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朱元璋与李自成农业政策之比较
张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9年02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张杰 辽宁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职博士生 邮编110036
【关 键 词】农业政策/政权兴亡/粮食生产
明清史专家李洵先生曾在《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由一个人民起义首领后来登上皇帝宝座的，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也不乏其人。李自成又何尝不能以大顺朝的太祖高皇帝载入史册呢？”（注：《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对朱元璋和李自成的胜败原因发表了大量论著，可谓见仁见智。本文主要对朱元璋和李自成称帝之前的农业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来说明导致这两大农民领袖不同政治命运背后的经济原因，进而说明农业政策对政权兴亡的决定性作用。
1 元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和经济上的大肆掠夺， 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和大规模饥荒的出现，则是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直接原因。世代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就是因为其家乡粮食生产连年绝收无以自存，才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发现，光靠造反还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攻下集庆路（今南京市）后，其农业政策便陆续形成了。渡江之初朱元璋军队的粮食供应采取强征办法，“初招安州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之曰寨粮，民且病焉”（注：《明太祖实录》卷8页9。）。实际上与公开抢劫无异，给驻地百性带来很大骚扰。朱元璋说自己率军渡过长江，就开始“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注：《明太祖实录》卷29页5。），寻求既能受到百姓拥护、 又能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的长远之计。是年九月，朱元璋往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筑城开垦”（注：《明太祖实录》卷4页4。）。从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来保证军粮供应，就成为朱元璋后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重要原因。现在许多论著都强调了老儒朱升的作用，即朱元璋打下徽州时召见朱升请教治道，朱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事。我们不否认这一建议对朱元璋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但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朱元璋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决非来自老儒朱升，而是来自他的家庭悲剧，他的乞讨生活和他的军事斗争实践。查阅《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召见朱升事为至正十八年十一月，而在这之前朱元璋已经采取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分遣儒士劝农桑，组织士兵屯田，以将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农业政策。
“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2。）。即把优先发展农业生产，摆在各项经济政策的首位。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业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注：《明太祖实录》卷12，页1。）。优先发展农业，可以提供军粮，增加赋税收入， 保证社会安定，赢得人民拥护，为今后的统一事业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朱元璋占领集庆之后，就把恢复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江南地区由于连年战争，加上灾荒，成千上万人死于战乱和饥馑，大片农田荒芜无人耕种，很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朱元璋于至正十八年二月设立营田司，以水军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水利工程。康茂才初系元淮西宣慰司、都元帅，骁勇善战。降朱元璋后，《明史·康茂才传》说他“取江阴马驮沙，败张士诚兵，获其楼船。从廖永安攻池州，取枞阳”，屡立战功。烽火连天之际，突然从战场撤下一员虎将，不仅是康茂才，就是一般将领也难以理解。对此，朱元璋解释说：“比因兵乱，堤防颓圯，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做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2。）。在朱元璋看来，打仗急需钱粮物资，这些都来自农业，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康茂才修缮水利设施，比打仗更重要，因为农业生产发展了，军队的物资供应就有保障，战争的胜利就有保障。
《明太祖实录》中有不少农民献瑞麦的记载，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记载都出现在朱元璋立国之前。如至正十六年五月，“太平府当涂县民献瑞麦，一茎二穗者凡二本”；第二年五月，“应天府上元县钟山邹民进瑞麦，一茎二穗者凡二本”（注：《明太祖实录》卷4，页2。）。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献瑞麦”，接此报告，朱元璋总结说：“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丙申春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二枝，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注：《明太祖实录》卷23，页6—7。）。诚如朱元璋所说，瑞麦的出现是农民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结果，当然更是朱元璋农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具体体现。
屯田以舒民力。《明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明史·食货一》据此写到：“令诸将屯兵龙江等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似乎朱元璋下令军队屯田始于斯时。仔细检索《明太祖实录》，戊戌年（1358）二月乙亥条载：“以吴祯为天翼副元帅，使与兄良守江阴。时江阴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壤。良兄弟训练士卒，严为警备，屯田以给军饷，敌不敢犯，民甚赖之”（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1。）。我们据此可以认定朱元璋下令将领率士兵屯田不会晚于是年。但屯田令最初没有得到将领们重视，“数年以来，未见功绩”，统计惟康茂才部得谷17000余石，除自用外，有余粮7000石。 于是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重申屯田令，告谕将士：“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要求诸将务必督率士兵“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注：《明太祖实录》卷12，页1。）。由此可见，屯田的益处有三，一是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三是增加军粮供应。由于屯田成效明显，以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将这项政策延续下来。
宽赋以养民。朱元璋出身世代农民家庭，又经历长期战乱，因此了解农民之疾苦，他说：“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嘉。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注：《明太祖实录》卷19，页3。）。一天， 他和谋士刘基等人讨论如何减轻农民负担一事，大臣们认为打仗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百姓负担重是无可奈何之事。朱元璋则主张纾缓民力的办法在于节俭，在于制定正常的赋税数量，对于政府的开支加以限制。他进一步提出：“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的思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注：《明太祖实录》卷29，页10。）。根据“宽赋”的原则，朱元璋多次下谕减免田租，在军事行动频繁时也是如此。如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谕中书省：“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其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实践证明，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农业政策，使朱元璋兵精粮足，根据地不断扩大。面对愈来愈有利的形势，朱元璋充满必胜信心：“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注：《明太祖实录》卷14，页2。）。 农业政策的成功为朱元璋的统一大业提供了物质保证。
2 明朝中叶以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万历年间的辽饷加派，残酷的封建剥削，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终于把广大农民逼上反抗的道路。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民王二率领饥民冲进县城，杀死知县张耀采，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李自成也参加其中，并最后成为明朝的掘墓人。
出身农民家庭的李自成，早年的经历大致和朱元璋相似。他小时念过几天书，也曾出家为僧，给地主放羊。十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他不得已向姬姓地主借债，因过期无力偿还，竟被套上枷锁，在烈日之下，游街示众。为生活所迫，李自成先到银川驿站当马夫，后来到甘肃当边兵，为参将王国部下队长。崇祯二年（1629）十月，王国奉命率边兵勤王，途经金县时士兵哗变，李自成率兵缚县令索饷，“道遇王参将，刺杀之，率所部叛”（注：郑廉：《豫变纪略》卷3，页65。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士兵因无饷而成为饥兵，跟随李自成走上反抗的道路。崇祯一朝的天灾特别多。全国到处都是觅食求生的饥民，源源不断地投身农民军中，不仅使农民起义伴随着饥荒愈演愈烈，而且造成农业生产的恶性循环。明朝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已看出这个问题，建议崇祯帝调整农业政策，赈济饥民，以恢复农业生产。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页15。）他主张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 暂时拿出一些银两买粮食，救活几十万饥民，这样既可以瓦解起义军，使他们回到土地上去，又可以恢复遭破坏的农业生产，确保明朝政府的赋税来源。但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思如何赈济灾民，而是采取强硬的武力镇压，结果把更多的饥民推到了起义军一边。
李自成参加起义之后，面对明军的围追堵截，长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最初起义军活动于陕西、山西，以后扩大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李岩加入起义军后，提出“迎闯王，不纳粮”（注：《明史·李自成传》卷309。）的口号为李自成采纳， 使部队迅速发展为几十万大军，很快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李自成把攻占城市，夺取明朝官府和藩王财产，作为赈济饥民保证军队给养的主要手段。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军攻下洛阳，处死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发府谷、及藩邸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注：彭孙贻：《流寇志》卷5，页72。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是年二月、十二月、 以及次年三月，李自成连续三次攻打开封，目的就是在于夺取城内的财富。明朝廷派孙传庭出潼关解开封之围，被李自成打得大败，并乘胜挺进襄阳，守将左良玉望风而逃。李自成顺利地占领襄阳及其周围地区，改襄阳为襄京，开始建立政权。李自成襄京政权控制着河南、湖广和江北部分地区，如何确立有效的农业政策，尽可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以保证军粮供给，实际上已成为新政权能否巩固的头等大事。但除了早先提出的“均田免粮”、“三年免征”（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屠黄陂》。）等具有平均主义和理想色彩的农业政策之外，李自成及其谋士对于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似乎无人留意。这就造成了“谋以荆、襄为根本”的李自成，不及半年，就急不可待地“议兵所向”的被动局面（注：《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当时在陕西的明将孙传庭得到情报说：“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众，何以供食！”因此判断李自成军“半年后大饥，因而攻之，可胜”（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页293。）。孙传庭的判断不无道理， 因为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很难设想一个局部地区会长期保证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李自成既不组织士兵种地以生产粮食，又不能转变政策向占领区人民征收粮食，这就是李自成“议兵所向”的原因。
众所周知，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首先夺取西安，“建立基业”。所以刚打下西安时，如《明史·李自成传》所载：“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但不到一个月，“抄掠如故”。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李自成主观所愿，而是陕西地区粮食供应比湖北地区更差所致。由于李自成迅速率军东征，取得了灭亡明朝的辉煌胜利，暂时掩盖了他的失策。占领北京标志大顺政权开始取代明朝，确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为了养活新政权的大批官员和军队，必须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而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稳定的税收来源，已成为李自成及大顺政权面临的严竣课题。当务之急显然是进行农业政策的调整，由“不纳粮”改成受灾地区“三年不征”，其他地方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占领北京时期李自成既没有对“不纳粮”和“三年免征”政策做任何调整，又为解决军饷和行政开支错误地采取了追赃助饷政策。各地留下的记载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拘拿官绅追赃助饷：崇祯十七年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抵任即“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山东各地情况也和畿辅一样，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银。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注：均引自《清代全史》卷2，页25。）。
追赃助饷不仅暴露了李自成及其他大顺领导人对管理国家事务的茫然无知，而且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报复和满足他们突然增长的贪欲。建立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组织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资和培植税收来源的可靠保证。迄今为止，李自成在北京42天政务活动中找不到一条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他的重要谋士顾君恩、宋献策、牛金星、李岩等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方面的政策。李自成等人把追赃助饷作为解决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基本办法，仅在北京一地，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总数达到7000万两白银之巨大数字，完全超过了自身需要的程度。由于举措失当，打击面过宽，弄得“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注：《定思小纪》第72页。）。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以后面对清军的进攻，又接连放弃西安、武昌等地，最后壮烈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3 纵贯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朝兴衰史， 以往的史学家往往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分析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恰恰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朱元璋和李自成农业政策的论述，我们可以对这两大农民领袖的不同结局做出如下结论：
首先，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农业政策是导致历次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自然灾害并不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更不是直接原因。元末农民大起义是因为“贾鲁挑黄河，所在废民业”（注：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大批民夫无法从事正常农业生产，并且遭受残暴的非人虐待所致。明末农民大起义则是“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页1。），严重的旱灾加上沉重的赋税负担使然。无论朱元璋还是李自成，他们所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性。
其次，根据形势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农业政策，可以起到动员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作用。如明末农民军和官军的战争长达十几年呈拉锯战，其根源就在农业税上。崇祯帝为战胜农民军，不断地加派农业税，交不出税的饥民被迫加入起义军，以摆脱税收的重压。而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听从李岩的建议，明确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税收政策，使苦于征税加派的广大农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一边。李自成从此捷报频传，所向披靡，其原因就是在农业税收政策上作了文章。而当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时要求转变农业政策，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向封建化转变。李自成等领导人在建立襄阳政权时，即需要完成自身的转变，但直到占领北京也末能完成这种转变。而朱元璋在渡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转变，开始建立正常的农业税收制度。
又次，当农民战争发展到有条件建立政权时，能否制定切实可行的恢复农业生产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就成为争取民心巩固政权的重要因素。朱元璋在占领集庆，接受龙凤政权授予右丞相一职，自领江南行中书省之后，即开始采取重视农业的政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组织士兵屯田，很快就恢复了实际控制区内的农业生产。至正二十年（1360）时，仅用4年时间，就取消了强征农民的“寨粮”问题。 朱元璋说：“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注：《明太祖实录》卷19，页3。），虽系溢美之词， 但农民的负担较元末有所减轻，社会安定，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是实情。李自成虽然坚持3 年不征，不纳粮，但由于未能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没有得到实际改善，追赃助饷又加剧了社会动荡，结果失去了人心。
最后，制定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大力发展生产，是巩固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朱元璋因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掌握充足的军事物资，在徐达率军北伐期间，江南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如北伐军攻占河南，“命浙江、江西二行省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至汴梁”（注：《明太祖实录》卷32，页5。）， 为北伐军的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夺取彻底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而李自成无论在襄阳、在西安，还是进北京城，都始终未见任何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纵然占地再广，拥有兵力再多，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9年02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张杰 辽宁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职博士生 邮编110036
| 【内容提要】 | 朱元璋和李自成两大农民领袖的不同政治命运与其实行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朱元璋渡江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农业政策，不仅赢得了人民支持，而且为灭元建明奠定了物质基础。李自成在建立襄阳政权以后，未能实行任何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业政策，仍以攻城略地作为取得军队物资供应的惟一手段。虽然取得灭亡明朝的伟大胜利，但很快走上失败的道路，其教训是深刻的。 |
1 元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和经济上的大肆掠夺， 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和大规模饥荒的出现，则是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直接原因。世代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就是因为其家乡粮食生产连年绝收无以自存，才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发现，光靠造反还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攻下集庆路（今南京市）后，其农业政策便陆续形成了。渡江之初朱元璋军队的粮食供应采取强征办法，“初招安州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之曰寨粮，民且病焉”（注：《明太祖实录》卷8页9。）。实际上与公开抢劫无异，给驻地百性带来很大骚扰。朱元璋说自己率军渡过长江，就开始“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注：《明太祖实录》卷29页5。），寻求既能受到百姓拥护、 又能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的长远之计。是年九月，朱元璋往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筑城开垦”（注：《明太祖实录》卷4页4。）。从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来保证军粮供应，就成为朱元璋后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重要原因。现在许多论著都强调了老儒朱升的作用，即朱元璋打下徽州时召见朱升请教治道，朱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事。我们不否认这一建议对朱元璋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但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朱元璋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决非来自老儒朱升，而是来自他的家庭悲剧，他的乞讨生活和他的军事斗争实践。查阅《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召见朱升事为至正十八年十一月，而在这之前朱元璋已经采取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分遣儒士劝农桑，组织士兵屯田，以将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农业政策。
“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2。）。即把优先发展农业生产，摆在各项经济政策的首位。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业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注：《明太祖实录》卷12，页1。）。优先发展农业，可以提供军粮，增加赋税收入， 保证社会安定，赢得人民拥护，为今后的统一事业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朱元璋占领集庆之后，就把恢复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江南地区由于连年战争，加上灾荒，成千上万人死于战乱和饥馑，大片农田荒芜无人耕种，很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朱元璋于至正十八年二月设立营田司，以水军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水利工程。康茂才初系元淮西宣慰司、都元帅，骁勇善战。降朱元璋后，《明史·康茂才传》说他“取江阴马驮沙，败张士诚兵，获其楼船。从廖永安攻池州，取枞阳”，屡立战功。烽火连天之际，突然从战场撤下一员虎将，不仅是康茂才，就是一般将领也难以理解。对此，朱元璋解释说：“比因兵乱，堤防颓圯，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做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2。）。在朱元璋看来，打仗急需钱粮物资，这些都来自农业，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康茂才修缮水利设施，比打仗更重要，因为农业生产发展了，军队的物资供应就有保障，战争的胜利就有保障。
《明太祖实录》中有不少农民献瑞麦的记载，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记载都出现在朱元璋立国之前。如至正十六年五月，“太平府当涂县民献瑞麦，一茎二穗者凡二本”；第二年五月，“应天府上元县钟山邹民进瑞麦，一茎二穗者凡二本”（注：《明太祖实录》卷4，页2。）。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献瑞麦”，接此报告，朱元璋总结说：“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丙申春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二枝，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注：《明太祖实录》卷23，页6—7。）。诚如朱元璋所说，瑞麦的出现是农民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结果，当然更是朱元璋农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具体体现。
屯田以舒民力。《明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明史·食货一》据此写到：“令诸将屯兵龙江等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似乎朱元璋下令军队屯田始于斯时。仔细检索《明太祖实录》，戊戌年（1358）二月乙亥条载：“以吴祯为天翼副元帅，使与兄良守江阴。时江阴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壤。良兄弟训练士卒，严为警备，屯田以给军饷，敌不敢犯，民甚赖之”（注：《明太祖实录》卷6，页1。）。我们据此可以认定朱元璋下令将领率士兵屯田不会晚于是年。但屯田令最初没有得到将领们重视，“数年以来，未见功绩”，统计惟康茂才部得谷17000余石，除自用外，有余粮7000石。 于是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重申屯田令，告谕将士：“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要求诸将务必督率士兵“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注：《明太祖实录》卷12，页1。）。由此可见，屯田的益处有三，一是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三是增加军粮供应。由于屯田成效明显，以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将这项政策延续下来。
宽赋以养民。朱元璋出身世代农民家庭，又经历长期战乱，因此了解农民之疾苦，他说：“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嘉。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注：《明太祖实录》卷19，页3。）。一天， 他和谋士刘基等人讨论如何减轻农民负担一事，大臣们认为打仗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百姓负担重是无可奈何之事。朱元璋则主张纾缓民力的办法在于节俭，在于制定正常的赋税数量，对于政府的开支加以限制。他进一步提出：“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的思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注：《明太祖实录》卷29，页10。）。根据“宽赋”的原则，朱元璋多次下谕减免田租，在军事行动频繁时也是如此。如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谕中书省：“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其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实践证明，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农业政策，使朱元璋兵精粮足，根据地不断扩大。面对愈来愈有利的形势，朱元璋充满必胜信心：“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注：《明太祖实录》卷14，页2。）。 农业政策的成功为朱元璋的统一大业提供了物质保证。
2 明朝中叶以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万历年间的辽饷加派，残酷的封建剥削，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终于把广大农民逼上反抗的道路。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民王二率领饥民冲进县城，杀死知县张耀采，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李自成也参加其中，并最后成为明朝的掘墓人。
出身农民家庭的李自成，早年的经历大致和朱元璋相似。他小时念过几天书，也曾出家为僧，给地主放羊。十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他不得已向姬姓地主借债，因过期无力偿还，竟被套上枷锁，在烈日之下，游街示众。为生活所迫，李自成先到银川驿站当马夫，后来到甘肃当边兵，为参将王国部下队长。崇祯二年（1629）十月，王国奉命率边兵勤王，途经金县时士兵哗变，李自成率兵缚县令索饷，“道遇王参将，刺杀之，率所部叛”（注：郑廉：《豫变纪略》卷3，页65。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士兵因无饷而成为饥兵，跟随李自成走上反抗的道路。崇祯一朝的天灾特别多。全国到处都是觅食求生的饥民，源源不断地投身农民军中，不仅使农民起义伴随着饥荒愈演愈烈，而且造成农业生产的恶性循环。明朝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已看出这个问题，建议崇祯帝调整农业政策，赈济饥民，以恢复农业生产。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页15。）他主张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 暂时拿出一些银两买粮食，救活几十万饥民，这样既可以瓦解起义军，使他们回到土地上去，又可以恢复遭破坏的农业生产，确保明朝政府的赋税来源。但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思如何赈济灾民，而是采取强硬的武力镇压，结果把更多的饥民推到了起义军一边。
李自成参加起义之后，面对明军的围追堵截，长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最初起义军活动于陕西、山西，以后扩大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李岩加入起义军后，提出“迎闯王，不纳粮”（注：《明史·李自成传》卷309。）的口号为李自成采纳， 使部队迅速发展为几十万大军，很快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李自成把攻占城市，夺取明朝官府和藩王财产，作为赈济饥民保证军队给养的主要手段。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军攻下洛阳，处死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发府谷、及藩邸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注：彭孙贻：《流寇志》卷5，页72。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是年二月、十二月、 以及次年三月，李自成连续三次攻打开封，目的就是在于夺取城内的财富。明朝廷派孙传庭出潼关解开封之围，被李自成打得大败，并乘胜挺进襄阳，守将左良玉望风而逃。李自成顺利地占领襄阳及其周围地区，改襄阳为襄京，开始建立政权。李自成襄京政权控制着河南、湖广和江北部分地区，如何确立有效的农业政策，尽可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以保证军粮供给，实际上已成为新政权能否巩固的头等大事。但除了早先提出的“均田免粮”、“三年免征”（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屠黄陂》。）等具有平均主义和理想色彩的农业政策之外，李自成及其谋士对于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似乎无人留意。这就造成了“谋以荆、襄为根本”的李自成，不及半年，就急不可待地“议兵所向”的被动局面（注：《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当时在陕西的明将孙传庭得到情报说：“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众，何以供食！”因此判断李自成军“半年后大饥，因而攻之，可胜”（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页293。）。孙传庭的判断不无道理， 因为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很难设想一个局部地区会长期保证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李自成既不组织士兵种地以生产粮食，又不能转变政策向占领区人民征收粮食，这就是李自成“议兵所向”的原因。
众所周知，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首先夺取西安，“建立基业”。所以刚打下西安时，如《明史·李自成传》所载：“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但不到一个月，“抄掠如故”。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李自成主观所愿，而是陕西地区粮食供应比湖北地区更差所致。由于李自成迅速率军东征，取得了灭亡明朝的辉煌胜利，暂时掩盖了他的失策。占领北京标志大顺政权开始取代明朝，确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为了养活新政权的大批官员和军队，必须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而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稳定的税收来源，已成为李自成及大顺政权面临的严竣课题。当务之急显然是进行农业政策的调整，由“不纳粮”改成受灾地区“三年不征”，其他地方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占领北京时期李自成既没有对“不纳粮”和“三年免征”政策做任何调整，又为解决军饷和行政开支错误地采取了追赃助饷政策。各地留下的记载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拘拿官绅追赃助饷：崇祯十七年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抵任即“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山东各地情况也和畿辅一样，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银。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注：均引自《清代全史》卷2，页25。）。
追赃助饷不仅暴露了李自成及其他大顺领导人对管理国家事务的茫然无知，而且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报复和满足他们突然增长的贪欲。建立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组织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资和培植税收来源的可靠保证。迄今为止，李自成在北京42天政务活动中找不到一条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他的重要谋士顾君恩、宋献策、牛金星、李岩等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方面的政策。李自成等人把追赃助饷作为解决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基本办法，仅在北京一地，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总数达到7000万两白银之巨大数字，完全超过了自身需要的程度。由于举措失当，打击面过宽，弄得“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注：《定思小纪》第72页。）。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以后面对清军的进攻，又接连放弃西安、武昌等地，最后壮烈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3 纵贯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朝兴衰史， 以往的史学家往往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分析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恰恰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朱元璋和李自成农业政策的论述，我们可以对这两大农民领袖的不同结局做出如下结论：
首先，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农业政策是导致历次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自然灾害并不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更不是直接原因。元末农民大起义是因为“贾鲁挑黄河，所在废民业”（注：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大批民夫无法从事正常农业生产，并且遭受残暴的非人虐待所致。明末农民大起义则是“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页1。），严重的旱灾加上沉重的赋税负担使然。无论朱元璋还是李自成，他们所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性。
其次，根据形势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农业政策，可以起到动员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作用。如明末农民军和官军的战争长达十几年呈拉锯战，其根源就在农业税上。崇祯帝为战胜农民军，不断地加派农业税，交不出税的饥民被迫加入起义军，以摆脱税收的重压。而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听从李岩的建议，明确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税收政策，使苦于征税加派的广大农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一边。李自成从此捷报频传，所向披靡，其原因就是在农业税收政策上作了文章。而当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时要求转变农业政策，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向封建化转变。李自成等领导人在建立襄阳政权时，即需要完成自身的转变，但直到占领北京也末能完成这种转变。而朱元璋在渡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转变，开始建立正常的农业税收制度。
又次，当农民战争发展到有条件建立政权时，能否制定切实可行的恢复农业生产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就成为争取民心巩固政权的重要因素。朱元璋在占领集庆，接受龙凤政权授予右丞相一职，自领江南行中书省之后，即开始采取重视农业的政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组织士兵屯田，很快就恢复了实际控制区内的农业生产。至正二十年（1360）时，仅用4年时间，就取消了强征农民的“寨粮”问题。 朱元璋说：“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注：《明太祖实录》卷19，页3。），虽系溢美之词， 但农民的负担较元末有所减轻，社会安定，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是实情。李自成虽然坚持3 年不征，不纳粮，但由于未能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没有得到实际改善，追赃助饷又加剧了社会动荡，结果失去了人心。
最后，制定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大力发展生产，是巩固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朱元璋因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掌握充足的军事物资，在徐达率军北伐期间，江南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如北伐军攻占河南，“命浙江、江西二行省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至汴梁”（注：《明太祖实录》卷32，页5。）， 为北伐军的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夺取彻底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而李自成无论在襄阳、在西安，还是进北京城，都始终未见任何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纵然占地再广，拥有兵力再多，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