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
——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朴元熇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8年04期第106～115页
【作者简介】（韩国）朴元熇，韩国高丽大学
明清时代的宗族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在乡村社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大体而言，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扩大宗族组织的现象，在徽州表现得较为典型。关于扩大同族结合的社会经济的契机和原因，笔者曾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进行过考察（注：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就方氏扩大同族结合的情况来看，有关祭祀始祖方储的真应庙祠产而发生的所有权纷争，成为扩大其宗族组织的直接契机。方氏与盘踞在真应庙附近势力强大的吴、潘两姓宗族之间为争夺八十余亩祀田而引发的纠纷，最终促进了方氏同族结合的扩大。
土地纷争告一段落之后，歙县方氏十派为了直接掌管真应庙的祭祀和收租，于万历三十六年缔结了“十派合同”。然而，此后的柳山方氏一族因为现实的需要仍不断地扩大其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宗祠的真应庙转变为统宗祠，即形成了“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换言之，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可视为柳山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的标志之一。
本文试以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为焦点，考察万历三十六年所缔结的柳山方氏“十派合同”及经过明清鼎革后仍继续扩大的宗族组织的真相。在探究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对柳山方氏宗族组织有何意义的同时，拟对真应庙的转变过程做一通考，而不仅限于明清时代。因为真应庙在其初建的东汉时代，很可能不是方氏的祠堂，而只是纪念方储个人的专祠。通过考察纪念方储之专祠在何时、如何转变为方氏宗祠，而宗祠又如何上升为统宗祠，借以阐明北宋以后宗族制的特点。
一、康熙九年“十二派合同”和“条议十则”
对柳山方氏的宗族结合来说，修葺祭祀宗族同一祖先之祠堂，是最具象征性和最实在的事情。在每年固定的日子里，住在远近的同一宗族会聚祠堂，相互确认其为东汉时代伟大祖先方储的后裔，并通过宗族间的团结以期在乡村社会的激烈生存竞争中存活。在真应庙的祠产纠纷之后，方氏就曾倡议修葺真应庙，且试图以方储为始祖组织柳山方氏。但此事亦非一帆风顺，这从仅在万历年间就三次提出修造的倡议文中可见一斑。（注：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明清鼎革之秋，徽州亦动荡不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为对付清军南下，金声曾“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守六岭”，开展抗清活动（注：《明史》卷一六五《金声传》。）。在金声被杀的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黟县发生了宋乞领导的奴变（注：同治《黟县志》卷一五《艺文·程功〈乙酉纪事〉》。）。在此混乱之际，给谏方士亮（注：《明史》卷一四六《方士亮传》。方士亮在崇祯年间曾任兵科给事中，崇祯十六年周延儒获谴时，士亮也被削职下狱，不久获释，此时则已回到乡里。）修筑真应庙的呼吁泥牛入海，直至顺治年间，仅以建造一栋临时小建筑安放祖像而结束，就连真应庙的祭祀也无法正常进行。
然而，至清朝统治体系渐趋巩固的康熙年间，柳山方氏的同族结合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第54世孙方绍尧、第57世孙方世裕、第58世孙方儒呼吁鼎新真应庙时，第58世孙方应鹤甘愿督工，第56世孙方一贯情愿为此奔波，因此一年后真应庙渐显出建筑规模。第二年，方绍尧撰写了《重建真应庙引》长文，叙述真应庙修筑过程，并倡议：一、祀田宜广；二、修葺宜勤；三、文会宜立；四、租宜严；五、寝室厢房次第而成。柳山方氏藉此“重引”为转机，重新加强了明清交替时期一度松弛的同族结合，得以缔结“十二派合同”。这一纸合同是自万历三十六年的“十派合同”62年后，由联临派和方村派的加入而形成的（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柳山方氏十二派议定九月六日为祭日，并决定每年由两个“派”轮番主持庙事。这不同于万历三十六年所定只由磻苏派（注：磻苏派是万历三十六年缔结“十派合同”时的磻溪派改名而来的。）和苏村派轮流主持庙事，而其余八派只是“协办”的“十派合同”。该措施解除了住在真应庙附近而主持庙事的磻苏派和苏村派的重责，由十二派均分责任，让各派都能积极参与庙事。
柳山方氏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缔结“十二派合同”及新建真应庙之后，即制定了可视为经营细则的“条议十则”。虽说这段文字稍长，但由于内容重要，我们还是将《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以下略称“纪事”）中的“条议十则”全文转录如下（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一曰叙世次。事有似迂而实要，似缓而实急，似难而实易者，今真应庙之叙世次是也。我方氏自方山雷公以至黟侯储公，岁数尚自分明，况自储公至各派定居之始祖，其岁数岂不一一了然可举哉！若由各派定居始祖所递传岁数而计之，则子姓虽蕃，昭穆无不可叙者。今祖庙鼎新，特请众派各书其定居之始祖某公，注系储公几十几世孙，此不过一举手之劳。书齐汇而榜之于祖庙两厢，是千万世之昭穆，一定永定。凡孙子与祭，在庙序立序坐，莫不井然可观。至是而储公在天之灵想益欢洽，为子姓者不亦竭敬尽爱而无余憾矣乎！至若会通一谱，必待志力俱齐、才德兼备者起而图之，固所不敢易视也。
二曰定配享。祖庙向有十二派之称，今议每派迁祖立一神主，配享于神祖寝室之左，各派量力输资，以备神座。主则遵家礼尺寸，高大各派自备。其众派迁祖有愿进主者，一主输田十亩，以备蒸尝。其寝室之右，则进十二派迁祖夫人，每一主亦各量力输资备神座。而十二派及众派有节烈主愿进者，亦一主输田十亩。
三曰邀神惠。祖庙落成祀事无阙，与祭子姓人人希邀神惠。然无成规，则争竞斯起。议定与祭进士给胙五
，举人四，贡士三，监生生员二，十二派各二。但所得之胙，所以荣神惠也。不候经宿而与祭，子姓地近则可，地远者非一宿则再宿，败不堪矣。当于近者给胙，远者折胙。
四曰劝乐输。身列名教，致身通显，当思神祖之庇。量力输资，存为增广祀田。议定：入监、入学者各输银伍两，出贡输十两，中举输二十两，以捷径登仕籍输二十两，发解输元宝一，中会元输元宝二，中鼎甲输元宝三。其先是输资未满二十两者，今凑足二十之数，即遵先达旧规，俾得一人与祭，添设饮福一位。其从前与祭不司年之派，今输田二十亩，许与十二派一体司年给胙。
五曰扩规模。初以工费维艰，致祖庙湫隘，尚缺享堂耳房等项。今十二派及众派宗英有志独力承肩者，议同本派始祖配享入庙，世世俎豆不替，仍上推神主一位，下庇神主一位，入庙享祀。
六曰广祀田。宇内祀田历久不废者，惟苏州范文正公、平湖陆宣公二家。吾祖祀田不多，自弘治年间兴复，仅足供祀事，如遇旱潦苛征，犹虑不足。今环岩裔孙怀德、如鹍等输田若干，意以祖庙虽成，难免暴风霪雨，颓垣屋漏之虞，坐其租息，用备修葺，所余少资旱潦苛
司年赔补之助。苟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不几田连阡陌，俾祖把范公之臂，拍陆氏之肩乎！闻风兴起，跂予望之矣。
七曰兴文会。日后祀田既广，仓廪渐饶，先年文会之举自不宜废。力而复之，人文蔚起，科第蝉联，不可预卜乎！是在贤者之作也。
八曰择任人。有田则有租息，收其租息以应输征，以供祀事，至公也。无如强梗佃户半属子姓，加以匪人朋党侵渔，司年者所入不偿所出，致祀事草率苟简。自后须任贤能族望以主之，正人兴则匪类熄，田既增广，余羡自生，即存于任事之处，以为增修庙貌之用。
九曰肃衣冠。奉祀入庙，正礼法趋跄之地，众人之所观瞻，曾未有不衣顶以便服而与齐民等者，况斯文例有颁胙，其隆重斯文至矣，何其不自爱乎！斯礼之所以几几不绝者，恃有此仪文耳。自后不衣顶者不给胙。
十曰习礼义。祖庙行礼与各派不同，不娴习者每多失仪。须遵文公家礼斟酌定制，使礼有划一，不致临期退缩矣。
若仔细审视这篇康熙九年与“十二派合同”同时制定的“条议十则”的内容，让人觉得，康熙十四年竣工的建筑物，与其说是修建了过去的真应庙，不如说是新建的崭新的统宗祠。
二、真应庙的统宗祠转化
原来，真应庙是纪念、祭祀柳山方氏始祖方储的场所。北宋政和年间，方仕燮曾把方储后裔中被封为侯伯以上爵的人物和元英先生（注：关于唐僖宗时的著名诗人方干，有唐孙邰的《方元英先生传》，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七也有其传略。）等32人的画像悬挂在庙中，但从未供奉过各派始迁祖的神位。迨至明末清初，上述32人的画像是否还妥善地保存着，已不得而知。显然，这幢新建筑物已不仅仅只祭祀始祖方储一人，还供奉各派之始迁祖，甚至包括各派节妇、烈女的神位，具有明显的统宗祠性质。这当然不是说纪念方储的历来功能因此消失。此时，方氏各派似乎都拥有各自的宗祠。下面，我们根据“纪事”所载，将“十派合同”与“十二派合同”的代表名称作一比较：
万历三十六年“十派合同” 康熙九年“十二派合同”
磻溪派 方性成※ 磻苏派 方廷悦
罗田派 方良田 柘田派 方柘田
环岩派 方善庆※ 环岩派 方善庆※
灵山派 方杰兴 灵山派 方济忍△
坑派 方承威 坑派 方社通△潭派 方宗益※ 潭派 方宗益※
潜口派 方延庆※ 潜口派 方奉淳
沙溪派 方积庆※ 沙溪派 方积庆※
余坡派 方桂林※ 余坡派 方桂林※
苏村派 方爱庆※ 苏磻派 方廷悦
联临派 方师古△
方村派 方惇叙※
由此可知，康熙十二派比万历十派增加了联临派和方村派，在原有十派中，磻溪派改名磻苏派，罗田派改名柘田派，苏村派改名苏磻派。此外，各派代表名称更改者六，依旧者四；代表名称中，有的以祖先名字为代表，如磻苏派和苏磻派之方廷悦，有的采用地方为代表，如柘田派之方柘田，但大多以宗祠名称为代表。在前引资料中，标有※者无疑是宗祠的名称，有△者的济忍、社通和师古很可能也是宗祠名称。大约在真应庙的新建工程完工和缔结“十二派合同”时，柳山方氏各派大都有自己的宗祠，就是说，祭祀方储的真应庙在同族结合中具有统宗祠的功能。
方氏宗族把真应庙转变为统宗祠，是要将东汉时代祖先方储的子孙们都包括在联宗收族的范围内。而欲将真应庙转变为名符其实的统宗祠的尝试，早在万历年间即已开始了。万历二十四年三公发起“初引”时，已有“庙后方湛等议建一祠”的构想（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令钱公中选谳语》）。此后，万历二十八年的“再引”对该构想写作“改迁庙基，重立庙貌”，万历四十七年的“三引”又作“原庙后鼎建”。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其构想却一脉相承（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入清之后的顺治年间乃为“并力草创”，方绍尧撰写“重引”的前一年即康熙八年是“竭力鼎新”（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所以，在真应庙的地基上建造统宗祠的尝试可溯至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
自万历年间开始几经周折而进行的真应庙的修建，更确切地说是统宗祠的建造，直到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才完成，达到“堂构岿然”的规模。然而当时尚无寝室和厢房，因此仍需要宗族继续捐献。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方睨等人列举门楼和墙垣尚待修筑、祭器不足、敕额及厢屋有待制作和建造等，向各派请求捐献。由于各派的积极响应和齐心协力，三年之后落成的统宗祠，可谓庙貌堂堂，大功告成，祀事也完全步入正轨。据重制敕额来看，祠堂门楼上仍悬挂着“真应庙”这一赐额，以夸耀其并非一般祠堂，乃是规格崇高的敕庙（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然而从实际内容上它已完全转变为祭祀包括各派始迁祖在内的多位祖先的综宗祠，以加强同族结合的凝聚力，并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大联宗打下基础。
据“纪事”载，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决定，除对身为绅士而照祠规捐款者赐胙之外，还对下列有功于祠产者永久地颁赐“功胙”：
控追庙产者：苏磻派 方彦达。
方村派 方尚武、方尚和。
磻溪派 方弼。
倡首鼎新者：环岩派 方绍尧。
方村派 方世裕。
督工任事者：灵山派 方蕙。
方村派 方儒、方一贯、方应鹤。
潭派 方旻。
磻溪派 方期生。
苏村派 方梦鹤。
沙溪派 方瑜。
搜出庙钟者：灵山派 方希周。
输奉重资者：联墅派 方成可、方敬。
临河派 方都。
环岩派 方组绶、方秉翰。
柘田派 方一燧，
增广祠产者：环岩派 方如珽、方怀德。
江村支众。
环岩上路口支 方士琯。
上述这些有功于祠产的人，上起明代弘治年间，下迄清代康熙年间，包括所谓十二派中的九派人物。康熙九年十二派中新增的联临派，在这里以联墅派和临河派记载，而十二派之外的江村派和上路口派亦在其中。不难看出，方氏为守护真应庙祠产而不断加强各派间的密切合作。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环岩派的方为淮倡议新建寝室及修补堂庑，并依例规定，愿将祖父神主配享于该派始迁祖神主者，捐献30两。此规定一出，竞相会集之神主竟多达60余位，捐献银两达1800两以上，这与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的“虽人文蔚起，而遵祠规输资者杳然”情形相对照，不难看出，此时方氏各派族众都把将自己祖父神主配享于敕庙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环岩派58世孙方世环和上路口59世孙方善祖在始建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厢屋倒塌废墟上，重建三间用于更衣和住宿的厢屋。方世环负担了约一半费用，方善祖增购了祀田并撰刻《重造厢屋记》石碑。从“重记”碑记可知，当时方善祖因全力撰修会宗统谱而无暇他顾，实际督造者是年过七旬的方村派的方正绫（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至此，真应庙作为统宗祠的各项建筑臻于完备。
三、真应庙的转化过程与宗族组织
在研究祭祀方储的真应庙转变为方氏统宗祠的过程中，不由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即真应庙始建的东汉时代它是否就是方氏的家庙呢？如若不是，那么它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方氏祠堂？这和宗族制的发展有何关系？方氏祠堂转变为统宗祠又说明了什么？为探究上述问题，不得不从真应庙始建的东汉时代开始考察。
《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的开头载有：
东汉永元五年癸巳六月，黟侯储公薨于直谏，赠太常卿尚书令洛阳开国公，敕护归葬本邑专祠，墓在今淳安县东郭内，就墓立庙。而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山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虽世代久远，蒸尝祀事莫能悉纪，而我方氏子孙世守弗替。
在这段记载中，引人注意的是方储死后建了两座庙。一个建在淳安县东郭内方储墓前，是汉代盛行的墓祠。另一个建在歙县柳亭山，就是本文要重点探究的作为日后柳山方氏同族结合核心的方储庙。这座方储庙在称作真应庙之前，多称为“仙翁庙”，也曾称作“黟侯庙”（注：康熙《歙县志》卷四《秩记》载：“真应庙在南柳亭山，一名仙翁庙，又名黟侯庙，祀汉太常尚书令方储。”）。笔者在《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一文中疏于考证，误以为这座仙翁庙在始建的东汉时代就是方氏的家庙（注：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现在看来， 这座庙宇与其说是方氏家庙，毋宁说是为纪念名人的专祠更准确。
首先，庙宇名之曰“仙翁”，恰好突出了生前由于种种异行而闻名的方储之个性。宋末元初方储第41世孙方回（注：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一·文苑》）所撰《真应庙记》内有“歙之南曰柳亭山，亦有公庙，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文字（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碑记》），所谓“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描述，说明该庙宇超出某一宗族家庙的功能，而是以名人专祠作为乡民信仰的对象。其次，仙翁庙所在地不是东汉时方氏一族生活的淳安县，而是方储潜修地歙县柳亭山，这更令人确信仙翁庙在始建时只是祭祀名人的专祠。由于柳亭山仙翁庙所在地不是方氏宗族居地，所以，直到北宋初期该庙与方氏宗族的关系还相当疏远。也就是说，仙翁庙那时是座地缘性质很强的乡村社庙，迨至方氏迁徙歙县之后才转化为方氏宗祠（注：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族——休宁县と白水县にぉける二例》，《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图书刊行会，1982。该文论述了休宁县陈氏把纪念神化的始迁祖社庙转化为陈氏宗祠的类似事例。）。
那么，东汉时代所立名人专祠方储庙从何时转变为方氏祠堂的呢？“纪事”中的如下记载是值得注意的。
北宋端拱元年戊子，三十六世孙忠正以原庙将圯，移建于柳亭山麓之左昌干，逎忠正公曾祖蒙公居址也。始置祀田，招僧守视。
由此可知：第一，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第36 世孙方忠正将储庙移建于山麓左面昌溪河畔；第二，移建的新址是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旧居；第三，自新庙始置祀田，招佛僧管理。
显然，第36世孙方忠正在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上的原庙因陈旧而行将倒塌之际，不在原地重建仙翁庙，而将其移建于曾祖父方蒙旧居，则有深意，即藉以宣告这座仙翁庙不再是乡民的社庙，而只归方氏宗族所有。由此，笔者认为，正是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 是方储庙从名人专祠转变为方氏宗族祠堂的一年。
上述资料中的方忠正，就是万历十派中的苏村派的始迁祖，另一派余坡派也是方忠正的后裔，磻溪派是从苏村派派生出来的，所以，方忠正乃上述三派之共祖。据《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八《迁徙》的记载，似在方忠正从淳安迁至离柳亭山较近的歙县苏村之后（注：《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八《迁徙》。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曾最先从淳安县迁到歙县，但不知何故，方蒙之子方桂又迁回淳安。此后，方忠正再一次迁至歙县而成为苏村派始迁祖），才将原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的仙翁庙移建于其曾祖父旧居昌溪（今昌源溪）畔的。虽说是“移建”，实际上是新建的。这样的在先祖居址上新建宗祠的事例，在有关的研究论文中见过几例，都是元代的（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而方氏的为北宋初期，时代更早，弥足珍贵，引人注目。
在方氏一族把纪念方储专祠转变为方氏宗祠的同时，尊奉方储为新的始祖的努力亦从此开始（注：乾隆十八年刊行《方氏会统宗谱》卷一《凡例》。从前的方氏族谱以方（方储的祖父）为始祖，他在王莽篡汉时由河南迁到江南。），这也打开了认同为方储后裔的方氏各派联宗的渠道。因此，可以说万历年间方氏十派联宗是源于北宋时方忠正新建仙翁庙。
北宋时代是品官家庙制度复活、宗族制度日趋发展的时代。然而，似尚少有人注意。 南开大学的常建华认为从北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山东曹州任中正的“家祠堂”和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山东兖州石介的“祭堂”中找出家庙制度复活之前，民间已出现类似家庙制度的宗祠事例，并认为南宋末福建莆田黄仲元兄弟所建“祭堂”是祭祀始祖的宗祠，以此论证南宋时乃是家祠开始转变为宗祠的时期（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这恐怕是没有注意到歙县方氏在北宋初期既已建立了宗祠的缘故吧！
常建华还介绍了把著名的祖先个人的纪念性专祠转变为宗祠的事例，与歙县方氏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江西信州有座叶真人祠堂，祭祀的是“以能致风雨雷电，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鸿胪卿，封越国公”的叶真人，他于北宗崇宁年间被赐号“真君”。岁月流逝，祠堂倒塌，元代时其裔孙叶行权改筑祠堂于青山南侧，“为屋若干楹，中祀越国公，夹以两室，……自高祖而下主列于东室，高曾而上溯而至于苍梧列诸西室”。所云“苍梧”是指做过苍梧太守的晋代的祖先（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纪念唐代名人叶真人的专祠由此便转变为叶氏宗祠了。
仙翁庙和叶真人祠堂，一个纪念东汉时人，一个纪念唐代时人，二人的时代不同，但都是有神异卓行之人，他们的庙宇或本人都在北宋年间受到敕额或赐号。纪念他们的庙宇改建年代虽不同，一个在北宋，一个在元代，但在改建纪念他们个人专祠的同时，都转变为宗族宗祠却是一样的。
北宋端拱元年转变为宗祠的仙翁庙，到126 年后的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其宗祠性质进一步加强。又过了3年， 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敕额“真应庙”。其经过，“纪事”中有如下记述。
政和四年甲子，有司以天子命修葺洛阳公庙，裔孙仕燮考其后封侯伯以上及元英先生三十二人，绘像于庙壁之左右。七年丁酉，赐额真应。
常建华以叶真人祠堂为事例，论述元代是名人专祠转变为宗族宗祠的时代。而真应庙的前身仙翁庙早在北宋初期就已转变为宗祠。这表明宋代以后出现的宗族制的新形态可上溯至北宋初期。
常建华从北宋时代曹州任中正的“家祠堂”和兖州石介的“祭堂”探寻明代中期以后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独立建筑物宗祠的起源。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应注意在此以前民间已有通过专祠或社庙转化而出现独立建筑物宗祠的事实。日本铃木博之在《明代宗祠的形成》中，曾推断“宗祠应是以祭祀某一个人的既有的祠堂为核心，藉宗族组织之形成为契机而产生”，其所分析的几则事例，颇引人注目（注：铃木博之：《明代にぉける宗祠の形成》，《集刊东洋史》71号，1994。）。总之，祭祀个人的祠堂虽有作为家祠的情况，但也有可能是墓祠、寺观立祠、专祠或乡村社庙。
北宋初期已转变为宗祠的方储庙，由于政和四年在庙壁上悬挂了32位祖先的画像，为进一步转变为统宗祠创造了条件。我们之所以不认为北宋时代的方储庙已完全转变为统宗祠，是因为它没有奉祀各小宗，亦即各派始迁祖神位之故。常建华所举的元代出现的大宗祠（统宗祠）的几则事例（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实和柳山方氏的真应庙一样，不过是祭祀始祖的祖庙，一个宗祠而已。能否将这些事例看作名实相符的统宗祠，则不无疑问。假若把这些一概看作是统宗祠，那么以真应庙的事例来看，统宗祠的出现该上溯至北宋初期。
真应庙确实转变为宗祠，但它尚未具备名副其实的统宗祠的整套功能，只由新建真应庙的苏村派负责管理并维持到明代。直至明代中叶，当方氏与其他宗族发生诉讼而掀起新的同族结合浪潮的时候，方储裔孙各派系终以真应庙为中心，开展了加强同族结合、修建颓废的真应庙的运动。
综观“纪事”和“真应庙纪”，则发现从北宋端拱元年完成宗祠转化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真应庙至少经过三次修建：
北宋中期 方忠正“六世孙彦复重新之”。
政和四年 “有司以天子命修葺洛阳公庙”。
元至元初 “裔孙兴又一重新庙貌，清复祀产”。
然而，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新的真应庙的修建，并不是单纯的修建，而是想把真应庙升格为完整的统宗祠的一种尝试。这种努力由于连续的诉讼和战乱，一连几次都归于失败。直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才建成“堂构岿然”的规模，缔结了“十二派合同”，制定了“条议十则”，随着供奉柳山方氏十二派始迁祖神主，真应庙遂具备了完整的统宗祠功能。
若将东汉时始建的真应庙延续到现代的历史作一概括，其变化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 至北宋端拱元年的895年，作为方储的专祠，对乡民则是祈禳社庙的时期。
第二阶段：北宋端拱元年至明万历二十四年的608年， 作为方氏宗祠，由苏村派管理而祭祀方储的时期。
第三阶段：明万历二十四年至清康熙九年的74年，为升格统宗祠、完成建筑的时期。
第四阶段：清康熙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1949 年）的280余年，柳山方氏以方储为始祖的统宗祠时期。
从东汉时代以名人专祠始建的真应庙，到北宋时代转变为宗祠，到明清时代又升格为统宗祠的过程，不仅是柳山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它还清楚地反映出北宋以后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
四、小结
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真应庙修建，由于诉讼和明清鼎革的战乱，几经挫折，直到康熙九年才得以完成。与此同时，柳山方氏由“十派合同”经62年增添两派，发展为“十二派合同”，并藉制定“条议十则”重新加强明清之际一度松懈的同族结合。从“条议十则”的内容可知，康熙初年落成的新建筑，与其说是原来的真应庙的修建，不如说是统宗祠的新建。换句话说，这时的真应庙已不是专祭始祖方储，而成为供奉各派始迁祖甚至节妇、烈女神位在内的统宗祠。这时的柳山方氏各派已拥有各自宗祠，真应庙在新的同族结合的浪潮中已提升为柳山方氏的统宗祠。于是，真应庙以方储为始祖大大扩充了宗族的联宗范围。
康熙九年转化为统宗祠的真应庙，在东汉始建时并非作为方氏家庙建的，它和淳安县东郭内方储墓前的墓祠一样，是纪念名人的专祠。被称作“仙翁庙”的柳亭山方储庙在建成后的895 年里是以扮演“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乡村社庙的角色而延续下来，至方氏迁徙歙县的北宋初期，当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上的原庙几至倒塌之际，方氏苏村派始迁祖方忠正把它移建于其曾祖父居住过的昌溪河畔，才使之转化为方氏宗祠。毋庸置疑，这是修正已往认为南宋时才出现民间宗祠之见解的一个新事例。也就是说，北宋时民间已通过专祠向宗祠的转化产生出独立建筑物宗祠。方氏藉置祀田进一步明确了真应庙的宗祠性质，并藉悬挂方储裔孙中32位名人画像于庙壁，促进了以方储为始祖的宗族联系。
自北宋徽宗敕额“真应”而改仙翁庙为真应庙，歙县柳亭山的这一方氏宗祠，从明代中叶开始成为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的核心，它在认同为方储裔孙的各派联合中提升为统宗祠。真应庙转化为统宗祠的过程，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直至康熙九年新建的真应庙告成才算结束。由此可知，真应庙从始建的东汉以后，虽经多次修建，但以北宋初年和清初的两次新建最为重要。前一次是该庙由专祠转化为宗祠，后一次则从宗祠转化为统宗祠。真应庙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是柳山方氏扩大其宗族组织的过程，它同时也典型地反映出北宋以降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8年04期第106～115页
【作者简介】（韩国）朴元熇，韩国高丽大学
就方氏扩大同族结合的情况来看，有关祭祀始祖方储的真应庙祠产而发生的所有权纷争，成为扩大其宗族组织的直接契机。方氏与盘踞在真应庙附近势力强大的吴、潘两姓宗族之间为争夺八十余亩祀田而引发的纠纷，最终促进了方氏同族结合的扩大。
土地纷争告一段落之后，歙县方氏十派为了直接掌管真应庙的祭祀和收租，于万历三十六年缔结了“十派合同”。然而，此后的柳山方氏一族因为现实的需要仍不断地扩大其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宗祠的真应庙转变为统宗祠，即形成了“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换言之，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可视为柳山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的标志之一。
本文试以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为焦点，考察万历三十六年所缔结的柳山方氏“十派合同”及经过明清鼎革后仍继续扩大的宗族组织的真相。在探究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对柳山方氏宗族组织有何意义的同时，拟对真应庙的转变过程做一通考，而不仅限于明清时代。因为真应庙在其初建的东汉时代，很可能不是方氏的祠堂，而只是纪念方储个人的专祠。通过考察纪念方储之专祠在何时、如何转变为方氏宗祠，而宗祠又如何上升为统宗祠，借以阐明北宋以后宗族制的特点。
一、康熙九年“十二派合同”和“条议十则”
对柳山方氏的宗族结合来说，修葺祭祀宗族同一祖先之祠堂，是最具象征性和最实在的事情。在每年固定的日子里，住在远近的同一宗族会聚祠堂，相互确认其为东汉时代伟大祖先方储的后裔，并通过宗族间的团结以期在乡村社会的激烈生存竞争中存活。在真应庙的祠产纠纷之后，方氏就曾倡议修葺真应庙，且试图以方储为始祖组织柳山方氏。但此事亦非一帆风顺，这从仅在万历年间就三次提出修造的倡议文中可见一斑。（注：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明清鼎革之秋，徽州亦动荡不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为对付清军南下，金声曾“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守六岭”，开展抗清活动（注：《明史》卷一六五《金声传》。）。在金声被杀的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黟县发生了宋乞领导的奴变（注：同治《黟县志》卷一五《艺文·程功〈乙酉纪事〉》。）。在此混乱之际，给谏方士亮（注：《明史》卷一四六《方士亮传》。方士亮在崇祯年间曾任兵科给事中，崇祯十六年周延儒获谴时，士亮也被削职下狱，不久获释，此时则已回到乡里。）修筑真应庙的呼吁泥牛入海，直至顺治年间，仅以建造一栋临时小建筑安放祖像而结束，就连真应庙的祭祀也无法正常进行。
然而，至清朝统治体系渐趋巩固的康熙年间，柳山方氏的同族结合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第54世孙方绍尧、第57世孙方世裕、第58世孙方儒呼吁鼎新真应庙时，第58世孙方应鹤甘愿督工，第56世孙方一贯情愿为此奔波，因此一年后真应庙渐显出建筑规模。第二年，方绍尧撰写了《重建真应庙引》长文，叙述真应庙修筑过程，并倡议：一、祀田宜广；二、修葺宜勤；三、文会宜立；四、租宜严；五、寝室厢房次第而成。柳山方氏藉此“重引”为转机，重新加强了明清交替时期一度松弛的同族结合，得以缔结“十二派合同”。这一纸合同是自万历三十六年的“十派合同”62年后，由联临派和方村派的加入而形成的（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柳山方氏十二派议定九月六日为祭日，并决定每年由两个“派”轮番主持庙事。这不同于万历三十六年所定只由磻苏派（注：磻苏派是万历三十六年缔结“十派合同”时的磻溪派改名而来的。）和苏村派轮流主持庙事，而其余八派只是“协办”的“十派合同”。该措施解除了住在真应庙附近而主持庙事的磻苏派和苏村派的重责，由十二派均分责任，让各派都能积极参与庙事。
柳山方氏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缔结“十二派合同”及新建真应庙之后，即制定了可视为经营细则的“条议十则”。虽说这段文字稍长，但由于内容重要，我们还是将《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以下略称“纪事”）中的“条议十则”全文转录如下（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一曰叙世次。事有似迂而实要，似缓而实急，似难而实易者，今真应庙之叙世次是也。我方氏自方山雷公以至黟侯储公，岁数尚自分明，况自储公至各派定居之始祖，其岁数岂不一一了然可举哉！若由各派定居始祖所递传岁数而计之，则子姓虽蕃，昭穆无不可叙者。今祖庙鼎新，特请众派各书其定居之始祖某公，注系储公几十几世孙，此不过一举手之劳。书齐汇而榜之于祖庙两厢，是千万世之昭穆，一定永定。凡孙子与祭，在庙序立序坐，莫不井然可观。至是而储公在天之灵想益欢洽，为子姓者不亦竭敬尽爱而无余憾矣乎！至若会通一谱，必待志力俱齐、才德兼备者起而图之，固所不敢易视也。
二曰定配享。祖庙向有十二派之称，今议每派迁祖立一神主，配享于神祖寝室之左，各派量力输资，以备神座。主则遵家礼尺寸，高大各派自备。其众派迁祖有愿进主者，一主输田十亩，以备蒸尝。其寝室之右，则进十二派迁祖夫人，每一主亦各量力输资备神座。而十二派及众派有节烈主愿进者，亦一主输田十亩。
三曰邀神惠。祖庙落成祀事无阙，与祭子姓人人希邀神惠。然无成规，则争竞斯起。议定与祭进士给胙五
，举人四，贡士三，监生生员二，十二派各二。但所得之胙，所以荣神惠也。不候经宿而与祭，子姓地近则可，地远者非一宿则再宿，败不堪矣。当于近者给胙，远者折胙。四曰劝乐输。身列名教，致身通显，当思神祖之庇。量力输资，存为增广祀田。议定：入监、入学者各输银伍两，出贡输十两，中举输二十两，以捷径登仕籍输二十两，发解输元宝一，中会元输元宝二，中鼎甲输元宝三。其先是输资未满二十两者，今凑足二十之数，即遵先达旧规，俾得一人与祭，添设饮福一位。其从前与祭不司年之派，今输田二十亩，许与十二派一体司年给胙。
五曰扩规模。初以工费维艰，致祖庙湫隘，尚缺享堂耳房等项。今十二派及众派宗英有志独力承肩者，议同本派始祖配享入庙，世世俎豆不替，仍上推神主一位，下庇神主一位，入庙享祀。
六曰广祀田。宇内祀田历久不废者，惟苏州范文正公、平湖陆宣公二家。吾祖祀田不多，自弘治年间兴复，仅足供祀事，如遇旱潦苛征，犹虑不足。今环岩裔孙怀德、如鹍等输田若干，意以祖庙虽成，难免暴风霪雨，颓垣屋漏之虞，坐其租息，用备修葺，所余少资旱潦苛
司年赔补之助。苟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不几田连阡陌，俾祖把范公之臂，拍陆氏之肩乎！闻风兴起，跂予望之矣。七曰兴文会。日后祀田既广，仓廪渐饶，先年文会之举自不宜废。力而复之，人文蔚起，科第蝉联，不可预卜乎！是在贤者之作也。
八曰择任人。有田则有租息，收其租息以应输征，以供祀事，至公也。无如强梗佃户半属子姓，加以匪人朋党侵渔，司年者所入不偿所出，致祀事草率苟简。自后须任贤能族望以主之，正人兴则匪类熄，田既增广，余羡自生，即存于任事之处，以为增修庙貌之用。
九曰肃衣冠。奉祀入庙，正礼法趋跄之地，众人之所观瞻，曾未有不衣顶以便服而与齐民等者，况斯文例有颁胙，其隆重斯文至矣，何其不自爱乎！斯礼之所以几几不绝者，恃有此仪文耳。自后不衣顶者不给胙。
十曰习礼义。祖庙行礼与各派不同，不娴习者每多失仪。须遵文公家礼斟酌定制，使礼有划一，不致临期退缩矣。
若仔细审视这篇康熙九年与“十二派合同”同时制定的“条议十则”的内容，让人觉得，康熙十四年竣工的建筑物，与其说是修建了过去的真应庙，不如说是新建的崭新的统宗祠。
二、真应庙的统宗祠转化
原来，真应庙是纪念、祭祀柳山方氏始祖方储的场所。北宋政和年间，方仕燮曾把方储后裔中被封为侯伯以上爵的人物和元英先生（注：关于唐僖宗时的著名诗人方干，有唐孙邰的《方元英先生传》，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七也有其传略。）等32人的画像悬挂在庙中，但从未供奉过各派始迁祖的神位。迨至明末清初，上述32人的画像是否还妥善地保存着，已不得而知。显然，这幢新建筑物已不仅仅只祭祀始祖方储一人，还供奉各派之始迁祖，甚至包括各派节妇、烈女的神位，具有明显的统宗祠性质。这当然不是说纪念方储的历来功能因此消失。此时，方氏各派似乎都拥有各自的宗祠。下面，我们根据“纪事”所载，将“十派合同”与“十二派合同”的代表名称作一比较：
万历三十六年“十派合同” 康熙九年“十二派合同”
磻溪派 方性成※ 磻苏派 方廷悦
罗田派 方良田 柘田派 方柘田
环岩派 方善庆※ 环岩派 方善庆※
灵山派 方杰兴 灵山派 方济忍△
坑派 方承威 坑派 方社通△潭派 方宗益※ 潭派 方宗益※潜口派 方延庆※ 潜口派 方奉淳
沙溪派 方积庆※ 沙溪派 方积庆※
余坡派 方桂林※ 余坡派 方桂林※
苏村派 方爱庆※ 苏磻派 方廷悦
联临派 方师古△
方村派 方惇叙※
由此可知，康熙十二派比万历十派增加了联临派和方村派，在原有十派中，磻溪派改名磻苏派，罗田派改名柘田派，苏村派改名苏磻派。此外，各派代表名称更改者六，依旧者四；代表名称中，有的以祖先名字为代表，如磻苏派和苏磻派之方廷悦，有的采用地方为代表，如柘田派之方柘田，但大多以宗祠名称为代表。在前引资料中，标有※者无疑是宗祠的名称，有△者的济忍、社通和师古很可能也是宗祠名称。大约在真应庙的新建工程完工和缔结“十二派合同”时，柳山方氏各派大都有自己的宗祠，就是说，祭祀方储的真应庙在同族结合中具有统宗祠的功能。
方氏宗族把真应庙转变为统宗祠，是要将东汉时代祖先方储的子孙们都包括在联宗收族的范围内。而欲将真应庙转变为名符其实的统宗祠的尝试，早在万历年间即已开始了。万历二十四年三公发起“初引”时，已有“庙后方湛等议建一祠”的构想（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令钱公中选谳语》）。此后，万历二十八年的“再引”对该构想写作“改迁庙基，重立庙貌”，万历四十七年的“三引”又作“原庙后鼎建”。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其构想却一脉相承（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入清之后的顺治年间乃为“并力草创”，方绍尧撰写“重引”的前一年即康熙八年是“竭力鼎新”（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所以，在真应庙的地基上建造统宗祠的尝试可溯至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
自万历年间开始几经周折而进行的真应庙的修建，更确切地说是统宗祠的建造，直到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才完成，达到“堂构岿然”的规模。然而当时尚无寝室和厢房，因此仍需要宗族继续捐献。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方睨等人列举门楼和墙垣尚待修筑、祭器不足、敕额及厢屋有待制作和建造等，向各派请求捐献。由于各派的积极响应和齐心协力，三年之后落成的统宗祠，可谓庙貌堂堂，大功告成，祀事也完全步入正轨。据重制敕额来看，祠堂门楼上仍悬挂着“真应庙”这一赐额，以夸耀其并非一般祠堂，乃是规格崇高的敕庙（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然而从实际内容上它已完全转变为祭祀包括各派始迁祖在内的多位祖先的综宗祠，以加强同族结合的凝聚力，并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大联宗打下基础。
据“纪事”载，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决定，除对身为绅士而照祠规捐款者赐胙之外，还对下列有功于祠产者永久地颁赐“功胙”：
控追庙产者：苏磻派 方彦达。
方村派 方尚武、方尚和。
磻溪派 方弼。
倡首鼎新者：环岩派 方绍尧。
方村派 方世裕。
督工任事者：灵山派 方蕙。
方村派 方儒、方一贯、方应鹤。
潭派 方旻。磻溪派 方期生。
苏村派 方梦鹤。
沙溪派 方瑜。
搜出庙钟者：灵山派 方希周。
输奉重资者：联墅派 方成可、方敬。
临河派 方都。
环岩派 方组绶、方秉翰。
柘田派 方一燧，
增广祠产者：环岩派 方如珽、方怀德。
江村支众。
环岩上路口支 方士琯。
上述这些有功于祠产的人，上起明代弘治年间，下迄清代康熙年间，包括所谓十二派中的九派人物。康熙九年十二派中新增的联临派，在这里以联墅派和临河派记载，而十二派之外的江村派和上路口派亦在其中。不难看出，方氏为守护真应庙祠产而不断加强各派间的密切合作。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环岩派的方为淮倡议新建寝室及修补堂庑，并依例规定，愿将祖父神主配享于该派始迁祖神主者，捐献30两。此规定一出，竞相会集之神主竟多达60余位，捐献银两达1800两以上，这与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的“虽人文蔚起，而遵祠规输资者杳然”情形相对照，不难看出，此时方氏各派族众都把将自己祖父神主配享于敕庙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环岩派58世孙方世环和上路口59世孙方善祖在始建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厢屋倒塌废墟上，重建三间用于更衣和住宿的厢屋。方世环负担了约一半费用，方善祖增购了祀田并撰刻《重造厢屋记》石碑。从“重记”碑记可知，当时方善祖因全力撰修会宗统谱而无暇他顾，实际督造者是年过七旬的方村派的方正绫（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至此，真应庙作为统宗祠的各项建筑臻于完备。
三、真应庙的转化过程与宗族组织
在研究祭祀方储的真应庙转变为方氏统宗祠的过程中，不由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即真应庙始建的东汉时代它是否就是方氏的家庙呢？如若不是，那么它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方氏祠堂？这和宗族制的发展有何关系？方氏祠堂转变为统宗祠又说明了什么？为探究上述问题，不得不从真应庙始建的东汉时代开始考察。
《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的开头载有：
东汉永元五年癸巳六月，黟侯储公薨于直谏，赠太常卿尚书令洛阳开国公，敕护归葬本邑专祠，墓在今淳安县东郭内，就墓立庙。而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山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虽世代久远，蒸尝祀事莫能悉纪，而我方氏子孙世守弗替。
在这段记载中，引人注意的是方储死后建了两座庙。一个建在淳安县东郭内方储墓前，是汉代盛行的墓祠。另一个建在歙县柳亭山，就是本文要重点探究的作为日后柳山方氏同族结合核心的方储庙。这座方储庙在称作真应庙之前，多称为“仙翁庙”，也曾称作“黟侯庙”（注：康熙《歙县志》卷四《秩记》载：“真应庙在南柳亭山，一名仙翁庙，又名黟侯庙，祀汉太常尚书令方储。”）。笔者在《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一文中疏于考证，误以为这座仙翁庙在始建的东汉时代就是方氏的家庙（注：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现在看来， 这座庙宇与其说是方氏家庙，毋宁说是为纪念名人的专祠更准确。
首先，庙宇名之曰“仙翁”，恰好突出了生前由于种种异行而闻名的方储之个性。宋末元初方储第41世孙方回（注：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一·文苑》）所撰《真应庙记》内有“歙之南曰柳亭山，亦有公庙，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文字（注：《方氏会宗通谱》卷一八《碑记》），所谓“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描述，说明该庙宇超出某一宗族家庙的功能，而是以名人专祠作为乡民信仰的对象。其次，仙翁庙所在地不是东汉时方氏一族生活的淳安县，而是方储潜修地歙县柳亭山，这更令人确信仙翁庙在始建时只是祭祀名人的专祠。由于柳亭山仙翁庙所在地不是方氏宗族居地，所以，直到北宋初期该庙与方氏宗族的关系还相当疏远。也就是说，仙翁庙那时是座地缘性质很强的乡村社庙，迨至方氏迁徙歙县之后才转化为方氏宗祠（注：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族——休宁县と白水县にぉける二例》，《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图书刊行会，1982。该文论述了休宁县陈氏把纪念神化的始迁祖社庙转化为陈氏宗祠的类似事例。）。
那么，东汉时代所立名人专祠方储庙从何时转变为方氏祠堂的呢？“纪事”中的如下记载是值得注意的。
北宋端拱元年戊子，三十六世孙忠正以原庙将圯，移建于柳亭山麓之左昌干，逎忠正公曾祖蒙公居址也。始置祀田，招僧守视。
由此可知：第一，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第36 世孙方忠正将储庙移建于山麓左面昌溪河畔；第二，移建的新址是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旧居；第三，自新庙始置祀田，招佛僧管理。
显然，第36世孙方忠正在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上的原庙因陈旧而行将倒塌之际，不在原地重建仙翁庙，而将其移建于曾祖父方蒙旧居，则有深意，即藉以宣告这座仙翁庙不再是乡民的社庙，而只归方氏宗族所有。由此，笔者认为，正是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 是方储庙从名人专祠转变为方氏宗族祠堂的一年。
上述资料中的方忠正，就是万历十派中的苏村派的始迁祖，另一派余坡派也是方忠正的后裔，磻溪派是从苏村派派生出来的，所以，方忠正乃上述三派之共祖。据《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八《迁徙》的记载，似在方忠正从淳安迁至离柳亭山较近的歙县苏村之后（注：《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八《迁徙》。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曾最先从淳安县迁到歙县，但不知何故，方蒙之子方桂又迁回淳安。此后，方忠正再一次迁至歙县而成为苏村派始迁祖），才将原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的仙翁庙移建于其曾祖父旧居昌溪（今昌源溪）畔的。虽说是“移建”，实际上是新建的。这样的在先祖居址上新建宗祠的事例，在有关的研究论文中见过几例，都是元代的（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而方氏的为北宋初期，时代更早，弥足珍贵，引人注目。
在方氏一族把纪念方储专祠转变为方氏宗祠的同时，尊奉方储为新的始祖的努力亦从此开始（注：乾隆十八年刊行《方氏会统宗谱》卷一《凡例》。从前的方氏族谱以方（方储的祖父）为始祖，他在王莽篡汉时由河南迁到江南。），这也打开了认同为方储后裔的方氏各派联宗的渠道。因此，可以说万历年间方氏十派联宗是源于北宋时方忠正新建仙翁庙。
北宋时代是品官家庙制度复活、宗族制度日趋发展的时代。然而，似尚少有人注意。 南开大学的常建华认为从北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山东曹州任中正的“家祠堂”和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山东兖州石介的“祭堂”中找出家庙制度复活之前，民间已出现类似家庙制度的宗祠事例，并认为南宋末福建莆田黄仲元兄弟所建“祭堂”是祭祀始祖的宗祠，以此论证南宋时乃是家祠开始转变为宗祠的时期（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这恐怕是没有注意到歙县方氏在北宋初期既已建立了宗祠的缘故吧！
常建华还介绍了把著名的祖先个人的纪念性专祠转变为宗祠的事例，与歙县方氏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江西信州有座叶真人祠堂，祭祀的是“以能致风雨雷电，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鸿胪卿，封越国公”的叶真人，他于北宗崇宁年间被赐号“真君”。岁月流逝，祠堂倒塌，元代时其裔孙叶行权改筑祠堂于青山南侧，“为屋若干楹，中祀越国公，夹以两室，……自高祖而下主列于东室，高曾而上溯而至于苍梧列诸西室”。所云“苍梧”是指做过苍梧太守的晋代的祖先（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纪念唐代名人叶真人的专祠由此便转变为叶氏宗祠了。
仙翁庙和叶真人祠堂，一个纪念东汉时人，一个纪念唐代时人，二人的时代不同，但都是有神异卓行之人，他们的庙宇或本人都在北宋年间受到敕额或赐号。纪念他们的庙宇改建年代虽不同，一个在北宋，一个在元代，但在改建纪念他们个人专祠的同时，都转变为宗族宗祠却是一样的。
北宋端拱元年转变为宗祠的仙翁庙，到126 年后的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其宗祠性质进一步加强。又过了3年， 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敕额“真应庙”。其经过，“纪事”中有如下记述。
政和四年甲子，有司以天子命修葺洛阳公庙，裔孙仕燮考其后封侯伯以上及元英先生三十二人，绘像于庙壁之左右。七年丁酉，赐额真应。
常建华以叶真人祠堂为事例，论述元代是名人专祠转变为宗族宗祠的时代。而真应庙的前身仙翁庙早在北宋初期就已转变为宗祠。这表明宋代以后出现的宗族制的新形态可上溯至北宋初期。
常建华从北宋时代曹州任中正的“家祠堂”和兖州石介的“祭堂”探寻明代中期以后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独立建筑物宗祠的起源。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应注意在此以前民间已有通过专祠或社庙转化而出现独立建筑物宗祠的事实。日本铃木博之在《明代宗祠的形成》中，曾推断“宗祠应是以祭祀某一个人的既有的祠堂为核心，藉宗族组织之形成为契机而产生”，其所分析的几则事例，颇引人注目（注：铃木博之：《明代にぉける宗祠の形成》，《集刊东洋史》71号，1994。）。总之，祭祀个人的祠堂虽有作为家祠的情况，但也有可能是墓祠、寺观立祠、专祠或乡村社庙。
北宋初期已转变为宗祠的方储庙，由于政和四年在庙壁上悬挂了32位祖先的画像，为进一步转变为统宗祠创造了条件。我们之所以不认为北宋时代的方储庙已完全转变为统宗祠，是因为它没有奉祀各小宗，亦即各派始迁祖神位之故。常建华所举的元代出现的大宗祠（统宗祠）的几则事例（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实和柳山方氏的真应庙一样，不过是祭祀始祖的祖庙，一个宗祠而已。能否将这些事例看作名实相符的统宗祠，则不无疑问。假若把这些一概看作是统宗祠，那么以真应庙的事例来看，统宗祠的出现该上溯至北宋初期。
真应庙确实转变为宗祠，但它尚未具备名副其实的统宗祠的整套功能，只由新建真应庙的苏村派负责管理并维持到明代。直至明代中叶，当方氏与其他宗族发生诉讼而掀起新的同族结合浪潮的时候，方储裔孙各派系终以真应庙为中心，开展了加强同族结合、修建颓废的真应庙的运动。
综观“纪事”和“真应庙纪”，则发现从北宋端拱元年完成宗祠转化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真应庙至少经过三次修建：
北宋中期 方忠正“六世孙彦复重新之”。
政和四年 “有司以天子命修葺洛阳公庙”。
元至元初 “裔孙兴又一重新庙貌，清复祀产”。
然而，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新的真应庙的修建，并不是单纯的修建，而是想把真应庙升格为完整的统宗祠的一种尝试。这种努力由于连续的诉讼和战乱，一连几次都归于失败。直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才建成“堂构岿然”的规模，缔结了“十二派合同”，制定了“条议十则”，随着供奉柳山方氏十二派始迁祖神主，真应庙遂具备了完整的统宗祠功能。
若将东汉时始建的真应庙延续到现代的历史作一概括，其变化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 至北宋端拱元年的895年，作为方储的专祠，对乡民则是祈禳社庙的时期。
第二阶段：北宋端拱元年至明万历二十四年的608年， 作为方氏宗祠，由苏村派管理而祭祀方储的时期。
第三阶段：明万历二十四年至清康熙九年的74年，为升格统宗祠、完成建筑的时期。
第四阶段：清康熙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1949 年）的280余年，柳山方氏以方储为始祖的统宗祠时期。
从东汉时代以名人专祠始建的真应庙，到北宋时代转变为宗祠，到明清时代又升格为统宗祠的过程，不仅是柳山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它还清楚地反映出北宋以后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
四、小结
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真应庙修建，由于诉讼和明清鼎革的战乱，几经挫折，直到康熙九年才得以完成。与此同时，柳山方氏由“十派合同”经62年增添两派，发展为“十二派合同”，并藉制定“条议十则”重新加强明清之际一度松懈的同族结合。从“条议十则”的内容可知，康熙初年落成的新建筑，与其说是原来的真应庙的修建，不如说是统宗祠的新建。换句话说，这时的真应庙已不是专祭始祖方储，而成为供奉各派始迁祖甚至节妇、烈女神位在内的统宗祠。这时的柳山方氏各派已拥有各自宗祠，真应庙在新的同族结合的浪潮中已提升为柳山方氏的统宗祠。于是，真应庙以方储为始祖大大扩充了宗族的联宗范围。
康熙九年转化为统宗祠的真应庙，在东汉始建时并非作为方氏家庙建的，它和淳安县东郭内方储墓前的墓祠一样，是纪念名人的专祠。被称作“仙翁庙”的柳亭山方储庙在建成后的895 年里是以扮演“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乡村社庙的角色而延续下来，至方氏迁徙歙县的北宋初期，当位于柳亭山西侧山峰上的原庙几至倒塌之际，方氏苏村派始迁祖方忠正把它移建于其曾祖父居住过的昌溪河畔，才使之转化为方氏宗祠。毋庸置疑，这是修正已往认为南宋时才出现民间宗祠之见解的一个新事例。也就是说，北宋时民间已通过专祠向宗祠的转化产生出独立建筑物宗祠。方氏藉置祀田进一步明确了真应庙的宗祠性质，并藉悬挂方储裔孙中32位名人画像于庙壁，促进了以方储为始祖的宗族联系。
自北宋徽宗敕额“真应”而改仙翁庙为真应庙，歙县柳亭山的这一方氏宗祠，从明代中叶开始成为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的核心，它在认同为方储裔孙的各派联合中提升为统宗祠。真应庙转化为统宗祠的过程，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直至康熙九年新建的真应庙告成才算结束。由此可知，真应庙从始建的东汉以后，虽经多次修建，但以北宋初年和清初的两次新建最为重要。前一次是该庙由专祠转化为宗祠，后一次则从宗祠转化为统宗祠。真应庙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是柳山方氏扩大其宗族组织的过程，它同时也典型地反映出北宋以降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