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6、17世纪江南社会之丕变及文人反应
孟彭兴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8年02期第34～43页
【作者简介】孟彭兴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一）
明王朝定鼎以后，南京作都53年。其间，洪武皇帝曾以元氏阍弱，威福下移，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至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为由，对江南进行打击，强制迁徙富民14万户于凤阳。以后，又二次徙19600余户富豪于南京。永乐皇帝为兴新都之繁盛，又进行了一次将南京周围的苏州等10府、浙江等9省巨姓富民强行北狩，以实北京的大行动。因此，长洲梦苏道人王悊如是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三都、戌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这个以躬耕自约的荻乡处士，还颇具一番“隐抱显略，野怀朝忧”的心肠，平生有所见闻即笔之，没有什么忌讳。江南社会之演进，他很有感触。他的《寓圃杂记》，其中对苏州的盛衰记之颇详。他说，正统、天顺间，他进过苏州城，所见情景尚“稍复其旧，然犹未盛”。这是自明立国80多年的大体情形。在成化年间，基本上每隔三四年他要去一趟城里，“则见其迥若异境”，情况已改变了许多。至弘治时，苏州的社会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愈益繁盛”。但见那：“闾辐辏，万瓦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秔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市面上“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真是“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注：王悊《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明代江南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主要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明人奉为“圣明极盛之世”的那个阶段。顾炎武《歙县风土论》（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凤宁徽》第76页。）对明代变化状况作了这样的议论：自明初至弘治以前，犹如一年之中的冬至以后到春分之前，由于国家实施劝农政策，所以“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农耕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景象。此为农村小农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至弘治而盛极。正德末、嘉靖初，犹如春分以后夏至之前，是时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状况已逐渐起了变化，人口滋殖，土地易主，田少人众。“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嘉靖末、隆庆间，犹如夏至以后、秋分之前，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干戈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严重挑战，礼法制度已发生危机。万历末叶以后则阴盛而阳渐衰，犹如秋分过后，冬至之前的时令，“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社会上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贫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农耕传统社会“淳朴”的社会风气破坏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沧桑变异，一派萧杀没落之气涵盖着大地。这种情形，尤以江南为甚。此观点从《浙江通志·风俗下》（卷100）的记载中，即可获得证实：“至宣德、正统，法网渐疏，奢侈竞起。成化、弘治间，役轻费省，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正德以来，贫耗而无高资，鲜所借贷，民由是困。”嘉隆万三朝以后，农村中封建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确实在日益加剧，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同时日趋活跃，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是所谓僭稌之风复炽。范濂《云间据目抄》中遂有“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之感叹。
赵翼指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卷35。）表明他已经察觉到：明代中叶商品货币经济的很大发展，代表封建传统势力中的腐朽力量在不断扩散，以商人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市民群众一种新兴力量在崛起，及其对农本社会的危害。明王朝尽管采取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再也难以保持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历史评论说：“神宗冲令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既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仇，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散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注：《明史·神宗纪二》第21卷。）可见以损江南之有余去补落后地区的不足，用均衡姿态维护王朝政局稳定的措施，亦颇难奏效。张居正迹似专擅，雷厉风行起来的发展嘉隆以来的改革活动，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一发轫于江南的改革的被肯定与推广，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事实证明是相当有利的，尽管人们一再议论说“江南重赋”。“明初地旷人稀，土田不过亩一金，是时法尚严密，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不得辄用苧丝，女子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注：《浙江通志·风俗下》，转引自《太平县志》。）的社会面貌，在江南已经完全改变。王道隆《菰城文献》记云：今则“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有僭稌之风焉。”（注：《菰城文献》，转引自《湖洲府志·舆地略·风俗》，卷29。）吴江地区“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松江地区“虽奴隶快甲之家，（家具）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江阴地区亦如是：“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注：嘉靖《江阴县志·风俗记》，卷4；乾隆《震泽县志·崇尚》，卷25；范濂《云间据目抄·记风俗》，卷2。）松江地区“素称奢淫”，“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朴之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江南社会的这种变化，撞入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必然使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和交融，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
（二）
万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会稽人陶望龄，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官时政疏》。）其时，阶级矛盾的对立，民族矛盾之尖锐，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冲突，官方哲学即宋明理学的腐朽性与新兴讲求实学思潮的冲突，已相互交织成一种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显然，陶望龄所言并不是其个人的耸人听闻之词。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苏州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甲申纪事·自序》中也说了这样一段话：“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形势还向恶性发展，且更加严重。因此，明朝后期的时贤学者都喜用“天崩地解”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朱明王朝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恢复发展，至宣德年间跃上一个台阶后，由于征伐、边患，中官擅权、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农村社会不安定因素增长，又渡过了半个世纪，至万历年间已是内困外患交结，四海腾沸，败象环生了。诚然，明朝的封建统治无法避免中国封建社会中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的历史命运，而中明以后勃兴的，比以往层次更高一级的商品货币经济，几乎较为全面的长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则更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锁链上一个环节的明王朝，自然深受此种浪潮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危机的振荡，加快其灭亡的步伐。
明初，统治者感慑农民战争的威力，在修复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不得不谨慎从事，小心处理其政治、经济、阶级等各种矛盾关系，以免重蹈覆辙。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统治阶级也逐渐由俭入奢，日益腐化起来。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日益精巧的民间手工业品和海外珍奇及其他奢侈物质享受欲望的诱惑，渴求攫取更多的货币。
顾炎武书录苏州地区民谣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统治阶级中人垂涎工商之利，纷纷经营工商业，“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相当普遍。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阶家里，“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徽州的“阀阅之家，不惮为贾”；江西“士人或窜身市籍”。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大官僚王世贞家亦有大量典当业在外，每年可得利30多万。（注：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沈铁《劾贪婪抚臣疏》。）“逐末者多衣冠之族”，（注：万历《东昌府志·风俗，卷2。）其直接参与经营，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贪婪性。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揭露，翊国公郭勋，在北京设店千余所，“擅作威福，罔利虐民”。即使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明史·齐之鸾传》有云：“皇店诸名不一”，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富者缩资而趋末”，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注：《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卷545；顾炎武《天下郡国刊病书》卷8，卷19。）苏松嘉湖一带“家杼轴而户纂”，“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比屋皆工织作”。（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正德《松江府志·风俗》；嘉靖《吴邑志·物产上》。）江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比其他区域较为先进的历史现象和人文景观。
江南农村社会那种田园牧歌般的“安居乐业”被搅乱了。《万历实录》（卷176）云，“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乃自顷岁以来，逋赋日积，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张居正说：“一切重役，愁苦贫民，而吴中尤甚。”赋役的沉重，人丁的滋殖，田土的不增加，矛盾十分突出。浙人徐渭分析说：“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江南地区的固有秩序已彻底碎裂。徐阶“在政府久，富于分宜（严嵩），有田二十四万。”董份“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董其昌有“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注：伍袁萃《漫录评正》，范守已《曲洧新闻》，佚名《民抄董宦事辑》。）豪强大量的占田，对在籍小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自耕农在兼并困苦之下纷纷破产。松江何良俊对此有一个估计，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体情形是，“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总之，“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人对江南人口布局有“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20。）的估计。《万历实录》也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万历实录·神宗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卷361。）这么多人的出路去向，早已是明人关注的重要热点。苏抚周忱对此至少有“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个方面的归纳。（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22。）反映了江南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
徐文长认为，“人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当今一邑之田都被少数豪强霸据的情况下，“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即使把土地均分，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当北方流民潮不断高涨，多时要占到全国在籍人口10%，某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甚至达到60—70%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失本业者基本上为社会接纳、消化。周忱说：“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指出了江南人民不得不在发展工商业经济的情况下求生存的社会特点。吴人顾公燮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他指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抄》上。）
玉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者。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这是他们所谓“乐于转徙”、“轻其乡”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在那些从官工匠中分化出来的民间业主、工头或领班人的招诱带领下，进入手工业作坊，“或开张铺店”。以后行会制度发展，又靠乡里乡亲关系拉扯进入行业。“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于是，松江府的细木器店、鞋店、黄草蒲鞋铺开出来了。“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湖州的包头绢业，凡“机杼之家，相沿比（此）业，巧变百出”。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去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万历实录》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注：《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丁未》，卷361。）诚如张瀚《松窗梦语》所言：“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其呈现出来的明代工商业发展的新趋势，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江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萌芽的信息。
（三）
工商业的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商品化，支持了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明朝中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是农产品多种经营的地区。除了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其他农业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张羽《芙蓉庄记》云：“吴兴为东南沃野，山居竹木材章，水居菱芡芰荷，田畴繡淛，陆地桑麻菽茭蔬果，此其利皆可致千金。”人们“爱地重于金玉，虽尺寸不以假人。”土地的价值和使用率相当高，“其为卉木花草，芬葩艳丽，可以娱耳目而妨地利者，悉弃不好。”对田地的经营，精耕细作，“时察百物丰俭而贸易其间”，生产以营利。（注：张羽《张来仪文集·芙蓉庄记》。）温鼎《现闻偶录》谈南浔情形说：“新谷登场，不闻从事于春花。前志所载田中起濛，插种菜麦，今皆无有，惟垄畔桑下，莳种蚕豆。吾镇所辖十二庄，大率如此，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更有甚者，“近市之黠农，专务时鲜蔬瓜，逢时售食，利市三倍”。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记常熟谈参（谭晓）雇工搞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事例。此人颇“有心算”，他把乡人抛荒的洼芜之地“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把最低洼处改造成池塘，周围高垅“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被他改造的池塘“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陆地上则“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这样规模的生产经营，当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另外，在其土地所辖之“乌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他把每天出售回笼的货币，分别投入各种标着农副产品名称的匣中，“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可见其商品生产的规模。这都是江南地区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
江南农业多种经营经济，又有助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也有助于作物种植的专门化和商业性农业区的形成。陆容《菽园杂记》云：“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湖州人家，绝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严州及于潜等县，民多种桐、漆、桑、桕、麻、苧。绍兴多种桑、茶、苧。台州地多种桑、桕。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谷等木，浙江诸郡，惟山中有之，余地绝无。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亦不留恶木，此可以观民俗矣。”朱国祯《涌幢小品》言：“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故“新丝妙天下”。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是明代开始发展的新产业，叶梦珠《阅世编》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至清代中叶，犹“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注：褚华《木棉谱》。）林则徐估计植棉要占农业经营的70—80%，从事纺织业的人数，也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黄《锡金识小录》云：“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因此，松江的棉织业中心，苏杭的丝织业中心的产生，无锡“布码头”的声誉，皆由此而起。
江南农村中，有着地主和小农两种经济成份，与此相适应，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导致了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比较松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逐步走上经营地主的道路，使用雇工劳动力必然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张履祥《补农书》中说：“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雇工的“骄惰”并且“成风”，说明其人数众多力量的增大，也说明雇主的普遍，雇工游离性和选择程度的加强。总之，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雇佣劳动者不仅受雇于农村，而且还大批向城镇溢散，与城镇雇佣劳动者一起，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及其后备军。
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江南地区都市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原有城市的城区不断扩张，街坊延伸，商业网点拓展，座商数量剧增，大小铺店连门；新兴集市平地张幕，画界成巷；有些集市点逐步发育固定摊位、店铺，百业开发，居民日众，“成都成邑”。如黎里镇，已发展“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江南巨镇，入清后“居民更二三倍”；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顾公燮说：“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南京留都，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和“南北商贾争赴”的繁荣城市，初步统计已有缎子、酒坊、磨坊、香蜡、医药、米豆等95个行业。（注：正德《江宁县志·铺行》上。）《雪堂随笔》记其侵官道以为肆的现象云：“繇礼部西出三山门，所经皆通衢，可容九轨。后以民之居肆者，增置篷搭，以便贸易。部因其输税，听之，不为限制。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不可方轨。”而原有的专业性坊巷，“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市井》，卷1。）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已冲破“各有肆区”的旧制，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前提的日趋合理的布局。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众多的人口，居民“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至明末，扬州的人口就增长到80多万，“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扬州、瓜、仪经纪不下万数。”（注：万历《扬州府志·习俗》卷2。）
星散在江南水乡与城市间的市镇，少则数里，多则一二十里，交通非常便利，形成了商品经济交流的网络体系，不仅对于本地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亦对本地与外地的经济沟通，具有相当的作用。本地的丝棉纺织品“衣被天下”，各地的“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挟重资而来市”。他们出手“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注：康熙《吴县志·物产》，卷1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这种交易盛况即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表征。
（四）
江南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但影响到全国的经济形势，而且成为张居正奋起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元辅张居正以他特有的权威，“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以“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为目标进行的改革，对万历政治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那“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注：《张文忠全集·文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的思想，以及他支持顾九思等关于撤回苏松织造内臣的建议，减轻江南机户负担等举动，无疑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产物。吏部尚书张瀚的祖上，是江南靠纺织起家的大户，他很懂得“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的道理。对业商工作之人观念的改变，正是中明之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昆山归有光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注：《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辰》，卷15。）说明传统的“四民”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模糊了，士大夫不言谋利的精神堤坊溃决了。“文士无不重财”，连典当业这样一向被文人轻视的行业，“今士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言鲭》。）明人对子孙的庭训，也把“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作为男子“治生”的必要手段。（注：《课子随笔》卷2，转引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正因为此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才形成了如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提到的“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以及胡敬斋在《居业录》中所提到的“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的思想。这种发展趋势，使重本抑末的积极拥护者如何良俊那样的名宿亦兴叹无奈，即便是道学家的脑子，也不得不开始转过弯来。《传习录拾遗》载说，王阳明就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然而“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高级官员与著名学者文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当局对抑末政策的松弛和社会舆论的转向，同时表明了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时人把他们观察感受到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论，自身的社会关系、利益所在及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种样式的思考，不断地在更新着自己的观念，生成与社会比较适应的观念群。今之世风侈靡极矣，雕文刻镂，刺组锦，工作淫巧，世皆舍本而趋末。一股功利思潮的潜流又升腾而起，“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是以称善士矣。我未见之也。”（注：谢肇阓)《五杂俎·事部》。）何良俊说，中了进士的，对过去谈文论道的朋友已失去兴趣，“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凌初写道：“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功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清人刘於义说，山右的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朝廷也清楚，这些地区是“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2年5月奏疏、朱批。）明宗室朱载《醒世词》中，有一首刻划一个小商贩心态的《做好梦》诗：“正三更，我做了个好梦儿……出了几股本钱，置地土，买下庄院，干监生，成门乡宦。众亲友齐来瞧看，我家下骡马成群，喜地欢天。我的银钱，被那不成材的妻儿，一足蹬散。我的银钱！再想做好梦，难上难！”清初名士廖燕也有《钱神论》，内云：“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使役，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莲溪居士薛论道抨击道：“人为你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因，一个个，因他丧了。”（注：薛论道《林石逸兴·题钱》，卷5。）表达了一种对社会上拜金思潮的强烈不满情绪。
货币经济骤然勃起，逐利拜金蔚成思潮。“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注：马克思《资本论》卷1，第1077页。）金钱的魔力，使万世不易的纲常名教颓败沦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在朽坏腐烂，封建道德的危机出现了。于是，一股诅咒金钱铜臭的思潮同时发生：“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人道黄金可爱，我怕黄金为害”，要“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注：《说郛》卷77；《林石逸兴》卷1。）要把它彻底消灭掉。黄宗羲说：“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富之家，三也；轻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五）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征和环境特征，并由此引发社会意识的嬗变。此种变化诱导的心理感召，使知识阶层中的一些分子的思想进路朝着一个方向趋同。他们的思想劳动成果，无不迸射出时代的火花，使他们得以跨越时空，结合成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前的先进知识群体，星光灿烂，闪烁在黎明前的夜空。
得风气之先而开了眼界的徐光启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故他努力“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又“独得泰西之秘”，（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与科学文明结了不解之缘。强烈的爱国热情，赋予他战胜学术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在总结传统经验与引进西方新学的基础上，他“杂采众长，兼出独见”，为的是使“率天下而丰衣食，绝饥寒”。（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的一个书生，他为“欲求超胜”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竭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同时也深感到“忧天有志，而匡时无术”的苦恼。
明王朝的病入膏育与江南等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刺激和推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实学的重视。他们以广博的学术修养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结束了王阳明心学对思想文化界长期专政的格局。他们掀起的思想解放思潮，造成了一个时期学术和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
顾允成对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及其清谈风气批评说：“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注：高攀龙《顾季时行状》，载《高于遗书》卷11中。）“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封建制度的铸造下，读书人几乎都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追求同统治者的需要揉合在一起的。读书做官，发财致富。官无论久暂崇卑，必有华屋接阛阓，良田连阡陌，积货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在朝作官宦，在野为乡绅，还有一批口若悬河的鸿儒。封建社会的衰落，当然也是士大夫及其正统思想的没路。中世纪黑暗中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在商品经济车轮的启动下，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了一种向新的追求转变。他们敢于直面旧的世界，举起了批判的大旗。
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主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则指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所以处理天下之事必须要“循天下之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指责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甚至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话来。“国”与“天下”两种概念的树立，引伸到“亡国”不等于“亡天下”，将天下的兴亡，维系于每个匹夫，使之对社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李贽在《答耿中丞书》中对几千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了否定，宋应星以其实际行动对读书人的科举独木桥进行了无情鞭挞。戴震说：“凡是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得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了理学家否定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空谈天理的荒谬，并认为与“酷吏以法杀人”一样，“后儒以理杀人”，（注：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统治者祸国殃民的工具。李贽则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注：《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他从小就“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的童心说，黄宗羲、顾炎武的诗论，袁宏道的文论，冯梦龙对世俗人情的小说演绎，汤显祖对梦幻世界的精神寄托等等，都是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和睿智卓识，对道学家乏昧枯涩的载道文字作对抗。而如徐霞客的《游记》，乃是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的结晶。李时珍那“如入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则是他用27年之功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五上公车不第”之后，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生涯中解脱出来，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薮内清教授语）——《天工开物》（注：《徐霞客游记》第1261页；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成为“中国的狄德罗”（英李约瑟博士语）。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述，无不都是从实业实学上殚精竭虑的做功夫，想把中国文化致思的重点，引上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所需要的轨道，也就是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叩响近代社会的大门。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评论音乐艺术家朱载堉的时候，曾经这样断论：“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注：转引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第259页。）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大裂变，经世致用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潮的蔚成，启蒙学者群星的争辉，正是在如马克思所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严峻的阶级矛盾、迫在眉睫的民族斗争，以及史家每以江南地区为例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旧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矛盾，给他们驰骋的思想进路提供了一个相当的时空舞台。“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而是“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历史的某个阶段。封建国家政权虽然腐败却依然强大，使得“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并“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和“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页；第4卷第483页。）比如赵翼指出的中明以后“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吸血，天下咸被害矣”（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矿税之害》，卷35。）即是一例。史料记载说，浙江永嘉地产美梨，县官命“悉伐其树”；江苏虞山出软栗，守令“命种者悉拔去”，都担心日后会遭到六安茶“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弄得一境之民“鬻产卖子以买充者”（注：陈继儒《见闻录》卷6；《读书镜》卷7；陈霆《两山墨谈》卷9。）的命运。在封建专制超经济掠夺下，农民起义、市民斗争烽烟四起，形成了明代中叶以后阶级斗争的新格局。
发难于西北地区的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却始终没有挺进江南，其原因从直观上来说，是江南地区始终没有出现类似北方那样成千上万的流民群，缺乏一种与起义军共同的阶级基础，从更深层次来看，则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状况的改变，至满清铁蹄蹂躏，威胁到江南地主集团以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于是，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和不绝如缕的反清思想之场景。
在那些抗清反清志士中，很不乏靠着江南先进经济的营养哺育出来的文人与启蒙思想家。“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之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6页。）当他们驰聘在疆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箝制江南士人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监狱中熬刑受戮之时，夭折了的启蒙思潮所遗留下来的“先哲的精神”，（注：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其特具的魅力，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8年02期第34～43页
【作者简介】孟彭兴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明王朝定鼎以后，南京作都53年。其间，洪武皇帝曾以元氏阍弱，威福下移，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至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为由，对江南进行打击，强制迁徙富民14万户于凤阳。以后，又二次徙19600余户富豪于南京。永乐皇帝为兴新都之繁盛，又进行了一次将南京周围的苏州等10府、浙江等9省巨姓富民强行北狩，以实北京的大行动。因此，长洲梦苏道人王悊如是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三都、戌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这个以躬耕自约的荻乡处士，还颇具一番“隐抱显略，野怀朝忧”的心肠，平生有所见闻即笔之，没有什么忌讳。江南社会之演进，他很有感触。他的《寓圃杂记》，其中对苏州的盛衰记之颇详。他说，正统、天顺间，他进过苏州城，所见情景尚“稍复其旧，然犹未盛”。这是自明立国80多年的大体情形。在成化年间，基本上每隔三四年他要去一趟城里，“则见其迥若异境”，情况已改变了许多。至弘治时，苏州的社会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愈益繁盛”。但见那：“闾辐辏，万瓦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秔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市面上“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真是“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注：王悊《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明代江南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主要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明人奉为“圣明极盛之世”的那个阶段。顾炎武《歙县风土论》（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凤宁徽》第76页。）对明代变化状况作了这样的议论：自明初至弘治以前，犹如一年之中的冬至以后到春分之前，由于国家实施劝农政策，所以“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农耕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景象。此为农村小农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至弘治而盛极。正德末、嘉靖初，犹如春分以后夏至之前，是时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状况已逐渐起了变化，人口滋殖，土地易主，田少人众。“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嘉靖末、隆庆间，犹如夏至以后、秋分之前，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干戈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严重挑战，礼法制度已发生危机。万历末叶以后则阴盛而阳渐衰，犹如秋分过后，冬至之前的时令，“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社会上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贫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农耕传统社会“淳朴”的社会风气破坏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沧桑变异，一派萧杀没落之气涵盖着大地。这种情形，尤以江南为甚。此观点从《浙江通志·风俗下》（卷100）的记载中，即可获得证实：“至宣德、正统，法网渐疏，奢侈竞起。成化、弘治间，役轻费省，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正德以来，贫耗而无高资，鲜所借贷，民由是困。”嘉隆万三朝以后，农村中封建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确实在日益加剧，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同时日趋活跃，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是所谓僭稌之风复炽。范濂《云间据目抄》中遂有“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之感叹。
赵翼指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卷35。）表明他已经察觉到：明代中叶商品货币经济的很大发展，代表封建传统势力中的腐朽力量在不断扩散，以商人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市民群众一种新兴力量在崛起，及其对农本社会的危害。明王朝尽管采取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再也难以保持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历史评论说：“神宗冲令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既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仇，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散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注：《明史·神宗纪二》第21卷。）可见以损江南之有余去补落后地区的不足，用均衡姿态维护王朝政局稳定的措施，亦颇难奏效。张居正迹似专擅，雷厉风行起来的发展嘉隆以来的改革活动，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一发轫于江南的改革的被肯定与推广，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事实证明是相当有利的，尽管人们一再议论说“江南重赋”。“明初地旷人稀，土田不过亩一金，是时法尚严密，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不得辄用苧丝，女子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注：《浙江通志·风俗下》，转引自《太平县志》。）的社会面貌，在江南已经完全改变。王道隆《菰城文献》记云：今则“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有僭稌之风焉。”（注：《菰城文献》，转引自《湖洲府志·舆地略·风俗》，卷29。）吴江地区“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松江地区“虽奴隶快甲之家，（家具）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江阴地区亦如是：“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注：嘉靖《江阴县志·风俗记》，卷4；乾隆《震泽县志·崇尚》，卷25；范濂《云间据目抄·记风俗》，卷2。）松江地区“素称奢淫”，“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朴之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江南社会的这种变化，撞入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必然使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和交融，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
（二）
万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会稽人陶望龄，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官时政疏》。）其时，阶级矛盾的对立，民族矛盾之尖锐，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冲突，官方哲学即宋明理学的腐朽性与新兴讲求实学思潮的冲突，已相互交织成一种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显然，陶望龄所言并不是其个人的耸人听闻之词。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苏州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甲申纪事·自序》中也说了这样一段话：“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形势还向恶性发展，且更加严重。因此，明朝后期的时贤学者都喜用“天崩地解”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朱明王朝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恢复发展，至宣德年间跃上一个台阶后，由于征伐、边患，中官擅权、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农村社会不安定因素增长，又渡过了半个世纪，至万历年间已是内困外患交结，四海腾沸，败象环生了。诚然，明朝的封建统治无法避免中国封建社会中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的历史命运，而中明以后勃兴的，比以往层次更高一级的商品货币经济，几乎较为全面的长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则更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锁链上一个环节的明王朝，自然深受此种浪潮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危机的振荡，加快其灭亡的步伐。
明初，统治者感慑农民战争的威力，在修复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不得不谨慎从事，小心处理其政治、经济、阶级等各种矛盾关系，以免重蹈覆辙。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统治阶级也逐渐由俭入奢，日益腐化起来。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日益精巧的民间手工业品和海外珍奇及其他奢侈物质享受欲望的诱惑，渴求攫取更多的货币。
顾炎武书录苏州地区民谣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统治阶级中人垂涎工商之利，纷纷经营工商业，“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相当普遍。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阶家里，“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徽州的“阀阅之家，不惮为贾”；江西“士人或窜身市籍”。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大官僚王世贞家亦有大量典当业在外，每年可得利30多万。（注：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沈铁《劾贪婪抚臣疏》。）“逐末者多衣冠之族”，（注：万历《东昌府志·风俗，卷2。）其直接参与经营，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贪婪性。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揭露，翊国公郭勋，在北京设店千余所，“擅作威福，罔利虐民”。即使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明史·齐之鸾传》有云：“皇店诸名不一”，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富者缩资而趋末”，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注：《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卷545；顾炎武《天下郡国刊病书》卷8，卷19。）苏松嘉湖一带“家杼轴而户纂”，“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比屋皆工织作”。（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正德《松江府志·风俗》；嘉靖《吴邑志·物产上》。）江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比其他区域较为先进的历史现象和人文景观。
江南农村社会那种田园牧歌般的“安居乐业”被搅乱了。《万历实录》（卷176）云，“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乃自顷岁以来，逋赋日积，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张居正说：“一切重役，愁苦贫民，而吴中尤甚。”赋役的沉重，人丁的滋殖，田土的不增加，矛盾十分突出。浙人徐渭分析说：“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江南地区的固有秩序已彻底碎裂。徐阶“在政府久，富于分宜（严嵩），有田二十四万。”董份“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董其昌有“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注：伍袁萃《漫录评正》，范守已《曲洧新闻》，佚名《民抄董宦事辑》。）豪强大量的占田，对在籍小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自耕农在兼并困苦之下纷纷破产。松江何良俊对此有一个估计，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体情形是，“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总之，“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人对江南人口布局有“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20。）的估计。《万历实录》也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万历实录·神宗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卷361。）这么多人的出路去向，早已是明人关注的重要热点。苏抚周忱对此至少有“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个方面的归纳。（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22。）反映了江南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
徐文长认为，“人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当今一邑之田都被少数豪强霸据的情况下，“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即使把土地均分，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当北方流民潮不断高涨，多时要占到全国在籍人口10%，某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甚至达到60—70%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失本业者基本上为社会接纳、消化。周忱说：“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指出了江南人民不得不在发展工商业经济的情况下求生存的社会特点。吴人顾公燮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他指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抄》上。）
玉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者。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这是他们所谓“乐于转徙”、“轻其乡”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在那些从官工匠中分化出来的民间业主、工头或领班人的招诱带领下，进入手工业作坊，“或开张铺店”。以后行会制度发展，又靠乡里乡亲关系拉扯进入行业。“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于是，松江府的细木器店、鞋店、黄草蒲鞋铺开出来了。“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湖州的包头绢业，凡“机杼之家，相沿比（此）业，巧变百出”。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去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万历实录》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注：《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丁未》，卷361。）诚如张瀚《松窗梦语》所言：“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其呈现出来的明代工商业发展的新趋势，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江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萌芽的信息。
（三）
工商业的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商品化，支持了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明朝中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是农产品多种经营的地区。除了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其他农业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张羽《芙蓉庄记》云：“吴兴为东南沃野，山居竹木材章，水居菱芡芰荷，田畴繡淛，陆地桑麻菽茭蔬果，此其利皆可致千金。”人们“爱地重于金玉，虽尺寸不以假人。”土地的价值和使用率相当高，“其为卉木花草，芬葩艳丽，可以娱耳目而妨地利者，悉弃不好。”对田地的经营，精耕细作，“时察百物丰俭而贸易其间”，生产以营利。（注：张羽《张来仪文集·芙蓉庄记》。）温鼎《现闻偶录》谈南浔情形说：“新谷登场，不闻从事于春花。前志所载田中起濛，插种菜麦，今皆无有，惟垄畔桑下，莳种蚕豆。吾镇所辖十二庄，大率如此，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更有甚者，“近市之黠农，专务时鲜蔬瓜，逢时售食，利市三倍”。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记常熟谈参（谭晓）雇工搞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事例。此人颇“有心算”，他把乡人抛荒的洼芜之地“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把最低洼处改造成池塘，周围高垅“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被他改造的池塘“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陆地上则“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这样规模的生产经营，当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另外，在其土地所辖之“乌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他把每天出售回笼的货币，分别投入各种标着农副产品名称的匣中，“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可见其商品生产的规模。这都是江南地区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
江南农业多种经营经济，又有助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也有助于作物种植的专门化和商业性农业区的形成。陆容《菽园杂记》云：“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湖州人家，绝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严州及于潜等县，民多种桐、漆、桑、桕、麻、苧。绍兴多种桑、茶、苧。台州地多种桑、桕。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谷等木，浙江诸郡，惟山中有之，余地绝无。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亦不留恶木，此可以观民俗矣。”朱国祯《涌幢小品》言：“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故“新丝妙天下”。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是明代开始发展的新产业，叶梦珠《阅世编》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至清代中叶，犹“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注：褚华《木棉谱》。）林则徐估计植棉要占农业经营的70—80%，从事纺织业的人数，也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黄《锡金识小录》云：“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因此，松江的棉织业中心，苏杭的丝织业中心的产生，无锡“布码头”的声誉，皆由此而起。
江南农村中，有着地主和小农两种经济成份，与此相适应，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导致了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比较松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逐步走上经营地主的道路，使用雇工劳动力必然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张履祥《补农书》中说：“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雇工的“骄惰”并且“成风”，说明其人数众多力量的增大，也说明雇主的普遍，雇工游离性和选择程度的加强。总之，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雇佣劳动者不仅受雇于农村，而且还大批向城镇溢散，与城镇雇佣劳动者一起，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及其后备军。
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江南地区都市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原有城市的城区不断扩张，街坊延伸，商业网点拓展，座商数量剧增，大小铺店连门；新兴集市平地张幕，画界成巷；有些集市点逐步发育固定摊位、店铺，百业开发，居民日众，“成都成邑”。如黎里镇，已发展“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江南巨镇，入清后“居民更二三倍”；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顾公燮说：“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南京留都，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和“南北商贾争赴”的繁荣城市，初步统计已有缎子、酒坊、磨坊、香蜡、医药、米豆等95个行业。（注：正德《江宁县志·铺行》上。）《雪堂随笔》记其侵官道以为肆的现象云：“繇礼部西出三山门，所经皆通衢，可容九轨。后以民之居肆者，增置篷搭，以便贸易。部因其输税，听之，不为限制。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不可方轨。”而原有的专业性坊巷，“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市井》，卷1。）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已冲破“各有肆区”的旧制，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前提的日趋合理的布局。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众多的人口，居民“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至明末，扬州的人口就增长到80多万，“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扬州、瓜、仪经纪不下万数。”（注：万历《扬州府志·习俗》卷2。）
星散在江南水乡与城市间的市镇，少则数里，多则一二十里，交通非常便利，形成了商品经济交流的网络体系，不仅对于本地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亦对本地与外地的经济沟通，具有相当的作用。本地的丝棉纺织品“衣被天下”，各地的“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挟重资而来市”。他们出手“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注：康熙《吴县志·物产》，卷1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这种交易盛况即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表征。
（四）
江南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但影响到全国的经济形势，而且成为张居正奋起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元辅张居正以他特有的权威，“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以“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为目标进行的改革，对万历政治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那“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注：《张文忠全集·文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的思想，以及他支持顾九思等关于撤回苏松织造内臣的建议，减轻江南机户负担等举动，无疑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产物。吏部尚书张瀚的祖上，是江南靠纺织起家的大户，他很懂得“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的道理。对业商工作之人观念的改变，正是中明之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昆山归有光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注：《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辰》，卷15。）说明传统的“四民”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模糊了，士大夫不言谋利的精神堤坊溃决了。“文士无不重财”，连典当业这样一向被文人轻视的行业，“今士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言鲭》。）明人对子孙的庭训，也把“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作为男子“治生”的必要手段。（注：《课子随笔》卷2，转引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正因为此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才形成了如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提到的“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以及胡敬斋在《居业录》中所提到的“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的思想。这种发展趋势，使重本抑末的积极拥护者如何良俊那样的名宿亦兴叹无奈，即便是道学家的脑子，也不得不开始转过弯来。《传习录拾遗》载说，王阳明就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然而“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高级官员与著名学者文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当局对抑末政策的松弛和社会舆论的转向，同时表明了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时人把他们观察感受到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论，自身的社会关系、利益所在及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种样式的思考，不断地在更新着自己的观念，生成与社会比较适应的观念群。今之世风侈靡极矣，雕文刻镂，刺组锦，工作淫巧，世皆舍本而趋末。一股功利思潮的潜流又升腾而起，“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是以称善士矣。我未见之也。”（注：谢肇阓)《五杂俎·事部》。）何良俊说，中了进士的，对过去谈文论道的朋友已失去兴趣，“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凌初写道：“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功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清人刘於义说，山右的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朝廷也清楚，这些地区是“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2年5月奏疏、朱批。）明宗室朱载《醒世词》中，有一首刻划一个小商贩心态的《做好梦》诗：“正三更，我做了个好梦儿……出了几股本钱，置地土，买下庄院，干监生，成门乡宦。众亲友齐来瞧看，我家下骡马成群，喜地欢天。我的银钱，被那不成材的妻儿，一足蹬散。我的银钱！再想做好梦，难上难！”清初名士廖燕也有《钱神论》，内云：“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使役，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莲溪居士薛论道抨击道：“人为你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因，一个个，因他丧了。”（注：薛论道《林石逸兴·题钱》，卷5。）表达了一种对社会上拜金思潮的强烈不满情绪。
货币经济骤然勃起，逐利拜金蔚成思潮。“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注：马克思《资本论》卷1，第1077页。）金钱的魔力，使万世不易的纲常名教颓败沦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在朽坏腐烂，封建道德的危机出现了。于是，一股诅咒金钱铜臭的思潮同时发生：“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人道黄金可爱，我怕黄金为害”，要“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注：《说郛》卷77；《林石逸兴》卷1。）要把它彻底消灭掉。黄宗羲说：“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富之家，三也；轻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五）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征和环境特征，并由此引发社会意识的嬗变。此种变化诱导的心理感召，使知识阶层中的一些分子的思想进路朝着一个方向趋同。他们的思想劳动成果，无不迸射出时代的火花，使他们得以跨越时空，结合成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前的先进知识群体，星光灿烂，闪烁在黎明前的夜空。
得风气之先而开了眼界的徐光启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故他努力“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又“独得泰西之秘”，（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与科学文明结了不解之缘。强烈的爱国热情，赋予他战胜学术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在总结传统经验与引进西方新学的基础上，他“杂采众长，兼出独见”，为的是使“率天下而丰衣食，绝饥寒”。（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的一个书生，他为“欲求超胜”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竭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同时也深感到“忧天有志，而匡时无术”的苦恼。
明王朝的病入膏育与江南等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刺激和推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实学的重视。他们以广博的学术修养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结束了王阳明心学对思想文化界长期专政的格局。他们掀起的思想解放思潮，造成了一个时期学术和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
顾允成对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及其清谈风气批评说：“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注：高攀龙《顾季时行状》，载《高于遗书》卷11中。）“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封建制度的铸造下，读书人几乎都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追求同统治者的需要揉合在一起的。读书做官，发财致富。官无论久暂崇卑，必有华屋接阛阓，良田连阡陌，积货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在朝作官宦，在野为乡绅，还有一批口若悬河的鸿儒。封建社会的衰落，当然也是士大夫及其正统思想的没路。中世纪黑暗中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在商品经济车轮的启动下，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了一种向新的追求转变。他们敢于直面旧的世界，举起了批判的大旗。
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主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则指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所以处理天下之事必须要“循天下之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指责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甚至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话来。“国”与“天下”两种概念的树立，引伸到“亡国”不等于“亡天下”，将天下的兴亡，维系于每个匹夫，使之对社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李贽在《答耿中丞书》中对几千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了否定，宋应星以其实际行动对读书人的科举独木桥进行了无情鞭挞。戴震说：“凡是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得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了理学家否定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空谈天理的荒谬，并认为与“酷吏以法杀人”一样，“后儒以理杀人”，（注：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统治者祸国殃民的工具。李贽则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注：《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他从小就“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的童心说，黄宗羲、顾炎武的诗论，袁宏道的文论，冯梦龙对世俗人情的小说演绎，汤显祖对梦幻世界的精神寄托等等，都是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和睿智卓识，对道学家乏昧枯涩的载道文字作对抗。而如徐霞客的《游记》，乃是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的结晶。李时珍那“如入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则是他用27年之功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五上公车不第”之后，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生涯中解脱出来，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薮内清教授语）——《天工开物》（注：《徐霞客游记》第1261页；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成为“中国的狄德罗”（英李约瑟博士语）。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述，无不都是从实业实学上殚精竭虑的做功夫，想把中国文化致思的重点，引上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所需要的轨道，也就是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叩响近代社会的大门。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评论音乐艺术家朱载堉的时候，曾经这样断论：“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注：转引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第259页。）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大裂变，经世致用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潮的蔚成，启蒙学者群星的争辉，正是在如马克思所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严峻的阶级矛盾、迫在眉睫的民族斗争，以及史家每以江南地区为例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旧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矛盾，给他们驰骋的思想进路提供了一个相当的时空舞台。“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而是“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历史的某个阶段。封建国家政权虽然腐败却依然强大，使得“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并“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和“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页；第4卷第483页。）比如赵翼指出的中明以后“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吸血，天下咸被害矣”（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矿税之害》，卷35。）即是一例。史料记载说，浙江永嘉地产美梨，县官命“悉伐其树”；江苏虞山出软栗，守令“命种者悉拔去”，都担心日后会遭到六安茶“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弄得一境之民“鬻产卖子以买充者”（注：陈继儒《见闻录》卷6；《读书镜》卷7；陈霆《两山墨谈》卷9。）的命运。在封建专制超经济掠夺下，农民起义、市民斗争烽烟四起，形成了明代中叶以后阶级斗争的新格局。
发难于西北地区的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却始终没有挺进江南，其原因从直观上来说，是江南地区始终没有出现类似北方那样成千上万的流民群，缺乏一种与起义军共同的阶级基础，从更深层次来看，则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状况的改变，至满清铁蹄蹂躏，威胁到江南地主集团以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于是，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和不绝如缕的反清思想之场景。
在那些抗清反清志士中，很不乏靠着江南先进经济的营养哺育出来的文人与启蒙思想家。“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之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6页。）当他们驰聘在疆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箝制江南士人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监狱中熬刑受戮之时，夭折了的启蒙思潮所遗留下来的“先哲的精神”，（注：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其特具的魅力，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