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
周致元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1999年04期第80～85页
【作者简介】周致元，安徽大学历史系 合肥 230039 （1963—），男，安徽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徽州/进士/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K248、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1999）04—0080—06
有明一代的徽州共有444名进士，相对于当地的人口基数而言， 徽州也堪称是文人渊薮，科第繁荣。笔者已就其原因及进士的时间、地域分布作过讨论（注：《明代徽州科第的繁荣及进士的分布》，载《安徽大学学术活动月论文选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众所周知，徽州一府地处崇山峻岭之中，颇有几分特异的人文风貌。而这些靠新安山水哺育出来的徽州进士，无论其治国平天下还是修身齐家，都带有明显的徽州烙印。《明史》中列入本传的徽州籍进士就有40人之多，其中无一人属贪酷谄媚之徒。如果以《明史》和《献征录》这些非徽州人修撰的史籍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史籍，应能对徽州进士的某些总体特征有所把握。
一
《论语祹里仁》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祹述而》。）这都反映了儒家反对为富不仁讲求取予有道的思想。居官清廉是多数徽州籍进士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奢靡之风漫延的明中后期，徽州进士能出泥不染，洁身自好，就更难能可贵了。徽州人自号“出为廉吏者什七”（注：民国歙县《西干志》。），这或许并非言过其实。我们从能见到的明代徽州进士的传记来看，廉吏比比皆是，而贪官则为数极少。歙县《岩镇志草》不无自豪地讲述本乡几位进士出身的官吏：“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在邑里中，如程方伯旦、郑大参佐、吴太守远、方冏卿远宜、鲍司徒道明、方太守瑜，此其子皆驯谨而没后贫乏，或至易产不能为活者。司徒殁未久，长子从屠人卖肉，时同里有以资纳引礼御者，其子颇汰。市人戏作一联云：引礼舍人日日街头骑骏马，尚书公子朝朝门首剁腌猪。冏卿未殁时，衣履俱弊，客座大半坏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颇厚，非以官起也。前辈楷范，后生无忘哉！余又以为方伯、冏卿、大参、太守官未甚厚，俸俱未久，贫固宜也。司徒八座，扬历几卅年，仅有数椽之屋。方没时但将五百金营干，便可得一胄子。竟以无措而止。此其贫则真然，而其真贫则不可晓也。”这也正如康熙《徽州府志》卷三所云：“有官居八座而家无担石者。”明代徽州唯一的状元唐皋留下的轶事已不多了，但有一件事却在很多史籍中传抄；唐皋出使朝鲜归来时，在鸭绿江上把朝鲜国王赠送的一方砚投入江中，以示自己不贪纤毫的外财。这件事广为人知，说明当时人们对以唐皋为代表的徽州进士的清正廉洁是普遍肯定的。景泰时进士程昌任河南布政使“家不置尺土，常禄外，秋毫无取。”（注：祁门《善和乡志》卷2。 ）弘治时进士程琯及其子“世世为廉吏”，死时“至不能买山葬，葬县郊义冢地。”（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这在封建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隆庆时进士胡用宾当了四年县令，“被召检俸，余仅十六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生平不忘取一介”是《明史》对洪文衡的论定，也是徽州许多进士的共同特点。
徽州进士是一群从深山里走出来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还大多保持着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古风。康熙《徽州府志祹风节传》云：“郡人本山川之气，有骨鲠棱棱奋不顾身者”，这是对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传统儒家“威武不能屈”品格的形象概括。明中后期，他们与腐朽的宦官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姿态颇能说明这一点。程昌任蕲水令时，“逆瑾方有事湖襄，官校络绎横索钱，独惮程蕲水，戒勿扰。”（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明末阉党乱政，徽州进士表现尤其值得称颂。汪应蛟任户部尚书，“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注：《明史》卷241。）毕懋良、毕懋康两人并有清誉， 因不附魏忠贤被先后被赶下官场， “士论更以为荣。 ”（注：《明史》卷242。）江秉谦“家居四年，闻忠贤乱政，忧愤卒。 ”（注：《明史》卷246。）这些徽州人在阉党邪恶势力面前都表现出应有的气节。 此外，不畏权贵也是他们的可敬之处。如许国曾为权臣张居正所器重，张居正父亲病重，朝中一批趋炎附势之徒都为之出资祈神，许国“独不往”。后来张居正因夺情在朝中大失人心，遭众人攻击，许国“特削牍藏袖中，诣其第，密劝以行服。”（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 ）此事说明许国并未随波逐流，既未在他人得志时巴结谄媚，也未在他人落泊时落井下石。又如范涞，“居正病南中，诸僚相率祈祷，涞独不与。”（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御史江东之“立朝颇著风节，初劾冯保、徐爵，又劾王宗载、于应昌及驸马都尉侯拱宸，继发争寿宫事与李植、杨可立均坐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79。 ）徽州进士中还有一批犯颜敢谏的刚直之士，在至尊面前无所畏惧。景泰时方勉针对英宗被禁南宫上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讽谏之意溢于言表。”（注：焦竑《献征录》卷88。）天启时倪思辉参客氏疏云：“以继离出震之君，九重尊严之体，恋恋于阿姆而柔情难割，中旨易营，其何以垂青史而肃家法。”（注：祁门《倪氏族谱》卷终。）矛头直指皇帝。《孟子祹离娄》云：“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正是一种维护封建伦常的信念驱使下，他们才能会舍生忘死。给事中戴铣上疏批评明武宗，并劾宦官，被“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注：《明史》卷188。 ）为维护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而献出了生命。
《论语祹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祹告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徽州进士作为一群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其间“忠臣义士，特起辈出。”（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他们中不乏为朱明王朝仗义死节之士，在国家危难之时，是朱明王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嘉靖时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督兵前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说：“食国之禄而不死其难，岂忠臣乎？”便身先士卒，直至战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6。）明末凌駧困守孤城，留下遗书言：“即一死亦不足以抑报先帝酬恩主上。”（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于大难临头之时仍心系君国，可谓忠心耿耿。《明史》一书中收录的为明王朝尽忠的徽州籍进士就不少。除汪一中外，明末于北京城陷时自杀殉君的有汪伟，被农民军俘虏不屈而死的胡承熙，抗清失败不屈被杀的金声。歙县凌氏宗族有言“余里中人性多崛强，不自贬损，虽至愚者亦有气骨，故其间忠臣义士垂名青史者，多较他族倍有光焉。”（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这其实也是对整个徽州地区士大夫特征的概括。不过，有一点尚需说明，我们在此并不需要讨论他们对腐朽的朱明王朝以身相殉行为的是非问题。
义利之辨一直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传统儒家在义与利并不矛盾的前提下，并不一味地反对言利。《春秋繁露》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和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徽州进士与商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象其他迂腐的士大夫那样重农贱商，耻于言利。又因为他们出自一个男子普遍经商的地域社会，这就注定了他们可能较其他只会应付科考的读书人更多一些理财能力。汪以淳“督榷江浙，以恤商裕国为务。”（注：徐卓：《休宁碎事》卷7。 ）汪应蛟曾请罢矿税，募民垦田，广修水利。《明史》称之“亮直有节，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注：《明史》卷241。 ）潘镒以户部主事监北新关，他本着利民恤商的原则对税关实行改革整顿，“至辄搜之税司，若省州老猾数十，置诸理，而罢镇守无名之需岁二千金。……关长日不闭，纵民往来无所问。才半月，钞额告溢。……是岁，薄征而钞倍，上下同声贤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2。）这不仅说明了潘镒具有突出的理财才干，更表明了他具备重视商业流通的全新意识。又有叶天球任户部主事时，“武庙北狩，车骑万数，刍粮告乏”，他“即驰至部中，画招商之策，部尚书石公慨然从许。”最终又“拒权势之请，绝冒中之人，民乐输，供亿不缺。”（注：焦竑《献征录》卷98。）只有真正认识商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官吏才会如此重商用商。这正是徽州进士与其他封建士大夫的又一区别。
此外，明中后期，矿监税使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徽州进士则普遍站在市民阶层这一边，与矿监税使坚决斗争。《明史》中记载的反矿监税使的徽州进士就有汪应蛟、余懋衡、吴宗尧等人。其中余懋衡被税监梁永下毒，险些丧命。而吴宗尧与矿监的斗争更为惨烈。陈增诬知县吴宗尧“阻挠矿务”，皇帝下令逮治吴宗尧。“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吴宗尧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从市民的反应来看，他反矿监的斗争在当时就得到市民阶层一致的认可。徽州进士的经济观念符合儒家的一句信条：“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儒家思想一贯主张统治者要适当减轻对人民的盘剥，行所谓仁政，以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祹学而》。）徽州进士中一批践土亲民的地方官多能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正德时程昌知蕲水，使该县“视前供应十损其九，……里甲困苏。”（注：祁门《善和乡志》卷6。 ）嘉靖朝任湖广参政的游震得“罢采矿、采木，损税榷，停积逋，掣民壮，裁调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深得当地人敬重。此外，抑制豪强也是减轻人民负担、推行惠政的必要措施。叶天球在东昌知府，“郡有二卫，卫官颇纵，公白当道，劾罢渠魁，兼惩悍卒，卫所始服，不敢侵民。”（注：焦竑《献征录》卷98。）许仕达巡抚福建，“执漳州知府马嗣宗送京师”，又劾镇守中官谬和、镇守侍郎薛希琏，朝廷派人勘查，“耆老数千人乞留仕达。 ”（注：《明史》卷164。）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难辨别。程嗣功任浙江布政司参议时，“故陆太保以司隶幸世宗，乃暴死，其徒属横如故，侵公部民田，公□□尾而剪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8。）在封建社会，蔑视权贵豪强有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郑汝敬任永清知县，“有中贵人临县索赂甚急，公不为动。遂绐入见，缧绁之，欲置之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5。）可见，敢于和邪恶势力抗争还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
《孟子祹尽心》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德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徽州进士出自“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他们主宰一方往往都重视推行伦理教化。如程昌宰蕲水时，“务兴礼乐教化为第一义。未几，蕲之风移俗易。”程泰任河南参政“以其暇时葺二程夫子阙里祠宇，以风其士人。”（注：焦竑《献征录》卷92。）四川参政叶天球“撤淫祠，葺儒学，海生徒，正婚丧，表乡贤，奖孝士；明烈女，风厉化导不啻一养而已。”（注：焦竑《献征录》卷98。）
徽州进士在地方上颇受乡绅及百姓厚爱，这是他们为官能代表士民利益所决定的。《论语祹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潘珍“三任山东，施泽既久，人心信爱，称为潘青天。”（注：焦竑《献征录》卷40。）郑汝敬自上虞解职，“上虞人请留不得，相与拥泣而去。”（注：焦竑《献征录》卷85。）许仕达“期满当代，耆老诣阙请留。”（注：《明史》卷164 。）胡思绅离任时，当地乡绅为之编《德政录》（注：绩溪《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下。）。从这些现象来看，他们相对昏君贪官来说，是比较注重维护士民利益的清廉之官。地方士民对他们的支持与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们为官行政所代表的利益方面。
身处江湖的徽州进士的政治表现也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徽州进士，“或登庙堂，勋庸丞著；或隐岩穴，气节自雄。”（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0。）这又正如《孟子祹万章》所云：“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致仕后的徽州进士虽无治国平天下的壮举，但修身齐家的政治意愿仍很浓厚。方勉“自归家园，与世利不相关，拳拳以仁义忠孝训教子孙。虽桑榆晚景，犹手不释卷。”（注：焦竑《献征录》卷88。）程昌居家“杜门著述、课训而已。三房子孙世工经学，隶士籍。”（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潘珏“日坐太夫人堂上，菽水尽欢，夜课诸孙诵习不倦。”郑汝敬“训诸孙读书以无坠先人之业。”他们把课训子孙作为居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从中尽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也为维持和睦融洽的家风，还寄希望于子孙能承继祖业，荣登仕籍，光宗耀祖。
居家的徽州进士还能以孝友著称，这与他们居官清直同样都是出于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御史胡松“居家以孝友称。”（注：《明史》卷202。）山西佥事潘选“弃官归，值母病思食鲫，急不可得。 或请以他鱼代，选不可。解衣入池中捕之，果得二鲫。”（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演出了一幕精彩的孝行正剧。
《论语祹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徽州进士闲居乡里也不忘教化乡民。在宗法统治严格的徽州地区，他们以睦宗收族、传播儒家思想为己任。潘珏居家时“订辑谱牒，作劝善碑于道侧，睦族化乡之意老而弥笃。”给事中游震得“归田，创建虹东书院，讲学其中。又置常平仓，赈族以为常。”（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明世宗朝，御史公长嗣、太仆公钊次、益府舍人公镗及推官公淮、中书公河合、孟寿等公十有五人，倡建宗祠，分司总任。”（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5。）此外，徽州谱牒中由当地进士出身的官员撰写的谱序、传记、祠碑等宣传儒家道德的文章很多，说明了他们居家仍热衷于为维持正统的儒家思想而发挥余热。
二
徽州进士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某些特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康熙《徽州府志》继承和发展此说：“新安山峭厉而水清洁，其人务为高行奇节。”这种把风俗形成的依据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上的原因，似乎显得有些牵强。但徽州风俗的形成与其地理上的特征确有关联。众所周知，徽州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魏晋隋唐以后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的遗风。而徽州地理上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注：罗愿：《新安志》卷1。 ）明代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注：康熙《徽州府志》卷2。）这就难怪，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 负气节的古风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正如时人所论：“新安居四山中，人皆负气节，崇礼教，风俗最为近古。”（注：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徽州人自己亦认为当地元明以来“秉礼仗义，自古为然。”（注：许承尧：《歙事闲谭》18册。）如此看来，徽州社会风气中尊崇儒家礼教的特点是由来已久的，是对先辈士大夫遗风的继承和发展。
徽州是朱熹的桑梓，号称阙里。而河南二程也被徽州程姓视为同宗。徽州人自然要以履践程朱理学教义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代御史程材“以裔出于程而生于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学。”（注：焦竑《献征录》卷65。）清初徽州人尚且自豪地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注：《茗州吴氏家典》序。）其实，徽州进士诸如清正忠耿、勤政爱民等特征，无不是对儒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徽州进士的政治行为追求符合儒家传统人格需要，这是因“大儒梓里被服儒教久矣。”（注：傅岩：《歙纪》卷8。）
徽州宗族统治势力的强大是公认的。“吾神州夙重宗法，而徽尤重。尊祖敬宗收族之谊，炳炳于礼经。吾群之昌大荣固，实赖利之。至于新安则里各别姓，姓各有祠，祠各有谱牒，阅岁千百，厘然不紊。用能慈孝敦睦，守庐墓，长子孙，昭穆相次，贫富相保，贤不肖相扶持，循循然，彬彬然，序别而情挚。”（注：《新安月谭朱氏族谱》序。）这里，徽州人对宗族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定位，而且指出了宗族是通过建祠修谱等手段，使一族之内贫富之间、贤否之间能相互扶持，加深感情。明代徽州进士程敏政认为，“宗法既立则彝伦益明，风教益具”。（注：《新安程氏世谱》不分卷。）古往今来人们都把推行伦理教化视为宗族的一个重要功能，其实，徽州宗族在这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徽州人早就认识到谱牒在宗族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明初唐桂芳在《白云集》卷五中如是说：“是以君子善睦族者，恒以谱牒为先务。”就谱牒在宣扬儒家伦理中的功用而言，首先，可将一族之内的血缘关系用文字记录下来。如唐桂芳所云：“欲宗族之相亲而不至于相残，必先示其身之所自出，使之熟观注视之顷，森然孝敬之心生，沛然亲睦之情笃。”表面看来，谱牒之作只是使一族之内相互亲睦，其实不然。儒家伦理是一个天然混成的体系，《论语祹学而》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明代绩溪西关章氏就在其谱牒中说：“昔者圣人以治天下者，上隆祖父以尊尊，下启子孙以亲亲，旁洽昆弟，合族而秩之以昭穆，敦之以礼义。”又云“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也。”（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忠孝之间蕴含着某种内在联系。明代歙县许琏说过：“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把忠与孝视为互为因果的两个伦理观念，而谱牒正是“上溯姓源之始，下隶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礼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其次，谱牒的修撰莫不是遵循着“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也；善有可记，褒录不遗，凡以扬先美、示后劝”（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的原则。也就是说，谱牒可以通过对族人事迹的记载，行春秋笔法，对族人起惩戒警示作用，让族内人“行一不义惟恐宗人闻之见黜，履一非道恐玷吾之宗族，不足以光前人。”（注：唐桂芳：《白云集》卷5。）
宗族赖以维护血缘纽带的另一工具是祠堂。徽州进士程信认为，“身之所以上承于祖下合其族人者，在此祠堂所由赖之以无毁欤。”（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而祠堂中供奉的先辈，“其中有以文德显名者，有以武功著称者，有潜德乐道者。”（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这些先祖的德行业绩自然就能勉励其后人种善积德，而对于“素行不端及盗淫而死，永不得入，以昭劝惩之道。”（注：《汪氏祠规》。）如此规定，意味着死后入祠享祀要经过一定筛选，而选择的标准是以儒家纲常为尺度。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族人“凡入是祠者，莫不自仁率亲，自义率祖，肃然起尊尊亲亲之思焉。”（注：《桂溪项氏祠谱墓图》。）
此外，徽州宗族还利用乡约等其它方式进行宣传，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如隆庆时的《文堂乡约家法》即是利用宗族的号召力，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理论武器，用家法的强制力量，对乡民灌输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注：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总之，徽州宗族的统治已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最深处，而宗族统治的思想工具则是儒家伦理。宗族是孔孟程朱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宗族强有力的统治下的徽州生长的进士们，他们自幼就生活在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一旦他们跻身仕途后，这种和谐与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汲汲追求的政治理想。
收稿日期：1999—03—09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1999年04期第80～85页
【作者简介】周致元，安徽大学历史系 合肥 230039 （1963—），男，安徽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明代徽州籍进士总体上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并且注重恤商爱民，是能用儒家伦理约束自己行为的一个官僚群体。徽州进士的为官表现是儒家思想对其人格塑造的反映，也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徽州强大的宗族统治势力利用各种方式把程朱理学、孔孟之道渗透到全体宗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社会造就出的徽州进士，在修齐治平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 |
文章编号：1001—5019（1999）04—0080—06
有明一代的徽州共有444名进士，相对于当地的人口基数而言， 徽州也堪称是文人渊薮，科第繁荣。笔者已就其原因及进士的时间、地域分布作过讨论（注：《明代徽州科第的繁荣及进士的分布》，载《安徽大学学术活动月论文选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众所周知，徽州一府地处崇山峻岭之中，颇有几分特异的人文风貌。而这些靠新安山水哺育出来的徽州进士，无论其治国平天下还是修身齐家，都带有明显的徽州烙印。《明史》中列入本传的徽州籍进士就有40人之多，其中无一人属贪酷谄媚之徒。如果以《明史》和《献征录》这些非徽州人修撰的史籍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史籍，应能对徽州进士的某些总体特征有所把握。
一
《论语祹里仁》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祹述而》。）这都反映了儒家反对为富不仁讲求取予有道的思想。居官清廉是多数徽州籍进士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奢靡之风漫延的明中后期，徽州进士能出泥不染，洁身自好，就更难能可贵了。徽州人自号“出为廉吏者什七”（注：民国歙县《西干志》。），这或许并非言过其实。我们从能见到的明代徽州进士的传记来看，廉吏比比皆是，而贪官则为数极少。歙县《岩镇志草》不无自豪地讲述本乡几位进士出身的官吏：“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在邑里中，如程方伯旦、郑大参佐、吴太守远、方冏卿远宜、鲍司徒道明、方太守瑜，此其子皆驯谨而没后贫乏，或至易产不能为活者。司徒殁未久，长子从屠人卖肉，时同里有以资纳引礼御者，其子颇汰。市人戏作一联云：引礼舍人日日街头骑骏马，尚书公子朝朝门首剁腌猪。冏卿未殁时，衣履俱弊，客座大半坏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颇厚，非以官起也。前辈楷范，后生无忘哉！余又以为方伯、冏卿、大参、太守官未甚厚，俸俱未久，贫固宜也。司徒八座，扬历几卅年，仅有数椽之屋。方没时但将五百金营干，便可得一胄子。竟以无措而止。此其贫则真然，而其真贫则不可晓也。”这也正如康熙《徽州府志》卷三所云：“有官居八座而家无担石者。”明代徽州唯一的状元唐皋留下的轶事已不多了，但有一件事却在很多史籍中传抄；唐皋出使朝鲜归来时，在鸭绿江上把朝鲜国王赠送的一方砚投入江中，以示自己不贪纤毫的外财。这件事广为人知，说明当时人们对以唐皋为代表的徽州进士的清正廉洁是普遍肯定的。景泰时进士程昌任河南布政使“家不置尺土，常禄外，秋毫无取。”（注：祁门《善和乡志》卷2。 ）弘治时进士程琯及其子“世世为廉吏”，死时“至不能买山葬，葬县郊义冢地。”（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这在封建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隆庆时进士胡用宾当了四年县令，“被召检俸，余仅十六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生平不忘取一介”是《明史》对洪文衡的论定，也是徽州许多进士的共同特点。
徽州进士是一群从深山里走出来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还大多保持着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古风。康熙《徽州府志祹风节传》云：“郡人本山川之气，有骨鲠棱棱奋不顾身者”，这是对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传统儒家“威武不能屈”品格的形象概括。明中后期，他们与腐朽的宦官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姿态颇能说明这一点。程昌任蕲水令时，“逆瑾方有事湖襄，官校络绎横索钱，独惮程蕲水，戒勿扰。”（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明末阉党乱政，徽州进士表现尤其值得称颂。汪应蛟任户部尚书，“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注：《明史》卷241。）毕懋良、毕懋康两人并有清誉， 因不附魏忠贤被先后被赶下官场， “士论更以为荣。 ”（注：《明史》卷242。）江秉谦“家居四年，闻忠贤乱政，忧愤卒。 ”（注：《明史》卷246。）这些徽州人在阉党邪恶势力面前都表现出应有的气节。 此外，不畏权贵也是他们的可敬之处。如许国曾为权臣张居正所器重，张居正父亲病重，朝中一批趋炎附势之徒都为之出资祈神，许国“独不往”。后来张居正因夺情在朝中大失人心，遭众人攻击，许国“特削牍藏袖中，诣其第，密劝以行服。”（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 ）此事说明许国并未随波逐流，既未在他人得志时巴结谄媚，也未在他人落泊时落井下石。又如范涞，“居正病南中，诸僚相率祈祷，涞独不与。”（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御史江东之“立朝颇著风节，初劾冯保、徐爵，又劾王宗载、于应昌及驸马都尉侯拱宸，继发争寿宫事与李植、杨可立均坐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79。 ）徽州进士中还有一批犯颜敢谏的刚直之士，在至尊面前无所畏惧。景泰时方勉针对英宗被禁南宫上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讽谏之意溢于言表。”（注：焦竑《献征录》卷88。）天启时倪思辉参客氏疏云：“以继离出震之君，九重尊严之体，恋恋于阿姆而柔情难割，中旨易营，其何以垂青史而肃家法。”（注：祁门《倪氏族谱》卷终。）矛头直指皇帝。《孟子祹离娄》云：“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正是一种维护封建伦常的信念驱使下，他们才能会舍生忘死。给事中戴铣上疏批评明武宗，并劾宦官，被“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注：《明史》卷188。 ）为维护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而献出了生命。
《论语祹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祹告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徽州进士作为一群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其间“忠臣义士，特起辈出。”（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他们中不乏为朱明王朝仗义死节之士，在国家危难之时，是朱明王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嘉靖时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督兵前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说：“食国之禄而不死其难，岂忠臣乎？”便身先士卒，直至战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6。）明末凌駧困守孤城，留下遗书言：“即一死亦不足以抑报先帝酬恩主上。”（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于大难临头之时仍心系君国，可谓忠心耿耿。《明史》一书中收录的为明王朝尽忠的徽州籍进士就不少。除汪一中外，明末于北京城陷时自杀殉君的有汪伟，被农民军俘虏不屈而死的胡承熙，抗清失败不屈被杀的金声。歙县凌氏宗族有言“余里中人性多崛强，不自贬损，虽至愚者亦有气骨，故其间忠臣义士垂名青史者，多较他族倍有光焉。”（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这其实也是对整个徽州地区士大夫特征的概括。不过，有一点尚需说明，我们在此并不需要讨论他们对腐朽的朱明王朝以身相殉行为的是非问题。
义利之辨一直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传统儒家在义与利并不矛盾的前提下，并不一味地反对言利。《春秋繁露》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和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徽州进士与商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象其他迂腐的士大夫那样重农贱商，耻于言利。又因为他们出自一个男子普遍经商的地域社会，这就注定了他们可能较其他只会应付科考的读书人更多一些理财能力。汪以淳“督榷江浙，以恤商裕国为务。”（注：徐卓：《休宁碎事》卷7。 ）汪应蛟曾请罢矿税，募民垦田，广修水利。《明史》称之“亮直有节，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注：《明史》卷241。 ）潘镒以户部主事监北新关，他本着利民恤商的原则对税关实行改革整顿，“至辄搜之税司，若省州老猾数十，置诸理，而罢镇守无名之需岁二千金。……关长日不闭，纵民往来无所问。才半月，钞额告溢。……是岁，薄征而钞倍，上下同声贤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2。）这不仅说明了潘镒具有突出的理财才干，更表明了他具备重视商业流通的全新意识。又有叶天球任户部主事时，“武庙北狩，车骑万数，刍粮告乏”，他“即驰至部中，画招商之策，部尚书石公慨然从许。”最终又“拒权势之请，绝冒中之人，民乐输，供亿不缺。”（注：焦竑《献征录》卷98。）只有真正认识商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官吏才会如此重商用商。这正是徽州进士与其他封建士大夫的又一区别。
此外，明中后期，矿监税使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徽州进士则普遍站在市民阶层这一边，与矿监税使坚决斗争。《明史》中记载的反矿监税使的徽州进士就有汪应蛟、余懋衡、吴宗尧等人。其中余懋衡被税监梁永下毒，险些丧命。而吴宗尧与矿监的斗争更为惨烈。陈增诬知县吴宗尧“阻挠矿务”，皇帝下令逮治吴宗尧。“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吴宗尧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从市民的反应来看，他反矿监的斗争在当时就得到市民阶层一致的认可。徽州进士的经济观念符合儒家的一句信条：“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儒家思想一贯主张统治者要适当减轻对人民的盘剥，行所谓仁政，以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祹学而》。）徽州进士中一批践土亲民的地方官多能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正德时程昌知蕲水，使该县“视前供应十损其九，……里甲困苏。”（注：祁门《善和乡志》卷6。 ）嘉靖朝任湖广参政的游震得“罢采矿、采木，损税榷，停积逋，掣民壮，裁调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深得当地人敬重。此外，抑制豪强也是减轻人民负担、推行惠政的必要措施。叶天球在东昌知府，“郡有二卫，卫官颇纵，公白当道，劾罢渠魁，兼惩悍卒，卫所始服，不敢侵民。”（注：焦竑《献征录》卷98。）许仕达巡抚福建，“执漳州知府马嗣宗送京师”，又劾镇守中官谬和、镇守侍郎薛希琏，朝廷派人勘查，“耆老数千人乞留仕达。 ”（注：《明史》卷164。）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难辨别。程嗣功任浙江布政司参议时，“故陆太保以司隶幸世宗，乃暴死，其徒属横如故，侵公部民田，公□□尾而剪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8。）在封建社会，蔑视权贵豪强有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郑汝敬任永清知县，“有中贵人临县索赂甚急，公不为动。遂绐入见，缧绁之，欲置之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5。）可见，敢于和邪恶势力抗争还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
《孟子祹尽心》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德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徽州进士出自“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他们主宰一方往往都重视推行伦理教化。如程昌宰蕲水时，“务兴礼乐教化为第一义。未几，蕲之风移俗易。”程泰任河南参政“以其暇时葺二程夫子阙里祠宇，以风其士人。”（注：焦竑《献征录》卷92。）四川参政叶天球“撤淫祠，葺儒学，海生徒，正婚丧，表乡贤，奖孝士；明烈女，风厉化导不啻一养而已。”（注：焦竑《献征录》卷98。）
徽州进士在地方上颇受乡绅及百姓厚爱，这是他们为官能代表士民利益所决定的。《论语祹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潘珍“三任山东，施泽既久，人心信爱，称为潘青天。”（注：焦竑《献征录》卷40。）郑汝敬自上虞解职，“上虞人请留不得，相与拥泣而去。”（注：焦竑《献征录》卷85。）许仕达“期满当代，耆老诣阙请留。”（注：《明史》卷164 。）胡思绅离任时，当地乡绅为之编《德政录》（注：绩溪《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下。）。从这些现象来看，他们相对昏君贪官来说，是比较注重维护士民利益的清廉之官。地方士民对他们的支持与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们为官行政所代表的利益方面。
身处江湖的徽州进士的政治表现也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徽州进士，“或登庙堂，勋庸丞著；或隐岩穴，气节自雄。”（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0。）这又正如《孟子祹万章》所云：“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致仕后的徽州进士虽无治国平天下的壮举，但修身齐家的政治意愿仍很浓厚。方勉“自归家园，与世利不相关，拳拳以仁义忠孝训教子孙。虽桑榆晚景，犹手不释卷。”（注：焦竑《献征录》卷88。）程昌居家“杜门著述、课训而已。三房子孙世工经学，隶士籍。”（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潘珏“日坐太夫人堂上，菽水尽欢，夜课诸孙诵习不倦。”郑汝敬“训诸孙读书以无坠先人之业。”他们把课训子孙作为居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从中尽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也为维持和睦融洽的家风，还寄希望于子孙能承继祖业，荣登仕籍，光宗耀祖。
居家的徽州进士还能以孝友著称，这与他们居官清直同样都是出于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御史胡松“居家以孝友称。”（注：《明史》卷202。）山西佥事潘选“弃官归，值母病思食鲫，急不可得。 或请以他鱼代，选不可。解衣入池中捕之，果得二鲫。”（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演出了一幕精彩的孝行正剧。
《论语祹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徽州进士闲居乡里也不忘教化乡民。在宗法统治严格的徽州地区，他们以睦宗收族、传播儒家思想为己任。潘珏居家时“订辑谱牒，作劝善碑于道侧，睦族化乡之意老而弥笃。”给事中游震得“归田，创建虹东书院，讲学其中。又置常平仓，赈族以为常。”（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明世宗朝，御史公长嗣、太仆公钊次、益府舍人公镗及推官公淮、中书公河合、孟寿等公十有五人，倡建宗祠，分司总任。”（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5。）此外，徽州谱牒中由当地进士出身的官员撰写的谱序、传记、祠碑等宣传儒家道德的文章很多，说明了他们居家仍热衷于为维持正统的儒家思想而发挥余热。
二
徽州进士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某些特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康熙《徽州府志》继承和发展此说：“新安山峭厉而水清洁，其人务为高行奇节。”这种把风俗形成的依据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上的原因，似乎显得有些牵强。但徽州风俗的形成与其地理上的特征确有关联。众所周知，徽州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魏晋隋唐以后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的遗风。而徽州地理上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注：罗愿：《新安志》卷1。 ）明代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注：康熙《徽州府志》卷2。）这就难怪，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 负气节的古风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正如时人所论：“新安居四山中，人皆负气节，崇礼教，风俗最为近古。”（注：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徽州人自己亦认为当地元明以来“秉礼仗义，自古为然。”（注：许承尧：《歙事闲谭》18册。）如此看来，徽州社会风气中尊崇儒家礼教的特点是由来已久的，是对先辈士大夫遗风的继承和发展。
徽州是朱熹的桑梓，号称阙里。而河南二程也被徽州程姓视为同宗。徽州人自然要以履践程朱理学教义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代御史程材“以裔出于程而生于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学。”（注：焦竑《献征录》卷65。）清初徽州人尚且自豪地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注：《茗州吴氏家典》序。）其实，徽州进士诸如清正忠耿、勤政爱民等特征，无不是对儒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徽州进士的政治行为追求符合儒家传统人格需要，这是因“大儒梓里被服儒教久矣。”（注：傅岩：《歙纪》卷8。）
徽州宗族统治势力的强大是公认的。“吾神州夙重宗法，而徽尤重。尊祖敬宗收族之谊，炳炳于礼经。吾群之昌大荣固，实赖利之。至于新安则里各别姓，姓各有祠，祠各有谱牒，阅岁千百，厘然不紊。用能慈孝敦睦，守庐墓，长子孙，昭穆相次，贫富相保，贤不肖相扶持，循循然，彬彬然，序别而情挚。”（注：《新安月谭朱氏族谱》序。）这里，徽州人对宗族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定位，而且指出了宗族是通过建祠修谱等手段，使一族之内贫富之间、贤否之间能相互扶持，加深感情。明代徽州进士程敏政认为，“宗法既立则彝伦益明，风教益具”。（注：《新安程氏世谱》不分卷。）古往今来人们都把推行伦理教化视为宗族的一个重要功能，其实，徽州宗族在这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徽州人早就认识到谱牒在宗族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明初唐桂芳在《白云集》卷五中如是说：“是以君子善睦族者，恒以谱牒为先务。”就谱牒在宣扬儒家伦理中的功用而言，首先，可将一族之内的血缘关系用文字记录下来。如唐桂芳所云：“欲宗族之相亲而不至于相残，必先示其身之所自出，使之熟观注视之顷，森然孝敬之心生，沛然亲睦之情笃。”表面看来，谱牒之作只是使一族之内相互亲睦，其实不然。儒家伦理是一个天然混成的体系，《论语祹学而》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明代绩溪西关章氏就在其谱牒中说：“昔者圣人以治天下者，上隆祖父以尊尊，下启子孙以亲亲，旁洽昆弟，合族而秩之以昭穆，敦之以礼义。”又云“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也。”（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忠孝之间蕴含着某种内在联系。明代歙县许琏说过：“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把忠与孝视为互为因果的两个伦理观念，而谱牒正是“上溯姓源之始，下隶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礼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其次，谱牒的修撰莫不是遵循着“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也；善有可记，褒录不遗，凡以扬先美、示后劝”（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的原则。也就是说，谱牒可以通过对族人事迹的记载，行春秋笔法，对族人起惩戒警示作用，让族内人“行一不义惟恐宗人闻之见黜，履一非道恐玷吾之宗族，不足以光前人。”（注：唐桂芳：《白云集》卷5。）
宗族赖以维护血缘纽带的另一工具是祠堂。徽州进士程信认为，“身之所以上承于祖下合其族人者，在此祠堂所由赖之以无毁欤。”（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而祠堂中供奉的先辈，“其中有以文德显名者，有以武功著称者，有潜德乐道者。”（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这些先祖的德行业绩自然就能勉励其后人种善积德，而对于“素行不端及盗淫而死，永不得入，以昭劝惩之道。”（注：《汪氏祠规》。）如此规定，意味着死后入祠享祀要经过一定筛选，而选择的标准是以儒家纲常为尺度。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族人“凡入是祠者，莫不自仁率亲，自义率祖，肃然起尊尊亲亲之思焉。”（注：《桂溪项氏祠谱墓图》。）
此外，徽州宗族还利用乡约等其它方式进行宣传，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如隆庆时的《文堂乡约家法》即是利用宗族的号召力，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理论武器，用家法的强制力量，对乡民灌输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注：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总之，徽州宗族的统治已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最深处，而宗族统治的思想工具则是儒家伦理。宗族是孔孟程朱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宗族强有力的统治下的徽州生长的进士们，他们自幼就生活在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一旦他们跻身仕途后，这种和谐与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汲汲追求的政治理想。
收稿日期：1999—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