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李自成是禅隐夹山，还是遇害通山
——兼谈李自成归宿研究的学风问题
韩隆福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武陵学刊》(常德)1998年05期第37～39,90页
【作者简介】韩隆福：湖南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教授，邮编：415000
余曾在《李岩的建议与李自成的兴败》（注：《常德师专学报》， 1985年，第1期。）、《论明末农民起义统一战线》（注：《武陵学刊》，1994年，第1期。）和《李自成及其归宿的启示》（注：《石门文史》，1996年10月，第4集。）等论文中，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李自成兴败的教训和启示，认为“至今方兴未艾”的两说之争，“都还待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予以论证”，李自成禅隐夹山“仍然是农民起义失败后无可奈何却又为自己披上了一重佛光的结局”。本来，学术争鸣，学者们无论提出或倾向哪一种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以据，都有利于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使之更加接近实际和真理。遗憾的是坚持湖北通山说的某些学者，甚至课题组的个别同志，竟远离了学术争鸣的正常轨道，给坚持湖南夹山说的专家和追求历史真实的热心学者，乃至政府领导人，无端加上“误导”、“弄虚作假”等罪名。启发同志发表在1998年4月1日《中华读书报》上的论文《李自成是遇害通山，还是遁迹空门》（该文已为《新华文摘》1998年第6期转载）， 就是一篇比课题组讨论稿走得更远的代表作。该文确实给人以启发，但同时也使笔者觉得有必要与给启发等同志进行商榷。
一、郭沫若生前并没有认定只有通山一说
启发同志说，郭沫若认为通山九宫山的考证是“可信的，并发表声明，更正了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问题是后来受郭老委托编写《中国史稿》的明史专家教授又讲了当时“郭老并没有公开否定其他的说法”的真话，竟遭到启发同志“纯属子虚乌有”的斥责。郭老抗日时期撰著的《甲申三百年祭》，由于资料缺乏，有些地方弄错情有可原，新中国成立后郭老进行更正，正是郭老“没有否定其他说法”尊重史实的正确态度的体现。以郭老改为通山说作为不能动摇的权威来否定夹山说的存在，不但与学术无禁区、无权威、无顶峰的原则相违背，而且恰好说明某些通山说学者的说法自相矛盾。有位靠写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迹而以明史权威自居的老先生，先不讲他把李自成拔高为比无产阶级领袖还高、大、全的形象绝非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他原是对郭老尊敬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怎么郭老死后却一反常态，不顾当时的客观实际而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放肆攻击郭老《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和作用呢？笔者不想评论老先生和郭老在史学上、文学上的成就，这里强调的是老先生的作法，实在不敢恭维。通山说的某些人，采用唯我所需、独尊通山的手法，对不利于通山的观点以“误导”或“子虚乌有”等帽子加以诋毁，本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北京会议”并没有得出“只有通山一说”的结论
启发同志说，课题组邀请双方代表的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在湖北通山被九宫山乡勇杀害”；夹山说“没有可信的证据”。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际。在1997年5 月李自成北京讨论会上，起码夹山说的代表并没有同意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而且不少人认为夹山说更接近实际，大多数人都反对以势压人的学阀作风，双方根本没有取得李自成死于通山的“共同结论”。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双方的一致结论，特别是带有倾问性的课题组讨论稿更不是定论。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发展给史学界带来了春天，史学研究，开始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湘西石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夹山说重新抬头，本来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在改革开放20年的今天，像启发同志这种“唯通山独尊”的作法，实属罕见。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实际上到今天也未出现过启发同志这样粗暴的态度。
通山说主要依据的文献是阿济格、何腾蛟奏疏及县志、族谱等等资料，但说法不一、自相矛盾，“硬伤”较多，就连清朝和南明统治者也不相信，又还哪算“可信的证据”？阿济格亲王的疏报言大顺军残部“兵穷力尽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部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阿济格知道“贼首”被杀邀功必献首级，但已“尸朽莫辩”，只能以“再行察访”搪塞。不久，清廷得到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大军的确报，闯王更未“兵尽”伏诛“自缢”，摄政王多尔衮派巴都前往责问阿济格：先言“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并未剿除，“此等奏报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阿济格因谎报李自成死，未得封赏”（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被“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注：《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八。）。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奏报“斩李自成于九宫山”，但“无首级”（注：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却言李自成这个“元凶已除”（注：《明史·何腾蛟传》。）。唐王朱聿健亦“疑自成死未实”，须首级证明。何腾蛟这才上《闯贼伏诛疏》进行辩解，只能说是从“众口同辞”的降卒降将口中得到闯王死讯的，无法交验尸首。可韦祖辉先生代表课题组撰写的《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长篇讨论稿，却说这些都未“否定”或动摇通山说。一件历史公案有这么多疑点，又没有首级证明，居然变成了不能更改的定论，实在是自己封闭自己，其手法也并不高明。至于《通山县志》和《程氏族谱》，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县志讲闯王被害的地点是小源口，族谱又说剿“闯王于牛迹岭”。一个说是程九伯聚众打死的，一个说是他姓金的外甥“锄死”的。《荒书》记载李自成死的情景矛盾更多，近乎荒唐。而且被杀害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所言首级、珠盔、金印、龙袍等为什么一件也没有？而李延与李自成是两个人，不能划等号。陕西米脂县《李氏族谱》明确记载李延为李自成的远房侄子，硬把李延当成李自成确有“张冠李戴”之嫌。
夹山说早已有之，并非石门同志80年代开始掀起的新说，依据的文献也不只是《书〈李自成传〉后》。清初华容明太史严首升撰著《夹山纪》，言奉天和尚同“六十人，甘苦与共”，把夹山寺名刹重建“兴复”。康熙初年的《甲申朝事小纪》载湖广孝廉张琮伯“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青溪，登山步入禅院，“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话甚投合，留连数日”才分手。数年后张琮伯再访老僧，已只有老僧所悬遗像和陈设的“皆非常物”的彝鼎，其徒告知“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并言“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已者数人，彼时有孙某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故“凡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谬也”。其后《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米脂县志》、《澧州续集》、《小腆纪年》等均沿用此说。李自成禅隐夹山，那么九宫山就很可能是“设疑代毙”之计。近代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撰著《李自成遗诗存录》、《再书李自成事》等文章，指出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不可信”。1946年都履加在《民国日报》发表《湘西石门夹山寺·李自成脱身伪僧考》，也赞同夹山说。1956年与郭沫若同时留学日本的申悦庐先生撰著《大顺军李自成被害问题存疑》，亦对通山说持否定的态度。80年代以来，由于石门出土文物的增多，鞠盛先生对大量传说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20世纪以来最长的史诗”（注：韩隆福《略评〈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载《常德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注：见北京华夏诗词文化开发公司《全国诗社诗友作品选萃》6、7、8、9集。），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倾向夹山说，本是学术争论极为正常的现象。
三、夹山说的文物资料不仅比通山说多得多，而且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文献资料歧异多，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但若能以出土文物印证，那就接近“定论”了。通山说的文物少得可怜，而且不真实，因而带有倾向性的课题组讨论稿说：“文物资料也好，并不在多，而在于能否说明问题”，可“夹山文物却证明了夹山禅隐说是不能成立的”，夹山虽有个奉天玉和尚，但“不是李自成”。启发同志走得更远，说“所有文物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恰恰相反，石门（包括邻县）一带出土的和征集的文物，都有力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而且“奉天玉墓没有根据文物保护法按原状保存下来……已失去作为文物保护的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史料研究的价值”。如果奉天玉墓真有未保存好的不足，也不能象启发同志那样全盘否定经省和国家鉴定的所有文物，更何况当时发掘奉天玉墓现场的照片依然存在。石门在奉天玉墓址上建陵，本就无可厚非。湖北通山说在一个根本不确的牛迹岭下，围出一大片土地的坟冢，辅以墓碑、铭刻、石鼎、香炉、纪念碑和寺院祠宇式的闯王生平陈列馆，构成了一个相当壮观的闯王陵，又是依据的什么呢？展览馆陈列的文物极少，已有专家发表文章指出：一是传说的闯王白马奔逃时掉下的一支马镫，姚雪垠先生说上面刻有“永昌元年”。经专家考证：“纯属捏造”。即使真是“永昌元年”的字样，也无法推论为李自成的马镫，更无法直接证明李自成遇害牛迹岭。二是从陕西米脂县李自成展览馆复制来的一个铜质驿马铃。从外省复制来的铜质驿马铃可以是通山说的物证，而石门发现7 枚“西安王”铜马铃倒不能作为夹山说的佐证，岂非怪事。三是没有说明出处的一块新制的“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的石碑。三件文物没有一件能证明李自成“悲壮”地遇害通山。石门在未发现“奉天玉诏”前靠间接佐证建造闯王陵似乎欠妥，但有了“奉天玉诏”后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诏”是皇帝的专用字，象“朕”样具有严格的特定涵义。李自成曾是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王称帝，兵败为奉天玉和尚禅隐夹山寺在幕后指挥余部联明抗清，才有“奉天玉诏”的铜牌，否则这个铜牌的铸造就失去了意义。“奉天玉诏”可以成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直接文物的有力证明。正因为如此，课题组讨论稿也好，此后发表文章的启发同志也好，都对这个铜牌进行了回避，实在有欠公平。何况夹山还有很多比通山说多得多的其他文物佐证呢？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夹山寺旁西坡发掘了奉天玉墓，墓志铭（奉天大和尚塔铭）言奉天和尚“领徒开山”，重修夹山寺，有“门徒弟子数千众”。还有饰梅花图案盛木炭的陶釉缸，饰麒麟、凤凰图案盛奉天玉骨灰的青花瓷罈，特别是刻有“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永远石朽人来“联的镇墓圹符碑，已有专家破译为“闯王陵”。至于是不是陕西米脂一墓三穴的葬法，还是佛教僧人圆寂的处理，可以继续探讨。又有记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密藏墙洞的《支那撰述》、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6 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 更有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发现的石雕龟形敕印。敕与诏一样，都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诏的。敕印与奉天玉诏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历史事实。课题组讨论稿说奉天（明）玉和尚“来自南明永历政权的奉天府。由于历史动荡的原因，其唯一功绩是重修夹山寺，没有成为高僧，故《高僧传》没有把他收入进去”，弄出了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的说法，目的是否定夹山说。这种简单的作法却否定不了清初以来文献文物所记载和证明夹山寺奉天玉和尚的特殊性，更否定不了“奉天玉诏”等文物的特定涵义。强行把夹山寺奉天玉和尚与“奉天玉诏”分开，甚至根本不提“奉天玉诏”，彻底否定夹山说，确实说明了课题组讨论稿维护通山说的良苦用心和研究中的“硬伤”。
四、通山说的个别学者有必要端正学风
启发同志强调学风问题是很好的，但事实上某些通山说维持者特别是启发同志本人学风不正。启发同志借课题组讨论稿的所谓《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观点，给夹山说的同志无端加上“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子虚乌有”等等一大堆罪名，倒是真的给人以启发：一是学术争论容不得简单粗暴。学术问题不是行政命令、辱骂恫吓等简单粗暴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自封权威、以势压人也无济于事，拍桌子、戴帽子的作法更是心虚的表现。学术问题同样得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辩子的“三不”原则，不能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阀作风解决争论，只能以理服人，并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的存在。石门的同志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不是明史专家或是半路出家的学者，可这些人直至今天仍然老老实实、虚心学习、以实物说话，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研究的有益工作，出版印刷了两本集子，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和真理。而通山说的个别同志，却有些不够冷静，有的盛气凌人、以势压人，有的以权威自居、帽子满天飞、老虎屁股摸不得，确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学术争论容不得唯我独尊的一言堂。没有学术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没有学术争鸣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的发展。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产生了孔子、屈原等世界文化名人。庄子的好友惠施死后，庄子常慨叹“无以为质矣”。没有了质疑的对立面，他的学术已无法深入发展。说明学术需要质疑、挑战的精神才能创新发展。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说过：“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斯大林也说过：“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学术争鸣是平等的争论，可以互相吸收发展，不能搞停滞不前的通山独尊的一言堂。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法，是封建家长式的恶劣学风。实际上倾向通山说的许多学者，也不同意这种学阀作风的行为。石门的同志对文献文物的研究，指出通山说的疑点和不足，发扬夹山说，使不少原来倾向通山说的专家学者在大量文物面前变成夹山说的肯定派或倾向派，本就是学术争鸣中的可喜现象。可通山说的个别同志硬要把夹山说的研究通通斥为推论假设、子虚乌有，连佛教名僧园彻法师“倾向于出家说”也被斥为“太不冷静”、“太过于武断”，甚至回避或否定“奉天玉诏”的铜牌，硬以“奉天”是地名、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来诋毁夹山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说法，实在不是学术争鸣的正确态度。一般的和尚能用“诏”吗？石门所建闯王陵比通山闯王陵真实得多。夹山寺、奉天玉和尚是通山说所有学者都承认的，石门夹山加上“奉天玉诏”等文物的征集和发现，启发同志就更不应该蛮横否定了。至于野佛是李过还是顾君恩可以继续研究。同奉天玉墓到底是什么葬法一样，并不影响奉天和尚的存在。个别通山说学者的恶劣作法，总使我想起“左祸”横行时被迫害致死的吴晗、翦伯赞等著名的史学家，这种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启发同志的文章一开头就言通山说“本已有历史学家和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夹山说的考证研究既没有“可信的证据”，又“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已超出纯学术争论的范畴”，出现了“被利用”否定通山说的“可能”，至原来的结论也有被推翻的可能”的局面，这才是启发同志的真话。其实，原来就自相矛盾、疑点较多的通山说，被更接近实际的夹山说所推翻，不正好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吗？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通过民主、平等的争论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使之更接近实际和真理，不正是双方真正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吗？一时还相持不下，因争论可使更多的人在两地参观考察，从比较中得出结论而成为群众的历史，不是更有价值吗？让不带倾向的专家学者和群众来审视通山说和夹山说，正如从周边来研究汉族一样，肯定会更客观些。笔者想说的是：即使最后夹山说完全成立、通山说被彻底推翻，湖北通山说的决策者也没有必要把已建的闯王陵和从通城县搬至通山县郭沫若“李自成墓”的题词毁掉，作旅游景点仍是有价值的。反之亦然。学者只服从事实和真理，不服从武断和偏见。任何“唯我独尊”的学风文风，都无益于李自成归宿讨论的深入发展。
收稿日期：1998-07-3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武陵学刊》(常德)1998年05期第37～39,90页
【作者简介】韩隆福：湖南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教授，邮编：415000
一、郭沫若生前并没有认定只有通山一说
启发同志说，郭沫若认为通山九宫山的考证是“可信的，并发表声明，更正了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问题是后来受郭老委托编写《中国史稿》的明史专家教授又讲了当时“郭老并没有公开否定其他的说法”的真话，竟遭到启发同志“纯属子虚乌有”的斥责。郭老抗日时期撰著的《甲申三百年祭》，由于资料缺乏，有些地方弄错情有可原，新中国成立后郭老进行更正，正是郭老“没有否定其他说法”尊重史实的正确态度的体现。以郭老改为通山说作为不能动摇的权威来否定夹山说的存在，不但与学术无禁区、无权威、无顶峰的原则相违背，而且恰好说明某些通山说学者的说法自相矛盾。有位靠写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迹而以明史权威自居的老先生，先不讲他把李自成拔高为比无产阶级领袖还高、大、全的形象绝非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他原是对郭老尊敬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怎么郭老死后却一反常态，不顾当时的客观实际而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放肆攻击郭老《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和作用呢？笔者不想评论老先生和郭老在史学上、文学上的成就，这里强调的是老先生的作法，实在不敢恭维。通山说的某些人，采用唯我所需、独尊通山的手法，对不利于通山的观点以“误导”或“子虚乌有”等帽子加以诋毁，本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北京会议”并没有得出“只有通山一说”的结论
启发同志说，课题组邀请双方代表的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在湖北通山被九宫山乡勇杀害”；夹山说“没有可信的证据”。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际。在1997年5 月李自成北京讨论会上，起码夹山说的代表并没有同意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而且不少人认为夹山说更接近实际，大多数人都反对以势压人的学阀作风，双方根本没有取得李自成死于通山的“共同结论”。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双方的一致结论，特别是带有倾问性的课题组讨论稿更不是定论。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发展给史学界带来了春天，史学研究，开始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湘西石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夹山说重新抬头，本来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在改革开放20年的今天，像启发同志这种“唯通山独尊”的作法，实属罕见。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实际上到今天也未出现过启发同志这样粗暴的态度。
通山说主要依据的文献是阿济格、何腾蛟奏疏及县志、族谱等等资料，但说法不一、自相矛盾，“硬伤”较多，就连清朝和南明统治者也不相信，又还哪算“可信的证据”？阿济格亲王的疏报言大顺军残部“兵穷力尽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部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阿济格知道“贼首”被杀邀功必献首级，但已“尸朽莫辩”，只能以“再行察访”搪塞。不久，清廷得到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大军的确报，闯王更未“兵尽”伏诛“自缢”，摄政王多尔衮派巴都前往责问阿济格：先言“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并未剿除，“此等奏报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阿济格因谎报李自成死，未得封赏”（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被“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注：《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八。）。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奏报“斩李自成于九宫山”，但“无首级”（注：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却言李自成这个“元凶已除”（注：《明史·何腾蛟传》。）。唐王朱聿健亦“疑自成死未实”，须首级证明。何腾蛟这才上《闯贼伏诛疏》进行辩解，只能说是从“众口同辞”的降卒降将口中得到闯王死讯的，无法交验尸首。可韦祖辉先生代表课题组撰写的《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长篇讨论稿，却说这些都未“否定”或动摇通山说。一件历史公案有这么多疑点，又没有首级证明，居然变成了不能更改的定论，实在是自己封闭自己，其手法也并不高明。至于《通山县志》和《程氏族谱》，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县志讲闯王被害的地点是小源口，族谱又说剿“闯王于牛迹岭”。一个说是程九伯聚众打死的，一个说是他姓金的外甥“锄死”的。《荒书》记载李自成死的情景矛盾更多，近乎荒唐。而且被杀害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所言首级、珠盔、金印、龙袍等为什么一件也没有？而李延与李自成是两个人，不能划等号。陕西米脂县《李氏族谱》明确记载李延为李自成的远房侄子，硬把李延当成李自成确有“张冠李戴”之嫌。
夹山说早已有之，并非石门同志80年代开始掀起的新说，依据的文献也不只是《书〈李自成传〉后》。清初华容明太史严首升撰著《夹山纪》，言奉天和尚同“六十人，甘苦与共”，把夹山寺名刹重建“兴复”。康熙初年的《甲申朝事小纪》载湖广孝廉张琮伯“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青溪，登山步入禅院，“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话甚投合，留连数日”才分手。数年后张琮伯再访老僧，已只有老僧所悬遗像和陈设的“皆非常物”的彝鼎，其徒告知“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并言“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已者数人，彼时有孙某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故“凡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谬也”。其后《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米脂县志》、《澧州续集》、《小腆纪年》等均沿用此说。李自成禅隐夹山，那么九宫山就很可能是“设疑代毙”之计。近代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撰著《李自成遗诗存录》、《再书李自成事》等文章，指出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不可信”。1946年都履加在《民国日报》发表《湘西石门夹山寺·李自成脱身伪僧考》，也赞同夹山说。1956年与郭沫若同时留学日本的申悦庐先生撰著《大顺军李自成被害问题存疑》，亦对通山说持否定的态度。80年代以来，由于石门出土文物的增多，鞠盛先生对大量传说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20世纪以来最长的史诗”（注：韩隆福《略评〈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载《常德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注：见北京华夏诗词文化开发公司《全国诗社诗友作品选萃》6、7、8、9集。），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倾向夹山说，本是学术争论极为正常的现象。
三、夹山说的文物资料不仅比通山说多得多，而且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文献资料歧异多，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但若能以出土文物印证，那就接近“定论”了。通山说的文物少得可怜，而且不真实，因而带有倾向性的课题组讨论稿说：“文物资料也好，并不在多，而在于能否说明问题”，可“夹山文物却证明了夹山禅隐说是不能成立的”，夹山虽有个奉天玉和尚，但“不是李自成”。启发同志走得更远，说“所有文物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恰恰相反，石门（包括邻县）一带出土的和征集的文物，都有力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而且“奉天玉墓没有根据文物保护法按原状保存下来……已失去作为文物保护的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史料研究的价值”。如果奉天玉墓真有未保存好的不足，也不能象启发同志那样全盘否定经省和国家鉴定的所有文物，更何况当时发掘奉天玉墓现场的照片依然存在。石门在奉天玉墓址上建陵，本就无可厚非。湖北通山说在一个根本不确的牛迹岭下，围出一大片土地的坟冢，辅以墓碑、铭刻、石鼎、香炉、纪念碑和寺院祠宇式的闯王生平陈列馆，构成了一个相当壮观的闯王陵，又是依据的什么呢？展览馆陈列的文物极少，已有专家发表文章指出：一是传说的闯王白马奔逃时掉下的一支马镫，姚雪垠先生说上面刻有“永昌元年”。经专家考证：“纯属捏造”。即使真是“永昌元年”的字样，也无法推论为李自成的马镫，更无法直接证明李自成遇害牛迹岭。二是从陕西米脂县李自成展览馆复制来的一个铜质驿马铃。从外省复制来的铜质驿马铃可以是通山说的物证，而石门发现7 枚“西安王”铜马铃倒不能作为夹山说的佐证，岂非怪事。三是没有说明出处的一块新制的“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的石碑。三件文物没有一件能证明李自成“悲壮”地遇害通山。石门在未发现“奉天玉诏”前靠间接佐证建造闯王陵似乎欠妥，但有了“奉天玉诏”后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诏”是皇帝的专用字，象“朕”样具有严格的特定涵义。李自成曾是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王称帝，兵败为奉天玉和尚禅隐夹山寺在幕后指挥余部联明抗清，才有“奉天玉诏”的铜牌，否则这个铜牌的铸造就失去了意义。“奉天玉诏”可以成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直接文物的有力证明。正因为如此，课题组讨论稿也好，此后发表文章的启发同志也好，都对这个铜牌进行了回避，实在有欠公平。何况夹山还有很多比通山说多得多的其他文物佐证呢？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夹山寺旁西坡发掘了奉天玉墓，墓志铭（奉天大和尚塔铭）言奉天和尚“领徒开山”，重修夹山寺，有“门徒弟子数千众”。还有饰梅花图案盛木炭的陶釉缸，饰麒麟、凤凰图案盛奉天玉骨灰的青花瓷罈，特别是刻有“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永远石朽人来“联的镇墓圹符碑，已有专家破译为“闯王陵”。至于是不是陕西米脂一墓三穴的葬法，还是佛教僧人圆寂的处理，可以继续探讨。又有记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密藏墙洞的《支那撰述》、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6 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 更有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发现的石雕龟形敕印。敕与诏一样，都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诏的。敕印与奉天玉诏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历史事实。课题组讨论稿说奉天（明）玉和尚“来自南明永历政权的奉天府。由于历史动荡的原因，其唯一功绩是重修夹山寺，没有成为高僧，故《高僧传》没有把他收入进去”，弄出了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的说法，目的是否定夹山说。这种简单的作法却否定不了清初以来文献文物所记载和证明夹山寺奉天玉和尚的特殊性，更否定不了“奉天玉诏”等文物的特定涵义。强行把夹山寺奉天玉和尚与“奉天玉诏”分开，甚至根本不提“奉天玉诏”，彻底否定夹山说，确实说明了课题组讨论稿维护通山说的良苦用心和研究中的“硬伤”。
四、通山说的个别学者有必要端正学风
启发同志强调学风问题是很好的，但事实上某些通山说维持者特别是启发同志本人学风不正。启发同志借课题组讨论稿的所谓《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观点，给夹山说的同志无端加上“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子虚乌有”等等一大堆罪名，倒是真的给人以启发：一是学术争论容不得简单粗暴。学术问题不是行政命令、辱骂恫吓等简单粗暴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自封权威、以势压人也无济于事，拍桌子、戴帽子的作法更是心虚的表现。学术问题同样得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辩子的“三不”原则，不能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阀作风解决争论，只能以理服人，并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的存在。石门的同志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不是明史专家或是半路出家的学者，可这些人直至今天仍然老老实实、虚心学习、以实物说话，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研究的有益工作，出版印刷了两本集子，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和真理。而通山说的个别同志，却有些不够冷静，有的盛气凌人、以势压人，有的以权威自居、帽子满天飞、老虎屁股摸不得，确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学术争论容不得唯我独尊的一言堂。没有学术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没有学术争鸣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的发展。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产生了孔子、屈原等世界文化名人。庄子的好友惠施死后，庄子常慨叹“无以为质矣”。没有了质疑的对立面，他的学术已无法深入发展。说明学术需要质疑、挑战的精神才能创新发展。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说过：“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斯大林也说过：“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学术争鸣是平等的争论，可以互相吸收发展，不能搞停滞不前的通山独尊的一言堂。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法，是封建家长式的恶劣学风。实际上倾向通山说的许多学者，也不同意这种学阀作风的行为。石门的同志对文献文物的研究，指出通山说的疑点和不足，发扬夹山说，使不少原来倾向通山说的专家学者在大量文物面前变成夹山说的肯定派或倾向派，本就是学术争鸣中的可喜现象。可通山说的个别同志硬要把夹山说的研究通通斥为推论假设、子虚乌有，连佛教名僧园彻法师“倾向于出家说”也被斥为“太不冷静”、“太过于武断”，甚至回避或否定“奉天玉诏”的铜牌，硬以“奉天”是地名、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来诋毁夹山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说法，实在不是学术争鸣的正确态度。一般的和尚能用“诏”吗？石门所建闯王陵比通山闯王陵真实得多。夹山寺、奉天玉和尚是通山说所有学者都承认的，石门夹山加上“奉天玉诏”等文物的征集和发现，启发同志就更不应该蛮横否定了。至于野佛是李过还是顾君恩可以继续研究。同奉天玉墓到底是什么葬法一样，并不影响奉天和尚的存在。个别通山说学者的恶劣作法，总使我想起“左祸”横行时被迫害致死的吴晗、翦伯赞等著名的史学家，这种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启发同志的文章一开头就言通山说“本已有历史学家和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夹山说的考证研究既没有“可信的证据”，又“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已超出纯学术争论的范畴”，出现了“被利用”否定通山说的“可能”，至原来的结论也有被推翻的可能”的局面，这才是启发同志的真话。其实，原来就自相矛盾、疑点较多的通山说，被更接近实际的夹山说所推翻，不正好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吗？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通过民主、平等的争论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使之更接近实际和真理，不正是双方真正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吗？一时还相持不下，因争论可使更多的人在两地参观考察，从比较中得出结论而成为群众的历史，不是更有价值吗？让不带倾向的专家学者和群众来审视通山说和夹山说，正如从周边来研究汉族一样，肯定会更客观些。笔者想说的是：即使最后夹山说完全成立、通山说被彻底推翻，湖北通山说的决策者也没有必要把已建的闯王陵和从通城县搬至通山县郭沫若“李自成墓”的题词毁掉，作旅游景点仍是有价值的。反之亦然。学者只服从事实和真理，不服从武断和偏见。任何“唯我独尊”的学风文风，都无益于李自成归宿讨论的深入发展。
收稿日期：1998-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