南，广泛串联、收聚从事复明运动的人员，并为南明军队敛取军饷。贺王盛，崇祯元年进士，历官山东诸城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太仆寺右少卿，李自成克京师，贺王盛迎降，任验马寺丞。入清后，贺拒绝出仕，从事复明运动。顺治十年三月，明定西侯张名振北伐，率郑成功部海师二万直抵长江，驻军崇明，清朝震动。贺王盛力图联络永历政权进行配合，派眭本、姚志卓到贵州，与永历政权取得直接联系。姚带回永历敕书、孙可望札檄，内有给贺的兵部侍郎敕谕。案发后，平一统、贺王盛等二十多人被处死。[6]
李之椿案：李之椿，弘光朝的光禄寺丞。弘光政权溃败，之椿离官归里，这时其家乡如皋等地反清起义勃兴，李之椿参予当地起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之椿为联络海上义师和永历政权，远游闽西，后来又移居湖州以求接近永历、鲁王监国两政权和海上义师，后接受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湖一带为基地，“党结崇祯太子并河南安昌王子镇国将军及永安王、韩王等，暗通线索，分布党羽于江、浙、鲁、豫、梁、楚数省，意图内应外合，轰动封疆”，以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统治。因此，清朝方面称他为“叛魁李之椿”。李之椿从事复明运动八年，终被清廷破获。卷进李之椿案的重要人物，单单被清政府刑场杀害的就达四十八人。[7]
魏耕通海案，也是清初复明运动的一大案。魏耕在复明运动中，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又风尘仆仆、奔走联络，先是投奔鲁王，后转奉永历，他的活动重点一是针对秦陇，策动联络夔郧山区义军；一是促进、活动郑成功、张煌言海师北伐，并联系、协调英霍山区义军进行配合。顺治十五年四月，郑成功议大举北伐南京，魏耕闻讯，“遣死士致书煌言、延平侯郑成功，谓海道三日，可直抵京口”。北伐失败后，魏耕又曾“上书兵部尚书张煌言，备述敌情虚实，请以舟师再举”。顺治十八年，被人告发，第二年就义于杭州菜市。清廷为镇压江浙一带反清复明活动并铲除它的社会基础，曾对湖州、绍兴、镇江、南京、芜湖、杭州和宁波等地进行通海专案的重点清查，结果，“镇江诸郡县降者皆诛屠无遗，死徙者约数万人”，金坛一县“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8]。
李长祥，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用为州牧。起义军撤出北京之际，他逃奔南京，被弘光政权用为巡视浙盐监御史。弘光政权覆亡后，拒绝降清，在浙东举义。浙东义师虽众，但难以抵抗清军进攻。清军挺进福建，浙江稍空虚，李长祥收集余众，结寨山泽。其后，李长祥由监国鲁王升授“总督部院敕印联络全浙”，被诸寨奉为盟主。后清军向各山寨发起反扑，李长祥逃脱。失去了山寨、武装的李长祥目睹各地比较强大的抗清义师都已被镇压下去，就转移目光，开始寄希望于清朝统治者的内讧，认定降清各汉族藩王迟早可能有人造反，便南下逃到靖南王幕下，做策反工作。结果是清平西王吴三桂首倡叛乱，长祥满怀复明希望赶到常澧前线见吴三桂，提出：“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吴三桂以为天下已在掌握，不愿兴灭继绝，李长祥很快因失望，“遂拂袖去”。[9]
由于当时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普遍存在，复明运动几乎是全国性的。清兵入关后的战争，为的是镇压各种抗清势力，大规模推行民族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正如前面所述，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因此，它的性质非常明确，它与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战争，东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的海上起义，南明各政权对清朝的抗争以及历次降清将领的反正等共同构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高潮，所以能坚持二十年来，显然与各种抗清势力的相互支持和响应是分不开的。
三、复明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明朝的宗室、官员、将校、绅富，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参与复明运动，与清朝作殊死的争斗，这是不言而喻的。清初，在鲁王、唐王被拥立的同时，各地自发的拥戴明朝宗室的反清活动，曾是复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0]。这些自发性的复明行动，没有跟当时反清斗争的主力结合在一起，影响面不大。随着度过顺治初最动荡的几年后，清朝对江浙的统治渐趋稳定，汉族地主分化也日益严重，一些士子陆续出来应考清朝的科举。而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仍坚持抗清的民族斗争。
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中，士绅很多，如杨鹍案中的余鹍翔、杨显然、万曰吉、耿章光、朱日新、叶士彦等都是进士出身，作过知县。李之椿案中的沈士柱、杨昌祚、汤瓒禹、韩四维等也都是举人、进士。这些士绅富有才华、重视气节、尽心国事、干练清廉，是地主阶级的出色代表。明末大儒刘宗周的殉国、黄道周的抗清，宁死不屈的节操，激励他们积极从事复明运动。
农民、仆役、商贩等社会基层群众也是复明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河南商丘张明宇在农民中活动，有人将杨鹍、张明宇填发的札付失落，被一老妪于棉花田中拾得，“持之示人，乃永历札付也，首之官”，案发被杀百余人。方省吾案中胡德山是仪真卫运粮的运军，刘党吾“素行无赖，惯作非为”。顺治五年，浙江萧山商贩沈某、锯匠张某“锥牛洒酒，集里中少年数百人，祭旗起义”。在泖湖起义中除卖菜佣钱应魁外，多有姓无名。这些事例表现出复明运动深入社会基层群众的特点。
和尚、道士也是复明人士联络的重点。清廷指出：“海逆奸细多为僧道，潜游各处探听消息”[11]。方外人士因僧装道服利于隐蔽，随处食宿利于深入城乡山海，进行联络、侦察。与魏耕有联络的就有苏州灵岩崇报寺的释弘储，浙江乌程道场山僧本源，苏州横山集福寺僧释明盂，劳山道士曹珙等。平一统、贺王盛案中有一劳山道士张宪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12]。杨鹍空敕案中有广西人古风和尚、扬州僧德宗参加。德宗利用他和金声桓的关系，鼓动金声桓反清归明。
此外不少女子也投身于复明运动。钱谦益作为东林名士，明朝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清兵进入南京，竟然参予迎降，受到爱姬柳如是的斥责，后来深以为悔，共同从事复明运动。李成栋的爱妾赵氏到广州劝李成栋起兵响应金声桓反正，并以死相劝，促成了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总之，复明运动是有各阶级和阶层参加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活动，反清复明是遗民志士的普遍愿望，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时隐时现的反清复明运动，也是后来的洪门会党产生的基础。
四、复明运动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满清王朝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改服满人衣冠。这一政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剃发和不剃发，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风俗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衣冠，就会断绝其归明之路，效忠清王朝。而明官和汉人则是把不剃发作为坚守民族大义的表现。剃发和不剃发成了降或不降的标志。
顺治十一年，清廷要招抚郑成功，封郑为海澄公，拟将漳、泉、潮、惠四府地方让其安插部众。谈判中，清使要郑先剃发再开诏，郑要先开诏酌议后再剃发，争执数日不下，遂使这次谈判破裂[13]。郑成功一再在禀告其父郑芝龙的信中提到：“遽然剃发之诏一下，三军为之冲冠”，“试思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损无数之兵马，费无稽之钱粮，死亿兆之生灵，争区区头上数根头发，不特大为失策，且亦量之不广也”[13]。可见清廷强令剃发这种错误政策，大大延缓了清初统一的进程。清初还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或间接与剃发和衣冠之制有关。顺治五年，已剃发降清的金声桓，因未得清朝的封侯之赏而图谋再叛，潜通于南明。适与清巡抚章于天宴会演戏，声桓曰：“毕竟衣冠文物好看”。章遂上疏劾金有反状，金得知后遂反于江西，令军民尽依明朝服式，一时“城中委弃缨笠，积道旁如山”[14]。
从许多复明事例可知，复明，并不真正为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参加复明运动的志士，原均是明臣，但明亡后他们或投“顺”或降“清”，并不死心蹋地忠于朱明王朝。而在复明运动中却表现得那样勇敢，坚定，壮烈。只计事之“成”否、“济”否，事败绝没有否认“谋叛”、“同谋”，慷慨赴死。这正说明了他们的斗争针对的是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他们要求恢复的是汉族的衣冠制度和汉族地主的统治权，而明朝只是汉族地主统治的象征。此后，有清一代，凡是反清，便以“复明”为号召，以蓄发（剪辫）、复衣冠为标志。太平天国起义在其《奉天讨胡檄》中指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清末革命党人，都以剪辫易服以示和清朝决裂。
综上所述，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在清朝统治区汉族人民群众为反抗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为维护和恢复本民族衣冠旧制的斗争；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强烈的民族斗争特色。因此，那种认为它“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和军阀的垂死挣扎”的看法是片面的。
[收稿日期]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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