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明期上海地区学风的嬗变
马学强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8年02期第53～60页
【作者简介】马学强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入明以来，上海地区元魁继出，文声渐起，“其掇巍科跻显位，上之为名宰相，次之为台阁侍从，以文章勋业名海内者，比肩相望，可谓盛矣。”（注：见鲁超为康熙《上海县志》所撰之序。）但这一时期科举文化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元时期所引造的良好人文氛围与起势。咎其缘由，却又与上海僻处海隅的地理环境有关。宋元四百年间，许多地方战火飞溅，而上海却保持了少有的平静与安谧，于是被称为“素无草动之虞”的地区，从而吸引来一批文人士大夫。他们避兵避祸，退身隐居，或为前朝遗老，不愿出仕，选定了上海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诸多文士游寓上海，他们的活动，诗文书画，点点滴滴地在上海地区留下了文化的印记。这无疑增加了上海的文化气息，浓重了上海的文化氛围。人们争而趋从其风雅，传诵其诗篇。僻处海隅的文士们不再因衣冠的罕至而寡陋孤闻，他们也开始拥有了广泛的交游网络，有了一些学者大家作为他们的师友朋辈，切磋技艺，磨砺学问，许多文士赖以成名成家。所以，到了明初，便出现了像顾禄所说的那种景象：“余年十五，游郡庠，当时为师者，全公席贤、丘公克庄、杨公孟载、贝公仲琚、鲁公道源、包公叔蕴，皆一时名士。由是慕学之士，自远而来。十余年无虑千数。松江一时文风之盛，不下邹鲁。”（注：（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
一
讨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学风衍变，不能不关注邻近苏州对它的影响。当时的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云集，名宦大族齐聚，文人骚客赋咏其间，夸富斗侈，奢靡之风号称天下之最，时有“吴风吴俗主天下雅俗”之说。上海近水楼台，受苏州的影响很大。如苏州有着浓厚的尚文氛围和悠久的诗词书画传统，上海地区则紧跟其后，并在书画等方面渐显其特长，“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入松江”（注：（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嘉定一带，当时为苏州府属，文人流动，聚会集社，更与苏州保持密切联系。大致说来，在明代较长一段时期，上海地区的许多文士也像苏州、常州等地的士人一样，一心攻习诗文，为应付科举孜孜矻矻。明代松江府共出进士466余名，在全国诸多府郡中排名12位，而与苏、常诸府同可列入科甲鼎盛之府（明代苏州共有进士970名，常州661名）。
到了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边患深重，国事不宁。一些文人士大夫忧患于时势，坐而论道、论政，及至起而涉政。党社纷起，成为晚明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一幕。著名的东林结社，便是一场发生于江南的士大夫运动。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邀集附近的一批文士，在江南各地士庶官绅的支持下，修复东林书院，于中讲学论道。面对王朝内部日益突出的各种矛盾，东林人士虽仍以讲习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他们也关注时局，关注世道国事，忧时疾痛，而不齿于只是“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于是，讲学、议政，品事，开创出一种新的士习学风，倾动朝野。一时，“抱道忤时者”，闻风响附。东林势力渐壮，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在晚明纷乱复杂、云谲波诡的政事争端中鲜明地亮出了东林的旗帜，由此东林也从一个舆论集团变成了一个党争集团。
从东林结社到明亡，恰好40年。这几十年间，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东林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江南作为东林讲学发源之地，是东林人士相应集中地区，且东林领袖、中坚多出于江南。如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等，都是常州府人；周顺昌、文震孟、钱谦益，乃苏州府人；魏大中为嘉善人，黄尊素是余姚人，等等。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这40年中，与苏州、无锡相距不远的松江，却没有出现东林党的中坚或领袖。查《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胁从》、《东林籍贯录》、《东林同志录》诸名册，极少发现有上海地区的士人列名其中。例外的倒是董其昌，他也被列入了东林官员（注：见天启年间阉党编造诬陷东林官员的《东林籍贯录》，引自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284页。）。董其昌自中进士出仕后，曾有多次请告在家，但却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这段时期正是东林党人最为轰轰烈烈，也是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针锋对立的时候。董其昌在朝中与东林党人叶向高等友善，常与往来，不满于魏忠贤等阉党，因此得列名东林。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董其昌虽“为佥人所忌，然不激不随，故免于党人之祸”（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请告引退，独善其身。东林党人注重名节，多持身以正，在民间享有较好的声誉，而董其昌却纵容子弟仆役横行乡里，以致激起民愤，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其行径似乎有悖于东林旨意。董其昌不同于其他的东林名士，既未在政治中显露锋芒，因此亦免受阉党祸害，又不见其以东林自律而传道德扬正气，然而，他列名于东林党人之中，这实在又是一件怪事。一种解释是，盖因董其昌以南礼部尚书之位，借书、画之道，激扬文人风气，其手法看似不如从政议政之轰轰烈烈，却是打入文人社会圈层的至要紧处，故东林人士皆与其友善。
自东林讲学始，江南地区士大夫在弥漫论辩、议政的风气中，思想活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这时的上海地区却沉寂着。事实上，这时上海的许多士人正一心一意埋首攻习，并在欣欣然收获着科甲渐盛的成果，体会着那份荣光与喜悦。明代松江府所出400余位进士中，大部分是在成化朝以后考上的，而集中在成化五年(1469)到崇祯十六年(1643)间，这170多年，松江出进士360多名。这说明上海地区科第的旺盛勃发是在明代中后期。其时，上海的很多士人无暇于关注社会政治的风起云涌，对江南当时一些士人像顾宪成所倡导的“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时者也”，他们未加深思或不作理会。僻外海隅，使上海地区未能被廓入江南思想活跃的氛围之中。于此，上海的士大夫似乎慢了关拍。
崇祯即位后不久，便“钦定逆案”，惩处魏忠贤及其阉党，为一批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一些东林党人重新被起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华亭钱龙锡、上海徐光启先后入阁柄政，虽时间不长，但两人为东林的东山再起出过力，起过作用。史载，“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过，钱、徐两人却无意于卷入党争，他们更关注于明王朝愈来愈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处于危急之中的边事。然而，两人终难免于朝廷纷争的倾轧，钱龙锡几遭大辟，后遣戍。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值周炎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得一展平生才学，曾多次想退隐归里。政治抱负未展，但以徐、钱为代表，明末上海文化思想发展摆脱了原有的地区束缚，开始汇入江南思想主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从东林党始，晚明思想界日趋讲求实学。徐光启则可视为晚明实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他提倡实学，致力于经世致用，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关心”（注：《农政全书·凡例》。）。于天文、数学、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皆身体力行，予以关注研究。徐光启最杰出的是农学，代表作《农政全书》，包罗宏伟，集以往农学之大成。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传统时代的高官显宦，他较早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那里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主持编修《崇祯历书》，翻译了很多著作，其中以《几何原本》为著名，对早期西学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徐光启对后一代苏松文人影响至深。张溥、陈子龙等都尊其为师辈，而光启亦“勉以读书经世大义”（注：张溥:《农政全书·序》。）。从张溥、陈子龙等人以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他们深受着徐光启经世致用实学的学术思想启发与影响。
陈子龙、夏允彝这一代上海士人，是继徐光启之后，于天启、崇祯年间成长起来的。陈子龙，字卧子，少以擅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十年中进士，任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文章卓绝，才华殊异。夏允彝，字彝仲，好古博学，工于文辞。为诸生时与子龙齐名，及同登进士，皆名冠词坛，望隆一时，时有云间陈、夏之称。另有徐孚远、周立勋及嘉定黄淳耀等人，相与往来，倡和应答。“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闇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注：《阅世编》卷八。）。一时上海地区文风称极盛，而名人才士之辈出，也使上海地区在文化、人才上渐展风采。崇祯年间，这些名士多半三四十岁，风华正茂，然而，他们所处的明王朝却崩溃在即，他们看到晚明士习学风的空疏，看到了明王朝“已入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觉”的糟糕境地，认识到“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注：《陈子龙文集》下册，《安雅堂稿》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怀有着深重的忧国忧民思绪，推崇实学。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组成几社，取义于“绝学再兴之几”之意，后发展至百多人。当时，除了海地区的几社外，江北有匡社，中洲有端社，莱阳有邑社，浙东有超社，浙西有庄社，江南有应社，黄州有质社等，各分坛坫。后由太仓张溥出面，合诸社为一，“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38年版，第181页。），一时名震海内，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盟。复社是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复兴古学为己任。其盟词是：“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第191页。）。虽然，复社成员并未因此讳避政治，他们时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而也时常卷入政争纠纷中去，复社常被人们视作“嗣东林”、“小东林”。但总体而言，复社不同于东林党，未结成政治力量，而是主张以学救时，以学卫教。
“几社六君子”中，陈子龙年龄最小，但其才气横溢，文章冠世，人称其诗作“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注：吴伟业：《梅村诗话》。），当时言文章者，莫不盛称几、复社，称几社者，必首推陈、夏，而陈子龙文名尤著，是公认的文坛盟主。公卿都与折节缔交，各地士子后学纷纷携文来松，以求品题。崇祯十一年，陈子龙因守制，读书陆氏南园，他与徐孚远、宋征璧等合作编订了《皇明经世文编》504卷，补遗4卷。参与此书编纂的基本上是松江人，而尤以陈子龙、徐孚远为主，“选辑之功，十居其七”。在为该书所作序中，陈子龙谈到晚明三患，其中一患乃“士无实学”，对当时学风作了评析：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注：《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经世文编序》，载《陈子龙文集》上册。）。
反对空疏，倡导实学。在编辑文编前后，陈子龙还重订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两书之编订，反映了陈子龙等对实学及经世致用的重视、倡导与实践。对于诗文，陈子龙等几、复社名士，大都主张“驰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注：《阅世编》卷八。），提倡宏词博洽，赞成引经据典，一时文士翕然风向。但流风至后来，竟发展到“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而以为警”的地步，这似乎有悖陈子龙诸人的本义。不过，清初文风却受此影响颇深。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陈子龙实际上成为复社后期公认的领袖，上海地区从而也成为当时复社活动的中心之一。
王朝末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陈子龙等未及一展抱负，实践其经世之学，明王朝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清兵入关，甲申之变，陈子龙等几社人士大多追随南明政权，以期匡复明朝。然而，悲局已定，无力回天，剩下的便是明末清初江南社会最悲壮的一幕，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等上海地区的一代名士也就成为其中最悲壮的人物，他们先后在抗清斗争中牺牲流散。
二
明中叶以后，上海人才辈出，熠熠生辉，人文发展后来居上，进入高潮，士习文运昂扬勃发。明清的改朝易代，牺牲了一批上海地区最为出色、享有盛誉的文士名流。入清以后，满清统治者对于抗清至为坚决的江南士大夫深以为虑，试图以高压和严酷的政策报复、驯服江南士大夫，其中，奏销案便是其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以打击江南士大夫为目的的大案。上海地区亦深受其祸。
顺治十六年(1659)，朱国治就任江宁巡抚，一到任，即雷厉风行清查赋粮。次年，嘉定有生员乡绅数十名因欠粮被官府捉拿。顺治十八年，朱国治造抗粮册送部，内列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未完赋税的文武绅衿13500多名。朝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注：《阅世编》卷六。）。于是，四府一县乡绅有2171人，生员有11346名，俱在褫革之列。这便是清初轰动一时的奏销案。“一经题参，玉石不分”，张讱庵、叶方蔼等人因欠赋米一厘而降调，叶方蔼乃探花，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奏销案之起，背后是有其政治因素的。清廷假借抗粮之罪名，以惩怀明抗清的江南士绅。这宗大案，使江南人士饱尝清朝苛政酷吏的滋味。初议要将降革的万余士绅提解北京，严加议处，一时人心惴惴，惶恐不宁。后稍加缓和，限旨到之日能完纳者免于提解，舆情少安。于是，各家纷纷筹措银两以完赋，典产售田，四处借贷，唯恐逾期。当时，唯一可借贷的地方是清兵军营，称为借营债。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还一日，则利上加利，被称为雷钱、月钱。借贷者明知其害，然事急不容别择。往往借十两，扣除利息，只有九两，再估足纹银，不过八两，换钱完串，就只剩七两多点了。一月以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挚缚，窘急万状”。故当时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注：《阅世编》卷六。）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限积欠钱粮于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人情大震，这天从早到晚，完纳者争先恐后，官府应接不暇。后来知道为谣传，然“人人胆落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者。”（注：《阅世编》卷六。）
苏松税粮最重，所以奏销案中诖误者亦多。其中松江一府就有2000余名，罹难甚剧。就上海县而言，遭到拏问的秀才有12名，绅宦1名，所有在任士绅全部削籍为民，最后全县只留下28名完足钱的秀才（注：姚廷遴《记事编》，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8页，中华书局版。）。在这次大案中，明代上海的世家大姓多不免于祸，有的就此破产毁家。官宦世家平日以读书、科第课督子弟，试图以科甲保持家业有坠。而奏销案中，痛遭毁家破产的一些家族子孙，在此之后，许多人从此与科第无缘，只得别图生计，有的甚至无以维持书香门风，沦落流离。对于广大士子而言，奏销案尽数褫革功名，这一打击恐怕甚于毁家之痛。数年苦读，磨砺时文学问，有的几经周折以至皓首穷经，终于在科场上搏得功名。科甲功名所系士子一生前途命运，故而，在大多数的士子心目中，功名竟似身家性命一般重要。然而，奏销令一下，不分皂白，将士子们辛辛苦苦攻习而来的功名革除于一旦。清统治者本意欲打击、压服江南士大夫，这一招击中了要害，江南士大夫因此深受挫折，失意忧愤者比比。
华亭董氏一脉在明代科第继起，后先接踵，成为海邑望族。清初，董含、董俞兄弟，一进士，一举人，重振家声。顺治十七年，二董俱遭奏销诖误，家居不仕。宋琬在其《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中描述了董含遭诖误后的情形：
进士董君阆石，与其弟孝廉仓水，云间世家也。当宗伯、少宰两先生凋丧之后，乃能联翩鹊起，克绳祖武，人以为今之二陆也。亡何，逋赋徽眚，同时被斥者甚众。董君自以盛年见废清时，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于是，愈益无，幽尤
憏，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旷谷，精蓝名梵，乔松嘉卉，草虫沙鸟，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自得（注：宋琬《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
作为奏销案中人，董含在其所著《三冈识略》中言及奏销案时，对于奏销案的“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的做法，吁叹道：过矣！其情状跃然纸上。
“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这一带的进、举、监、生大都被革功名，幸免者寥寥无几。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注：《三冈识略》卷四。）。明末，上海地区府、县学全盛之时，像上海县学，生员约650余名，加上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60余名。县试时，童生则不下二、三千人。而奏销案发生的当年冬末，行岁试，与试者“每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所以，学臣胡在恪唱名时，不禁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注：《阅世编》卷二。）。以后，每逢县试，与试者不过二、三百人，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只要士子一游庠序，即为地方官长所关注，为乡党绅士所钦重，平民、厮役无人敢与抗衡。一登科甲，则列名缙绅，人人敬重，才而身列驶林，是尊贵荣光之事，人们争而趋之。及奏销案起，衣冠扫地，士大夫形同囚犯，受尽鞭扑骂辱。后学士子因之丧气折锐，多无意于入泮求学，搏取功名。
经此变故，数年之间，上海文风一度中衰，风气不振。康熙八年，松江知府张升衢为上海地区人材之淹抑，风气之不振而上书申呈，其中写道：“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受土之扼腕也哉！”（注：《阅世编》卷六。）
所谓“怀才抱璞”的文士们，或隐居山水之间，或闭门读书，以书画自娱，没有了晚明上海文人的那种慷慨激昂，不再有前代文士的意气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结社盟会渐少，继而禁绝，诗文酬答不再那么频繁，宴乐群游也日益稀少。凝重沉闷的气氛压抑着士风人心。
三
晚明士风的慷慨激越在明王朝的覆灭中演绎成一出千古悲剧。经历了改朝换代阵痛的士人，痛定思痛，在身世家国之变中从世运追究学风，反思宋明的士习文风。虽然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中原王朝的正统，匡正人心，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而处于沉痛反思之中的清初文人学者，看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在明代风靡一时，影响达一百多年的王学的日趋空疏，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代表的清初思潮，即以批判理学，提倡经学，主张经世致用为其主流。
随着顾炎武、黄宗羲一代明朝遗老的逝去，在18世纪初，清代的学术界又经历了一次演变。在满清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文人学士，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代表。在他们的笔端、字里行间已没有了亡国之痛的深沉，也少了些经世济世的精神。这代学士文人饱受清廷屡屡而兴的文字灾祸，触笔即犯时忌，血的教训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在学术思想和作风上，日趋朴实，重视实证。这一学风至乾隆时代，渐而构筑起“汉学”的阵地，形成和宋学壁垒分明的对立。
高举“汉学”旗帜，构筑汉学壁垒的是惠栋等人。惠栋，苏州元和人，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义理，即所谓“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另一方面，惠栋在治学上尊崇汉代经学，“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主张回复汉学。汉学壁垒既成，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注：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中，商务印书馆，第569页。）。汉学由此成为一时之显学，即“乾嘉之学”。惠栋及其后学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听、钱塘、钱坫等，都是江南苏州等地人，恪守惠栋尊崇汉儒宗旨，被为汉学吴派（也称惠派），以与戴震之皖派区分。惠栋去世后，其弟子门人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然学有专攻，各有所长。如专门研究《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则与他老师的《九经古义》略近。而“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的钱大昕，虽守汉学之家法，秉惠先生的治学宗旨，但研究领域极为宽阔，学识博广，成绩辈然。王鸣盛、钱大昕及弟侄门生钱大昭、钱塘、钱坫、金日追、吴云等，皆为嘉定人。清乾嘉之际，这里人才辈也，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吴派学者群体，成为汉学吴派的重镇，对周边一带士人学风产生着深远影响。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学者们称他“西庄先生”，晚年更号西沚。17岁补县学生，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幼从长洲沈德潜学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一心攻习汉学，“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做过福建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丁忧回籍，遂不复出。“鸣盛性俭，素无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咿唔如寒士”（注：《清史稿》卷四八一。）。他长期从事《尚书》研究。所撰之《尚书后案》30卷，附《尚书后辨》，是他的重要著作。书中之考辨很能反映他的治学精神，尊汉信古，但他太迷信郑玄等人了。王鸣盛里居30余年，“日以经史诗古文自娱，撰述等身，弟子著录数百人”（注：《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其主要著作除《尚书后案》，还有《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周礼军赋说》，乃“发明郑氏之旨”（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十七史商榷》亦为其名著，根据校读史书随手札记汇录而成，书中所包者，“实有十九史，谓之十七史者，沿用宋时汇刻十七史之名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576页。）在各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从中得其异同，并广征博引，取稗史丛说，修订其中之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等方面的考校尤详。但王氏独不喜褒贬臧否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体现出他一贯之学风。
王鸣盛致仕后，曾迁居苏州，“学者望风至，鸣盛故与长洲吴泰来、青浦王昶、上海赵文哲、张熙纯及其妹夫钱大昕以博学工诗文称，继又有江左十二子”（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八。）。在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文士，唱诗应和，钻研经史。里居期间“弟子著录数百人”，其中金日追、吴云、汪照等都是嘉定人。金日追受业鸣盛，推为“及门第一”，研究实学，深于《九经正义》，后撰《仪礼注疏讹》，颇有影响。
在吴派学者群中，钱大昕之学识最足称道。钱大昕，乃至王鸣盛的妹夫，少鸣盛6岁。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少时，与王鸣盛、王昶同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擢侍读，担任过乡试、会试的考官，曾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丁父忧，遂不复仕。之后一直主讲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在紫阳书院长达16年，直至卒于书院。
钱大昕始以辞章出名，沈德潜编《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后乃研读经史。极其推崇汉学吴派的代表惠栋，他有一段对惠先生的评论：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勦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传三·惠先生栋传”。）
大昕笃信汉学,赞赏这样的观点，“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然而，他本人治学视野则极为宽阔，不名一家，举凡经学、史学、天文、历算、训诂、音韵、地理、金石，无不通达，几乎涵盖考据学的全部，“蔚为著述”，成为吴派学者中学识最为渊深的一位。《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代表作，倾其毕生心血。自《史记》、《汉书》，以迄《金史》、《元史》，对篇幅浩繁的二十二史，大昕都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博综群籍，校勘文字，考订典实，“反覆校勘，寒暑疾疢，未曾少辍”。大昕认为：“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而这点颇足表明汉学吴派学者的治学态度。
清乾嘉时期，嘉定钱氏名闻海内，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注：《清史稿》卷四八一。）。大昕之弟大昭，字晦之，亦贯通经史，曾撰《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等，于正史尤精两汉，有《后汉书补表》8卷行世。大昭三子东垣、绎、侗，少承家学，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绵延汉学，卓有成绩。又有族子钱塘、钱坫。钱塘，字学渊，进士，选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著《律吕古义》等书，钱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其弟钱坫，字献之，少孤，好读古书，因家贫后人京依大昕。大昕教以习篆书。尝与名家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钱坫的主要著作有《诗音表》、《车制考》、《尔雅释义》、《释地》等，广有影响。
乾嘉吴派汉学考据之风盛，渐而也蔓及上海县。上海的一些文士如赵文哲、张熙纯等经常游学至苏州、嘉定一带，与王鸣盛、钱大昕相交甚深，问学切磋。这一时期的上海文风，亦以治经史者居多。著名的有黄烈父子，黄烈，字右方，号一斋。其父黄中松，曾撰《诗疑辨证》6卷，《文渊阁著录提要》论云：“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黄烈则尤善治经，覃精研思，历寒暑五十余而无倦，著《书疑辨证》。王鸣盛尝致书云，“兄可作中流砥柱”（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另有李林松，字仲熙，乾隆时进士，曾观政户部，也当过考试官。致仕归里后，葺所居后圃为易园，著书其中。其经术邃深，尤精汉学，所著称富，有《周易述补》、《通韵便览》、《礼运》、《中庸礼说》等问世。“沪中人物，盛于乾隆时，如陆耳山、赵璞函、褚文渊，张策时、曹锡宝，皆名重当世”（注：《瀛壖杂志》卷三。）。褚文渊，即褚华，这是一位性格傲睨的学者，自放于诗酒间，但为学扎实，“生平留心海隅铁事及经济名物”（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所著《沪城备考》，订误补遗，以订补此前所修之《上海县志》。褚氏另辑《海防辑要》，并著《木棉谱》、《水蜜桃谱》，别具特色，为研究上海地方史提供许多珍贵资料。
兴考据，讲实证，成为学术之主流，盛极一时。然而，“言言有据，字字有考”的汉学学者，在经历了一段盛世之后，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经济凋敝，政治腐朽，思想沉寂，一派残破败落之象。也就在这时，乾嘉汉学开始受到了另外一批学者的指责：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丧失了“盛世”的基础，汉学考据自然走向衰落。上海当地的士人也看到了这一颓势，被王韬称为“沪之士林中品方行直”的翼云师江驾鹏曾言及当时上海的士人文风：“顾自嘉、道间，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称绝无仅有矣。盛极而衰，其势然也。”（注：《瀛壖杂志》卷三。）虽然还有点怀恋乾嘉士风，考据人才辈出的局面，但也明白“其势然也”。这时，一种新的士风学风也正在酝酿之中。
明清数百年间，在上海地区的文人学术圈中，曾涌现出陈子龙、钱大昕这样一流的学者文人，在江南区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然而从总体上说，其时江南的文化学术中心是在苏州，上海的人文学风受苏州影响较大。及至近代开埠通商，伴随着上海城市地位提升，大批文士流入集聚，才使它的学术文化地位日益凸显。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8年02期第53～60页
【作者简介】马学强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一
讨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学风衍变，不能不关注邻近苏州对它的影响。当时的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云集，名宦大族齐聚，文人骚客赋咏其间，夸富斗侈，奢靡之风号称天下之最，时有“吴风吴俗主天下雅俗”之说。上海近水楼台，受苏州的影响很大。如苏州有着浓厚的尚文氛围和悠久的诗词书画传统，上海地区则紧跟其后，并在书画等方面渐显其特长，“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入松江”（注：（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嘉定一带，当时为苏州府属，文人流动，聚会集社，更与苏州保持密切联系。大致说来，在明代较长一段时期，上海地区的许多文士也像苏州、常州等地的士人一样，一心攻习诗文，为应付科举孜孜矻矻。明代松江府共出进士466余名，在全国诸多府郡中排名12位，而与苏、常诸府同可列入科甲鼎盛之府（明代苏州共有进士970名，常州661名）。
到了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边患深重，国事不宁。一些文人士大夫忧患于时势，坐而论道、论政，及至起而涉政。党社纷起，成为晚明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一幕。著名的东林结社，便是一场发生于江南的士大夫运动。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邀集附近的一批文士，在江南各地士庶官绅的支持下，修复东林书院，于中讲学论道。面对王朝内部日益突出的各种矛盾，东林人士虽仍以讲习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他们也关注时局，关注世道国事，忧时疾痛，而不齿于只是“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于是，讲学、议政，品事，开创出一种新的士习学风，倾动朝野。一时，“抱道忤时者”，闻风响附。东林势力渐壮，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在晚明纷乱复杂、云谲波诡的政事争端中鲜明地亮出了东林的旗帜，由此东林也从一个舆论集团变成了一个党争集团。
从东林结社到明亡，恰好40年。这几十年间，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东林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江南作为东林讲学发源之地，是东林人士相应集中地区，且东林领袖、中坚多出于江南。如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等，都是常州府人；周顺昌、文震孟、钱谦益，乃苏州府人；魏大中为嘉善人，黄尊素是余姚人，等等。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这40年中，与苏州、无锡相距不远的松江，却没有出现东林党的中坚或领袖。查《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胁从》、《东林籍贯录》、《东林同志录》诸名册，极少发现有上海地区的士人列名其中。例外的倒是董其昌，他也被列入了东林官员（注：见天启年间阉党编造诬陷东林官员的《东林籍贯录》，引自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284页。）。董其昌自中进士出仕后，曾有多次请告在家，但却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这段时期正是东林党人最为轰轰烈烈，也是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针锋对立的时候。董其昌在朝中与东林党人叶向高等友善，常与往来，不满于魏忠贤等阉党，因此得列名东林。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董其昌虽“为佥人所忌，然不激不随，故免于党人之祸”（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请告引退，独善其身。东林党人注重名节，多持身以正，在民间享有较好的声誉，而董其昌却纵容子弟仆役横行乡里，以致激起民愤，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其行径似乎有悖于东林旨意。董其昌不同于其他的东林名士，既未在政治中显露锋芒，因此亦免受阉党祸害，又不见其以东林自律而传道德扬正气，然而，他列名于东林党人之中，这实在又是一件怪事。一种解释是，盖因董其昌以南礼部尚书之位，借书、画之道，激扬文人风气，其手法看似不如从政议政之轰轰烈烈，却是打入文人社会圈层的至要紧处，故东林人士皆与其友善。
自东林讲学始，江南地区士大夫在弥漫论辩、议政的风气中，思想活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这时的上海地区却沉寂着。事实上，这时上海的许多士人正一心一意埋首攻习，并在欣欣然收获着科甲渐盛的成果，体会着那份荣光与喜悦。明代松江府所出400余位进士中，大部分是在成化朝以后考上的，而集中在成化五年(1469)到崇祯十六年(1643)间，这170多年，松江出进士360多名。这说明上海地区科第的旺盛勃发是在明代中后期。其时，上海的很多士人无暇于关注社会政治的风起云涌，对江南当时一些士人像顾宪成所倡导的“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时者也”，他们未加深思或不作理会。僻外海隅，使上海地区未能被廓入江南思想活跃的氛围之中。于此，上海的士大夫似乎慢了关拍。
崇祯即位后不久，便“钦定逆案”，惩处魏忠贤及其阉党，为一批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一些东林党人重新被起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华亭钱龙锡、上海徐光启先后入阁柄政，虽时间不长，但两人为东林的东山再起出过力，起过作用。史载，“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过，钱、徐两人却无意于卷入党争，他们更关注于明王朝愈来愈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处于危急之中的边事。然而，两人终难免于朝廷纷争的倾轧，钱龙锡几遭大辟，后遣戍。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值周炎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得一展平生才学，曾多次想退隐归里。政治抱负未展，但以徐、钱为代表，明末上海文化思想发展摆脱了原有的地区束缚，开始汇入江南思想主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从东林党始，晚明思想界日趋讲求实学。徐光启则可视为晚明实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他提倡实学，致力于经世致用，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关心”（注：《农政全书·凡例》。）。于天文、数学、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皆身体力行，予以关注研究。徐光启最杰出的是农学，代表作《农政全书》，包罗宏伟，集以往农学之大成。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传统时代的高官显宦，他较早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那里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主持编修《崇祯历书》，翻译了很多著作，其中以《几何原本》为著名，对早期西学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徐光启对后一代苏松文人影响至深。张溥、陈子龙等都尊其为师辈，而光启亦“勉以读书经世大义”（注：张溥:《农政全书·序》。）。从张溥、陈子龙等人以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他们深受着徐光启经世致用实学的学术思想启发与影响。
陈子龙、夏允彝这一代上海士人，是继徐光启之后，于天启、崇祯年间成长起来的。陈子龙，字卧子，少以擅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十年中进士，任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文章卓绝，才华殊异。夏允彝，字彝仲，好古博学，工于文辞。为诸生时与子龙齐名，及同登进士，皆名冠词坛，望隆一时，时有云间陈、夏之称。另有徐孚远、周立勋及嘉定黄淳耀等人，相与往来，倡和应答。“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闇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注：《阅世编》卷八。）。一时上海地区文风称极盛，而名人才士之辈出，也使上海地区在文化、人才上渐展风采。崇祯年间，这些名士多半三四十岁，风华正茂，然而，他们所处的明王朝却崩溃在即，他们看到晚明士习学风的空疏，看到了明王朝“已入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觉”的糟糕境地，认识到“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注：《陈子龙文集》下册，《安雅堂稿》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怀有着深重的忧国忧民思绪，推崇实学。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组成几社，取义于“绝学再兴之几”之意，后发展至百多人。当时，除了海地区的几社外，江北有匡社，中洲有端社，莱阳有邑社，浙东有超社，浙西有庄社，江南有应社，黄州有质社等，各分坛坫。后由太仓张溥出面，合诸社为一，“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38年版，第181页。），一时名震海内，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盟。复社是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复兴古学为己任。其盟词是：“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第191页。）。虽然，复社成员并未因此讳避政治，他们时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而也时常卷入政争纠纷中去，复社常被人们视作“嗣东林”、“小东林”。但总体而言，复社不同于东林党，未结成政治力量，而是主张以学救时，以学卫教。
“几社六君子”中，陈子龙年龄最小，但其才气横溢，文章冠世，人称其诗作“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注：吴伟业：《梅村诗话》。），当时言文章者，莫不盛称几、复社，称几社者，必首推陈、夏，而陈子龙文名尤著，是公认的文坛盟主。公卿都与折节缔交，各地士子后学纷纷携文来松，以求品题。崇祯十一年，陈子龙因守制，读书陆氏南园，他与徐孚远、宋征璧等合作编订了《皇明经世文编》504卷，补遗4卷。参与此书编纂的基本上是松江人，而尤以陈子龙、徐孚远为主，“选辑之功，十居其七”。在为该书所作序中，陈子龙谈到晚明三患，其中一患乃“士无实学”，对当时学风作了评析：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注：《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经世文编序》，载《陈子龙文集》上册。）。
反对空疏，倡导实学。在编辑文编前后，陈子龙还重订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两书之编订，反映了陈子龙等对实学及经世致用的重视、倡导与实践。对于诗文，陈子龙等几、复社名士，大都主张“驰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注：《阅世编》卷八。），提倡宏词博洽，赞成引经据典，一时文士翕然风向。但流风至后来，竟发展到“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而以为警”的地步，这似乎有悖陈子龙诸人的本义。不过，清初文风却受此影响颇深。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陈子龙实际上成为复社后期公认的领袖，上海地区从而也成为当时复社活动的中心之一。
王朝末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陈子龙等未及一展抱负，实践其经世之学，明王朝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清兵入关，甲申之变，陈子龙等几社人士大多追随南明政权，以期匡复明朝。然而，悲局已定，无力回天，剩下的便是明末清初江南社会最悲壮的一幕，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等上海地区的一代名士也就成为其中最悲壮的人物，他们先后在抗清斗争中牺牲流散。
二
明中叶以后，上海人才辈出，熠熠生辉，人文发展后来居上，进入高潮，士习文运昂扬勃发。明清的改朝易代，牺牲了一批上海地区最为出色、享有盛誉的文士名流。入清以后，满清统治者对于抗清至为坚决的江南士大夫深以为虑，试图以高压和严酷的政策报复、驯服江南士大夫，其中，奏销案便是其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以打击江南士大夫为目的的大案。上海地区亦深受其祸。
顺治十六年(1659)，朱国治就任江宁巡抚，一到任，即雷厉风行清查赋粮。次年，嘉定有生员乡绅数十名因欠粮被官府捉拿。顺治十八年，朱国治造抗粮册送部，内列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未完赋税的文武绅衿13500多名。朝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注：《阅世编》卷六。）。于是，四府一县乡绅有2171人，生员有11346名，俱在褫革之列。这便是清初轰动一时的奏销案。“一经题参，玉石不分”，张讱庵、叶方蔼等人因欠赋米一厘而降调，叶方蔼乃探花，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奏销案之起，背后是有其政治因素的。清廷假借抗粮之罪名，以惩怀明抗清的江南士绅。这宗大案，使江南人士饱尝清朝苛政酷吏的滋味。初议要将降革的万余士绅提解北京，严加议处，一时人心惴惴，惶恐不宁。后稍加缓和，限旨到之日能完纳者免于提解，舆情少安。于是，各家纷纷筹措银两以完赋，典产售田，四处借贷，唯恐逾期。当时，唯一可借贷的地方是清兵军营，称为借营债。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还一日，则利上加利，被称为雷钱、月钱。借贷者明知其害，然事急不容别择。往往借十两，扣除利息，只有九两，再估足纹银，不过八两，换钱完串，就只剩七两多点了。一月以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挚缚，窘急万状”。故当时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注：《阅世编》卷六。）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限积欠钱粮于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人情大震，这天从早到晚，完纳者争先恐后，官府应接不暇。后来知道为谣传，然“人人胆落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者。”（注：《阅世编》卷六。）
苏松税粮最重，所以奏销案中诖误者亦多。其中松江一府就有2000余名，罹难甚剧。就上海县而言，遭到拏问的秀才有12名，绅宦1名，所有在任士绅全部削籍为民，最后全县只留下28名完足钱的秀才（注：姚廷遴《记事编》，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8页，中华书局版。）。在这次大案中，明代上海的世家大姓多不免于祸，有的就此破产毁家。官宦世家平日以读书、科第课督子弟，试图以科甲保持家业有坠。而奏销案中，痛遭毁家破产的一些家族子孙，在此之后，许多人从此与科第无缘，只得别图生计，有的甚至无以维持书香门风，沦落流离。对于广大士子而言，奏销案尽数褫革功名，这一打击恐怕甚于毁家之痛。数年苦读，磨砺时文学问，有的几经周折以至皓首穷经，终于在科场上搏得功名。科甲功名所系士子一生前途命运，故而，在大多数的士子心目中，功名竟似身家性命一般重要。然而，奏销令一下，不分皂白，将士子们辛辛苦苦攻习而来的功名革除于一旦。清统治者本意欲打击、压服江南士大夫，这一招击中了要害，江南士大夫因此深受挫折，失意忧愤者比比。
华亭董氏一脉在明代科第继起，后先接踵，成为海邑望族。清初，董含、董俞兄弟，一进士，一举人，重振家声。顺治十七年，二董俱遭奏销诖误，家居不仕。宋琬在其《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中描述了董含遭诖误后的情形：
进士董君阆石，与其弟孝廉仓水，云间世家也。当宗伯、少宰两先生凋丧之后，乃能联翩鹊起，克绳祖武，人以为今之二陆也。亡何，逋赋徽眚，同时被斥者甚众。董君自以盛年见废清时，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于是，愈益无，幽尤
憏，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旷谷，精蓝名梵，乔松嘉卉，草虫沙鸟，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自得（注：宋琬《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作为奏销案中人，董含在其所著《三冈识略》中言及奏销案时，对于奏销案的“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的做法，吁叹道：过矣！其情状跃然纸上。
“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这一带的进、举、监、生大都被革功名，幸免者寥寥无几。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注：《三冈识略》卷四。）。明末，上海地区府、县学全盛之时，像上海县学，生员约650余名，加上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60余名。县试时，童生则不下二、三千人。而奏销案发生的当年冬末，行岁试，与试者“每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所以，学臣胡在恪唱名时，不禁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注：《阅世编》卷二。）。以后，每逢县试，与试者不过二、三百人，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只要士子一游庠序，即为地方官长所关注，为乡党绅士所钦重，平民、厮役无人敢与抗衡。一登科甲，则列名缙绅，人人敬重，才而身列驶林，是尊贵荣光之事，人们争而趋之。及奏销案起，衣冠扫地，士大夫形同囚犯，受尽鞭扑骂辱。后学士子因之丧气折锐，多无意于入泮求学，搏取功名。
经此变故，数年之间，上海文风一度中衰，风气不振。康熙八年，松江知府张升衢为上海地区人材之淹抑，风气之不振而上书申呈，其中写道：“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受土之扼腕也哉！”（注：《阅世编》卷六。）
所谓“怀才抱璞”的文士们，或隐居山水之间，或闭门读书，以书画自娱，没有了晚明上海文人的那种慷慨激昂，不再有前代文士的意气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结社盟会渐少，继而禁绝，诗文酬答不再那么频繁，宴乐群游也日益稀少。凝重沉闷的气氛压抑着士风人心。
三
晚明士风的慷慨激越在明王朝的覆灭中演绎成一出千古悲剧。经历了改朝换代阵痛的士人，痛定思痛，在身世家国之变中从世运追究学风，反思宋明的士习文风。虽然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中原王朝的正统，匡正人心，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而处于沉痛反思之中的清初文人学者，看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在明代风靡一时，影响达一百多年的王学的日趋空疏，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代表的清初思潮，即以批判理学，提倡经学，主张经世致用为其主流。
随着顾炎武、黄宗羲一代明朝遗老的逝去，在18世纪初，清代的学术界又经历了一次演变。在满清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文人学士，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代表。在他们的笔端、字里行间已没有了亡国之痛的深沉，也少了些经世济世的精神。这代学士文人饱受清廷屡屡而兴的文字灾祸，触笔即犯时忌，血的教训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在学术思想和作风上，日趋朴实，重视实证。这一学风至乾隆时代，渐而构筑起“汉学”的阵地，形成和宋学壁垒分明的对立。
高举“汉学”旗帜，构筑汉学壁垒的是惠栋等人。惠栋，苏州元和人，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义理，即所谓“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另一方面，惠栋在治学上尊崇汉代经学，“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主张回复汉学。汉学壁垒既成，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注：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中，商务印书馆，第569页。）。汉学由此成为一时之显学，即“乾嘉之学”。惠栋及其后学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听、钱塘、钱坫等，都是江南苏州等地人，恪守惠栋尊崇汉儒宗旨，被为汉学吴派（也称惠派），以与戴震之皖派区分。惠栋去世后，其弟子门人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然学有专攻，各有所长。如专门研究《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则与他老师的《九经古义》略近。而“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的钱大昕，虽守汉学之家法，秉惠先生的治学宗旨，但研究领域极为宽阔，学识博广，成绩辈然。王鸣盛、钱大昕及弟侄门生钱大昭、钱塘、钱坫、金日追、吴云等，皆为嘉定人。清乾嘉之际，这里人才辈也，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吴派学者群体，成为汉学吴派的重镇，对周边一带士人学风产生着深远影响。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学者们称他“西庄先生”，晚年更号西沚。17岁补县学生，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幼从长洲沈德潜学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一心攻习汉学，“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做过福建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丁忧回籍，遂不复出。“鸣盛性俭，素无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咿唔如寒士”（注：《清史稿》卷四八一。）。他长期从事《尚书》研究。所撰之《尚书后案》30卷，附《尚书后辨》，是他的重要著作。书中之考辨很能反映他的治学精神，尊汉信古，但他太迷信郑玄等人了。王鸣盛里居30余年，“日以经史诗古文自娱，撰述等身，弟子著录数百人”（注：《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其主要著作除《尚书后案》，还有《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周礼军赋说》，乃“发明郑氏之旨”（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十七史商榷》亦为其名著，根据校读史书随手札记汇录而成，书中所包者，“实有十九史，谓之十七史者，沿用宋时汇刻十七史之名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576页。）在各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从中得其异同，并广征博引，取稗史丛说，修订其中之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等方面的考校尤详。但王氏独不喜褒贬臧否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体现出他一贯之学风。
王鸣盛致仕后，曾迁居苏州，“学者望风至，鸣盛故与长洲吴泰来、青浦王昶、上海赵文哲、张熙纯及其妹夫钱大昕以博学工诗文称，继又有江左十二子”（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八。）。在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文士，唱诗应和，钻研经史。里居期间“弟子著录数百人”，其中金日追、吴云、汪照等都是嘉定人。金日追受业鸣盛，推为“及门第一”，研究实学，深于《九经正义》，后撰《仪礼注疏讹》，颇有影响。
在吴派学者群中，钱大昕之学识最足称道。钱大昕，乃至王鸣盛的妹夫，少鸣盛6岁。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少时，与王鸣盛、王昶同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擢侍读，担任过乡试、会试的考官，曾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丁父忧，遂不复仕。之后一直主讲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在紫阳书院长达16年，直至卒于书院。
钱大昕始以辞章出名，沈德潜编《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后乃研读经史。极其推崇汉学吴派的代表惠栋，他有一段对惠先生的评论：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勦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传三·惠先生栋传”。）
大昕笃信汉学,赞赏这样的观点，“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然而，他本人治学视野则极为宽阔，不名一家，举凡经学、史学、天文、历算、训诂、音韵、地理、金石，无不通达，几乎涵盖考据学的全部，“蔚为著述”，成为吴派学者中学识最为渊深的一位。《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代表作，倾其毕生心血。自《史记》、《汉书》，以迄《金史》、《元史》，对篇幅浩繁的二十二史，大昕都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博综群籍，校勘文字，考订典实，“反覆校勘，寒暑疾疢，未曾少辍”。大昕认为：“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而这点颇足表明汉学吴派学者的治学态度。
清乾嘉时期，嘉定钱氏名闻海内，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注：《清史稿》卷四八一。）。大昕之弟大昭，字晦之，亦贯通经史，曾撰《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等，于正史尤精两汉，有《后汉书补表》8卷行世。大昭三子东垣、绎、侗，少承家学，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绵延汉学，卓有成绩。又有族子钱塘、钱坫。钱塘，字学渊，进士，选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著《律吕古义》等书，钱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其弟钱坫，字献之，少孤，好读古书，因家贫后人京依大昕。大昕教以习篆书。尝与名家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钱坫的主要著作有《诗音表》、《车制考》、《尔雅释义》、《释地》等，广有影响。
乾嘉吴派汉学考据之风盛，渐而也蔓及上海县。上海的一些文士如赵文哲、张熙纯等经常游学至苏州、嘉定一带，与王鸣盛、钱大昕相交甚深，问学切磋。这一时期的上海文风，亦以治经史者居多。著名的有黄烈父子，黄烈，字右方，号一斋。其父黄中松，曾撰《诗疑辨证》6卷，《文渊阁著录提要》论云：“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黄烈则尤善治经，覃精研思，历寒暑五十余而无倦，著《书疑辨证》。王鸣盛尝致书云，“兄可作中流砥柱”（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另有李林松，字仲熙，乾隆时进士，曾观政户部，也当过考试官。致仕归里后，葺所居后圃为易园，著书其中。其经术邃深，尤精汉学，所著称富，有《周易述补》、《通韵便览》、《礼运》、《中庸礼说》等问世。“沪中人物，盛于乾隆时，如陆耳山、赵璞函、褚文渊，张策时、曹锡宝，皆名重当世”（注：《瀛壖杂志》卷三。）。褚文渊，即褚华，这是一位性格傲睨的学者，自放于诗酒间，但为学扎实，“生平留心海隅铁事及经济名物”（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所著《沪城备考》，订误补遗，以订补此前所修之《上海县志》。褚氏另辑《海防辑要》，并著《木棉谱》、《水蜜桃谱》，别具特色，为研究上海地方史提供许多珍贵资料。
兴考据，讲实证，成为学术之主流，盛极一时。然而，“言言有据，字字有考”的汉学学者，在经历了一段盛世之后，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经济凋敝，政治腐朽，思想沉寂，一派残破败落之象。也就在这时，乾嘉汉学开始受到了另外一批学者的指责：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丧失了“盛世”的基础，汉学考据自然走向衰落。上海当地的士人也看到了这一颓势，被王韬称为“沪之士林中品方行直”的翼云师江驾鹏曾言及当时上海的士人文风：“顾自嘉、道间，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称绝无仅有矣。盛极而衰，其势然也。”（注：《瀛壖杂志》卷三。）虽然还有点怀恋乾嘉士风，考据人才辈出的局面，但也明白“其势然也”。这时，一种新的士风学风也正在酝酿之中。
明清数百年间，在上海地区的文人学术圈中，曾涌现出陈子龙、钱大昕这样一流的学者文人，在江南区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然而从总体上说，其时江南的文化学术中心是在苏州，上海的人文学风受苏州影响较大。及至近代开埠通商，伴随着上海城市地位提升，大批文士流入集聚，才使它的学术文化地位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