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
张岩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1999年01期第65～69页
【作者简介】张岩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武汉 430072
由于人口统计标准的改变，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亿大关（1.4亿），并相继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 这几个年代和数字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带有鲜明的阶段性：“1978年前不敢议及人口过剩问题，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学者都认为清代的人口过剩已十分严重”（注：袁祖亮、延胜：《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 清代“人口膨胀”、“人口激增”、“人口飞跃”、“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人口危机”等诸多骇人的名词更不断涌出，清代人口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来中国日趋明显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忧患意识，反映到学术研究，就是很多学者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确实增长过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论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问题，学者们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历代的户数和口数（数千万）与清代相对真实的人口数（数亿）作对照，以证明清代的“人口奇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又使人们不太重视人口史研究动态的发展，造成一段时期内，研究清代人口发展的论文虽然很多，但“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葛剑雄、李伯重等先生显然已注意到这个误区，在各自的论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质疑（注：参见前引葛剑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内容所限，均是点到为止，未作详论。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数及人口增长率的估计，重新厘清清代人口发展状况，为更加客观真实地认识清代中期的人口现象做出努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再次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引起了诸多估计与争论。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 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 ）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社会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 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自然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由此回头审视明清鼎革，对其间人口的损耗自当作更谨慎的估计。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项赋税政策的出台，为清朝人口统计标准的变化埋下伏笔。经过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摸索、实践，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现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对全体人员进行统计的人口数字：会计“各省通共大小男妇14341万1559名口”。不过，由于人丁编审仍然未废， “丁口”与“人口”单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用，直到丁赋丁额久定，“丁口”统计全失意义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编审”，户口统计完全成为人口统计。
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认为乾隆朝人口发展速度快于康、雍两朝，因此所谓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迹”等称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间人口“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本世纪40年代，罗尔纲先生就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人口数计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56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汉昇、王业键先生以此为据将清代人口分为4个时期：恢复时期（17世纪下半叶）； 迅速增长时期（18世纪初叶至末叶）；增长缓和时期（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和停滞时期（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寻找了一些相应资料进行证明（注：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将乾隆朝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出60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周祚绍则根据对官方数字的直观印象总结说：“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90年，由战乱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并断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注：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见，虽然具体计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却不少：均是依据官方数据进行各个时期的比较，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并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说明和“论证”。
如果我们承认乾隆年间官方的人口统计依然存在严重疏漏，那么，依官方数据作出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此前三朝的结论时，是否还应同时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比康雍二朝有何巨大增加？
2.乾隆朝人口增加的外在条件（如生产力水平）比康雍二朝有何明显的或突破性发展？
3.乾隆朝的自然灾害状况、出生人口死亡率、医疗水平等因素有无明显改善，向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方向发展？
在人们阐述乾隆朝人口“激增”的诸多原因中，我们很少看到对此类问题的深入分析，而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明确解释，则难以找出乾隆年间人口“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仅依官方数字作出的判断就站不住脚。
尤须指出的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作为促进清代人口发展的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原因（注：例如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此项政策实施之后，“人口的增殖完全摆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见前引《中国人口史》第395页。）。 葛剑雄先生几年前已对此种观点作了纠正（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仔细体味我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效率就可明白，封建社会一项经济政策的推行，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尝试和普及。这种普及可能会在相关政策的改变上立竿见影，如由“人丁编审”向“人口统计”转变，但对于社会基层人民行为方式的控制力常常是微弱的。我们试比较清代前期人丁、田地、赋额的增长率，见下表：
表1 清代人丁、田地、赋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人丁增长率依据《清实录》数据计算，田地和赋额增长率依据彭雨新：《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中的数据计算。
由上表可见，在康熙五十年以前，官方统计人丁、田地的增加率与赋额的比例就不是同步发展，尤其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间，在人丁、田地总量稳步增加的同时，税粮却有所减少（－39石），税银增长亦只有9.8%，二者合计平均增长7.8%。若将三项全折算出年均增长率，这种不均衡增长就显得更加突出：25年间人丁年均增长率为0.77%，田地0.64%，而赋额只有0.3%，远慢于人丁、田地的增速。 这意味着所谓“滋生人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其实就常常未能实际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封建朝廷的一项惠政，不如说是在基层财政征收已经有所失控状态下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它对“提高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有限的”（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相比之下，由于人们普遍对嘉庆、道光朝的“由盛转衰”状态印象深刻，因而对其人口增长率的骤然降低亦不以为异。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请看下表所示：
表2 乾隆至咸丰朝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依据《清实录》，其中乾隆六十年是取乾隆朝人口的峰值即乾隆五十九年的人口数为基准。乾隆五十九年人口为31328万，六十年却减少到29696万，显然系统计中漏登漏报之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为41449万，咸丰元年与之仅一年之隔， 人口却“增加”了1767万，显然亦是道光三十年漏登漏报之误，因此表中以清朝人口的峰值——咸丰元年人口数为准。
1795—1851年56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58%，与乾隆朝的1.45%或1.49%（1.485%四舍五入）相去甚远。 从这些数字比较中得出结论是容易的，但这种巨大的悬殊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吗？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长率
现在回头总结一下仅依官方数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丰元年为0.58%，前面指出的诸多漏洞，已经反映出，乾隆年间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而言，从逻辑和实践仍可辩驳：
1.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与康雍、嘉道相较，乾隆朝不过是封建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生产技术并无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们普遍认同“高产作物”的因素，其实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拥而至。这些作物从引进到推广、普及，有一个陆续、缓慢的发展过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引入中国，在清代逐渐推广。而近代中国百姓的“救荒粮”马铃薯，从1705年引入中国，直至19世纪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说乾隆朝人口增长有高产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时期又何尝没有呢？况且，与其说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高产作物的栽培和推广。将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启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大转变，由于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记人口的众多特权贵族、下等户、边区游民、山区棚民、沿海灶户、渔民乃至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等不断“咸登版籍”。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增加当属“人为”而非“自然”增殖，这种“人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现，当是史籍所载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实质所在。
那么，抛开这些不实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长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大致确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数，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数，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个谨慎的求证和估计。
康雍年间人丁数的不实已是众所公认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清朝统治即趋于稳定，人丁统计标准亦相对固定，从人丁数的前后变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长率应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嘉道年间同理。因此，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间的0.58%三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中， 我们取其中数0.7%（注：帕金斯（Perkins）的计算结果是，1650—1850年间中国人口的成长率为0.6%， 陈春声通过对广东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人口增长考察，算出年均增长率为0.68%（参见陈春声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C广东米价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另据《清实录》计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亦是0.7%，均与此估计增长率接近。）作一检验。
以清初1.5亿人口为基数，以0.7%为人口年均增长率向后推算，随机抽出几个年代可得出若干个推测数据，将推测数据与《清实录》所载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少新的问题，请见下表：
表3 《清实录》数字与推测数字比较表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统计单位是“丁”。
比较这组饶有趣味的数字可以发现：
1.推测数字与史载数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来越吻合，说明0.7 %的人口增长率是大致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
2.乾隆六年，史载人口数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间已有“飞跃”，但实际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对人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数字为1.4亿，实际上很可能已达2亿左右，已恢复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现了推测数字低于史载数字的现象，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①1700年左右1.5亿的人口基数实际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长率确实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时期，如何炳棣先生认为人口数较准确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间的人口增长率为0.87%。
4.道光三十年与咸丰元年仅一年之隔，人口统计上居然出现近2000万的差别，计算其人口增长率为4.26%！这种增长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再次说明官方史料的随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庆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推算人口与史载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长（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亿、4亿大关，而这几个数字在生产力水平与以往历史时期并无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们感到压力。
人类自身生产是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规律，如具有社会性、惰性（惯性）、以家庭为范围、周期长等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社会机体的结构”（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社会结构不变，即人类的增殖条件不变，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就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我国解放初期人口行为强大的惯性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任何脱离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四、结语
基于前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滑。经过近百年的调整、恢复，清初人口与明末相比应略少或接近。表现为具体数字，是1700年左右当有1.5亿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并非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体上应是稳定而有规律可循的，其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庆朝，过高估计“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农业政策或高产作物等救荒粮食的引进对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实录》记载数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均缺乏真实有力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及高产作物推广等因素影响，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问题在乾隆年间有所凸现，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太快，而是本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间未经人为或天灾中断，到一定阶段亦会对农业社会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朝不过是这种量变阶段较引人注目的一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1999年01期第65～69页
【作者简介】张岩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武汉 430072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再次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引起了诸多估计与争论。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 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 ）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社会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 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自然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由此回头审视明清鼎革，对其间人口的损耗自当作更谨慎的估计。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项赋税政策的出台，为清朝人口统计标准的变化埋下伏笔。经过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摸索、实践，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现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对全体人员进行统计的人口数字：会计“各省通共大小男妇14341万1559名口”。不过，由于人丁编审仍然未废， “丁口”与“人口”单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用，直到丁赋丁额久定，“丁口”统计全失意义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编审”，户口统计完全成为人口统计。
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认为乾隆朝人口发展速度快于康、雍两朝，因此所谓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迹”等称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间人口“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本世纪40年代，罗尔纲先生就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人口数计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56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汉昇、王业键先生以此为据将清代人口分为4个时期：恢复时期（17世纪下半叶）； 迅速增长时期（18世纪初叶至末叶）；增长缓和时期（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和停滞时期（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寻找了一些相应资料进行证明（注：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将乾隆朝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出60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周祚绍则根据对官方数字的直观印象总结说：“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90年，由战乱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并断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注：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见，虽然具体计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却不少：均是依据官方数据进行各个时期的比较，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并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说明和“论证”。
如果我们承认乾隆年间官方的人口统计依然存在严重疏漏，那么，依官方数据作出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此前三朝的结论时，是否还应同时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比康雍二朝有何巨大增加？
2.乾隆朝人口增加的外在条件（如生产力水平）比康雍二朝有何明显的或突破性发展？
3.乾隆朝的自然灾害状况、出生人口死亡率、医疗水平等因素有无明显改善，向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方向发展？
在人们阐述乾隆朝人口“激增”的诸多原因中，我们很少看到对此类问题的深入分析，而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明确解释，则难以找出乾隆年间人口“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仅依官方数字作出的判断就站不住脚。
尤须指出的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作为促进清代人口发展的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原因（注：例如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此项政策实施之后，“人口的增殖完全摆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见前引《中国人口史》第395页。）。 葛剑雄先生几年前已对此种观点作了纠正（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仔细体味我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效率就可明白，封建社会一项经济政策的推行，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尝试和普及。这种普及可能会在相关政策的改变上立竿见影，如由“人丁编审”向“人口统计”转变，但对于社会基层人民行为方式的控制力常常是微弱的。我们试比较清代前期人丁、田地、赋额的增长率，见下表：
表1 清代人丁、田地、赋额增长率
年 份 人丁 田地 赋额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康熙元年(1662年) － －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5.9% 11.1% 7.1% 康熙五十年(1711年) 21% 17.4% 7.8% 雍正十二年(1734年) 11.1% 28.4% 5.8% 1662-1734年增长状况 37.6% 67.6% 8.8% |
资料来源：人丁增长率依据《清实录》数据计算，田地和赋额增长率依据彭雨新：《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中的数据计算。
由上表可见，在康熙五十年以前，官方统计人丁、田地的增加率与赋额的比例就不是同步发展，尤其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间，在人丁、田地总量稳步增加的同时，税粮却有所减少（－39石），税银增长亦只有9.8%，二者合计平均增长7.8%。若将三项全折算出年均增长率，这种不均衡增长就显得更加突出：25年间人丁年均增长率为0.77%，田地0.64%，而赋额只有0.3%，远慢于人丁、田地的增速。 这意味着所谓“滋生人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其实就常常未能实际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封建朝廷的一项惠政，不如说是在基层财政征收已经有所失控状态下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它对“提高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有限的”（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相比之下，由于人们普遍对嘉庆、道光朝的“由盛转衰”状态印象深刻，因而对其人口增长率的骤然降低亦不以为异。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请看下表所示：
表2 乾隆至咸丰朝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年 份 人口(万人) 年均增长率(%) 乾隆六十年(1795年) 31328 － 道光五年(1825年) 37989 0.64% 咸丰元年(1851年) 43216 0.52% 1795—1851年 — 0.58% |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依据《清实录》，其中乾隆六十年是取乾隆朝人口的峰值即乾隆五十九年的人口数为基准。乾隆五十九年人口为31328万，六十年却减少到29696万，显然系统计中漏登漏报之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为41449万，咸丰元年与之仅一年之隔， 人口却“增加”了1767万，显然亦是道光三十年漏登漏报之误，因此表中以清朝人口的峰值——咸丰元年人口数为准。
1795—1851年56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58%，与乾隆朝的1.45%或1.49%（1.485%四舍五入）相去甚远。 从这些数字比较中得出结论是容易的，但这种巨大的悬殊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吗？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长率
现在回头总结一下仅依官方数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丰元年为0.58%，前面指出的诸多漏洞，已经反映出，乾隆年间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而言，从逻辑和实践仍可辩驳：
1.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与康雍、嘉道相较，乾隆朝不过是封建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生产技术并无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们普遍认同“高产作物”的因素，其实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拥而至。这些作物从引进到推广、普及，有一个陆续、缓慢的发展过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引入中国，在清代逐渐推广。而近代中国百姓的“救荒粮”马铃薯，从1705年引入中国，直至19世纪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说乾隆朝人口增长有高产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时期又何尝没有呢？况且，与其说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高产作物的栽培和推广。将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启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大转变，由于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记人口的众多特权贵族、下等户、边区游民、山区棚民、沿海灶户、渔民乃至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等不断“咸登版籍”。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增加当属“人为”而非“自然”增殖，这种“人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现，当是史籍所载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实质所在。
那么，抛开这些不实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长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大致确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数，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数，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个谨慎的求证和估计。
康雍年间人丁数的不实已是众所公认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清朝统治即趋于稳定，人丁统计标准亦相对固定，从人丁数的前后变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长率应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嘉道年间同理。因此，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间的0.58%三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中， 我们取其中数0.7%（注：帕金斯（Perkins）的计算结果是，1650—1850年间中国人口的成长率为0.6%， 陈春声通过对广东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人口增长考察，算出年均增长率为0.68%（参见陈春声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C广东米价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另据《清实录》计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亦是0.7%，均与此估计增长率接近。）作一检验。
以清初1.5亿人口为基数，以0.7%为人口年均增长率向后推算，随机抽出几个年代可得出若干个推测数据，将推测数据与《清实录》所载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少新的问题，请见下表：
表3 《清实录》数字与推测数字比较表
年 份 《清实录》 推测 二者相差 人口数 人口数 (大约)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2010万 1.5亿 5000万 乾隆六年(1741年) 1.4亿 2亿 6000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3亿 2.8亿 2000万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5亿 3.5亿 0 道光三十年(1850年) 4.1亿 4.27亿 1700万 咸丰元年(1851年) 4.3亿 4.3亿 0 |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统计单位是“丁”。
比较这组饶有趣味的数字可以发现：
1.推测数字与史载数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来越吻合，说明0.7 %的人口增长率是大致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
2.乾隆六年，史载人口数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间已有“飞跃”，但实际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对人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数字为1.4亿，实际上很可能已达2亿左右，已恢复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现了推测数字低于史载数字的现象，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①1700年左右1.5亿的人口基数实际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长率确实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时期，如何炳棣先生认为人口数较准确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间的人口增长率为0.87%。
4.道光三十年与咸丰元年仅一年之隔，人口统计上居然出现近2000万的差别，计算其人口增长率为4.26%！这种增长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再次说明官方史料的随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庆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推算人口与史载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长（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亿、4亿大关，而这几个数字在生产力水平与以往历史时期并无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们感到压力。
人类自身生产是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规律，如具有社会性、惰性（惯性）、以家庭为范围、周期长等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社会机体的结构”（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社会结构不变，即人类的增殖条件不变，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就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我国解放初期人口行为强大的惯性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任何脱离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四、结语
基于前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滑。经过近百年的调整、恢复，清初人口与明末相比应略少或接近。表现为具体数字，是1700年左右当有1.5亿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并非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体上应是稳定而有规律可循的，其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庆朝，过高估计“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农业政策或高产作物等救荒粮食的引进对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实录》记载数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均缺乏真实有力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及高产作物推广等因素影响，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问题在乾隆年间有所凸现，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太快，而是本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间未经人为或天灾中断，到一定阶段亦会对农业社会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朝不过是这种量变阶段较引人注目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