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
陈连营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9年02期第1～5页
【作者简介】陈连营，河南大学历史所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生，开封475001
大凡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都可以归于两种类型，即创业型与守成型；而作为守成型的封建君主，他们的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却各不相同，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差异明显。本文试对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略加探讨。
一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形成较早。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随父东巡福陵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反映了这类思想，其中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如《恭和御制抚顺城原韵》称：“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恭和御制启跸盛京之原韵》道：“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恭和御制恭谒福陵原韵》说：“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他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也把这一观念深记在心。他后来曾说：“予小子懋膺眷命，衣德绍闻，事事仰法前模，以期共登仁寿。”（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1，第17页。）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学士松筠坚决反对他遵照祖制举行谒陵大典极为不满，立即将其降为蒙古都统，并特发《降谪大学士松筠违背圣训阻止谒陵谕》称：“朕从不因言罪人，此等显背圣训之论，不能不惩治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余集》卷上，第18页。）表明他遵守祖制圣训的坚决态度。
这种守成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该文首先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不基至于万世可也。”并总结历代的经验说：“历观汉唐宋元明，载之史册，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悻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最后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矩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体在是，岂浅鲜哉。”（注：《清仁宗圣训》卷15，第8页。 ）他在晚年写的一首《魏征请慎守》的诗中也说：“开创实艰哉，守成每怠玩。富贵渐侈骄，承平忘患难。居安常虑危，已治犹恐乱。始终志不渝，克己以决断。保泰戒满盈，敬慎凛明旦。献纳陈嘉猷，信谏美贞观。”（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页。）由此看来，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核心就是守祖制，其根据则是历史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应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思想向来有法先王的传统，把三皇五帝时期的统治作为理想政治模式来看待。嘉庆帝在即位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近30年，因而对传统儒家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他所写下的古文作品和学习心得的内容大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如《哀敬折狱论》中就说：“先王用刑所以行不忍人之政，止祸乱之萌，存生人之心，使归王道，协于中矣。”“后世人君用人未得其当，以刻为明，以惨为严，枉行诛戮，民反无所忌惮。五季南北之时纷纷扰扰，其原皆出于滥刑也。”（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慎刑论》说：“圣王尚德，不能专用宽柔以治世，必设律例以齐之。从严固宜慎，从宽亦宜慎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居敬而行简》中称：“临民贵乎有容，务择其要以求治理，若过事苛细，徒自烦扰——天道不言而岁功成，圣人无为而万民治，简所当简，斯须不可去者，敬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政刑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说所惑也。自二氏行于中国，始有释教道教之名，因其说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无大差谬，是以圣帝明王姑存此类，不加沙汰。”（注：《清仁宗实录》卷78，第13页。）他还曾说：“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注：《清仁宗实录》卷46，第 567页。）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写的《读尚书诗后识语》称：“有志于治国，不可不求古帝王之道，欲求其道，先求其心，心清何执中也。”（注：《圣训》卷6，第6页。）为此，他对宋代王安石变法持批判的态度，他的《书王安石传后》写道：“相臣佐人君，调和须补辑。有宋及神宗，四方本宁缉。诸贤共辅政，君子方林立。用人患不明，求治心大急。安石应召来，要君语捷给。自居皋夔间，尧舜期企及。宵人接踵登，善类群长揖。行辟言益坚，加以性拗执。新法坏旧章，海宇情岌岌。青苗祸之尤，索逋民拘絷。名教有罕言，学术重素习。”（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杨时论王安石邪说之害》称：“慎俭怀永图，易象著损益。民足国家肥，均平布恩泽。迎合悦上心，变法始安石。供奉竭脂膏，土木兴工役。志满启泰骄，自此众情隔。邪说贻害深，北狩祸根积。”（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8页。）也正因为如此， 他不顾君臣的坚决反对，坚持举行东巡谒陵和秋弥木兰大典。
其二，康乾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嘉庆帝产生了康乾盛世即理想政治的认识。康乾盛世从政治制度上看，无论在君权的强化上，还是在制度设施上，都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最后形成，它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儒家推崇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经济繁荣、物质财富丰盈的程度，“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 月羡岁增”（注：《石渠余纪》卷1。）。以至乾隆说：“乾隆二十年以前，内务府存备之项，或因支给不敷奏拨部帑数十万协用者有之，今亦以岁会溢于旧额，尚将内务府余银拨贮部库，朕虽不诩俭，而府藏充盈，实为从来所罕有也。”（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此外， 文化事业的繁荣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一是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的编纂学成就，该书被誉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二是考据学成就，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三是史地学成就，除了编纂大量地方志外，还有边疆史的研究，如《西域图志》、《蒙古秘史》、《新疆识图》、《西藏巡边事》、《蒙古黄金史》等。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文治之功至此也已臻于极盛境界，很难超越。
其三，是由嘉庆帝的自身因素决定的。这一点与前两点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是他缺乏统治经验，二是当时的时代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又特别高，嘉庆帝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因而只能采取遵守祖宗成制的保守政策。从嘉庆帝自身的情况看，书斋里的生活延续了近30年，饱读了儒家的圣贤书，却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因而他对治理一个如此大国是缺乏信心的。他在被宣布为太子的当天写下的一首诗中就有“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之句。他在稍后拜谒雍正陵时写的《谒陵恭纪》中，也有“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忧”之句。（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在《十全纪实颂》中也追述了当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注：《御制文初集》卷2。）。这虽是自谦，却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不安。 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的三年训政是必要的，他接受了乾隆在训政时期提出的八字方针，“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他在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高宗奉安大典的悼文中说：“子臣日侍慈颜，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而以为人君止于仁二语时存于心，行之必本之诚，此三年中常承之训，子臣服膺勿敢失，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也。”（注：《清仁宗实录》卷54，第697、698页。）这无疑也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
其四，是清代历朝统治传统的影响。清朝自太宗皇太极以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深知国语骑射对清王朝立国的重要性，故他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康雍乾埋藏对此坚持不变，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要求他坚持不懈。这也是嘉庆帝统治的一个指导方针。
然而乾隆留给嘉庆帝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一方面，传统的政治机制已不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官僚们在习惯于按照固定程序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学会了利用这一固定程序从事营私舞弊活动，安于享乐、因循怠玩、徇私舞弊甚至于公开贪赃枉法的现象日益严重，表现极为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政治运行机制，调整其中的利益关系，加强管理及预防机制，杜绝或减少此类腐败现象的发生，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能力。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已达到极限，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这种问题就连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因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所不能”，因而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民生拮据的问题深为担忧。（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 ）也正是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问题导致了乾嘉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而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样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或改变。
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来到东亚，并以坚船利炮和近代工业文明优势，把不少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使之成为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尽管这些海外来客一时还没有征服中华帝国的信心，但它们的物质技术优势是明显的，而且在不断努力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学会与它们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促进发展的目的。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远见卓识和巨大的勇气，要敢于面对现实，打破常规，迎接挑战。但嘉庆帝没有这样的素质，他不能正视这个现实，也不敢打破常规。
二
然而，正是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反过来又阻碍着当时一切问题的解决。
一是当时严重的官吏贪污与库项亏空问题。尽管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制度方面，制定于清初的财政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无论是官员的私人消费支出，还是聘用属员的费用，以及事务不断增多的办公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适当地增加官员的俸禄，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更何况他们还有许多交际应酬的支出呢！雍正时期的耗羡归公改革曾经暂时缓解过这种矛盾，但此时又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公私用度不足，于是索取陋规、加派浮收、收取贿赂、挪移库项等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加派浮收为严令禁止，陋规、贿赂之费又不可能出自属员本身，自然又转向政府的库项，这就是造成亏空的所谓官侵吏蚀。其中官侵应该被看成额外办公费用的挪借，吏蚀应该是官吏因个人因素而对公款的侵占。因此，要解决好亏空问题，首先应该分清是官亏还是私吞。如果确是官亏，就应该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到官员本身的需要。而嘉庆帝坚持国家经费有常的原则，拒绝对财政制度进行调整，甚至对所有的亏空案采取追赔政策，如当事人无法赔偿，则摊派亲属顶补，再不行，就由上下级主管官员以及继任官分摊。这种政策既无法达到补足原亏的目的，又因没有从制度上杜绝致亏的根源而防止新亏的出现，因而越追亏空越严重，恶性循环。
二是八旗生计问题，关键也在于八旗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原有的优待已经不能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加之不少旗人不善也不愿经营，以致旗地不断流失，更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乾隆年间曾为此采取官方赎买土地、增加食粮名额、节日赏赐等措施，但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到嘉庆时期这个问题仍很严重。更何况，由于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早已没有了当年英勇善战的威风，甚至说毫无战斗力可言，不少旗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平定苗乱和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八旗士兵的表现，也说明这种军事制度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它是祖制，不得随意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御史罗家彦奏筹八旗生计，建议可令其纺织为生，嘉庆帝即不以为然，认为：“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则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同时指出，“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注：《清仁宗实录》卷324，第277页。）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的漕运，也牵涉到祖制的改革变通问题。漕运的畅通对保证京师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粮饷、稳定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物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漕运制度到乾嘉年间也已出现许多问题。一是它与治理黄河水患的矛盾。黄河须改变自然流向为运河提供水源，由于入海口不断淤塞致使水流不畅，从而使河溢河决现象经常发生。二是漕运费用愈来愈高。原因是有关衙门的盘剥勒索，以及物价上涨因素等。因此，要解决河患与导致“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注：《清经世文编》卷47，第1099页。）的漕政之弊，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快捷便利、费用较少的替代方式，如海运方式等。然而采用海运方式也涉及变更祖制成规问题，故一直不能正式推行，直到道光时期才迫不得已而行之。
四是盐政积弊问题。和前代一样，清代也实行官督商办，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盐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经营机制在乾隆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它既为封建国家带来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随着吏治的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出现，这种垄断经营机制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官府的层层盘剥，盐商的贪得无厌，造成官盐短斤少两、质次价高的问题，私盐因之兴盛，官盐滞销，盐税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在此情况下，打破旧的垄断制度，实行官府收税、听民贩运的盐政改革势在必行。而嘉庆帝却不愿改变这种祖宗成制。嘉庆四年（1799），松筠在陕甘总督任内曾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将私盐铸二项悉行弛禁，嘉庆帝斥之为“所见殊属迂谬，断不可行”，“试思私盐私铸，律有明禁，系开国以来祖宗定制，岂得轻议更张？设朕有不循成法之意，妄思更改，在廷诸臣尚当直言极谏，松筠安可以一个臆说妄欲纷更？且如松筠所奏，将私盐私铸概宽其禁，则自盐政以下各官皆当裁去，另派专司盐税之官，纷纷更制。且现在私盐有禁不过官役巡拦，尚有私枭拒捕等事，若设立税口，是向日贩私者转需交纳官税，倘贩私之徒逞其刁悍，不肯交税，又将如何办理？”（注：《圣训》卷6，第6页；卷62，第1143页。）总之，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可变更的祖宗之法，到道光年间不得已而改变，这就是陶澍的纲盐法改革，而且确实起到了增加盐课、减少弊端的效果。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保守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经济发展的衰退形势已经十分严重，急需改变传统的经济政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嘉庆帝仍然盲目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不变，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而且使原有的经济政策表现得更保守。如，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兴办工矿事业，不仅是地未尽其利，也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他严厉禁止流民出关垦荒谋生的政策也是如此。
至于嘉庆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有守成思想的影响。嘉庆帝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修正了乾隆专恃兵威、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但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政策却仍是因袭自乾隆，并没有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政策有其客观背景，但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致中西关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又一个向西方世界学习并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这是个痛苦的历史教训。
总之，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是时代造就的，它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无疑是消极的。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9年02期第1～5页
【作者简介】陈连营，河南大学历史所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生，开封475001
| 【内容提要】 | 嘉庆帝守成思想的根源，一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认为康乾盛世即理想的政治，三是他缺乏开拓的素质，四是清朝祖传家法的戒律。这种思想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
一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形成较早。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随父东巡福陵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反映了这类思想，其中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如《恭和御制抚顺城原韵》称：“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恭和御制启跸盛京之原韵》道：“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恭和御制恭谒福陵原韵》说：“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他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也把这一观念深记在心。他后来曾说：“予小子懋膺眷命，衣德绍闻，事事仰法前模，以期共登仁寿。”（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1，第17页。）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学士松筠坚决反对他遵照祖制举行谒陵大典极为不满，立即将其降为蒙古都统，并特发《降谪大学士松筠违背圣训阻止谒陵谕》称：“朕从不因言罪人，此等显背圣训之论，不能不惩治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余集》卷上，第18页。）表明他遵守祖制圣训的坚决态度。
这种守成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该文首先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不基至于万世可也。”并总结历代的经验说：“历观汉唐宋元明，载之史册，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悻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最后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矩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体在是，岂浅鲜哉。”（注：《清仁宗圣训》卷15，第8页。 ）他在晚年写的一首《魏征请慎守》的诗中也说：“开创实艰哉，守成每怠玩。富贵渐侈骄，承平忘患难。居安常虑危，已治犹恐乱。始终志不渝，克己以决断。保泰戒满盈，敬慎凛明旦。献纳陈嘉猷，信谏美贞观。”（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页。）由此看来，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核心就是守祖制，其根据则是历史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应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思想向来有法先王的传统，把三皇五帝时期的统治作为理想政治模式来看待。嘉庆帝在即位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近30年，因而对传统儒家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他所写下的古文作品和学习心得的内容大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如《哀敬折狱论》中就说：“先王用刑所以行不忍人之政，止祸乱之萌，存生人之心，使归王道，协于中矣。”“后世人君用人未得其当，以刻为明，以惨为严，枉行诛戮，民反无所忌惮。五季南北之时纷纷扰扰，其原皆出于滥刑也。”（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慎刑论》说：“圣王尚德，不能专用宽柔以治世，必设律例以齐之。从严固宜慎，从宽亦宜慎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居敬而行简》中称：“临民贵乎有容，务择其要以求治理，若过事苛细，徒自烦扰——天道不言而岁功成，圣人无为而万民治，简所当简，斯须不可去者，敬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政刑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说所惑也。自二氏行于中国，始有释教道教之名，因其说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无大差谬，是以圣帝明王姑存此类，不加沙汰。”（注：《清仁宗实录》卷78，第13页。）他还曾说：“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注：《清仁宗实录》卷46，第 567页。）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写的《读尚书诗后识语》称：“有志于治国，不可不求古帝王之道，欲求其道，先求其心，心清何执中也。”（注：《圣训》卷6，第6页。）为此，他对宋代王安石变法持批判的态度，他的《书王安石传后》写道：“相臣佐人君，调和须补辑。有宋及神宗，四方本宁缉。诸贤共辅政，君子方林立。用人患不明，求治心大急。安石应召来，要君语捷给。自居皋夔间，尧舜期企及。宵人接踵登，善类群长揖。行辟言益坚，加以性拗执。新法坏旧章，海宇情岌岌。青苗祸之尤，索逋民拘絷。名教有罕言，学术重素习。”（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杨时论王安石邪说之害》称：“慎俭怀永图，易象著损益。民足国家肥，均平布恩泽。迎合悦上心，变法始安石。供奉竭脂膏，土木兴工役。志满启泰骄，自此众情隔。邪说贻害深，北狩祸根积。”（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8页。）也正因为如此， 他不顾君臣的坚决反对，坚持举行东巡谒陵和秋弥木兰大典。
其二，康乾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嘉庆帝产生了康乾盛世即理想政治的认识。康乾盛世从政治制度上看，无论在君权的强化上，还是在制度设施上，都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最后形成，它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儒家推崇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经济繁荣、物质财富丰盈的程度，“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 月羡岁增”（注：《石渠余纪》卷1。）。以至乾隆说：“乾隆二十年以前，内务府存备之项，或因支给不敷奏拨部帑数十万协用者有之，今亦以岁会溢于旧额，尚将内务府余银拨贮部库，朕虽不诩俭，而府藏充盈，实为从来所罕有也。”（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此外， 文化事业的繁荣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一是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的编纂学成就，该书被誉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二是考据学成就，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三是史地学成就，除了编纂大量地方志外，还有边疆史的研究，如《西域图志》、《蒙古秘史》、《新疆识图》、《西藏巡边事》、《蒙古黄金史》等。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文治之功至此也已臻于极盛境界，很难超越。
其三，是由嘉庆帝的自身因素决定的。这一点与前两点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是他缺乏统治经验，二是当时的时代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又特别高，嘉庆帝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因而只能采取遵守祖宗成制的保守政策。从嘉庆帝自身的情况看，书斋里的生活延续了近30年，饱读了儒家的圣贤书，却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因而他对治理一个如此大国是缺乏信心的。他在被宣布为太子的当天写下的一首诗中就有“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之句。他在稍后拜谒雍正陵时写的《谒陵恭纪》中，也有“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忧”之句。（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在《十全纪实颂》中也追述了当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注：《御制文初集》卷2。）。这虽是自谦，却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不安。 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的三年训政是必要的，他接受了乾隆在训政时期提出的八字方针，“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他在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高宗奉安大典的悼文中说：“子臣日侍慈颜，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而以为人君止于仁二语时存于心，行之必本之诚，此三年中常承之训，子臣服膺勿敢失，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也。”（注：《清仁宗实录》卷54，第697、698页。）这无疑也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
其四，是清代历朝统治传统的影响。清朝自太宗皇太极以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深知国语骑射对清王朝立国的重要性，故他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康雍乾埋藏对此坚持不变，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要求他坚持不懈。这也是嘉庆帝统治的一个指导方针。
然而乾隆留给嘉庆帝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一方面，传统的政治机制已不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官僚们在习惯于按照固定程序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学会了利用这一固定程序从事营私舞弊活动，安于享乐、因循怠玩、徇私舞弊甚至于公开贪赃枉法的现象日益严重，表现极为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政治运行机制，调整其中的利益关系，加强管理及预防机制，杜绝或减少此类腐败现象的发生，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能力。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已达到极限，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这种问题就连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因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所不能”，因而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民生拮据的问题深为担忧。（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 ）也正是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问题导致了乾嘉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而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样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或改变。
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来到东亚，并以坚船利炮和近代工业文明优势，把不少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使之成为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尽管这些海外来客一时还没有征服中华帝国的信心，但它们的物质技术优势是明显的，而且在不断努力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学会与它们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促进发展的目的。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远见卓识和巨大的勇气，要敢于面对现实，打破常规，迎接挑战。但嘉庆帝没有这样的素质，他不能正视这个现实，也不敢打破常规。
二
然而，正是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反过来又阻碍着当时一切问题的解决。
一是当时严重的官吏贪污与库项亏空问题。尽管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制度方面，制定于清初的财政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无论是官员的私人消费支出，还是聘用属员的费用，以及事务不断增多的办公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适当地增加官员的俸禄，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更何况他们还有许多交际应酬的支出呢！雍正时期的耗羡归公改革曾经暂时缓解过这种矛盾，但此时又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公私用度不足，于是索取陋规、加派浮收、收取贿赂、挪移库项等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加派浮收为严令禁止，陋规、贿赂之费又不可能出自属员本身，自然又转向政府的库项，这就是造成亏空的所谓官侵吏蚀。其中官侵应该被看成额外办公费用的挪借，吏蚀应该是官吏因个人因素而对公款的侵占。因此，要解决好亏空问题，首先应该分清是官亏还是私吞。如果确是官亏，就应该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到官员本身的需要。而嘉庆帝坚持国家经费有常的原则，拒绝对财政制度进行调整，甚至对所有的亏空案采取追赔政策，如当事人无法赔偿，则摊派亲属顶补，再不行，就由上下级主管官员以及继任官分摊。这种政策既无法达到补足原亏的目的，又因没有从制度上杜绝致亏的根源而防止新亏的出现，因而越追亏空越严重，恶性循环。
二是八旗生计问题，关键也在于八旗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原有的优待已经不能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加之不少旗人不善也不愿经营，以致旗地不断流失，更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乾隆年间曾为此采取官方赎买土地、增加食粮名额、节日赏赐等措施，但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到嘉庆时期这个问题仍很严重。更何况，由于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早已没有了当年英勇善战的威风，甚至说毫无战斗力可言，不少旗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平定苗乱和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八旗士兵的表现，也说明这种军事制度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它是祖制，不得随意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御史罗家彦奏筹八旗生计，建议可令其纺织为生，嘉庆帝即不以为然，认为：“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则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同时指出，“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注：《清仁宗实录》卷324，第277页。）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的漕运，也牵涉到祖制的改革变通问题。漕运的畅通对保证京师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粮饷、稳定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物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漕运制度到乾嘉年间也已出现许多问题。一是它与治理黄河水患的矛盾。黄河须改变自然流向为运河提供水源，由于入海口不断淤塞致使水流不畅，从而使河溢河决现象经常发生。二是漕运费用愈来愈高。原因是有关衙门的盘剥勒索，以及物价上涨因素等。因此，要解决河患与导致“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注：《清经世文编》卷47，第1099页。）的漕政之弊，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快捷便利、费用较少的替代方式，如海运方式等。然而采用海运方式也涉及变更祖制成规问题，故一直不能正式推行，直到道光时期才迫不得已而行之。
四是盐政积弊问题。和前代一样，清代也实行官督商办，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盐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经营机制在乾隆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它既为封建国家带来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随着吏治的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出现，这种垄断经营机制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官府的层层盘剥，盐商的贪得无厌，造成官盐短斤少两、质次价高的问题，私盐因之兴盛，官盐滞销，盐税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在此情况下，打破旧的垄断制度，实行官府收税、听民贩运的盐政改革势在必行。而嘉庆帝却不愿改变这种祖宗成制。嘉庆四年（1799），松筠在陕甘总督任内曾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将私盐铸二项悉行弛禁，嘉庆帝斥之为“所见殊属迂谬，断不可行”，“试思私盐私铸，律有明禁，系开国以来祖宗定制，岂得轻议更张？设朕有不循成法之意，妄思更改，在廷诸臣尚当直言极谏，松筠安可以一个臆说妄欲纷更？且如松筠所奏，将私盐私铸概宽其禁，则自盐政以下各官皆当裁去，另派专司盐税之官，纷纷更制。且现在私盐有禁不过官役巡拦，尚有私枭拒捕等事，若设立税口，是向日贩私者转需交纳官税，倘贩私之徒逞其刁悍，不肯交税，又将如何办理？”（注：《圣训》卷6，第6页；卷62，第1143页。）总之，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可变更的祖宗之法，到道光年间不得已而改变，这就是陶澍的纲盐法改革，而且确实起到了增加盐课、减少弊端的效果。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保守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经济发展的衰退形势已经十分严重，急需改变传统的经济政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嘉庆帝仍然盲目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不变，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而且使原有的经济政策表现得更保守。如，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兴办工矿事业，不仅是地未尽其利，也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他严厉禁止流民出关垦荒谋生的政策也是如此。
至于嘉庆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有守成思想的影响。嘉庆帝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修正了乾隆专恃兵威、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但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政策却仍是因袭自乾隆，并没有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政策有其客观背景，但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致中西关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又一个向西方世界学习并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这是个痛苦的历史教训。
总之，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是时代造就的，它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无疑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