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季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缘由管见
丁顺茹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1999年06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丁顺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广东 广州510421
【关 键 词】葡萄牙/占据/澳门史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6-0061-06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是从葡萄牙占据澳门开始的。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缘由，历来有种种说法。本文试图通过讨论这些说法，对葡萄牙殖民者以什么方式以及为何能占据澳门作一探讨。
葡萄牙人是怎么占据澳门的呢？国内外有各种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借地说”。1602年刊印的《广东通志》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簸矣。”（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在清人任光印、张汝霖所著的《澳门记略》中也有同样记载。这种说法已被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可，以作为葡人居澳的由来。张维华先生在《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引用《澳门记略》，并认为：“葡商寄居澳门之始，原於假地暴货，揆诸当时情况，盖为可信。”（注：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但是，如果查对《明史·佛郎机传》、《明实录》以及其它史料，问题就来了。据记载，正德十五年，明朝当权者鉴于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而“绝其朝贡”。正德十六年，佛郎机以接济朝使为词来粤求市，礼部明文指出“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下令“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嘉靖二年，发生新会西草湾抗击佛郎机的战役。嘉靖八年，巡抚林富奏请通市舶，也仍然不许佛郎机入境。嘉靖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佛郎机先后侵犯漳州、诏安，遭痛击。朱纨死后，海禁复弛，但明朝当权者并未允许佛郎机“入贡”。有事实为证：嘉靖四十四年，葡萄牙人“伪称满剌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结果，“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据此，自正德末嘉靖初起，明朝当权者对佛郎机一直有所警惕。那么，在嘉靖三十二年，作为非朝贡国的佛郎机想以“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为借口，公开进入澳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广东通志》的记载呢？笔者认为，《广东通志》所说的舶夷，当是泛指所有外国船只，全段记载旨在说明澳门成为夷商聚居地的由来。把它简单地套在佛郎机身上，恐怕有失妥当。
从上面所引《广东通志》的记载中可知：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是葡人能够混入澳门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在中外史料中均可找到证据。至于“托言”的事，笔者认为，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说夷商借口舟触风涛便是以入居澳门，则未免把事情简单化了。
我们知道，嘉靖四十三年，也就是在葡人入澳约10年的时候，庞尚鹏在《区画濠镜保安隅疏》中提到：“每年夏秋之间，夷舶乘风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这段话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夷商入濠镜澳筑室之前，已得到守澳官的许可，在外岛搭蓬栖息。至于没有在岛上久驻，主要原因在于夷舶乘季风往返，船的数量少，停泊的岛屿水土差，故而回帆撤去。随着夷舶的大量增加，那种在外岛上季节性进行贸易的方法，显然已满足不了海上贸易，尤其是殖民主义者对华扩张的需要。葡萄牙人在1521年被逐出屯门后，很可能曾在双屿形成“宏伟而富庶的居留地”，（注：参阅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当这个居留地被当作“贼巢”夷为废墟后，葡人先后在泉州、漳州、上川岛、屯门、浪白澳等地活动，并有住所。葡萄牙作为殖民主义国家，冒险来到南亚和远东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即开拓殖民地。葡人一旦有机会涉足濠镜，那么“筑室居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对此，明朝的当权者是缺乏足够认识的。虽然佛郎机以巨炮利兵横行海上，已暴露出殖民者的面孔，但是，在一些人眼中，佛郎机毕竟有别于“夷狄”和“山海二寇”。这一点，从嘉靖二十八年朱纨被劾的事件中，得到充分反映。朱纨任浙江巡抚，曾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通番，驱逐在浙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殖民者，但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以至于被革职后饮药自尽。反对朱纨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闽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所申述的：“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於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累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还不仅如此，据林希元说，佛郎机初来时，“虑群盗剽掠累己”，曾驱逐“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的强盗林剪，“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林希元也承认，佛郎机收买华人子女有罪，但在他看来，“罪未至於强盗。边民略诱卖与，尤为可恶，其罪不专在彼”。林希元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当时地方权贵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本质缺乏认识。正由于朝廷内外有这么一股姑息佛郎机的势力，葡萄牙殖民扩张活动才能够得逞。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早在西汉时期，京师长安城内便有“蛮夷邸”专供外人居住。北魏时的洛阳，则有“四夷馆”。到了唐代，不仅在京城长安，而且在对外贸易口岸，都形成过外人聚居的“蕃坊”。唐朝末年，蕃坊一度衰落，到了宋代又重新复兴，一直沿习到元代。如果考虑到中国封建王朝历来奉行所谓“怀柔”政策，允许外人在领土上聚居，而当时明朝当权者通过开放濠镜澳可以用合法（抽税）或非法（受贿）的手段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么，可以设想，夷商从岛上“搭蓬栖息”到入澳门“筑室居住”，并非是件难事。笔者认为，在海外贸易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夷舶无需“舟触风涛”的借口，只要舍得花钱，并服从抽分，那么，要求进入澳门“互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关于葡人居澳的另一说法，是“混入说”，见《明史·佛郎机传》：“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关于《明史·佛郎机传》这一段记载，按戴裔煊先生考证，出自《天启实录》编者的按语。戴氏在《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指出，《天启实录》的按语本身是有种种错误的，明代广东市舶提举司并没有移于电白，在当时，广东封建统治的上层人物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准许佛郎机侨寓濠镜，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情，至于纳贿而请于上官的“黄庆”，极可能是万历五年（1577年）以后移镇澳门的王绰。由此，戴氏断定：“认为葡萄牙殖民者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足为据。”（注：见戴裔煊《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戴氏关于葡人入据澳门年代问题的考证，总体上无疑是成立的，但认定葡人不可能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则未能完全令人折服。诚如戴氏所言，葡人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即1553年至1557年间开始盘踞澳门，这是从中外史料中可以印证的，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海盗何亚八被擒获以前，葡人已经混入澳门，这又是无可怀疑的事实。那么，葡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混入澳门的呢？戴文除了否定嘉靖十四年外，没有给予正面解答。笔者认为，如果断定葡人在澳门用砖瓦木石建筑固定的永久性房屋，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那么，在此之前，应当有相当一段搭茅暂住的时期，并且在搭茅暂住之前，还经历了“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的阶段。这么一个过程，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恐怕不是三年五载能完成的。澳门向来是我国对东南亚各国番舶贸易的港口之一，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前，早已有爪哇、浡泥、暹罗、真腊、三佛齐等国的商人来做买卖。嘉靖八年，林富请开海禁，诸蕃复通市，佛郎机已经牢固地占据了满剌加，并且有正德末年入驻屯门的经验，不可能不试图“附诸番舶”，或假冒别国混入濠镜，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难做到的。《天启实录》和《明史·佛郎机传》的记载确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确凿证据，似乎还不能排除葡人在嘉靖八年以后不久便开始混入濠镜澳的可能。
另外，与其他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说法相比，《明史》用“混入”两字描述佛郎机进入濠镜澳的方式，显然更准确，更符合历史实际。林富曾提出：“於洋澳要害去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面，递年令海道副使及备倭部指挥，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伺得真，许其照旧驻扎。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者，如佛郎机，即驱逐出境。”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固然不错，但在实施上却是困难的。因为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准确区分佛郎机与其他番商，二是有足够的海上兵力。如果这两个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驱逐佛郎机便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的情况是，明朝当权者既昧于外情，又无坚固的海防。在开国之初，明朝尚有一定实力在沿海岛屿设置水寨，踞险伺敌。但是到了明末，“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巡舟战舰，朽蠹而弗修，弓械于橹，缺败而亡用”。翻开《明实录》，随处可见海防废弛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特别是愈来愈严重的海患，对明朝当权者更是造成威胁。嘉靖三十一年，海道副使丁湛将朱纨招来的捕盗船只遣散，雇募渔船以资哨守，“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海贼汪直，纠漳、广群盗勾集各枭倭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在广东方面，则有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之辈，纠合番贼，劫掠沿海乡村。同年六月，全国各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从山东、山西到湖广、浙江，“所在凶歉，或经岁恒暘，赤地千里，或大水腾溢，畎圳成川；或草根木皮，掘剥无余，或子女充飧”。随之而来的是“盗贼公行，道路梗塞”，“倭夷狂噬，井邑丘墟，饥馑师旅，交兴沓至”。（注：参阅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在社会大动乱的情况下，葡萄牙殖民者乘虚而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毫不费力的事情。拒佛郎机于境外，明朝当权者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为也。
再者，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一方面凭借巨舶大炮，另一方面打着“求市”旗号。掌管海外诸蕃朝贡市易的市舶提举司，关心的是“征私货，平交易”，所谓“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蕃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在“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的大气候下，夷商接踵而至，而内地商人（其中不乏走私奸商、官家权贵）又“趋之若鹜”，佛郎机何愁不能混入并窃据澳门？
葡人入住澳门的第三种说法是“占领说”，出自18世纪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的一份备忘录。根据殖民主义者的逻辑，“主权乃是以征服的权利为基础的”，谁以武力征服了一个地方，谁就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为了证明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卡斯特罗说，葡萄牙人肃清了在中国海骚扰的海盗和乱贼，进而袭击并征服了控制香山的酋领，占领了岛屿。这种征服，是用葡萄牙军队并以葡萄牙人的鲜血为代价的。为了贸易的目的，葡萄牙人对澳门进行了最好的改造，建造了城市。这位殖民大臣的论调，并无任何历史文献的证实，实际上是“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论的翻版，但却被蒙塔尔托·德·热苏斯（Montalto de Jesus ）引用进其著作《历史上的澳门》中，并得以谬种流传。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学者以及所有尊重历史的外国学者的驳斥。（注：参阅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又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葡人居澳的第四种说法是“酬劳说”。所谓“酬劳”，是指葡萄牙人赶走盗贼，明朝当权者表示酬谢，给予澳门居住。这种说法，最初见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1641年，葡籍耶稣会士鲁德昭（Alevares de Semedo ）在其著作《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称：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当时有许多盗贼盘踞其间，劫掠附近地区。中国官吏想除害，知葡人强悍善战，请其代为驱逐，并答应事成之后将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接受条件，歼灭海盗，于是在澳门筑室而居。另一耶稣会士利类思（ Louis Buglio）在 1665年刊行的《不得已辩》中也提到：“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往来交易。至嘉靖年间，广东海盗张西老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召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注：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对于这种说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有完全认同的， 如张天泽在1934年发表的《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塞梅多（即鲁德昭——笔者按）关于澳门居留地的起源是最可信的：即为了酬谢葡萄牙人的效劳而给予他们在澳门居住的权利。”《中葡早期通商史》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并没有提出确凿的历史文献作为证据。张氏在阐述澳门的兴起时，先是引用莫里森（J.R.Morrison）在《中国商业指南》中的两处提法：“据说，葡萄牙走私贩子曾于1542年‘占据’过这个岛（指：浪白澳）。”“此外，据说在1554年时，贸易已集中在这个岛屿上；至1560年，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那里。”然后进行推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1554年时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澳门必已被放弃而由浪白溶取代。”至于这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加说明。在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时，作者又一次大胆推测：“1554年，市舶司自澳门迁至浪白溶的这一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迁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海盗威胁而困扰日增所致。不过澳门放弃之后，海盗一定曾把它用作劫掠的巢穴，直到他们被驱除为止。”查阅中国史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政府并无因海盗而放弃澳门一事，相反，《明实录》倒是有如下记载：“七月己亥朔，庚子，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军击败之，擒贼首方四溪等，余党遁去。”另外，针对海盗的活动情况，可以找到添设和变动备倭把总等职官的记录，而无市舶司因此迁移的报导。说市舶司于1554年自澳门迁至浪白溶，并认定澳门被海盗用作劫掠的巢穴，实属臆断，不足为信。
对“酬劳说”持否定意见者，如戴裔煊，他在《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一文中，通过考证中外史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鲁德昭的著作是1638年写成的，距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时间已经81年，所谓葡萄牙人赶走海盗得以居住澳门，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曾有过葡人协助平定枯林叛兵的事情，但那是在1564年发生的，把这作为1557年葡人占据澳门的理由，是完全无稽的。
关于葡人居澳与剿灭海盗问题，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也作了阐述。周氏针对绥麻陀（即鲁德昭——笔者按）的“酬劳说”，指出：“葡人之居住澳门，早在助中国剿灭海贼之先，不得谓始于剿灭海贼时也。大概葡人之居住澳门，得广东官宪之承认，则开端于剿灭海贼时。绥麻陀将广东官宪承认葡人居住澳门之事实，与葡人占据澳门之由来，并为一谈，似未免因果倒置矣。”周景濂进一步考证海道副使汪柏为什么会允许葡人违禁潜居澳门。他引用明代郭棐《广东通志》记载的史料：嘉靖三十三年，海贼何亚八、郑宗兴等纠合番舶，在广东沿海剽掠，汪柏等受命往捕海寇，抓获亚八等寇首，俘斩146人， 溺水烧死甚众，余党散走。由此，周景濂推测，汪柏毅然不顾当时广东按察使丁以忠反对，许可葡人居澳，“殆有感于海贼之讨伐，有借助于葡人之必要欤？果尔，则葡人之得居澳门，与上所述之海贼助剿说，仍不无关系也。”他还援引《明史·佛郎机传》，其中提及佛郎机在澳门筑室建城，雄据海畔，有所谓“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一句，由此“可知广东地方长官为防制海贼计，宁欢迎佛郎机之筑室建城，得有所保障之意。”周景濂的推测是符合情理的。人们可从林希元的《与翁见愚别驾书》以及曾经参与平定柘林叛兵的俞大猷的《正气堂集》中找到旁证。前者称“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后者言“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在当时的一些当权者眼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海贼倭寇，至于夷商，涉及的“罪行”只是贩卖人口、私卖番货、蓄养倭奴等。对于明朝当权者来说，既然无法用武力驱逐葡人，也就只好“以美言奖诱之，使不为异”，或“加意调停，从宜酌处，毋逆其向慕中国之心”。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为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代价。
综合上面对“四说”的讨论，笔者认为：“占领说”出自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大错特错；“酬劳说”源于耶稣会士的报导，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借地说”旨在说明澳门成为夷商聚居地的由来，有可信之处，但不排除后人附会的可能，不宜简单地套在佛郎机身上；“混入说”的某些记载可能不确切，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1999年06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丁顺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广东 广州510421
| 【内容提要】 |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缘由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借地说、混入说、占领说和酬劳说。通过分析这几种说法，笔者认为，唯有混入说较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是从葡萄牙占据澳门开始的。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缘由，历来有种种说法。本文试图通过讨论这些说法，对葡萄牙殖民者以什么方式以及为何能占据澳门作一探讨。
葡萄牙人是怎么占据澳门的呢？国内外有各种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借地说”。1602年刊印的《广东通志》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簸矣。”（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在清人任光印、张汝霖所著的《澳门记略》中也有同样记载。这种说法已被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可，以作为葡人居澳的由来。张维华先生在《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引用《澳门记略》，并认为：“葡商寄居澳门之始，原於假地暴货，揆诸当时情况，盖为可信。”（注：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但是，如果查对《明史·佛郎机传》、《明实录》以及其它史料，问题就来了。据记载，正德十五年，明朝当权者鉴于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而“绝其朝贡”。正德十六年，佛郎机以接济朝使为词来粤求市，礼部明文指出“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下令“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嘉靖二年，发生新会西草湾抗击佛郎机的战役。嘉靖八年，巡抚林富奏请通市舶，也仍然不许佛郎机入境。嘉靖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佛郎机先后侵犯漳州、诏安，遭痛击。朱纨死后，海禁复弛，但明朝当权者并未允许佛郎机“入贡”。有事实为证：嘉靖四十四年，葡萄牙人“伪称满剌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结果，“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据此，自正德末嘉靖初起，明朝当权者对佛郎机一直有所警惕。那么，在嘉靖三十二年，作为非朝贡国的佛郎机想以“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为借口，公开进入澳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广东通志》的记载呢？笔者认为，《广东通志》所说的舶夷，当是泛指所有外国船只，全段记载旨在说明澳门成为夷商聚居地的由来。把它简单地套在佛郎机身上，恐怕有失妥当。
从上面所引《广东通志》的记载中可知：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是葡人能够混入澳门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在中外史料中均可找到证据。至于“托言”的事，笔者认为，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说夷商借口舟触风涛便是以入居澳门，则未免把事情简单化了。
我们知道，嘉靖四十三年，也就是在葡人入澳约10年的时候，庞尚鹏在《区画濠镜保安隅疏》中提到：“每年夏秋之间，夷舶乘风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这段话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夷商入濠镜澳筑室之前，已得到守澳官的许可，在外岛搭蓬栖息。至于没有在岛上久驻，主要原因在于夷舶乘季风往返，船的数量少，停泊的岛屿水土差，故而回帆撤去。随着夷舶的大量增加，那种在外岛上季节性进行贸易的方法，显然已满足不了海上贸易，尤其是殖民主义者对华扩张的需要。葡萄牙人在1521年被逐出屯门后，很可能曾在双屿形成“宏伟而富庶的居留地”，（注：参阅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当这个居留地被当作“贼巢”夷为废墟后，葡人先后在泉州、漳州、上川岛、屯门、浪白澳等地活动，并有住所。葡萄牙作为殖民主义国家，冒险来到南亚和远东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即开拓殖民地。葡人一旦有机会涉足濠镜，那么“筑室居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对此，明朝的当权者是缺乏足够认识的。虽然佛郎机以巨炮利兵横行海上，已暴露出殖民者的面孔，但是，在一些人眼中，佛郎机毕竟有别于“夷狄”和“山海二寇”。这一点，从嘉靖二十八年朱纨被劾的事件中，得到充分反映。朱纨任浙江巡抚，曾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通番，驱逐在浙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殖民者，但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以至于被革职后饮药自尽。反对朱纨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闽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所申述的：“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於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累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还不仅如此，据林希元说，佛郎机初来时，“虑群盗剽掠累己”，曾驱逐“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的强盗林剪，“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林希元也承认，佛郎机收买华人子女有罪，但在他看来，“罪未至於强盗。边民略诱卖与，尤为可恶，其罪不专在彼”。林希元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当时地方权贵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本质缺乏认识。正由于朝廷内外有这么一股姑息佛郎机的势力，葡萄牙殖民扩张活动才能够得逞。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早在西汉时期，京师长安城内便有“蛮夷邸”专供外人居住。北魏时的洛阳，则有“四夷馆”。到了唐代，不仅在京城长安，而且在对外贸易口岸，都形成过外人聚居的“蕃坊”。唐朝末年，蕃坊一度衰落，到了宋代又重新复兴，一直沿习到元代。如果考虑到中国封建王朝历来奉行所谓“怀柔”政策，允许外人在领土上聚居，而当时明朝当权者通过开放濠镜澳可以用合法（抽税）或非法（受贿）的手段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么，可以设想，夷商从岛上“搭蓬栖息”到入澳门“筑室居住”，并非是件难事。笔者认为，在海外贸易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夷舶无需“舟触风涛”的借口，只要舍得花钱，并服从抽分，那么，要求进入澳门“互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关于葡人居澳的另一说法，是“混入说”，见《明史·佛郎机传》：“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关于《明史·佛郎机传》这一段记载，按戴裔煊先生考证，出自《天启实录》编者的按语。戴氏在《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指出，《天启实录》的按语本身是有种种错误的，明代广东市舶提举司并没有移于电白，在当时，广东封建统治的上层人物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准许佛郎机侨寓濠镜，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情，至于纳贿而请于上官的“黄庆”，极可能是万历五年（1577年）以后移镇澳门的王绰。由此，戴氏断定：“认为葡萄牙殖民者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足为据。”（注：见戴裔煊《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戴氏关于葡人入据澳门年代问题的考证，总体上无疑是成立的，但认定葡人不可能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则未能完全令人折服。诚如戴氏所言，葡人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即1553年至1557年间开始盘踞澳门，这是从中外史料中可以印证的，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海盗何亚八被擒获以前，葡人已经混入澳门，这又是无可怀疑的事实。那么，葡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混入澳门的呢？戴文除了否定嘉靖十四年外，没有给予正面解答。笔者认为，如果断定葡人在澳门用砖瓦木石建筑固定的永久性房屋，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那么，在此之前，应当有相当一段搭茅暂住的时期，并且在搭茅暂住之前，还经历了“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的阶段。这么一个过程，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恐怕不是三年五载能完成的。澳门向来是我国对东南亚各国番舶贸易的港口之一，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前，早已有爪哇、浡泥、暹罗、真腊、三佛齐等国的商人来做买卖。嘉靖八年，林富请开海禁，诸蕃复通市，佛郎机已经牢固地占据了满剌加，并且有正德末年入驻屯门的经验，不可能不试图“附诸番舶”，或假冒别国混入濠镜，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难做到的。《天启实录》和《明史·佛郎机传》的记载确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确凿证据，似乎还不能排除葡人在嘉靖八年以后不久便开始混入濠镜澳的可能。
另外，与其他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说法相比，《明史》用“混入”两字描述佛郎机进入濠镜澳的方式，显然更准确，更符合历史实际。林富曾提出：“於洋澳要害去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面，递年令海道副使及备倭部指挥，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伺得真，许其照旧驻扎。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者，如佛郎机，即驱逐出境。”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固然不错，但在实施上却是困难的。因为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准确区分佛郎机与其他番商，二是有足够的海上兵力。如果这两个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驱逐佛郎机便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的情况是，明朝当权者既昧于外情，又无坚固的海防。在开国之初，明朝尚有一定实力在沿海岛屿设置水寨，踞险伺敌。但是到了明末，“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巡舟战舰，朽蠹而弗修，弓械于橹，缺败而亡用”。翻开《明实录》，随处可见海防废弛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特别是愈来愈严重的海患，对明朝当权者更是造成威胁。嘉靖三十一年，海道副使丁湛将朱纨招来的捕盗船只遣散，雇募渔船以资哨守，“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海贼汪直，纠漳、广群盗勾集各枭倭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在广东方面，则有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之辈，纠合番贼，劫掠沿海乡村。同年六月，全国各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从山东、山西到湖广、浙江，“所在凶歉，或经岁恒暘，赤地千里，或大水腾溢，畎圳成川；或草根木皮，掘剥无余，或子女充飧”。随之而来的是“盗贼公行，道路梗塞”，“倭夷狂噬，井邑丘墟，饥馑师旅，交兴沓至”。（注：参阅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在社会大动乱的情况下，葡萄牙殖民者乘虚而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毫不费力的事情。拒佛郎机于境外，明朝当权者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为也。
再者，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一方面凭借巨舶大炮，另一方面打着“求市”旗号。掌管海外诸蕃朝贡市易的市舶提举司，关心的是“征私货，平交易”，所谓“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蕃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在“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的大气候下，夷商接踵而至，而内地商人（其中不乏走私奸商、官家权贵）又“趋之若鹜”，佛郎机何愁不能混入并窃据澳门？
葡人入住澳门的第三种说法是“占领说”，出自18世纪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的一份备忘录。根据殖民主义者的逻辑，“主权乃是以征服的权利为基础的”，谁以武力征服了一个地方，谁就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为了证明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卡斯特罗说，葡萄牙人肃清了在中国海骚扰的海盗和乱贼，进而袭击并征服了控制香山的酋领，占领了岛屿。这种征服，是用葡萄牙军队并以葡萄牙人的鲜血为代价的。为了贸易的目的，葡萄牙人对澳门进行了最好的改造，建造了城市。这位殖民大臣的论调，并无任何历史文献的证实，实际上是“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论的翻版，但却被蒙塔尔托·德·热苏斯（Montalto de Jesus ）引用进其著作《历史上的澳门》中，并得以谬种流传。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学者以及所有尊重历史的外国学者的驳斥。（注：参阅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又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葡人居澳的第四种说法是“酬劳说”。所谓“酬劳”，是指葡萄牙人赶走盗贼，明朝当权者表示酬谢，给予澳门居住。这种说法，最初见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1641年，葡籍耶稣会士鲁德昭（Alevares de Semedo ）在其著作《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称：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当时有许多盗贼盘踞其间，劫掠附近地区。中国官吏想除害，知葡人强悍善战，请其代为驱逐，并答应事成之后将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接受条件，歼灭海盗，于是在澳门筑室而居。另一耶稣会士利类思（ Louis Buglio）在 1665年刊行的《不得已辩》中也提到：“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往来交易。至嘉靖年间，广东海盗张西老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召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注：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对于这种说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有完全认同的， 如张天泽在1934年发表的《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塞梅多（即鲁德昭——笔者按）关于澳门居留地的起源是最可信的：即为了酬谢葡萄牙人的效劳而给予他们在澳门居住的权利。”《中葡早期通商史》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并没有提出确凿的历史文献作为证据。张氏在阐述澳门的兴起时，先是引用莫里森（J.R.Morrison）在《中国商业指南》中的两处提法：“据说，葡萄牙走私贩子曾于1542年‘占据’过这个岛（指：浪白澳）。”“此外，据说在1554年时，贸易已集中在这个岛屿上；至1560年，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那里。”然后进行推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1554年时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澳门必已被放弃而由浪白溶取代。”至于这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加说明。在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时，作者又一次大胆推测：“1554年，市舶司自澳门迁至浪白溶的这一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迁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海盗威胁而困扰日增所致。不过澳门放弃之后，海盗一定曾把它用作劫掠的巢穴，直到他们被驱除为止。”查阅中国史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政府并无因海盗而放弃澳门一事，相反，《明实录》倒是有如下记载：“七月己亥朔，庚子，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军击败之，擒贼首方四溪等，余党遁去。”另外，针对海盗的活动情况，可以找到添设和变动备倭把总等职官的记录，而无市舶司因此迁移的报导。说市舶司于1554年自澳门迁至浪白溶，并认定澳门被海盗用作劫掠的巢穴，实属臆断，不足为信。
对“酬劳说”持否定意见者，如戴裔煊，他在《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一文中，通过考证中外史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鲁德昭的著作是1638年写成的，距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时间已经81年，所谓葡萄牙人赶走海盗得以居住澳门，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曾有过葡人协助平定枯林叛兵的事情，但那是在1564年发生的，把这作为1557年葡人占据澳门的理由，是完全无稽的。
关于葡人居澳与剿灭海盗问题，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也作了阐述。周氏针对绥麻陀（即鲁德昭——笔者按）的“酬劳说”，指出：“葡人之居住澳门，早在助中国剿灭海贼之先，不得谓始于剿灭海贼时也。大概葡人之居住澳门，得广东官宪之承认，则开端于剿灭海贼时。绥麻陀将广东官宪承认葡人居住澳门之事实，与葡人占据澳门之由来，并为一谈，似未免因果倒置矣。”周景濂进一步考证海道副使汪柏为什么会允许葡人违禁潜居澳门。他引用明代郭棐《广东通志》记载的史料：嘉靖三十三年，海贼何亚八、郑宗兴等纠合番舶，在广东沿海剽掠，汪柏等受命往捕海寇，抓获亚八等寇首，俘斩146人， 溺水烧死甚众，余党散走。由此，周景濂推测，汪柏毅然不顾当时广东按察使丁以忠反对，许可葡人居澳，“殆有感于海贼之讨伐，有借助于葡人之必要欤？果尔，则葡人之得居澳门，与上所述之海贼助剿说，仍不无关系也。”他还援引《明史·佛郎机传》，其中提及佛郎机在澳门筑室建城，雄据海畔，有所谓“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一句，由此“可知广东地方长官为防制海贼计，宁欢迎佛郎机之筑室建城，得有所保障之意。”周景濂的推测是符合情理的。人们可从林希元的《与翁见愚别驾书》以及曾经参与平定柘林叛兵的俞大猷的《正气堂集》中找到旁证。前者称“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后者言“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在当时的一些当权者眼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海贼倭寇，至于夷商，涉及的“罪行”只是贩卖人口、私卖番货、蓄养倭奴等。对于明朝当权者来说，既然无法用武力驱逐葡人，也就只好“以美言奖诱之，使不为异”，或“加意调停，从宜酌处，毋逆其向慕中国之心”。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为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代价。
综合上面对“四说”的讨论，笔者认为：“占领说”出自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大错特错；“酬劳说”源于耶稣会士的报导，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借地说”旨在说明澳门成为夷商聚居地的由来，有可信之处，但不排除后人附会的可能，不宜简单地套在佛郎机身上；“混入说”的某些记载可能不确切，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