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郑成功与隐元禅师关系略论
胡沧泽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1997年04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胡沧泽，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州，350007
郑成功1624年（明天启四年）出生于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母亲田川氏为旅日泉州华侨的后裔，与日本有血缘关系。郑成功七岁自平户归国时，尚有一胞弟留在日本，而后他本人与胞弟和日本仍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郑成功本人和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在反清复明的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1 〕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这件事，便格外引人注意。郑成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使命？郑成功与隐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和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2〕。1992年，日本学者陈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者’。”〔3〕
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吗？他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吗？对于以上诸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隐元，俗姓林，名隆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经》，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闻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1636年（明崇祯九年），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十七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录，也早已传到日本，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4〕。
当时，日本长崎的佛教住院中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经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让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隐元的诗偈后，求贤之心益切，接二连三地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禅师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日本庆安四年），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被溺死，未能实现志愿。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年，日本承应二年）十一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他终于答应下来，感叹地说：“这是子债父还了。”〔5〕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前往厦门。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领弟子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同年七月初五抵日本长崎。
由上可知，隐元禅师赴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法。日本长崎华侨寺院唐三寺一再恳切地请求他前往，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弟子也懒在赴日途中不幸遇难，也使他耿耿于怀，认为“子债父还”，非赴日不可。因此，可以说，隐元禅师东渡的动因是为了传播佛教，宣扬佛法。
二
既然我们明白了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负有特殊使命，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中国和日本隔着浩瀚的大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只有海路一条。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即由“国姓爷”船只所控制。因此，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而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有接受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五月十日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6 〕。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7〕。“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的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
隐元在厦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中略知一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封信录下：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味。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舟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炤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峏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昚。〔8〕
从信中可知，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师飞锡他方”。郑成功所以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从信中还可感到，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主要是佛教信仰者与高僧法师的关系。高僧法师执意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福建沿海与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由郑成功控制，郑成功拨船护送是在情理之中。
在厦门，郑成功和隐元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呢？从信中也丝毫看不出。甚至连隐元赴日的具体日期，郑成功也并不很清楚。“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隐元临行前，郑成功并没有跟他告辞，只是在隐元走后的第二天上午，郑成功才得知这消息，认为失礼而在信中赔礼道歉。如果隐元是郑成功派出的特殊使者，恐怕不会是这种情况。
当然，郑成功和隐元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抗清复明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清兵的南侵，使隐元所主持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屡遭骚扰，不得不经常到其他寺院避难。清兵的烧杀抢掠，也使得隐元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感情上的相通并不等于就负有秘密的使命。从隐元在厦门的行踪史料中，并无发现他与郑成功的秘密关系。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我们只能说，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法师的关系。隐元的赴日，是为了传弘佛法，隐元并未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三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是否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以及在此前后有无向日本借兵的事例。
郑成功一生主要的时间是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拜谒南明隆武帝，被赐国姓。第二年，他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诸策，受封忠孝伯，拜御营军都督。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的将领兵士、山海险要，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他也主张通洋，然而通洋是为了裕国，是想通过与外国的贸易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依靠外力，倚重外力。
记载郑成功派遣使者赴日本的史料主要有《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据这二书记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9 〕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在这条记载中，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牵涉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惕心理的，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这也许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倭冠之患尚殷鉴不远之故。以此戒备心理，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事实是，冯澄世没有提出向日本借兵的建议，郑成功也没有考虑到要向日本借兵。
以上是隐元禅师赴日前郑成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记载。可以说，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前，郑成功并无向日本借兵的先例。那么，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后，有无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记载呢？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上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不过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而在日本，却有些载籍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有些日本小说更是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地编出了这样的故事：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这些当然都不足为信。
郑成功此信写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根本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清朝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看此记载，不仅郑成功向倭国借兵的事实确凿无疑，连隐元禅师的赴日也与借兵的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条记载却是错误的。隐元赴日，时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有他弟子所编的年谱等一系列记载可证。至于郑成功派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一事，据新发现的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所藏的隐元来往信件中，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信件。张光启是郑成功的重要将领，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该信上有“佛弟子张光启顿首拜”的字样。信中谈到“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即自己奉郑成功之命到日本修好邦交的事，根本没有提到借兵。从信中可知，在这一年的七月，张光启奉郑成功之命往日本修好外交，是否借兵，尚无实据。既然这条记载中的隐元赴日之事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也非要承认它记载的借兵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以讹传讹呢？因此，《海上见闻录》上这一条记载，是不足为信的。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探讨他到底是否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日本庆安三年）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日本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日本了翁道觉回忆说：“当隐老（隐元）来日本日期确定，日本四方僧众喧动。到七月五日着岸时，肥前，肥后两州的男女老少罗拜路傍，僧俗双迎隐元到东明山兴福寺安坐。”〔10〕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家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演所折服。
隐元在兴福寺弘法的成功，名声大振，日本各地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他到日本还不到一年，但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11〕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日本明历元年），隐元禅师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努力宣扬黄檗宗风。经过宣传介绍，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
顺治十五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万坪（330公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雕刻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
1664年（清康熙三年，日本宽文四年），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而不是在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正当隐元禅师在日本名声雀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福清黄檗山的主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归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隐元决心效法鉴真，留在日本弘法。从隐元赴日不返之事也可看出，他与郑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关系。
隐元在日本，虽然没有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却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 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 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 ／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 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画印刻、雕版印刷、医学、音乐、烹饪技术、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他所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郑成功出于对隐元禅师的敬重，拨船送他赴日，促成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善事。所谓的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隐元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二则，隐元和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和佛教信仰者的关系，从新发现的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材料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往来。三则，当时郑成功也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在此前后也没有此类行动。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隐元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中看出他确实是在专心弘法。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郑成功依靠本国力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一样，永垂青史。
注释：
〔1〕〔8〕《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5年3月。
〔2〕[日]《禅文化》季刊第124号。
〔3〕《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4〕[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第695页。
〔5〕[日]《黄檗文化》。
〔6〕〔7〕[日]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1979年出版。
〔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6。《小腆纪年》卷17同。
〔10〕[日]平久保章：《隐元》。
〔11〕引自《日本佛教史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1997年04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胡沧泽，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州，350007
| 【内容提要】 | 1654年，郑成功“拨船护送”福清黄檗山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秘密使命。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的分析，认为，隐元东渡日本的动因和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都可说明他的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郑成功当时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根本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高僧法师的关系，没有什么秘密的特殊关系。所谓隐元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2〕。1992年，日本学者陈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者’。”〔3〕
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吗？他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吗？对于以上诸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隐元，俗姓林，名隆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经》，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闻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1636年（明崇祯九年），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十七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录，也早已传到日本，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4〕。
当时，日本长崎的佛教住院中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经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让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隐元的诗偈后，求贤之心益切，接二连三地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禅师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日本庆安四年），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被溺死，未能实现志愿。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年，日本承应二年）十一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他终于答应下来，感叹地说：“这是子债父还了。”〔5〕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前往厦门。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领弟子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同年七月初五抵日本长崎。
由上可知，隐元禅师赴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法。日本长崎华侨寺院唐三寺一再恳切地请求他前往，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弟子也懒在赴日途中不幸遇难，也使他耿耿于怀，认为“子债父还”，非赴日不可。因此，可以说，隐元禅师东渡的动因是为了传播佛教，宣扬佛法。
二
既然我们明白了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负有特殊使命，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中国和日本隔着浩瀚的大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只有海路一条。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即由“国姓爷”船只所控制。因此，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而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有接受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五月十日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6 〕。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7〕。“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的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
隐元在厦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中略知一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封信录下：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味。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舟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炤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峏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昚。〔8〕
从信中可知，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师飞锡他方”。郑成功所以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从信中还可感到，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主要是佛教信仰者与高僧法师的关系。高僧法师执意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福建沿海与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由郑成功控制，郑成功拨船护送是在情理之中。
在厦门，郑成功和隐元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呢？从信中也丝毫看不出。甚至连隐元赴日的具体日期，郑成功也并不很清楚。“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隐元临行前，郑成功并没有跟他告辞，只是在隐元走后的第二天上午，郑成功才得知这消息，认为失礼而在信中赔礼道歉。如果隐元是郑成功派出的特殊使者，恐怕不会是这种情况。
当然，郑成功和隐元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抗清复明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清兵的南侵，使隐元所主持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屡遭骚扰，不得不经常到其他寺院避难。清兵的烧杀抢掠，也使得隐元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感情上的相通并不等于就负有秘密的使命。从隐元在厦门的行踪史料中，并无发现他与郑成功的秘密关系。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我们只能说，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法师的关系。隐元的赴日，是为了传弘佛法，隐元并未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三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是否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以及在此前后有无向日本借兵的事例。
郑成功一生主要的时间是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拜谒南明隆武帝，被赐国姓。第二年，他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诸策，受封忠孝伯，拜御营军都督。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的将领兵士、山海险要，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他也主张通洋，然而通洋是为了裕国，是想通过与外国的贸易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依靠外力，倚重外力。
记载郑成功派遣使者赴日本的史料主要有《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据这二书记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9 〕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在这条记载中，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牵涉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惕心理的，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这也许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倭冠之患尚殷鉴不远之故。以此戒备心理，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事实是，冯澄世没有提出向日本借兵的建议，郑成功也没有考虑到要向日本借兵。
以上是隐元禅师赴日前郑成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记载。可以说，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前，郑成功并无向日本借兵的先例。那么，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后，有无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记载呢？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上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不过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而在日本，却有些载籍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有些日本小说更是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地编出了这样的故事：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这些当然都不足为信。
郑成功此信写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根本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清朝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看此记载，不仅郑成功向倭国借兵的事实确凿无疑，连隐元禅师的赴日也与借兵的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条记载却是错误的。隐元赴日，时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有他弟子所编的年谱等一系列记载可证。至于郑成功派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一事，据新发现的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所藏的隐元来往信件中，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信件。张光启是郑成功的重要将领，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该信上有“佛弟子张光启顿首拜”的字样。信中谈到“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即自己奉郑成功之命到日本修好邦交的事，根本没有提到借兵。从信中可知，在这一年的七月，张光启奉郑成功之命往日本修好外交，是否借兵，尚无实据。既然这条记载中的隐元赴日之事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也非要承认它记载的借兵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以讹传讹呢？因此，《海上见闻录》上这一条记载，是不足为信的。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探讨他到底是否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日本庆安三年）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日本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日本了翁道觉回忆说：“当隐老（隐元）来日本日期确定，日本四方僧众喧动。到七月五日着岸时，肥前，肥后两州的男女老少罗拜路傍，僧俗双迎隐元到东明山兴福寺安坐。”〔10〕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家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演所折服。
隐元在兴福寺弘法的成功，名声大振，日本各地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他到日本还不到一年，但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11〕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日本明历元年），隐元禅师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努力宣扬黄檗宗风。经过宣传介绍，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
顺治十五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万坪（330公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雕刻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
1664年（清康熙三年，日本宽文四年），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而不是在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正当隐元禅师在日本名声雀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福清黄檗山的主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归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隐元决心效法鉴真，留在日本弘法。从隐元赴日不返之事也可看出，他与郑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关系。
隐元在日本，虽然没有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却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 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 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 ／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 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画印刻、雕版印刷、医学、音乐、烹饪技术、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他所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郑成功出于对隐元禅师的敬重，拨船送他赴日，促成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善事。所谓的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隐元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二则，隐元和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和佛教信仰者的关系，从新发现的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材料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往来。三则，当时郑成功也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在此前后也没有此类行动。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隐元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中看出他确实是在专心弘法。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郑成功依靠本国力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一样，永垂青史。
注释：
〔1〕〔8〕《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5年3月。
〔2〕[日]《禅文化》季刊第124号。
〔3〕《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4〕[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第695页。
〔5〕[日]《黄檗文化》。
〔6〕〔7〕[日]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1979年出版。
〔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6。《小腆纪年》卷17同。
〔10〕[日]平久保章：《隐元》。
〔11〕引自《日本佛教史纲》。^