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宋代福建人口研究
吴松弟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
【专 题 号】K23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5年02期第50-58页
宋代是福建历史上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人口数量由少到多，人口分布由不均衡到均衡的时候。北宋后期福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耕地缺少的现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无地人口或从事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或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了福建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山区开发，并对外区域的开发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探讨宋代福建人口的发展过程，人稠地狭现象及其原因，人口的职业构成以及人口的迁移状况，以供治史者参考。
一、人口发展概况
福建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今省境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五州中，只有福州（治今福州）、泉州（治今泉州）每平方公里1户以上，建州（治今建瓯县）、漳州（治今漳州）、汀州（治今长汀县）皆不足1户①。广大地区或为荒山秃岭，或为当地少数民族狩猪和刀耕火种的区域，即连福州也是“耕耘所至，逋迩城邑，穿林巨涧，藏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区”②。唐后期五代，随着外地人口的迁入，福建开发开始加快。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与今省辖境相当的福建路著籍户数达46.8万户，较唐天宝元年增加了416%，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1户，建州、泉州、兴化军等人口比较密集的州军每平方公里已达到6.3、7.6和8.6户（见表一）。人口的增加要求进一步细分政区，到北宋初已增加邵武军、兴化军和南剑州，二级政区由唐代的福、建、泉、汀、漳五州扩大为八州军。
表一 北宋福建各州军著籍户数变化
单位 户数：户，人口密度：户／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至一○二，金陵书局刻本，所载漳、汀二州主客户数皆同，疑有一误，在没有其他史料前姑用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统计，各州军面积（平方公里）：福州24000，泉州12600，兴化军3900，南剑州14400，邵武军9000，建州14400，汀州17400，漳州17400。
人口增多促使地区开发全面展开。到北宋中后期，福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繁华，人口众多。福州被称为“东南一都会”③，泉州则是“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④。内地山区县分人口增长也相当可观，如泰宁在五代时：“处深山穷谷之间，……独处一方，若隐居者”，入宋以后，“户口日益富饶，至今（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为闽大邑，民户三万，所出赋万缗”⑤。元丰年间八州军，除二军依例同下州，福州为大都督府，建州、泉州、南剑州均为上州，只有汀州、漳州属下州；43个县中，望县23个，紧县3个，上县6个，中下县仅11个⑥。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泉州又升为望郡⑦。北宋新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和清流8县，除惠安设在沿海，瓯宁和建宁同治建州城，其余皆位于偏僻山区。地势最偏僻开发较晚的漳州、汀州为全境人口增长最快的州，太平兴国至元丰年间户数分别增长318%和239%；太平兴国年间二州人口密度只及全路人口密度的34%，元丰年间已上升至51-63%。
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迁入南方，福建距首都临安较近又相对安宁，成为移民较多的地区。北方移民经海、陆两路入闽，沿海港市所在的福州和泉州，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军、建州、汀州，都是移民较多的府州，漳州和南剑州、兴化军也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在宋元文献提到名字的北方移民中，有54人迁入福建，以人数计次于江南（今浙江、上海二省市及江苏与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江西（今省）和两湖（今湖北和湖南），居第四位⑧。据此，估计迁入福建的移民人数虽不及上述区域，但面积福建较小，当地的人口数量也不及江南、江西，移民对其影响决不亚于上述区域。
南宋境内的著籍户数年平均增长率，北宋末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至南宋绍兴末年（公元1162年）为0.2‰，绍兴末至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为1.8‰，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为1.4‰。而福建的年平均增长率，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至绍兴末年为3.5‰，绍兴末至乾道八年为2.0‰，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为2.3‰⑨，无论哪一阶段皆远远高于南宋平均水平。
表二搜罗了至今所能找到的南宋福建的州军一级户口数据，大体反映了南宋主要时期的人口增长状况。据表，福州、邵武军和汀州在自北宋元丰至南宋初或中期，户数有了较大的增长，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的南宋水平。其它三州军增长较慢，兴化军原因有待研究，泉州、漳州则是因南宋后期遭战争人口减少较多所致⑩。泉州之德化县建炎三年户不满万，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前已达17781户(11)，年平均增长率达9‰。《嘉定清漳志》载：漳州“中兴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12)。兴化军之仙游县绍熙三年有27987户，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为40800户(13)，年平均增长率达5.9‰。据此，三州军在南宋前期人口都应有较多的增长。缺少建州和南剑州的资料，既然其他州军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二州也不应例外。
北宋后期因人多地少，福建主要州军的人民已通过生子不举等措施自觉降低人口出生率，南宋人口增长率较高不可能是当地人口出生率突然上升，除了初期受战争损失较小等因素，应与北方移民的迁入分不开。明清时的福建方志多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嘉靖邵武府志》卷五说：“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始无不耕之地。”《康熙瓯宁县志》卷二分析南宋建州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也说这和“南渡钱塘后建为外藩而中原丧乱，士大夫率多携家避难，遂族处于斯”有关。
表二 南宋六州军著籍户数变化
资料来源：①《淳熙三山志》卷一○。②《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八。③陆游《渭南文集》卷二○《邵武县修造记》，四部丛刊本。④《嘉靖邵武府志》卷五。⑤《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⑥《光绪漳州府志》卷一四。⑦《弘治兴化府志》卷一○。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福建在全国户数中所占的比重，由绍兴三十二年的12%稳步上升至嘉定十六年的12.6%(14)。据表二，各州军的人口密度，除漳州较低外，其余已开始接近。显然，经过南宋的大发展，福建人口分布已开始趋于均衡。由于多数州军人口密度较高，福建与两浙路同是“凿山捍海，摘抉遗利，……，肩摩袂错，愁居戚处”，需要对外移民的狭乡(15)。
绍定、端平年间（公元1228－1236年），汀州爆发大规模动乱，波及福建南部，战后在汀、漳又发生大灾荒，汀、漳、泉等州军人口数量减少较多(16)，因而人口增长率显著放慢。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以后，元军与宋军残部在境内作战，福建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
二、人稠地狭现象及其原因
所谓人稠地狭，指的是由于每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承载的人口数量过多而出现的人均耕地过少，存在大量无地少地人口这种现象。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严重的地区，早在北宋后期即已开始出现。
元丰年间，福建路每户平均占有的官民田11.2亩，只及南方人口密集的五路平均数的36%，户均田亩数次少的两浙路仍比福建高80%（见表三）。
表三 北宋元丰年间南方五路著籍户数与田亩数比较
资料来源：田亩数和户数据《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卷四《田赋考四》。面积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页一六四。
＊即五路合计的户均亩数除以各路户均亩数。
如果说这些统计可能没有将福建山田计算在内，那么，即使按照《淳熙三山志》提供的比例计算，福州户均官民田和山田约25.6亩(17)，仅比两浙路多一点而不及其它三路，然在质量上福建瘠薄的山田是无法同两浙膏腴平原相比的。北宋后期，“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力”(18)；福州“生齿繁夥，其养不足”(19)；廖刚更指出：“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20)；表明一些州军已出现人稠地狭现象。
南宋以来，由于河谷丘陵开辟殆尽，福建农民遂向较高的山地寻找新耕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至，不无少获”(21)。李纲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22)，显然，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得到开发。到庆元年间，连偏僻的汀州也“地狭人稠，至有瞻养无资，生子不举者”(23)。《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可能除了“其民务本，不事末作而资用饶给”的漳州(24)，其他州军都如此。
虽然土地开发殆尽，但耕地缺少这一矛盾并未缓减。如以主客户每户五口计，淳熙十年福州主客户和僧侣人均占田2.6亩(25)，仅比元丰三年福建路人均官民田2.24亩多16%。福州为耕地较多的州，泉州“苗额不及江浙一大县”(26)，兴化军“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岁入财赋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27)，人均占田可能要少得多。内陆四州军也好不了多少，韩元吉《建宁府又劝农文》说：“闽中地狭小，民患无田可耕尔”(28)，并未视建宁府（原名建州）为例外。
需要指出，由于人均耕地过少，福建占田千百亩的大地主极其罕见，“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万计以千计者皆米也，今家有二三百石者可数”(29)，往往“五七十亩已充里正，而钱尤难得”(30)。人们往往以为福建寺院占田甚多，其实并非始终如此，沿海四州军的寺院经济在福建最称发达。然据《淳熙三山志》卷一○推算，淳熙时福州寺观占田不过占总垦田数的17.1%，如将寺观田与官民田相加，人均不过2.6亩，较主客户人均2.2亩只增加0.4亩，仍相当有限。泉州同样如此，“泉自五代之际，腴田多属寺观，民间其下者耳，厥后渐为势佃转相沉匿，寺观反累虚粮”(31)。南宋时可能只有漳州一州寺观田在当地田亩中占较大比重，但漳州地未尽辟人均耕地较多，属于特例。
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90%，可耕地较少，无疑是福建人均耕地不足的根本原因。据表三，南方五路中，福建人口密度最小，户均田亩数却也最少，已显示出发展农业的局限性。事实上，自北宋元丰至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的七百余年中，福建著籍人口增加了198%，田亩却只增加了31%，人均田亩数一直居全国最末位或倒数第二三位(32)，向来是我国耕地最缺少的地区。
福建农田比较集中的沿海平原常受春旱威胁，但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地区水田仍只占耕地的35－55%，甚至35%以下(33)，宋代水利条件无疑远较现代差；而山区土质和水利条件当更差。因此，亩产量一般都比较低。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34)，朱熹说绍兴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35)，农耕条件较好的今浙江宁绍平原尚只出米二石，陈傅良所说的“闽”断不可看作全福建，只能看作陈任职过的福州平原上的高产田的产量。钟离松记兴化军“官田一亩，所收仅及一石”(36)，约合今市亩产稻谷160斤。1914年福建灿粳稻平均亩产257斤(37)，估计南宋时福建粮食亩产量不会超过200斤。南宋人对福建粮食亩产量之低有许多评论，真德秀说福州：“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38)；韩元吉甚至说建宁府：“间岁有所收，不偿所费”(39)。高产稳产田少使耕地缺乏矛盾更加突出。
种植商品性经济作物和果木可以在同样的耕地上获收较高的收益，而且能够利用那些不便种植粮食的土地。南宋以来，福建农业的多种经营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茶叶主产地建宁府一带，“每岁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40)，而且还“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41)。沿海农民广种甘蔗和糯稻，如仙游县“细民莳蔗、秫以规利”(42)，“田耗于蔗糖”(43)。福建的荔枝、桂圆、福柑、福李、草席、花木、蓝靛、白梅等农产品大量销行江浙等地(44)，估计不少人藉此谋生。
与此同时，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投入非农业部门或迁往外地。
三、福建人务农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与对外迁移
关于宋代福建人民的职业，《临汀志》说：“自今观之，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45)；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释，为伎艺者，所在有之，而唯闽为多”(46)。一般说来，汉族人民古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只占小部分，福建可能也不例外，《临汀志》所说“大半他业”比例仍须考证，但在耕地较少的情况下较多的人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应是事实。
务工、经商、读书和作和尚是宋代福建人的务农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
丰富的山海资料为福建人民发展手工业和渔业提供了便利，山区采矿业、造纸业和陶瓷业比较发达，沿海地区不少人以渔业和盐业为主。
宋代福建矿场较多，如福州属县除连江外每县都有四五个乃至十个矿场（坑），甚至海拔七八百米的深山地带如今周宁县境也有矿场分布(47)。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有关资料分析，建宁府、南剑州等地矿场分布的密度可能不减福州。在一些矿场（坑），政府征收的商税额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如位今周宁县境的宝瑞场，元祐中年收商税额五百余缗(48)，已接近小县的二三分之一。广东韶州岑水矿为宋代著名矿山，熙宁年间常有十几万人从事开采，商税额2113贯(49)。熙宁十年福建32个较大的矿场、坑商税额共3024贯(50)，为岑水场的1.4倍，依岑水场的矿工与商税额的比例推算，约有二三十万矿工，未计在内的小矿山应也有相当数量的矿工。
福建纸和陶瓷的产地众多。产纸县，仅方志明确提到的，便有古田、宁德、建阳、罗源、连江、候官、兴化、仙游、松溪、邵武等十个(51)。有的地方产纸相当普遍，如古田县青田乡安乐里便有西寮、盖竹、杉洋、徐畈、皮寮等七个村庄产纸(52)。以造纸为专业或副业的人当不在少数。全省有二十余县发现宋元瓷窑遗址(53)，产品广销海外，在日本、南洋群岛以及亚非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发现过福建陶瓷。萨迦渠《建窑考》云德化陶瓷区经营磁业者，在昔人口占全县十分之一，约一万余人(54)。德化宋元磁窑达180余处，数量超过后代，经营磁业者也应有万人左右。全福建至少应达五六万人。
据宋代方志记载，福州“民以鱼盐为生”，泉州“濒海者恃渔盐为命”(55)，兴化军“颇擅鱼盐之利”(56)，渔业和盐业在沿海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是宋代茶叶和蔗糖的重要产地，从事茶叶加工和制糖的人很多。建安有官私茶叶作坊“茶焙”1336所(57)，假定一个茶焙有一个作坊主和三个工人，二者当达五千余人。此外，在官营东苑茶焙的役夫也有千余人(58)。惠安县“王孙、走马埭及斗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辐凑，官置监收其税”(59)。仙游每年运入淮、浙的糖“不知其几千万坛”(60)，生产者应也不少。
建阳纺织业规模不小，据说“小箔鸣机几万家”(61)。据张星烺研究，南宋后期泉州“为丝业中心点，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62)。福建刻本印刷业发达，“福建本几遍天下”(63)。在纺织、印刷等部门都应有一定数量的手工业工人。
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为福建人民发展海上商业提供了方便。早在北宋中期，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64)；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杭州商业之盛状，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65)，视闽商为我国商人代表以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海商不仅来自寄居官、白屋士人、豪富之民，也来自“海上人户之中下者”(66)；不仅来自沿海，也来自内陆山区(67)。此外，西部四州军“民以私贩为业者，十率五六”(68)；福州“万户青帘卖酒家”(69)；泉州“中产之家，仰是（卖酒）以给者十室而五”(70)，依赖走私茶盐和卖酒为主的人当也不少。
除了务工和经商，靠读书仕进谋衣食和出家当和尚也是福建人的重要生活出路。
宋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一旦中举，立刻迈上荣华富贵之途，因此通过读书中举谋求一官半职无疑是贫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刘弇《观禅师碑》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起而为文者常十五六”(71)，可见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献载：建宁府“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72)；兴化军“家贫子读书”(73)，“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74)。其他儒风较盛的州军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读书人多，南宋后期“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75)，福建登第人数高居全国第一。
在沿海大寺庙较多的地区，“浮屠氏岁收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76)，刘弇在上引《观禅师碑》一文中又说闽男子之秀颖者“为佛之徒又五之一焉”。
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与其相邻的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却长期地广人稀耕垦未尽，为了寻找新耕地，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以及其它耕垦未尽的地区迁移。宋人说潮州（治广东今市）“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而风俗无漳（州）、潮（州）之分”(77)，移民迁入应是福建语言和风俗影响潮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图经》载：梅州（治广东今市）“土旷民惰，业农者鲜，番借汀、赣侨寓者耕焉。”(78)。福建人陈菏《过海丰》诗：“忽听儿乡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79)，提示今广东海丰县境有不少来自福建的移民。文献记载：广州“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80)；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县）“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81)；“化州（治广东今县）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82)；在海南岛，“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资，多入黎地，耕作不归”(83)；钦州（治广西今县）民有五种，“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84)上述各州都应有一定数量的福建移民，有的地方移民甚至在人口中占相当的比重。
移民的主体是农民，也有从事其它职业的人员。他们由于“闽地僻，不足以衣食之也”，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或更好的机遇，“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阓有闽之技艺”。
据上所述，宋代福建人口增长是比较迅速的，这无疑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由于山地丘陵广大可耕地少，北宋后期福建即已出现人稠地狭现象。大量缺地少地人口为寻找新耕地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深山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开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进入工商业部门，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借读书仕进谋衣食则成为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宋后期福建总体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及两浙路，但每年中举人数高于两浙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在于此。不过，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下和适当的数量范围内才有积极作用。
注释：
① 据《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中（中华书局本），各州户数：福州34084，建州22770，泉州23806，漳州5346，汀州4680。面积据本文表一资料来源。唐代建州的辖境相当于宋代的建州、南剑州和邵武军。
②(52)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卷三○，四库全书本。
③ 蔡襄：《端明集》卷二八《福州修庙学记》，四库全书本。
④(77)(81)(82)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引陆守《修城记》，卷一○○引余崇龟《贺潮州黄守》、卷九八引丁梿《建学记》、卷一一六引范氏《旧闻拾遗》，咸丰五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⑤ 《嘉靖邵武县志》卷三三引叶祖洽《记》。
⑥ 据《元丰九域志》卷九。
⑦(58)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食货三一之一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⑧⑩ 详见吴松弟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三章第四节，台湾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⑨(14) 据《宋史·地理志》有关路的户数统计，南宋境内崇宁元年为11567364户。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之七六数字统计，绍兴三十二年南宋全境11584334户，福建为1390566户；乾道八年南宋全境11730699户，福建1418812户。据《文献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境12670401户，福建1599214户。
(11) 《嘉靖德化县志》卷九《古迹·令厅》，卷三《户口》。
(12) 《嘉定清漳志·序》，载《光绪漳州府志》卷首。
(13) 据《宝祐仙溪志》卷一的户口数据计算。
(15)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华书局标点本。
(16) 参见《宋见》卷四○五《王居安传》：刘克庄：《后村集》卷八八《陈曾二公生祠记》；《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17)(25) 据《淳熙三山志》卷一○，福州主客321284户，僧侣14000人；总垦田数42633顷，其中寺观田7324顷；园林山地池塘陂堰46787顷92亩。
(18)(24)(40)(56)(69)(78) 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引谢履《泉南歌》，卷一三引傅自得《道院记》，卷一一引韩无咎《记》，卷一三，卷一○引黄康民诗，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 刘邠：《彭城集》卷二一《知润州朱服可知福州制》，丛书集成初编本。
(20) 《高峰集》卷一《投省论和买银劄子》，四库全书本。
(21) 《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农部》。
(22) 《梁溪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四库全书本。
(23) 杨蓉江：《临汀汇考》卷一。
(26)(38)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卷四○《福州劝农文》，四部丛刊本。
(27)(36)(74) 《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引张友语，卷三一引钟离松《奏乞除犹剩米劄子》，卷四引张友语。
(28)(39)(41) 《南涧甲乙稿》卷一八；卷一八《建宁府劝农文》，丛书集成初编本。
(29)(43)(60) 方大琮：《铁庵集》卷二一《上项乡守博文书》，《上乡守项寺丞书》，四库全书本。
(30)(75)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人物守淮襄之土地》，丛书集成初编本。
(31)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32) 据《嘉庆会典》卷一一，嘉庆十七年人口为14779158口，田地为14517472亩。元丰人口和田亩数见表三，人口以一户五口换算。人均田亩序次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70、74、76。
(33) 孙敬之主编：《华南地区经济地理》页一一五，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34) 《止斋集》卷四四《桂阳军劝农文》，四部丛刊本。
(35)(70) 《晦庵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状》，卷一六《傅自得行状》。
(37)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页四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42) 《宝祐仙溪县志》卷一。
(44) 见《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产》。陈善：《扪虱新语》卷一五《南地花木北地所无》。
(45)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46) 曾丰：《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四库全书本。
(47)(48)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据《乾隆福宁府志》卷八和《民国周墩区志》卷一，宝瑞场应在今周宁县七步乡。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50)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二○至二二统计。
(51) 据《淳熙三山志》卷四、《宝祐仙溪志》卷一、《弘治兴化府志》卷一二、《方舆胜览》卷一○、卷一一。
(53) 据有关陶瓷考古报告统计。
(54) 载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陶瓷·琉璃·紫砂》，清华大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55)(73)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引《闽中记》、《图经》。
(57)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引丁谓《茶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59) 《嘉靖惠安县志》卷五。
(61) 刘子翚：《屏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一七《过东阳》，此东阳为建阳别名。
(62)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页七七，中华书局校定本。
(63)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点校本。
(64) 《东坡集》卷五六《论高丽进奉状》。
(65) 《文忠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66)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67) 如建州海商周世昌和毛旭，见《宋史》卷四八九、卷四九一《外国传》。
(6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乙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71) 《龙云集》卷二三，四库全书本。
(72)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重建建州儒学记》，四库全书本。
(76) 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孙武义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79) 载《乐轩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80) 《后村集》卷一二。
(8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一，万有文库本。
(84) 周云非：《岭外代答》卷三《五民》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专 题 号】K23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5年02期第50-58页
一、人口发展概况
福建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今省境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五州中，只有福州（治今福州）、泉州（治今泉州）每平方公里1户以上，建州（治今建瓯县）、漳州（治今漳州）、汀州（治今长汀县）皆不足1户①。广大地区或为荒山秃岭，或为当地少数民族狩猪和刀耕火种的区域，即连福州也是“耕耘所至，逋迩城邑，穿林巨涧，藏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区”②。唐后期五代，随着外地人口的迁入，福建开发开始加快。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与今省辖境相当的福建路著籍户数达46.8万户，较唐天宝元年增加了416%，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1户，建州、泉州、兴化军等人口比较密集的州军每平方公里已达到6.3、7.6和8.6户（见表一）。人口的增加要求进一步细分政区，到北宋初已增加邵武军、兴化军和南剑州，二级政区由唐代的福、建、泉、汀、漳五州扩大为八州军。
表一 北宋福建各州军著籍户数变化
单位 户数：户，人口密度：户／平方公里
太平兴国 元丰三年 户数 州军名 户数 密度 户数 密度 增减百分比 福州 94470 3.9 211552 8.8 124 泉州 96581 7.6 201406 16.0 109 兴化军 33770 8.6 55237 14.2 64 南剑州 56670 3.9 119561 8.3 111 邵武军 47881 5.3 87594 9.7 83 建州 90492 6.3 18566 13.0 106 汀州 24007 1.4 81454 4.7 239 漳州 24007 1.4 100469 5.8 318 福建 467878 4.1 1043839 9.2 123 |
资料来源：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至一○二，金陵书局刻本，所载漳、汀二州主客户数皆同，疑有一误，在没有其他史料前姑用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统计，各州军面积（平方公里）：福州24000，泉州12600，兴化军3900，南剑州14400，邵武军9000，建州14400，汀州17400，漳州17400。
人口增多促使地区开发全面展开。到北宋中后期，福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繁华，人口众多。福州被称为“东南一都会”③，泉州则是“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④。内地山区县分人口增长也相当可观，如泰宁在五代时：“处深山穷谷之间，……独处一方，若隐居者”，入宋以后，“户口日益富饶，至今（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为闽大邑，民户三万，所出赋万缗”⑤。元丰年间八州军，除二军依例同下州，福州为大都督府，建州、泉州、南剑州均为上州，只有汀州、漳州属下州；43个县中，望县23个，紧县3个，上县6个，中下县仅11个⑥。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泉州又升为望郡⑦。北宋新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和清流8县，除惠安设在沿海，瓯宁和建宁同治建州城，其余皆位于偏僻山区。地势最偏僻开发较晚的漳州、汀州为全境人口增长最快的州，太平兴国至元丰年间户数分别增长318%和239%；太平兴国年间二州人口密度只及全路人口密度的34%，元丰年间已上升至51-63%。
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迁入南方，福建距首都临安较近又相对安宁，成为移民较多的地区。北方移民经海、陆两路入闽，沿海港市所在的福州和泉州，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军、建州、汀州，都是移民较多的府州，漳州和南剑州、兴化军也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在宋元文献提到名字的北方移民中，有54人迁入福建，以人数计次于江南（今浙江、上海二省市及江苏与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江西（今省）和两湖（今湖北和湖南），居第四位⑧。据此，估计迁入福建的移民人数虽不及上述区域，但面积福建较小，当地的人口数量也不及江南、江西，移民对其影响决不亚于上述区域。
南宋境内的著籍户数年平均增长率，北宋末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至南宋绍兴末年（公元1162年）为0.2‰，绍兴末至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为1.8‰，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为1.4‰。而福建的年平均增长率，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至绍兴末年为3.5‰，绍兴末至乾道八年为2.0‰，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为2.3‰⑨，无论哪一阶段皆远远高于南宋平均水平。
表二搜罗了至今所能找到的南宋福建的州军一级户口数据，大体反映了南宋主要时期的人口增长状况。据表，福州、邵武军和汀州在自北宋元丰至南宋初或中期，户数有了较大的增长，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的南宋水平。其它三州军增长较慢，兴化军原因有待研究，泉州、漳州则是因南宋后期遭战争人口减少较多所致⑩。泉州之德化县建炎三年户不满万，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前已达17781户(11)，年平均增长率达9‰。《嘉定清漳志》载：漳州“中兴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12)。兴化军之仙游县绍熙三年有27987户，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为40800户(13)，年平均增长率达5.9‰。据此，三州军在南宋前期人口都应有较多的增长。缺少建州和南剑州的资料，既然其他州军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二州也不应例外。
北宋后期因人多地少，福建主要州军的人民已通过生子不举等措施自觉降低人口出生率，南宋人口增长率较高不可能是当地人口出生率突然上升，除了初期受战争损失较小等因素，应与北方移民的迁入分不开。明清时的福建方志多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嘉靖邵武府志》卷五说：“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始无不耕之地。”《康熙瓯宁县志》卷二分析南宋建州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也说这和“南渡钱塘后建为外藩而中原丧乱，士大夫率多携家避难，遂族处于斯”有关。
表二 南宋六州军著籍户数变化
户数（户） 人口密集（户／平方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 福州 建炎年间 淳熙年间 建炎年间 淳熙年间 元丰-建炎 建炎-淳熙 270 201① 321 284① 11.3 13.4 4.9 2.9 泉州 淳祐年间 淳祐年间 元丰-淳祐 255 788② 20.3 1.4 邵武国 庆元四年 咸淳七年 庆元四年 咸淳七年 元丰-庆元 庆元-咸淳 142 100③ 212 953④ 15.8 23.6 4.1 5.3 汀州 庆元年间 宝祐年间 庆元年间 宝祐年间 元丰-庆元 庆元-宝祐 218 570⑤ 223 433⑤ 12.5 12.8 8.3 0.4 漳州 淳祐年间 淳祐年间 元丰-淳祐 112 014⑥ 6.4 0.7 兴化军 绍熙年间 绍熙年间 崇宁-绍熙 72 363⑦ 18.6 1.5 |
资料来源：①《淳熙三山志》卷一○。②《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八。③陆游《渭南文集》卷二○《邵武县修造记》，四部丛刊本。④《嘉靖邵武府志》卷五。⑤《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⑥《光绪漳州府志》卷一四。⑦《弘治兴化府志》卷一○。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福建在全国户数中所占的比重，由绍兴三十二年的12%稳步上升至嘉定十六年的12.6%(14)。据表二，各州军的人口密度，除漳州较低外，其余已开始接近。显然，经过南宋的大发展，福建人口分布已开始趋于均衡。由于多数州军人口密度较高，福建与两浙路同是“凿山捍海，摘抉遗利，……，肩摩袂错，愁居戚处”，需要对外移民的狭乡(15)。
绍定、端平年间（公元1228－1236年），汀州爆发大规模动乱，波及福建南部，战后在汀、漳又发生大灾荒，汀、漳、泉等州军人口数量减少较多(16)，因而人口增长率显著放慢。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以后，元军与宋军残部在境内作战，福建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
二、人稠地狭现象及其原因
所谓人稠地狭，指的是由于每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承载的人口数量过多而出现的人均耕地过少，存在大量无地少地人口这种现象。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严重的地区，早在北宋后期即已开始出现。
元丰年间，福建路每户平均占有的官民田11.2亩，只及南方人口密集的五路平均数的36%，户均田亩数次少的两浙路仍比福建高80%（见表三）。
表三 北宋元丰年间南方五路著籍户数与田亩数比较
地区 户数 官民田数 人口密集 户均亩数 户均亩数比较* 户） （亩） （户／平方公里） （亩） (%) 五路合计 5033009 157206989 31.2 100 两浙路 1830096 36344198 14.9 19.8 63 江南东路 1073760 42944878 12.5 39.9 128 江南西路 1365533 45223146 10.4 33.1 106 成都府路 771533 21612777 14.1 28.0 90 福建路 992087 11091990 7.8 11.2 36 |
资料来源：田亩数和户数据《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卷四《田赋考四》。面积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页一六四。
＊即五路合计的户均亩数除以各路户均亩数。
如果说这些统计可能没有将福建山田计算在内，那么，即使按照《淳熙三山志》提供的比例计算，福州户均官民田和山田约25.6亩(17)，仅比两浙路多一点而不及其它三路，然在质量上福建瘠薄的山田是无法同两浙膏腴平原相比的。北宋后期，“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力”(18)；福州“生齿繁夥，其养不足”(19)；廖刚更指出：“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20)；表明一些州军已出现人稠地狭现象。
南宋以来，由于河谷丘陵开辟殆尽，福建农民遂向较高的山地寻找新耕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至，不无少获”(21)。李纲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22)，显然，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得到开发。到庆元年间，连偏僻的汀州也“地狭人稠，至有瞻养无资，生子不举者”(23)。《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可能除了“其民务本，不事末作而资用饶给”的漳州(24)，其他州军都如此。
虽然土地开发殆尽，但耕地缺少这一矛盾并未缓减。如以主客户每户五口计，淳熙十年福州主客户和僧侣人均占田2.6亩(25)，仅比元丰三年福建路人均官民田2.24亩多16%。福州为耕地较多的州，泉州“苗额不及江浙一大县”(26)，兴化军“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岁入财赋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27)，人均占田可能要少得多。内陆四州军也好不了多少，韩元吉《建宁府又劝农文》说：“闽中地狭小，民患无田可耕尔”(28)，并未视建宁府（原名建州）为例外。
需要指出，由于人均耕地过少，福建占田千百亩的大地主极其罕见，“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万计以千计者皆米也，今家有二三百石者可数”(29)，往往“五七十亩已充里正，而钱尤难得”(30)。人们往往以为福建寺院占田甚多，其实并非始终如此，沿海四州军的寺院经济在福建最称发达。然据《淳熙三山志》卷一○推算，淳熙时福州寺观占田不过占总垦田数的17.1%，如将寺观田与官民田相加，人均不过2.6亩，较主客户人均2.2亩只增加0.4亩，仍相当有限。泉州同样如此，“泉自五代之际，腴田多属寺观，民间其下者耳，厥后渐为势佃转相沉匿，寺观反累虚粮”(31)。南宋时可能只有漳州一州寺观田在当地田亩中占较大比重，但漳州地未尽辟人均耕地较多，属于特例。
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90%，可耕地较少，无疑是福建人均耕地不足的根本原因。据表三，南方五路中，福建人口密度最小，户均田亩数却也最少，已显示出发展农业的局限性。事实上，自北宋元丰至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的七百余年中，福建著籍人口增加了198%，田亩却只增加了31%，人均田亩数一直居全国最末位或倒数第二三位(32)，向来是我国耕地最缺少的地区。
福建农田比较集中的沿海平原常受春旱威胁，但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地区水田仍只占耕地的35－55%，甚至35%以下(33)，宋代水利条件无疑远较现代差；而山区土质和水利条件当更差。因此，亩产量一般都比较低。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34)，朱熹说绍兴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35)，农耕条件较好的今浙江宁绍平原尚只出米二石，陈傅良所说的“闽”断不可看作全福建，只能看作陈任职过的福州平原上的高产田的产量。钟离松记兴化军“官田一亩，所收仅及一石”(36)，约合今市亩产稻谷160斤。1914年福建灿粳稻平均亩产257斤(37)，估计南宋时福建粮食亩产量不会超过200斤。南宋人对福建粮食亩产量之低有许多评论，真德秀说福州：“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38)；韩元吉甚至说建宁府：“间岁有所收，不偿所费”(39)。高产稳产田少使耕地缺乏矛盾更加突出。
种植商品性经济作物和果木可以在同样的耕地上获收较高的收益，而且能够利用那些不便种植粮食的土地。南宋以来，福建农业的多种经营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茶叶主产地建宁府一带，“每岁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40)，而且还“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41)。沿海农民广种甘蔗和糯稻，如仙游县“细民莳蔗、秫以规利”(42)，“田耗于蔗糖”(43)。福建的荔枝、桂圆、福柑、福李、草席、花木、蓝靛、白梅等农产品大量销行江浙等地(44)，估计不少人藉此谋生。
与此同时，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投入非农业部门或迁往外地。
三、福建人务农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与对外迁移
关于宋代福建人民的职业，《临汀志》说：“自今观之，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45)；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释，为伎艺者，所在有之，而唯闽为多”(46)。一般说来，汉族人民古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只占小部分，福建可能也不例外，《临汀志》所说“大半他业”比例仍须考证，但在耕地较少的情况下较多的人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应是事实。
务工、经商、读书和作和尚是宋代福建人的务农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
丰富的山海资料为福建人民发展手工业和渔业提供了便利，山区采矿业、造纸业和陶瓷业比较发达，沿海地区不少人以渔业和盐业为主。
宋代福建矿场较多，如福州属县除连江外每县都有四五个乃至十个矿场（坑），甚至海拔七八百米的深山地带如今周宁县境也有矿场分布(47)。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有关资料分析，建宁府、南剑州等地矿场分布的密度可能不减福州。在一些矿场（坑），政府征收的商税额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如位今周宁县境的宝瑞场，元祐中年收商税额五百余缗(48)，已接近小县的二三分之一。广东韶州岑水矿为宋代著名矿山，熙宁年间常有十几万人从事开采，商税额2113贯(49)。熙宁十年福建32个较大的矿场、坑商税额共3024贯(50)，为岑水场的1.4倍，依岑水场的矿工与商税额的比例推算，约有二三十万矿工，未计在内的小矿山应也有相当数量的矿工。
福建纸和陶瓷的产地众多。产纸县，仅方志明确提到的，便有古田、宁德、建阳、罗源、连江、候官、兴化、仙游、松溪、邵武等十个(51)。有的地方产纸相当普遍，如古田县青田乡安乐里便有西寮、盖竹、杉洋、徐畈、皮寮等七个村庄产纸(52)。以造纸为专业或副业的人当不在少数。全省有二十余县发现宋元瓷窑遗址(53)，产品广销海外，在日本、南洋群岛以及亚非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发现过福建陶瓷。萨迦渠《建窑考》云德化陶瓷区经营磁业者，在昔人口占全县十分之一，约一万余人(54)。德化宋元磁窑达180余处，数量超过后代，经营磁业者也应有万人左右。全福建至少应达五六万人。
据宋代方志记载，福州“民以鱼盐为生”，泉州“濒海者恃渔盐为命”(55)，兴化军“颇擅鱼盐之利”(56)，渔业和盐业在沿海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是宋代茶叶和蔗糖的重要产地，从事茶叶加工和制糖的人很多。建安有官私茶叶作坊“茶焙”1336所(57)，假定一个茶焙有一个作坊主和三个工人，二者当达五千余人。此外，在官营东苑茶焙的役夫也有千余人(58)。惠安县“王孙、走马埭及斗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辐凑，官置监收其税”(59)。仙游每年运入淮、浙的糖“不知其几千万坛”(60)，生产者应也不少。
建阳纺织业规模不小，据说“小箔鸣机几万家”(61)。据张星烺研究，南宋后期泉州“为丝业中心点，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62)。福建刻本印刷业发达，“福建本几遍天下”(63)。在纺织、印刷等部门都应有一定数量的手工业工人。
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为福建人民发展海上商业提供了方便。早在北宋中期，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64)；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杭州商业之盛状，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65)，视闽商为我国商人代表以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海商不仅来自寄居官、白屋士人、豪富之民，也来自“海上人户之中下者”(66)；不仅来自沿海，也来自内陆山区(67)。此外，西部四州军“民以私贩为业者，十率五六”(68)；福州“万户青帘卖酒家”(69)；泉州“中产之家，仰是（卖酒）以给者十室而五”(70)，依赖走私茶盐和卖酒为主的人当也不少。
除了务工和经商，靠读书仕进谋衣食和出家当和尚也是福建人的重要生活出路。
宋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一旦中举，立刻迈上荣华富贵之途，因此通过读书中举谋求一官半职无疑是贫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刘弇《观禅师碑》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起而为文者常十五六”(71)，可见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献载：建宁府“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72)；兴化军“家贫子读书”(73)，“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74)。其他儒风较盛的州军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读书人多，南宋后期“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75)，福建登第人数高居全国第一。
在沿海大寺庙较多的地区，“浮屠氏岁收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76)，刘弇在上引《观禅师碑》一文中又说闽男子之秀颖者“为佛之徒又五之一焉”。
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与其相邻的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却长期地广人稀耕垦未尽，为了寻找新耕地，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以及其它耕垦未尽的地区迁移。宋人说潮州（治广东今市）“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而风俗无漳（州）、潮（州）之分”(77)，移民迁入应是福建语言和风俗影响潮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图经》载：梅州（治广东今市）“土旷民惰，业农者鲜，番借汀、赣侨寓者耕焉。”(78)。福建人陈菏《过海丰》诗：“忽听儿乡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79)，提示今广东海丰县境有不少来自福建的移民。文献记载：广州“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80)；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县）“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81)；“化州（治广东今县）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82)；在海南岛，“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资，多入黎地，耕作不归”(83)；钦州（治广西今县）民有五种，“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84)上述各州都应有一定数量的福建移民，有的地方移民甚至在人口中占相当的比重。
移民的主体是农民，也有从事其它职业的人员。他们由于“闽地僻，不足以衣食之也”，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或更好的机遇，“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阓有闽之技艺”。
据上所述，宋代福建人口增长是比较迅速的，这无疑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由于山地丘陵广大可耕地少，北宋后期福建即已出现人稠地狭现象。大量缺地少地人口为寻找新耕地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深山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开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进入工商业部门，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借读书仕进谋衣食则成为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宋后期福建总体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及两浙路，但每年中举人数高于两浙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在于此。不过，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下和适当的数量范围内才有积极作用。
注释：
① 据《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中（中华书局本），各州户数：福州34084，建州22770，泉州23806，漳州5346，汀州4680。面积据本文表一资料来源。唐代建州的辖境相当于宋代的建州、南剑州和邵武军。
②(52)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卷三○，四库全书本。
③ 蔡襄：《端明集》卷二八《福州修庙学记》，四库全书本。
④(77)(81)(82)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引陆守《修城记》，卷一○○引余崇龟《贺潮州黄守》、卷九八引丁梿《建学记》、卷一一六引范氏《旧闻拾遗》，咸丰五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⑤ 《嘉靖邵武县志》卷三三引叶祖洽《记》。
⑥ 据《元丰九域志》卷九。
⑦(58)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食货三一之一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⑧⑩ 详见吴松弟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三章第四节，台湾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⑨(14) 据《宋史·地理志》有关路的户数统计，南宋境内崇宁元年为11567364户。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之七六数字统计，绍兴三十二年南宋全境11584334户，福建为1390566户；乾道八年南宋全境11730699户，福建1418812户。据《文献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境12670401户，福建1599214户。
(11) 《嘉靖德化县志》卷九《古迹·令厅》，卷三《户口》。
(12) 《嘉定清漳志·序》，载《光绪漳州府志》卷首。
(13) 据《宝祐仙溪志》卷一的户口数据计算。
(15)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华书局标点本。
(16) 参见《宋见》卷四○五《王居安传》：刘克庄：《后村集》卷八八《陈曾二公生祠记》；《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17)(25) 据《淳熙三山志》卷一○，福州主客321284户，僧侣14000人；总垦田数42633顷，其中寺观田7324顷；园林山地池塘陂堰46787顷92亩。
(18)(24)(40)(56)(69)(78) 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引谢履《泉南歌》，卷一三引傅自得《道院记》，卷一一引韩无咎《记》，卷一三，卷一○引黄康民诗，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 刘邠：《彭城集》卷二一《知润州朱服可知福州制》，丛书集成初编本。
(20) 《高峰集》卷一《投省论和买银劄子》，四库全书本。
(21) 《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农部》。
(22) 《梁溪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四库全书本。
(23) 杨蓉江：《临汀汇考》卷一。
(26)(38)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卷四○《福州劝农文》，四部丛刊本。
(27)(36)(74) 《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引张友语，卷三一引钟离松《奏乞除犹剩米劄子》，卷四引张友语。
(28)(39)(41) 《南涧甲乙稿》卷一八；卷一八《建宁府劝农文》，丛书集成初编本。
(29)(43)(60) 方大琮：《铁庵集》卷二一《上项乡守博文书》，《上乡守项寺丞书》，四库全书本。
(30)(75)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人物守淮襄之土地》，丛书集成初编本。
(31)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32) 据《嘉庆会典》卷一一，嘉庆十七年人口为14779158口，田地为14517472亩。元丰人口和田亩数见表三，人口以一户五口换算。人均田亩序次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70、74、76。
(33) 孙敬之主编：《华南地区经济地理》页一一五，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34) 《止斋集》卷四四《桂阳军劝农文》，四部丛刊本。
(35)(70) 《晦庵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状》，卷一六《傅自得行状》。
(37)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页四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42) 《宝祐仙溪县志》卷一。
(44) 见《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产》。陈善：《扪虱新语》卷一五《南地花木北地所无》。
(45)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46) 曾丰：《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四库全书本。
(47)(48)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据《乾隆福宁府志》卷八和《民国周墩区志》卷一，宝瑞场应在今周宁县七步乡。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50)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二○至二二统计。
(51) 据《淳熙三山志》卷四、《宝祐仙溪志》卷一、《弘治兴化府志》卷一二、《方舆胜览》卷一○、卷一一。
(53) 据有关陶瓷考古报告统计。
(54) 载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陶瓷·琉璃·紫砂》，清华大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55)(73)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引《闽中记》、《图经》。
(57)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引丁谓《茶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59) 《嘉靖惠安县志》卷五。
(61) 刘子翚：《屏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一七《过东阳》，此东阳为建阳别名。
(62)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页七七，中华书局校定本。
(63)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点校本。
(64) 《东坡集》卷五六《论高丽进奉状》。
(65) 《文忠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66)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67) 如建州海商周世昌和毛旭，见《宋史》卷四八九、卷四九一《外国传》。
(6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乙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71) 《龙云集》卷二三，四库全书本。
(72)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重建建州儒学记》，四库全书本。
(76) 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孙武义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79) 载《乐轩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80) 《后村集》卷一二。
(8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一，万有文库本。
(84) 周云非：《岭外代答》卷三《五民》条，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