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
颜晓红/方志远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9年04期第2～10页
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这些年来，该领域已越来越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据笔者初步统计，仅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就有300余篇，并有多种学术专著问世，涉及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为了有助于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兹将近二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回顾。
一
80年代的前中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学术专著是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李文治等人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者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等问题，并讨论了明、清及近代国内市场的变化。后者则对明清时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虽非研究城乡商品经济的专著，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着指导意义。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启示作用的。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关于明清城乡商品经济、区域社会经济以及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终结成果。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国内明清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总结。
资料集主要有陈忠平编、陈学文补订的《中国城（市）镇史论著资料索引》（1985年印）、张海鹏编的《明清微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业会馆碑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资料的编印出版，对研究明清城市、市镇史有重要帮助。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70余篇，研究重点是江南市镇、港口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及其与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认为，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是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分不开的；各市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市镇间的网络体系；这种网络沟通了乡村与市镇、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府县城市以及本地与外地间的商品交流，通过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集散，把这一地区的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之中。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认为， 江浙地区市镇的发展是太湖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与上古、中古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由政治因素所推动形成的城市不同，明清江浙市镇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有促进城乡商品经济和某种程度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过，它仍是封建性质的商业汇集地。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则认为，市镇不同于消费城市， 从形成途径说，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市镇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中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对江南市镇研究，除了从宏观把握外，还有少量文章从微观入手进行个案研究。如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经济结构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樊树志《明清时代的濮院镇》（《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等。
珠江三角洲在明清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农业，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 期）分析了明清这一地区商业性农业与墟市发展的情况，考察了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与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及其与封建宗族的关系等问题。认为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过重的人口压力是农业商业化的催化剂；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的程度、交通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直接影响墟市的发展；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墟市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但封建宗法势力对墟市的控制也加强了。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商业与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 期）阐述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业资本的发展规模、条件、背景、趋势和作用。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根据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学术研究》1985年第6 期）和蒋祖缘的《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7期）、 《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等，也是关于佛山城市经济研究的重要文章。
澳门、香港兴于明代，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的贸易中心。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 期）与《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特性》（《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以及黄启臣的《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澳门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文系统考察了澳门港兴起、 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原因，分析了澳门对外贸易的殖民主义特征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成为广州贸易的外港与中西国际贸易中心，使东西方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李龙潜《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文史哲》1982年第2 期）和余恩伟《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考察了广州城市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影响，他们认为，广州城的扩展，主要是以外贸为主的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但它又是岭南地区区域性市场化的产物，是广东地区各市场的枢纽，其经济发展大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带动了附近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对其他著名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探讨。陈学文《明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 宋明两代的杭州城市经济性质有一个巨大的演变过程，宋代的杭州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型大城市，而明代的杭州则是在商品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振兴的，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新型城市。傅崇兰在《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 期）一文中，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人口变化、规模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市镇发展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也没有没落，而是向前发展了，大大超过了前代。林纯业在《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商业城市， 发端于明代漕运的兴盛和大运河的畅通，由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了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通道，天津遂以其特殊地理位置而得以发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到城市、市镇经济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城市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城市、市镇的经济功能及其构成，以及商品生产、商业资本、商人、商帮、行会、会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国内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所以也表现出诸多的局限，城市多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市镇多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城乡关系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研究方法也显得单一化。
二
80年代后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二阶段，也是成果极为丰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160余篇（种）， 主要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原有关于江南城市及城市、港口城市的研究均向纵深开拓。陈学文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对明清时期的南浔镇、乌青镇等江南市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力图从微观分析上把握其特点。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1987 年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4 期）、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1期）等文，从各个角度对江南市镇经济进行了剖析。 林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管理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展，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忠平则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市场内部开始萌芽和滋长，但就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总体而论，其内部的商品生产意义仍逊于商品流通意义。樊文则以嘉定县为中心，对明清江南市镇进行了实态分析，指出以棉布业及棉布交易为支柱的市镇经济，是导致该市镇兴盛的重要基础；在市镇经济结构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此外，樊树志还积其十余年心得，写成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书中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城市变化已不大，而市镇的兴起、繁荣和地位的变化，则代表了乡村都市化的趋势。
关于都市及港口研究。范金民《明代南京城市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 期）勾画了南京由明王朝的京都到留都的变迁过程：明太祖定鼎以后的50年，是明代南京城市经济的勃兴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和官府控制的转运贸易、集市贸易的繁荣，但带有明显的徭役性和官有化，城市布局、社会设施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永乐迁都至嘉靖、隆庆时的一百多年，是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相对衰落、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集市贸易兴盛、转运贸易发达、高利贷资本活跃。万历至明末，为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时期，坊厢制度和铺户制度的改革更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留都的政治地位和封建官府对工商业的摧残，南京城市终于无法朝着工商城市的方向发展。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0期）探索了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认为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明洪武前期至正德以前，正德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虽仍受封建政治、军事因素支配性影响，但经济因素却对城市发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转化。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一文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清代天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天津城市的发展，既带有中国古代中心城市的某些特点，又具有西方城市的某些色彩。郭蕴静《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同上）认为，清代天津最初的发展并非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据点，进而发展成为堡垒城市。自康熙朝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由堡垒城市向商业城市的演变。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天津城市和商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依然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二）研究视野向中西部地区扩展。湖北、河南、江西及西南、西北、东北的城镇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可喜的成果。吴量恺在《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认为，清代长江中游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其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并加快了这一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变化，扩大了商品市场，使商人组织得以发展。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认为， 汉口镇作为清前期国内四大市场之一，其商业活动以经营盐、米、木、花布、药材和典当为大宗。从商品结构看，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从商品流通范围来看，具有全国性市场的意义，其重要功能是中转贸易。因此，汉口是典型的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王致中《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试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认为， 明清两代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西北城市的基本地理布局在这时已大体确定，其主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作为军需供应及仓储中心。民族市场发展，就地取材制造兵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 对在西北城市中活动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进行了讨论。赵德贵《宁古塔及其地区的经济开发》对清代东北边陲宁古塔城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增殖、土地开发、城市经济的兴起等问题作了阐述，认为在嘉、道年间，这里已发展为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与国内各地有日益密切的联系，为国内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做了重大贡献。宾长初《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社会科学探索》1990年第5 期）对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概况、原因和特点作了总体考察。此外，覃延欢的《明清时代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9年第1期）等， 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关于明清江西城镇和城乡商品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80年代初开始，梁淼泰就将研究重点放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研究上，他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 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景德镇的兴起，既非其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亦非地处要冲而繁荣，它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它与明清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亦有所不同，后者一般是地方手工业产地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景德镇则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则根据实地调查材料， 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对徽商在景德镇的活动和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市镇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另外，萧放《试论明清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对明清时期江西的景德镇、河口镇、 吴城镇、樟树镇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作了考察。王根泉则考察了明清时期抚州地区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分布特点（《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镇试探》，《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 期）。
（三）在重视个案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把明清时期的城市划为军事重镇、政治文化中心城市、 生产性中心城市等类型。无论哪一种类型，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较为集中的商业贸易和市场，城市便无法维持。明清时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商业贸易，单一的军事、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都趋向于综合发展，层次非常复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认为，清代城市可分为京都、省治、道治、府治、县治、 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八个层次。陈学文《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松辽学刊》第2 期）集中分析了失去市镇迅速勃兴的主要因素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明代市镇发展的过程看，基本上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一致的，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产物。它的大量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经济联系和城乡交流，加快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步伐。从市镇经济的发生和发展特点看，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大中城市中存在，而且更大量地存在于各个大大小小的市镇中，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社会现象。
（四）更多的学者注意到城市与乡村间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韩大成《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年第6 期）详细分析了明代集市的名称、类型、管理、发展与作用。他认为，明皇朝十分重视集市的管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促使广大中小生产者不得不同周围地区发生经济往来，从而密切了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着重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前期市场的发展。 他认为，清代前期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清前期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依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第二种是商品集散市场，第三种是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是最发达的农村市镇。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指出， 景德镇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则自然经济稳定，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很不相称。由此可见，封建的山区农村，并无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城镇手工业又不足以使其改观，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
有关同类性质城市的比较研究，同一城市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外城市及市镇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如罗澍伟的《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 张鸿雁《东西方古代社会城市经济本质差异论：马克思主义古代东西方城市经济差异理论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李学勤等人的《中日两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笔谈》（《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 期）等皆是。
资料、索引等编篡工作比以前也有进展。《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以上二种为陈学文编）以及《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编印出版，对城市、市镇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阶段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不仅成果众多，而且在方法上有较大的进步，考古学、社会学、计量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二重论证乃至多重论证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的自觉行为，而区域经济史更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三
90年代以来，可视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研究的继续，城市、市镇、市场、商人、人口流动及城乡经济关系等都有一批较具分量的成果。
关于明清城乡商品市场的研究。张海英的《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 期）和《明清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探研》（《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 期）分别分析了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樊树志《明代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通过对集市的考察， 描述了明代全国各地集市分布与运行的实况、最低层的商品交易不断运转流通的动态。他认为，集市的功能不仅在于本地乡民的互通有无，而且在于乡村的农副产品通过集市向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集散，从而成为全国市场疏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唐文起《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市场简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则对该地区的农具、 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许檀对明清时期山东城乡商品经济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 期）、《清代山东牧畜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清代山东的食盐运销》（《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清史论丛》1995年号）、《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论文。 而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 则试图对明清时期全国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及历史作用进行全面概括。
关于商人与商帮研究。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第1 期）和《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1年第3 期）对清代湖南商业的发展及外籍商人的情况作了详实论证。 唐力行的《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江淮论坛》1992年第2期）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 由于徽商价值观的变革合于封建社会的国情、合于封建商业的特殊要求，故而徽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黄滨考察了明清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明清时期广西与其他地区一样，军镇型城镇和孤立草市也发展成为市场型或兼具市场功能的城镇，但由于广西自然经济的自我瓦解能力低，这一过程的发生主要不是起于内部，而是源于入桂的粤商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在广西各城镇墟市中创立了六大类基本经济行业，并由此引起了城镇经济功能的形成（《明清时期粤商入桂与广西城镇的发展》，《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方志远、黄瑞卿的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其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对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江右商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活跃于明清商品经济领域，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江右商的资本实力却无法与徽商、晋商相比，多为贫弱中下贾，这种状况与江右商的社会构成、经营方式及特点都有极大关系。在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经营观念直接导致了江右商资本力量的微弱与分散，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衰弱下来。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张海鹏等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正明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 月版）等。
对晚清城市与城乡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城市化，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变化内容。乐正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在外国资本侵略的影响下开始城市化的，但近代中国仍是一个极度乡村型的国家，近代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强工弱的格局，使得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商业的力量。城市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理空间上形成一个弓箭型城市带和华东、东北两大城市密集区。近代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的畸形膨胀对中国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探讨了开埠通商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关系（《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行龙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人口与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不仅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文史哲》1992年第5 期）论述了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洋务运动派官僚办工矿、兴商贸、修铁路、建学堂等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同时，洋务运动又推动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扩展，改变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促进了部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在肯定洋务运动对中国控化，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分析其缺陷和不足。沈毅《近代旅大租借地的农业与城乡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 期）探讨了城乡商品经济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
茅家琦的《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指出，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的发展是在列强侵略、 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城市近代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等。通过对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等城市近代化轨迹的考察，指出：在不同的城市，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不同的合力，不同的合力推动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彭安玉的《近代江苏市镇化实探》（《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则探讨了鸦片战争后江苏地区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晚清城市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如天津、上海、宁波、汉口、重庆等，尤其是集中在对上海这个当时最大的商埠港口城市的研究上。张仲礼等人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史并对上海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诸如传统与近代、上海与帝国主义、上海与内地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潘君祥、丁日初、樊卫国、蔡继福、 黄逸平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对上海的市场特点，或对其口岸经济的形成，或从其地理位置优势，或从人口移动及商帮活动等方面，探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沈毅则将上海与大连两个沿海港口城市加以比较，认为两城市的共同点是：均有较长时间的局部安定环境、城市基础措施较为先进、劳动力资源充足、文化教育及科研力量比较雄厚；不同点是：上海腹地更为广阔，水陆交通更为便利，作为一座国际性城市能广泛地吸引各国资本，大连则是东北的门户，先后为俄日独霸，排斥非俄日资本，同时它又是自由港，享有进出口减免税特权（《近代上海与大连城市经济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在回顾了80年代以来明清城镇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之后可以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研究的视野仍然主要局限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而东南地区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城镇和地区，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近代化过程的缓慢却主要是由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决定的，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也必然取决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理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艰难历程。二，仍然缺乏合理的研究手段，虽然不少学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流行的计量历史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往往陷于为统计而统计、为个案而个案；而且，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实践中总结的，中西方社会的差异，必然使得一些可以解释西方社会现象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因此，探讨并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三，整个研究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如果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台湾中研院组织的关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不但采用了组织上的分工合作，而且早已将研究视野由中国沿海推向了内地。因此，国内学者在目前人自为战的基础上，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研究，是推动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须措施。^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9年04期第2～10页
一
80年代的前中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学术专著是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李文治等人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者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等问题，并讨论了明、清及近代国内市场的变化。后者则对明清时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虽非研究城乡商品经济的专著，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着指导意义。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启示作用的。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关于明清城乡商品经济、区域社会经济以及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终结成果。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国内明清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总结。
资料集主要有陈忠平编、陈学文补订的《中国城（市）镇史论著资料索引》（1985年印）、张海鹏编的《明清微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业会馆碑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资料的编印出版，对研究明清城市、市镇史有重要帮助。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70余篇，研究重点是江南市镇、港口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及其与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认为，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是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分不开的；各市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市镇间的网络体系；这种网络沟通了乡村与市镇、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府县城市以及本地与外地间的商品交流，通过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集散，把这一地区的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之中。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认为， 江浙地区市镇的发展是太湖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与上古、中古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由政治因素所推动形成的城市不同，明清江浙市镇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有促进城乡商品经济和某种程度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过，它仍是封建性质的商业汇集地。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则认为，市镇不同于消费城市， 从形成途径说，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市镇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中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对江南市镇研究，除了从宏观把握外，还有少量文章从微观入手进行个案研究。如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经济结构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樊树志《明清时代的濮院镇》（《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等。
珠江三角洲在明清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农业，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 期）分析了明清这一地区商业性农业与墟市发展的情况，考察了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与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及其与封建宗族的关系等问题。认为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过重的人口压力是农业商业化的催化剂；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的程度、交通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直接影响墟市的发展；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墟市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但封建宗法势力对墟市的控制也加强了。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商业与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 期）阐述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业资本的发展规模、条件、背景、趋势和作用。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根据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学术研究》1985年第6 期）和蒋祖缘的《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7期）、 《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等，也是关于佛山城市经济研究的重要文章。
澳门、香港兴于明代，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的贸易中心。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 期）与《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特性》（《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以及黄启臣的《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澳门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文系统考察了澳门港兴起、 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原因，分析了澳门对外贸易的殖民主义特征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成为广州贸易的外港与中西国际贸易中心，使东西方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李龙潜《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文史哲》1982年第2 期）和余恩伟《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考察了广州城市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影响，他们认为，广州城的扩展，主要是以外贸为主的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但它又是岭南地区区域性市场化的产物，是广东地区各市场的枢纽，其经济发展大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带动了附近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对其他著名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探讨。陈学文《明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 宋明两代的杭州城市经济性质有一个巨大的演变过程，宋代的杭州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型大城市，而明代的杭州则是在商品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振兴的，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新型城市。傅崇兰在《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 期）一文中，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人口变化、规模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市镇发展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也没有没落，而是向前发展了，大大超过了前代。林纯业在《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商业城市， 发端于明代漕运的兴盛和大运河的畅通，由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了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通道，天津遂以其特殊地理位置而得以发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到城市、市镇经济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城市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城市、市镇的经济功能及其构成，以及商品生产、商业资本、商人、商帮、行会、会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国内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所以也表现出诸多的局限，城市多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市镇多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城乡关系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研究方法也显得单一化。
二
80年代后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二阶段，也是成果极为丰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160余篇（种）， 主要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原有关于江南城市及城市、港口城市的研究均向纵深开拓。陈学文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对明清时期的南浔镇、乌青镇等江南市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力图从微观分析上把握其特点。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1987 年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4 期）、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1期）等文，从各个角度对江南市镇经济进行了剖析。 林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管理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展，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忠平则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市场内部开始萌芽和滋长，但就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总体而论，其内部的商品生产意义仍逊于商品流通意义。樊文则以嘉定县为中心，对明清江南市镇进行了实态分析，指出以棉布业及棉布交易为支柱的市镇经济，是导致该市镇兴盛的重要基础；在市镇经济结构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此外，樊树志还积其十余年心得，写成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书中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城市变化已不大，而市镇的兴起、繁荣和地位的变化，则代表了乡村都市化的趋势。
关于都市及港口研究。范金民《明代南京城市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 期）勾画了南京由明王朝的京都到留都的变迁过程：明太祖定鼎以后的50年，是明代南京城市经济的勃兴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和官府控制的转运贸易、集市贸易的繁荣，但带有明显的徭役性和官有化，城市布局、社会设施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永乐迁都至嘉靖、隆庆时的一百多年，是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相对衰落、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集市贸易兴盛、转运贸易发达、高利贷资本活跃。万历至明末，为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时期，坊厢制度和铺户制度的改革更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留都的政治地位和封建官府对工商业的摧残，南京城市终于无法朝着工商城市的方向发展。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0期）探索了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认为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明洪武前期至正德以前，正德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虽仍受封建政治、军事因素支配性影响，但经济因素却对城市发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转化。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一文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清代天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天津城市的发展，既带有中国古代中心城市的某些特点，又具有西方城市的某些色彩。郭蕴静《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同上）认为，清代天津最初的发展并非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据点，进而发展成为堡垒城市。自康熙朝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由堡垒城市向商业城市的演变。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天津城市和商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依然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二）研究视野向中西部地区扩展。湖北、河南、江西及西南、西北、东北的城镇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可喜的成果。吴量恺在《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认为，清代长江中游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其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并加快了这一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变化，扩大了商品市场，使商人组织得以发展。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认为， 汉口镇作为清前期国内四大市场之一，其商业活动以经营盐、米、木、花布、药材和典当为大宗。从商品结构看，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从商品流通范围来看，具有全国性市场的意义，其重要功能是中转贸易。因此，汉口是典型的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王致中《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试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认为， 明清两代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西北城市的基本地理布局在这时已大体确定，其主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作为军需供应及仓储中心。民族市场发展，就地取材制造兵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 对在西北城市中活动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进行了讨论。赵德贵《宁古塔及其地区的经济开发》对清代东北边陲宁古塔城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增殖、土地开发、城市经济的兴起等问题作了阐述，认为在嘉、道年间，这里已发展为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与国内各地有日益密切的联系，为国内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做了重大贡献。宾长初《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社会科学探索》1990年第5 期）对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概况、原因和特点作了总体考察。此外，覃延欢的《明清时代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9年第1期）等， 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关于明清江西城镇和城乡商品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80年代初开始，梁淼泰就将研究重点放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研究上，他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 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景德镇的兴起，既非其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亦非地处要冲而繁荣，它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它与明清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亦有所不同，后者一般是地方手工业产地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景德镇则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则根据实地调查材料， 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对徽商在景德镇的活动和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市镇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另外，萧放《试论明清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对明清时期江西的景德镇、河口镇、 吴城镇、樟树镇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作了考察。王根泉则考察了明清时期抚州地区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分布特点（《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镇试探》，《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 期）。
（三）在重视个案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把明清时期的城市划为军事重镇、政治文化中心城市、 生产性中心城市等类型。无论哪一种类型，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较为集中的商业贸易和市场，城市便无法维持。明清时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商业贸易，单一的军事、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都趋向于综合发展，层次非常复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认为，清代城市可分为京都、省治、道治、府治、县治、 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八个层次。陈学文《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松辽学刊》第2 期）集中分析了失去市镇迅速勃兴的主要因素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明代市镇发展的过程看，基本上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一致的，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产物。它的大量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经济联系和城乡交流，加快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步伐。从市镇经济的发生和发展特点看，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大中城市中存在，而且更大量地存在于各个大大小小的市镇中，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社会现象。
（四）更多的学者注意到城市与乡村间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韩大成《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年第6 期）详细分析了明代集市的名称、类型、管理、发展与作用。他认为，明皇朝十分重视集市的管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促使广大中小生产者不得不同周围地区发生经济往来，从而密切了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着重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前期市场的发展。 他认为，清代前期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清前期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依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第二种是商品集散市场，第三种是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是最发达的农村市镇。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指出， 景德镇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则自然经济稳定，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很不相称。由此可见，封建的山区农村，并无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城镇手工业又不足以使其改观，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
有关同类性质城市的比较研究，同一城市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外城市及市镇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如罗澍伟的《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 张鸿雁《东西方古代社会城市经济本质差异论：马克思主义古代东西方城市经济差异理论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李学勤等人的《中日两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笔谈》（《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 期）等皆是。
资料、索引等编篡工作比以前也有进展。《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以上二种为陈学文编）以及《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编印出版，对城市、市镇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阶段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不仅成果众多，而且在方法上有较大的进步，考古学、社会学、计量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二重论证乃至多重论证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的自觉行为，而区域经济史更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三
90年代以来，可视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研究的继续，城市、市镇、市场、商人、人口流动及城乡经济关系等都有一批较具分量的成果。
关于明清城乡商品市场的研究。张海英的《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 期）和《明清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探研》（《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 期）分别分析了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樊树志《明代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通过对集市的考察， 描述了明代全国各地集市分布与运行的实况、最低层的商品交易不断运转流通的动态。他认为，集市的功能不仅在于本地乡民的互通有无，而且在于乡村的农副产品通过集市向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集散，从而成为全国市场疏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唐文起《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市场简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则对该地区的农具、 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许檀对明清时期山东城乡商品经济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 期）、《清代山东牧畜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清代山东的食盐运销》（《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清史论丛》1995年号）、《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论文。 而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 则试图对明清时期全国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及历史作用进行全面概括。
关于商人与商帮研究。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第1 期）和《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1年第3 期）对清代湖南商业的发展及外籍商人的情况作了详实论证。 唐力行的《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江淮论坛》1992年第2期）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 由于徽商价值观的变革合于封建社会的国情、合于封建商业的特殊要求，故而徽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黄滨考察了明清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明清时期广西与其他地区一样，军镇型城镇和孤立草市也发展成为市场型或兼具市场功能的城镇，但由于广西自然经济的自我瓦解能力低，这一过程的发生主要不是起于内部，而是源于入桂的粤商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在广西各城镇墟市中创立了六大类基本经济行业，并由此引起了城镇经济功能的形成（《明清时期粤商入桂与广西城镇的发展》，《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方志远、黄瑞卿的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其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对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江右商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活跃于明清商品经济领域，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江右商的资本实力却无法与徽商、晋商相比，多为贫弱中下贾，这种状况与江右商的社会构成、经营方式及特点都有极大关系。在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经营观念直接导致了江右商资本力量的微弱与分散，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衰弱下来。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张海鹏等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正明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 月版）等。
对晚清城市与城乡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城市化，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变化内容。乐正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在外国资本侵略的影响下开始城市化的，但近代中国仍是一个极度乡村型的国家，近代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强工弱的格局，使得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商业的力量。城市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理空间上形成一个弓箭型城市带和华东、东北两大城市密集区。近代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的畸形膨胀对中国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探讨了开埠通商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关系（《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行龙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人口与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不仅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文史哲》1992年第5 期）论述了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洋务运动派官僚办工矿、兴商贸、修铁路、建学堂等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同时，洋务运动又推动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扩展，改变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促进了部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在肯定洋务运动对中国控化，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分析其缺陷和不足。沈毅《近代旅大租借地的农业与城乡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 期）探讨了城乡商品经济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
茅家琦的《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指出，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的发展是在列强侵略、 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城市近代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等。通过对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等城市近代化轨迹的考察，指出：在不同的城市，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不同的合力，不同的合力推动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彭安玉的《近代江苏市镇化实探》（《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则探讨了鸦片战争后江苏地区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晚清城市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如天津、上海、宁波、汉口、重庆等，尤其是集中在对上海这个当时最大的商埠港口城市的研究上。张仲礼等人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史并对上海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诸如传统与近代、上海与帝国主义、上海与内地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潘君祥、丁日初、樊卫国、蔡继福、 黄逸平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对上海的市场特点，或对其口岸经济的形成，或从其地理位置优势，或从人口移动及商帮活动等方面，探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沈毅则将上海与大连两个沿海港口城市加以比较，认为两城市的共同点是：均有较长时间的局部安定环境、城市基础措施较为先进、劳动力资源充足、文化教育及科研力量比较雄厚；不同点是：上海腹地更为广阔，水陆交通更为便利，作为一座国际性城市能广泛地吸引各国资本，大连则是东北的门户，先后为俄日独霸，排斥非俄日资本，同时它又是自由港，享有进出口减免税特权（《近代上海与大连城市经济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在回顾了80年代以来明清城镇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之后可以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研究的视野仍然主要局限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而东南地区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城镇和地区，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近代化过程的缓慢却主要是由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决定的，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也必然取决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理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艰难历程。二，仍然缺乏合理的研究手段，虽然不少学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流行的计量历史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往往陷于为统计而统计、为个案而个案；而且，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实践中总结的，中西方社会的差异，必然使得一些可以解释西方社会现象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因此，探讨并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三，整个研究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如果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台湾中研院组织的关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不但采用了组织上的分工合作，而且早已将研究视野由中国沿海推向了内地。因此，国内学者在目前人自为战的基础上，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研究，是推动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