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赵毅/张明富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1期第27～32页
【作者简介】赵毅 张明富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传统文化/明清商人/经营之道
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是一个既富学术价值，同时又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这几年，笔者一直从事明清商人文化的研究，在披览典籍时，搜集到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中，不准备对它进行全面论述，只着重探讨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影响。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固然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是对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动反映。但，正如任何时代伟大思想的产生，除经济基础规定其方向外，还必须凭借传统的思想材料一样，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其思想来源。而传统文化则是当时人们既直接而又方便的文化资源，不能不对它产生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但儒家文化却长期占居着主导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儒家伦理以政权的力量被广泛推行，成为全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在探寻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时，必须首先对其予以考察。
儒家学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自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创始，到一九一九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喧嚣声中，独尊地位被动摇，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影响中国历史甚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儒家学说适应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儒学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为儒学了。当然，在儒学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多，我们这里只能就和明清商人经营之道有关，而又是贯穿各个时期儒学的问题谈谈。
诚、信是儒学重要的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德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之大力提倡，他叫人时常反省自己的道德行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即尽己之谓，也就是诚的意思。《中庸》更将“诚”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属性，而把“人之道”则规定为对“诚”的追求。董仲舒把孔孟反复阐释、提倡的伦理道德教条化，提炼为“三纲”“五常”。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虽位居末端，但也将它规定为人们重要的行为规范。到宋明理学家那里，“诚”被 进一步本体化。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主善者也。”（注：《通书》。）就是说，圣人必须具备的这种品质“诚”，在宇宙演化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事物生成长大以后，就确立了。“诚”与天地伴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此言本领之本。圣人所以圣者，诚而已。”（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通书·诚上》。）周敦颐还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注：《通书》。）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孝、悌、忠、顺等行为规范的本源。以后，从明至清，思想巨匠倍出，诚、信的观念一直是恪守不渝，且倡导有加。
力主克制私欲，鼓励人们追求道德理想也是贯穿儒学的主线。孔子反对人们“放于利而行”，以利害义，主张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纳入义的规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求放心”，要人们找回失去的道德性，“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董仲舒提倡“谋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理学是以儒家人伦道德为主体，融合释道思想而形成，主张无欲。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注：《通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注：《朱子语类》卷十三。），存天理，灭人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理学家理解为禁欲主义者，他们的学说与禁欲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如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天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的概括，仁义礼智是天理的具体内涵。他所说的“人欲”不是指人的一切物质欲望，相反，他主张人类合理欲望的满足：“饮食者，天理也。”（注：《朱子语类》卷十三。）人欲是指因为嗜欲所迷而产生的私心邪念。“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十三。）在原则上，朱熹与孔子的义利观是无大的差别的，都强调按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反对有害于义的物质利益的获取。心学的建立者王阳明，虽其思维路径与理学不同，但其哲学旨归与朱熹别无二致。即使是“异端之尤”的李贽也未否定人们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认为仁义之心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良知良能：“仁义之心，根于天性，不可壅遏”（注：《道古录》卷上。），“德性之来也，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注：《道古录》卷上。）可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在儒学发展史上确实一以贯之。
儒学的这些思想通过政治、法律、教育的多重强化，内化为中国封建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也给了明清商人以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对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考察中，处处可见这种影响的痕迹。
首先，诚、信的伦理准则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为明清商人所恪守，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如：程其贤十六岁开始服贾，往来于闽越荆豫之间，“诚信自矢，不罔利，而业日振”（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以下简称《徽》）298条。）；郑石陵习贾“独任诚信，矜己诺”，获得顾客的敬重，“绾毂归之，利乃更赢”（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江长遂经营盐业于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朱文炽“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注：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人物·义行》。）；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鬻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注：民国《新绛县志》卷五《孝义传》。）；崔呈德“荷提卖油，口不二价”（注：光绪《直隶州志》卷十二《隐逸》。）；刘邦进牵车服贾自给，童稚无欺（注：光绪《洪洞县志》卷九《人物》。）；范永斗贸易辽东，久著信义（注：嘉庆《介休县志》卷九《人物》。）；张居士为贾，“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至再”（注：《温恭毅集》卷八《张居士六十序》。）；梁俊伟设机房于佛山，“诚实著闻，商业遂振”（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六》。）陈龙光壮年就商，“诚意相感，人乐与交”（注：《金鱼堂陈氏族谱》卷八，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编》。）；瞿连壁弱冠营布业于苏州，“性行诚实”，以德孚人，生意兴浓，远胜同行（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朝议大夫学南瞿公家传》。）；钱某以卖药为业，“谨愿性成，市价不二，里人重之”（注：《熙朝新语》卷十五。）；郭节卖酒为业，“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问妆能饮酒否，量之，曰毋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由是远近称长者。”（注：《虞初新志》、《卖酒者传》。）等等。
儒家的义利观也被明清商人运用于商业实践，用以指导他们的经商行为。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的方志、文集乃至笔记，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也是大量的。让我们先看看徽商舒遵刚对义、利关系的辩证论述。
舒遵刚，字济柔，号遂斋，道光黟县人。十四岁开始经商，实践的磨炼造就了他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商业知识：“精榷算，善权衡。”他在谈到他的经营之道时，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又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流也。今之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之过而不知惜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有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注：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舒遵刚认为，管理商业应该象治国一样，以义为利，不能以利为利。因为违背道义以狡诈求生财，是自己堵塞自己的财源。相反，以义为利，因义用财，就会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商业形象，顾客也就不招而自至了。因此，不但不会竭流，而且还开掘了丰沛的财源活水。舒遵刚从理论上论证了在经商中以义为利的必要性。
这一时期的商人中，在对义、利关系的辩证思考方面，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舒遵刚这样的理论高度。但在经商中对义奉行不渝，义、利冲突时舍利而取义的事例，则是常见的。如：汪坦“出游吴楚，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倪起蛰继承父志，习懋迁营生，“以义为利，家产自此丰”（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江羲龄服贾养亲，“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言三应曾经商建昌，于旅店拾数百金，多方打听失主。留待月余，无果。数年后，三应前往抚州，在船上遇贩鸡的人，“从诟其不洁，其人曰：‘嘻，我故有金，某年在建昌遗之，以至此也。’三应询得其实，举还之，不告姓名”（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许尚质“客吴邸也，获床下遗金百镒，亟踪迹前所舍客归之”（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许明大“挟资游吴楚燕赵间，民之衣贫不给者，咸称贷于公，公每以义为先。洎岁凶，逋者争鬻子女以报，公止之曰：‘吾岂不利而割人之至爱耶？’悉取券焚之，示不复取”（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王福奴“善生殖，商游吴浙，士大夫深加敬爱。有蔡姓者，欠逋欲鬻女以偿，公闻持券还之，曰：‘毋因是以致离天性之爱耶！’”（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这些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真诚地践履着义的准则，肩负着伦理责任和实现经济目标的双重任务。
由上可见，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义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这一实证性的研究也表明，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并不象时下某些论者认为的那样，起的是一种完全阻碍的作用。相反，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它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商人的经营哲学也是一朵艳丽的奇葩。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涌现出了不少个体商人。他们以精湛的经商艺术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富比王侯。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名著《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如椽大笔生动地记叙了这些商人的经济活动，并精炼地概括了其经营哲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预测市场，抓住时机
在春秋战国商人中，范蠡是极负盛名的。他，字少伯，楚宛之三户人，生卒年不可考。曾辅佐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治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民富而国强，终雪会稽之耻，使越国称霸中原。然后，功成身退，变易姓名，游于江湖，用计然之策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他依据计然的理论，认为经商必须掌握天时的变动，根据自然变化的规律了解物质资源的情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注：《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循环论是范蠡预测市场的基础。了解了自然变化的规律，就可预知市场何种商品有余，何种商品不足，并及时购进市场上将匮乏的商品，待价而沽。所以，他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魏文侯时人，他也是一个农业经济循环论者。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注：《史记·货殖列传》。）即是说，太阴在卯时是大丰年，其后两年衰恶。到第四年为旱年，再后两年小丰收。到第七个年头是大丰收，而后有两年衰恶，到第十年太阴在子大旱，继续又是两年小丰收，最后回到卯年又是大丰收。他主张，经商应“乐观时变”，在掌握农业经济循环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基于农业经济循环规律的市场预测一旦做出，就应“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抓住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注：《史记·货殖列传》。）运用市场规律获取最大利润。
2.薄利多销
薄利多销，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商人共同遵循的经商原则。范蠡说：“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注：《史记·货殖列传》。）商品贸易不要追求过高的利润，有了适应的利润就应及时抛售。对那些易腐烂，不能较长时间储存的商品更是如此。白圭则说：“欲长钱，取下谷”（注：《史记·货殖列传》。），要想利润增长快，就经营“下谷”。“下谷”进价低廉，为一般老百姓所需要，市场广阔，虽利薄，也一样能赚钱。
3.保证商品质量
顾客购买商品，实际上是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如商品质量有问题，性能不好，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肯定这种商品不会有顾客问津。这一点范蠡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注：《史记·货殖列传》。）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富，但不能以假货骗人，经营的商品一定要有上好的质量，也只有如此，才容易出手。
4.加速资金周转
财富只有在一刻不停地流通中，才能实现增值。老是积压在手中，不是生财之道。这是简单明了的道理。范蠡深通此道，他主张“无息币”，资金不能停息不动，要加速流转。“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注：《史记·货殖列传》。）。在价格贵的时候，大批销售；物贱时，大量买进，商品和货币要象流水那样毫不停息。如这样做了，就能达到猎取利润的目的。
5.任贤使能
经营商业，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经营者个人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这里就涉及到了用人的问题。使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事业的成败。范蠡“能择人而任时”（注：《史记·货殖列传》。）。“任时”，就是根据天时变动预测商情。“择人”，就是在商业管理中，选贤能的人予以委任。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注：《史记·货殖列传》。）强调为商者必须具备智、仁、勇三种素质。可见，在商业人才的使用方面，白圭也是主张任贤使能的。
6.勤俭
劳动，是一切财富之源。勤劳、节俭则会加速财富增长。白圭生于战国时代，明晓此中道理。他治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注：《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著名大商人如范蠡、白圭等，及商业理论家计然为明清商人所崇奉，他们的经营管理思想也为明清商人所继承，在经商实践中广泛使用，成为明清商人致富的又一法宝。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光是在明清徽商中就有许多。黄莹，字元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猗顿以盬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元洁对经商之道的领悟，是通过阅读《货殖列传》获得的。其中所载商人及商业理论家如猗顿、计然等的经营思想，对他经商原则的确立起了关键的作用。徽商中还有许多商人的经营艺术，也来自于对春秋战国商人的效法、模仿。郑朝霁，字伯望，“事贸迁，驰心猗顿，托迹计然，东涉维泗，西历郢鄢，审势趋会，顺时卑昂，务完母息，操赢过当”（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善敏，字公叔，“弃儒就贾，承祖父之遗业，客廛于春谷之清江，行白圭治生之术，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甘苦，克俭克勤，弃取异尚，未凡而家温食厚，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致和“幼读异书，不欲沾沾习博士艺，卜居春谷，行白圭治生之学，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几廿年而业振”（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汪君实遵父命放弃儒业，“挟计然之策，游方城汉水间，观时居积，生殖渐丰”（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应宣“师计然之策，商隐江湖，能任人趋时，入什一之利以自给。生平不设机智，仰利巧以网利”（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章绪毓早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甫弱冠即“师端木，法计然，贸易徽浙，持筹屡中，不十数年遂起其家”（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胜恩，字恒之，家世业农，值荒年，家计维艰，遂“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勤昧旦，忍嗜欲，趋时观变，人弃我取，与僮仆同苦乐，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存芳，字汝贵，十六岁时，跟随父亲经商历阳，“甫弱冠，即能与时俯仰，握计然之划，数年遂累千金”（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方道容，字公和，“挟赀游吴越，操计然之划，审盈缩低昂，不屑屑锥刀间，人称良贾”（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等等。这些大量的引证材料都说明，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
三
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佛教，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于南亚的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被尊称为释迦牟尼。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社会中，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在唐代，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完全中国化，到达其鼎盛时期。在民间，信仰佛教者非常普遍；在社会上层，也有不少虔诚的信徒。明清时期，佛教仍是信徒众多，寺庙遍布名山大川，且深入宫廷，为皇家信奉。其教义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商人的经商行为也自然包括在内。佛教教义对经商行为的影响，我们所见材料不多，但影响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理论上推断，还是从史料中考察，都无法推翻这个看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里，我们从明末小说中引述一则，以资说明。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写道：宣德年间，在繁忙运河之畔的河西务镇上，住着一位老者，姓刘，名德。夫妻两口，年纪六十有余，没有兄弟子女。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又在门首开了一个小酒店，刘公平素好行善事，赈乏济贫无所不为，对来店喝酒的客人也极其和善。“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有晓得的问道：‘这人错与你的，落得将来受用，如何反把来退还？’刘公说：‘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罚做无祀之鬼，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事！倘然命里不该时，错得一分到手，或是变出些事端，或者染患此疾病，反用去了几钱，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还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事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注：《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德开酒店，价格公道，不肯多收人银钱，这一经营之道的产生，其原因有二：一是前生造孽，今生无有子女。因此，今生再也不能做欺心的事了。二是多收了银钱，如因此而生出这些事端，或染患疾病，反倒不便宜。从刘公的自我解剖看来，刘公对来世观念，因果报应之说笃信至深！而儒家强调今世的人格完善，道家追求成仙长生不老，因果报应、来世观念更是儒道所无，唯佛教独有。刘公的经营观念显然受佛教影响无疑。
总之，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哺育了它，并使它放射出耀眼的异彩。离开了传统文化，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将失去重要的内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1期第27～32页
【作者简介】赵毅 张明富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传统文化/明清商人/经营之道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固然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是对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动反映。但，正如任何时代伟大思想的产生，除经济基础规定其方向外，还必须凭借传统的思想材料一样，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其思想来源。而传统文化则是当时人们既直接而又方便的文化资源，不能不对它产生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但儒家文化却长期占居着主导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儒家伦理以政权的力量被广泛推行，成为全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在探寻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时，必须首先对其予以考察。
儒家学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自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创始，到一九一九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喧嚣声中，独尊地位被动摇，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影响中国历史甚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儒家学说适应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儒学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为儒学了。当然，在儒学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多，我们这里只能就和明清商人经营之道有关，而又是贯穿各个时期儒学的问题谈谈。
诚、信是儒学重要的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德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之大力提倡，他叫人时常反省自己的道德行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即尽己之谓，也就是诚的意思。《中庸》更将“诚”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属性，而把“人之道”则规定为对“诚”的追求。董仲舒把孔孟反复阐释、提倡的伦理道德教条化，提炼为“三纲”“五常”。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虽位居末端，但也将它规定为人们重要的行为规范。到宋明理学家那里，“诚”被 进一步本体化。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主善者也。”（注：《通书》。）就是说，圣人必须具备的这种品质“诚”，在宇宙演化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事物生成长大以后，就确立了。“诚”与天地伴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此言本领之本。圣人所以圣者，诚而已。”（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通书·诚上》。）周敦颐还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注：《通书》。）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孝、悌、忠、顺等行为规范的本源。以后，从明至清，思想巨匠倍出，诚、信的观念一直是恪守不渝，且倡导有加。
力主克制私欲，鼓励人们追求道德理想也是贯穿儒学的主线。孔子反对人们“放于利而行”，以利害义，主张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纳入义的规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求放心”，要人们找回失去的道德性，“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董仲舒提倡“谋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理学是以儒家人伦道德为主体，融合释道思想而形成，主张无欲。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注：《通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注：《朱子语类》卷十三。），存天理，灭人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理学家理解为禁欲主义者，他们的学说与禁欲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如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天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的概括，仁义礼智是天理的具体内涵。他所说的“人欲”不是指人的一切物质欲望，相反，他主张人类合理欲望的满足：“饮食者，天理也。”（注：《朱子语类》卷十三。）人欲是指因为嗜欲所迷而产生的私心邪念。“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十三。）在原则上，朱熹与孔子的义利观是无大的差别的，都强调按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反对有害于义的物质利益的获取。心学的建立者王阳明，虽其思维路径与理学不同，但其哲学旨归与朱熹别无二致。即使是“异端之尤”的李贽也未否定人们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认为仁义之心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良知良能：“仁义之心，根于天性，不可壅遏”（注：《道古录》卷上。），“德性之来也，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注：《道古录》卷上。）可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在儒学发展史上确实一以贯之。
儒学的这些思想通过政治、法律、教育的多重强化，内化为中国封建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也给了明清商人以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对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考察中，处处可见这种影响的痕迹。
首先，诚、信的伦理准则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为明清商人所恪守，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如：程其贤十六岁开始服贾，往来于闽越荆豫之间，“诚信自矢，不罔利，而业日振”（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以下简称《徽》）298条。）；郑石陵习贾“独任诚信，矜己诺”，获得顾客的敬重，“绾毂归之，利乃更赢”（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江长遂经营盐业于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朱文炽“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注：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人物·义行》。）；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鬻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注：民国《新绛县志》卷五《孝义传》。）；崔呈德“荷提卖油，口不二价”（注：光绪《直隶州志》卷十二《隐逸》。）；刘邦进牵车服贾自给，童稚无欺（注：光绪《洪洞县志》卷九《人物》。）；范永斗贸易辽东，久著信义（注：嘉庆《介休县志》卷九《人物》。）；张居士为贾，“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至再”（注：《温恭毅集》卷八《张居士六十序》。）；梁俊伟设机房于佛山，“诚实著闻，商业遂振”（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六》。）陈龙光壮年就商，“诚意相感，人乐与交”（注：《金鱼堂陈氏族谱》卷八，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编》。）；瞿连壁弱冠营布业于苏州，“性行诚实”，以德孚人，生意兴浓，远胜同行（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朝议大夫学南瞿公家传》。）；钱某以卖药为业，“谨愿性成，市价不二，里人重之”（注：《熙朝新语》卷十五。）；郭节卖酒为业，“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问妆能饮酒否，量之，曰毋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由是远近称长者。”（注：《虞初新志》、《卖酒者传》。）等等。
儒家的义利观也被明清商人运用于商业实践，用以指导他们的经商行为。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的方志、文集乃至笔记，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也是大量的。让我们先看看徽商舒遵刚对义、利关系的辩证论述。
舒遵刚，字济柔，号遂斋，道光黟县人。十四岁开始经商，实践的磨炼造就了他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商业知识：“精榷算，善权衡。”他在谈到他的经营之道时，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又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流也。今之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之过而不知惜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有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注：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舒遵刚认为，管理商业应该象治国一样，以义为利，不能以利为利。因为违背道义以狡诈求生财，是自己堵塞自己的财源。相反，以义为利，因义用财，就会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商业形象，顾客也就不招而自至了。因此，不但不会竭流，而且还开掘了丰沛的财源活水。舒遵刚从理论上论证了在经商中以义为利的必要性。
这一时期的商人中，在对义、利关系的辩证思考方面，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舒遵刚这样的理论高度。但在经商中对义奉行不渝，义、利冲突时舍利而取义的事例，则是常见的。如：汪坦“出游吴楚，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倪起蛰继承父志，习懋迁营生，“以义为利，家产自此丰”（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江羲龄服贾养亲，“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言三应曾经商建昌，于旅店拾数百金，多方打听失主。留待月余，无果。数年后，三应前往抚州，在船上遇贩鸡的人，“从诟其不洁，其人曰：‘嘻，我故有金，某年在建昌遗之，以至此也。’三应询得其实，举还之，不告姓名”（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许尚质“客吴邸也，获床下遗金百镒，亟踪迹前所舍客归之”（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许明大“挟资游吴楚燕赵间，民之衣贫不给者，咸称贷于公，公每以义为先。洎岁凶，逋者争鬻子女以报，公止之曰：‘吾岂不利而割人之至爱耶？’悉取券焚之，示不复取”（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王福奴“善生殖，商游吴浙，士大夫深加敬爱。有蔡姓者，欠逋欲鬻女以偿，公闻持券还之，曰：‘毋因是以致离天性之爱耶！’”（注：《徽》889条，265条，466条，465条。）这些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真诚地践履着义的准则，肩负着伦理责任和实现经济目标的双重任务。
由上可见，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义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这一实证性的研究也表明，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并不象时下某些论者认为的那样，起的是一种完全阻碍的作用。相反，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它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商人的经营哲学也是一朵艳丽的奇葩。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涌现出了不少个体商人。他们以精湛的经商艺术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富比王侯。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名著《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如椽大笔生动地记叙了这些商人的经济活动，并精炼地概括了其经营哲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预测市场，抓住时机
在春秋战国商人中，范蠡是极负盛名的。他，字少伯，楚宛之三户人，生卒年不可考。曾辅佐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治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民富而国强，终雪会稽之耻，使越国称霸中原。然后，功成身退，变易姓名，游于江湖，用计然之策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他依据计然的理论，认为经商必须掌握天时的变动，根据自然变化的规律了解物质资源的情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注：《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循环论是范蠡预测市场的基础。了解了自然变化的规律，就可预知市场何种商品有余，何种商品不足，并及时购进市场上将匮乏的商品，待价而沽。所以，他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魏文侯时人，他也是一个农业经济循环论者。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注：《史记·货殖列传》。）即是说，太阴在卯时是大丰年，其后两年衰恶。到第四年为旱年，再后两年小丰收。到第七个年头是大丰收，而后有两年衰恶，到第十年太阴在子大旱，继续又是两年小丰收，最后回到卯年又是大丰收。他主张，经商应“乐观时变”，在掌握农业经济循环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基于农业经济循环规律的市场预测一旦做出，就应“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抓住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注：《史记·货殖列传》。）运用市场规律获取最大利润。
2.薄利多销
薄利多销，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商人共同遵循的经商原则。范蠡说：“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注：《史记·货殖列传》。）商品贸易不要追求过高的利润，有了适应的利润就应及时抛售。对那些易腐烂，不能较长时间储存的商品更是如此。白圭则说：“欲长钱，取下谷”（注：《史记·货殖列传》。），要想利润增长快，就经营“下谷”。“下谷”进价低廉，为一般老百姓所需要，市场广阔，虽利薄，也一样能赚钱。
3.保证商品质量
顾客购买商品，实际上是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如商品质量有问题，性能不好，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肯定这种商品不会有顾客问津。这一点范蠡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注：《史记·货殖列传》。）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富，但不能以假货骗人，经营的商品一定要有上好的质量，也只有如此，才容易出手。
4.加速资金周转
财富只有在一刻不停地流通中，才能实现增值。老是积压在手中，不是生财之道。这是简单明了的道理。范蠡深通此道，他主张“无息币”，资金不能停息不动，要加速流转。“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注：《史记·货殖列传》。）。在价格贵的时候，大批销售；物贱时，大量买进，商品和货币要象流水那样毫不停息。如这样做了，就能达到猎取利润的目的。
5.任贤使能
经营商业，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经营者个人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这里就涉及到了用人的问题。使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事业的成败。范蠡“能择人而任时”（注：《史记·货殖列传》。）。“任时”，就是根据天时变动预测商情。“择人”，就是在商业管理中，选贤能的人予以委任。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注：《史记·货殖列传》。）强调为商者必须具备智、仁、勇三种素质。可见，在商业人才的使用方面，白圭也是主张任贤使能的。
6.勤俭
劳动，是一切财富之源。勤劳、节俭则会加速财富增长。白圭生于战国时代，明晓此中道理。他治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注：《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著名大商人如范蠡、白圭等，及商业理论家计然为明清商人所崇奉，他们的经营管理思想也为明清商人所继承，在经商实践中广泛使用，成为明清商人致富的又一法宝。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光是在明清徽商中就有许多。黄莹，字元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猗顿以盬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元洁对经商之道的领悟，是通过阅读《货殖列传》获得的。其中所载商人及商业理论家如猗顿、计然等的经营思想，对他经商原则的确立起了关键的作用。徽商中还有许多商人的经营艺术，也来自于对春秋战国商人的效法、模仿。郑朝霁，字伯望，“事贸迁，驰心猗顿，托迹计然，东涉维泗，西历郢鄢，审势趋会，顺时卑昂，务完母息，操赢过当”（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善敏，字公叔，“弃儒就贾，承祖父之遗业，客廛于春谷之清江，行白圭治生之术，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甘苦，克俭克勤，弃取异尚，未凡而家温食厚，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致和“幼读异书，不欲沾沾习博士艺，卜居春谷，行白圭治生之学，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几廿年而业振”（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汪君实遵父命放弃儒业，“挟计然之策，游方城汉水间，观时居积，生殖渐丰”（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应宣“师计然之策，商隐江湖，能任人趋时，入什一之利以自给。生平不设机智，仰利巧以网利”（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章绪毓早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甫弱冠即“师端木，法计然，贸易徽浙，持筹屡中，不十数年遂起其家”（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胜恩，字恒之，家世业农，值荒年，家计维艰，遂“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勤昧旦，忍嗜欲，趋时观变，人弃我取，与僮仆同苦乐，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存芳，字汝贵，十六岁时，跟随父亲经商历阳，“甫弱冠，即能与时俯仰，握计然之划，数年遂累千金”（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方道容，字公和，“挟赀游吴越，操计然之划，审盈缩低昂，不屑屑锥刀间，人称良贾”（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等等。这些大量的引证材料都说明，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
三
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佛教，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于南亚的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被尊称为释迦牟尼。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社会中，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在唐代，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完全中国化，到达其鼎盛时期。在民间，信仰佛教者非常普遍；在社会上层，也有不少虔诚的信徒。明清时期，佛教仍是信徒众多，寺庙遍布名山大川，且深入宫廷，为皇家信奉。其教义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商人的经商行为也自然包括在内。佛教教义对经商行为的影响，我们所见材料不多，但影响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理论上推断，还是从史料中考察，都无法推翻这个看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里，我们从明末小说中引述一则，以资说明。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写道：宣德年间，在繁忙运河之畔的河西务镇上，住着一位老者，姓刘，名德。夫妻两口，年纪六十有余，没有兄弟子女。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又在门首开了一个小酒店，刘公平素好行善事，赈乏济贫无所不为，对来店喝酒的客人也极其和善。“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有晓得的问道：‘这人错与你的，落得将来受用，如何反把来退还？’刘公说：‘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罚做无祀之鬼，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事！倘然命里不该时，错得一分到手，或是变出些事端，或者染患此疾病，反用去了几钱，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还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事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注：《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德开酒店，价格公道，不肯多收人银钱，这一经营之道的产生，其原因有二：一是前生造孽，今生无有子女。因此，今生再也不能做欺心的事了。二是多收了银钱，如因此而生出这些事端，或染患疾病，反倒不便宜。从刘公的自我解剖看来，刘公对来世观念，因果报应之说笃信至深！而儒家强调今世的人格完善，道家追求成仙长生不老，因果报应、来世观念更是儒道所无，唯佛教独有。刘公的经营观念显然受佛教影响无疑。
总之，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哺育了它，并使它放射出耀眼的异彩。离开了传统文化，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将失去重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