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李岩故事的起源及其研究意义
戴福士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殷都学刊》(安阳)1998年01期第53～58页
【作者简介】（美） 戴福士
【关 键 词】李岩/起源/意义/传说/发展
李岩，这个曾被人们相信为是帮助李自成在1644年推翻明朝的河南文人，他的故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是广为人知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指出，这一故事首先出现在清初的作品中，经过3个世纪之后，成为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后来，故事长期成为争论焦点。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1978-1979年指出，在河南杞县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李岩的举人，在李自成起义中充当过重要的角色（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然而，有一个名叫李岩的举人，是山东莱阳县人，曾在豫北担任过地方官，当时李自成在河南建立了根据地。本文主要的观点是历史上的李岩是李岩故事产生的基础。李岩的故事极可能发源于1642年的河南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并经过围绕1643-1644年大顺政权的兴衰的口头传说而逐步形成。它曾受到一些有见识的同时代人的怀疑，但它从未被否认，因为它对于传播卷入大顺政权的文人学士是一个有价值的例子。李岩的故事现在极可能被看作是传奇，但它曾是关于大顺政权时期大神话的一部分。尽管它不再被认为是实在的历史，但它可以作为明清变迁之际思想的一个重要迹象来进行研究。
流传的李岩故事，可以作一个简短的概括。据说，有一个叫李信的青年，是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河南杞县人。李信于1627年中举人，但因其父参与魏忠贤阉党，因而在县里不受欢迎。在1630年的饥荒中，李信试图劝说姓宋的知县赈济穷人。宋知县以他不得不向上司交纳繁重的捐税为由拒绝了。李信随即拿出自己家的粮食，很快成为出名的李公子。李信的乡亲们赞美着涌向他。这时李信和一个叫红娘子的女子为首的当地响马建立了联系。知县因此逮捕了他并指挥他谋反。1641年，红娘子进攻县城，救李信出狱。他们一起杀死县官，去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并成为李自成的谋主。李岩的弟弟李牟，成为起义军的一个将军。作为谋主，李岩主张“仁义”的原则，力主与正直的明朝官员和文人学士讲和，均由免粮，编写童谣来取得民众的支持。李自成占领湖北、陕西和山西，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
在北京，故事在继续着。李岩住在嘉定伯周奎宅中。他向家是河南的懿安伯和祖居李岩家乡杞县的状元刘理顺提供保护。李岩力邓李自成制止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没收前明官员财产；驻军城外以免扰民；加封明太子朱慈烺和明总兵吴三桂。李自成不理这一劝告，进攻吴三桂失败了。他很快在北京登基，然后被迫撤退出城，以避开吴三桂和满洲军队。当起义军西撤经过山西时，李岩试图率领一支部队回到河南去镇压那里的叛乱。另一个叫牛金星的谋主，怨恨李岩的名望。他告诉李自成，李岩和矮小的卜者宋献策密谋，宋劝他实现“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李自成相信了牛金星的指控，杀死了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此后，起义军士气迅速下降。李自成在被敌人穷追和1645年被害之前很早就失去了号召力。
成文故事的发展和被接受的原因
李岩的故事第一次写出于1644或1645年，3个世纪以来，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一个阶段，从1644年到1670年，李岩第一次出现在作品中，迅速成为一个英雄。他的参加使起义进入高潮，他的被杀加速了起义的失败。第一个声称有个叫李岩的文人是李自成军中一个将军的作者是赵士锦，在起义军占领时期他住在北京（注：赵士锦：《甲申纪事》。）赵士锦在他的日记中说李岩住在周奎宅，驻防北京东城。他将军队驻在城外，以免骚扰百姓。大约5年以后，到1650年，一个署名葫芦道人的小说家进而说这个李岩是河南的一个举人，他的仁义政策解释了起义军的胜利（注：葫芦道人：《馘闯小史》（即《剿闯小说》，实际上此书写于1644年5、6月间。参看秦新林：《试论〈剿闯小说〉与李岩形象的关系》，《北师大学报》96年增刊：《访问学者论文专辑》——译者）。）。按这一小说家的说法，李岩和“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的联系使他被杀害，并导致起义的失败。在1652年，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历史著作手稿中进一步说明，李岩是河南杞县的一个生员，他1641年投奔李自成，在北京进4条谏议，在1644年5月死在经过山西的途中（注：谈迁：《国榷》。）。6年以后，在1658年，著名的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里的《李自成传》中，对李岩的故事作了简短的描述（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660年，另一个小说家西吴懒道人，又进一步增加了对李岩的描述，说他是一个举人，给了他一个绰号“李公子”，并把粮食分给穷人，和县官发生了冲突。依据这一复杂的描述，李岩是被杞县百姓营救出狱，然后投奔李自成的。作为谋主，李岩编写和传播了免税的童谣；在北京，他保护了张皇后和刘理顺。他向正直的明朝文人官员提供帮助，保护起义军中的穷人。当他遇到一个已经投降起义军的姓周的举人，为了追求富贵而赖婚，尽管其也是一个河南人，李岩也为之大怒，并将他打死。在进谏李自成4条之一中，李岩劝告李自成仿效古代贤明君主尧舜。在这一故事的描述中，李岩还和矮小的卜者宋献策有一长篇对话。这一讨论包括了明朝败亡的原因和表明后来受到存有阴谋的指控的这两个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注：西吴懒道人：《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总之，这一时期，李岩的故事作为正直文人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最后失去文人支持的象征，而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中流传开来。
在第二个阶段，从1670年到1750年，李岩继续扮演着他的英雄角色，但也进一步演变为更有争议的形象。历史学家计六奇加进了李岩是1627年中举的故事，他卷入赈粮的冲突是在1635年的蝗灾中，他写了一篇《劝赈歌》（注：计六奇：《明季北略》。）。计六奇还说明囚禁李岩后来被杀死的县官是一个姓宋的，要求宋知县收赋税的上司是一个姓杨的。这些增加的东西倾向于提高李岩的气度和增加故事的逼真度，但计六奇也开始了玷污李岩形象的进程。他指出李岩的父亲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这使人联想到“李公子”的称号是由其社会地位而引起，要胜于由其仁慈行动而起。依据计六奇的说法，李岩组织地方团练，受到轻微的怀疑，他加入起义军是为了得到财富和地位。1674年，历史学家和诗人吴伟业进一步糟蹋李岩的名声。他记述道，李岩原名李信，他是前明兵部尚书阉党李精白的儿子。他赈济穷人原来是为了解除政治上的内疚。他造反只是在被红娘子这个女冒险家绑架之后，她强迫李岩接受自己为他的妾（注：吴伟业：《绥寇纪略》。）。可以这样肯定，历史学家查继佐增加了李岩的好色，他第一次提出了均田的政策（注：查继佐：《翠微庐选集》。）。在1739年，记有李岩故事的钦定《明史》颁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注：《明史》。）。这一故事在盛清时的剧作家于1759年发表的一个戏剧中上演过（注：董恒言：《芝龛记》。）。在这一时期，总的说，李岩的故事被历史学家和文人加以修改，强调的寓意在于只有坏文人才参与造反。当然，在1680年到1780年延续的制度之下，这一寓意是十分恰当的。
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了政治衰落的另一个时期，这样，也就开始了李岩故事生命的又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从1861年到1948年，3个历史学家发现了吴传业历史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仍然接受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的主要增加部分，除了红娘子的插曲以外，因为看来不好解释为什么李岩1635年卷入放粮的争论，而直到1641年才造反。接受完整的李岩故事，这些历史学家将一个简短的概括包括在一个大的研究里，把叙述明末经历的问题安排在一天之内。这样，历史学家徐鼒注意到明末的乡兵组织，它也许有一点用处，如同他同时代的人试图建立团练以与太平军作战一样（注：徐鼒：《小腆纪年》。）。历史学家赵宗复记述李自成的兴起和失败，着眼于南京政府在农村镇压红军游击队的努力（注：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历史学家李文治，在1948年写了明末的“民变”，提供了比较的描述，他想为他当时的革命者提供一个教训（注：李文治：《晚明民变》。）。
在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从1944年到1977年，李岩的故事进入了更仔细的学者风度的调查之中，它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1944年，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郭沫若关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明朝灭亡300周年（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他密切关注李岩的故事，并且发现，和计六奇相反，在河南1635年没有蝗灾。此外，明朝统帅杨嗣昌在1639年以前没有到过河南省。因此，他确定关于赈济的争论不是在1635年，而是在1641年，同一年李岩造反。这样，郭沫若设想，如同他的清末和民国前辈所强调的，红娘子事件不是李岩造反的主要原因。不过，郭沫若在他对李岩故事的描述中，保留红娘子的插曲，可能是因为它的戏剧性力量。郭沫若后来成为北京的科学院院长，他确定的李岩故事的事件和他对红娘子传说的认可，就成为正统的说法。既然这一故事有其流行的意义，分歧就在于如何说明它。文章写于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对李岩有强烈的认同感。他甚至表明，如果李自成取胜，中国就可能避免掉267年的清朝统治。20年以后，正处在根本的社会变动之中，历史学家曹贵林，尽管仍然赞美李岩，却描写他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的一些政策是和起义者的利益相反的（如加封吴三桂等）（注：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李岩从来没有改变他的“阶级立场”，并对起义者很少作出重要贡献（注：《李岩评价问题汇编》。香港：扬开书报共扬社，1968年。）。1977年，一个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写道，李岩和红娘子，和李自成与群众相比，只是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他们仍然是英雄形象，他们的行动对于起义的高潮具有决定性作用（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样，李岩的故事继续兴盛，当文化人在要对政府保持忠诚的时候，或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它对进行持久流血斗争的中国人提供指导。
怀疑李岩故事不是历史的原因
关于李岩的极少资料，在最早作品中的原始资料和故事在近3个世纪的重要发展，共同引起其可信性的问题。在增加的部分里，有4点主要原因令人怀疑故事作为历史的真实性。
第一点，关键的因素是它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注：李光壂：《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注：李永茂：《新乡地考》。），都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都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注：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注：文聘：《烈皇小识》。）。
第二点，一些有见识的观察者断然否认这一故事。在1693年的《杞县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指出，杞县根本没有名叫李岩的举人，他也未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说：“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注：（康熙）《杞县志》。）这一批评是属于无名氏的，联想到广为流传的对李岩故事的认可，这有着开始挑战的风险。
另一个批评家是郑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的一个生员。当罗汝才的起义军包围归德时俘获了他。后来他写了一个故事，这最终发表于1749年，他写道“……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注：郑廉：《豫变纪略》。）。
还有另一个批评家是李祖旦，李精白的一个后裔，颍州1716年的一个进士。在李精白的一个儿子李栩的传记的一篇附录（在1752年的颖州志中）当中，李祖旦写道：“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颍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颍州人。颍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颍，鹤孙已先死。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申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注：（乾隆）《颍州府志》。）。
李祖旦没有努力去找出谁是真正的出名的李岩，但他断言对李精白的想象上的环节不过是传闻。1826年，颍州阜阳县志的编者进一步确定了李祖旦的论述，断定“李精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儿子在河南的贼军中”（注：（道光）《阜阳县志》。）。
对李岩故事引起怀疑的第三个原因是甚至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以之为基础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注：参看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小说家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他进一步指出李岩也可能“不是杞县人”。此外，提到红娘子对李岩的想象的营救，他写道：“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实际上”，他继续说，“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是一个小说家，他展现红娘子故事到它的最高程度，他第一次公开怀疑它的真实性。
对于李岩故事怀疑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对它的有力的批判（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他利用河南和山东的地方志进一步确定李精白是南直隶人，他引用李栩的话来加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的论据。他查阅河南省的地方志以说明它们没有关于造反者李岩和红娘子的证据。他发现据称是李岩写的民谣多种多样的重要的风格，断言相对原始的材料表明，，它们来于“广大贫苦农民”而不是来于李岩。同样，顾诚认为，减税和均田的呼声产生于各地穷苦农民的心中，而不是“天才宣传家”的创作。他发现在最早的史料中从未提及在起义军将领和上层中有什么李岩或李牟。仅仅是后来的作者在早期叙述的排列和称号的空白处插入了他们的名字。在北京，驻守在东城的“李都督”很可能是李过，带领队伍攻下国都的排名第四的将军。被认为占据周奎宅的是起义军将领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尽管刘最后没有这样做）。提供保护送懿安后回河南的是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如刘理顺事件，没有证据说明任何李岩介入他的事。有一个河南学者叫薛所蕴，在刘理顺不与起义军合作，宁可自杀以后，监护着状元的儿子。依顾诚的观点，一些叙述中所称在北直隶东部作战的“李公子”实际上是李自成或是一个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将领原毓宗的“讹传”。至于李岩的4点谏议，它们没有被对之最感兴趣的明文人官员的在京者所记录，它们仅仅在后来出现于在遥远的江南写的一本小说中。提到李岩提出的带部队返回河南一事，顾诚指出，任何英雄也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当时河南实际上处于起义军的防守中。此外，在顾诚的判断中，关于李岩被杀的时间和地点从没有始终如一的叙述，使人联想到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当李自成西撤退回陕西时并没有“军心离散”。
依顾诚的观点，简言之，李岩的故事可能曾被用于解释李自成起义的高潮和失败，但它不再能被接受为可靠的历史。代替的是，用顾诚的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去了解这一现象。同时，顾诚承认有必要了解李岩故事是怎样起源的和它在明清变迁之际扮演什么角色。他号召用更多的材料来解决这一“三百年的历史悬案”。
关于李岩传说的起源
可能如同所料，构成李岩传说的历史基础是几个在河南和北京参加和围绕在明末起义周围的几个实际人物。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上的李岩，他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小文官的家庭里（注：（康熙）《莱阳县志》。）。这个李岩在1633年中举人，1937年中进士。然后他被委任为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知县。在此期间，他顽强地抵抗来抢掠的满洲人，在饥荒时分发救济，在瘟疫流行时施药治病（注：（乾隆）《曲周县志》。）。1640年，他被调为滑县知县。在这里他组织绅士们赶跑了名叫袁时中的“大益”（注：（民国）《滑县志》。）。1641年，据地方志所说，李岩杀死270个匪徒并把他们的尸体让饥民吃掉。也许是被夸大的，这一事件说明李岩的双重信奉：镇压动乱和分发救济。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当米价上升到1700文时，人们开始人吃人。李岩派军队抓捕盗贼，包括那些“因冻饿而盗窃”的人，如无离去的迹象，便杀死他们（注：（民国）《滑县志》。）。他还到地方学校去，荣耀乡兵头子的妻子，并“厉行均税”。他性情严肃，坚持正义，赢得了“李公岩”的称号。1642年，他被提升到兵部，后来又升到刑部主事（注：（民国）《滑县志》。）。
事实上，李岩没有久任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职位。相反，依据他的在地方志中的传记：“他被任为大梁的军事长官以酬答他的军功”（注：（民国）《滑县志》。）。同时，他任明朝任命的最后一个开封地方官。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些任命的准确日期，但它们很可能是在1642年末或1643年初（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那时，过去壮丽的省会在绵延的起义军的围攻和灾难性的黄河洪水之下颤抖（注：温斯顿：《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个大都市——开封》。《中国文化》第16卷。）。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关于李岩在开封活动的材料。然后，在1643年初，他又一次被提升，这一次是“开归河等处粮务道按察使司副使”（注：（康熙）《莱阳县志》。），对于他在此任上的政绩，我们也未发现什么材料。我们只能推测他在河南北部遭到重大破坏的这一时刻分发不充足的粮食资源。在1643年3月29日，李岩之父李再白在满洲人对莱阳的一次袭击中被杀。依据莱阳地方志，李岩回到家里以守丧3年（注：（康熙）《莱阳县志》。）。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在这一时期干了些什么，但知道他“国变后隐居大李格庄，以吟咏自娱。”在一些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峨山集》，但仅存标题。记录的缺漏引起历史上的李岩卷入李自成起义军的可能。作为开封的地方官或河南北部的粮官，他可能加入其他醒悟的明朝官员，与起义军在一起（注：郑廉：《豫变纪略》。）。李自成可能试图争取他但失败了，于是后来鼓励一种他加入起义军的谣言（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另外一种可能是李岩与李自成（或袁时中）暗中有联系，他在1643-1645年以“李犹龙”之名继续作开封知府（注：郑廉：《豫变纪略》。）。最后一种可能是，李岩回到了莱阳，但后来放弃了守丧，伴随其他文人到北京做了大顺官员（注：（康熙）《莱阳县志》。）。这些可能性都值得研究。
其时没有把李岩和起义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我假设这是间接的关系。如果李岩在1643年初离开河南去山东，正好李自成此时离开河南去湖北。这一巧合看来在二李的一致性方面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顾诚指出一个明朝官员写道，当李自成在“河南北”活动时，有人“闻其更名李兖……”（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历史学家顾炎武，他在起义期间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在中国北部到处旅行，听说“闯贼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注：顾炎武：《明季实录》。）。他又听说李牟公子是李炎的另一个名字。当李自成1645年在湖北被杀害时，一些地方绅士甚至在这样晚的时候，还知道他名为“闯贼李延”（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这些“兖”、“炎”、“延”发音相同或相近，但写法不同。此外，他们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来源是很早的，在当代的事件中被描写的。人们广泛流传一个叫李岩的人，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写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与李自成的关系如何（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河南北部的人民十分可能听到过关于“李公岩”的事迹，他分发粮食给饥民，然后离开了这个省，这表明他与后来在湖北和陕西建立政权的李自成相似。
在一个关于起义军领袖家庭背景的谣言启发下合成的英雄李岩后边，李自成是第二个历史人物。人们都知道，李自成出身于一个很低下的背景，遭受了明末各种动乱的考验，因联合各部农民军力量上升（注：顾诚：《李自成其事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在1643年和1644年初，不管怎样，李自成处于争取大量文官的进程中，有一些出于受人尊重的门第。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传闻说李自成是明兵部尚书的孙子，他本人1634年在陕西替贫穷邻里交赋。1635年，知县又让李自成替邻里交赋，但这一次他拒绝了。他被知县逮捕，后被他曾帮助过的百姓救出。于是李自成成为一个造反者，组织了一伙追随者，最后到北京推翻了明朝（注：顾诚：《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传闻起于何时，但我们可以设想它基于口头上的传说是在李自成进攻北京的几个月之前（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它可以反映李自成为提高在他的文官支持者或谋士中的声望听作的努力。同时，它对于广泛存在饥饿和暴力的时期的群众产生一个强大的救星是有作用的。无论是它准确的起源或其意义，这一传闻很清楚是故事的最早的说法，它后来将对英雄的李岩提出非难。从前后关系看，李自成与文人李岩（或李公岩）的一致性使2人在民众心目中混淆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顾诚依据两个目击者的记述，说明在北京分发银子给穷人的“李公子”事实上是李自成，他无疑是正确的。（戴福士，Dr.Roger V.Des Forges，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河南历史方面多有建树。本文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4卷第3期。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状况及其观点，征得作者同意，特节译此文。） ——译者^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殷都学刊》(安阳)1998年01期第53～58页
【作者简介】（美） 戴福士
| 【内容提要】 | 本文深入探讨了李岩问题出现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社会心理背景，并阐述了对李岩故事起源进行研究对于了解明末清初社会历史的深刻意义。文中对一些常见的关于李岩的传说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指出一个出生于山东莱阳的名叫李岩的明朝地方官与李岩故事之间的关系。 |
流传的李岩故事，可以作一个简短的概括。据说，有一个叫李信的青年，是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河南杞县人。李信于1627年中举人，但因其父参与魏忠贤阉党，因而在县里不受欢迎。在1630年的饥荒中，李信试图劝说姓宋的知县赈济穷人。宋知县以他不得不向上司交纳繁重的捐税为由拒绝了。李信随即拿出自己家的粮食，很快成为出名的李公子。李信的乡亲们赞美着涌向他。这时李信和一个叫红娘子的女子为首的当地响马建立了联系。知县因此逮捕了他并指挥他谋反。1641年，红娘子进攻县城，救李信出狱。他们一起杀死县官，去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并成为李自成的谋主。李岩的弟弟李牟，成为起义军的一个将军。作为谋主，李岩主张“仁义”的原则，力主与正直的明朝官员和文人学士讲和，均由免粮，编写童谣来取得民众的支持。李自成占领湖北、陕西和山西，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
在北京，故事在继续着。李岩住在嘉定伯周奎宅中。他向家是河南的懿安伯和祖居李岩家乡杞县的状元刘理顺提供保护。李岩力邓李自成制止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没收前明官员财产；驻军城外以免扰民；加封明太子朱慈烺和明总兵吴三桂。李自成不理这一劝告，进攻吴三桂失败了。他很快在北京登基，然后被迫撤退出城，以避开吴三桂和满洲军队。当起义军西撤经过山西时，李岩试图率领一支部队回到河南去镇压那里的叛乱。另一个叫牛金星的谋主，怨恨李岩的名望。他告诉李自成，李岩和矮小的卜者宋献策密谋，宋劝他实现“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李自成相信了牛金星的指控，杀死了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此后，起义军士气迅速下降。李自成在被敌人穷追和1645年被害之前很早就失去了号召力。
成文故事的发展和被接受的原因
李岩的故事第一次写出于1644或1645年，3个世纪以来，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一个阶段，从1644年到1670年，李岩第一次出现在作品中，迅速成为一个英雄。他的参加使起义进入高潮，他的被杀加速了起义的失败。第一个声称有个叫李岩的文人是李自成军中一个将军的作者是赵士锦，在起义军占领时期他住在北京（注：赵士锦：《甲申纪事》。）赵士锦在他的日记中说李岩住在周奎宅，驻防北京东城。他将军队驻在城外，以免骚扰百姓。大约5年以后，到1650年，一个署名葫芦道人的小说家进而说这个李岩是河南的一个举人，他的仁义政策解释了起义军的胜利（注：葫芦道人：《馘闯小史》（即《剿闯小说》，实际上此书写于1644年5、6月间。参看秦新林：《试论〈剿闯小说〉与李岩形象的关系》，《北师大学报》96年增刊：《访问学者论文专辑》——译者）。）。按这一小说家的说法，李岩和“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的联系使他被杀害，并导致起义的失败。在1652年，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历史著作手稿中进一步说明，李岩是河南杞县的一个生员，他1641年投奔李自成，在北京进4条谏议，在1644年5月死在经过山西的途中（注：谈迁：《国榷》。）。6年以后，在1658年，著名的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里的《李自成传》中，对李岩的故事作了简短的描述（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660年，另一个小说家西吴懒道人，又进一步增加了对李岩的描述，说他是一个举人，给了他一个绰号“李公子”，并把粮食分给穷人，和县官发生了冲突。依据这一复杂的描述，李岩是被杞县百姓营救出狱，然后投奔李自成的。作为谋主，李岩编写和传播了免税的童谣；在北京，他保护了张皇后和刘理顺。他向正直的明朝文人官员提供帮助，保护起义军中的穷人。当他遇到一个已经投降起义军的姓周的举人，为了追求富贵而赖婚，尽管其也是一个河南人，李岩也为之大怒，并将他打死。在进谏李自成4条之一中，李岩劝告李自成仿效古代贤明君主尧舜。在这一故事的描述中，李岩还和矮小的卜者宋献策有一长篇对话。这一讨论包括了明朝败亡的原因和表明后来受到存有阴谋的指控的这两个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注：西吴懒道人：《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总之，这一时期，李岩的故事作为正直文人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最后失去文人支持的象征，而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中流传开来。
在第二个阶段，从1670年到1750年，李岩继续扮演着他的英雄角色，但也进一步演变为更有争议的形象。历史学家计六奇加进了李岩是1627年中举的故事，他卷入赈粮的冲突是在1635年的蝗灾中，他写了一篇《劝赈歌》（注：计六奇：《明季北略》。）。计六奇还说明囚禁李岩后来被杀死的县官是一个姓宋的，要求宋知县收赋税的上司是一个姓杨的。这些增加的东西倾向于提高李岩的气度和增加故事的逼真度，但计六奇也开始了玷污李岩形象的进程。他指出李岩的父亲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这使人联想到“李公子”的称号是由其社会地位而引起，要胜于由其仁慈行动而起。依据计六奇的说法，李岩组织地方团练，受到轻微的怀疑，他加入起义军是为了得到财富和地位。1674年，历史学家和诗人吴伟业进一步糟蹋李岩的名声。他记述道，李岩原名李信，他是前明兵部尚书阉党李精白的儿子。他赈济穷人原来是为了解除政治上的内疚。他造反只是在被红娘子这个女冒险家绑架之后，她强迫李岩接受自己为他的妾（注：吴伟业：《绥寇纪略》。）。可以这样肯定，历史学家查继佐增加了李岩的好色，他第一次提出了均田的政策（注：查继佐：《翠微庐选集》。）。在1739年，记有李岩故事的钦定《明史》颁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注：《明史》。）。这一故事在盛清时的剧作家于1759年发表的一个戏剧中上演过（注：董恒言：《芝龛记》。）。在这一时期，总的说，李岩的故事被历史学家和文人加以修改，强调的寓意在于只有坏文人才参与造反。当然，在1680年到1780年延续的制度之下，这一寓意是十分恰当的。
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了政治衰落的另一个时期，这样，也就开始了李岩故事生命的又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从1861年到1948年，3个历史学家发现了吴传业历史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仍然接受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的主要增加部分，除了红娘子的插曲以外，因为看来不好解释为什么李岩1635年卷入放粮的争论，而直到1641年才造反。接受完整的李岩故事，这些历史学家将一个简短的概括包括在一个大的研究里，把叙述明末经历的问题安排在一天之内。这样，历史学家徐鼒注意到明末的乡兵组织，它也许有一点用处，如同他同时代的人试图建立团练以与太平军作战一样（注：徐鼒：《小腆纪年》。）。历史学家赵宗复记述李自成的兴起和失败，着眼于南京政府在农村镇压红军游击队的努力（注：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历史学家李文治，在1948年写了明末的“民变”，提供了比较的描述，他想为他当时的革命者提供一个教训（注：李文治：《晚明民变》。）。
在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从1944年到1977年，李岩的故事进入了更仔细的学者风度的调查之中，它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1944年，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郭沫若关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明朝灭亡300周年（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他密切关注李岩的故事，并且发现，和计六奇相反，在河南1635年没有蝗灾。此外，明朝统帅杨嗣昌在1639年以前没有到过河南省。因此，他确定关于赈济的争论不是在1635年，而是在1641年，同一年李岩造反。这样，郭沫若设想，如同他的清末和民国前辈所强调的，红娘子事件不是李岩造反的主要原因。不过，郭沫若在他对李岩故事的描述中，保留红娘子的插曲，可能是因为它的戏剧性力量。郭沫若后来成为北京的科学院院长，他确定的李岩故事的事件和他对红娘子传说的认可，就成为正统的说法。既然这一故事有其流行的意义，分歧就在于如何说明它。文章写于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对李岩有强烈的认同感。他甚至表明，如果李自成取胜，中国就可能避免掉267年的清朝统治。20年以后，正处在根本的社会变动之中，历史学家曹贵林，尽管仍然赞美李岩，却描写他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的一些政策是和起义者的利益相反的（如加封吴三桂等）（注：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李岩从来没有改变他的“阶级立场”，并对起义者很少作出重要贡献（注：《李岩评价问题汇编》。香港：扬开书报共扬社，1968年。）。1977年，一个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写道，李岩和红娘子，和李自成与群众相比，只是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他们仍然是英雄形象，他们的行动对于起义的高潮具有决定性作用（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样，李岩的故事继续兴盛，当文化人在要对政府保持忠诚的时候，或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它对进行持久流血斗争的中国人提供指导。
怀疑李岩故事不是历史的原因
关于李岩的极少资料，在最早作品中的原始资料和故事在近3个世纪的重要发展，共同引起其可信性的问题。在增加的部分里，有4点主要原因令人怀疑故事作为历史的真实性。
第一点，关键的因素是它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注：李光壂：《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注：李永茂：《新乡地考》。），都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都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注：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注：文聘：《烈皇小识》。）。
第二点，一些有见识的观察者断然否认这一故事。在1693年的《杞县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指出，杞县根本没有名叫李岩的举人，他也未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说：“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注：（康熙）《杞县志》。）这一批评是属于无名氏的，联想到广为流传的对李岩故事的认可，这有着开始挑战的风险。
另一个批评家是郑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的一个生员。当罗汝才的起义军包围归德时俘获了他。后来他写了一个故事，这最终发表于1749年，他写道“……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注：郑廉：《豫变纪略》。）。
还有另一个批评家是李祖旦，李精白的一个后裔，颍州1716年的一个进士。在李精白的一个儿子李栩的传记的一篇附录（在1752年的颖州志中）当中，李祖旦写道：“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颍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颍州人。颍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颍，鹤孙已先死。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申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注：（乾隆）《颍州府志》。）。
李祖旦没有努力去找出谁是真正的出名的李岩，但他断言对李精白的想象上的环节不过是传闻。1826年，颍州阜阳县志的编者进一步确定了李祖旦的论述，断定“李精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儿子在河南的贼军中”（注：（道光）《阜阳县志》。）。
对李岩故事引起怀疑的第三个原因是甚至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以之为基础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注：参看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小说家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他进一步指出李岩也可能“不是杞县人”。此外，提到红娘子对李岩的想象的营救，他写道：“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实际上”，他继续说，“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是一个小说家，他展现红娘子故事到它的最高程度，他第一次公开怀疑它的真实性。
对于李岩故事怀疑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对它的有力的批判（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他利用河南和山东的地方志进一步确定李精白是南直隶人，他引用李栩的话来加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的论据。他查阅河南省的地方志以说明它们没有关于造反者李岩和红娘子的证据。他发现据称是李岩写的民谣多种多样的重要的风格，断言相对原始的材料表明，，它们来于“广大贫苦农民”而不是来于李岩。同样，顾诚认为，减税和均田的呼声产生于各地穷苦农民的心中，而不是“天才宣传家”的创作。他发现在最早的史料中从未提及在起义军将领和上层中有什么李岩或李牟。仅仅是后来的作者在早期叙述的排列和称号的空白处插入了他们的名字。在北京，驻守在东城的“李都督”很可能是李过，带领队伍攻下国都的排名第四的将军。被认为占据周奎宅的是起义军将领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尽管刘最后没有这样做）。提供保护送懿安后回河南的是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如刘理顺事件，没有证据说明任何李岩介入他的事。有一个河南学者叫薛所蕴，在刘理顺不与起义军合作，宁可自杀以后，监护着状元的儿子。依顾诚的观点，一些叙述中所称在北直隶东部作战的“李公子”实际上是李自成或是一个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将领原毓宗的“讹传”。至于李岩的4点谏议，它们没有被对之最感兴趣的明文人官员的在京者所记录，它们仅仅在后来出现于在遥远的江南写的一本小说中。提到李岩提出的带部队返回河南一事，顾诚指出，任何英雄也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当时河南实际上处于起义军的防守中。此外，在顾诚的判断中，关于李岩被杀的时间和地点从没有始终如一的叙述，使人联想到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当李自成西撤退回陕西时并没有“军心离散”。
依顾诚的观点，简言之，李岩的故事可能曾被用于解释李自成起义的高潮和失败，但它不再能被接受为可靠的历史。代替的是，用顾诚的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去了解这一现象。同时，顾诚承认有必要了解李岩故事是怎样起源的和它在明清变迁之际扮演什么角色。他号召用更多的材料来解决这一“三百年的历史悬案”。
关于李岩传说的起源
可能如同所料，构成李岩传说的历史基础是几个在河南和北京参加和围绕在明末起义周围的几个实际人物。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上的李岩，他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小文官的家庭里（注：（康熙）《莱阳县志》。）。这个李岩在1633年中举人，1937年中进士。然后他被委任为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知县。在此期间，他顽强地抵抗来抢掠的满洲人，在饥荒时分发救济，在瘟疫流行时施药治病（注：（乾隆）《曲周县志》。）。1640年，他被调为滑县知县。在这里他组织绅士们赶跑了名叫袁时中的“大益”（注：（民国）《滑县志》。）。1641年，据地方志所说，李岩杀死270个匪徒并把他们的尸体让饥民吃掉。也许是被夸大的，这一事件说明李岩的双重信奉：镇压动乱和分发救济。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当米价上升到1700文时，人们开始人吃人。李岩派军队抓捕盗贼，包括那些“因冻饿而盗窃”的人，如无离去的迹象，便杀死他们（注：（民国）《滑县志》。）。他还到地方学校去，荣耀乡兵头子的妻子，并“厉行均税”。他性情严肃，坚持正义，赢得了“李公岩”的称号。1642年，他被提升到兵部，后来又升到刑部主事（注：（民国）《滑县志》。）。
事实上，李岩没有久任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职位。相反，依据他的在地方志中的传记：“他被任为大梁的军事长官以酬答他的军功”（注：（民国）《滑县志》。）。同时，他任明朝任命的最后一个开封地方官。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些任命的准确日期，但它们很可能是在1642年末或1643年初（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那时，过去壮丽的省会在绵延的起义军的围攻和灾难性的黄河洪水之下颤抖（注：温斯顿：《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个大都市——开封》。《中国文化》第16卷。）。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关于李岩在开封活动的材料。然后，在1643年初，他又一次被提升，这一次是“开归河等处粮务道按察使司副使”（注：（康熙）《莱阳县志》。），对于他在此任上的政绩，我们也未发现什么材料。我们只能推测他在河南北部遭到重大破坏的这一时刻分发不充足的粮食资源。在1643年3月29日，李岩之父李再白在满洲人对莱阳的一次袭击中被杀。依据莱阳地方志，李岩回到家里以守丧3年（注：（康熙）《莱阳县志》。）。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在这一时期干了些什么，但知道他“国变后隐居大李格庄，以吟咏自娱。”在一些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峨山集》，但仅存标题。记录的缺漏引起历史上的李岩卷入李自成起义军的可能。作为开封的地方官或河南北部的粮官，他可能加入其他醒悟的明朝官员，与起义军在一起（注：郑廉：《豫变纪略》。）。李自成可能试图争取他但失败了，于是后来鼓励一种他加入起义军的谣言（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另外一种可能是李岩与李自成（或袁时中）暗中有联系，他在1643-1645年以“李犹龙”之名继续作开封知府（注：郑廉：《豫变纪略》。）。最后一种可能是，李岩回到了莱阳，但后来放弃了守丧，伴随其他文人到北京做了大顺官员（注：（康熙）《莱阳县志》。）。这些可能性都值得研究。
其时没有把李岩和起义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我假设这是间接的关系。如果李岩在1643年初离开河南去山东，正好李自成此时离开河南去湖北。这一巧合看来在二李的一致性方面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顾诚指出一个明朝官员写道，当李自成在“河南北”活动时，有人“闻其更名李兖……”（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历史学家顾炎武，他在起义期间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在中国北部到处旅行，听说“闯贼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注：顾炎武：《明季实录》。）。他又听说李牟公子是李炎的另一个名字。当李自成1645年在湖北被杀害时，一些地方绅士甚至在这样晚的时候，还知道他名为“闯贼李延”（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这些“兖”、“炎”、“延”发音相同或相近，但写法不同。此外，他们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来源是很早的，在当代的事件中被描写的。人们广泛流传一个叫李岩的人，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写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与李自成的关系如何（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河南北部的人民十分可能听到过关于“李公岩”的事迹，他分发粮食给饥民，然后离开了这个省，这表明他与后来在湖北和陕西建立政权的李自成相似。
在一个关于起义军领袖家庭背景的谣言启发下合成的英雄李岩后边，李自成是第二个历史人物。人们都知道，李自成出身于一个很低下的背景，遭受了明末各种动乱的考验，因联合各部农民军力量上升（注：顾诚：《李自成其事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在1643年和1644年初，不管怎样，李自成处于争取大量文官的进程中，有一些出于受人尊重的门第。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传闻说李自成是明兵部尚书的孙子，他本人1634年在陕西替贫穷邻里交赋。1635年，知县又让李自成替邻里交赋，但这一次他拒绝了。他被知县逮捕，后被他曾帮助过的百姓救出。于是李自成成为一个造反者，组织了一伙追随者，最后到北京推翻了明朝（注：顾诚：《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传闻起于何时，但我们可以设想它基于口头上的传说是在李自成进攻北京的几个月之前（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它可以反映李自成为提高在他的文官支持者或谋士中的声望听作的努力。同时，它对于广泛存在饥饿和暴力的时期的群众产生一个强大的救星是有作用的。无论是它准确的起源或其意义，这一传闻很清楚是故事的最早的说法，它后来将对英雄的李岩提出非难。从前后关系看，李自成与文人李岩（或李公岩）的一致性使2人在民众心目中混淆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顾诚依据两个目击者的记述，说明在北京分发银子给穷人的“李公子”事实上是李自成，他无疑是正确的。（戴福士，Dr.Roger V.Des Forges，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河南历史方面多有建树。本文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4卷第3期。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状况及其观点，征得作者同意，特节译此文。）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