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
——方元素信件介绍
陈智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8年04期第449～454页
【作者简介】陈智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关 键 词】方元素/信件/徽州/文书/哈佛燕京图书馆
中图法分类号 K 248.3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批明人信札，计书信747 封， 短柬及名刺179件，共926通。这是该馆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这些信札裱在纸上，装订为7册，每册封面分别标有日、月、金、木、水、火、 土等字样，并钤有“乐山堂文库”收藏印。该馆同时藏有日本书画家玉置环斋编的《明诸名家尺牍人名略录》7册，每册与上述7册信札对应，考证部分写信人姓名及简历，但错误甚多。从玉置环斋所作跋语可知，这批信札至迟在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年）前已流传至日本，后为铃木云宝收藏。这些信札的装订成册，似为日本人所为，或经他们改订过。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章可知，这批信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流传到了美国，由该馆入藏。
中国国内以收藏信札著称的上海图书馆， 所藏明人信札也不过500件。哈佛燕京图书馆集中了这样众多数量的明人信札，在海内外都极罕见。
这些信件的收信人绝大部分为同一人，从有上款的信件可见，此人姓方，字元素（或称黟江，应是他的号）。而写信人则有当时领导文坛的王世贞、汪道昆，后七子中的吴国伦，末五子中的李维桢、胡应麟，公安派健将丘坦，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从内容看，它们反映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所以它们是稀见的文物，更是珍贵的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它的价值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及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利用。
一、收信人绝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
要认识和利用这批信札，前提是确定这批信札的收信人（或主要收信人）的姓名及身份。
迄今我看到的介绍这批信札的专文只有一篇，即刘畅的《明稿本〈诸名人尺牍〉——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志》（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作者把这批信札的收信人定为金华府兰溪县人方太古。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作者仅仅根据一些工具书，查到明代姓方字元素的有方太古其人，而没有进一步查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微认真地翻阅这些信件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思索，就轻率地作出论断。如不加以纠正，只会误导后来的读者。
为什么说收信人绝非兰溪方太古呢？
在这批信件的写信人中，大名鼎鼎的王世贞曾为方太古写过《方元素处士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92），汪道昆写了《处士方太古传》（《太函集》卷32）。我们从王、汪写的铭、传中可知，他们两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只是因为方太古的孙子尧治是汪道昆的崇拜者，他通过汪道昆的弟弟道贯求道昆为他的祖父写传，又由汪道贯陪同，并拿了汪道昆写好的传记，请王世贞为其祖父作墓志铭。既然王、汪二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怎么可能给他写信呢？由此可知，汪、王二人致信的方元素绝非方太古。
王世贞写的墓志铭还记载了方太古的生卒年：他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而这批明人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见火集方大汶来信上方元素的批语；最迟的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见金集詹濂信，信末署戊戌二月初八日，信中提到“彭将军已出朝鲜去擒关白矣”，此“关白”指日本丰臣秀吉，明军出朝鲜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戊戌年，只能是万历二十六年。既然这些信件写于方太古死后17年至51年，也可证明收信人绝不可能是方太古。
二、收信人是徽州府歙县人方用彬
一些信件透露了收信人的名字。金集中有汪徽写给方元素的信，谈他为方治印，并“自谓颇为得意”。信中就印有两方印，一为“方用彬字元素”，一为“别字思玄”。金集中还有两封信，一封上下款不明，一封署名“钥”，都是为方元素写的介绍信，前信称他为“方友用彬君”，后信称“舍亲方元素讳用彬者”。可知收信人名用彬，别字思玄。在金集中还粘贴有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年）署名“世儒方思玄”所写的跋。方思玄自称是这些信札的收集人，记述收集、保存这些信件的经过。如果这篇跋语不是后人伪作，则收信人后又以字行，名思玄。但无论是方用彬还是方思玄，在一般工具书中都不见记载。这样，确定他的籍贯，就是我们进一步查考收信人身份的必要步骤。因为籍贯确定以后，即可从地方志及族谱、家谱中进一步发现线索。
在这批信札中，有些信件是可以推知收信人的籍贯或居住地的。
木集胡仁广函，称方元素为“新都词社之宗”。月集邬佐卿函，说他将取道新安，以问方元素的起居。金集方岩耕函，作者印章自署新都人，又说故园别日，曾蒙方元素远送。新都、新安都是徽州的古称，可知收信人为徽州人。
月集梅台祚函称：“欲过岩镇与足下一晤”。金集江南瑞函问：“乞见教宅上住岩镇之街”。岩镇在歙县西25里，在明代已为万户大镇。由此更可明确收集人为徽州府歙县的岩镇人。
在明确了收信人的籍贯后，我仔细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乾隆、民国的《歙县志》以及徽州府属下各县县志。查阅结果，虽然至今在地方志中仍没有找到有关方用彬（元素）的直接记载，但所得甚多，即可确定一大批写信人的身份以及这批信札的背景材料。
以后我又查阅了一大批有关历史文献，在汪道昆、黎民表、吴国伦、胡应麟等人的诗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方元素的记载，今后还要在族谱、家谱中进一步细查。如安徽师大图书馆所藏《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就可能有方用彬的记载，可惜目前还无缘得见。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引起知道有关线索的读者的注意，给我以宝贵的提示。
三、方用彬是嘉靖万历一儒商
从书信内容及一些有关记载可以知道方用彬是嘉靖、万历这个社会变动时期徽州的一个儒商。
他出生于富家。
他能诗，善画，工书，亦能篆刻及制墨，多才多艺。
他是一名监生，但很可能是捐纳得来的。
他曾攻举子业，但科场不利，转而经商，行踪及于北、南两京，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地。他交游广泛，除商界外，还与一大批文人名士交往，参加了一些诗社的活动。
四、各地各界的写信人
据我初步统计，这批信札的写信人（包括送别刺者）约490 名（因有些未署姓名的信尚需仔细核对笔迹，所有确切人数需待全部释文作完后才能最后统计出来）。其中大部分人的身分已可知。他们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集团。
（一）方氏宗族及方用彬的姻亲 方氏在徽州虽不是最大的姓氏，但也是较大的姓氏之一，在当地属于名族。
写信人中有47人是方元素的同族。其中血缘有近有远，关系有亲有疏。伯叔辈14人，兄弟辈23人，侄辈4人，辈分不明者6人。 下面介绍3名有代表性的人物。
方弘静，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是方氏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家族中最早结诗社的人。有《千一录》30卷、《素园存稿》20卷传世。
方大滶，即方于鲁，又名遂初。与程君房（也是歙县人）齐名，是明中叶最著名的墨工，有《方氏墨谱》传世。他原是儒生，能诗，曾参加汪道昆主持的诗社，又有诗集《方建元集》传世。
方文馔，是一个当时颇为时髦的“山人”，长期追随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中郎），陪他吟诗、下棋、出游，并曾为袁中郎编校《敝箧集》和《锦帆集》。
除宗族外，写信人还有方用彬的母舅、妻兄、表亲、姻亲等7人。
（二）徽州籍的举人、进士和官员 我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各科举人、进士中，有42人曾与方元素通信，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弘静、方良曙等7 人外，还有35人。在写信人中，还有16人是通过岁贡、舍选等方式取得官职的，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颐静等4人外，还有12人。在这两种人中， 有些同方元素的关系相当密切。
最著名的是汪道昆。他在离官居家期间，曾支持并组织成立了丰干社与白榆社两个诗社，方用彬及方氏宗族中的方简等四人都是丰干社的“七君子”。汪道昆的父亲汪良彬，叔父汪良植，胞弟汪道贯，堂弟汪道会，儿子汪无择都同方用彬有来往并有信札。汪、方两家是世交。
又如陈筌，休宁人。父亲陈有守（达甫）与方弘静等结诗社，是徽州早期的诗人之一。陈筌受父亲的熏陶，致力於诗作，也是丰干社的七君子之一。
（三）一群没有功名的徽州文人 与方用彬通信的人中有16人是没有取得或不愿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其中颇有些传奇式的或有一技之长的人物。
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不喜科举业而喜王霸大略。曾在少林寺习武。后辞家远游，南至广东，北至大漠。又学道而无成。曾在胡宗宪幕中。他是徽州较早结诗社的人之一，曾辑弘治至嘉靖徽州诗作为《新都秀运集》，对推动徽州的诗歌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为方用彬刻印章的汪徽，婺源人。诗、画、书法、篆刻都精妙，世称四绝。
吴守淮，家富于财，是一名商周铜器和书法名画的收藏家，也因此而破产。他同方用彬既有文化交流，也有密切的商业来往。
（四）徽州地方官 与方用彬来往的共25人。包括徽州府知府、通判、推官、教授、训导，歙县的六任知县，还有县丞、主簿、训导。也有徽州府所属的黟县及祁门县的知县等。
其中大多数人，如《儒林外史》第一回所描写的时知县对王冕那样，差人“持个侍生贴子”送给方用彬。由此可知，他在歙县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乡绅。
但也有超过这种关系的。如歙县训导田艺蘅，他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的儿子，本人也有《留青日札》等多种著作传世。康熙《徽州府志》把他列入名宦，说他为官清廉，“弟子贽，一无所受，贫者辄赠之”。又说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往，“士大夫有文名者，日招致之，时出郊野游”（卷5）。这批明人信札中有田致方信15通之多， 方用彬显然也是田艺蘅所招致的“士大夫有文名者”之一。
（五）遍及南北的广泛交游 上述宗族之间的来往，有血缘的因素；与乡里及地方官员的来往，有地缘的因素。而从这批明人信札的众多写信人的情况可知，方用彬的交游远远超出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下面采用按地区分列的方式。这里所谓按地区，一般指写信人的籍贯，但也照顾到方用彬与这些人交往的缘由或契机。如下文所统计的南京应天府某些人就并非南京人，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南京青溪等诗社的活动而与方用彬结识及交往。
方用彬与之交往的人员，比较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宁国府：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共有14人。包括万历五年（1577年）状元沈懋学及其子有则、有贻；宣城著名的梅氏家族中的梅守箕、台符叔侄；宁国府属下的旌德知县乐元声等。
南京应天府：共有19人。包括临淮侯李言恭、宗城父子，盛时泰以及画家魏之璜等。
苏州府：10人。包括著名书法家周天球以及多产作家俞策（安期）。
湖广黄州府麻城县：8人。 包括曾在万历年间任歙县知县的彭好古和他的弟遵古、信古，丘齐云、丘坦父子，以及因收藏大批元杂剧及《金瓶梅》全抄本而著名于文学史的刘承禧。
广东：有24人之多。很可能同方用彬与诗人、书法家黎民表（瑶石山人）有深厚的友谊有关。24人中，从化黎氏一门就有5人， 包括黎民表的弟弟和子侄两辈。
江西：11人。包括明朝宗室朱多泟（贞吉）、朱多
（宗良）等6人。
此外，还有南直隶池州府施尧臣等6人，扬州府陆弼等2人，松江府袁福徵等4人，湖广还有京山李维桢兄弟等6人，浙江湖州府臧懋循（《元曲选》编者）等10人，福建佘翔等4人，山东许维新等4人，河南何洛文（何景明之孙）等3人，以及四川、陕西、北直隶共4人。
以上共计129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按地区将写信人分别，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其实，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不但在本地区有影响，而且是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如申时行、王世贞等便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这批明人信札的写信人，我已查明其身份的已达276人，超过总数的一半。由于收信人方用彬是一名儒商而非达官贵人或知名文人，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假以时日，总共查明300 人以上的身份，即超过总数的60%，应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对这批信件的了解与利用。
五、信件的内容及其利用
这批信札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与徽州方氏家族有关，包括一些宗族活动（修谱、祭祀），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助、借贷、矛盾等），还可见方氏族人除在外为官者之外，还有不少人出外经商，这也反映了当时徽州人经商的特点。
第二方面是文化交流。方用彬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又喜欢同文人交往，他参加了徽州及外地一些诗社的活动。书信中，谈诗、谈书法、谈画、谈篆刻等的内容不少。
第三方面是商业活动。方用彬同时又是一个商人，商业收入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他的商业活动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与文化有关，如他买卖古书、古器物以及墨、扇等等，可以说是个文化商人，另一方面则是放债、典当。
要正确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信札，必须将它们同有关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书信作为一种史料，它的优点是，一般来说较少掩饰，因此也较真实（特别是那些有时间性的急件），它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现实。缺点是比较零碎，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及诸要素（收信人、写信人、时间、地点等），很难利用。
下面就我现在已经作的这方面的工作，举几个例子。
（一）方岩耕信件 这批信札中共收有方岩耕致方用彬的信件6 通。他自称小弟、宗弟，称用彬为契兄、兄长，是用彬的族弟。这6 封信，有请方用彬为其篆刻图章的，也有将他自刻的图章请用彬指教的。有为他的“家伯”所托求用彬办事的，也有借用彬的钱到期还本付息的。
汪道昆曾写过一篇《儒侠传》（《太函集》卷40），传主方景真就是方岩耕其人（汪道昆写的传记，相当数量不直接点出传主的名字，而是通过引用传主的自述间接道出，《儒侠传》就是如此）。李维桢也为他写过《方长公寿序》（《大泌山房集》卷35）。此人是汪道昆弟弟道贯的姻亲。他弃儒从商，历经四川、湖广等地，晚年回到故乡吟诗作赋，优游度日。汪道昆所称颂的他的“侠义”之处，包括照顾并宽容自己的庶弟及弟妇，在乡里扶危助困，排难解纷，在经商的荆州等地举办公益事业，修桥补路而又不扬名，等等。而从他给方用彬的信中可知，他还在真州作盐业生意，他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徽商。
（二）张尧文信件 张尧文给方用彬的书信有4通， 还有短柬及名刺6件，是与方用彬通信较多的人。从信中可知， 张尧文是歙县附近一个山城的县官。他曾请徽州一位姓柳的画家为他画武安王（关羽）像，又曾请一位“司马公”、“汪老先生”作《武安庙记》，后来他给这位“司马公”的书信是请方用彬转致的。
我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在徽州府属下六县中，没有张尧文这样一位县官；但在嘉庆《泾县志》中查到了张尧文曾任宁国府泾县知县。所谓“司马公”、“汪老先生”即指汪道昆，他曾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在汪道昆的《太函集》（卷65）中，我找到了《泾县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即张尧文信中所说的《武安庙记》。此庙为张尧文所建。原来，隆庆元年（1567年），江西新淦张克文、尧文两兄弟赴京参加会试，渡淮河时，舟沉，克文拥尧文跃至他舟，但病后初愈的尧文因惊悸而气绝。克文祷告于武安王庙：如果尧文死去，我也不能独生。父母知我们身亡，他们性命也将不保。舟人准备埋葬张尧文时，听见武安王降语，“兄弟同心，终不客死”。18天后，张尧文终于复生。两兄弟后来分别在隆庆二年（1568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举进士。张尧文任泾县知县后，为报答神灵的呵护，建了一座武安王庙。
据王道昆这篇《武安王庙碑》，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方用彬致许多人信中所提的《回生传》、《回生诗》，可以把整个故事串连起来。张尧文死去18天而复生，为报答武安王神灵，在泾县立庙，请画家画武安王像供奉，又请汪道昆作庙碑，而方用彬则以这段故事为主题，请不少文人写《回生诗》，编为专题诗集。
（三）许沆信件 许沆写给方用彬的书信共有10通。这些信的内容只有一个：许沆欠方用彬钱，方屡次派人去催债，许沆一再在信中哀求宽限。如说：“弟家作孽，……浙中四人在舍中坐守己三百余日……盛伻所自见者也。”又赌咒发誓说：“若此半载内变易有些毫之物而不如前议，是留置我全家棺殓具也”；“俟其人回家，一到手即刻自送上宝肆不误”。许沆不是普通百姓，从《徽州府志》可知，他是歙县唐模人，曾任湖广广济县主簿。方用彬在他一封来信后写了如下批语：“（万历）廿三年十一月寄来。彼将之金陵解粮，恐余往取负债，故诈此阻挠耳。”这些信件反映了方用彬作为商人的另一面。
这批信札不但可以同其他历史文献互相印证、补充，还可以纠正一些文献的错误。如来信中有晏仕翘其人。在《徽州府志》卷3 《郡职官》中，府推官有吴仕翘，隆庆四年（1570年）任。“仕翘”之名比较罕见，“晏”与“吴”形近，我怀疑应为同一人。好在府志注明此人为进士，而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无吴仕翘而有晏仕翘，晏是江西清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甲二十一名，应即此人。故知府志误“晏”为“吴”。
六、结语
哈佛燕京图书馆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已经同意我全文发表这批信札。鉴于这批信中的丰富内容，我正着手撰写《嘉靖万历一儒商——徽州方元素信件研究》一书。该书计划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信件的释文、注释、考证。后一部分则以信件为中心，结合其他历史文献，研究嘉靖万历这一变动时期的民风、士风与商风。我当力争尽好尽快地完成这部著作。
收稿日期：1998-08-28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8年04期第449～454页
【作者简介】陈智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 【内容提要】 | 方元素信件是重要的徽州文书，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在海内外实属罕见。这批信札的收信人，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而是徽州府歙县的方用彬。他是明朝嘉靖、万历时一儒商。写信人则十分广泛，涉及方氏宗族姻亲，徽州籍的举人、进士、官员，以及徽州文人官员。信件涉及宗族活动、文化交流、商业活动等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批明人信札，计书信747 封， 短柬及名刺179件，共926通。这是该馆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这些信札裱在纸上，装订为7册，每册封面分别标有日、月、金、木、水、火、 土等字样，并钤有“乐山堂文库”收藏印。该馆同时藏有日本书画家玉置环斋编的《明诸名家尺牍人名略录》7册，每册与上述7册信札对应，考证部分写信人姓名及简历，但错误甚多。从玉置环斋所作跋语可知，这批信札至迟在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年）前已流传至日本，后为铃木云宝收藏。这些信札的装订成册，似为日本人所为，或经他们改订过。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章可知，这批信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流传到了美国，由该馆入藏。
中国国内以收藏信札著称的上海图书馆， 所藏明人信札也不过500件。哈佛燕京图书馆集中了这样众多数量的明人信札，在海内外都极罕见。
这些信件的收信人绝大部分为同一人，从有上款的信件可见，此人姓方，字元素（或称黟江，应是他的号）。而写信人则有当时领导文坛的王世贞、汪道昆，后七子中的吴国伦，末五子中的李维桢、胡应麟，公安派健将丘坦，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从内容看，它们反映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所以它们是稀见的文物，更是珍贵的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它的价值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及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利用。
一、收信人绝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
要认识和利用这批信札，前提是确定这批信札的收信人（或主要收信人）的姓名及身份。
迄今我看到的介绍这批信札的专文只有一篇，即刘畅的《明稿本〈诸名人尺牍〉——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志》（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作者把这批信札的收信人定为金华府兰溪县人方太古。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作者仅仅根据一些工具书，查到明代姓方字元素的有方太古其人，而没有进一步查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微认真地翻阅这些信件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思索，就轻率地作出论断。如不加以纠正，只会误导后来的读者。
为什么说收信人绝非兰溪方太古呢？
在这批信件的写信人中，大名鼎鼎的王世贞曾为方太古写过《方元素处士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92），汪道昆写了《处士方太古传》（《太函集》卷32）。我们从王、汪写的铭、传中可知，他们两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只是因为方太古的孙子尧治是汪道昆的崇拜者，他通过汪道昆的弟弟道贯求道昆为他的祖父写传，又由汪道贯陪同，并拿了汪道昆写好的传记，请王世贞为其祖父作墓志铭。既然王、汪二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怎么可能给他写信呢？由此可知，汪、王二人致信的方元素绝非方太古。
王世贞写的墓志铭还记载了方太古的生卒年：他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而这批明人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见火集方大汶来信上方元素的批语；最迟的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见金集詹濂信，信末署戊戌二月初八日，信中提到“彭将军已出朝鲜去擒关白矣”，此“关白”指日本丰臣秀吉，明军出朝鲜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戊戌年，只能是万历二十六年。既然这些信件写于方太古死后17年至51年，也可证明收信人绝不可能是方太古。
二、收信人是徽州府歙县人方用彬
一些信件透露了收信人的名字。金集中有汪徽写给方元素的信，谈他为方治印，并“自谓颇为得意”。信中就印有两方印，一为“方用彬字元素”，一为“别字思玄”。金集中还有两封信，一封上下款不明，一封署名“钥”，都是为方元素写的介绍信，前信称他为“方友用彬君”，后信称“舍亲方元素讳用彬者”。可知收信人名用彬，别字思玄。在金集中还粘贴有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年）署名“世儒方思玄”所写的跋。方思玄自称是这些信札的收集人，记述收集、保存这些信件的经过。如果这篇跋语不是后人伪作，则收信人后又以字行，名思玄。但无论是方用彬还是方思玄，在一般工具书中都不见记载。这样，确定他的籍贯，就是我们进一步查考收信人身份的必要步骤。因为籍贯确定以后，即可从地方志及族谱、家谱中进一步发现线索。
在这批信札中，有些信件是可以推知收信人的籍贯或居住地的。
木集胡仁广函，称方元素为“新都词社之宗”。月集邬佐卿函，说他将取道新安，以问方元素的起居。金集方岩耕函，作者印章自署新都人，又说故园别日，曾蒙方元素远送。新都、新安都是徽州的古称，可知收信人为徽州人。
月集梅台祚函称：“欲过岩镇与足下一晤”。金集江南瑞函问：“乞见教宅上住岩镇之街”。岩镇在歙县西25里，在明代已为万户大镇。由此更可明确收集人为徽州府歙县的岩镇人。
在明确了收信人的籍贯后，我仔细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乾隆、民国的《歙县志》以及徽州府属下各县县志。查阅结果，虽然至今在地方志中仍没有找到有关方用彬（元素）的直接记载，但所得甚多，即可确定一大批写信人的身份以及这批信札的背景材料。
以后我又查阅了一大批有关历史文献，在汪道昆、黎民表、吴国伦、胡应麟等人的诗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方元素的记载，今后还要在族谱、家谱中进一步细查。如安徽师大图书馆所藏《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就可能有方用彬的记载，可惜目前还无缘得见。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引起知道有关线索的读者的注意，给我以宝贵的提示。
三、方用彬是嘉靖万历一儒商
从书信内容及一些有关记载可以知道方用彬是嘉靖、万历这个社会变动时期徽州的一个儒商。
他出生于富家。
他能诗，善画，工书，亦能篆刻及制墨，多才多艺。
他是一名监生，但很可能是捐纳得来的。
他曾攻举子业，但科场不利，转而经商，行踪及于北、南两京，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地。他交游广泛，除商界外，还与一大批文人名士交往，参加了一些诗社的活动。
四、各地各界的写信人
据我初步统计，这批信札的写信人（包括送别刺者）约490 名（因有些未署姓名的信尚需仔细核对笔迹，所有确切人数需待全部释文作完后才能最后统计出来）。其中大部分人的身分已可知。他们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集团。
（一）方氏宗族及方用彬的姻亲 方氏在徽州虽不是最大的姓氏，但也是较大的姓氏之一，在当地属于名族。
写信人中有47人是方元素的同族。其中血缘有近有远，关系有亲有疏。伯叔辈14人，兄弟辈23人，侄辈4人，辈分不明者6人。 下面介绍3名有代表性的人物。
方弘静，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是方氏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家族中最早结诗社的人。有《千一录》30卷、《素园存稿》20卷传世。
方大滶，即方于鲁，又名遂初。与程君房（也是歙县人）齐名，是明中叶最著名的墨工，有《方氏墨谱》传世。他原是儒生，能诗，曾参加汪道昆主持的诗社，又有诗集《方建元集》传世。
方文馔，是一个当时颇为时髦的“山人”，长期追随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中郎），陪他吟诗、下棋、出游，并曾为袁中郎编校《敝箧集》和《锦帆集》。
除宗族外，写信人还有方用彬的母舅、妻兄、表亲、姻亲等7人。
（二）徽州籍的举人、进士和官员 我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各科举人、进士中，有42人曾与方元素通信，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弘静、方良曙等7 人外，还有35人。在写信人中，还有16人是通过岁贡、舍选等方式取得官职的，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颐静等4人外，还有12人。在这两种人中， 有些同方元素的关系相当密切。
最著名的是汪道昆。他在离官居家期间，曾支持并组织成立了丰干社与白榆社两个诗社，方用彬及方氏宗族中的方简等四人都是丰干社的“七君子”。汪道昆的父亲汪良彬，叔父汪良植，胞弟汪道贯，堂弟汪道会，儿子汪无择都同方用彬有来往并有信札。汪、方两家是世交。
又如陈筌，休宁人。父亲陈有守（达甫）与方弘静等结诗社，是徽州早期的诗人之一。陈筌受父亲的熏陶，致力於诗作，也是丰干社的七君子之一。
（三）一群没有功名的徽州文人 与方用彬通信的人中有16人是没有取得或不愿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其中颇有些传奇式的或有一技之长的人物。
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不喜科举业而喜王霸大略。曾在少林寺习武。后辞家远游，南至广东，北至大漠。又学道而无成。曾在胡宗宪幕中。他是徽州较早结诗社的人之一，曾辑弘治至嘉靖徽州诗作为《新都秀运集》，对推动徽州的诗歌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为方用彬刻印章的汪徽，婺源人。诗、画、书法、篆刻都精妙，世称四绝。
吴守淮，家富于财，是一名商周铜器和书法名画的收藏家，也因此而破产。他同方用彬既有文化交流，也有密切的商业来往。
（四）徽州地方官 与方用彬来往的共25人。包括徽州府知府、通判、推官、教授、训导，歙县的六任知县，还有县丞、主簿、训导。也有徽州府所属的黟县及祁门县的知县等。
其中大多数人，如《儒林外史》第一回所描写的时知县对王冕那样，差人“持个侍生贴子”送给方用彬。由此可知，他在歙县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乡绅。
但也有超过这种关系的。如歙县训导田艺蘅，他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的儿子，本人也有《留青日札》等多种著作传世。康熙《徽州府志》把他列入名宦，说他为官清廉，“弟子贽，一无所受，贫者辄赠之”。又说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往，“士大夫有文名者，日招致之，时出郊野游”（卷5）。这批明人信札中有田致方信15通之多， 方用彬显然也是田艺蘅所招致的“士大夫有文名者”之一。
（五）遍及南北的广泛交游 上述宗族之间的来往，有血缘的因素；与乡里及地方官员的来往，有地缘的因素。而从这批明人信札的众多写信人的情况可知，方用彬的交游远远超出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下面采用按地区分列的方式。这里所谓按地区，一般指写信人的籍贯，但也照顾到方用彬与这些人交往的缘由或契机。如下文所统计的南京应天府某些人就并非南京人，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南京青溪等诗社的活动而与方用彬结识及交往。
方用彬与之交往的人员，比较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宁国府：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共有14人。包括万历五年（1577年）状元沈懋学及其子有则、有贻；宣城著名的梅氏家族中的梅守箕、台符叔侄；宁国府属下的旌德知县乐元声等。
南京应天府：共有19人。包括临淮侯李言恭、宗城父子，盛时泰以及画家魏之璜等。
苏州府：10人。包括著名书法家周天球以及多产作家俞策（安期）。
湖广黄州府麻城县：8人。 包括曾在万历年间任歙县知县的彭好古和他的弟遵古、信古，丘齐云、丘坦父子，以及因收藏大批元杂剧及《金瓶梅》全抄本而著名于文学史的刘承禧。
广东：有24人之多。很可能同方用彬与诗人、书法家黎民表（瑶石山人）有深厚的友谊有关。24人中，从化黎氏一门就有5人， 包括黎民表的弟弟和子侄两辈。
江西：11人。包括明朝宗室朱多泟（贞吉）、朱多
（宗良）等6人。此外，还有南直隶池州府施尧臣等6人，扬州府陆弼等2人，松江府袁福徵等4人，湖广还有京山李维桢兄弟等6人，浙江湖州府臧懋循（《元曲选》编者）等10人，福建佘翔等4人，山东许维新等4人，河南何洛文（何景明之孙）等3人，以及四川、陕西、北直隶共4人。
以上共计129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按地区将写信人分别，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其实，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不但在本地区有影响，而且是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如申时行、王世贞等便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这批明人信札的写信人，我已查明其身份的已达276人，超过总数的一半。由于收信人方用彬是一名儒商而非达官贵人或知名文人，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假以时日，总共查明300 人以上的身份，即超过总数的60%，应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对这批信件的了解与利用。
五、信件的内容及其利用
这批信札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与徽州方氏家族有关，包括一些宗族活动（修谱、祭祀），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助、借贷、矛盾等），还可见方氏族人除在外为官者之外，还有不少人出外经商，这也反映了当时徽州人经商的特点。
第二方面是文化交流。方用彬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又喜欢同文人交往，他参加了徽州及外地一些诗社的活动。书信中，谈诗、谈书法、谈画、谈篆刻等的内容不少。
第三方面是商业活动。方用彬同时又是一个商人，商业收入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他的商业活动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与文化有关，如他买卖古书、古器物以及墨、扇等等，可以说是个文化商人，另一方面则是放债、典当。
要正确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信札，必须将它们同有关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书信作为一种史料，它的优点是，一般来说较少掩饰，因此也较真实（特别是那些有时间性的急件），它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现实。缺点是比较零碎，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及诸要素（收信人、写信人、时间、地点等），很难利用。
下面就我现在已经作的这方面的工作，举几个例子。
（一）方岩耕信件 这批信札中共收有方岩耕致方用彬的信件6 通。他自称小弟、宗弟，称用彬为契兄、兄长，是用彬的族弟。这6 封信，有请方用彬为其篆刻图章的，也有将他自刻的图章请用彬指教的。有为他的“家伯”所托求用彬办事的，也有借用彬的钱到期还本付息的。
汪道昆曾写过一篇《儒侠传》（《太函集》卷40），传主方景真就是方岩耕其人（汪道昆写的传记，相当数量不直接点出传主的名字，而是通过引用传主的自述间接道出，《儒侠传》就是如此）。李维桢也为他写过《方长公寿序》（《大泌山房集》卷35）。此人是汪道昆弟弟道贯的姻亲。他弃儒从商，历经四川、湖广等地，晚年回到故乡吟诗作赋，优游度日。汪道昆所称颂的他的“侠义”之处，包括照顾并宽容自己的庶弟及弟妇，在乡里扶危助困，排难解纷，在经商的荆州等地举办公益事业，修桥补路而又不扬名，等等。而从他给方用彬的信中可知，他还在真州作盐业生意，他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徽商。
（二）张尧文信件 张尧文给方用彬的书信有4通， 还有短柬及名刺6件，是与方用彬通信较多的人。从信中可知， 张尧文是歙县附近一个山城的县官。他曾请徽州一位姓柳的画家为他画武安王（关羽）像，又曾请一位“司马公”、“汪老先生”作《武安庙记》，后来他给这位“司马公”的书信是请方用彬转致的。
我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在徽州府属下六县中，没有张尧文这样一位县官；但在嘉庆《泾县志》中查到了张尧文曾任宁国府泾县知县。所谓“司马公”、“汪老先生”即指汪道昆，他曾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在汪道昆的《太函集》（卷65）中，我找到了《泾县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即张尧文信中所说的《武安庙记》。此庙为张尧文所建。原来，隆庆元年（1567年），江西新淦张克文、尧文两兄弟赴京参加会试，渡淮河时，舟沉，克文拥尧文跃至他舟，但病后初愈的尧文因惊悸而气绝。克文祷告于武安王庙：如果尧文死去，我也不能独生。父母知我们身亡，他们性命也将不保。舟人准备埋葬张尧文时，听见武安王降语，“兄弟同心，终不客死”。18天后，张尧文终于复生。两兄弟后来分别在隆庆二年（1568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举进士。张尧文任泾县知县后，为报答神灵的呵护，建了一座武安王庙。
据王道昆这篇《武安王庙碑》，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方用彬致许多人信中所提的《回生传》、《回生诗》，可以把整个故事串连起来。张尧文死去18天而复生，为报答武安王神灵，在泾县立庙，请画家画武安王像供奉，又请汪道昆作庙碑，而方用彬则以这段故事为主题，请不少文人写《回生诗》，编为专题诗集。
（三）许沆信件 许沆写给方用彬的书信共有10通。这些信的内容只有一个：许沆欠方用彬钱，方屡次派人去催债，许沆一再在信中哀求宽限。如说：“弟家作孽，……浙中四人在舍中坐守己三百余日……盛伻所自见者也。”又赌咒发誓说：“若此半载内变易有些毫之物而不如前议，是留置我全家棺殓具也”；“俟其人回家，一到手即刻自送上宝肆不误”。许沆不是普通百姓，从《徽州府志》可知，他是歙县唐模人，曾任湖广广济县主簿。方用彬在他一封来信后写了如下批语：“（万历）廿三年十一月寄来。彼将之金陵解粮，恐余往取负债，故诈此阻挠耳。”这些信件反映了方用彬作为商人的另一面。
这批信札不但可以同其他历史文献互相印证、补充，还可以纠正一些文献的错误。如来信中有晏仕翘其人。在《徽州府志》卷3 《郡职官》中，府推官有吴仕翘，隆庆四年（1570年）任。“仕翘”之名比较罕见，“晏”与“吴”形近，我怀疑应为同一人。好在府志注明此人为进士，而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无吴仕翘而有晏仕翘，晏是江西清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甲二十一名，应即此人。故知府志误“晏”为“吴”。
六、结语
哈佛燕京图书馆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已经同意我全文发表这批信札。鉴于这批信中的丰富内容，我正着手撰写《嘉靖万历一儒商——徽州方元素信件研究》一书。该书计划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信件的释文、注释、考证。后一部分则以信件为中心，结合其他历史文献，研究嘉靖万历这一变动时期的民风、士风与商风。我当力争尽好尽快地完成这部著作。
收稿日期：199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