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6－18世纪的中学西渐和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耿昇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银川)1999年03期第15～22页
【作者简介】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西方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为资产阶级大革命作好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从启蒙时代向近代社会迈进。欧洲人从16世纪起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西方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具有早于产业发展的超前性。当时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和非常突出。这个时代正是法国近代哲学形成的时代。法国哲学界的一代巨匠和名流们活跃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舞台上。如蒙田（Michel Eypuem de Montaigne,1533-1592）、 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 1650 ）、 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梅叶（Jean Meslier, 1664- 1729 ）、 孟德斯鸠（Charles Luis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 ）、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 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ettrie,1709-175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Claucde Adrien Helve Lius,1715-1771 ）、孔狄亚克（Elienne Bonnet de Condiliac,1715-1780 ）、霍尔马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Hobach,1723-1789）、罗比耐（ Rene Robinet,1735-1820）、孔多塞（Jeac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1757-1808）、 沃尔涅（Francois Volney,1757-1820）、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1760-1797）、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 ）和邦纳罗蒂（Michel Buonarrotti,1761-1837 ）等， 在哲学和文化史上名标青史者不胜枚举，迭出不穷。他们创建了法国的近代哲学，或者说他们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于西方近代历史乃至现代史中。
在中国，这一时期恰逢从明清鼎革到康乾盛世的时代，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又是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代“圣皇”临朝执政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最兴旺发达和武功文治最丰伟的鼎盛时代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清政府主张文化的“经世致用”，提倡理学和编纂巨部类书典籍。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工程之一《四库全书》就编修于这一时代，大规模的文献编修、考证和汇辑工作也发轫于这一时代。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界也是名流荟萃、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思想活跃，颇有一点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的景象。徐乾学（1631－1694）、万斯大（1633－1683）、江永（1681－1760）、戴震（1723－1777）、唐甄（1630－1704）、颜元（1635－1704）、李光地（1642－1718）、李塨（1659－1733）、章学诚（1733－1801）、焦循（1763－1820）、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4）、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1695）等一代名流应运而生。他们虽然都具有各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先驱和早期开拓者，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由于历史的巧合，在欧亚大陆两极、两种典型的不同文明却大致在同一时代发展起来了。但这两大文明从此之后都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一端，以地中海沿岸国家为中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为渊源的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在此之后日益发展，一直达到其今天的哲学、文化、科学和技术的顶峰。就在同时，于该大陆另一端，本来历史最悠久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中国却坐失良机，未能跟上世界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没有与世界文化融合为一体，而仍处于自我封闭之中，没有出现新兴的产业阶级去冲破盘根错节的封建罗网束缚的局面。中国因而从本来要比欧洲文明先进发达得多的地位一跌千丈，远远地被世界潮流抛在后面，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衰落与欧洲崛起的原因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中西两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并不是从来都是互相绝缘的，它们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冲撞、较量和交流，也互相施加过影响。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样就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撞击、交流和互相影响。西学在这种背景中传到了中国，中学也沿同一条道路而反向传向了西方。
二、法国汉学界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
对于法国16－18世纪逐渐形成的“中国热”以及中学西渐的课题，法国汉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现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举出其中某些重要的初版或再版著作，以供大家共同探讨。
（1）安田朴（R祹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巴黎1988－1989年版，2卷本。
（2）陈艳霞（Yshia Tchen）：《华乐西传法兰西》，巴黎1974年版。
（3）雅克祹西莱斯特祹德萨西（Jacques Sillestre de Sacy）：《奉中国为楷模的亨利祹贝尔坦》，巴黎1970年版。
（4）叶维斯祹德祹托玛斯祹德祹博西埃尔（Yves de Thomas deBossière）：《殷弘绪和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巴黎1982 年版。
（5）维吉尔祹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2卷本，其第2 卷为《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 1970年日内瓦重版本。
（6）叶利世夫（D祹Elisseeff-Poisle）：《尼古拉祹弗雷烈，18世纪—名人文学家的中国观》，1978年巴黎版。
（7）雅克祹布罗斯（Jacques Brosse）：《西方发现中国史》， 巴黎1981年版。
（8）博西埃尔：《17－18 世纪中国宫廷中的比利时官吏—安多传》，巴黎1977年版。
（9）马克祹克雷邦《Marc Crépon ）：《西方哲学明鉴中反映出的东方》，巴黎1994年版。
（10）让—彼埃尔祹迪泰伊（Jean Pierre Duteuil ）：《上天的使命，耶稣会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巴黎1994年版。
（11）贝勒维奇祹斯坦凯维奇（Belvilch Stankeviech）：《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日内瓦1972年再版。
（12）米桓夫人（Madame Milsky）：《法国18 世纪的中国情趣》，1975年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过的博士论文。
（13）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亨利祹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1964年对中国的工作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开端》，1965年于巴黎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
（14）奥利维埃祹卢瓦（Olivier Roy）：《莱布尼茨和中国》， 巴黎1972年版。
（15）安田朴：《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巴黎1966年版。
（16）丁兆庆：《法国人1750－1950 年间对中国的描述》， 巴黎1972年重版本。
（17）弗德里克祹图布丁祹布耶尔（Frederique Touboul－Bouyeur）：再版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该书初版于1696年，1990年再版。
（18）金尼阁《Nicolos Trigault）：刊布利马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19）埃狄纳祹杜科尔内（Etienne Ducornet）：《利玛窦传》，巴黎1992年版。
（20）克里斯蒂亚纳祹费莱蒙（Christiane Frémont ）：《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巴黎1987年版。
（21）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552－1800 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巴黎—罗马1973年版。
（22）勒内祹西蒙（Renée Simon）：《宋君荣1722－1759年北京书简集》，日内瓦1970年版。
（23）荣振华和莱斯利（D祹D Leslis）：《中国的犹太人》， 巴黎—罗马1980年初版，1984年再版。
（24）沙百里（Jean Charbohier）：《中国基督教徒史》， 巴黎1992年版。
（25）谢和耐（Jacques Gemet）：《中国和基督教》， 巴黎1980年初版，1991年再版。
（26）微席叶夫妇（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ère）：《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巴黎1971年版。
（27）夏尔祹科莫（Charles Commeau ）：《中国清代的日常生活》，巴黎1971年版。
（28）舒特（Josef Franz Schüete）：《利玛窦和其他入华耶稣会士们论中国的艺术和日常生活》，巴黎1982年版。
（29）阿兰祹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巴黎1989年版。
（30）沙莱瓦（A祹J祹Savaiva）：《平托险游记，16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巴黎1968年版。
（31）冉明轩（Michel Jan）：《西域、蒙古和西藏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32）尼奈特祹博特卢瓦（Ninette Boothroyd ）和弥里埃尔祹德特里（Muriel Detrie）：《中国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本文的主要资料均引自这批著作，具体引证处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三、中学西渐的媒介
16－18世纪，中学西渐以及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施加影响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特别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活动与著述。自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列强便纷纷东来，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来华的基督教、天主教诸修会中，有方济各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冉森派、奥古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新教诸会等。
天主教的重要修会耶稣会于1534 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祹罗耀拉（ St.lgace de Loyola，约1491－1556）创建于法京巴黎，1540年获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历经200余载。 该修会于1814年又由教皇庇护（Pius）七世恢复。耶稣会士入华由该修会的教祖之一济各祹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于1552年死于中国门户广东上川岛开始，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开创新局面，到法国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于1687年入华掀起高潮，直至教皇解散耶稣会的教谕于1775年11月15日传到北京（入华耶稣会士们于此后仍从事宗教和学术活动）并由遣使会接管他们在华的设施和财产为止，亦历经200 余载。这些入华耶稣会士们不但活动时间长，人数众多（1552－1800年间共多达925 人），而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大都善于以中西文著书立说，向其欧洲的长老、亲朋以及政界与学界名流们寄去了大量书简和著述，他们实际上是沿革至今的国外汉学的奠基人。耶稣会士们入华前就大都已经是颇有造诣的学才，来华后又遍布北京明清宫廷和全国各地，广交学界和政界人士，甚至与各地巡抚、总督及朝中大臣交往，有的还在朝中居官奉职（如钦天监正），荣任帝师，奉钦命完成重大外交使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出使欧洲），奉旨在全国各地从事科学考察（测绘地图、动植物普查）。他们与中国各阶层人士长期生活在一起，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故而对中国有某种比较真实而又深刻的理解，与广大中国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这与过去西方来华的那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由于基督教内部的“门户之争”，诸修会间彼此攻击，由此而引起了震撼欧洲长达2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 这场在中国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于欧洲爆发的大辩论的特征是，各方为论战的需要都在积极地研究中国，争相出版书刊，从而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潮流和中学西渐的势头。
当时入华耶稣会士中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英国人、荷兰人、爱尔兰人、奥地利人、 立陶宛人（Lithuanien）以及波希米亚人（Bohémien）。 其中法国会士人数较多，而学术成果最丰硕。在康熙前（截止1662年2月18日），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人数继葡萄牙人（136人）和意大利人（50人）之后屈居第3位（26人）。康熙时代，法国会士人数便跃居第二位（90人），仅居葡人之后。到雍正时代，由于仇教的负作用，法国又退居第3位而剩下7名会士了。在乾隆时代，法国居第2位（34名），仍居葡人之后。 由于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活动者居多，虽有“保教权”的庇护，却远不如法国人那样热衷于科学和文化事业，故法国会士在华势力始终最大，在欧洲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们将大量的中文典籍译成法文或拉丁文并寄回法国，在那里或刊行或以稿本流传与保存。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冯秉正译，1777－1783才分12卷问世），《五经》和《四书》（韩国英、宋君荣、刘应、马若瑟、蒋友仁、钱德明等译）、兵法著作（孙吴司马穰苴兵法，钱德明译），音乐（李光地的《古乐经传》，钱德明译），戏剧（马若瑟译纪君祥《赵氏孤儿》），法医著作（翻译出版《洗冤录》）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最早被介绍到法国乃至整个欧洲。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写了大量著作（在法国本土也写过不少）和书简。如祈尔歇（Kircher）的《图解中国》（1667 年出版拉丁文版，1670年出版法文版）。李明（Le Comte,1655－1728）于1696 年出版了其《中国现势新志》。18世纪出版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三部巨著成了中学西渐的基本著作，也是国外汉学的奠基著作，更是集16－18世纪西方中国知识之大成。因为归根结蒂，这些著作都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故而以法国为首，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不断加温。《耶稣会士书简集》于1702年由卢哥比安（Le Gobien）神父开始刊行， 后经杜赫德（Du Haldc）和巴图耶（Patouillot）主编，到1776年共出版34大卷。凯伯夫（de Oucrbeuf）于1780－1781 年间按书简寄出地而分地区刊行26卷。1819年，又经压缩而在里昂刊印14卷， 其中有6卷是中国书简。1829－1832年间，在法国图鲁兹和巴黎出版了40卷本，1838－1843年又出版了“先贤祠”版4大卷，其余的节选本不计其数。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对开4大卷，1736年又于海牙出版袖珍本。《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ant les Cinois）于1776－1814年间共出版17卷，第17卷是于1814年由田嘉壁（Laplace）发现的。除此之外，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合作或独自撰写的著作多得无法计算。尽管他们的著作在邮寄过程中不无损失。
四、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由于具备了所必需的背景、人员和资料，所以中学西渐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中学西渐的诸多领域中，本文拟择中国在法国哲学思想形成期间对那些哲学大师们的影响问题略做一番综述。
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是法国18世纪的异端哲学家， 著名《历史批评辞典》的编写者、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793 ）的著作而获得了有关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知识，特别是熟悉了中国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培尔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的偏执而开始关心中国的，由对基督教的成见而转向无神论。在欧陆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他对于当时似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中包括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信仰某一尊神并非是道德的标准，以中国人的宽容精神来抨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狭隘。他认为像中国人这样的非基督教道德并不比基督教徒逊色多少，中国儒教的无神论并不是少数哲学家们的特权专有，而是一种在中国占突出地位的哲学理论。培尔于其《有关彗星的不同思想》（1860年）中认为，中国的无神论远不会有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存在，而相反却造成了该国的繁荣昌盛。培尔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受中国影响很大。
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神学家和笛卡儿派学者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 ）受入华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分子”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的影响，故而对中国又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它虽于其《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1708年）中对他杜撰的那名中国哲学家大肆嘲弄，但他的神学思想明显受中国神话的影响。他希望从中国人的思想中觅寻归化中国人的手段。马氏极力鼓吹人类的认识均来源于神，而不是出于对事物的直接观感。此人深受朱程理学中理气观的影响。力主将朱熹的“理”比定为基督教的上帝，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神学观。他反复声称中国的玄学为一种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唯物论或泛神论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的《对话录》实际上是借中国之名而攻击斯宾诺莎的。所以，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当时法国的笛卡儿派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学者中了。
法国的独立思想家和怀疑论哲学的鼻祖拉摩特祹勒瓦耶（Fransois 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的《论异教徒们的道德》（1641年）是一篇具有历史批判论特征和怀疑论色彩相当浓厚的著作。他提出以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拯救不信基督者，这当然是由于发现中国而造成的结果。他根据中国的例证而说明，在使徒们未曾到达过的异教徒中，同样也可以获得拯救。由于中国历史纪年要较《圣经》纪年古老得多，故而由此而使他产生了“亚当之前人类论”的思想。他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认为，只有尊崇孔夫子，才能实现归化中国人的目的。拉摩特祹勒瓦耶特别受到了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所介绍的孔子形象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佛教是“最高的哲学”，尤其是崇拜其中的“空”。此人开创了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并认为孔夫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先河。他尤其赞扬孔夫子的道德与圣性。正是中国的这些因素才使拉摩特祹勒瓦耶成为一名不信教的独立思想家和作家。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反对暴政的批判主义哲学家。他的“中国热”思潮主要有三大部分：中国的古老历史、儒教和风俗。伏尔泰终生以“亲华派学者”而著称（尽管他晚年更为关心印度），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流的始作俑者，伏尔泰于其《风俗论》（1740－1756年）、《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和《哲学辞典》（1764年）等传世名著中都有专门论述中国的内容。他幼年求学于耶稣会学院，又与不少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交往，故深受他们有关中国著述的影响。伏尔泰为写一部研究世界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才开始注意到其历史源流要远远超过《圣经》或越出《圣经》范畴之外的中国的古老历史；他为了反对当时欧洲的暴政和提倡“开明君主制”才研究儒教，特别是其中“仁”的观念，因此而获“欧洲的孔夫子”之雅号；他为了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反无耻之战”，才注重研究一种东方的异国文化并赞扬中国风俗，他的“中国热”思想完全是为自己的理论服务。换言之，他的整套哲学理论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烙印，中国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形成中的一种重要因素。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Montesquieu,1689－ 1755）是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制的首倡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整个西方世界。他于其《论法的精神》中曾多次论述到中国，但往往是前后矛盾、互不连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造成的中国形象。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而了解中国，也深受与其他会友们反目的傅圣泽游说的影响。孟德斯鸠以西方政府的标准而认为中国拥有一种专制政府，但却又根据其所谓“气候理论”而认为中国人温顺驯服，保持淳朴风俗，不受豪华和富贵的腐蚀。他赞扬中国政府执法严厉，认为要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使用“法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的税收政策并积极向法国和整个欧洲推荐。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官政府、明经取仕、御使制度、皇权、政权的稳定性、礼仪和民族同化等问题，认为这一切均有相当大的价值。孟德斯鸠正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之后，才确定了其政府体制理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政府体制的影响。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教育家、寂静派和神秘论学者费奈隆（Frans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曾对中国的礼仪、教育、皇权和经济做过深入研究。他于其《死人的对话》（1690年）中，也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做了比较。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描述的中国政府与费奈隆的理想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吻合性。特别是在重农方面，所以，费奈隆研究了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的官民和君臣之间的父子般关系后，便确立了其君权思想。他研究了中国的民众福利问题，从而加强了其重农主义倾向。在他的《泰雷马克历险记》（1690年）以及论教育的著作中，更有明显是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当然，费奈隆更多地则是想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找到改革法国政治的模式，故而又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18世纪的法国受中国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重农学派了。该学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派，它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尔哥（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和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他们二人均受到了中国的很大影响，是为法国18世纪“中国热”推波助澜的主要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魁奈，出任法国崇拜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家庭医生。重农派学者越出了当时欧洲人只热衷于研究中国哲学、礼仪、宗教、历史之窠臼，顿生借中国的经济制度来改革欧洲经济之奇想。魁奈创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杜尔哥在出任路易十六财政大臣（1774年8 月）时，曾根据中国之榜样试行过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王朝都奉农业为国之根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庄园经济为基础。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农业的著述甚丰。他们还特别提及中国皇帝每年都亲扶犁把而躬耕第一趟地，以祈告天地保丰年。这种记述后来甚至以绘画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吸引了重农派学者，使他们更加坚信世界第一财源为土地，第一职业为农业，从而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农业国模式。故魁奈曾于1758年上谏路易十五国王，要求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楷模，而于春季亲耕。魁奈的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1676年）和杜尔哥《关于改革和财富分配的想法》（1766年）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杜尔哥于其书中发表了法国学者们在被入华耶稣会士们遣往法国的高类思（Aloy K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 ）回国时交给他们的中国问题调查提纲（其中有近半数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前30条问题是有关中国农业的，其次15条是有关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的，最后6条是有关自然科学的）。 他们于其社会大构思中颇受中国的吸引。魁奈虽对中国政府的专制性持批评态度，但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府。他们均向欧洲推荐中国政府的模式。
尼古拉祹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7 ）是当时法国最关心中国的人文学者，他与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可以证明这一点。弗雷烈尤为注重对于中国历史纪年和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他从1743年起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 1979）称他为“最具有好奇心、最认真严肃和最富有自由思想的学者”。他的人文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入华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利用自己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领导地位，在该院的刊物、出版物、报告会、与海外通讯交流中，都大力促进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与宋君荣的通讯，他才得出了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斯宾诺莎那样的泛神论者。他根据柏应理神父的著作而认为孔夫子具有一种神秘教理，认为风俗是中国最崇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门科学。他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曾企图利用中国福建人黄嘉略（Arcade Hoang）被入华耶稣会士们派往法国的机会，推荐他出任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员并任太阳王的中文翻译。他们曾共同制订了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汉法辞典的计划，并且已完成了相当工作。但由于傅、弗之不和与黄氏于1716年早逝，这些计划均被搁浅或夭折。弗雷烈和傅尔蒙由此都成了在法国本土上从事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而且还将汉学纳入到科学院人文科学的范畴。
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诸领域中都颇有建树，是法国启蒙时代的科学巨匠。由于他幼年受业于耶稣会士，故对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很感兴趣，深受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唯物主义方面更加如此，他曾为其《百科全书》写过不少有关东方哲学与宗教的条目。后来，他又积极地参与编写雷纳尔（Raynal）主编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一书（1772、1774和1781年版）。这两种著作涉及到了法国18世纪介绍中国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开扩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好奇心问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奉为欧洲楷模的合理性问题。雷纳尔于《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的第2版中只列有《吹捧者论中国现状》一章。 狄德罗对此不甚满足，因而又于该书的第3 版中增加了《诽谤者论中国的形象》一节，共分20个问题论述中国。而对由吹捧者和诽谤者造成的不同中国形象，狄德罗指出：“为了做出决断，则必须等待使那些为人公正、识别力强、精通中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来往奔走于中国各省间，居住在农村、自由地与各社会阶层的中国人交往的时代”，这一切方为可能。
亨利祹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 ）曾先后在巴黎任警察总监、财务总稽核、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之职，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也是重农派学者们的挚友。他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瓦尔（Pierre Poivre.1719－1786）、财政大臣杜尔哥是法国启蒙时代关心中国的三大巨头。法国崇尚中国的蓬巴夫人成了他们的保护人。贝尔坦长期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讯关系，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均引入法国。《中国杂纂》中的许多书简和著述就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就这些内容而寄给他们的，冯秉正神父的遗作，即12卷本的《中国通史》也是由他资助出版的，在为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起草问题提纲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政界人物介入“中国热”风潮，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学西渐的发展。
阿尔让侯爵（Marquis 'd' Argens,1703－1771 ）是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曾与伏尔泰、培尔、孟德斯鸠这些参与当时“中国热”风潮的一代哲学名流们有交往。他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信札》之模式而写了一部《中国信札》（1739－1740年）。该信札中使用中国观点来揭露做为18世纪欧洲君主国之通病的政治与宗教的不宽容性，其中包括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中国信札》形成了18世纪初叶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培尔祹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与此后数十年那更注重政治学研究之间的过渡桥梁。阿尔让侯爵似乎被“中国化”了，他极力向欧洲推荐具有尧舜道德的中国君主之楷模，认为欧洲尚缺乏这样的君主。他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才批判了基督教的政治和哲学，使他具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之萌芽。他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法国诸教派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各国的有害教义，不公正的司法机构和行为有劣迹的君主，反犹太的基督教等坏的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国儒教的智慧，中国人的道德和中国哲学和唯物观点等好的方面。
法国于18 世纪出版的《异教徒们的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布里尼（Levresque de Burigny）为了探听中国的神学，也曾去请教过培尔和雷诺多（Rénaudot）并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 他由此而得出了中国人无神论的结论。他于其书《论上帝的存在》一书第1 章中一方面声称“上帝的存在已几乎被所有哲学家们证实”，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民族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甚至是像中国人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力图证明了中国人信奉无神论，主要是为了证明他那“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不由某些异教徒们实施”的论点。他认为人类的两项义务就是热爱上帝和自己的近邻。因此，伦理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中国人注重社会联系与社会伦理准则，绝非是受宗教的启发，而似乎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布里尼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来自中国。
综上所述，在16－18世纪中欧和特别是中法之间的首次文化撞击中，中国不但吸收了西学中的先进科学，而且也以自己的传统对欧洲施加了广泛影响。民族永远是平等的，科学永远是无国界的，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银川)1999年03期第15～22页
【作者简介】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在中国，这一时期恰逢从明清鼎革到康乾盛世的时代，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又是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代“圣皇”临朝执政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最兴旺发达和武功文治最丰伟的鼎盛时代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清政府主张文化的“经世致用”，提倡理学和编纂巨部类书典籍。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工程之一《四库全书》就编修于这一时代，大规模的文献编修、考证和汇辑工作也发轫于这一时代。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界也是名流荟萃、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思想活跃，颇有一点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的景象。徐乾学（1631－1694）、万斯大（1633－1683）、江永（1681－1760）、戴震（1723－1777）、唐甄（1630－1704）、颜元（1635－1704）、李光地（1642－1718）、李塨（1659－1733）、章学诚（1733－1801）、焦循（1763－1820）、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4）、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1695）等一代名流应运而生。他们虽然都具有各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先驱和早期开拓者，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由于历史的巧合，在欧亚大陆两极、两种典型的不同文明却大致在同一时代发展起来了。但这两大文明从此之后都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一端，以地中海沿岸国家为中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为渊源的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在此之后日益发展，一直达到其今天的哲学、文化、科学和技术的顶峰。就在同时，于该大陆另一端，本来历史最悠久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中国却坐失良机，未能跟上世界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没有与世界文化融合为一体，而仍处于自我封闭之中，没有出现新兴的产业阶级去冲破盘根错节的封建罗网束缚的局面。中国因而从本来要比欧洲文明先进发达得多的地位一跌千丈，远远地被世界潮流抛在后面，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衰落与欧洲崛起的原因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中西两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并不是从来都是互相绝缘的，它们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冲撞、较量和交流，也互相施加过影响。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样就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撞击、交流和互相影响。西学在这种背景中传到了中国，中学也沿同一条道路而反向传向了西方。
二、法国汉学界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
对于法国16－18世纪逐渐形成的“中国热”以及中学西渐的课题，法国汉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现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举出其中某些重要的初版或再版著作，以供大家共同探讨。
（1）安田朴（R祹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巴黎1988－1989年版，2卷本。
（2）陈艳霞（Yshia Tchen）：《华乐西传法兰西》，巴黎1974年版。
（3）雅克祹西莱斯特祹德萨西（Jacques Sillestre de Sacy）：《奉中国为楷模的亨利祹贝尔坦》，巴黎1970年版。
（4）叶维斯祹德祹托玛斯祹德祹博西埃尔（Yves de Thomas deBossière）：《殷弘绪和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巴黎1982 年版。
（5）维吉尔祹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2卷本，其第2 卷为《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 1970年日内瓦重版本。
（6）叶利世夫（D祹Elisseeff-Poisle）：《尼古拉祹弗雷烈，18世纪—名人文学家的中国观》，1978年巴黎版。
（7）雅克祹布罗斯（Jacques Brosse）：《西方发现中国史》， 巴黎1981年版。
（8）博西埃尔：《17－18 世纪中国宫廷中的比利时官吏—安多传》，巴黎1977年版。
（9）马克祹克雷邦《Marc Crépon ）：《西方哲学明鉴中反映出的东方》，巴黎1994年版。
（10）让—彼埃尔祹迪泰伊（Jean Pierre Duteuil ）：《上天的使命，耶稣会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巴黎1994年版。
（11）贝勒维奇祹斯坦凯维奇（Belvilch Stankeviech）：《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日内瓦1972年再版。
（12）米桓夫人（Madame Milsky）：《法国18 世纪的中国情趣》，1975年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过的博士论文。
（13）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亨利祹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1964年对中国的工作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开端》，1965年于巴黎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
（14）奥利维埃祹卢瓦（Olivier Roy）：《莱布尼茨和中国》， 巴黎1972年版。
（15）安田朴：《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巴黎1966年版。
（16）丁兆庆：《法国人1750－1950 年间对中国的描述》， 巴黎1972年重版本。
（17）弗德里克祹图布丁祹布耶尔（Frederique Touboul－Bouyeur）：再版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该书初版于1696年，1990年再版。
（18）金尼阁《Nicolos Trigault）：刊布利马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19）埃狄纳祹杜科尔内（Etienne Ducornet）：《利玛窦传》，巴黎1992年版。
（20）克里斯蒂亚纳祹费莱蒙（Christiane Frémont ）：《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巴黎1987年版。
（21）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552－1800 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巴黎—罗马1973年版。
（22）勒内祹西蒙（Renée Simon）：《宋君荣1722－1759年北京书简集》，日内瓦1970年版。
（23）荣振华和莱斯利（D祹D Leslis）：《中国的犹太人》， 巴黎—罗马1980年初版，1984年再版。
（24）沙百里（Jean Charbohier）：《中国基督教徒史》， 巴黎1992年版。
（25）谢和耐（Jacques Gemet）：《中国和基督教》， 巴黎1980年初版，1991年再版。
（26）微席叶夫妇（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ère）：《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巴黎1971年版。
（27）夏尔祹科莫（Charles Commeau ）：《中国清代的日常生活》，巴黎1971年版。
（28）舒特（Josef Franz Schüete）：《利玛窦和其他入华耶稣会士们论中国的艺术和日常生活》，巴黎1982年版。
（29）阿兰祹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巴黎1989年版。
（30）沙莱瓦（A祹J祹Savaiva）：《平托险游记，16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巴黎1968年版。
（31）冉明轩（Michel Jan）：《西域、蒙古和西藏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32）尼奈特祹博特卢瓦（Ninette Boothroyd ）和弥里埃尔祹德特里（Muriel Detrie）：《中国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本文的主要资料均引自这批著作，具体引证处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三、中学西渐的媒介
16－18世纪，中学西渐以及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施加影响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特别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活动与著述。自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列强便纷纷东来，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来华的基督教、天主教诸修会中，有方济各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冉森派、奥古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新教诸会等。
天主教的重要修会耶稣会于1534 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祹罗耀拉（ St.lgace de Loyola，约1491－1556）创建于法京巴黎，1540年获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历经200余载。 该修会于1814年又由教皇庇护（Pius）七世恢复。耶稣会士入华由该修会的教祖之一济各祹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于1552年死于中国门户广东上川岛开始，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开创新局面，到法国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于1687年入华掀起高潮，直至教皇解散耶稣会的教谕于1775年11月15日传到北京（入华耶稣会士们于此后仍从事宗教和学术活动）并由遣使会接管他们在华的设施和财产为止，亦历经200 余载。这些入华耶稣会士们不但活动时间长，人数众多（1552－1800年间共多达925 人），而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大都善于以中西文著书立说，向其欧洲的长老、亲朋以及政界与学界名流们寄去了大量书简和著述，他们实际上是沿革至今的国外汉学的奠基人。耶稣会士们入华前就大都已经是颇有造诣的学才，来华后又遍布北京明清宫廷和全国各地，广交学界和政界人士，甚至与各地巡抚、总督及朝中大臣交往，有的还在朝中居官奉职（如钦天监正），荣任帝师，奉钦命完成重大外交使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出使欧洲），奉旨在全国各地从事科学考察（测绘地图、动植物普查）。他们与中国各阶层人士长期生活在一起，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故而对中国有某种比较真实而又深刻的理解，与广大中国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这与过去西方来华的那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由于基督教内部的“门户之争”，诸修会间彼此攻击，由此而引起了震撼欧洲长达2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 这场在中国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于欧洲爆发的大辩论的特征是，各方为论战的需要都在积极地研究中国，争相出版书刊，从而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潮流和中学西渐的势头。
当时入华耶稣会士中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英国人、荷兰人、爱尔兰人、奥地利人、 立陶宛人（Lithuanien）以及波希米亚人（Bohémien）。 其中法国会士人数较多，而学术成果最丰硕。在康熙前（截止1662年2月18日），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人数继葡萄牙人（136人）和意大利人（50人）之后屈居第3位（26人）。康熙时代，法国会士人数便跃居第二位（90人），仅居葡人之后。到雍正时代，由于仇教的负作用，法国又退居第3位而剩下7名会士了。在乾隆时代，法国居第2位（34名），仍居葡人之后。 由于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活动者居多，虽有“保教权”的庇护，却远不如法国人那样热衷于科学和文化事业，故法国会士在华势力始终最大，在欧洲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们将大量的中文典籍译成法文或拉丁文并寄回法国，在那里或刊行或以稿本流传与保存。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冯秉正译，1777－1783才分12卷问世），《五经》和《四书》（韩国英、宋君荣、刘应、马若瑟、蒋友仁、钱德明等译）、兵法著作（孙吴司马穰苴兵法，钱德明译），音乐（李光地的《古乐经传》，钱德明译），戏剧（马若瑟译纪君祥《赵氏孤儿》），法医著作（翻译出版《洗冤录》）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最早被介绍到法国乃至整个欧洲。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写了大量著作（在法国本土也写过不少）和书简。如祈尔歇（Kircher）的《图解中国》（1667 年出版拉丁文版，1670年出版法文版）。李明（Le Comte,1655－1728）于1696 年出版了其《中国现势新志》。18世纪出版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三部巨著成了中学西渐的基本著作，也是国外汉学的奠基著作，更是集16－18世纪西方中国知识之大成。因为归根结蒂，这些著作都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故而以法国为首，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不断加温。《耶稣会士书简集》于1702年由卢哥比安（Le Gobien）神父开始刊行， 后经杜赫德（Du Haldc）和巴图耶（Patouillot）主编，到1776年共出版34大卷。凯伯夫（de Oucrbeuf）于1780－1781 年间按书简寄出地而分地区刊行26卷。1819年，又经压缩而在里昂刊印14卷， 其中有6卷是中国书简。1829－1832年间，在法国图鲁兹和巴黎出版了40卷本，1838－1843年又出版了“先贤祠”版4大卷，其余的节选本不计其数。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对开4大卷，1736年又于海牙出版袖珍本。《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ant les Cinois）于1776－1814年间共出版17卷，第17卷是于1814年由田嘉壁（Laplace）发现的。除此之外，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合作或独自撰写的著作多得无法计算。尽管他们的著作在邮寄过程中不无损失。
四、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由于具备了所必需的背景、人员和资料，所以中学西渐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中学西渐的诸多领域中，本文拟择中国在法国哲学思想形成期间对那些哲学大师们的影响问题略做一番综述。
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是法国18世纪的异端哲学家， 著名《历史批评辞典》的编写者、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793 ）的著作而获得了有关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知识，特别是熟悉了中国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培尔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的偏执而开始关心中国的，由对基督教的成见而转向无神论。在欧陆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他对于当时似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中包括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信仰某一尊神并非是道德的标准，以中国人的宽容精神来抨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狭隘。他认为像中国人这样的非基督教道德并不比基督教徒逊色多少，中国儒教的无神论并不是少数哲学家们的特权专有，而是一种在中国占突出地位的哲学理论。培尔于其《有关彗星的不同思想》（1860年）中认为，中国的无神论远不会有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存在，而相反却造成了该国的繁荣昌盛。培尔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受中国影响很大。
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神学家和笛卡儿派学者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 ）受入华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分子”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的影响，故而对中国又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它虽于其《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1708年）中对他杜撰的那名中国哲学家大肆嘲弄，但他的神学思想明显受中国神话的影响。他希望从中国人的思想中觅寻归化中国人的手段。马氏极力鼓吹人类的认识均来源于神，而不是出于对事物的直接观感。此人深受朱程理学中理气观的影响。力主将朱熹的“理”比定为基督教的上帝，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神学观。他反复声称中国的玄学为一种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唯物论或泛神论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的《对话录》实际上是借中国之名而攻击斯宾诺莎的。所以，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当时法国的笛卡儿派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学者中了。
法国的独立思想家和怀疑论哲学的鼻祖拉摩特祹勒瓦耶（Fransois 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的《论异教徒们的道德》（1641年）是一篇具有历史批判论特征和怀疑论色彩相当浓厚的著作。他提出以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拯救不信基督者，这当然是由于发现中国而造成的结果。他根据中国的例证而说明，在使徒们未曾到达过的异教徒中，同样也可以获得拯救。由于中国历史纪年要较《圣经》纪年古老得多，故而由此而使他产生了“亚当之前人类论”的思想。他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认为，只有尊崇孔夫子，才能实现归化中国人的目的。拉摩特祹勒瓦耶特别受到了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所介绍的孔子形象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佛教是“最高的哲学”，尤其是崇拜其中的“空”。此人开创了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并认为孔夫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先河。他尤其赞扬孔夫子的道德与圣性。正是中国的这些因素才使拉摩特祹勒瓦耶成为一名不信教的独立思想家和作家。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反对暴政的批判主义哲学家。他的“中国热”思潮主要有三大部分：中国的古老历史、儒教和风俗。伏尔泰终生以“亲华派学者”而著称（尽管他晚年更为关心印度），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流的始作俑者，伏尔泰于其《风俗论》（1740－1756年）、《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和《哲学辞典》（1764年）等传世名著中都有专门论述中国的内容。他幼年求学于耶稣会学院，又与不少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交往，故深受他们有关中国著述的影响。伏尔泰为写一部研究世界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才开始注意到其历史源流要远远超过《圣经》或越出《圣经》范畴之外的中国的古老历史；他为了反对当时欧洲的暴政和提倡“开明君主制”才研究儒教，特别是其中“仁”的观念，因此而获“欧洲的孔夫子”之雅号；他为了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反无耻之战”，才注重研究一种东方的异国文化并赞扬中国风俗，他的“中国热”思想完全是为自己的理论服务。换言之，他的整套哲学理论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烙印，中国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形成中的一种重要因素。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Montesquieu,1689－ 1755）是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制的首倡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整个西方世界。他于其《论法的精神》中曾多次论述到中国，但往往是前后矛盾、互不连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造成的中国形象。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而了解中国，也深受与其他会友们反目的傅圣泽游说的影响。孟德斯鸠以西方政府的标准而认为中国拥有一种专制政府，但却又根据其所谓“气候理论”而认为中国人温顺驯服，保持淳朴风俗，不受豪华和富贵的腐蚀。他赞扬中国政府执法严厉，认为要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使用“法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的税收政策并积极向法国和整个欧洲推荐。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官政府、明经取仕、御使制度、皇权、政权的稳定性、礼仪和民族同化等问题，认为这一切均有相当大的价值。孟德斯鸠正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之后，才确定了其政府体制理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政府体制的影响。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教育家、寂静派和神秘论学者费奈隆（Frans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曾对中国的礼仪、教育、皇权和经济做过深入研究。他于其《死人的对话》（1690年）中，也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做了比较。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描述的中国政府与费奈隆的理想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吻合性。特别是在重农方面，所以，费奈隆研究了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的官民和君臣之间的父子般关系后，便确立了其君权思想。他研究了中国的民众福利问题，从而加强了其重农主义倾向。在他的《泰雷马克历险记》（1690年）以及论教育的著作中，更有明显是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当然，费奈隆更多地则是想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找到改革法国政治的模式，故而又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18世纪的法国受中国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重农学派了。该学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派，它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尔哥（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和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他们二人均受到了中国的很大影响，是为法国18世纪“中国热”推波助澜的主要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魁奈，出任法国崇拜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家庭医生。重农派学者越出了当时欧洲人只热衷于研究中国哲学、礼仪、宗教、历史之窠臼，顿生借中国的经济制度来改革欧洲经济之奇想。魁奈创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杜尔哥在出任路易十六财政大臣（1774年8 月）时，曾根据中国之榜样试行过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王朝都奉农业为国之根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庄园经济为基础。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农业的著述甚丰。他们还特别提及中国皇帝每年都亲扶犁把而躬耕第一趟地，以祈告天地保丰年。这种记述后来甚至以绘画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吸引了重农派学者，使他们更加坚信世界第一财源为土地，第一职业为农业，从而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农业国模式。故魁奈曾于1758年上谏路易十五国王，要求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楷模，而于春季亲耕。魁奈的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1676年）和杜尔哥《关于改革和财富分配的想法》（1766年）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杜尔哥于其书中发表了法国学者们在被入华耶稣会士们遣往法国的高类思（Aloy K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 ）回国时交给他们的中国问题调查提纲（其中有近半数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前30条问题是有关中国农业的，其次15条是有关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的，最后6条是有关自然科学的）。 他们于其社会大构思中颇受中国的吸引。魁奈虽对中国政府的专制性持批评态度，但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府。他们均向欧洲推荐中国政府的模式。
尼古拉祹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7 ）是当时法国最关心中国的人文学者，他与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可以证明这一点。弗雷烈尤为注重对于中国历史纪年和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他从1743年起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 1979）称他为“最具有好奇心、最认真严肃和最富有自由思想的学者”。他的人文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入华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利用自己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领导地位，在该院的刊物、出版物、报告会、与海外通讯交流中，都大力促进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与宋君荣的通讯，他才得出了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斯宾诺莎那样的泛神论者。他根据柏应理神父的著作而认为孔夫子具有一种神秘教理，认为风俗是中国最崇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门科学。他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曾企图利用中国福建人黄嘉略（Arcade Hoang）被入华耶稣会士们派往法国的机会，推荐他出任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员并任太阳王的中文翻译。他们曾共同制订了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汉法辞典的计划，并且已完成了相当工作。但由于傅、弗之不和与黄氏于1716年早逝，这些计划均被搁浅或夭折。弗雷烈和傅尔蒙由此都成了在法国本土上从事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而且还将汉学纳入到科学院人文科学的范畴。
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诸领域中都颇有建树，是法国启蒙时代的科学巨匠。由于他幼年受业于耶稣会士，故对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很感兴趣，深受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唯物主义方面更加如此，他曾为其《百科全书》写过不少有关东方哲学与宗教的条目。后来，他又积极地参与编写雷纳尔（Raynal）主编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一书（1772、1774和1781年版）。这两种著作涉及到了法国18世纪介绍中国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开扩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好奇心问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奉为欧洲楷模的合理性问题。雷纳尔于《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的第2版中只列有《吹捧者论中国现状》一章。 狄德罗对此不甚满足，因而又于该书的第3 版中增加了《诽谤者论中国的形象》一节，共分20个问题论述中国。而对由吹捧者和诽谤者造成的不同中国形象，狄德罗指出：“为了做出决断，则必须等待使那些为人公正、识别力强、精通中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来往奔走于中国各省间，居住在农村、自由地与各社会阶层的中国人交往的时代”，这一切方为可能。
亨利祹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 ）曾先后在巴黎任警察总监、财务总稽核、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之职，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也是重农派学者们的挚友。他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瓦尔（Pierre Poivre.1719－1786）、财政大臣杜尔哥是法国启蒙时代关心中国的三大巨头。法国崇尚中国的蓬巴夫人成了他们的保护人。贝尔坦长期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讯关系，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均引入法国。《中国杂纂》中的许多书简和著述就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就这些内容而寄给他们的，冯秉正神父的遗作，即12卷本的《中国通史》也是由他资助出版的，在为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起草问题提纲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政界人物介入“中国热”风潮，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学西渐的发展。
阿尔让侯爵（Marquis 'd' Argens,1703－1771 ）是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曾与伏尔泰、培尔、孟德斯鸠这些参与当时“中国热”风潮的一代哲学名流们有交往。他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信札》之模式而写了一部《中国信札》（1739－1740年）。该信札中使用中国观点来揭露做为18世纪欧洲君主国之通病的政治与宗教的不宽容性，其中包括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中国信札》形成了18世纪初叶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培尔祹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与此后数十年那更注重政治学研究之间的过渡桥梁。阿尔让侯爵似乎被“中国化”了，他极力向欧洲推荐具有尧舜道德的中国君主之楷模，认为欧洲尚缺乏这样的君主。他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才批判了基督教的政治和哲学，使他具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之萌芽。他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法国诸教派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各国的有害教义，不公正的司法机构和行为有劣迹的君主，反犹太的基督教等坏的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国儒教的智慧，中国人的道德和中国哲学和唯物观点等好的方面。
法国于18 世纪出版的《异教徒们的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布里尼（Levresque de Burigny）为了探听中国的神学，也曾去请教过培尔和雷诺多（Rénaudot）并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 他由此而得出了中国人无神论的结论。他于其书《论上帝的存在》一书第1 章中一方面声称“上帝的存在已几乎被所有哲学家们证实”，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民族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甚至是像中国人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力图证明了中国人信奉无神论，主要是为了证明他那“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不由某些异教徒们实施”的论点。他认为人类的两项义务就是热爱上帝和自己的近邻。因此，伦理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中国人注重社会联系与社会伦理准则，绝非是受宗教的启发，而似乎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布里尼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来自中国。
综上所述，在16－18世纪中欧和特别是中法之间的首次文化撞击中，中国不但吸收了西学中的先进科学，而且也以自己的传统对欧洲施加了广泛影响。民族永远是平等的，科学永远是无国界的，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