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介绍一篇西方研究清史问题的论文
张勉励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9年02期第113～117,124页
【作者简介】张勉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伊夫林·S·罗斯基(Evelyn S.Rawski)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是她在1996年4月12日夏威夷檀香山召开的第四十八届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其后，发表在1996年10月第四期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1967年，何炳棣教授在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总结了清史研究状况。罗斯基教授认为清代的统治是与当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关系问题直接相关的，所以为了解中国，她综合考察了近二、三十年里的研究著作，将目前关于清史的阐述与何教授发表的观点做了个比较，认为关于清统治的性质和意义的学术认识，已经有了一些较大的转变。
罗斯基教授在文章第一部分中介绍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概况。她首先指出，许多学者认为满文文本不过是汉文文本的翻版，因而忽视了满文文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满文官文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是避过汉族官员的。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清代的满文档案资料。1977年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康熙朝奏折》，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在北京和台北档案馆的资料已对学者们开放，从而促进了最近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满汉大词典》和近年来满文文本被有选择地译成汉文，也减轻了研究者的工作负担。
罗斯基教授又提及最近几十年里，获取清史研究方面的汉文资料也变得越来越便易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均再版了《大清会典》和《大清实录》，同时出版了许多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起居注册》、《雍正起居注册》），作为对《清实录》的补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汉文宫中奏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加之台湾所藏的档案资料，为得出更高层次的评断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关宫廷造办处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治病医疗的档案资料也已被编辑出版。清史研究的其它来源还有重新出版的关于八旗历史的重要刻本（《八旗通志》、《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当时人的记录（如昭梿的《啸亭杂录》）以及宫廷历史（《国朝宫史》）。
罗斯基教授还介绍了一些研究机构。台湾满族协会，建立于1981年，聚集具有满族血统的人。在中国大陆，满族学研究会出版双月刊《满族研究》。参加东洋文库组织的满族历史研讨班的日本学者编辑了重要的有关八旗的书籍。日本满族史学会也发行研究通讯。一些欧洲的期刊，像有名的《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和《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定期重点发表一些关于满族文学、宗教和历史的文章。在美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发表之处，如期刊《晚期中华帝国》(Late Iniperial China)，1967年以《清史问题》为名，由清史研究学会出版了首期。北京故宫博物院发行的《故宫博物院院刊》经常发表有关清史的文章。此外还有期刊《历史档案》及自本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发行的期刊《紫禁城》。一些出版社，值得注意的像紫禁城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文史出版社，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清史研究方面的书籍。
罗斯基教授所提出的对于清代的新认识是建立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版的一大批研究著作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运用档案资料论述八旗贵族的产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1644年前满族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说明汉和东北亚政治因素在这些政治中心的融合，这一论题同样也出现在对清都城北京和热河的研究当中；有关清代陵庙和皇室人口统计学历史的研究，为研究清统治者的寿命和生活条件提供了依据；其它对于宫廷嫔妃、皇子和皇帝侍卫的调查亦为研究清廷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太监们的生活情况；关于八旗家庭在北京分布状态的研究，及对北京方言和北京地名满族化的分析，提醒我们注意到北京非汉族历史的方面。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首都的考察上。中国东北诸省、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的学术机构，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汉、藏、蒙、维、满文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许多历史论著，主要探讨清与这些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给学术论说注入了新的观点和解释，使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了解到清廷与非汉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她还提到由民俗学者收集的有关口头传说得到了出版发行，较大地扩展了我们对满族文化及对其他通古斯民族和蒙古人文化认识的视野，也进一步证实了满族对于东北各民族的影响。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罗斯基教授作了个比较，认为今天研究清史的学者都赞同何的观点，即清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朝廷，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但是问题不是在于清成就的伟大，而是在于清成功的原因。何以为答案是早期满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汉化的政策。恰恰相反，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清成功的关键，至少可以从缔造帝国来说，在于其具有利用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并使对非汉地区的管辖区别于对前明所属省份管辖的能力。罗斯基教授说到，对于清代历史的演绎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何炳棣教授关于清代是中国民族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的一致意见。但她又继而指出，这个观点正由于目前的学术动向和新的研究成果而被重新评价，现今许多学者反对那种在本世纪论说中的“清”与“中国”的合二为一，清史研究提出了在我们称为汉文化的形成中非汉民族作用的重要问题。
文章第二部分题为“独立和不平等：征服贵族”。首先说明何教授所阐发的“汉化”论题，是弗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关于清政权形成的开拓性研究中论题的重复。新的研究根据对1644年前清政策形成的分析：国家支持下满文字的创制、东北各部联合成满族的认同、以及有关起源神话的产生，都更多显示的是满族中心观而非汉族中心观。
与汉族士大夫左右清政府统治的观点相反，近来的研究赞同的观点是：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征服贵族集团，它是由八旗贵族和皇室男性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贵族，无论是满、蒙，还是汉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贵族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功绩。曾经在前代把持朝政的宦官，在清代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清统治者任用征服贵族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八旗贵族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白彬菊在对军机处起源研究中指出，顺治朝(1644-1661)和康熙朝(1662-1722)满族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雍正帝(1723-1735)创建内廷机构，充斥其间的是由他亲自任命的官员。通过内廷机构指挥对蒙古的军事行动，使清帝避免了官僚机构对皇权的限制，并将协议决策控制在极少数亲信的范围内。虽然外廷官员最终得以延伸并削弱了内廷机构的权力，并使军机处制度化，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超越常规的官僚体制，控制对军机处官员的任命。乾隆帝经常安排那些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八旗贵族进入军机处，在其六十年统治的百分之七十三的时间里，军机处满员人数超过汉员。直到十九世纪，征服贵族依然参加最高级的政权机构。关于1835-1850年间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论证了鸦片战争是具有变革思想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一批奉行冒险主义的汉族官僚之间僵持的产物。后者指责了满族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波勒切克(Polachek)抨击了赢得这场辨论的文人士大夫的“阶级沙文主义”，指出满族集团的政策可能是破坏性更小的一种选择。
罗斯基教授继续阐发，指出征服贵族还控制着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部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1884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有清一代从未设省。她又说明征服贵族也绝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研究涉及清初几十年里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内的宗派政治斗争、雍正帝继位之争以及旗主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在十八、十九世纪，皇室亲族作为皇朝的支柱，卫戍皇帝，担负着外交、军事及安全方面各种各样的职能。
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罗斯基教授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长城之外，而不在汉族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
罗斯基教授指出新的研究迫使我们更清晰地注意到，满族能够将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国境外”的汉人。她认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的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东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按照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前征服战争决定性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作用。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族的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清政府针对蒙藏的非汉统治形象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族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克罗斯雷(Pamela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罗斯基教授进而说明，随着帝国的扩张，1644年后皇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帕米拉·克罗斯雷运用满文资料论证说，十八世纪清关于绝对皇权的概念极大地不同于前代。虽然儒家称他们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政策的核心是建立在各种不同民族臣服基础上的绝对皇权，而这些民族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乾隆帝曾说过自己为满、蒙、藏、维、汉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在其统治下，清尽力保存区分这五种民族的文化界限，却又努力使中国南方和东南部的少数民族汉化。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官方确认为帝国的使用语言。乾隆帝下令翻译著作、编纂字典及采取其它的一些措施，促进了五种语言的发展。他本人，作为多民族间联系的纽结，也学习满、汉、蒙、维、藏的语言。
罗斯基教授得出结论，清统治事实上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消除敌对者，奖励同盟者，具有重建外藩社会统治集团的作用。清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他们自己为所有世俗的权威。拥有清授予封号的蒙古贵族，未经皇帝许可，是不能将称号传于后人的。清对格鲁派的保护，确立了它对西藏和蒙古统治的延续。但获得皇帝的恩惠，是要付出代价的。清统治者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高级教长任命的权力。在穆斯林控制的塔里木盆地，清廷实施新的条例，剥夺了当地显贵伯克们的世袭权，限制削弱他们的地方权力。一定级别以上的蒙古、维吾尔和藏族首领轮班到京觐见皇帝，获得皇帝的赏赐和荣耀，从而巩固其地位。
其二，清的行政管辖打破了周边地区游牧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皇帝们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渔猎民族编入八旗，令他们驻戍东北，防御沙俄入侵。清政府亦在蒙古各部划分草场、编旗设盟、指派高级官员裁决部落争端，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蒙古人的牧畜主义。消灭准噶尔后，清政府建立其军事统治，继而又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们。
其三，清政策同样强烈地改变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清代出现了一大批用边疆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些地区更多人学会了读书识字。八旗学校用数种语言教育地方统治贵族的子孙们。东北民族，如达斡尔，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就学习满文，用满文创作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在十七世纪被划分为“新满洲”，在文化上出现了“满族化”。八旗学校，亦教蒙古人读写蒙语。皇帝的支持使北京成为藏传佛教徒用蒙文印刷佛经的重要中心。清代五种官方语言，在口头形式上极度纷繁多样，皇帝下令颁行语言词典，有利于这五种语言的逐渐标准化。
其四，清代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联系极大加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边疆地区的经济。铁器推进了东北农业的扩展；由俄国与清贸易进入的火枪最终取代了弓箭，结果削弱了传统狩猎经济的社会基础；清廷对于貂皮等东北土产的需求亦导致了狩猎经济的商品化；为帮助解决军需供应，清政府推动内地与新疆间的自由贸易的发展，鼓励汉族商人移民新疆，为1884年新疆建省提供了支柱。
文章第四部分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征服政权”。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国关系的经典分析，在1989年受到了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的驳斥。巴菲德认为游牧民族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对抗的，而是共生的。由于“草原政权最终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去开拓”，中国与草原间统一与分离的循环是紧密相接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最有效的获得中国纺织品和其它产品的方法，就是与中国统治者结盟，通过协约换取这些货物；对于汉政权而言，最有效也是消耗较少的对抗游牧民族的方法，就是用金钱去罗致他们，以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巴菲德也指出，虽然草原环境只能支撑游牧联盟——一种如果没有持续的资源供应就会分解的松散的组织联合体，但“满洲”政权拥有来自于草原和农耕两种社会的重要文化因素，并且较为成功地将二者融为一体。
罗斯基教授看到最近关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征服政权的研究，部分肯定、同时也部分地质疑了巴菲德的观点。在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政权中，汉式的官僚统治被采纳和修改，成为政治的准则。这些混合型的政权展示了既统治定居民笔、又统治游牧民族的新的能力。但是，虽然契丹和女真是真正的“满洲”政权，西夏和蒙古却都来自草原。像清一样，西夏、辽、金和元的政治才能都是在多政权并存背景下，通过与其它政权相互作用影响发展起来的。每个统治群体都联合了东亚和内陆亚洲诸部，成为一个既包括游牧民族又包括农耕民族的多民族政权。适应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法律，非汉的统治政权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上是折衷的。因而，契丹使用突厥的官称，金统治者可能是通过维吾尔人吸取了辽的经验，以十进制为单位重组他们的属民。成吉思汗将绝对皇权的概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汉的影响，也是维吾尔的作用。
罗斯基教授认为尽管辽、金、夏和元政权都任用汉官，他们却抵制汉化。所有四个政权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小字是十二世纪女真创造大小字的基础。蒙古借用维文字，也在同一时期创造了蒙文。维文则是借用于伊朗文字产生的。所有这些征服政权都奉行双语或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金甚至在发明了女真文字后依然保留契丹小字。契丹语在金政权中一直被使用到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契丹、女真、西夏和蒙古的货币都有两种文字的铭刻。统治者还将佛教、儒教等其它著作翻译成自己的民族文字。
罗斯基教授评价说，清朝代表了内陆亚洲和东亚统一的顶峰阶段。清代历史的许多方面是有意识地与十至十四世纪的边疆政权保持一致的。清的创造者声称自己是女真金统治者的后裔，他的继任者也尽力在其政策中永久保存这种历史渊源。像金一样，清也首先在东北亚创立政权。他们进入明都北京后，行儒教大礼，成为“天子”——中国的皇帝，又在其认为是金都旧址的热河建立了夏都。满族统治者遵循了其非汉前辈的习俗，在冬夏都之间迁徙。在热河北的木兰，他们设立围场，每年围猎时把蒙古人和其他内陆亚洲的同盟聚集在这里。虽然身居北京，被高度文明的汉文化所包围，他们依然在十八世纪发展满族人的特征，强调骑射和流利的满语。清朝遵循辽、西夏和蒙古的先例，采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的象征语言。他们溶合内陆亚洲和汉人思想意识的内容，形成一种新式的统治政权。罗斯基教授认为这才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他们不仅征服了游牧和定居民族的广大疆域，而且创造了一个持续数个世纪的稳定皇朝。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满族所取得成就的突出卓越是十分明显的。近代中国是上述的内陆亚洲和东亚相互之间漫长历史作用的产物。
在题为“清代历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五部分中，罗斯基教授主张清代历史是与民族主义和创建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直接相关的。辛亥革命灭亡清政府后不久，孙中山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就驳斥了将中国民族国家等同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看法。虽然蒙古、西藏、青海历史上是满族建立的皇朝纳入版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专门确定这些地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忽略了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用“五族”来谈论民族问题，而“五族”是与二百年前乾隆帝的提法相一致的，这也表明孙中山从地理政治上对蒙古人、穆斯林和西藏人建立自治国家的企图感到担忧。
罗斯基教授指出，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的困扰，即汉民族主义和他们想要将全部清代疆土保全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汉族”的创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据学者认为，在汉文中最早的这种自我认同，是使用“华”、“夏”来代表文明人，与野蛮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汉”则出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这时的学者，如梁启超，作为对欧洲种族学说的反应，声称黄种人是由汉族人占主导的，汉人是“文明的创始者，并使整个欧洲走向文明。”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汉”意味着一个种族。虽然一系列宪法将中国定性为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汉族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梁启超曾警告说，仅仅用汉文化来定义新的民族国家，会造成清帝国的解体。他希望保全清的疆域，呼吁确立大民族主义，将满、蒙、维、藏都包含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同时也提出了同化的可能性。梁解释说，毕竟满族已与汉族没有太多区别了。欧洲将共同的地域、血缘、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作为确定一个民族国家的因素，中国的情况已经部分地符合了。孙中山曾几次提到在现存民族之上组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孙越声明（1923年）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起草的“民族重建原则”中，孙宣告少数民族具有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力。但孙又建议组织共同社推动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并为同化政策辩护，把它看作是汉化历史过程的现代对应物。蒋介石继续这一论断，认为既然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没有了独立的特性。
罗斯基教授谈到二十世纪同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时说，早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征服史并入儒教的框架内。儒家所主张的文化普遍性，用文化而不是种族背景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并力求将其他民族溶入儒教文明中，针对以教育同化西南中国非汉民族产生的争论表明，儒家关于文化改造的理想终清一代一直很活跃。汉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前清帝国边疆民族认同的形成。克罗斯雷曾极力主张不要赋予早期满族统治者太重的民族意识，而犯历史时间上的错误。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是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克罗斯雷总结道，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在罗斯基教授看来，辛亥革命使满、蒙、维、藏能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加重了反汉情绪。虽然这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有俄、日和英国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境外泛蒙古、泛突厥运动发展引发的新民族意识的产物。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却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清朝结束后得以返回西藏，驱逐汉官和军队并宣布独立，从此至1950年，西藏就一直享有事实上但非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喀尔喀蒙古1912建立独立国家，以藏传佛教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世俗政权的领袖，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前身。蒙古和西藏绝对多数为同一民族，然而在边远的西部和西北部，情况截然不同，教派之争分裂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而且历史上的差异也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与东干人或称“汉族穆斯林”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在1933-1944年、1949年企图建立东土耳斯坦共和国，都失败了。学者们认为中亚的诸多事件也极大影响了中国边远西部的政治。自1912年后，新疆事实上已脱离了中国的控制，而进入了俄国的轨道。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拒绝接受国民党同化主义者的宣教，显然也抵制中共的民族融合政策。自1949年，中国依然强调它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主权，其少数民族政策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保证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框架内享有代表地位，另一方面又集中注意力于最终同化少数民族。取代孙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义者在讨论此问题时使用的“同化”一词，共产党学者使用“融合”，这种“融合”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虽然高呼“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最后，罗斯基教授在结论部分说到，汉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割裂给撰写中国历史制造了许多问题。汉民族主义影响作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虽然直到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历史才被写作是“该现代国家疆域的连续记述”，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以中国1911年的疆界来构建中国的过去。既然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对统治说汉语大众的政府的研究，民族主义则引起了关于中国被非汉民族征服统治的解释问题。
罗斯基教授认为现今的中国是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中华帝国的规模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经常被作为中国显著特征的“统一”，仅在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权发展到高潮时才会出现。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的疆域仅是以后皇朝的一部分。汉唐时期，帝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59年）和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又四分五裂。在蒙古（公元1279-1368年）和满族（公元1644-1911年）统治下，中国（被定义为绝对多数由讲汉语的中国人占据的疆土），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囊托了内陆亚洲和东亚。超越汉族的民族定义使拥有非汉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成为合法，因为这种所属是建立在由蒙古和满族创建的帝国基础之上的。
罗斯基教授指出汉化——即进入汉人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人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她主张应从中国史编纂中去除汉化的中心主题，建议重新评价中国境内的、有时还成为统治者的诸多民族的历史贡献，希望学者们能仔细地研究不同时期的地区和地方文化。中国内外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惊人地发现在何炳棣所称为中国文明摇篮的中央平原外，亦存在复杂的玉器文化。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用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拥有多种渊源。女真／满族的世居地亦有其鲜明的新石器社会，具体体现在红山遗址中，这就对汉学的中央——边缘假说，提出了质疑。
罗斯基最后总结道，从清的疆土扩张来看，它是中国历代中最成功的。清的成功是它汲取两种不同源流的结果。作为非汉的征服王朝，清从多方学习，并调整自己的统治思想和管辖机构以适应各种臣属民族的文化。这一战略，是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但清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结果。清政府耗费巨大的财富用于臣服人民的教育、草原王国的官僚机构化和传播用臣服民族语言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是在改变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清不仅削弱了划分蒙古人的部落障碍，而且对格鲁派的支持，也使该派得以控制敌对的藏传佛教的诸教团，统一了西藏。清的太平盛世还使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渗入到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中，激起了教派纷争。最后，对穆斯林的严厉政策迫使派系分裂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汉人。清的太平盛世也激励汉族商人深入边疆地区的经济，引起了因负债而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对抗性的反应。清政策造成的变化促成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民族运动。罗斯基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更值得进一步的注意和研究。
罗斯基教授所撰此文参考了从1950年到1996年的一百六十种有关研究论文和著作。其后，何炳棣教授又发表长文驳斥罗斯基教授的观点，有兴趣者可以查阅1998年2月第一期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注：Erelyn S.Rawski所撰此文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P829-850，本译文的发表已获得该学刊的许可。）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9年02期第113～117,124页
【作者简介】张勉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1967年，何炳棣教授在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总结了清史研究状况。罗斯基教授认为清代的统治是与当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关系问题直接相关的，所以为了解中国，她综合考察了近二、三十年里的研究著作，将目前关于清史的阐述与何教授发表的观点做了个比较，认为关于清统治的性质和意义的学术认识，已经有了一些较大的转变。
罗斯基教授在文章第一部分中介绍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概况。她首先指出，许多学者认为满文文本不过是汉文文本的翻版，因而忽视了满文文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满文官文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是避过汉族官员的。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清代的满文档案资料。1977年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康熙朝奏折》，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在北京和台北档案馆的资料已对学者们开放，从而促进了最近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满汉大词典》和近年来满文文本被有选择地译成汉文，也减轻了研究者的工作负担。
罗斯基教授又提及最近几十年里，获取清史研究方面的汉文资料也变得越来越便易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均再版了《大清会典》和《大清实录》，同时出版了许多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起居注册》、《雍正起居注册》），作为对《清实录》的补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汉文宫中奏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加之台湾所藏的档案资料，为得出更高层次的评断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关宫廷造办处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治病医疗的档案资料也已被编辑出版。清史研究的其它来源还有重新出版的关于八旗历史的重要刻本（《八旗通志》、《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当时人的记录（如昭梿的《啸亭杂录》）以及宫廷历史（《国朝宫史》）。
罗斯基教授还介绍了一些研究机构。台湾满族协会，建立于1981年，聚集具有满族血统的人。在中国大陆，满族学研究会出版双月刊《满族研究》。参加东洋文库组织的满族历史研讨班的日本学者编辑了重要的有关八旗的书籍。日本满族史学会也发行研究通讯。一些欧洲的期刊，像有名的《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和《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定期重点发表一些关于满族文学、宗教和历史的文章。在美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发表之处，如期刊《晚期中华帝国》(Late Iniperial China)，1967年以《清史问题》为名，由清史研究学会出版了首期。北京故宫博物院发行的《故宫博物院院刊》经常发表有关清史的文章。此外还有期刊《历史档案》及自本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发行的期刊《紫禁城》。一些出版社，值得注意的像紫禁城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文史出版社，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清史研究方面的书籍。
罗斯基教授所提出的对于清代的新认识是建立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版的一大批研究著作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运用档案资料论述八旗贵族的产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1644年前满族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说明汉和东北亚政治因素在这些政治中心的融合，这一论题同样也出现在对清都城北京和热河的研究当中；有关清代陵庙和皇室人口统计学历史的研究，为研究清统治者的寿命和生活条件提供了依据；其它对于宫廷嫔妃、皇子和皇帝侍卫的调查亦为研究清廷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太监们的生活情况；关于八旗家庭在北京分布状态的研究，及对北京方言和北京地名满族化的分析，提醒我们注意到北京非汉族历史的方面。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首都的考察上。中国东北诸省、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的学术机构，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汉、藏、蒙、维、满文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许多历史论著，主要探讨清与这些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给学术论说注入了新的观点和解释，使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了解到清廷与非汉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她还提到由民俗学者收集的有关口头传说得到了出版发行，较大地扩展了我们对满族文化及对其他通古斯民族和蒙古人文化认识的视野，也进一步证实了满族对于东北各民族的影响。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罗斯基教授作了个比较，认为今天研究清史的学者都赞同何的观点，即清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朝廷，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但是问题不是在于清成就的伟大，而是在于清成功的原因。何以为答案是早期满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汉化的政策。恰恰相反，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清成功的关键，至少可以从缔造帝国来说，在于其具有利用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并使对非汉地区的管辖区别于对前明所属省份管辖的能力。罗斯基教授说到，对于清代历史的演绎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何炳棣教授关于清代是中国民族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的一致意见。但她又继而指出，这个观点正由于目前的学术动向和新的研究成果而被重新评价，现今许多学者反对那种在本世纪论说中的“清”与“中国”的合二为一，清史研究提出了在我们称为汉文化的形成中非汉民族作用的重要问题。
文章第二部分题为“独立和不平等：征服贵族”。首先说明何教授所阐发的“汉化”论题，是弗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关于清政权形成的开拓性研究中论题的重复。新的研究根据对1644年前清政策形成的分析：国家支持下满文字的创制、东北各部联合成满族的认同、以及有关起源神话的产生，都更多显示的是满族中心观而非汉族中心观。
与汉族士大夫左右清政府统治的观点相反，近来的研究赞同的观点是：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征服贵族集团，它是由八旗贵族和皇室男性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贵族，无论是满、蒙，还是汉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贵族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功绩。曾经在前代把持朝政的宦官，在清代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清统治者任用征服贵族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八旗贵族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白彬菊在对军机处起源研究中指出，顺治朝(1644-1661)和康熙朝(1662-1722)满族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雍正帝(1723-1735)创建内廷机构，充斥其间的是由他亲自任命的官员。通过内廷机构指挥对蒙古的军事行动，使清帝避免了官僚机构对皇权的限制，并将协议决策控制在极少数亲信的范围内。虽然外廷官员最终得以延伸并削弱了内廷机构的权力，并使军机处制度化，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超越常规的官僚体制，控制对军机处官员的任命。乾隆帝经常安排那些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八旗贵族进入军机处，在其六十年统治的百分之七十三的时间里，军机处满员人数超过汉员。直到十九世纪，征服贵族依然参加最高级的政权机构。关于1835-1850年间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论证了鸦片战争是具有变革思想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一批奉行冒险主义的汉族官僚之间僵持的产物。后者指责了满族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波勒切克(Polachek)抨击了赢得这场辨论的文人士大夫的“阶级沙文主义”，指出满族集团的政策可能是破坏性更小的一种选择。
罗斯基教授继续阐发，指出征服贵族还控制着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部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1884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有清一代从未设省。她又说明征服贵族也绝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研究涉及清初几十年里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内的宗派政治斗争、雍正帝继位之争以及旗主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在十八、十九世纪，皇室亲族作为皇朝的支柱，卫戍皇帝，担负着外交、军事及安全方面各种各样的职能。
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罗斯基教授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长城之外，而不在汉族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
罗斯基教授指出新的研究迫使我们更清晰地注意到，满族能够将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国境外”的汉人。她认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的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东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按照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前征服战争决定性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作用。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族的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清政府针对蒙藏的非汉统治形象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族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克罗斯雷(Pamela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罗斯基教授进而说明，随着帝国的扩张，1644年后皇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帕米拉·克罗斯雷运用满文资料论证说，十八世纪清关于绝对皇权的概念极大地不同于前代。虽然儒家称他们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政策的核心是建立在各种不同民族臣服基础上的绝对皇权，而这些民族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乾隆帝曾说过自己为满、蒙、藏、维、汉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在其统治下，清尽力保存区分这五种民族的文化界限，却又努力使中国南方和东南部的少数民族汉化。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官方确认为帝国的使用语言。乾隆帝下令翻译著作、编纂字典及采取其它的一些措施，促进了五种语言的发展。他本人，作为多民族间联系的纽结，也学习满、汉、蒙、维、藏的语言。
罗斯基教授得出结论，清统治事实上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消除敌对者，奖励同盟者，具有重建外藩社会统治集团的作用。清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他们自己为所有世俗的权威。拥有清授予封号的蒙古贵族，未经皇帝许可，是不能将称号传于后人的。清对格鲁派的保护，确立了它对西藏和蒙古统治的延续。但获得皇帝的恩惠，是要付出代价的。清统治者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高级教长任命的权力。在穆斯林控制的塔里木盆地，清廷实施新的条例，剥夺了当地显贵伯克们的世袭权，限制削弱他们的地方权力。一定级别以上的蒙古、维吾尔和藏族首领轮班到京觐见皇帝，获得皇帝的赏赐和荣耀，从而巩固其地位。
其二，清的行政管辖打破了周边地区游牧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皇帝们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渔猎民族编入八旗，令他们驻戍东北，防御沙俄入侵。清政府亦在蒙古各部划分草场、编旗设盟、指派高级官员裁决部落争端，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蒙古人的牧畜主义。消灭准噶尔后，清政府建立其军事统治，继而又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们。
其三，清政策同样强烈地改变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清代出现了一大批用边疆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些地区更多人学会了读书识字。八旗学校用数种语言教育地方统治贵族的子孙们。东北民族，如达斡尔，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就学习满文，用满文创作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在十七世纪被划分为“新满洲”，在文化上出现了“满族化”。八旗学校，亦教蒙古人读写蒙语。皇帝的支持使北京成为藏传佛教徒用蒙文印刷佛经的重要中心。清代五种官方语言，在口头形式上极度纷繁多样，皇帝下令颁行语言词典，有利于这五种语言的逐渐标准化。
其四，清代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联系极大加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边疆地区的经济。铁器推进了东北农业的扩展；由俄国与清贸易进入的火枪最终取代了弓箭，结果削弱了传统狩猎经济的社会基础；清廷对于貂皮等东北土产的需求亦导致了狩猎经济的商品化；为帮助解决军需供应，清政府推动内地与新疆间的自由贸易的发展，鼓励汉族商人移民新疆，为1884年新疆建省提供了支柱。
文章第四部分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征服政权”。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国关系的经典分析，在1989年受到了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的驳斥。巴菲德认为游牧民族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对抗的，而是共生的。由于“草原政权最终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去开拓”，中国与草原间统一与分离的循环是紧密相接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最有效的获得中国纺织品和其它产品的方法，就是与中国统治者结盟，通过协约换取这些货物；对于汉政权而言，最有效也是消耗较少的对抗游牧民族的方法，就是用金钱去罗致他们，以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巴菲德也指出，虽然草原环境只能支撑游牧联盟——一种如果没有持续的资源供应就会分解的松散的组织联合体，但“满洲”政权拥有来自于草原和农耕两种社会的重要文化因素，并且较为成功地将二者融为一体。
罗斯基教授看到最近关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征服政权的研究，部分肯定、同时也部分地质疑了巴菲德的观点。在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政权中，汉式的官僚统治被采纳和修改，成为政治的准则。这些混合型的政权展示了既统治定居民笔、又统治游牧民族的新的能力。但是，虽然契丹和女真是真正的“满洲”政权，西夏和蒙古却都来自草原。像清一样，西夏、辽、金和元的政治才能都是在多政权并存背景下，通过与其它政权相互作用影响发展起来的。每个统治群体都联合了东亚和内陆亚洲诸部，成为一个既包括游牧民族又包括农耕民族的多民族政权。适应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法律，非汉的统治政权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上是折衷的。因而，契丹使用突厥的官称，金统治者可能是通过维吾尔人吸取了辽的经验，以十进制为单位重组他们的属民。成吉思汗将绝对皇权的概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汉的影响，也是维吾尔的作用。
罗斯基教授认为尽管辽、金、夏和元政权都任用汉官，他们却抵制汉化。所有四个政权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小字是十二世纪女真创造大小字的基础。蒙古借用维文字，也在同一时期创造了蒙文。维文则是借用于伊朗文字产生的。所有这些征服政权都奉行双语或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金甚至在发明了女真文字后依然保留契丹小字。契丹语在金政权中一直被使用到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契丹、女真、西夏和蒙古的货币都有两种文字的铭刻。统治者还将佛教、儒教等其它著作翻译成自己的民族文字。
罗斯基教授评价说，清朝代表了内陆亚洲和东亚统一的顶峰阶段。清代历史的许多方面是有意识地与十至十四世纪的边疆政权保持一致的。清的创造者声称自己是女真金统治者的后裔，他的继任者也尽力在其政策中永久保存这种历史渊源。像金一样，清也首先在东北亚创立政权。他们进入明都北京后，行儒教大礼，成为“天子”——中国的皇帝，又在其认为是金都旧址的热河建立了夏都。满族统治者遵循了其非汉前辈的习俗，在冬夏都之间迁徙。在热河北的木兰，他们设立围场，每年围猎时把蒙古人和其他内陆亚洲的同盟聚集在这里。虽然身居北京，被高度文明的汉文化所包围，他们依然在十八世纪发展满族人的特征，强调骑射和流利的满语。清朝遵循辽、西夏和蒙古的先例，采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的象征语言。他们溶合内陆亚洲和汉人思想意识的内容，形成一种新式的统治政权。罗斯基教授认为这才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他们不仅征服了游牧和定居民族的广大疆域，而且创造了一个持续数个世纪的稳定皇朝。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满族所取得成就的突出卓越是十分明显的。近代中国是上述的内陆亚洲和东亚相互之间漫长历史作用的产物。
在题为“清代历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五部分中，罗斯基教授主张清代历史是与民族主义和创建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直接相关的。辛亥革命灭亡清政府后不久，孙中山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就驳斥了将中国民族国家等同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看法。虽然蒙古、西藏、青海历史上是满族建立的皇朝纳入版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专门确定这些地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忽略了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用“五族”来谈论民族问题，而“五族”是与二百年前乾隆帝的提法相一致的，这也表明孙中山从地理政治上对蒙古人、穆斯林和西藏人建立自治国家的企图感到担忧。
罗斯基教授指出，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的困扰，即汉民族主义和他们想要将全部清代疆土保全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汉族”的创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据学者认为，在汉文中最早的这种自我认同，是使用“华”、“夏”来代表文明人，与野蛮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汉”则出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这时的学者，如梁启超，作为对欧洲种族学说的反应，声称黄种人是由汉族人占主导的，汉人是“文明的创始者，并使整个欧洲走向文明。”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汉”意味着一个种族。虽然一系列宪法将中国定性为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汉族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梁启超曾警告说，仅仅用汉文化来定义新的民族国家，会造成清帝国的解体。他希望保全清的疆域，呼吁确立大民族主义，将满、蒙、维、藏都包含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同时也提出了同化的可能性。梁解释说，毕竟满族已与汉族没有太多区别了。欧洲将共同的地域、血缘、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作为确定一个民族国家的因素，中国的情况已经部分地符合了。孙中山曾几次提到在现存民族之上组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孙越声明（1923年）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起草的“民族重建原则”中，孙宣告少数民族具有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力。但孙又建议组织共同社推动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并为同化政策辩护，把它看作是汉化历史过程的现代对应物。蒋介石继续这一论断，认为既然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没有了独立的特性。
罗斯基教授谈到二十世纪同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时说，早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征服史并入儒教的框架内。儒家所主张的文化普遍性，用文化而不是种族背景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并力求将其他民族溶入儒教文明中，针对以教育同化西南中国非汉民族产生的争论表明，儒家关于文化改造的理想终清一代一直很活跃。汉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前清帝国边疆民族认同的形成。克罗斯雷曾极力主张不要赋予早期满族统治者太重的民族意识，而犯历史时间上的错误。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是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克罗斯雷总结道，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在罗斯基教授看来，辛亥革命使满、蒙、维、藏能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加重了反汉情绪。虽然这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有俄、日和英国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境外泛蒙古、泛突厥运动发展引发的新民族意识的产物。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却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清朝结束后得以返回西藏，驱逐汉官和军队并宣布独立，从此至1950年，西藏就一直享有事实上但非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喀尔喀蒙古1912建立独立国家，以藏传佛教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世俗政权的领袖，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前身。蒙古和西藏绝对多数为同一民族，然而在边远的西部和西北部，情况截然不同，教派之争分裂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而且历史上的差异也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与东干人或称“汉族穆斯林”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在1933-1944年、1949年企图建立东土耳斯坦共和国，都失败了。学者们认为中亚的诸多事件也极大影响了中国边远西部的政治。自1912年后，新疆事实上已脱离了中国的控制，而进入了俄国的轨道。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拒绝接受国民党同化主义者的宣教，显然也抵制中共的民族融合政策。自1949年，中国依然强调它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主权，其少数民族政策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保证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框架内享有代表地位，另一方面又集中注意力于最终同化少数民族。取代孙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义者在讨论此问题时使用的“同化”一词，共产党学者使用“融合”，这种“融合”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虽然高呼“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最后，罗斯基教授在结论部分说到，汉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割裂给撰写中国历史制造了许多问题。汉民族主义影响作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虽然直到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历史才被写作是“该现代国家疆域的连续记述”，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以中国1911年的疆界来构建中国的过去。既然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对统治说汉语大众的政府的研究，民族主义则引起了关于中国被非汉民族征服统治的解释问题。
罗斯基教授认为现今的中国是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中华帝国的规模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经常被作为中国显著特征的“统一”，仅在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权发展到高潮时才会出现。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的疆域仅是以后皇朝的一部分。汉唐时期，帝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59年）和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又四分五裂。在蒙古（公元1279-1368年）和满族（公元1644-1911年）统治下，中国（被定义为绝对多数由讲汉语的中国人占据的疆土），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囊托了内陆亚洲和东亚。超越汉族的民族定义使拥有非汉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成为合法，因为这种所属是建立在由蒙古和满族创建的帝国基础之上的。
罗斯基教授指出汉化——即进入汉人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人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她主张应从中国史编纂中去除汉化的中心主题，建议重新评价中国境内的、有时还成为统治者的诸多民族的历史贡献，希望学者们能仔细地研究不同时期的地区和地方文化。中国内外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惊人地发现在何炳棣所称为中国文明摇篮的中央平原外，亦存在复杂的玉器文化。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用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拥有多种渊源。女真／满族的世居地亦有其鲜明的新石器社会，具体体现在红山遗址中，这就对汉学的中央——边缘假说，提出了质疑。
罗斯基最后总结道，从清的疆土扩张来看，它是中国历代中最成功的。清的成功是它汲取两种不同源流的结果。作为非汉的征服王朝，清从多方学习，并调整自己的统治思想和管辖机构以适应各种臣属民族的文化。这一战略，是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但清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结果。清政府耗费巨大的财富用于臣服人民的教育、草原王国的官僚机构化和传播用臣服民族语言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是在改变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清不仅削弱了划分蒙古人的部落障碍，而且对格鲁派的支持，也使该派得以控制敌对的藏传佛教的诸教团，统一了西藏。清的太平盛世还使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渗入到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中，激起了教派纷争。最后，对穆斯林的严厉政策迫使派系分裂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汉人。清的太平盛世也激励汉族商人深入边疆地区的经济，引起了因负债而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对抗性的反应。清政策造成的变化促成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民族运动。罗斯基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更值得进一步的注意和研究。
罗斯基教授所撰此文参考了从1950年到1996年的一百六十种有关研究论文和著作。其后，何炳棣教授又发表长文驳斥罗斯基教授的观点，有兴趣者可以查阅1998年2月第一期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注：Erelyn S.Rawski所撰此文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P829-850，本译文的发表已获得该学刊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