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
——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
刘重日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8年06期第93～99页
【作者简介】刘重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一
关于晚明民变领袖李自成的生死问题，我的兴趣和存疑是很早的。195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我被指派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先读《明史纪事本末》，再读《明史》，同时做《皇明经世文编》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录提要。当然也尽量涉猎当代人撰写的明清史事的论著，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等等。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和李自成的死，我只有个粗略的印象。1956年由于《历史研究》尚归历史研究所主办，和编辑部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建所伊始，规模不很大，研究人员也不多，又大都是青年人，整天在一起。我听说关于李自成的死，有位姓申的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论证李自成并未死于通城、通山，而是兵败后入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而终。年青人好奇心重，总想待发表后以先睹为快，但当时的编辑部大概以申的观点与郭老相左而终未刊用。
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探索此事，一是对明末史事知道的太少了，不具备这个能力；二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里，撰写了关于牙人牙行的探讨文章，并予以发表。
事也凑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被正式调入郭沫若主持的《中国史稿》编写组，第一次分工就指令我写好明末农民起义一章。不必讳言，那时参加《史稿》组，被当作一种荣誉和领导的信任，焉敢不努力钻研，以求表现自己。为此，我整整花了三年的功夫。
因为脑海中很早就有个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说法，因而在读书和查找资料时，自然更加留心。时间日长，材料日多，我发现“战死说”，不论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都非常混乱、矛盾和漏洞百出，飘忽不定，令人难以适从。正如徐鼒所云：“自成之死，传闻异辞”。在李自成生死的各种记载里，年月互异，有四五种说法；死地也有四五处之多，而死的方式竟达九种以上，却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
《明史》的编纂，前后将近60年，集中了大批优秀学者。关于明末史事，当然算不上年代久远，一切所需书籍与资料自然一览无余。《明史》是一部公认的严谨史书，凡属重大历史问题都是经过撰写者相互讨论以至争辩然后裁定。譬如：关于严嵩该不该入奸臣传的问题，就数次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对于李自成究竟是死还是生？众说虽然纷纭，但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只有“终无实据”而已。张文贞公是奉旨监修《明史》的官员，同时也是学者，他的这句话始终对我印象很深。传闻毕竟是传闻，代替不了事实。但写史写书总不能没有个说法，总得从其一说，故史馆诸公裁定了“通城说”，而其死的方式，亦未有定论。
我认为《明史》裁定通城绝非撰史者的疏忽，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佼佼者。我不相信这些连《明史·地理志》都撰写得那样详细的人，竟不知九宫山指何处。竟连明修《寰宇通志》都无人看过，可能吗？我倒觉得是解放后的寡闻学者做了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余考证！在我看来，史馆诸公在几经斟酌之后认为通山说漏洞、硬伤太多，不及通城说较为稳妥。
通城、通山说虽均无实据，但对夹山说，也仅是文字记载而已。虽似言之凿凿，我也未敢轻信。正如徐鼒所言：“为僧之事，固无足据”。都是文字对文字，缺乏可信的依据和实物印证。
《中国史稿》的说法，当然要以主编郭老的意见为根据，这是不能含混的。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想也不愿意有别的想法。农民起义领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为理想而奋斗牺牲，豪气千秋，何其壮烈！说他遁迹法门，总脱不了“逃跑主义”，有损于“伟大形象”，故宁信其死而不信其生。然而满脑子的问题和疑惑，常想若有机会与郭老能谈谈。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郭老把《中国史稿》编写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改善一下生活。其间，我把自己的疑惑和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地告诉了郭老。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想说郭老不该根据两三学者以考辨“九宫山”所在，而定自成死地，也不必于1956年发表声明更改“通城说”。他边走边谈，大意是说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还得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有实物的印证。郭老指出的是一条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涉及谁对谁错，其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对不同意见就一概骂倒。毕竟是大师风范为学子树立了楷模。
那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自成生死”并不多么重要，谁也不去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前再打这种无谓的“笔墨官司”。文革之后，“凡是论”被实事求是所取代，李自成归宿这个从未解决的悬案，重新被提了起来。往日的疑惑和兴趣，使我密切注视着通山遇害说和夹山为僧说的论战。
对此问题，我的态度从来就是谨慎的，本着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审视和探索一切历史事件，从未想过要反对谁，维护谁。四十年来，若断若续地追踪着李自成归宿问题的史料与文物。尽管如此，在1985年的通山会议上以及将近十年之后的夹山讨论会上，我都没有轻易谈自己的看法。如今有了新材料，有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不少文物的出土，就不能不对李自成之死重新加以探索论证了。
二
有人说李自成被杀于通山县九宫山，已经定论。这简直像痴人说梦！若非缺乏常识，则是别有用心！此说证明何在？一无首级二无信物，这是当时的结论。据《东华录》所载，英亲王阿济格前后奏报本身就互相矛盾，均未落实。顺治二年七月己巳“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曰：“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作为一个前线指挥，不仅先后奏报不一，对李自成究竟是死是活，始终闪烁其辞。以顺治二年闰六月奏报看，云“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查访。”此段文字，实不敢推敲，“降卒”所言，既非二十人之一，何以知之？“素识”者往认，何不能辨？除非死者非其人。再说从闰六月到七月受多尔衮责罚，时隔两月，阿济格派人“就彼再行查访”，并无下文，显然没有眉目，得不到证实。文字记录在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心生奇巧，以为能证明阿济格曾被再度起用过，便可推翻“欺诳”之过。既是缺乏常识，又是形而上学之最。军事倥偬之际，戴罪立功者多矣，不等于没有前罪。且看《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之阿济格传乾隆的批谕，“谕曰：朕览实录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次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这便是一记有力的耳光！
据统计，明末清初记李自成事者，史、志、稗、乘大致有六十种左右，但正如徐鼒所言：“自成之死，传闻异辞”。说李自成被打死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死的，谁打死的？异说纷纭，矛盾百出，且都得不到可信的验证。说法那么多，明清之季的学者也作了一些分析，最后也只能从其一说而已。对于关键问题，即死者是否是李自成，结论还是“终无实据云”。其所谓的“考证”，只是用一种无实证的材料去论证另一种无实据的说法，得出自己倾向的观点，仅此而已。所以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清初已成定论”，清末已“考证清楚”了，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讥讽嘲笑别人的同时，自己竟然连文章也读不懂了！
问题从一开始，一再追查的就是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九宫山死者究竟是谁？说他是李自成，凭据何在？这是清与南明两个王朝特别关注的事情。而最早文献就是阿济格与何腾蛟的两个奏报。两疏歧异矛盾之处，暂且勿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听来的，“空口无凭”。而且都受了各自朝廷的责备。尽管二人为自己竭力辩护，但终归没有“实据”。若有人企图用传闻的记载作“引经据典”的文章，那我还可以告诉他《石匮书后集》等书记载将自成首级献给了何腾蛟，而《程氏宗谱》等书，亦有献首军门佟的记录。一首二献，岂不更加荒唐可笑么！
老实说，迄今为止根据各种记载综合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九宫山的确死了个“贼人”。但死者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或者有人怀着各种目的不愿意承认。阿济格、何腾蛟以及官方人士异口同声，说那就是李自成，是因一保乌纱帽，二怕获罪。而现在有些人，却不正面研究问题，在枝节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实在非论史者所当为。
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并不是李自成，而是农民军中一个叫李延的人。在所有的数十种书籍记载中，应该说据有可信性最强的是当事者，当地或当时的人的各种记述了。
通山《程氏宗谱》载：程安思，字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世思堂程氏宗谱》亦云：程九伯“于顺治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金氏宗谱》云：“一柏（九伯外甥）一同，追剿闯贼于牛迹岭下”。
其他如《朱氏宗谱》、《王氏宗谱》、《余氏宗谱》等书的记载均可印证此事。
康熙庚午举人谢延树是当地人，著有《诗古文集》，其中有“小月无题”一诗，云：“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
通山发现的新资料，手抄本《九一宫志》（于道观经卷中发现）共十一则，千余字，时间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其中有“阴访李延墓六则”，这六则并未全部披露，只引了一条自认为对己有利的材料，只说九一道尊于顺治年间接待来自夹山的两位出家人，前来寻找李延死于何处，葬于何地。最后未找到，走后九一道尊捡了一首“红绫诗”。诗云：“顾庐恶梦烟灰灭，华堂已毁躏铁骑。壮士捐躯怀前志，小子残生泄君机。妄言轻信离情起，良谋屡进几度依。难忘恩义凭山吊，莫让随流世外疑”。作为资料果然重要。通山派认为这是藏头诗，乃顾君恩所作，这一观点可以接受，但他们以此断定夹山为僧者乃顾君恩，却是错了。因为去通山找李延墓的是两个僧人而非唯一的一个。从诗意中回味，作者的确泄露了不少“君机”。道出失败的原因、捐躯的“壮士”，只好依从“良谋”，最后提醒人们不要“随流”瞎说，且用了耐人寻味的“世外”二字。这岂不是透出一点消息，即“禅隐”和谋士顾君恩很有关系吗？自成谋士，兵败中被杀的杀降的降，记录均在，唯顾君恩不知下落，此人每在关键时刻，始见于记载，确为自成出了“良谋”度过了多次难关。此诗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通山说的学子，常指责别人不以科学态度对待史实，以至谩骂讥讽别人，对别人竭尽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不仅否认史实，且编造历史，假造《弋闯志》，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假《家谱》。相反，对一些有价值能说明问题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如《九一宫志》等等，竟然采取了掩盖封锁的手法。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真相所在么？
通山死者乃李延，即使《通山县志》上，也赫然写着：“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据通城派学子所写《通城说新探》一文云：六十年代初在通山县九宫山一道观内，曾发现过清乾隆年间该观道士曾为李延立了一块“李延将军墓碑”，大意记述了李延在当地活动时军纪很好，与道士们相处颇为融洽。像这种珍贵资料，通山说者为什么长期尘封，秘而不宣？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通山九宫山死难的是有名有姓的李延其人。通山说者众口一辞，说打死者为程九伯与其外甥金一柏，那么程、金二氏自是当事人，则程、金二氏之宗谱，当然是确证无疑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二氏既非农民军内部人，何以知其死者是李延呢？显然和他们宗谱中所记之“得珠冠、龙袍、金印”分不开（是龙袍还是蟒袍？两者差异甚微，一般人很难区分。珠冠不等于皇冠。珠冠、蟒袍，宠臣、大臣均可服用）。许多官修志书如《湖北通志·武备志》，亦不讳言“剥其衣得龙袍金印”。道理很简单，也十分明显，金印上刻着的就是李延。不然程氏之流是不会知道的。如果印刻“李自成”三字，宗谱上亦不会编出个“李延”二字来！宗谱与志书都说此物献于“军门佟”，先不管这个佟是谁（因当时清高级将领中有两三个“军门佟”的人），倘是“李自成”三字，“军门佟”焉敢匿藏不报，而此实物信证，足可平息各种风波，也不会有这个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疑案了。这个道理三岁孩子也明白。
通山说的解释漏洞太大了，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伤，怎么办呢？只有胡说一通了。童书业先生在此根本问题上道是本本分分写着“也许”、“或者”、“假定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那些强词夺理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见《李自成死事考异》）。
李延根本就不是李自成，连博学的童书业先生也未敢说是“自成别名”。1984年5 月在通城县发现的《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说：“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这是当地人记当地事，而且正是李延烧了他们的金氏宗祠，刻骨铭记，不会错录。标明了俨然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印证，据申悦庐先生引《半窝杂记》云：一道者言“闯王知大事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此又与通山《九一宫志》之“阴访李延墓六则”相互印证。
遍查《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他如《绥寇纪略》、《罪惟录》、《后鉴录》、《鹿樵纪闻》、《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等，记自成乳名、字者多矣，唯独无“延”字。李自成也根本不可能叫李延，谁都知道李过乃自成之侄，据李宝忠《永昌演义》，其侄辈除李过，尚有李通、李遵、李迪（迪、廸通用）等等，米脂县闯王纪念馆馆长申长明先生调查表明：自成侄辈皆以“辶”命名，辈分有别。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李自成绝对不可能又名李延。
栾星先生（通山派）曾寄我所著《李岩之谜》一书，拜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李延的信息。他说60年代初，在李岩故里调查李岩事迹，在县委招待所碰见米脂县两位干部，同居一室，便聊了起来。当自己说到是来调查李岩时，米脂的干部便脱口说，我们县里也有他的后代，我在李氏家谱中看到过李延的名字。栾星认为这不可能，显然把同音异字弄错了。后来我写信请申长明先生追查米脂《李氏宗谱》，可惜文革之火焚后，文物幸存甚少，已无原物，实在遗憾，但亦是可印证李延实有其人的。
有人曾想以顾氏《明季实录》之附录《酉阳随笔》之“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条记载，企图用谐音附会，且不说南北音读甚远，其所引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书》云：“且闻其（自成）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明言乃“据之传闻”。传闻再加上猜测，和《酉阳随笔》如出一辙，分明是传闻之误。
明明是李延，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说成是李自成，始作俑者是谁呢？有人对费密的《荒书》评价颇高，其价值在于所记较为详细，但引用者却取其所需，弃其不利。其实恰巧是这部记述较具体的著作，道出了其中蕴含之实情，揭示了一个苦衷和隐秘。
李自成对南北两个朝廷来说都是大敌。阿济格初报“自成已死，贼兵已灭”，双方朝野为之振奋。清王朝为此祭了天地，告了太庙。结果自成生死却得不到证实。朝廷为此感到难堪，便下令追查，英亲王也保证“就彼再行查访”。在此种形势与气氛下，地方官自然压力很大。行查的文书急如星火，县官自然如坐针毡。《荒书》写得明白：“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程九伯为什么不敢出认？以他为首打死的，尸证物证都是李延，封建专制时代他岂不知“冒功领赏”是要砍头的。所以有公文榜谕他也不敢张冠李戴。只有县官亲自跑来，当面说了被杀的是李自成，他才敢走进官府去领赏。这不是把原委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么？这件事完全说明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阿济格谎报在前，而通山县令谎证在后。但还是“终无实证”而无法结案。
非常明确，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县官在上级追查的情况下亲口说的。如果说打死人的时间在四五月间（因时间说法不一），除去公文函件的往返时日，“行查到县”的时间不超过七八月间。理由很简单，任何史、志、稗、乘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不会早于这位县令的信口雌黄。县令指鹿为马，自有苦衷，但从此传了开去，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记载（通城另当别论）都是这样误传造成的。自县令亲口说谎之后，有两种现象可发人深省。以后所有官修志书如康熙间之《湖广通志》、《湖广武昌府志》、《通山县志》以及后修之《湖北通志》、《九宫山志》等等，均直书死者为李自成（当然偶然也出现矛盾，如《通山县志》载九宫山北有李延墓）。而在当地的宗谱里，尚未贸然违背事实，一般成谱早者依然写着李延，随着时间推移，概律为李延即李自成，最后干脆全是李自成了。
尽管县令因时势所驱，不得不指鹿为马，混乱视听，但毕竟还是拿不出凭据，朝廷当然不信，从未行文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门佟”手里所掌握的“龙袍、金印”自然更不敢拿出来上交了。因为一旦证实不是李自成，便是欺君杀头之罪，阿济格就将被处极刑。这个重要的“实证”自然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总之，谎报加谎言，使不少学子莫衷一是，也是使不少学子信以为真。更有个别自以为是者，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对不从通山说者，不烦冗文，拿着大刀长矛费劲地乱杀乱砍，其实早已无异于唐·吉珂德，把一切都看错了。那种强说为项，洋洋大论的文章不就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么！
三
关于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的另一种说法，即夹山为僧说，在十年前我也未敢轻信。但也没有理由和凭据对之加以断然否定。研究历史要求实、重材料、讲证据。若怀杂念、主观、偏执以至抱有某种情绪，把不利于“我”者，是资料则断章曲解；对不同意见者则口诛笔伐以期骂倒，那便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李自成“为僧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虽不相信，不予肯定，但亦未断然否定，斥为荒诞。譬如徐氏《小腆纪年》引了江昱所言之后，按曰“为僧之事，固无足据”。此文句本来浅显，有人竟一叶障目，连“足”字的含义也不懂了。童书业先生是饱学之士，以科学态度，大家风范，讲道理，谈依据，不装腔作势，谩骂别人。尽管他为通山说而“考异”，但结束用辞也不盛气凌人，只云通山说“是比较可靠的”。而对李延、李自成“变”的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没解决，直书曰：“自然还待继续研究”。决不像有的人那样愣是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妄下断言。童先生不否认为僧说“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偏信通山而认为越说得“详细”，“所以考据家多不相信”。其实这也不尽然，若说“其世愈晚，传说越繁”是规律，那么通山说之纷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话在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我也认可。但那些有名有姓，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详细记载，一旦得到某些实物的印证，就会更显得“言之凿凿”的可贵了。倘若单是记载对记载，文字对文字的扯淡，永远也扯不清，结果必然是各取所信。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实物加以证明，即要拿出“实据”来才能敲定。
有人承认“何璘对历史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却又指责何璘编造出了“禅隐”说，岂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李自成夹山为僧在小范围里早就有传闻，何璘只不过做了“求真求实”的亲身考查，然后以董狐之笔记述罢了。此事先有张琮伯亲身经历于前（康熙初年赴任途中路过夹山与奉天玉和尚面谈甚洽），歙县江昱“特至夹山”眼见于后（亲去夹山见到石塔、遗像，又访问了寺中老僧，认为“奉天玉”是李自成“自寓加点以讳之”），又有张琮伯子孙《半窝杂记》可证。怎么说是“何璘说他当了和尚”。一个隐秘逃命出家的人，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吗？即便是在小范围里被个别人窥知，也只能在他死后才渐渐地传了开去。这种极为浅显的道理，竟然有人大作形而上的文章，高明还是拙劣，自有行家去公断。更有人挖空心思在“奉天”二字上不吝笔墨，但“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的石塔，赫然耸立，不止一人见过，只能诠释其由而不能否认其实。岂可以常规律之。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之《流寇琐闻》摘录了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塘报中一段话，曰：“闯贼名李自成，幼曾为僧，僧名黄来僧”（《广阳杂记》与此略同）。李自成“小名黄来儿”（见《罪惟录》、《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书）。当地米脂县塘报，自然不诬。起码印证失败遁迹空门之可能。由于自幼当过和尚，庙中佛事司空见惯，所以再次当起和尚来，自是行家里手，便于隐秘，不易露出破绽，且能够充当“高僧”。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被察知，瞒天过海，竟然寿终的原因之一。虽未遭宋代李顺为僧而被捕之厄运，却也被当地政府砸毁坟墓，几乎鞭尸。
这些资料在无物印证情况下，并不显眼，只是文字的一说而已。但是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的凭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难道不该正视和重新探讨么。我相信倘郭老在世也会去看的。在发现的许多文物中，我以为“西安王马铃”、“梅花诗残版”、“奉天玉诏”以及奉天玉墓的发掘，葬式、墓志铭等尤为重要。墓葬的发掘证实其葬式与陕北米脂一带习俗的一致，墓志铭说明并非一般和尚，隐讳之词不同一般，更说明身份之特殊。“塔铭”，证实奉天玉确有此僧，不只是传闻和文字虚载，也证实何璘亲身考察所写《书李自成传后》之不诬。“西安王”马铃证明乃自成跨骑之物，据《小腆纪年附考》云：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王”，故农民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其“梅花诗残版”于夹山寺院残壁中的发现，更证明章太炎先生根据民初民间长期留传的“梅花诗”，考定为李自成所作的确切性。而他对《明史》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所提之“六不可信”，增添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把这些点串连成面，加经综合分析，李自成的影子不是从沉淀而浮出水面了吗？对此夹山说者多年做了很多研究（请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虽然欠缺之处也有，但也说明了许多问题。文章俱在，自不待我赘言。历史研究常常需要综合分析和考察，在无直接资料简单说明时，需要各种材料或实物综合印证，以究其是非。不能以己之偏见，拒史实于不顾，一味吹毛求疵，这是作为史学研究者不应持有的态度。
就目前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争论来看，关于李自成究竟死在何地，通山说最不可信，而石门夹山说较为可靠。尽管通山说千方百计否认“为僧”史料，割裂夹山出土文物，大肆攻击、造谣，以至无中生有，但都抹杀不了实物的存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虽然夹山说尚存不足之处，对资料、文物探究不深、不细，但迷雾毕竟近于消散了。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8年06期第93～99页
【作者简介】刘重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说法各异，但主要以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为主。本文作者潜心钻研此问题几十年，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通山说最不可信，石门夹山说比较可靠。此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也使李自成死于何地这桩历史疑案的迷雾近于消散。 |
关于晚明民变领袖李自成的生死问题，我的兴趣和存疑是很早的。195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我被指派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先读《明史纪事本末》，再读《明史》，同时做《皇明经世文编》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录提要。当然也尽量涉猎当代人撰写的明清史事的论著，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等等。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和李自成的死，我只有个粗略的印象。1956年由于《历史研究》尚归历史研究所主办，和编辑部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建所伊始，规模不很大，研究人员也不多，又大都是青年人，整天在一起。我听说关于李自成的死，有位姓申的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论证李自成并未死于通城、通山，而是兵败后入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而终。年青人好奇心重，总想待发表后以先睹为快，但当时的编辑部大概以申的观点与郭老相左而终未刊用。
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探索此事，一是对明末史事知道的太少了，不具备这个能力；二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里，撰写了关于牙人牙行的探讨文章，并予以发表。
事也凑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被正式调入郭沫若主持的《中国史稿》编写组，第一次分工就指令我写好明末农民起义一章。不必讳言，那时参加《史稿》组，被当作一种荣誉和领导的信任，焉敢不努力钻研，以求表现自己。为此，我整整花了三年的功夫。
因为脑海中很早就有个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说法，因而在读书和查找资料时，自然更加留心。时间日长，材料日多，我发现“战死说”，不论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都非常混乱、矛盾和漏洞百出，飘忽不定，令人难以适从。正如徐鼒所云：“自成之死，传闻异辞”。在李自成生死的各种记载里，年月互异，有四五种说法；死地也有四五处之多，而死的方式竟达九种以上，却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
《明史》的编纂，前后将近60年，集中了大批优秀学者。关于明末史事，当然算不上年代久远，一切所需书籍与资料自然一览无余。《明史》是一部公认的严谨史书，凡属重大历史问题都是经过撰写者相互讨论以至争辩然后裁定。譬如：关于严嵩该不该入奸臣传的问题，就数次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对于李自成究竟是死还是生？众说虽然纷纭，但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只有“终无实据”而已。张文贞公是奉旨监修《明史》的官员，同时也是学者，他的这句话始终对我印象很深。传闻毕竟是传闻，代替不了事实。但写史写书总不能没有个说法，总得从其一说，故史馆诸公裁定了“通城说”，而其死的方式，亦未有定论。
我认为《明史》裁定通城绝非撰史者的疏忽，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佼佼者。我不相信这些连《明史·地理志》都撰写得那样详细的人，竟不知九宫山指何处。竟连明修《寰宇通志》都无人看过，可能吗？我倒觉得是解放后的寡闻学者做了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余考证！在我看来，史馆诸公在几经斟酌之后认为通山说漏洞、硬伤太多，不及通城说较为稳妥。
通城、通山说虽均无实据，但对夹山说，也仅是文字记载而已。虽似言之凿凿，我也未敢轻信。正如徐鼒所言：“为僧之事，固无足据”。都是文字对文字，缺乏可信的依据和实物印证。
《中国史稿》的说法，当然要以主编郭老的意见为根据，这是不能含混的。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想也不愿意有别的想法。农民起义领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为理想而奋斗牺牲，豪气千秋，何其壮烈！说他遁迹法门，总脱不了“逃跑主义”，有损于“伟大形象”，故宁信其死而不信其生。然而满脑子的问题和疑惑，常想若有机会与郭老能谈谈。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郭老把《中国史稿》编写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改善一下生活。其间，我把自己的疑惑和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地告诉了郭老。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想说郭老不该根据两三学者以考辨“九宫山”所在，而定自成死地，也不必于1956年发表声明更改“通城说”。他边走边谈，大意是说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还得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有实物的印证。郭老指出的是一条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涉及谁对谁错，其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对不同意见就一概骂倒。毕竟是大师风范为学子树立了楷模。
那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自成生死”并不多么重要，谁也不去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前再打这种无谓的“笔墨官司”。文革之后，“凡是论”被实事求是所取代，李自成归宿这个从未解决的悬案，重新被提了起来。往日的疑惑和兴趣，使我密切注视着通山遇害说和夹山为僧说的论战。
对此问题，我的态度从来就是谨慎的，本着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审视和探索一切历史事件，从未想过要反对谁，维护谁。四十年来，若断若续地追踪着李自成归宿问题的史料与文物。尽管如此，在1985年的通山会议上以及将近十年之后的夹山讨论会上，我都没有轻易谈自己的看法。如今有了新材料，有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不少文物的出土，就不能不对李自成之死重新加以探索论证了。
二
有人说李自成被杀于通山县九宫山，已经定论。这简直像痴人说梦！若非缺乏常识，则是别有用心！此说证明何在？一无首级二无信物，这是当时的结论。据《东华录》所载，英亲王阿济格前后奏报本身就互相矛盾，均未落实。顺治二年七月己巳“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曰：“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作为一个前线指挥，不仅先后奏报不一，对李自成究竟是死是活，始终闪烁其辞。以顺治二年闰六月奏报看，云“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查访。”此段文字，实不敢推敲，“降卒”所言，既非二十人之一，何以知之？“素识”者往认，何不能辨？除非死者非其人。再说从闰六月到七月受多尔衮责罚，时隔两月，阿济格派人“就彼再行查访”，并无下文，显然没有眉目，得不到证实。文字记录在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心生奇巧，以为能证明阿济格曾被再度起用过，便可推翻“欺诳”之过。既是缺乏常识，又是形而上学之最。军事倥偬之际，戴罪立功者多矣，不等于没有前罪。且看《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之阿济格传乾隆的批谕，“谕曰：朕览实录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次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这便是一记有力的耳光！
据统计，明末清初记李自成事者，史、志、稗、乘大致有六十种左右，但正如徐鼒所言：“自成之死，传闻异辞”。说李自成被打死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死的，谁打死的？异说纷纭，矛盾百出，且都得不到可信的验证。说法那么多，明清之季的学者也作了一些分析，最后也只能从其一说而已。对于关键问题，即死者是否是李自成，结论还是“终无实据云”。其所谓的“考证”，只是用一种无实证的材料去论证另一种无实据的说法，得出自己倾向的观点，仅此而已。所以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清初已成定论”，清末已“考证清楚”了，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讥讽嘲笑别人的同时，自己竟然连文章也读不懂了！
问题从一开始，一再追查的就是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九宫山死者究竟是谁？说他是李自成，凭据何在？这是清与南明两个王朝特别关注的事情。而最早文献就是阿济格与何腾蛟的两个奏报。两疏歧异矛盾之处，暂且勿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听来的，“空口无凭”。而且都受了各自朝廷的责备。尽管二人为自己竭力辩护，但终归没有“实据”。若有人企图用传闻的记载作“引经据典”的文章，那我还可以告诉他《石匮书后集》等书记载将自成首级献给了何腾蛟，而《程氏宗谱》等书，亦有献首军门佟的记录。一首二献，岂不更加荒唐可笑么！
老实说，迄今为止根据各种记载综合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九宫山的确死了个“贼人”。但死者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或者有人怀着各种目的不愿意承认。阿济格、何腾蛟以及官方人士异口同声，说那就是李自成，是因一保乌纱帽，二怕获罪。而现在有些人，却不正面研究问题，在枝节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实在非论史者所当为。
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并不是李自成，而是农民军中一个叫李延的人。在所有的数十种书籍记载中，应该说据有可信性最强的是当事者，当地或当时的人的各种记述了。
通山《程氏宗谱》载：程安思，字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世思堂程氏宗谱》亦云：程九伯“于顺治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金氏宗谱》云：“一柏（九伯外甥）一同，追剿闯贼于牛迹岭下”。
其他如《朱氏宗谱》、《王氏宗谱》、《余氏宗谱》等书的记载均可印证此事。
康熙庚午举人谢延树是当地人，著有《诗古文集》，其中有“小月无题”一诗，云：“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
通山发现的新资料，手抄本《九一宫志》（于道观经卷中发现）共十一则，千余字，时间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其中有“阴访李延墓六则”，这六则并未全部披露，只引了一条自认为对己有利的材料，只说九一道尊于顺治年间接待来自夹山的两位出家人，前来寻找李延死于何处，葬于何地。最后未找到，走后九一道尊捡了一首“红绫诗”。诗云：“顾庐恶梦烟灰灭，华堂已毁躏铁骑。壮士捐躯怀前志，小子残生泄君机。妄言轻信离情起，良谋屡进几度依。难忘恩义凭山吊，莫让随流世外疑”。作为资料果然重要。通山派认为这是藏头诗，乃顾君恩所作，这一观点可以接受，但他们以此断定夹山为僧者乃顾君恩，却是错了。因为去通山找李延墓的是两个僧人而非唯一的一个。从诗意中回味，作者的确泄露了不少“君机”。道出失败的原因、捐躯的“壮士”，只好依从“良谋”，最后提醒人们不要“随流”瞎说，且用了耐人寻味的“世外”二字。这岂不是透出一点消息，即“禅隐”和谋士顾君恩很有关系吗？自成谋士，兵败中被杀的杀降的降，记录均在，唯顾君恩不知下落，此人每在关键时刻，始见于记载，确为自成出了“良谋”度过了多次难关。此诗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通山说的学子，常指责别人不以科学态度对待史实，以至谩骂讥讽别人，对别人竭尽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不仅否认史实，且编造历史，假造《弋闯志》，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假《家谱》。相反，对一些有价值能说明问题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如《九一宫志》等等，竟然采取了掩盖封锁的手法。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真相所在么？
通山死者乃李延，即使《通山县志》上，也赫然写着：“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据通城派学子所写《通城说新探》一文云：六十年代初在通山县九宫山一道观内，曾发现过清乾隆年间该观道士曾为李延立了一块“李延将军墓碑”，大意记述了李延在当地活动时军纪很好，与道士们相处颇为融洽。像这种珍贵资料，通山说者为什么长期尘封，秘而不宣？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通山九宫山死难的是有名有姓的李延其人。通山说者众口一辞，说打死者为程九伯与其外甥金一柏，那么程、金二氏自是当事人，则程、金二氏之宗谱，当然是确证无疑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二氏既非农民军内部人，何以知其死者是李延呢？显然和他们宗谱中所记之“得珠冠、龙袍、金印”分不开（是龙袍还是蟒袍？两者差异甚微，一般人很难区分。珠冠不等于皇冠。珠冠、蟒袍，宠臣、大臣均可服用）。许多官修志书如《湖北通志·武备志》，亦不讳言“剥其衣得龙袍金印”。道理很简单，也十分明显，金印上刻着的就是李延。不然程氏之流是不会知道的。如果印刻“李自成”三字，宗谱上亦不会编出个“李延”二字来！宗谱与志书都说此物献于“军门佟”，先不管这个佟是谁（因当时清高级将领中有两三个“军门佟”的人），倘是“李自成”三字，“军门佟”焉敢匿藏不报，而此实物信证，足可平息各种风波，也不会有这个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疑案了。这个道理三岁孩子也明白。
通山说的解释漏洞太大了，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伤，怎么办呢？只有胡说一通了。童书业先生在此根本问题上道是本本分分写着“也许”、“或者”、“假定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那些强词夺理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见《李自成死事考异》）。
李延根本就不是李自成，连博学的童书业先生也未敢说是“自成别名”。1984年5 月在通城县发现的《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说：“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这是当地人记当地事，而且正是李延烧了他们的金氏宗祠，刻骨铭记，不会错录。标明了俨然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印证，据申悦庐先生引《半窝杂记》云：一道者言“闯王知大事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此又与通山《九一宫志》之“阴访李延墓六则”相互印证。
遍查《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他如《绥寇纪略》、《罪惟录》、《后鉴录》、《鹿樵纪闻》、《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等，记自成乳名、字者多矣，唯独无“延”字。李自成也根本不可能叫李延，谁都知道李过乃自成之侄，据李宝忠《永昌演义》，其侄辈除李过，尚有李通、李遵、李迪（迪、廸通用）等等，米脂县闯王纪念馆馆长申长明先生调查表明：自成侄辈皆以“辶”命名，辈分有别。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李自成绝对不可能又名李延。
栾星先生（通山派）曾寄我所著《李岩之谜》一书，拜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李延的信息。他说60年代初，在李岩故里调查李岩事迹，在县委招待所碰见米脂县两位干部，同居一室，便聊了起来。当自己说到是来调查李岩时，米脂的干部便脱口说，我们县里也有他的后代，我在李氏家谱中看到过李延的名字。栾星认为这不可能，显然把同音异字弄错了。后来我写信请申长明先生追查米脂《李氏宗谱》，可惜文革之火焚后，文物幸存甚少，已无原物，实在遗憾，但亦是可印证李延实有其人的。
有人曾想以顾氏《明季实录》之附录《酉阳随笔》之“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条记载，企图用谐音附会，且不说南北音读甚远，其所引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书》云：“且闻其（自成）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明言乃“据之传闻”。传闻再加上猜测，和《酉阳随笔》如出一辙，分明是传闻之误。
明明是李延，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说成是李自成，始作俑者是谁呢？有人对费密的《荒书》评价颇高，其价值在于所记较为详细，但引用者却取其所需，弃其不利。其实恰巧是这部记述较具体的著作，道出了其中蕴含之实情，揭示了一个苦衷和隐秘。
李自成对南北两个朝廷来说都是大敌。阿济格初报“自成已死，贼兵已灭”，双方朝野为之振奋。清王朝为此祭了天地，告了太庙。结果自成生死却得不到证实。朝廷为此感到难堪，便下令追查，英亲王也保证“就彼再行查访”。在此种形势与气氛下，地方官自然压力很大。行查的文书急如星火，县官自然如坐针毡。《荒书》写得明白：“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程九伯为什么不敢出认？以他为首打死的，尸证物证都是李延，封建专制时代他岂不知“冒功领赏”是要砍头的。所以有公文榜谕他也不敢张冠李戴。只有县官亲自跑来，当面说了被杀的是李自成，他才敢走进官府去领赏。这不是把原委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么？这件事完全说明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阿济格谎报在前，而通山县令谎证在后。但还是“终无实证”而无法结案。
非常明确，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县官在上级追查的情况下亲口说的。如果说打死人的时间在四五月间（因时间说法不一），除去公文函件的往返时日，“行查到县”的时间不超过七八月间。理由很简单，任何史、志、稗、乘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不会早于这位县令的信口雌黄。县令指鹿为马，自有苦衷，但从此传了开去，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记载（通城另当别论）都是这样误传造成的。自县令亲口说谎之后，有两种现象可发人深省。以后所有官修志书如康熙间之《湖广通志》、《湖广武昌府志》、《通山县志》以及后修之《湖北通志》、《九宫山志》等等，均直书死者为李自成（当然偶然也出现矛盾，如《通山县志》载九宫山北有李延墓）。而在当地的宗谱里，尚未贸然违背事实，一般成谱早者依然写着李延，随着时间推移，概律为李延即李自成，最后干脆全是李自成了。
尽管县令因时势所驱，不得不指鹿为马，混乱视听，但毕竟还是拿不出凭据，朝廷当然不信，从未行文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门佟”手里所掌握的“龙袍、金印”自然更不敢拿出来上交了。因为一旦证实不是李自成，便是欺君杀头之罪，阿济格就将被处极刑。这个重要的“实证”自然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总之，谎报加谎言，使不少学子莫衷一是，也是使不少学子信以为真。更有个别自以为是者，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对不从通山说者，不烦冗文，拿着大刀长矛费劲地乱杀乱砍，其实早已无异于唐·吉珂德，把一切都看错了。那种强说为项，洋洋大论的文章不就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么！
三
关于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的另一种说法，即夹山为僧说，在十年前我也未敢轻信。但也没有理由和凭据对之加以断然否定。研究历史要求实、重材料、讲证据。若怀杂念、主观、偏执以至抱有某种情绪，把不利于“我”者，是资料则断章曲解；对不同意见者则口诛笔伐以期骂倒，那便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李自成“为僧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虽不相信，不予肯定，但亦未断然否定，斥为荒诞。譬如徐氏《小腆纪年》引了江昱所言之后，按曰“为僧之事，固无足据”。此文句本来浅显，有人竟一叶障目，连“足”字的含义也不懂了。童书业先生是饱学之士，以科学态度，大家风范，讲道理，谈依据，不装腔作势，谩骂别人。尽管他为通山说而“考异”，但结束用辞也不盛气凌人，只云通山说“是比较可靠的”。而对李延、李自成“变”的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没解决，直书曰：“自然还待继续研究”。决不像有的人那样愣是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妄下断言。童先生不否认为僧说“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偏信通山而认为越说得“详细”，“所以考据家多不相信”。其实这也不尽然，若说“其世愈晚，传说越繁”是规律，那么通山说之纷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话在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我也认可。但那些有名有姓，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详细记载，一旦得到某些实物的印证，就会更显得“言之凿凿”的可贵了。倘若单是记载对记载，文字对文字的扯淡，永远也扯不清，结果必然是各取所信。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实物加以证明，即要拿出“实据”来才能敲定。
有人承认“何璘对历史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却又指责何璘编造出了“禅隐”说，岂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李自成夹山为僧在小范围里早就有传闻，何璘只不过做了“求真求实”的亲身考查，然后以董狐之笔记述罢了。此事先有张琮伯亲身经历于前（康熙初年赴任途中路过夹山与奉天玉和尚面谈甚洽），歙县江昱“特至夹山”眼见于后（亲去夹山见到石塔、遗像，又访问了寺中老僧，认为“奉天玉”是李自成“自寓加点以讳之”），又有张琮伯子孙《半窝杂记》可证。怎么说是“何璘说他当了和尚”。一个隐秘逃命出家的人，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吗？即便是在小范围里被个别人窥知，也只能在他死后才渐渐地传了开去。这种极为浅显的道理，竟然有人大作形而上的文章，高明还是拙劣，自有行家去公断。更有人挖空心思在“奉天”二字上不吝笔墨，但“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的石塔，赫然耸立，不止一人见过，只能诠释其由而不能否认其实。岂可以常规律之。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之《流寇琐闻》摘录了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塘报中一段话，曰：“闯贼名李自成，幼曾为僧，僧名黄来僧”（《广阳杂记》与此略同）。李自成“小名黄来儿”（见《罪惟录》、《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书）。当地米脂县塘报，自然不诬。起码印证失败遁迹空门之可能。由于自幼当过和尚，庙中佛事司空见惯，所以再次当起和尚来，自是行家里手，便于隐秘，不易露出破绽，且能够充当“高僧”。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被察知，瞒天过海，竟然寿终的原因之一。虽未遭宋代李顺为僧而被捕之厄运，却也被当地政府砸毁坟墓，几乎鞭尸。
这些资料在无物印证情况下，并不显眼，只是文字的一说而已。但是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的凭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难道不该正视和重新探讨么。我相信倘郭老在世也会去看的。在发现的许多文物中，我以为“西安王马铃”、“梅花诗残版”、“奉天玉诏”以及奉天玉墓的发掘，葬式、墓志铭等尤为重要。墓葬的发掘证实其葬式与陕北米脂一带习俗的一致，墓志铭说明并非一般和尚，隐讳之词不同一般，更说明身份之特殊。“塔铭”，证实奉天玉确有此僧，不只是传闻和文字虚载，也证实何璘亲身考察所写《书李自成传后》之不诬。“西安王”马铃证明乃自成跨骑之物，据《小腆纪年附考》云：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王”，故农民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其“梅花诗残版”于夹山寺院残壁中的发现，更证明章太炎先生根据民初民间长期留传的“梅花诗”，考定为李自成所作的确切性。而他对《明史》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所提之“六不可信”，增添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把这些点串连成面，加经综合分析，李自成的影子不是从沉淀而浮出水面了吗？对此夹山说者多年做了很多研究（请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虽然欠缺之处也有，但也说明了许多问题。文章俱在，自不待我赘言。历史研究常常需要综合分析和考察，在无直接资料简单说明时，需要各种材料或实物综合印证，以究其是非。不能以己之偏见，拒史实于不顾，一味吹毛求疵，这是作为史学研究者不应持有的态度。
就目前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争论来看，关于李自成究竟死在何地，通山说最不可信，而石门夹山说较为可靠。尽管通山说千方百计否认“为僧”史料，割裂夹山出土文物，大肆攻击、造谣，以至无中生有，但都抹杀不了实物的存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虽然夹山说尚存不足之处，对资料、文物探究不深、不细，但迷雾毕竟近于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